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任长秋[2]（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黄烨[3]（2020）在《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际资本在不同国家的大幅流动,外资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固然成为东道国本土企业学习成长的重要方面。然而现实中,不仅我国创新产出效果不尽人意,而且我国本土企业目前整体的技术水平偏低。这说明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偏低,如何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成为我国当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工作重点。特别是当前,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定位发生了改变,他们将东道国作为一个创新节点,并利用东道国本土资源和优势进行在华创新进而为其研发国际化提供战略支撑。在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驱动下,东道国接收到的知识溢出以及利用这种知识溢出的途径发生了改变。因此,在跨国公司以东道国为创新节点进行在华创新的现实背景下,其在华创新活动如何推动内资企业技术进步?推动效果如何?理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从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角度着手,结合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和技术进步相关理论,利用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收集2010年至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A股数据,并通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stata分析软件,探讨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作用。本文研究发现:第一,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第二,分行业和分企业所有权性质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异质性,且均存在最优的促进区间;第三,特别分离出注重基础研究的行业研究结果表明,在注重基础研究的行业中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始终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且呈边际递增;第四,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研究表明,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对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下,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由原来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U“型的非线性关系。总而言之,本文提出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存在阈值效应,这种阈值效应对于我国利用外资和本土企业技术学习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并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从研究方法来看,不同于以往大多文献采用加入二次项的多元回归,仅有少数文献多从宏观层面采用门槛回归,而本文则从微观层面着手利用门槛回归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水平与中国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非线性关系,对现有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第二,从研究对象看,现有关于外资技术溢出如何影响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文献多以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为研究对象,而本文则以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外资在华技术创新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技术进步的视角揭示了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于我国企业技术进步的独特意义。第三,从研究结论来看,本文首次实证证实了,外资竞争和内资模仿同构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与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之间的门槛效应具有显着的调节作用。
曹鸿宇[4]（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李艺敏[5]（2020）在《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波澜壮阔发展历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被历史证明。在四十多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和深化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投资,同时中国也加快国内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外开放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仍然在继续快速增长,同时也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效率稳步提升。在改革开放战略的不断引领下,国民经济发展无论是整体发展规模还是产业发展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效率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独树一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展引擎,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国家综合国力跃居发展世界前列,十四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着的改善。因此,对外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也表现的较为明显。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低速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加快,我国对外贸易进入稳规模、提质量、转动能的重要发展阶段,对外开放在经济发展中的扮演角色和作用更加突出。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出现新的挑战,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由重规模向调结构和重效率转变,在实现经济稳增长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提升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广泛关注的焦点。同时还应看到,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制度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府际关系的调整,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以及中央东部优先开放策略在地方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得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空上的异质性,这也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动因。因此,这为本文分析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空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认识。因此,全面总结和分析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的影响,既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周年总结和检验,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深刻反思,对于未来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对外开放的定力和信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八个章节,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导论。本部分围绕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发展的研究,并对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接着介绍了本文的研究选题的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指出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是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本部分首先介绍了对外开放的概念,对外开放包含的三个维度:进出口贸易、外资进入和对外投资。其次是经济发展的概念,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规模、产业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效率。本章节的理论介绍为后续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概况分析。本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外资利用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我国经济发展规模、产业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效率概况进行统计描述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评价。第四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本部分通过研究背景和文献梳理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理论机制分析和问题假说的提出,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从样本的整体性、东中西部、阶段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同时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第五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及其优化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然后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构建模型和变量选择说明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分别从对外开放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影响以及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通过构建系统GM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第六章是关于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本部分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和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分析与问题假说,然后是实证分析,通过DEA模型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从对外开放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性影响、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性影响、阶段性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第七章是关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本部分通过前六个章节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针对研究当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进一步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吴信坤[6]（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杨超[7]（2019）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市场选择、进入模式与再投资行为》文中研究指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的进入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加强了东道国与全球的经济联系。本文以外资进入、入境后的模式选择,以及外资企业再投资为视角,在微观层面为东道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融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累积效应提供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本文首先分析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对目标企业的进出口行为、进出口产品种类、海外市场选择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其次本文分析外资进入模式不同引起的所有权结构差异如何影响国内企业的生产率,特别是中外合资与外商独资对国内企业是否产生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最后,本文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再投资行为进行了识别,并分析资本追加和资本撤离如何影响外资在华分支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为资本追加促进东道国资本累积效应的形成,以及外资技术溢出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新的微观证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外资并购后,目标企业与海外市场联系更为紧密,进口和出口的可能性显着增加,进出口产品种类、进口来源市场和出口目的地的数目增多,海外市场的地理距离显着扩张,企业的生产率、销售额、出口额等经营绩效显着改善;第二,跨国公司在华分支企业的模式选择和所有权结构是影响技术溢出大小的重要因素,中外合资对中国企业表现为正的技术溢出,而外商独资表现为负向的竞争效应,工具变量回归显示外商投资与国内企业经营绩效构成因果关系;第三,跨国母公司资本追加行为促进了在华资本累积效应的形成,受资本追加的分支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销售收入和创新能力,另外,分支企业的无形资产规模、研发支出、培训支出和财务流动性均显着增加,构成资本追加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机制;第四,外资撤离后,分支企业的生产率、销售收入以及出口额显着恶化,不仅在当年降低了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后续年份。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了经验证据。跨国公司至少在两个国家进行生产和销售,东道国企业在多大程度受益于跨国母公司主导的价值链,文献关注较少,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企业的合并数据,以跨国并购为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第二,文献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证据并不明确,本文认为这类文献忽视了外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将此因素考虑后发现,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具有不同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和负向竞争效应均存在;第三,东道国政府往往鼓励跨国公司进行长期投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构成东道国吸引外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对跨国公司“再投资”行为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为再投资如何促进东道国形成资本累积效应提供证据;第四,本文从外资撤离的视角探讨外资技术溢出的持续性问题,发现外资分支企业相对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依赖于跨国公司的股权持有。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促进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跨国母公司不同的投资行为如何提高或降低分支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外资如何促进（或阻碍）国内企业获得技术溢出,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构建有效的引进外资和利用外资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
杨明[8]（2019）在《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加速器”,尤其是近10年来,FDI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大、最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与此同时,FDI也是国际间技术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相信利用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提升内资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获得FDI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政府纷纷制定和出台各种有利于引进FDI的优惠政策。中国作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是否对中国的相关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溢出的渠道和作用机制如何?一直是受到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利用2003-2016年制造业内资部门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的溢出渠道和传导机制,并选取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行业集中度、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和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四个指标对制造业内资部门整体样本进行分组,通过分组回归法来考察FDI技术溢出渠道及其传导机制的行业异质性。本文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第一,2004-2016年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不断提升的,样本期间内制造业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最大。具体而言,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6.7%;前沿技术进步平均每年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9.8%;企业相对前沿技术效率差距的拉大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0.53%;规模不经济性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2.09%;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导致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平均每年下降0.45%。第二,制造业内资部门整体样本回归结果表明:（1）FDI通过水平关联效应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后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显着为负,前向关联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不显着。（2）从FDI技术溢出渠道的传导机制来看,水平关联效应主要通过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后向关联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但是后向关联对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影响显着为负。前向关联效应主要通过规模效率变化来促进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第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异质性检验发现,FDI技术溢出渠道及其传导机制存在行业异质性:（1）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小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大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2）在集中度低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集中度高的行业中,后向关联效应通过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3）在内销导向型外资企业所在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后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所在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4）在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低的行业中,FDI没有对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着的影响。在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中,水平溢出渠道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后向关联效应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前向关联效应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影响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王芳[9]（2019）在《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文中指出汽车产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产业链条长、关联性高,能够带动上下游钢铁、机械、电子、金融、保险等诸多产业的发展,还能为国家创造可观税收,吸纳大量就业人员。可以说,汽车产业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从引进技术开始,历经初创、成长、全面发展和高速增长四个阶段,在2013年跨过年产销量2000万辆的大关,成为世界汽车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与此同时,汽车产业自身发展也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问题,人口红利、市场红利、国际贸易红利下降,而能源环境问题加剧。汽车产业的发展亟需寻找新出路。其中,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创新绩效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创新绩效的提升,一方面来源于自身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来源于“借用的研发”,即接收其他主体的知识溢出。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学者们更多关注FDI知识溢出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水平的影响,而关于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的相关研究非常稀缺。第二,大量文献强调地理接近和知识差距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在研究知识溢出时引入了吸收能力概念,但是对吸收能力的处理比较粗糙,只把它当作一个调节因素或中介因素,深入探讨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知识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第三,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或企业的相关研究,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创新与绩效评价,另一方面主要是研究国际知识溢出,尤其是FDI知识溢出对汽车产业或企业发展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中,将知识溢出或者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框架,分析二者对汽车产业影响的文献较少;另外,关于我国汽车产业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文献尚未被检索到,更是缺乏对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效应的对比,以及三种溢出效应在不同性质汽车企业的现实表现。基于这样的判断,本文认为,这里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将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引入研究,与国际知识溢出形成对比,拓展和丰富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析不同知识溢出水平和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二者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虑企业所有制,分析和检验这三者关系在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的表现是否相同,若不相同,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何;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即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在概念界定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将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同时纳入研究,并引入吸收能力概念,阐明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其次,通过总结和参考已有研究,对处于不同水平的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问题进行分析。然后,考虑所有制问题,提出和分析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在国有、民营、外资企业可能存在不同表现。最后,以企业的C-D生产函数为基础,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构建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数理模型。在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的基础上,为了检验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采用ACF方法测算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因变量;以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知识池为依据计算的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和吸收能力为自变量,以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水平等为控制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在普通面板回归不理想的情况下,根据理论分析和已有研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再次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以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以及吸收能力为门槛变量,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并考虑异质性企业问题,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得到本文的主要结论。最后,以LP方法计算的我国汽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为替代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获结论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主要结论有:对汽车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内知识溢出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起促进作用,产业间知识溢出和国际知识溢出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也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汽车企业的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国际知识溢出呈非线性分段变化,且为负影响。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全部汽车企业而言,要想通过吸收外部知识溢出提高创新绩效,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也要确保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级别。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为线性的正向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主要为负影响。第二,吸收能力对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当吸收能力处于不同水平时,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U型变化,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呈分段变化。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国际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的影响较最小。由此可知,对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将自身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控制在一定区间;此外,还需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态度。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国际知识溢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U型变化。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不显着。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存在影响,而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并不显着。由此可知,对于民营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另一方面,要充分提高自身对产业内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第一,产业内、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呈分段变化;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线性的正向作用。第二,吸收能力对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的调节作用呈非线性变化,对国际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并不显着。第三,当吸收能力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不同类型的知识溢出,产业间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产业内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最小且主要为负影响。第四,当知识溢出水平保持不变,每增加一单位的吸收能力,产业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产业间知识溢出,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不显着。由此可知,对于外资汽车企业而言,一方面,要确保接收到的产业内知识溢出水平达到一定级别,并将国际知识溢出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要对不同类型的外部知识匹配不同水平的吸收能力。通过对比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内、产业间和国际知识溢出的弹性,以及三种类型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参数估计值的大小可知,整体而言,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研究为正确认识“市场换技术”提供数据支持,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具体包括:对于知识溢出方,要更新观念,建立溢出“收益”观,还要鼓励跨国并购,扩大企业影响力;对于知识接收方,要增加知识储备,扩大知识多样性,强化吸收能力,还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发展国家经验;对于政府,则应当完善现有的利益补偿机制,弥补溢出方损失;肃清障碍,畅通渠道,促进知识溢出;建立知识交流平台,形成知识溢出网络效应;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对自主品牌研发的扶持力度;等。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将学者们关注较少的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纳入研究,构建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共同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拓展和丰富了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深入考察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分析和检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知识溢出和处于不同水平下的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这是对已有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进一步细化。第三,以我国汽车产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和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对比和分析了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的不同影响效果,得到产业内、产业间知识溢出对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国际知识溢出这一结论。既为深刻认识和合理判断“市场换技术”策略提供依据,也为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指出新方向:在吸收国际知识溢出的同时,也要足够重视国内知识溢出,强化与国内知识匹配的吸收能力的培养。第四,检验了国有、民营、外资汽车企业产业内、产业间、国际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不同效果,并得到一些新结论。民营和外资汽车企业接收到的产业内和国际知识溢出越多,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吸收能力越强,也越有利于其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国有汽车企业对知识溢出尤其是国际知识溢出的态度并非如此,于国有汽车企业而言,国际知识溢出越多、吸收能力越强,越不利于其创新绩效提升。并据此提出国有汽车企业必须对国际知识溢出持谨慎的态度,也需要把吸收能力控制在合理范围。第五,已有的研究关注吸收能力对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却鲜少有人关注知识溢出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可以说,以往的研究是缺乏反馈机制的静态分析。本文提出并检验了“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
支宏娟[10]（2019）在《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我国的FDI流入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4%,于2014年成为超越美国的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FDI带来的技术外溢、产业升级、贸易创造等效应成为“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我国而言,FDI的流入也是一把“双刃剑”,其在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FDI的非均衡分布进一步恶化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状;大量FDI在很大程度上给我国产业尤其是给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带来了较大冲击和严峻的挑战,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量FDI进入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对我国的环境质量造成了巨大破坏。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长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得到了充分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保护生态环境,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镜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等等。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不断顺应国际趋势,逐渐在环境政策上采用严格的新标准,力求通过行政管制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治理的重点任务和措施,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那么,在环境规制政策趋严的趋势下,从环境规制的视角来评价FDI进入中国的空间分布,协调环境规制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以在吸引FDI与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平衡就有了较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环境规制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研究命题。然而,已有的大量相关研究并未就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一致的结论。具体地,环境规制是会阻碍还是会促进FDI流入,在学术界尚未得出定论。事实上,对上述问题的解释与论证具有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鉴于上述现实和理论两方面原因,本文以国际投资学、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为基础,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结合定量检验法,对环境规制影响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在探讨环境规制影响FDI区位选择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5～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与2007～2013年国家重点监控政策企业名单的匹配数据和1995～2016年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先后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微观层面对环境规制对FDI在我国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五个主要结论:（1）在微观层面,环境规制水平上升对FDI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取决于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与创新补偿效应的大小。而在宏观层面,资本的逐利性将促使资本在区域之间进行流动,环境规制从而对FDI区域分布产生影响。（2）实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对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负向影响;实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废气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3）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位于这两大地区的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而在西部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会引起该地区废水外商投资企业FDI水平上升。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未对位于这三大地区的废气外商投资企业FDI产生影响。（4）被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城市相比于未实施“两控区”政策的城市,其实际利用FDI水平要低。（5）“两控区”环境规制政策给不同地区城市FDI带来的效应不同。针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两控区”政策会抑制FDI的流入;而在西部地区城市实施的“两控区”政策并不会影响FDI的流入。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和涉及相关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环境规制方面,一要引导地方政府正确认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二要推进环境规制工具应用的多样化;三是不同地区实施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外商投资区域结构。在改善投资环境及引进外资方面,首先要继续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其次要坚持科学甄选,高标准建设,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和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加大力度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最后要加快出台新外资法,并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3）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回顾 |
| 1.2.1 现代中国技术进步的演进脉络 |
| 1.2.2 技术进步的相关研究 |
| 1.2.3 国际技术溢出存在性的相关研究 |
| 1.2.4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相关研究 |
| 1.2.5 小结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溢出 |
| 2.1.2 技术进步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技术进步理论和后发优势理论 |
| 2.2.3 垄断优势理论 |
| 2.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5 跨国公司子公司角色理论 |
| 2.2.6 资源依赖理论和企业知识基础理论 |
| 2.2.7 信号传递理论 |
| 第3章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影响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机理分析 |
| 3.1.1 适度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的促进作用 |
| 3.1.2 过高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的抑制作用 |
| 3.1.3 小结 |
| 3.2 调节机制分析 |
| 3.2.1 外资竞争的调节作用 |
| 3.2.2 内资模仿同构的调节作用 |
| 3.2.3 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模型构建 |
| 4.1.1 普通面板模型 |
| 4.1.2 面板门槛模型 |
| 4.2 指标设计 |
| 4.2.1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水平 |
| 4.2.2 本土企业技术进步指标 |
| 4.2.3 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指标和知识产权保护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样本来源、数据处理以及描述性统计 |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1 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与门槛区间估计 |
| 5.2 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变影响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企业异质性分析 |
| 5.4.1 按照内资企业所属的行业特性进行分组 |
| 5.4.2 按照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分组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外资竞争效应影响的门槛估计 |
| 5.5.2 内资模仿同构影响的门槛估计 |
| 5.5.3 知识产权保护重要吗 |
| 第6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硕士在学期间的学术成果 |
（4）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对外开放的相关理论研究 |
| 1.3.2 关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
| 1.3.3 关于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
| 1.3.4 关于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3.5 文献现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 |
| 1.6.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回顾 |
| 2.1 对外开放的相关概念和内涵 |
| 2.1.1 对外开放的概念和内涵 |
| 2.1.2 进出口贸易开放 |
| 2.1.3 外商投资开放 |
| 2.2 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理论 |
| 2.2.3 经济发展效率 |
| 2.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4 政府竞争理论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概况 |
| 3.1 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历程 |
| 3.2 我国对外开放领域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概况 |
| 3.2.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投资发展概况 |
| 3.3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
| 3.3.1 我国经济发展概况 |
| 3.3.2 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概况 |
| 3.3.3 我国经济发展效率概况 |
| 3.4 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评价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实证分析 |
| 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4.2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影响机制与研究假说提出 |
| 4.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整体数据的回归分析 |
| 4.4.2 东中西部区域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
| 4.4.3 不同阶段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
| 4.4.4 空间计量的进一步拓展分析 |
| 4.4.5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5.2 对外开放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的提出 |
| 5.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对外开放对第一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2 对外开放对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3 对外开放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 |
| 5.4.4 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5.4.5 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与文献综述 |
| 6.2 对外开放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提出 |
| 6.3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整体样本检验 |
| 6.4.2 对外开放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检验 |
| 6.4.3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阶段性检验 |
| 6.4.4 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通过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7.2.2 积极利用对外开放促进薄弱产业发展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
| 7.2.3 在对外开放中更加注重东中西部区域开放的协调发展 |
| 7.2.4 加强对外开放过程中经贸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准性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 一、工资影响 |
| 二、技术溢出 |
| 三、对外贸易 |
| 四、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 二、理论模型 |
| 三、理论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 一、低价格供地 |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7）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市场选择、进入模式与再投资行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和政策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界定、研究内容及研究框架 |
| 1.3.1 主要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框架与逻辑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贸易行为 |
| 2.2 外资并购如何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
| 2.3 跨国公司再投资行为 |
| 2.3.1 跨国公司资本追加 |
| 2.3.2 外国资本撤离与东道国经济 |
| 2.4 外资进入、模式选择与技术溢出 |
| 2.5 匹配的理论基础和CEM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 |
| 2.5.1 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试验方法 |
| 2.5.2 CEM与PSM的对比 |
| 2.5.3 CEM在文献中的应用 |
| 第3章 外资进入、目标企业进出口行为与海外市场选择 |
| 3.1 问题背景 |
| 3.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变量定义 |
| 3.2.3 实证策略 |
| 3.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3.3.1 外资进入对目标企业进出口行为的影响 |
| 3.3.2 外资进入与目标企业海外市场调整 |
| 3.3.3 稳健性分析：对并购前没有贸易行为的分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
| 3.3.4 拓展分析：并购方来源地与目标企业市场选择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经营绩效 |
| 4.1 问题背景 |
| 4.2 数据、变量与实证策略 |
| 4.3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4.3.1 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
| 4.3.2 稳健性检验：外资并购对其他企业绩效的影响 |
| 4.3.3 外资来源地是否会影响并购的生产率效应 |
| 4.3.4 并购后外资控股情况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跨国公司资本追加的生产率效应 |
| 5.1 问题背景 |
| 5.2 研究假设 |
| 5.3 数据、变量和实证策略 |
| 5.3.1 数据与变量描述 |
| 5.3.2 实证策略:CEM配对样本和DID模型 |
| 5.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影响机制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资撤离会降低企业经营绩效吗 |
| 6.1 问题背景 |
| 6.2 数据来源、典型事实和实证策略 |
| 6.2.1 数据来源和事实描述 |
| 6.2.2 实证策略:CEM配对样本和DID模型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匹配与双重差分实证结果分析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外资撤离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探讨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跨国公司进入模式、技术扩散与中国企业生产率 |
| 7.1 引言 |
| 7.2 政策背景 |
| 7.3 实证方法、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
| 7.3.1 计量方法 |
| 7.3.2 变量度量 |
| 7.3.3 数据来源与典型事实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 7.4.2 稳健性检验 |
| 7.4.3 拓展分析：中外合资促进技术溢出的条件 |
| 7.4.4 内生性 |
| 7.4.5 影响机制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的理论研究 |
| 一、外商直接投资理论 |
| 二、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与测算和分解方法 |
| 一、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演化 |
| 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定义 |
| 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和分解方法 |
| 第三节 有关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 |
| 一、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
| 二、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
| 三、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
| 二、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的现状 |
| 二、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与分解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变量与数据处理 |
| 三、假设检验与计量分析 |
| 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分解变量的测算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FDI对东道国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 |
| 一、FDI技术溢出系统的构成 |
| 二、FDI技术溢出的产生前提及动力 |
| 第二节 FDI对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技术溢出渠道 |
| 一、示范-模仿效应 |
| 二、竞争效应 |
| 三、培训及人员流动效应 |
| 四、产业关联效应 |
| 第三节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
| 一、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FDI特征 |
| 二、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东道国特征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变量定义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 |
| 三、控制变量 |
| 第四节 模型估计与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FDI对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溢出效应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
| 第一节 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行业分组分析 |
| 一、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行业集中度的行业分组分析 |
| 一、基于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行业集中度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三节 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的分组分析 |
| 一、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市场导向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四节 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分析 |
| 一、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分组的标准及分组结果 |
| 二、基于内资企业资本密集度分组的检验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优化制造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
| 二、优化制造业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互动关系的政策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文献述评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溢出与知识溢出 |
| 二、吸收能力 |
| 三、创新与创新绩效 |
| 四、知识创新、知识扩散与知识转移 |
| 五、知识溢出效应 |
| 六、产业与汽车产业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一、知识溢出的相关研究 |
| 二、吸收能力的相关研究 |
| 三、汽车产业的相关研究 |
| 四、评论及本文切入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机理分析与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内生增长理论 |
| 二、吸收能力理论 |
| 三、创新理论 |
| 四、外部性理论 |
| 第二节 机理分析 |
| 一、知识溢出影响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 |
| 二、吸收能力的作用 |
| 三、进一步讨论 |
| 第三节 模型构建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一、初创阶段(1953-1965年) |
| 二、成长阶段(1966-1980年) |
| 三、全面发展阶段(1981-2001年) |
| 四、高速增长阶段(2002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 |
|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地位变化 |
| 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情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数据说明与指标测算 |
| 第一节 数据说明 |
| 一、数据简介及预处理 |
| 二、工业企业数据库处理结果 |
| 第二节 主要指标的测算方法与结果 |
| 一、知识溢出的测算 |
| 二、吸收能力的测算 |
| 三、创新绩效的测算 |
| 四、控制变量的测算 |
| 五、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
| 小结 |
| 第五章 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初步回归分析与门槛回归模型构建 |
| 一、初步回归模型分析 |
| 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门槛效应检验与结果分析 |
| 一、知识溢出的门槛效应研究 |
| 二、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 |
| 三、控制变量的解释 |
| 第三节 基于企业性质的分组门槛效应检验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民营企业 |
| 三、外资企业 |
| 小结 |
| 第六章 稳健性检验与扩展性分析 |
| 第一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全部汽车企业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二、分组汽车企业门槛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扩展性分析(一) |
| 一、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关系 |
| 二、吸收能力与知识溢出的关系 |
| 三、知识溢出与吸收能力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
| 第三节 扩展性分析(二) |
| 一、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 |
| 二、产业层面知识溢出 |
| 三、产业层面的弹性分析 |
| 小结 |
| 结束语 |
| 一、主要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三、本文的创新、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一 本文数据的分组情况 |
| 附录二 本文研究假设的验证情况 |
| 致谢 |
（10）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1.2.2 传统因素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1.2.3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环境规制 |
| 2.1.2“两控区”政策 |
| 2.1.3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 |
| 2.1.4 环境规制工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环境规制理论 |
| 2.2.2 国际直接投资代表性理论 |
| 2.2.3 产业空间布局理论 |
| 2.2.4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理论 |
| 3.我国环境规制变迁及FDI区位分布特征 |
| 3.1 我国环境规制的历史演进 |
| 3.1.1 起步阶段(1949年~20世纪70年代末) |
| 3.1.2 创建阶段(1979~1988年) |
| 3.1.3 发展阶段(1989~1995年) |
| 3.1.4 深化阶段(1996~至今) |
| 3.2 我国吸引FDI的现状分析 |
| 3.2.1 FDI的总体发展状况 |
| 3.2.2 FDI的地区发展状况 |
| 3.2.3 FDI在我国城市的分布特征 |
| 4.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1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 |
| 4.1.1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
| 4.1.2 环境规制对FDI企业创新机制的影响 |
| 4.2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基于宏观层面的分析 |
| 5.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的研究 |
| 5.1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政策背景 |
| 5.2 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
| 5.2.1 实证模型的设定 |
| 5.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3 变量的解释和说明 |
| 5.2.4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所有制类型特征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初步估计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分地区样本检验 |
| 本章小结 |
| 6.环境规制政策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两控区”政策的研究 |
| 6.1 我国酸雨、二氧化硫污染现状及“两控区”政策背景 |
| 6.1.1 我国酸雨、二氧化硫污染现状分析 |
| 6.1.2 我国“两控区”政策背景 |
| 6.2 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2.1 实证模型的设定 |
| 6.2.2 变量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匹配质量的统计检验 |
| 6.3.2 采用匹配倍差法的初步回归结果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3.4 安慰剂检验 |
| 6.3.5 分地区样本检验 |
|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和建议 |
| 7.2.1 关于环境规制方面 |
| 7.2.2 关于改善投资环境及引进外资方面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与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3]跨国公司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研究[D]. 黄烨. 湘潭大学, 2020(02)
- [4]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影响研究[D]. 李艺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6]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7]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经营绩效 ——市场选择、进入模式与再投资行为[D]. 杨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8]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D]. 杨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6)
- [9]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汽车产业的证据[D]. 王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D]. 支宏娟.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