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在海尔工业化中的文化效应与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王松磊[1]（2019）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由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之所以把马克思的这段话放在摘要的第一段,是因为这段话是贯穿于本研究的灵魂。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不能离开历史,隔离传统。理解传统社会,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相比阶级分析法、传统-现代理论范式、国家-社会二分法、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唯物史观能提供更科学的视角,来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据唯物史观,本研究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文明社会早期阶段,地理环境作为“初始条件”,其特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对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气候的变化,导致人类结束了“原始的丰裕生活”,不得不驯化可食用的物种,进而发明了农业。作为劳动对象,黄土的土壤环境、冬干夏湿的气候特点以及粟和黍的植物特性,产生了旱作农业的生产方式。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农业生产工具没有根本的革新,生产工具的驱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第二部分论述了生产关系的相关核心概念和不同社会类型的生产关系特点。分配是以权威为媒介的生产关系,这是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交换是遵循价值规律的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中心环节。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分配与交换并重。基于交换和分工的集体是生产上相互依赖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基于分配关系的集体是在外部因素作用下生产上自给自足的个体的强制性共同体。两种类型的集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集体属于后一种类型。第三部分阐明了交换关系在传统农业中国的约束条件。受到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交换关系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发展条件。由于存在优良的河流和海洋,西方社会的交换关系具有天然优势。而在传统的农业中国,道路、河流、运河等交通运输条件则依赖中央政府的能力。社会分工与交换,在西方是基于经济需求,在传统农业中国则基于政治需求。无论是起源还是后来的发展,商人和工商业均受制于政治统治。第四部分对集体社会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农耕社会生产方式对外扩张和防御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对内统一作为保障。农耕生产方式的内敛性则产生了对内排斥军事暴力和离心倾向。由于公有制、资源稀缺性、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和服从权威的共性,使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能够结合在一起,其最佳方式就是兵农合一的集体制度。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与家族、宗族、官僚制等其他类型的集体单位,共构成了包含许多集体单位的等级性集体社会。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第五部分对家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交换关系为经济基础,西方的家国异构本质上是私的家庭的血缘亲属关系不同于公共权力的国家的政治关系。而传统农业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分配关系为基础,家国同构是伦理道德和父家长权威的结合。随着农耕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应当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家国关系。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总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第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为中心环节,当前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提高交换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第三,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底色具有多层性。
徐宁宁[2]（2018）在《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集团化愈演愈烈,跨国经济合作已经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东亚地区正逐渐成为全球的经济重心,亚洲地区在地缘经济中出现了更多的合作契机。中日韩三国同处亚洲,地理位置临近,文化认同感强,因而为三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山东省位于我国东部的沿海经济大省,是距离日韩最近的省份,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作为三国地缘经济联系的体现,其先行区就是山东省,因而是对日韩开放的急先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文着力于正确把握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间变化与空间演变的特点,继而探讨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介绍了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对文章做了概括性论述。同时,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地缘经济的研究现状,并对相关概念及支撑理论做出阐释。其次,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数分析了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在1997-2016年的时间变化,并划分为三个阶段:高度依赖阶段、逐渐合理阶段与平稳贸易阶段。不论哪个阶段,山东出口产品受日韩贸易政策的限制较为严重。在商品类型上,在山东与日本的商品贸易中,由主要从日本进口机械及电子设备、电气及电子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到主要进口日本的高新技术产品、化妆品、生活用品等。山东省出口日本的商品由纺织品、服装鞋类、水产品及煤炭等到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山东省与韩国的贸易结构同日本的相似,同时,山东省开通了中韩海运跨境电商。在企业投资中,前期日本在山东主要投资生产性项目,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投资门类显着增多,如电子、缝纫等。近年来,日本对山东的投资又出现了新领域,如环保、医疗、护理等。韩国对山东的投资在二十一世纪以前主要集中于服装、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韩国对山东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造船、轻工、机械和电子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再次,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模型分析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的空间演变规律,鲁东与日本的贸易结合度大于鲁西地区,并且这一现象越来越明显,至2015年,区域差异更加显着。山东省各地级市与韩国的贸易结合度并没有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的情况。但是,威海市与韩国的贸易结合度一直处于全省的最高水平。空间模式分析中发现,山东省与日本的地缘经济联系在空间分布上均质化程度更高。最后,从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两方面分析影响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位置、海陆分布与自然资源;人文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交通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以及政治因素。据此提出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协调发展的建议,认为深化政治领域的双边关系是推动经贸关系的基础,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领域和层次是其主攻方向,深入推进与日韩的合作区域是其重点。
梁林军[3]（2018）在《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深入、专业的思想以及突出的事功,张謇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是其思想内核和精神特质却是一以贯之,即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张謇提出实业救国、教育兴邦,认为这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之道。张謇清醒地看到当时的民族危机不同于王朝更迭,也不同于太平军、捻军叛乱,而是工业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全面冲击和根本破坏,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这也并非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武装军队就能解决的,中国必须要革新社会,普及教育和科学知识,建立并全面发展实业,真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进行民族之间的竞争。张謇是开放、包容、革新的儒家,他反对闭关锁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新知识,“博取而精择之”;同时他又认为中学为立身始基,提倡中国的旧道德,反对全盘西化或言必称西化。面对西方工业化及西方文明的冲击,张謇抓住中华振兴的核心问题——工业化,并且舍身饲虎,投身实业、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无数新路。张謇的探索说明,儒家并不阻碍工业化,也能学习工业化、发展工业化甚至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化。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学思想发展有深入研习,是科举制度的佼佼者——状元。张謇认同桐城派“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深受桐城派大师的影响,从文风、学脉方面讲应归于桐城派。张謇入募庆军多年,跟随庆军统领吴长庆,参与平叛朝鲜,从军经历增益了张謇的男儿血性和担当意识。张謇认同明清之际顾炎武和黄宗羲的学问、气节和品格,深受他们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于王夫之,张謇也有研习;对于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及其湘军,张謇更是佩服有加,他认为这是近世儒家思想经世致用的代表和巅峰,后人难以企及。正因为如此,张謇重视学,更看重学以致用,学习就是要服务百姓、改造社会,而不是坐而论道、高谈阔论。张謇认为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士人必须担负起振兴实业的责任,而不是学而优则仕或者埋头做对社会、民生无益的学问。张謇最终弃仕从商,致力于实业、教育,源于其儒家士人的担当精神,也根植于其宏大的儒商理想,即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以及地方自治。张謇秉承儒家思想,虽然“术”与“道”有天然的区分和隔离,但是它们也有必然的渗透和相互作用。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也常常引用儒家经典进行说明,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无时无刻不影响其商业的具体运行。对于《周易》,张謇用力颇深,在完成周易研究专着的同时,他对易经的学术史也深有体会,认同朱子的《周易本义》的相关阐释。张謇创立的大生集团取名源自于易经,深刻反映了《周易》的仁爱与民本思想。张謇实业救国的核心主张就是“父教育、母实业”,以父母关系比喻,也充分体现了易经的阴阳和合观念。张謇在具体的商业经营中,比较注重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战略的适时调整,这与易经饱含的通经合变思想有本质性的联结。张謇一直倡导的“棉铁主义”也与易经中刚柔相济的思想相通。张謇对于儒家的礼学思想着实重视,在乱世之中,这种倾向有增无减。张謇提倡礼学更多,主要也是因为当时社会混乱,人们价值观缺失,六神无主。在具体的商业运行中,张謇比较注重商业市场中的“礼”,即商业竞争需要有序,不能恶意竞争,最终害人害己。在企业的管理中,张謇提倡“以严为轨”,主张严格管理。张謇崇尚中庸之道,认为圣人之道即中道,且“人皆可以为尧舜”,普通人只要尽人道、尽职守,同样可以入圣人之域。区别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张謇提出“大利不言、生财有道”,实质上对儒家义利思想在工业化背景下有积极的发展和创新。从“取”到“生”,从“小利”到“大利”,本质上是张謇看重儒家应该对社会整体财富有所创造。张謇认为,遇到利益鉴定或分配困惑时,应把握“裁利于义”的原则,即用“义”来裁量、裁定利益,解决何利可取、应取多少的问题。张謇也注重区分“公利”和“私利”的区别,认为人们应该追求公利,对社会、民生有所助益。张謇在利益分配上,受西方现代企业思想影响,肯定合理的利益报酬,同时他也始终坚持“以劳取利”,厌恶并不耻不劳而获的商业模式和行为。张謇注重人的诚信和企业的信用,提出“忠信笃敬”的四字原则,具体体现在其信用观和用人观中。张謇认为商业成功的法门不外乎“勤苦简朴”,其中他尤其注重节俭之美德。中国在商业上处于混沌迷茫、一穷二白的阶段,张謇认为中国的商人应该团结起来,形成一定的合力。张謇的儒商商道至今仍有深刻的内涵和魅力,究其根本在于合理地处理官商关系。张謇创造性地提出“绅领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组织形式臃肿、效率低下之时,在观念陈旧、政府禁锢森严的历史环境下,开辟了民营企业的商道模式。张謇在具体的企业经营中、行业的选择、利益的分配等重大问题上,有深思熟虑的考虑,因此张謇的商道观念和精神于今天仍有极强的榜样价值。如果按照西方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标准,张謇无疑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主要、关键的企业家精神指标,张謇都符合并有一定超越。张謇身上所具备的爱国、仁爱、奉献、勤俭、自强、务实等儒商精神与工业文明并行而不悖,甚至是非常好的补充和融合,这些精神在今天价值有更高的凸显。如果理性地反思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弊病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张謇的儒商思想和实践表明,儒家宝贵的道德伦理资源可以与工业化有更好的磨合和融通。张謇是中国儒商的典范,是儒家圣人在商界,也是中国企业家的难以逾越的巅峰。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们不仅应该关注其可贵的实业实践,也应该细致考量他的思想构建和远见卓识。
苏明华[4]（2018）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略—M2D2C》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新时代,社会生产力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生产要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信息、知识、创造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企业经营管理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急需张本继末、实事求是地理清思路,确立应对新时代的企业行动方略。论文首先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特征以及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行梳理,列举出新时代企业发展面临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人文精神等挑战,提出了M2D2C的应对方略。
王洪刚[5]（2017）在《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文中指出本文以民国时期蚌埠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再现新旧更替的历程,着重发掘“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方式和规律,廓清两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城市发展轨迹,总结出城市现代化的模式与特点。论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章主要介绍铁路通车前蚌埠古镇的历史沿革、地理条件和传统社会格局,这是蚌埠现代化的背景和基础。城市是历史的产物,早在城市化运动启动长久之前,城市就已产生,即古代城市。虽然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近代城市正是在古代城市这个母体中孕育的。研究蚌埠早期现代化,首先要对其产生的历史地理前提做出一种基本判断。根据现代化的理论,这是蚌埠现代化的“准备”阶段。第二章至第六章重点考察历史时期蚌埠在经济、教育、文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的现代化变迁的微观过程。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就其层面而言,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方位立体化的转型过程。论文分别从工业、商业、交通、教育、人口等方面对现代因素的产生和壮大进行考察,“以史立论”,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推演其新旧更替的内在机制,对于广泛存在的新旧“杂糅”的现象也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在众多现代元素中,本文着力凸显新式交通尤其是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蚌埠是“火车拉出来的城市”,铁路运输强大的吸附功能不仅汇聚了这座城市,也为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铁路不仅塑造了一个富于“交通色彩”的经济结构,还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影响力既有“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也有暴风骤雨式的一蹴而就,它决定了蚌埠现代化“突变型”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影响力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对蚌埠而言,交通因素只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交通优势不能很好地转化为市场优势,蚌埠的城市现代化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行之不远。实际上,通民国时期,不论工业、商业,还是教育、文化,这些层面的发展曲线基本都是“高开低走”,从狂飙激进到每况愈下再到无疾而终,除了战争侵扰,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反之,蚌埠在几十年之后的中衰恰巧印证了这点:这座城市的交通优势依然还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在两次迁移（沿江、沿海）,其经济地位大大下降,最终没能续写辉煌,个中缘由值得深思。第七章总结了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特征和启示。基于以上现代化层面的具体研究,作者凝练出蚌埠城市现代化的特点与规律。通过与同时期的安庆、芜湖、合肥等城市的类比,总结城市发展的教训和经验,绘制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为现在和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规避历史上罹患过各种“城市病”,寻找城镇化发展的出路,制定最佳的城市发展模式。
李朔[6]（2016）在《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文中提出工业设计根植于工业化的土壤,其发展的趋势总是与工业化进程同步。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跨越式发展,逐步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使我国工业化中后期与其信息化阶段达到历史交汇。在这样的境遇下,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重叠,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面临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同时进行与融合发展。但不容乐观的是工业设计赖以生存的工业化土壤并未完全成熟,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工业设计缺乏一个充分展开的时间而仓促进入下一阶段,基础相当薄弱,仍然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型产业链,存在着填补空缺、引进、模仿、制造、低价格、同质化的加工型现象。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时,无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仍然是发展的屏障,工业文化意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积淀和成熟。然而,进入21世纪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重心明显开始从粗放型到集约型、从传统型到创新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转移,以技术、设计创新、文化软实力等为特征的智慧与创新资源逐步取代物质资源在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此时,中国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给我国制造业和工业设计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制造到“智造”该如何发展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今,工业设计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利器和企业创新的重要智力资源已成为普遍共识。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现代设计产业尤其是工业设计的发展与创新,并将此课题提升至国家发展策略和战略目标的高度。而今天的中国已不能简单地复制历史,工业设计需要探索出契合我国当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存在价值和生存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设计产业的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分析我们之间的差异,找到我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就尤其重要。并且,要对其发展历程中存的诸多问题和各种弊端,以及更深层次的根源进行探讨和分析,更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其优势和劣势,就需要一个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中英两国的现代工业设计均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同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阶段,英国对中国工业化的萌发有着无法替代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相似的近代社会结构,对手工艺的重视,对传统的尊重与延续、对古老历史的认同,以及中英文化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构成了两国比较的基础和研究思路的起点。目前,国内外关于工业设计发展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工业设计史、工业设计实践、产品战略及其理论上。相比国外的研究文献而言,国内关于工业设计的文献比较缺乏,研究多以欧美等国家工业设计史的全面论述为主,或是很少一部分关于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的学术文献散见于工艺美术史、艺术设计史、“断代类”的近现代设计史中。从国内检索出该领域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专题研究的深入程度等状况可以看出,学界关于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研究存在不足,没有形成体系。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尚未提出明确的论述和全面的解析。并且,在过去的很多设计研究中,偏重于对中国或西方两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较少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仅有以中西比较为主的比较美术史、设计史并不主要涉及某个具体的对象,对中西的研究也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深入具体的探讨。这样不仅无助于研究视角的拓展,还可能减少立论和论证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选取工业设计发展具有典型性的英国和中国作为两个具体明确的对象,并借鉴“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采用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和中国两个不同社会的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进行客观地互照、互对、互比、互识,察同辨异和分析论证,从而使比较研究的结果更为准确。具体来说,本文以“启”（启始阶段的萌发）、“承”（文化的承继）、“转”（经济的转型）、“合”（适合性的发展）为出发点,并对本文研究的时间进行界定,参照工业革命发展轨迹与工业4.0的概念划分,将工业社会按照技术演进概括为肇始、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四个递进发展的阶段。通过对中英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通览,比较工业设计处在四个历史阶段下,不同的社会背景、经济形态、文化思想的生存土壤中,其发展所呈现的共性与异质特征,分析各自设计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特殊性和缘由,进而总结出所存差异和问题。重点就起始阶段的自觉性差异问题,机械化进程中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电气化阶段“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信息化阶段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首先,中英工业设计初始阶段存在着自发和触发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自觉性的缺失,使中国工业设计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进而在后来的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次,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存在着不同的视角,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与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这种反思精神暂时阻碍和延缓了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进程,但却使其设计始终受到以道德关怀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理念的影响。而由于反思和反省精神的缺乏,中国对外来工业文明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麻木却从根本上阻碍了工业设计的进程;再次,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出现“质”变与“量”变的差异问题。此阶段中国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相比之前工业设计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瞬间由机械化设计过渡到电气化设计的阶段,高技术风格一下风靡开来。而英国工业设计在某种意义上是机械化到电气化的延伸和扩展,更多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量变过程;最后,从前文的差异比较可以看出,发展到信息化阶段的英国设计观念已经相当成熟,而中国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观念,设计产业还比较年轻。前一阶段的急促生长导致中国基础产业发展存在断层,同时工业设计缺乏充分展开的时间,基础相当薄弱,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本文力图通过对比研究各阶段两国差异背后所体现出的优势和劣势,找到英国对于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影响和启示,以及有价值的参考,尽量避免在今后的探索中走弯路,并以此启发当代中国工业设计创新发展的思路。另一方面重新梳理中英两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历程,对中国工业设计“断代史”理论研究作补充和完善。同时以论带史,关于两国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的比较分析研究,是在新的视角下对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重新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才大颖[7]（2016）在《关于工业4.0热话题的冷思考》文中研究说明工业4.0是目前的热门话题,其实与这个词相关的还有两个词汇:"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工业4.0是个舶来品,后面两个词是我们中国人的自主知识产权,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4.0。对于工业4.0的内涵,大家都比较了解,但对其在不同类型企业体现形式的多样性不一定了解很多。最近有很多关于传统产业创新转型的典型案例,一是说
刘权[8]（2015）在《整合与分化—从华文教育看曼德勒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文中指出缅甸是中国的重要邻邦,中缅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汉人进入今缅甸地域经商；在元代,缅甸最早的华人社会已经形成；至明清,缅甸华人社会臻于成熟,出现了“大明街”、“唐人街”等着名的华人社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大约有100万华人居住在缅甸全国的各个地区,成为缅甸国内的一个重要族群。缅甸华人因此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其中许多研究都涉及缅甸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这一问题。关于缅甸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诸多学者认为缅甸华人社会高度整合,紧密团结；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缅甸华人社会高度分化,矛盾重重。这两种不同观点留下的问题,正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本研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集中关注缅甸华人社会中的一个个案——曼德勒华人社会,试图通过对一个社区的深入调查来透视缅甸华人内部关系的问题。经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通过对曼德勒华文教育的考察可以管窥曼德勒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这一问题。曼德勒的华文教育不仅是汉语与中华文化的传播平台,还是曼德勒华人加强社会整合的黏合剂。他们在华文教育的舞台上通过母语教学的方式、对校园语言生活的规训、举行与华文教育相关的节庆与仪式以及借助外部力量等手段来加强社会的整合,促使曼德勒华文教育成为曼德勒华人构建熟人社会——“华人圈”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在曼德勒华人内部的相互交往中,在处理曼德勒华人内部的关系时,曼德勒华文教育又成为一种分化的因素。首先,这种分化表现为地缘分化,虽然同为华人,但曼德勒华文教育中还是彰显着不同的祖籍地认同（主要是云南与福建）；第二,这种分化还表现为政治认同的差异,一部分华人通过华文教育塑造着“亲台湾”的政治认同,另一部分华人则努力在华文教育中加强“亲大陆”的认同；第三,曼德勒华文教育中也上演着经济利益争夺战。本研究试图证明,华文教育中所体现的曼德勒华人社会这种既整合又分化的内部关系都是一种能动性的实践,曼德勒华人以此来对抗对自身不利的外部环境。在缅甸,华人作为“下等公民”,无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处于社会与政治的边缘。一方面,曼德勒华人通过在华文教育中的能动性实践加强内部整合,用一种一致对外的团结方式来维护边缘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曼德勒华人通过华文教育促进群体内部的分化,以此作为一种无权者争夺权力的政治实践。最终,本文提出“紧箍咒效应”这一全新的概念,指出曼德勒华人在华文教育中进行的能动性实践并没有致使其外部结构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变迁,而是导致了自身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
赵海燕[9]（2012）在《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俗文化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是传承了千万年的、最古老的活态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根源,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起着陶冶和发展人类自身的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儿童生活在具体的民俗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以儿童喜闻乐观的方式存在儿童生活之中,儿童生活世界里丰富而广泛的一切人、事、物,以及联结这些人、事、物的连续或非连续的过程与情境,都蕴涵和承载着民俗文化。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以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涵与特征、价值、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等进行了研究。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是根据学前儿童的需求,以学前儿童生活其中的优秀民俗文化为主,并兼顾其他民族或地区的优秀民俗文化,遵循学前儿童生活世界和健康成长的要求,在合理、适当地选择下,进行有机融合和组织的、有益的教育性经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具有自身的内部特征与外部特征,内部特征主要表现为生活性、传承性、融合性、共生性、开放性；外部特征表现为民族性、地方性、情境性、动态性、多样性。其中,生活性与传承性是内部本质特征,民族性与地方性是外部显着特征。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儿童、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在儿童个体发展价值方面发挥着培养文化包容意识、发展多样性思维能力、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认同、实现国家认同、促进儿童智力和社会性发展、获取生存智慧、体验生活与生命的乐趣与意义等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在社会发展价值方面发挥着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保持文化的多样性、追求文化公平、向往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追求和谐共生、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价值。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秉持在现实的教育场域中,以儿童发展为旨归,以儿童文化背景为依托,在儿童生活中,通过儿童自身在教育现场中获得有益的教育性经验,促进儿童全面、整体发展的理念。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体现了对境遇性知识的尊重,将儿童从抽象的、普适的、价值无涉的知识中转向具体的、境遇的和关涉价值的知识,寻求人类共通和共享的经验,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有机结合普适性与境遇性知识,在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生活世界与学科世界中自由翱翔,在不断动态发展的人类生活文化场域中体验生活、优化生活、享受生活,追求生命意义,实现人自身的不断发展和超越。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还把儿童作为积极主动的发展个体,尊重儿童在自身发展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与发展,把儿童作为主动的探索者和积极的建构者,在身心、情感、智力、意志、价值观等方面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同时,尊重教师的知识与智慧,充分发挥教师在课程运行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良性循环机制的生成与发展。在教师成为主动、积极的建构者的过程中,教师也成为了儿童发展的积极促进者、引导者和帮助者,并实现了教师自身的发展与超越。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方面：探讨了制定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来源的依据,确立目标制定的原则,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层面阐释了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目标。在课程内容方面：探讨了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资源存在的形式,划分了衣食住行、人际关系、自然地理、口头语言、游戏体育、节日庆典、音乐美术等七个方面的内容,规定了内容选择和组织的原则,介绍了集合结构、网状结构、线性结构与树状结构等几种课程组织方式。在课程实施方面：确立了课程实施以我国传统优秀哲学思想“和而不同”、“生生不息”理念为指导的相互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分析了课程实施在课程设计特征、人员因素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因素,确立了环境创设应遵循的安全实用原则、和谐一致原则、空白留用原则、共同参与原则和灵活丰富原则。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可采取教学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的途径,并进而探讨了其特点、设计和指导策略。在课程评价方面：分析了课程评价的特征和明确了课程评价的理念,探讨课程评价的诊断鉴定功能、信息导向功能、教育发展功能和管理监督功能,确定了课程评价的内容,分析了几种对儿童和教师进行评价的方法。论文最后提出了应提升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理论研究水平、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建立健全课程评价体系、重视课程培训、进行课程运行环境研究、加强课程实施对策研究、注重幼小课程衔接研究、发挥行政的课程支持功能等方面的期望,致力于构建以政府为导向,以学前教育机构为中心,联合社区、家庭生成和促进儿童不断发展的共育机制。
石巍,李争,朱俊蓉[10]（2011）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文化世界里对通用TRIPS体制的法律移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引言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②的出现,引起了知识产权传统属性的革命性变革,也引起了南北国家政治生态学的迅速发展。从此,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世贸组织的各项活动,全世界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处于加速标准化的进程中。通过世贸组织进行的知识产权法律移植成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工业化国家强加的一个独特的法律移植模式。
二、儒学在海尔工业化中的文化效应与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学在海尔工业化中的文化效应与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提出问题 |
| (二)思维历程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阶级分析法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二)传统——现代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述评 |
| (三)国家——社会理论范式与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研究述评 |
|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中国的集体产权研究评述 |
| 三、思路方法 |
| (一)研究旨趣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1章 黄土地上的社会生产力 |
| 1.1 地理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
| 1.1.1 地理环境特性决定生产力发展状况 |
| 1.1.2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初期起决定性作用 |
| 1.1.3 地理环境特性的“蝴蝶效应” |
| 1.2 地理环境特性与农业革命 |
| 1.2.1 原始社会的“丰裕生活”走向资源稀缺 |
| 1.2.2 物种特性产生不同社会组织制度 |
| 1.3 黄土环境与黄土文明新论 |
| 1.3.1 黄土文明而非黄河文明 |
| 1.3.2 黄土分布于华夏文明核心区 |
| 1.3.3 黄土成因决定中国农业社会的起源 |
| 1.4 黄土土壤与定居式旱作农业 |
| 1.4.1 黄土土壤特性产生旱作农业 |
| 1.4.2 旱作农业产生轮耕制 |
| 1.4.3 旱作农业生产方式决定中国特色的上层建筑 |
| 1.5 农业生产工具与驱动动力 |
| 1.5.1 农业生产工具的自然和人为局限 |
| 1.5.2 青铜很少用做农业生产工具 |
| 1.5.3 驱动动力长期以自然力为主 |
| 小结 |
| 第2章 以分配为中心环节的生产关系 |
| 2.1 相关核心概念新解 |
| 2.1.1 作为前提性存在的生产 |
| 2.1.2 以权威为媒介的等级性分配 |
| 2.1.3 遵循价值规律的交换 |
| 2.1.4 以分配关系为基础的集体权威 |
| 2.2 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新解 |
| 2.2.1 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2 分配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心环节 |
| 2.2.3 交换和分配并重是现代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 |
| 2.3 传统农业中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 |
| 2.3.1 西方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2 传统中国分配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
| 2.3.3 对若干重要问题的反思 |
| 小结 |
| 第3章 受限制的交换关系 |
| 3.1 交换关系的生产力限制 |
| 3.1.1 西方社会交换关系存在天然优势 |
| 3.1.2 传统中国交换关系存在天然局限 |
| 3.1.3 运输成本对交换关系影响深远 |
| 3.2 政治统治主导下的社会分工与交换 |
| 3.2.1 政治需求产生分配的社会分工 |
| 3.2.2 政治需求导致青铜业与农业分离 |
| 3.2.3 制陶业与农业关系复杂 |
| 3.2.4 纺织业与农业结合产生自然经济 |
| 3.3 官商关系新论 |
| 3.3.1 “商人”自起源就出身低贱 |
| 3.3.2 战国以后抑商成为基本国策 |
| 3.3.3 商人无取得政权之可能 |
| 3.3.4 官营工商业排挤私营工商业 |
| 小结 |
| 第4章 农耕生产方式和军事制度合成的集体社会 |
| 4.1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性 |
| 4.1.1 战争起源于社会生产方式 |
| 4.1.2 农耕生产方式扩张与防御 |
| 4.1.3 农耕生产方式要求政治统一 |
| 4.2 农耕生产方式的对内收敛性 |
| 4.2.1 农耕生产方式对内排斥军事暴力 |
| 4.2.2 农耕生产方式天然地存在内部离心力 |
| 4.3 农耕生产方式与军事组织的契合 |
| 4.3.1 契合于资源稀缺性 |
| 4.3.2 契合于集中分配的管理方式 |
| 4.3.3 契合于集体权威 |
| 4.4 集体社会的形成 |
| 4.4.1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前提 |
| 4.4.2 最大的集体单位是天下(国家) |
| 4.4.3 最小的集体单位是个体家庭 |
| 小结 |
| 第5章 伦理和权威的家国同构 |
| 5.1 西方社会的家国异构论 |
| 5.1.1 亚里士多德:家务管理异于城邦政治 |
| 5.1.2 梅因:地域国家取代血缘政治 |
| 5.1.3 摩尔根:血缘人身关系的古代社会与地域财产的政治国家 |
| 5.1.4 恩格斯:血缘亲属与阶级国家 |
| 5.2 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论 |
| 5.2.1 西方思想家:伦理道德与家父权力的家国同构 |
| 5.2.2 日本学者:秩序的家国同构 |
| 5.2.3 中国学者:宗法的家国同构 |
| 5.2.4 梁漱溟:伦理的家国同构 |
| 5.3 对家国异构论与同构论的再思考 |
| 5.3.1 西方社会家国异构的质疑 |
| 5.3.2 传统中国家国同构论的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一)传统农业中国是建立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的集体社会 |
| (二)传统中国集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分配关系为中心 |
| (三)传统农业中国具有多重社会底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地缘体 |
| 2.1.2 地缘关系 |
| 2.1.3 地缘经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国家利益理论 |
| 2.2.2 国际劳动分工与国际贸易理论 |
| 2.2.3 地缘区位论 |
| 2.2.4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 |
| 3.1 区域概况 |
| 3.1.1 山东省 |
| 3.1.2 日本 |
| 3.1.3 韩国 |
| 3.2 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
| 3.2.1 贸易结合度指数 |
| 3.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
| 3.2.3 空间模式 |
| 3.2.4 数据来源 |
| 3.3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间演化 |
| 3.3.1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时间演化 |
| 3.3.2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商品类型时间演化 |
| 3.4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演化 |
| 3.4.1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空间格局演化 |
| 3.4.2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
| 3.4.3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空间分布 |
| 4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影响因素 |
| 4.1 自然因素 |
| 4.1.1 地理位置 |
| 4.1.2 自然资源 |
| 4.2 人文经济因素 |
| 4.2.1 经济发展水平 |
| 4.2.2 人口因素 |
| 4.2.3 交通因素 |
| 4.2.4 历史文化因素 |
| 4.2.5 政治因素 |
| 5 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深化政治领域的双边关系是推动经贸关系的基础 |
| 5.1.1 中国与日韩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促进地缘经济联系的保障 |
| 5.1.2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
| 5.2 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领域和层次是其主攻方向 |
| 5.2.1 不断改善出口贸易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
| 5.2.2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竞争力 |
| 5.2.3 打造出口产品非价格竞争优势 |
| 5.3 深入推进与日韩的合作区域是其重点 |
| 5.3.1 积极推进自贸区的建设 |
| 5.3.2 以产业园区为依托,扩大开放程度 |
| 6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当儒学遭遇工业化 |
| 二、旧道德与新知识:张謇的回应 |
| 三、言商仍向儒:儒商张謇 |
| 第二节 张謇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一、张謇研究的回顾 |
| 二、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简析 |
| 第三节 本文的旨趣与结构 |
| 一、主题和框架 |
| 二、资料及其说明 |
| 三、研究工具和方法 |
| 第一章 张謇的士人精神与儒商理想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一、师承 |
| 二、随军 |
| 三、科考 |
| 四、经世致用 |
| 第二节 士人担当 |
| 一、儒家信徒 |
| 二、学以致用 |
| 三、兴实业,当由士大夫先之 |
| 第三节 张謇的儒商理想 |
| 一、实业救国 |
| 二、教育兴邦 |
| 三、村落主义与地方自治 |
| 第二章 实业与儒家思想 |
| 第一节 张謇与易学思想 |
| 一、张謇与《周易》 |
| 二、大生集团与“生生之谓易” |
| 三、商业经营与通经合变 |
| 第二节 礼学思想与企业经营 |
| 一、张謇与礼学思想 |
| 二、商业礼让与利导整齐 |
| 第三节 中庸思想及其实业应用 |
| 一、圣人之道即中道 |
| 二、人尽人道 |
| 第三章 张謇的儒商伦理思想 |
| 第一节 “大利不言”的义利观 |
| 一、裁利于义 |
| 二、公不自利 |
| 三、以劳取利 |
| 第二节 “忠信笃敬”的诚信观 |
| 一、忠信笃敬的信用观 |
| 二、笃实安分的用人观 |
| 第三节 “勤苦俭朴”与成功法门 |
| 一、勤苦俭朴 |
| 二、俭德 |
| 三、聚力合群 |
| 第四章 张謇的儒商商道与儒商精神 |
| 第一节 商道与官商关系 |
| 一、绅领商办 |
| 二、官商关系 |
| 三、张謇的商道 |
|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与儒商精神 |
| 一、张謇与企业家精神 |
| 二、张謇的儒商精神 |
| 第三节 儒商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 |
| 一、经济人与道德情操论 |
| 二、资本主义精神 |
| 三、张謇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略—M2D2C（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文献综述 |
| 2.1 以精神文化产品短缺为突出现象的新短缺经济 |
| 2.2 设计、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知识要素是新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 |
| 2.3 C2M、D2C2M等新模式的相关研究 |
| 3 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特征:新短缺呼唤新供给 |
| 3.1 新常态的本质是“新短缺经济”, 新短缺是高端、个性化产品的短缺 |
| 3.2 智能技术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复杂化、定制化 |
| 3.3 精神文化需求进入加速增长期 |
| 3.4 从串联到并联,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共同发展 |
| 4 新时代生产关系的转变 |
| 4.1 产业链各主体关系中, 以设计师为中心 |
| 4.2 人与人的关系中, 越来越相互独立, 自主性、个性化成为时代主题 |
| 4.3 人与机器的关系中, 人将成为机器的主人 |
| 4.4 人与商品, 高品质、定制化商品成为主流 |
| 4.5 人与城市, 产城融合 |
| 4.6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
| 5 企业对新模式的初期探索实践 |
| 5.1 C2M (Customer to Manufacturer) 模式, 即消费者对生产端量身定制 |
| 5.2 D2C (Designer to Customer) 模式, 即连接设计师与用户 |
| 5.3 C2M和D2C都是局部创新, 能降成本、降库存, 但都不能“补短板” |
| 5.4 只有全面创新才能实现产业升级 |
| 6 全面创新的根本途径是M2D2C |
| 6.1 M端的技术创新是根本 |
| 6.2 D端, 即设计端是产业链的核心 |
| 6.3 M2D2C是新型工业化的底层逻辑 |
| 6.4 M2D2C模式的效果: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
| 7 M2D2C的商业模式探索 |
| 8 结语 |
（5）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由来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和概念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轫 |
| 第一节 自然赋予与历史沿革 |
| 一、自然赋予 |
| 二、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历史悠久的淮上文化 |
| 一、“淮夷”文化 |
| 二、大禹文化 |
| 三、以寿春为核心的江淮楚文化 |
| 四、独具特色的淮上文化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启动 |
| 一、传统社会的格局 |
| 二、津浦铁路的开通 |
| 第二章 新式工业的艰难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之转型 |
| 一、传统行业的早期流变 |
| 二、手工业的机器化转型 |
| 第二节 机器工业之演进 |
| 一、烟草业的现代化转型 |
| 二、面粉业的机械化转变 |
| 三、电力业的突进式发展 |
| 第三节 工业现代化之评估 |
| 一、技术结构层面 |
| 二、产业结构层面 |
| 三、资本结构层面 |
| 第三章 商业和金融业的现代嬗变 |
| 第一节 商业部门的交通优势 |
| 一、铁路交通引发物流路线改变 |
| 二、铁路运输推动物流中心形成 |
| 第二节 传统商贸的产业结构 |
| 一、盐业贸易之变迁 |
| 二、粮油贸易之演进 |
| 三、盐粮互市之格局 |
| 第三节 新式商业部门的兴起 |
| 一、百货业 |
| 二、杂货业 |
| 三、农副土产 |
| 四、果品干鲜 |
| 五、药材贸易 |
| 第四节 金融业的现代化嬗变 |
| 一、钱庄 |
| 二、银行 |
| 三、其它金融业务 |
| 四、铁路交通与金融业的关联性 |
| 第四章 交通邮政和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启跋 |
| 第一节 现代交通体系的构建 |
| 一、铁路运输之滥觞 |
| 二、航运事业之拓展 |
| 三、公路网络的初建 |
| 四、新旧运输的互补 |
| 第二节 邮政和通信的现代化启跋 |
| 一、现代邮政之滥觞 |
| 二、通信事业的初兴 |
| 第三节 城市建设的艰难发展 |
| 一、城市空间结构之演变 |
| 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启 |
| 三、市政基础设施之建设 |
| 第五章 教育事业的新旧更替 |
| 第一节 传统教育的格局 |
| 一、县学 |
| 二、书院 |
| 三、私塾 |
| 第二节 新式教育的成长 |
| 一、新旧教育的更替 |
| 二、初等教育的推广 |
| 三、中学教育的发展 |
| 四、师范教育之演进 |
| 第三节 教育现代化的困境 |
| 一、管理体制延阻教育发展 |
| 二、封建军阀戕害新式教育 |
| 三、经费匮乏制约教育发展 |
| 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现代化功效 |
| 一、民众教育初兴 |
| 二、人才效应显着 |
| 三、革命精神培养 |
| 第六章 人口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重组 |
| 第一节 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的近代变迁 |
| 一、人口规模的变迁 |
| 二、人口结构的演变 |
| 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近代演变 |
| 一、商会和同业公会 |
| 二、红十字运动在蚌埠 |
| 第三节 外部元素与城市现代化 |
| 一、移民与城市现代化 |
| 二、外部文明与生活方式的变迁 |
| 第七章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模式、特征及启示 |
| 第一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军阀底色” |
| 一、凸显城市政治地位 |
| 二、增强城市经济实力 |
| 三、完善市政建设 |
| 四、革新生活方式 |
| 五、治理淮河 |
| 六、巩固交通地位 |
| 第三节 蚌埠城市现代化的困顿 |
| 一、传统与现代的失衡 |
| 二、屡被“中断”的进程 |
| 三、受挫的原因 |
| 第四节 城市现代化的比较研究 |
| 一、传统水路商镇与现代交通商埠——临淮与蚌埠 |
| 二、通商口岸城市与交通动力城市——芜湖与蚌埠 |
| 三、近代工业城市与现代交通城市——安庆与蚌埠 |
| 四、区位中心城市与交通新兴城市——合肥与蚌埠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的“相似”之处 |
| 1.1.2 英国工业设计对中国的影响 |
| 1.1.3 中国和英国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 |
| 1.1.4 中国和英国均注重手工艺传统 |
| 1.1.5 近代英国和中国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 |
| 1.2“平行比较”研究方法选择的依据 |
| 1.3 研究的背景 |
| 1.4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相关研究范畴的界定 |
| 1.5.1 工业设计概念的发展演变 |
| 1.5.2 中英两国工业设计相关时间段界定 |
| 1.6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6.1 相关工业设计研究的文献 |
| 1.6.2 相关工业化研究的文献 |
| 1.6.3 相关社会文化研究的文献 |
| 1.7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研究方法 |
| 1.8 研究的创新点 |
| 1.9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2章 肇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的自觉性差异 |
| 2.1 英国工业设计的“内生化”过程 |
| 2.1.1 英国工业设计诞生的社会背景 |
| 2.1.2 肇始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 2.2 中国工业设计的“外源化”发展 |
| 2.2.1 中国工业设计萌芽与初生的社会背景 |
| 2.2.2 肇始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特点 |
| 2.3 起始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肇始方式的差距问题 |
| 2.3.1 英国工业设计的“自发型”发生 |
| 2.3.2 中国工业设计的“触发型”发生 |
| 2.4 本章小结：自觉性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 第3章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 |
| 3.1 英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 3.1.1 英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 3.1.2 英国反对工业文化的人文思想视角 |
| 3.2 中国机械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对工业文化的态度 |
| 3.2.1 中国工业设计进一步展开的社会背景 |
| 3.2.2 中国反对工业文化的民族主义视角 |
| 3.3 机械化进程阶段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问题 |
| 3.3.1 英国“修正性”的人文思想 |
| 3.3.2 中国“防御性”的民族主义 |
| 3.4 本章小结：中英对待工业文化的态度差异对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启示 |
| 第4章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质”变与“量”变的差异 |
| 4.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扩展和延伸 |
| 4.1.1 电气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 4.1.2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过程 |
| 4.2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突破和飞跃 |
| 4.2.1 电气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社会背景 |
| 4.2.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过程 |
| 4.3 电气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发展“量”变与“质”变的差异问题 |
| 4.3.1 英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量”变 |
| 4.3.2 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质”变 |
| 4.4 本章小结：“质”与“量”的发展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 第5章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 |
| 5.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移” |
| 5.1.1 信息化阶段英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 5.1.2 英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 5.2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产业“转型” |
| 5.2.1 信息化阶段中国工业设计的社会背景 |
| 5.2.2 中国当代工业设计发展模式 |
| 5.3 信息化阶段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问题 |
| 5.3.1 英国自觉的设计创意产业发展 |
| 5.3.2 中国工业设计价值链的慢速生存 |
| 5.4 本章小结：中英工业设计观念高低的差异反映出的中国工业设计问题 |
| 第6章 结论 |
| 6.1 基本结论 |
| 6.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的不足 |
| 6.2.2 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附录A 参考文献 |
| 附录B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 附录C 相关图表 |
（8）整合与分化—从华文教育看曼德勒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文教育研究 |
| (二) 缅甸华文教育研究 |
| (三) 其他相关的缅甸华人研究 |
| (四)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概述 |
| 三、田野调查经过及田野点介绍 |
| (一) 田野进入及调查经过 |
| (二) 田野点介绍 |
| 第一章 缅甸华人的社会地位及缅甸华文教育发展史 |
| 第一节 缅甸华人的社会地位 |
| 一、缅甸独立前华人的社会地位 |
| 二、缅甸独立后华人的社会地位 |
| 第二节 缅甸华文教育发展史及曼德勒华文教育概况 |
| 一、缅甸华文教育发展史 |
| 二、曼德勒华文教育概况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曼德勒华文教育与曼德勒华人的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曼德勒华文教育中的语言传承与社会整合 |
| 一、母语教学与社会整合 |
| 二、华文教育中的语言生活与社会整合 |
| 第二节 曼德勒华文教育中的节庆、仪式与社会整合 |
| 一、春节与社会整合 |
| 二、孔圣诞与社会整合 |
| 三、优等生颁奖会与社会整合 |
| 四、缅北华文学校运动会与社会整合 |
| 第三节 外部因素的影响 |
| 一、外部力量的历史转变 |
| 二、外部力量的整合方式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曼德勒华文教育与曼德勒华人的社会分化 |
| 第一节 曼德勒华文教育与曼德勒华人社会的地缘分化 |
| 一、曼德勒华文教育中的云南人与福建人 |
| 二、地缘分化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曼德勒华文教育与曼德勒华人的政治认同分化 |
| 一、教材的差异 |
| 二、字体及拼音的差异 |
| 三.其他政治认同分化的符号 |
| 四、政治认同分化的历史渊源 |
| 第三节 曼德勒华文教育与曼德勒华人基于经济因素的社会分化 |
| 一、曼德勒华文教育中的公益学校与贵族学校 |
| 二、经济分化的原因分析 |
| 第四节 追寻权力与社会分化 |
| 一、机构设置与权力生产 |
| 二、分化与权力再生产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作为能动性实践的整合与分化——理论分析的尝试 |
| 第一节 结构和能动性的对立与调和 |
| 一、结构与能动性之争 |
| 二、结构与能动性的调和 |
| 第二节 社会与文化——结构的二重性 |
| 一、从社会维度看结构 |
| 二、从文化维度看结构 |
| 第三节 整合与分化——曼德勒华人的能动性实践 |
| 一、作为能动性实践的整合 |
| 二、作为能动性实践的分化 |
| 第四节 结构的再生产——对“紧箍咒效应”的分析 |
| 一、何谓“紧箍咒效应” |
| 二、“紧箍咒效应”的原因解析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关于曼德勒华人身份认同的调查问卷 |
| 附录2：关于曼德勒华文教育中教材使用问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3：缅甸北部华文学校一览表 |
| 附录4：《曼德勒明德学校章则》 |
| 附录5：中国大陆汉语拼音与台湾注音对照表 |
| 附录6：曼德勒孔教学校校训与校歌 |
| 附录7：曼德勒孔教学校近七学期学生人数变化 |
| 附录8：曼德勒孔教学校校长聘约 |
| 附录9：曼德勒孔教学校校长聘书 |
| 附录10：曼德勒云华师范学院招生广告 |
| 附录11：曼德勒福庆学校李校长与曼德勒孔教学校王校长关于缅甸华人政治认同的论战 |
| 致谢 |
| 攻读傅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主持课题 |
（9）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及特征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 |
| (一) 民俗文化的内涵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涵 |
|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特征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内部特征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外部特征 |
| 第二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价值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对儿童发展的价值 |
| (一) 明确文化归属,促进文化认同 |
| (二) 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 (三) 培养文化包容意识,发展多样性思维能力 |
| (四) 促进儿童身心和谐发展 |
|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
| (一) 追求文化公平,向往社会公正 |
| (二) 保持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和谐 |
| (三) 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和发展民俗文化 |
| (四) 追求和谐共生,维护人类生存环境 |
| 第三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理论基础 |
| 一、人类学基础 |
| (一) 文化生态学理念 |
| (二) “文化自觉”理念 |
| 二、民俗学基础 |
| (一) 民俗的产生 |
| (二) 民俗的模式 |
| (三) 民俗的特征 |
| (四) 民俗的功能 |
| 三、心理学基础 |
| (一) 两种工具观 |
| (二) 两种心理机能 |
| (三) 智力活动的“内化说” |
| 四、教育学基础 |
| (一) 多元文化教育的产生 |
| (二) 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 |
| (三) 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理念 |
| 第四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的理论依据 |
| (一) 对儿童的研究 |
| (二) 对社会生活的研究 |
| (三) 对知识的研究 |
|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目标的基本要求 |
| (一) 适宜性与超越性相统一 |
| (二) 生活性与整体性相统一 |
| (三) 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 |
| (四) 差异性和多元性相统一 |
| (五) 灵活性和操作性相统一 |
| 三、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目标体系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总体目标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分类目标 |
| (三)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目标 |
| 第五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资源的存在状态及范围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选择的原则 |
|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内容的组织 |
| (一) 课程组织原则 |
| (二) 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
| 第六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的价值取向 |
| (一) 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相互调适 |
| (二) 以“生生不息”理念实现交互缔造 |
| 二、影响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的因素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特征 |
| (二) 参与人员 |
| (三) 环境 |
| 三、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实施途径 |
| (一) 教学活动 |
| (二) 游戏活动 |
| (三) 生活活动 |
| 第七章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 |
| 一、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的内涵与特征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的内涵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的特征 |
| 二、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功能 |
| (一) 诊断鉴定功能 |
| (二) 信息导向功能 |
| (三) 教育发展功能 |
| (四) 管理监督功能 |
| 三、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理念 |
| (一) 致力于人性的适应与改善的教育过程 |
| (二) 关注协商与建构的积极活动过程 |
| (三) 集复杂性与整体性于一体的生命发展历程 |
| (四) 强调自然与真实的价值判断过程 |
| (五) 注重儿童整体发展的教育功能 |
| 四、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
| (一)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评价的内容 |
| (二) 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的评价方法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问题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问题与展望 |
| (一) 提升课程理论研究水平 |
| (二) 促进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 (三) 建立健全课程评价体系 |
| (四) 重视课程培训 |
| (五) 进行课程运行环境研究 |
| (六) 加强课程实施对策研究 |
| (七) 注重幼小课程衔接研究 |
| (八) 发挥行政的课程支持功能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儒学在海尔工业化中的文化效应与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结构新论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D]. 王松磊. 山西大学, 2019(02)
- [2]山东省与日韩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D]. 徐宁宁.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3]张謇的儒商思想研究[D]. 梁林军. 武汉大学, 2018(06)
- [4]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方略—M2D2C[J]. 苏明华.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 2018(03)
- [5]蚌埠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1908-1947）[D]. 王洪刚. 扬州大学, 2017(10)
- [6]中英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比较研究[D]. 李朔. 武汉理工大学, 2016(05)
- [7]关于工业4.0热话题的冷思考[J]. 才大颖. 轻工标准与质量, 2016(01)
- [8]整合与分化—从华文教育看曼德勒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D]. 刘权. 云南大学, 2015(09)
- [9]学前教育民俗文化课程研究[D]. 赵海燕. 西南大学, 2012(12)
- [10]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文化世界里对通用TRIPS体制的法律移植[J]. 石巍,李争,朱俊蓉. 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