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横山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外经济情况的调查——兼谈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张巩[2](2021)在《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不能自拔,如今危机虽已过去十余年,但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难以摆脱不景气的困境。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采取“封国”政策,全球需求萎缩,投资规模锐减,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面临不利的政策环境因素,贸易下降趋势不可避免。这表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生产资本拉动的最强劲的全球化已经落潮,西方发达经济体失去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与意愿,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退群、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事件都似乎印证了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伴随着逆全球化,各国保护主义呼声越来越强烈,国际贸易摩擦频频发生,美国由全球化的倡导者转而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贸易摩擦的策源点。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贸易摩擦极易产生。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贸易摩擦风险加大的国际局势,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贸易摩擦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缺乏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的学说,而贸易摩擦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有必要也又有可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深入研究贸易摩擦的根源及生成机理,并结合我国实践经验提出应对贸易摩擦的中国智慧。本文构建了一个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运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阐述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国际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由于各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国别价值存在差异,因此在按照国际价值进行商品交换时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生产率较高、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国家会获得超额利润;生产率较低、国别价值高于国际价值的国家就会亏损。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国际超额利润,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国际分工,由该分工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是不稳定的,当这一关系发生变动或存在潜在变动因素时,极易产生贸易摩擦。同时,本文分析了贸易摩擦的根源,并对引起贸易摩擦的其它相关因素进行政治经济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的几个方面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解释和说明能力。鉴于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贸易摩擦成因具有特殊性,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分析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生成因素并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GDP增长率、中国技术进步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中美贸易摩擦数量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进一步印证了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其应对之策也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入手,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通过夯实国家基础,化解过剩产能,畅通经济内循环系统,加强金融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途径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陆曼[3](2020)在《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了剧烈的贸易摩擦,中美关系成为全球一大不确定因素,此外,受疫情影响,世界各经济主体发展形势不容乐观,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不断变化的复杂局面,中国适时提出努力构建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构建国际循环经济格局中,加强与东北亚各国经济合作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同时也将东北地区推到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发展内涵已经发生变化。改革开放至今,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但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发展仍滞后,所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是我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国内外经济局势发生变革之际,东北地区也要积极探索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构建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中打造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新前沿。这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新的支点,不仅是东北地区实现振兴的选择,而且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布局,而且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而居,东北振兴战略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出,两地在经济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高度契合,如何将俄罗斯远东开发与东北振兴结合起来,一直是双方关注的重点。2009年9月,《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正式出台,这一纲要标志着两地的合作已由利益导向的优势互补转向了协同发展的战略对接阶段。2018年9月在东方经济论坛举办期间,两国针对《中俄两国在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2018—2024年)》达成一致。目前,双边战略对接工作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阻力因素,在当前世界格局变革之际,深入探求中俄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新思路,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同时也将为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决策参考价值。本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格局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全方位振兴等问题的重要判断为理论依据,运用协同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对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第二章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理论逻辑进行梳理。一是从协同学及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内涵进行阐释,二是区域经济协同度视角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进行评价,并将这一理论框架具体应用到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中来。第三章是必要性及现实基础阐释。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出发,指出必要性主要源于中国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困境、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现实基础主要是基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优势突出、互补优势明显、发展理念契合、政治互信良好的基础上。第四章是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对战略对接合作现状进行梳理,并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从合作领域现状来看,战略对接已初见成效,但基础设施配套、贸易合作方式、制度差异、战略对接前景等问题制约了战略对接的深度发展。同时指出,当前战略对接还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格局下。第五章是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所构成的经济复合系统的协同度随时间的递增而增强,但存在波动。其内部各子系统的有序度随着时间递增呈上升趋势,且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有序度表现好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从经济联系度及隶属度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是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从目前战略对接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要以政府和企业内外联动为对接主体,以边境城市与中心城市互动为对接形式,以点轴开发、轴带式为空间布局的基本模式。机制方面:从决策、动力、规制三个角度出发,提出政府磋商、跨国管理、产业互动、智库交流、健全法律、监督反馈六种具体推进机制。第七章是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在阐述战略对接原则及重点基础上提出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以政府、、企业、民间三大主体为推力;以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贸易合作、能源共建、农业补充等实体领域合作为抓手;以财税政策改革、政策的协同服务、营商环境优化等规则建设为关键共同推进战略对接的进程。
刘晓飞[4](2020)在《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提出文化产业作为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兴则国家兴,产业强则国家盛,文化产业发展则社会可持续发展。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参与环节。政府、企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要实现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金融行业的支持不可或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反作用于金融业。文化金融将为国家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提供的有效支持。近些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为38737亿元,较2004年增长了10.3倍;2005-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的增加值实现了年均增长18.9%,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文化产业增加值也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2018年的4.30%,在国民经济中文化产业的比重逐年上升。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业的支持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拥有充足的金融资源,随着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IPO注册制和互联网金融的相继启动,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增强,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现在诸多因素制约着文化产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欠佳、文化产业本身高风险的特点、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量严重不足而致的文化产业融资约束依然十分严重。因此,如何发挥金融推动作用,构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使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再受到融资的困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尝试构建符合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探讨金融支持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安全的互动机理,以便于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基础,从而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为有效。文章从文化产业的基本涵义、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别从我国的财政文化支出、银行业、资本市场、债券融资、保险业、文化产业基金、担保机构及风险投资等方面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指出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现存的金融支持体系无法适应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金融支持对于文化产业的效应。包括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及对保护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在对文化产业发展效应分析中,将数据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部分划分,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主成分回归模型,得出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根据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框架,建立文化产业的安全评价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与熵权法分析了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安全效应。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金融业的支持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及保护文化产业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设计合理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是本文的重点和归宿,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当前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完善,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进而对该原因从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金融支持体系架构的不完善和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三方面记性分析。之后,探讨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构成要素,提出构建包括政府、资本市场、商业银行及企业自身在内的涵盖宏观、中观、微观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设计建立包括财政经费支持、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投资公司、资本市场及风险投资在内的一系列创新金融工具为支撑的文化金融体系。最后,本文分别从政府政策、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用担保机制、社会化的融资服务体系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万宁娜[5](2020)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文中认为2018年11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1月,时隔一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再次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要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标志着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大框架下,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迎来了新的历史重要发展机遇和重大挑战。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始终是我国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经济要素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但现有研究多是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方法多采用传统的计量模型,虽然对理解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统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分析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使城市和区域联系从地区和国家内部逐渐扩散到世界范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研究城市和区域必须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需要在更大的视野下对城市和区域研究的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进行调整,要将城市和区域作为节点纳入到大型网络的范畴进行研究。本文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全球城市网络理论相结合,将长三角大都市区纳入城市网络的分析框架和范畴,基于交叉学科的视角,采用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从非对称城际关系、关注落后地区和分区域等方面对INM模型进行了修正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探索和丰富。本文以上海和长三角大都市区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以上海为核心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及政府干预下的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在理论分析、文献梳理及概念界定清晰的基础上,以相关理论及特征事实为指导和依据,通过归纳总结、实证研究等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对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回顾,重点对上海的行政区划、政府主导下的一体化政策和战略规划演进等进行了归纳研究,并划分了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演进阶段,用SI指数比较了上海与OECD国家主要大城市在土地、人口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影响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即集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干预下的一体化政策,重点对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借鉴了发达国家如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政府规划和政策干预下的东京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经验。其次,本文通过跟踪记录2016-2019年企业设立的分支数据,从空间结构一体化的视角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世界城市网络INM模型(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对长三角大都市区26个城市的城际联系进行度量和考察,重点对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腹地和产业承接城市的区域重要程度进行研究,同时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动态演变过程进行了度量。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层级分化现象明显,发展并不均衡,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在辐射和拉动次级城市和周边城市效应显着,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大都市区城市网络发展不均衡,网络多中心化、层级化现象明显。城市联系高度集中在发达的中心城市内部,外围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少,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综合各项指标,将长三角城市网络划分为一、二、三、四层级,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层级最高的城市,属于核心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无锡、苏州处于第二层级,属于中心城市;常州、南通、扬州、芜湖、嘉兴、泰州、镇江处于第三层级,属于次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处于第四层级,属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分别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进行辐射和拉动,直接和间接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从城市非对称曲线来看,7个中心城市与上海的城市能级和城市综合水平均有一定的差距。从省级层面来看,江苏省的城市排名靠前,安徽省排名靠后,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的优势不突出,部分指标落后于宁波。从长三角地区五大亚城市圈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来看,苏锡常都市圈位列第一,南京都市圈次之。此外,在对企业进行长三角地区内部与外部分区域度量时,结果显示长三角以外的企业选择在长三角设立分支的意愿并不强烈。以非长三角地区企业度量时发现,结果显示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在聚合链接占比、城市网络距离等方面比有了显着改善,这说明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有一定的影响。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提升,门槛效应进一步提高,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在二级中心城市设立企业分支。2016年6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颁布实施,规划期为2016-2020年。通过比对2016至2019年各项指标的变化,进一步研究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和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变情况。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2016年,2019年上海的门槛效应更加显着。由于上海较高的城市发展水平给企业带来了过高的成本等负面影响,导致企业尤其是长三角以外的企业进驻上海的意愿在进一步降低。4年来,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企业选择落户除核心城市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不仅没有对企业产生影响,相反还降低了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成本。经过4年的发展,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普遍增多,表明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但城市排名整体变化不大,2016年排名前列的城市在2019年的城际链接值的增幅要小于排名后列的城市。经过4年来的发展,大部分城市虽然没有跨出本层级范围,但是次中心城市和外围的排名均有显着变化,集中体现在浙江省城市的快速发展。最后,基于1997-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效应。提出三个假说,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划分为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种路径,考察这两种路径方式下哪种路径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更为显着。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核心解释变量分别采取经济指标和政策指标两种指标进行度量。实证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产业结构调整下的两条路径的作用效果并不相同,两者具有显着的差异性,产业结构高度化路径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的作用效果。造成差异性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各种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在运用区域一体化政策时都偏向选择效率回报最高的产业结构转型政策,再加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我国政府自制造大国到创造大国转型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策的导向性,因此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作用效果显着大于产业结构差异化路径。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要提高优质企业在上海的落户和设立总部的比例。近年来,随着上海核心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门槛效应也随之提高,城市门槛效应对企业选择分支定位的城市有具一定的影响,而非长三角地区的企业更倾向选择在长三角大都市区内的二级中心城市设立分支,以降低企业在核心城市落户或设立总部及分支的各类成本。鉴于此,上海要进一步降低低端落后企业留沪的比例,将有限的资源留给国内外大型优质企业,进一步提高优质企业总部在上海的落户比例,保留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此外上海作为核心城市,其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拉动效应远低于间接辐射拉动效应。建议要进一步提高上海对外围城市的直接辐射效应,从而提高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第二,要进一步加强中心城市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外围城市的辐射拉动效应,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中心城市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外围城市产生的作用效应总和约为50%,较为显着。外围城市要加速发展,不能局限于第四层级和外围城市内部,要加强与高层级、中心城市的联系与合作。中心城市的城际链接不能仅停留在第一、二层级内部,要更多地扩散和覆盖到到第三、四层级的城市。第三,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的城市能级、缩小与上海的差距,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从非对称曲线来看,上海的整体城市能级仍远高于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今后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要向这些周边中心城市疏解的话,这些城市的匹配和承载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中心城市要加强与核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提高城市服务水平,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第四,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调整,加强三省一市的合作,科学制定长三角大都市区内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正向效应,消除地方行政壁垒、加强地区联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琳婕[6](2020)在《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文中指出文化景观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是指特定的文化群体为改变生存环境与自然互动创造出的成果,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作用影响下持续进化的人与自然的共同的作品,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审美价值。广州近几十年因城市化经济发展规模效应的影响,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带来对城市绿道公共空间的需求量的增长和品质要求。另一方面,广州建成绿道景观同质化问题较为严重,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有着较多承载着宝贵历史印记的文化景观,因建成环境的无序扩张而被蚕食变得孤岛化,乡村地区的文化景观则因人口减少而日渐凋零的现象益增。绿道作为可以连接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景观的桥梁,拥有与各类文化景观整合呈现以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提升景观审美体验品质以及应对多种城市化问题的潜能和前景。本文基于风景园林史学与风景园林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对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以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理论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框架,从推进城市整体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提升景观审美体验三个角度切入,将广州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建设与文化景观空间环境的保护活化相结合,探讨其具体实现路径和对策。论文首先通过对广州文化景观的类型、发展现状和建成绿道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梳理,概括出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生态绿道沿线文化景观生态优势待彰显,郊野绿道可加强与主要产业发展的关联,都市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然后提出从生态、经济和审美三个角度搭建研究框架,探索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整合呈现的具体策略,以统筹回应当前的多种现实问题。在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提出通过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环境保护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和促进绿道沿线景观要素风貌的多元共融,回应当前广州绿道建设中城乡绿道生态职能区分不明确、绿地和文化景观“破碎化”、景观风貌杂乱等现状问题。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引入经济学中城市化研究成果,提出从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选线、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和适应技术发展所带动的需求变化三个方面,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并提出在广州绿道系统文化景观呈现过程中,结合区域发展目标改善城市环境,响应城市双修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支持,推进公众参与和社区建设,以增进建设共识提升绿道系统环境的正面效益;在完善建设过程中,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引入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和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以优化绿道建设运行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景观审美体验方面,先对审美客体即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进行概括提炼,然后结合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分别从生理层次、心理层次和社会文化层次切入,对绿道系统的可达性、绿道景观多样性和文化性进行优化路径探析;最后从改善审美活动的条件方面,提出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凸显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和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提升景观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对话交融的可能性。
张堂云[7](2019)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WTO《政府采购协议》(简称GPA)是WTO管辖的一项诸边贸易协议,由各缔约方自愿签署,旨在促进政府采购自由化和国际化。加入GPA是为了履行中国对WTO的承诺,自2007年年底向WTO提交加入GPA申请书以来,中国已提交了6份出价清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更是向世界宣告要“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GPA进程”。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用于保护国内经济。加入GPA将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提供入场券的同时,也意味着会面临政府采购信息泄密、政府采购市场被瓜分和政府采购功能削弱等安全威胁。伴随着加入GPA进程的加快,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国内外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研究略显单一,缺乏系统性,围绕加入GPA对现有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亟待展开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在深入阐释政府采购安全内涵以及政府采购安全维度、设计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测度指标体系、剖析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尝试基于系统视角构建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保障机制。遵循“理论阐释——实证检验——对策探索”的基本思路,利用“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运行”的自行调研数据、全国层面、省层面及产业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WTO官方网站数据、OECD国民账户数据、中企联和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100大跨国公司》数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以及中国政府采购网站发布的资料等,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比较法、调研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和联立方程模型等方法,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首先,界定了政府采购安全的内涵,阐释了政府采购安全构成及内在逻辑。在缕析安全和政府采购概念的基础上,探索性地把政府采购安全界定为“在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政府采购主体在实施政府采购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抵抗外来冲击,以确保政府采购功能目标能够不受侵害,并得以最大程度实现的客观状态”。政府采购安全的本质是对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利益的维护,相关利益的多维诉求属性决定了政府采购安全必须是一个涵盖多维目标的体系结构,在综合归纳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把政府采购安全细分为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并对这种细分进行了理论阐释。其次,对中国政府采购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试图全面考察中国政府采购的客观状态。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全链条采购监管体系初步建立;在市场层面,采购总规模持续增长,货物、服务和工程三类项目的采购总量呈上升的趋势,采购结构日趋合理,已初步形成了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建立了以招投标为主,包含竞争性谈判、询价等多元化的采购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了反腐倡廉、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并取得一定成效。第三,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该指标对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程度进行了刻画,还分析了冲击形成的原因。政府采购安全评价在加入GPA前和加入GPA后是不一样的,加入GPA前是对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预测性评价,而加入GPA后是对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在加入GPA前,政府采购制度安全主要通过国内政府采购制度与GPA规制在核心条款上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进行刻画;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从名义开放程度、“本土偏好”程度和国际竞争力三个二级指标和10个三级指标进行衡量;政府采购功能安全主要是通过GPA规制的政策空间与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排除来刻画。据此对加入GPA前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进行预测性评价发现,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在价值目标、基本原则、适应范围、采购方式和救济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高、“本土偏好”程度低、产业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与GPA缔约方相差甚远。造成上述安全冲击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与GPA存在差距、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受限、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以及中国的国货意识淡薄等。针对加入GPA后政府采购安全度的监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包括3个二级指标和“国外供应商投诉率”等在内的13个三级指标,并根据专家评定基于AHP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第四,探索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梳理、归纳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影响因素,以及三种安全内在的逻辑关系,创新性构建了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囿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利用自行调研的微观数据,构建多元回归和联立方程模型,对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机制及政府采购安全各维度的交互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明晰的政府采购主体责任、健全的供应商约束机制和规范的政府采购流程,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购制度安全度。(2)企业国际竞争力、政府采购电子化水平、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体系、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情况的详细程度,对政府采购市场安全具有正向影响。(3)政府采购功能目标、实施细则、政策功能的责任部门设置及政策功能绩效评价体系,均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产生明显正向影响。(4)政府采购市场安全与制度安全、制度安全与功能安全、市场安全和政策功能安全均存在双向联动关系,除了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外,其他均为正向影响。(5)三种安全的交互影响关系在不同区域差异明显;东、中、西三个区域制度安全与政策功能安全存在双向正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市场安全对政策功能安全有正向影响,均不显着;西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正向影响,而东、中部地区政策功能安全对市场安全存在负向影响。(5)针对是否列入GPA出价清单而言,列入GPA出价清单对制度安全、市场安全和功能安全三者调节效应大于未列入GPA出价清单的地区。最后,构建集制度、市场和功能三位一体的政府采购安全保障体系。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针对加入GPA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结合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结论,在借鉴GPA缔约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实现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建议:在制度层面,需要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范政府采购管理流程,争取参与国际采购规制制定的话语权;在市场层面,需要调整出价策略,谨慎国有企业出价范围,积极参与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积累国际采购经验,提升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在政策功能层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调整政策功能,完善政府采购实施细则,恢复政府采购技术创新政策功能。除此之外,政府采购安全保障还离不开国际化的政府采购专业人才。
田光辉[8](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潘斯顺[9](2019)在《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凭祥综合保税区经过7年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广西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随着国际贸易环境的快速变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进一步扩大,凭祥综合保税区目前的功能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因此急需进行转型升级。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保税区功能,保税区转型方式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凭祥综合保税区概况、建设情况和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运用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对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方向和向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在借鉴巴西玛瑙斯自由贸易园区和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转型发展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指出凭祥综合保税区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自身定位,积极利用沿边开放的政策优势深耕东盟市场,建设面向东盟全面开放的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商品展览展示交易中心。积极发展跨国物流,推动转口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的发展。并积极承接东南地区产业转移,引进高新技术产业,构建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型产业链。加快建设跨境融资体系,使凭祥综合保税区成为人民币区域性国际化先行先试区和“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金融门户的引领前沿,为园区企业面向东盟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积极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高科技,便捷的口岸申报流程。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为凭祥综合保税区的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王贤萍[10](2019)在《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加入WTO已近20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以“外贸增速”作为衡量业绩的标准,而今,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国际形势恶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海外市场需求持续放缓,贸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色彩愈发浓厚。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出口企业面临的风险也随着市场的变化与日俱增。国外客户常以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方式拖欠货款,国外客户破产倒闭的现象也屡屡发生,最终导致出口企业出现大量的逾期账款,产生不同程度的坏账。为了开拓国际市场,为了扩大海外的销售量,也为了稳定客户资源,信用销售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也对信用风险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HT公司作为一家典型的外贸进出口企业,出口以纺织品为主,每年大约有1.5亿美元的出口额。自2012年起,出口逾期应收账款不断增多,直到2017年,逾期应收账款增加到出口额的5%,HT公司的信用风险敞口越来越大。基于现有的信用风险管理理论,通过对HT公司业务人员、管理人员的多次访谈,分析了HT公司大量的信用风险发生案例,发现HT公司内部的风险意识淡薄、外贸专业知识欠缺,内部债权保障机制不健全、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对国外客户资信评估存在主观片面性、动态监控不到位以及对出口信用风险转移措施缺失为后期的收汇埋下了隐患。外部国际形势恶化,出口国别地区的政治政策变化加快、纺织品行业饱受冲击、银行操作不规范、买方信誉不佳、购买意愿和能力减弱、账期变长、新兴市场汇率贬值等也是应收账款逾期甚至成为坏账的外因所在。针对HT公司现有的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状况和成因,本文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提出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具备良好的风险组织结构、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员是出口信用风险管理必备的要素。实行出口信用保险嵌入模式的全程管理,事前利用四维分析法对国外客户进行分析,并借助出口信用保险进行客户资信评估;事中利用ERP管理系统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实时对接对业务的全过程进行实时跟踪,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并积极利用国际保理、福费廷、出口发票融资等金融工具提前收回货款;事后及时分析问题,及时报损,采取积极的态度,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账款追讨方式,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追偿策略,对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在扩大销售的同时降低了收汇风险。并且特别注重了信用风险管理过程中HT公司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可操作性更强。也为国内同类型公司的出口信用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建议,提高出口信用风险管理水平。
二、对横山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外经济情况的调查——兼谈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横山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外经济情况的调查——兼谈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的提出 |
0.2 研究意义 |
0.2.1 理论价值 |
0.2.2 现实意义 |
0.3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0.4 研究方法 |
0.5 创新点与不足 |
第1章 贸易摩擦问题的相关研究综述 |
1.1 贸易摩擦的内涵 |
1.2 贸易摩擦的成因 |
1.2.1 贸易摩擦成因的微观理论 |
1.2.2 贸易摩擦成因的中观理论 |
1.2.3 贸易摩擦成因的宏观理论 |
1.2.4 贸易摩擦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 |
1.3 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1.4 文献评述 |
第2章 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2.1 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生产相对过剩 |
2.2 贸易摩擦的生成机理:国际价值规律与国际生产价格规律 |
2.2.1 国际价值规律、国际生产价格规律与国际超额利润的形成 |
2.2.2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形成 |
2.2.3 国家间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变化引致的贸易摩擦 |
2.3 贸易摩擦的内因分析:国内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2.4 贸易摩擦的外因分析: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
2.4.1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析 |
2.4.2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2.4.3 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基于产品内贸易的分析 |
2.4.4 技术进步引发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矛盾与冲突的一个模型——基于产业内贸易的分析 |
2.5 贸易摩擦中的认知冲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差异 |
2.6 贸易失衡引发贸易摩擦的表象与本质 |
第3章 贸易摩擦成因的分类考察 |
3.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1.1 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1.2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1.3 案例分析:美墨卡车跨境运输争端案 |
3.2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2.1 发达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2.2 案例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经贸冲突 |
3.3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3.3.1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摩擦成因解析 |
3.3.2 案例分析: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贸易争端 |
第4章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的成因分析——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
4.1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贸易摩擦成因的特殊性 |
4.2 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 |
4.3 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
4.4 中美贸易摩擦生成因素的实证检验 |
4.4.1 变量的选取 |
4.4.2 实证检验过程 |
4.4.3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第5章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及应对策略 |
5.1 贸易摩擦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若干结论 |
5.2 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3)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1.3.1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1.4.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第2章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理论分析 |
2.1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协同学分析 |
2.1.1 战略对接的理论内涵及界定 |
2.1.2 协同视角下的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 |
2.2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解释 |
2.2.1 地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 |
2.2.2 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对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的影响 |
2.2.3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在东北地区地缘战略走向 |
2.3 跨国毗邻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效应评价 |
2.3.1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协同度 |
2.3.2 跨国毗邻区域经济复合系统评价体系构建 |
第3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及现实基础 |
3.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必要性 |
3.1.1 中国东北提升开放水平的客观要求 |
3.1.2 远东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
3.1.3 东北亚区域合作新格局的实现路径 |
3.1.4 中俄两国实现自我发展的路径选择 |
3.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实基础 |
3.2.1 对接的前提:地缘关系紧密,口岸资源便利 |
3.2.2 对接的基石:互补优势明显,经济联系密切 |
3.2.3 对接的动力:发展理念契合,战略规划同步 |
3.2.4 对接的保障:政治互信良好,协调机制充分 |
第4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现状、问题、机遇与挑战 |
4.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现状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
4.1.2 双边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
4.1.3 能源领域实现良性互动 |
4.1.4 农业合作成为重要引擎 |
4.1.5 资金融通取得显着进展 |
4.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问题 |
4.2.1 贸易结构以及合作方式的相关问题 |
4.2.2 口岸发展与基础设施配套相关问题 |
4.2.3 制度差异以及秩序混乱导致的问题 |
4.2.4 对接意愿与对接合作前景相关问题 |
4.2.5 政治互信与思想认识方面相关问题 |
4.3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遇 |
4.3.1 俄罗斯“向东看”政策的战略机遇 |
4.3.2 黑龙江自贸区建设提供的发展机遇 |
4.3.3 高峰合作论坛定期举办的平台机遇 |
4.3.4 “一带一盟”推动的区域合作机遇 |
4.4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挑战 |
4.4.1 东北地区内部体制的挑战 |
4.4.2 远东地区内部发展的挑战 |
4.4.3 来自西方世界外部的挑战 |
第5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效应的实证分析 |
5.1 战略对接效应评价体系构建 |
5.1.1 模型的构建 |
5.1.2 指标体系的选取 |
5.2 战略对接效应的测定分析 |
5.2.1 经济子系统有序度的测定 |
5.2.2 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测定 |
5.2.3 发展度与拉动因子的测定 |
5.3 战略对接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
5.3.1 经济联系强度与隶属度测算 |
5.3.2 结论 |
第6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与机制构建 |
6.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模式选择 |
6.1.1 对接主体联动:政府主导企业推动下的内外联动 |
6.1.2 对接形式多元:边境地区与中心城市的良性互动 |
6.1.3 对接空间开放:点轴开发形成轴带式的空间布局 |
6.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机制构建 |
6.2.1 战略对接的决策机制 |
6.2.2 战略对接的动力机制 |
6.2.3 战略对接的规制机制 |
第7章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施方案 |
7.1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基本架构 |
7.1.1 战略对接的原则 |
7.1.2 战略对接重点 |
7.2 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的实现路径 |
7.2.1 以多方主体为推力创新对接理念 |
7.2.2 以实体项目为抓手拓宽对接领域 |
7.2.3 以规则建设为关键强化对接保障 |
7.2.4 以战略机遇为突破推动全面对接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4)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技术路线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文化的涵义及其层次 |
2.1.2 文化产业的内涵 |
2.1.3 文化产业的分类 |
2.1.4 文化产业的融资约束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金融发展理论 |
2.2.2 产业发展理论 |
2.2.3 产业安全理论 |
2.3 相关研究综述 |
2.3.1 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2.3.2 文化产业安全的研究综述 |
2.3.3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研究综述 |
3 我国文化产业及其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3.1 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分析 |
3.1.1 我国文化产业现状分析 |
3.1.2 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比较 |
3.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
3.2.1 文化产业的政府财政支持现状分析 |
3.2.2 文化产业的社会资本支持现状分析 |
3.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 |
3.3.1 财政税收投入的有限性与文化产业的资金需求量大的矛盾 |
3.3.2 政府制度的制约机制与文化产业的高风险性的矛盾 |
3.3.3 商业银行的风险规避性使得中小文化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支持 |
3.3.4 风险投资的发展缓慢不能满足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3.3.5 资本市场对文化企业融资存在诸多限制 |
4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效应分析 |
4.1 金融支持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效应分析 |
4.1.1 我国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
4.1.2 基于区域差异性的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应分析 |
4.1.3 我国金融支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 |
4.2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效应分析 |
4.2.1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效应的理论分析 |
4.2.2 文化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
4.2.3 综合评价方法选取与数据采集 |
4.2.4 文化产业安全的实证评价分析 |
4.2.5 金融支持对文化产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
5 文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撑:基于部分国家的经验与借鉴 |
5.1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1.1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证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5.1.2 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5.1.3 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 |
5.2 日本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2.1 日本政府对文化产业的资本支持 |
5.2.2 社会多渠道对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 |
5.2.3 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 |
5.2.4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文化企业提供直接融资 |
5.3 韩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 |
5.3.1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促进金融业支持文化企业 |
5.3.2 金融业增加对文化产业的资金扶持 |
5.3.3 社会资本通过多渠道支持韩国文化产业 |
5.4 启示与借鉴 |
5.4.1 政府在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
5.4.2 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投资渠道的多样化 |
5.4.3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
5.4.4 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
6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6.1 我国金融支撑文化产业作用不足的原因分析 |
6.1.1 金融支持体系组成要素及其职能界定的模糊 |
6.1.2 金融支持体系运行架构的不完善 |
6.1.3 金融支持政策与监管架构的不完善 |
6.2 构建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构成要素 |
6.2.1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交易主体 |
6.2.2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中的组成要素 |
6.3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设计 |
6.3.1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2 保险业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3 资本市场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3.4 风险投资支持文化产业的运行架构设计 |
6.4 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与监管架构设计 |
6.4.1 货币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2 金融监管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3 财政政策支持文化产业的架构设计 |
6.4.4 构建连接各项文化金融各项政策的协调和信息反馈机制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大都市区形成机制及一体化驱动因素相关文献综述 |
二、城际联锁网络相关文献综述 |
三、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 |
一、从非对称城际关系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二、从落后地区和分区域视角对INM城际联锁网络模型进行了扩展 |
三、从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方面对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扩展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一、城市、都市、大城市、大都市 |
二、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国际大都市 |
三、都市区、都市圈、城市群 |
第二节 城市化和大都市区一体化相关理论 |
一、城市化理论 |
二、大都市区和城市全球化发展理论 |
第三节 核心——边缘理论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
一、核心——边缘理论 |
二、区域非均衡理论 |
第四节 城市场理论 |
一、场理论 |
二、场理论相关模型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及驱动因素探究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形成与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历程回顾 |
一、城市雏形期 |
二、多功能经济中心时期 |
三、城市恢复期 |
四、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第二节 上海城乡一体化演进路径及驱动因素探析 |
一、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演变 |
二、上海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和战略规划演变 |
三、上海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阶段演变 |
第三节 上海郊区一体化及城乡一体化现状测度 |
一、上海郊区一体化 |
二、城乡扩张指数 |
三、用城乡扩张指数度量上海城乡一体化现状 |
第四节 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一、上海在长三角大都市区中核心地位的表现 |
二、上海核心地位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都市区一体化主要驱动因素探究 |
第一节 集聚经济形成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大都市区一体化 |
一、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 |
二、从静态集聚经济到动态集聚经济的转变 |
三、基于核心——边缘模型下的一体化与产业集聚模型 |
第二节 纽约、东京大都市区(圈)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借鉴 |
一、纽约大都市区产业结构调整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二、东京大都市圈政府干预政策与一体化互动发展经验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城际联锁网络视角下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一、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区域和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全球化背景 |
二、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现实背景 |
三、基于城际联锁网络视角研究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的有关拓展 |
第二节 构建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城际联锁网络模型 |
一、城际联锁网络模型及对模型的修正 |
二、数据节点层:长三角大都市区主要城市样本数据 |
三、数据子节点层:大都市区企业样本数据 |
第三节 基于静态数据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三、相对链接度结果分析 |
四、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五、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第四节 多中心化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的空间联系测度 |
一、上海与五大亚都市圈的空间联系 |
二、上海及中心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辐射拉动效应 |
三、非对称性关系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城际联系测度 |
第五节 数据比较分析下的长三角大都市区空间结构一体化动态演变 |
一、数据结果初步分析 |
二、聚合链接结果分析 |
三、空间网络距离结果分析 |
四、辅助指标结果分析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产业结构调整视角下一体化政策对长三角大都市区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一、区域一体化政策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
二、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现实背景 |
三、提出区域一体化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实现路径的三个假说 |
第二节 基于基准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一、构建基准模型 |
二、样本数据及变量说明 |
三、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基于中介路径对区域一体化政策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
一、初始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二、中介路径模型的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三、稳健性说明及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一、政策建议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实证部分的数据样本、初始矩阵、运算结果矩阵及面板模型的变量数据指标值等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6)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现状 |
1.2.1 绿道研究概况 |
1.2.2 文化景观研究概况 |
1.2.3 现有研究述评 |
1.2.4 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对策与思路 |
1.3 研究对象与内容 |
1.3.1 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 |
1.3.2 核心概念内涵讨论 |
1.3.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框架图 |
第二章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分析 |
2.1 广州当前建成绿道的主要问题 |
2.1.1 生态型绿道:生态优势待维护和彰显 |
2.1.2 郊野型绿道:功能类型差异化待提升 |
2.1.3 都市型绿道:需提升可达性和安全性 |
2.2 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主要类型 |
2.1.1 纵横古今的广州遗址景观 |
2.1.2 生机盎然的广州场所景观 |
2.1.3 依山靠水的广州聚落景观 |
2.3 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现状问题 |
2.3.1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型绿道文化景观周边生态资源待重视 |
2.3.2 社会经济关联:郊野型绿道与沿线生态产业关联性待加强 |
2.3.3 景观审美体验:都市型绿道对文化景观历史环境维护较少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3.1 回归绿道概念的生态保护内涵 |
3.1.1 凸显绿道系统的生态特征 |
3.1.2 维护文化景观的生态环境 |
3.1.3 理清城乡绿道的生态职能 |
3.2 结合城市发展推进生态系统的协调 |
3.2.1 推进景观生态廊道的构建 |
3.2.2 彰显文化景观之间的关联 |
3.2.3 延展各类景观资源的功能 |
3.3 促进沿线景观风貌要素的和谐共融 |
3.3.1 绿道游径规划与文化景观格局相应 |
3.3.2 绿道景观形式与文化景观风貌相衬 |
3.3.3 绿道景观功能与文化景观资源相合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4.1 助力城乡经济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
4.1.1 结合产业发展进行绿道游径规划 |
4.1.2 适应技术发展调整绿道设施供应 |
4.1.3 依据景观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 |
4.2 增进建设共识以提升绿道系统正面效应 |
4.2.1 宏观:结合区域发展,促进绿道对生态产业的带动 |
4.2.2 中观:结合城市双修,改善文化景观空间环境品质 |
4.2.3 微观:结合社区建设,推进公众参与绿道景观优化 |
4.3 调整绿道建设运行方式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
4.3.1 加强政府对优化绿道系统的政策支持 |
4.3.2 尊重专家对完善公共环境的价值引导 |
4.3.3 增加市场的参与合作以提升有续运营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提升景观审美体验的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呈现策略 |
5.1 彰显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审美文化特征 |
5.1.1 延续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地域技术特征 |
5.1.2 展现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社会时代精神 |
5.1.3 传承广州绿道系统中文化景观的人文艺术品格 |
5.2 依据主体审美结构层次完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 |
5.2.1 依据主体审美生理层次提升绿道系统的可达性 |
5.2.2 依据主体审美心理层次提升绿道景观的多样性 |
5.2.3 依据主体审美社会文化层次提升景观的文化性 |
5.3 改善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中审美活动发生的条件 |
5.3.1 提升广州绿道系统的关键节点的景观品质 |
5.3.2 凸显广州绿道系统中主要游径的主题序列 |
5.3.3 完善广州绿道系统与文化景观的网络关联 |
5.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内容、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一、安全 |
二、GPA框架 |
三、政府采购 |
四、政府采购安全 |
第二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理论依据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理论 |
二、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理论 |
三、演化博弈理论 |
四、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
五、竞争优势理论 |
第三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构成及评价指标体系 |
一、政府采购安全构成的理论阐释 |
二、政府采购安全的实现路径 |
三、政府采购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第四节 政府采购安全的作用机理与假说 |
一、政府采购制度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二、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三、政府采购功能安全的影响因素及假说 |
四、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内在机理及假说 |
第二章 中国政府采购现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与发展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演变历程 |
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运行流程 |
三、采管分离的政府采购管理体制 |
四、全链条的政府采购监管体制 |
第二节 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发展现状 |
一、政府采购市场规模 |
二、政府采购市场结构 |
三、政府采购的主要模式 |
四、政府采购的常用方式 |
五、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程度 |
第三节 中国政府采购功能现状及实践效果 |
一、政府采购资源配置功能效应 |
二、购买社会公平的政策功能效果 |
三、维护国家安全政策功能实践 |
第三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安全冲击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制度安全冲击 |
一、政府采购目标价值的冲击 |
二、政府采购基本原则的冲击 |
三、政府采购适应范围的冲击 |
四、政府采购方式的冲击 |
五、政府采购救济制度的冲击 |
第二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市场安全冲击 |
一、政府采购名义开放程度 |
二、政府采购的“本土偏好”程度 |
三、中国与GPA缔约方国际竞争力比较 |
第三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的政策功能安全冲击 |
一、GPA规制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界定 |
二、中国出价清单中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安排 |
三、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维度与程度 |
四、中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安全冲击的典型案例 |
第四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面临安全冲击的原因 |
一、中国政府采购制度不完善 |
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机会不均等 |
三、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发挥空间有限 |
四、政府采购专业人才匮乏 |
五、政府采购国货意识谈薄 |
第四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
第一节 问卷调查 |
一、调查问卷设计 |
二、开展问卷调查 |
第二节 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 |
一、样本特征分析 |
二、问卷的统计性描述 |
第三节 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
一、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
二、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安全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一、基准模型设定 |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三、是否列入GPA清单的调节效应 |
四、联立方程实证检验 |
五、实证研究结论 |
第五章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第一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制度体系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二、政府采购管理体制建设 |
三、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制度 |
第二节 GPA缔约方维护政府采购市场安全的举措 |
一、政府采购市场开放出价策略 |
二、以“国家安全”为由歧视其他国家产品 |
三、设置国际贸易隐形壁垒 |
四、GPA缔约方国政府采购市场实际开放程度 |
第三节 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践 |
一、GPA缔约方中央采购实体的作用分析 |
二、GPA缔约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构成及分布特征 |
三、GPA缔约方实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措施 |
第四节 GPA缔约方确保政府采购安全的经验借鉴 |
一、完善政府采购法律与制度体系 |
二、增强政府采购市场国际风险防范能力 |
三、注重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与GPA规制的契合 |
第六章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的体系构建 |
第一节 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目标定位 |
一、政府采购安全总目标 |
二、政府采购安全具体目标 |
第二节 构建开放式现代化的政府采购制度 |
一、树立“物有所值”的政府采购制度目标理念 |
二、完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体系 |
三、规范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
四、主动参与国际政府采购规制的制定 |
第三节 增强政府采购市场风险防范能力 |
一、合理调整GPA出价清单策略 |
二、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
三、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能力 |
四、培育政府采购国际化的专业人才 |
第四节 GPA框架下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现策略 |
一、以问题为导向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进行顶层设计 |
二、完善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实施细则 |
三、设置“国货标准”等隐形贸易壁垒 |
四、恢复实施技术创新政策功能 |
结语 |
一、主要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1 |
致谢 |
(8)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1.3.1 理论意义 |
1.3.2 现实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5.1 技术路线 |
1.5.2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2.1.3 环境规制 |
2.1.4 地方保护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2.3 研究评述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3.1 理论依据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5.3.1 时间特征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5.5.1 估计方法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1 引言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6.2.1 数据来源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3.1 数据来源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7.1 引言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7.2.2 变量选择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7.3.2 变量选择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7.4.1 模型设定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8.1 引言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8.2.4 产业转型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8.3.1 企业进入 |
8.3.2 企业退出 |
8.3.3 企业利润率 |
8.3.4 企业创新 |
8.3.5 专业化集聚 |
8.3.6 产业结构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8.4.1 模型设计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8.6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创新之处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9.4.1 研究不足 |
9.4.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9)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阐述 |
1.2.1 文献综述 |
1.2.2 相关概念辨析 |
1.2.3 相关理论阐述 |
1.3 研究目标及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图及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图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1.5.1 文章创新点 |
1.5.2 文章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凭祥综合保税区发展现状及问题 |
2.1 凭祥综合保税区概况 |
2.1.1 成立背景 |
2.1.2 建设情况 |
2.1.3 组织管理 |
2.2 凭祥综合保税区发展现状 |
2.2.1 经济规模与产业构成 |
2.2.2 贸易与投资 |
2.2.3 国际物流 |
2.2.4 配套设施建设 |
2.3 凭祥综合保税区存在问题 |
2.3.1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
2.3.2 区内产业结构单一 |
2.3.3 通关便利化措施有待优化 |
2.3.4 口岸公路铁路一体化联运缺乏 |
2.3.5 优惠政策利用不够充分 |
2.3.6 资源环境要求苛刻 |
2.3.7 人才相对匮乏 |
第三章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
3.1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方向分析 |
3.2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
3.2.1 适应新时代国际经济发展环境 |
3.2.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建设要求 |
3.2.3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需要 |
3.2.4 凭祥综保区产业升级需要 |
3.3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可行性分析 |
3.3.1 全球贸易环境变化带来机遇 |
3.3.2 国家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机遇 |
3.3.3 国内产业转移加速 |
3.3.4 政策优势明显 |
3.3.5 区位优势明显 |
第四章 国内外综合保税区转型实践与借鉴 |
4.1 实践案例 |
4.1.1 巴西玛瑙斯自由贸易园区发展实践 |
4.1.2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向自贸试验区转型实践 |
4.2 主要借鉴 |
4.2.1 明确定位 |
4.2.2 政策扶持 |
4.2.3 高效管理 |
4.2.4 便利化建设 |
第五章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思路及对策 |
5.1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思路 |
5.1.1 发展原则 |
5.1.2 发展目标 |
5.1.3 发展重点 |
5.2 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发展具体对策 |
5.2.1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
5.2.2 优化保税物流业务 |
5.2.3 推进园区产业转型升级 |
5.2.4 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 |
5.2.5 改善园区通关便利化条件 |
5.2.6 完善园区体制机制 |
5.2.7 构建多元融资渠道 |
5.2.8 建设绿色综合保税区 |
5.2.9 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本文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2.1 出口信用风险的概念 |
2.2 风险管理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国内外相关研究 |
2.3.2 文献评述 |
3 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概况 |
3.1 HT公司概况与业务发展状况 |
3.2 HT公司面临的出口信用风险 |
3.3 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现状 |
3.3.1 HT公司的内部组织架构 |
3.3.2 HT公司的出口信用管理模式及控制 |
4 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成因分析 |
4.1 内部原因 |
4.1.1 外贸专业知识缺乏 |
4.1.2 信用风险理念淡薄 |
4.1.3 信用管理制度不健全 |
4.1.4 信用管理人才匮乏 |
4.1.5 产品竞争力不强 |
4.2 外部原因 |
4.2.1 国家政治政策风险加大 |
4.2.2 纺织品行业冲击加大 |
4.2.3 客户信用风险加大 |
4.2.4 结算银行操作不规范 |
5 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对策 |
5.1 建立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组织及制度 |
5.2 全面提高信用管理人员素质 |
5.3 实行出口信用保险嵌入模式的全程信用风险管理 |
5.3.1 事前对策-风险预测 |
5.3.2 事中对策-风险可控 |
5.3.3 事后对策——风险的可转移,可承受 |
6 结论与展望 |
6.1 结论 |
6.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对横山县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发展对外经济情况的调查——兼谈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张巩. 辽宁大学, 2021(02)
- [3]东北振兴与俄罗斯远东开发战略对接研究[D]. 陆曼. 辽宁大学, 2020(07)
- [4]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刘晓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5]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大都市区一体化研究 ——基于城际联锁网络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D]. 万宁娜.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6]广州绿道系统中的文化景观呈现研究[D]. 刘琳婕.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7]GPA框架下中国政府采购安全问题研究[D]. 张堂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9]凭祥综合保税区转型升级对策研究[D]. 潘斯顺. 广西大学, 2019(01)
- [10]HT公司出口信用风险管理研究[D]. 王贤萍.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