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论文文献综述）
刘岩[1]（2020）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历经四十多年的稳步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从经济增长的宏观层面看,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宏观经济增长微观主体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劳动力和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发展状态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老龄化不断深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少儿抚养比增加等特点,这种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再加上新冠疫情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的冲击,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对此,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影响、把握中国人口变动态势、全面考虑人口因素对各项经济变量的影响、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本文从经济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在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基础上,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论文遵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内涵——经济供给与需求理论及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关系（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消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的总体研究逻辑和思路,沿着“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分析和模型构建——实证分析与解释——提出对策”的研究路线,综合运用理论与机理分析、数理经济学模型以及前沿的计量实证模型等手段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作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回顾经济增长涉及人口因素的经典理论与经典研究,总结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并构建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和深层次的,研究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经济效应既需要借鉴西方经典的理论,同时更需要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因此,本文从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角度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尝试以经济增长动力为传导路径,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在后续的四个章节综合宏观和微观分析观点,对投资、进出口和消费展开实证研究。第二,基于宏观视角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建立PVAR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动态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从影响系数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显着抑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但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2）从脉冲响应函数来看,我国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均只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抑制作用,从地区差异看,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高。（3）从方差分解来看,少儿抚养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影响程度较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率变动的影响较大。因此,老年和少儿抚养比的变动将直接导致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化。第三,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深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政府公共支出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将税收的影响纳入到人口年龄结构与政府债务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阐明当负担的间接税达到一定水平后,总抚养比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能会抵消其对财政支出造成的负担,从而将对财政运行产生有利的影响。（2）以间接税负为门限变量,运用面板门限平滑模型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研究表明,少儿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而老年抚养负担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体现在我国经常账户的动态变化上。对此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动的角度,诠释了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产生的持续性原因和发展趋势。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1）少儿抚养比下降对经常账户的积极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显着,与此同时,老年抚养比提升对经常账户的促进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很明显,这也说明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交织过程中造成了经常账户顺差和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的回落。（2）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作用强度表现出递增的态势。（3）在“中度少子化-深度老龄化”的现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仍十分明显。第五,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于消费和需求的影响是个体消费和需求的加总,对此本文基于微观家庭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家庭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抑制家庭消费;家庭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善具有显着的抑制作用;家庭经济条件、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不同程度地调节家庭人口的消费需求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从城乡家庭消费升级的作用效果上看,农村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从分地区的研究看,西部地区家庭消费升级受少儿抚养比提高带来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第六,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全文的最后一章,综合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效果,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研究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出长短周期的阶段性差异,即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表现为长期优于短期,因此有必要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持久性和适时动态增量调整,并做好中长期过渡的准备。本文从经济增长基础动力因素的人口结构变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开展了理论探索和系列实证研究,为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经济效应补充了新的研究思路。
张德园[2]（2020）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不确定性因素形影相随。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这使得本已就陷入2008金融危机泥潭而尚待恢复的世界经济一直延续低迷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历30年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近年来也有所增加。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等外部因素势必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性时期,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依然不足,仍然面临着资本市场杠杆过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这些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叠加,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充分梳理和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为切入点,采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模型按照递进式的行文逻辑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借鉴Jurado et al.（2015）的研究方法构建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并进一步采用MS-AR模型和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状态演变特征以及与中国经济周期的联动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最高峰出现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次高峰出现在2015-2016年经济下行与“股灾”期间,其他的峰值较小,主要出现在政府频繁调控宏观经济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难以从低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高不确定性状态,但从高不确定性状态转移到低不确定性状态则相对比较容易,并且处于高不确定性区制的持续期仅为低不确定性区制持续期的35%;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这两个时间段,中国经济处于高不确定性状态的持续时间较长,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具有反周期特征,且与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先行滞后关系,虽然在整个分布上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存在显着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体现在低分位数和中上分位数水平上。然后,采用时变溢出指数模型考察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不确定性和中国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66.946%的变化是由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引起的,且主要集中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而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影响较小。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期间,尤其是在2007Q2-2010Q2期间美国、英国和法国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产生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就国内层面而言,中国经济不确定性32.233%的变化是由各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引起的,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紧随其后,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集中于2008Q1-2011Q2期间,其中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汇率与资本账户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在2007Q3-2008Q2期间尤为明显。其次,在理论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基础上,运用MH-TVC-SVAR-SV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并对比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股灾”两个典型时期的时点脉冲响应结果。结果表明: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引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大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产出、价格和利率下降的幅度最为明显。短期内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2015年“股灾”时期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明显大于2015年“股灾”时期的负向影响。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化的贡献率呈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且大致呈现出依时间递减的趋势特征,而在持续期上呈现出随期数增加而递增的趋势;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产出、价格和利率变动的贡献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大,其次为经济反弹时期,最后为新常态经济下行时期。再次,为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渠道,在理论分析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基础上,利用C-SVAR模型实证考察了金融市场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传导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引致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而金融市场压力上升进一步扩大了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金融市场压力上升并未增加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负向影响的持续期,而是通过快速增加其负向影响极值来增强这种负向效应。金融冲击虽然也引致经济不确定性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经济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冲击宏观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比较小,即经济不确定性在放大金融冲击对宏观经济负面效应中的作用非常小。最后,利用SE-IVAR模型实证考察了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厘清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不论央行采取价格型还是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冲击,扩张性货币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时滞性,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并不明显。当央行采取价格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和缩短负向影响的持续期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而当央行采取数量型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并未缩短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持续期,而是通过降低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影响值来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向效应。
李晶[3]（2020）在《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不仅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同时也是释放内需潜力,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近年来,山西省始终强调消费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当中的关键地位,提出了各项促进居民消费的有力措施,但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仍然存在增速下滑、动力不足等问题。要想提升山西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发挥消费对稳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剖析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动力不足的深层原因。当前山西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就业形势严峻、失业风险较高,城镇居民未来收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市场机制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过高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成本使得城镇居民仍面临较大的支出不确定,这些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的存在无疑会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厘清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合山西省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提升山西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着重围绕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山西省城镇居民面临的收入和支出两方面的不确定性,探讨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规范研究方面,在西方经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了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方面,分析了历年山西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动特征,梳理了山西省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城镇居民面临的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因素,选用按收入等级分组计算的收入、支出标准差作为衡量不确定性的指标,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动态分析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获得大幅提升,消费结构得以优化,但居民消费仍面临着较大的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收入方面,就业制度和用工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城镇居民失业风险提高、就业压力增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城镇居民较难对收入形成稳定的预期;支出方面,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加重了居民的消费支出负担,这些大宗消费品的价格大幅攀升使得居民面临的支出不确定性加大。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山西城镇居民消费是在收入水平的约束下,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关系后在当期消费和预防性储蓄之间做出的艰难抉择,因而收支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收入条件下具有差异性。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可支配收入仍是影响山西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收入不确定性会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给山西城镇居民消费带来显着的抑制效应;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表明山西城镇居民受支出不确定性的短期影响较大,增加的消费支出为家庭的紧迫性支出。最后针对山西城镇居民实际情况,从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完善医疗、教育、住房制度变革的配套体系,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有利于释放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
刘璨[4]（2019）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迟退休政策尽管并未正式出台,但已成为公共和学术领域的热点话题。许多的关注都集中于延迟退休政策在缓解老龄社会宏观问题的能力与作用,关于家庭的微观行为调整却鲜有专门的讨论。消费-储蓄问题是宏观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既然现行退休政策会在退休前就影响到家庭的储蓄-消费决策,那么一个很自然的推测便是: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同样可能会通过事前预期改变家庭当前决策,因而使得家庭的储蓄率出现某种变动。回顾和梳理既有相关文献,发现延迟退休的研究主题、方法、数据倾向于宏观层面,也缺乏对消费-储蓄行为的微观讨论。同时,在消费-储蓄文献中普遍存在的预期因素在延迟退休事前评估文献中几乎被忽略。这体现为延迟退休政策变量均假定为外生参数一次性地改变,这种经济模型的设定方式暗含地假定:政策变更一经宣告,就会立即落地执行。在事后评估中,事前预期的存在性也经常不予讨论。然而,具体内容不明的待实施政策也有可能造成实际的经济影响,事前预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另外,劳动供给是延迟退休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开展此方面研究应是题中之意。但是,既有相关文献较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中个体行为互动所产生的影响,这在使用独立个体代替家庭进行分析时通常被忽略。我国女性法定退休年龄不仅早于男性,亦早于许多其他国家的女性劳动者。女性先于男性通过家庭决策中潜在的共同闲暇偏好,女性较早退休可能会对降低男性配偶的劳动供给,并可能连带地减少社会产出。同时,这种影响也会改变个人的事前预期,因而削弱未来政策效果。当前法定退休年龄性别差异条件下,女性退休对配偶劳动供给的家庭内部影响及其与延迟退休政策宣告的联系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必要进行相应的研究。鉴于退休消费之谜与独立个体延迟退休的可能效果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研究,本文主要关注以下问题:（1）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城镇家庭的储蓄率的影响及其主导预期因素;（2）因政策宣告形成的储蓄率变动在城镇家庭间的敏感性与异质性;（3）女性先于男性的退休制度对男性配偶劳动供给的家庭内部影响及其方向、规模、以及作用机制,检验这一影响是否会因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发生变动,并干扰政策事前预期。结合既有文献和理论基础,利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后与实施前的预期形成与持续时期,使用事后评估的方法进行事前评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对延迟退休预期下的城镇家庭储蓄率与劳动供给问题进行研究,并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以下结论:第一,延迟退休政策宣告的外生冲击,显着地降低了城镇家庭的平均储蓄率水平。通过百度搜索指数与媒体指数的直接阅读和对比分析,可以确认2012年6月《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发布和媒体解读,构成了政策宣告的外生预期冲击,而且政策预期具有自发的持续性。经过全样本分析和消费渠道分组考察,发现宣告效应主要通过预期收入增加产生影响。平均而言,家庭中每多一个尚未退休的劳动力,其储蓄率大约降低5%;可供工作的时间每多一年,储蓄率大约降低0.2%。即使剔除保健医疗或教育消费等刚性支出,储蓄率依然下降。健康预期并没有发生显着性的变化,保健医疗支出在家庭消费性总支出中占据的比例保持稳定。估计结果经由平行趋势检验、控制事前和地区的时间趋势、安慰剂检验、剔除因调查时间而可能形成潜在测量误差的可疑样本、加入税收冲击和月度固定效应等检验后,结论仍然具有较高的稳健性。总体而言,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城镇居民储蓄率,进一步释放家庭的消费潜力。第二,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不同家庭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越是关注社会经济新闻的家庭,越易于形成预期并降低其储蓄率。流动性约束宽松的家庭相对不易于降低其储蓄率,而面临流动性强约束的家庭储蓄率有更大的降幅,这一结论在多种流动性约束强弱度量标准下均可成立。越临近现行退休年龄的家庭,越可能提前平滑消费。但是,使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储蓄率越高,家庭越不易于降低其储蓄率。第三,女性于50岁退休降低了男性配偶劳动供给。这种影响在广延边际上并不显着,不会影响到男性配偶的退休与劳动参与决策;但在集约边际上,在职男性配偶的日均工作时间显着减少约1.8小时以上。但是,在职男性配偶工作时间的减少并不影响其收入,减少的工作时间很有可能全部转化为个人闲暇。这种影响通过夫妻间共同闲暇机制发生作用。在那些不与父母同住、或是双方身体健康的家庭,影响更为显着。在体制内工作,或完成了高中或高等教育的男性配偶当中,几乎没有影响。上述影响在家庭内部是正向的,但对社会生产可能是负面的。由于男性配偶劳动供给的下降并不发生于广延边际,且不减少个人收入,因此不会改变男性劳动参与预期与收入预期。在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后,相比女性已经退休的家庭,女性未退休的家庭中男性配偶的退休率下降,这或许表明提高女性法定退休年龄对于男性持续提供劳动供给是有利的。本文的微观实证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其中部分定量结论与既有宏观文献的研究结果比较接近,部分定性结论也与一些主题相关的其他文献相一致。根据以上利用政策宣告事件进行的短期行为研究结论,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大力鼓励女性推迟退休、加强保障正当劳动权利、审慎制定延迟退休政策、丰富延迟退休配套措施等内容。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贡献。首先是研究数据使用的创新。现有延迟退休研究大多使用宏观加总数据与数值模拟方法,本文使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可供对比参照的微观行为证据。其次是研究思想的创新。利用政策宣告后和实施前的预期形成和持续时期,采用事后评估的方法进行事前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思想。本文考虑了在事前文献中未被关注的预期,同时避免了事后研究中的预期带来的内生性干扰。最后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延迟）退休的宏微观文献中较少考虑家庭内部成员间劳动供给的相互影响,本文结合我国强制退休制度与法定退休年龄性别差异研究了相关问题。
刘莹[5]（2019）在《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家庭金融自2006年提出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合理的家庭金融行为能够为家庭平滑收入与消费,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实现家庭财富保值与增值;不恰当的家庭金融行为使得家庭陷入财务危机,并有可能祸及宏观经济发展。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行为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类型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家庭金融危机传播的特性与阻断机制,既可为家庭的金融行为提供正确引导,也可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规范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论文通过对已有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仅关注家庭金融行为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各项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较少关注到家庭金融行为在社会网络中的传递。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论文首先将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定义为复杂行为系统,并验证了其具备的开放性、动态性、非周期性、自组织临界性等复杂性特征;其次,在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特征研究的基础上,以家庭为节点构建最近邻耦合网络,并以家庭的借贷倾向为边连接概率矩阵实现随机化加边,形成的NW-C网络具备小世界特征、连通性特征以及较低的聚类系数;论文进一步通过深入剖析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因素对NW-C网络的参数进行了修正;再次,论文对经典的SIR传播模型进行扩展,引入隔离机制并考虑宏观政策调节作用构建SIQR传播模型,通过对模型平衡点及传播阈值的计算与分析指出,宏观政策的调节效应、政府或金融机构的隔离机制与家庭的主动免疫措施均对阻断家庭金融危机的传播具备显着作用;最后,论文对复杂网络中阻断危机传播的基本免疫策略展开讨论,并从政府、金融机构及家庭三方面提出家庭金融行为的矫正策略。论文选取了CFPS大型微观数据库正式调查的四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综合地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数据与宏观经济数据的描述统计分析,认知我国家庭结构、家庭金融行为主要特征与变化趋势;通过构建复杂系统的自临界组织状态的扩展沙堆模型,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动态稳定性进行判断;在随机森林算法模型划分家庭金融行为的基本类型基础上构建NW-C网络模型,并通过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对网络参数进行修正;最后通过扩展的SIQR传播模型研究家庭金融危机在复杂网络中的传播特性。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NW-C网络具备显着的小世界特征;相较庞大的家庭节点数目,网络平均路径长度较小,家庭间具备较好的连通性;且由于聚类系数较低,家庭网络对于金融风险的传递抵抗的能力较差;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高的游牧文化地区,具备投机型金融行为特征的家庭,是我国家庭金融危机产生的关键节点。第二,我国家庭金融行为既受到经济、金融、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家庭收入、家庭真实生命周期、家庭结构、决策者金融素养等微观的影响。从影响途径来看,我国居民家庭的收入与财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金融行为的参与程度;家庭经济决策者的金融素养决定了家庭金融行为的合理性与收益率;区域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影响了家庭金融行为的规范性;传统文化背景通过影响家庭风险偏好对家庭金融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家庭社会互动活跃程度、家庭结构与家庭真实生命周期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程度较小。第三,我国家庭净资产结构动态变化的不合理,会导致家庭现有稳定状态的崩塌,产生家庭金融危机并在社会网络中传播。受到我国大部分家庭金融行为的动态不稳定性影响,家庭金融危机感染率较高,金融危机容易在社会网络内以较快速度产生传播与扩散。阻断扩散的可行办法主要有:在较低范围内适当扩大隔离率?,以及提升家庭主动免疫率?。论文的研究在复杂性科学视角下展开,即将家庭金融行为视为一个复杂系统且将其纳入到复杂社会网络中予以考察,因此在研究内容上从家庭金融行为的一般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延申到家庭金融危机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形成与传播,扩展了其研究的内涵与深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复杂性系统的基本特性,放松了数据正态分布、多重共线性等假定条件,选用了随机森林模型、神经网络模型、沙堆模型、网络动力学传播模型等非线性、非局部、非参数的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方法,并对模型参数设定、算法进行改良以提高建模效率,因而比传统方法具有更高的预测效率。
徐婷婷[6]（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张喜艳[7]（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深受其害,世界经济至今仍陷入泥潭,复苏受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引起了研究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与重视。经济周期波动是宏观经济领域永恒的话题,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推动人类经济平稳、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研究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进一步丰富已有经济理论,为寻找平抑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良方提供新思路,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形成融合、包容、多元的世界经济格局提供经验支撑。因此,本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方向和大小具体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国内外传导机理分别如何,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如何,采用何种方法进行论证,少有文献提及。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恰好找到了本选题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本文可以拓展创新的地方。从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个角度进行理论分析,全方位、多层次剖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理。从国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效应、金融摩擦效应、预防性储蓄效应等改变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从而影响其经济决策,导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波动,最终影响经济周期波动。从国际传导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本国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进出口贸易传导至国外开放经济部门,再通过产业链扩散波及国外非开放经济部门,同时加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在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产生明显的乘数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后果更为严重。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看,近三年全球指数大起大落,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远超历史水平,我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难题。整体而言,美日英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明显趋同,联动效应显着。金砖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远高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抵抗能力整体上不如发达国家。采用HP滤波法提取周期性成分,由测度结果可知,全球经济周期的波谷深度远大于波峰,呈现明显的“陡降缓升”特征,经济由繁荣转为衰退的收缩阶段较为急促,由衰退转为繁荣的扩张阶段较为缓慢。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分析可知,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为了进一步定量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内传导,本文利用G20集团中14个主要国家2003年1季度-2018年2季度的数据,采用PVAR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论证。结果发现:（1）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经济周期波动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短期影响的响应时间与响应幅度均存在一定差异,收缩期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幅度最大,持续时间较长。（2）滞后4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最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1年之后明显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前者约是后者的2.42倍。（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扩张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大,主要在收缩期加剧了经济周期波动,证实了Fajgelbaum et al.（2017）所说的“不确定性陷阱”的存在。（5）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即期的正向影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滞后的正向影响,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强度远大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明显的溢出效应,该溢出效应的大小与方向分别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借鉴Diebold&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测算了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期间美国、英国、中国、法国等14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形式,测度得到的总体溢出指数为48.09%,美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最大,中国对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高于来自其他成员的溢出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时变性,发达国家的整体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可能对突发的大事件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的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为了深入细致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过程,以溢出效应最大的国家——美国为例,采用GVAR模型,进行了相应论证。由实证结果可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波动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长期的负向响应,个别国家存在明显的正向响应,但持续时间很短暂。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相比,金砖国家和新钻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响应速度更快,响应幅度更大,波动程度更剧烈。经济周期协同作为经济周期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共同执行国际货币政策的先决条件。本文主要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对值）的视角,研究了其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主要通过改变投资、贸易的流动方向,从而影响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由实证结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对经济周期协同和双边贸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对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具有显着正向影响,通过贸易渠道和投资渠道对经济周期协同的间接影响为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连年攀升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难题,导致各类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扰乱公众预期,损害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行。特别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的存在,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其宏观经济影响后果易于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导致“一损俱损”的局面出现。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加强立法制度建设,注重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等手段,以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通过推动实体产业发展,促进创新等方式,以增强抵抗不确定冲击的能力,双管齐下,稳定预期,确保经济系统的平稳、健康、持续运行。
刘胜[8]（2018）在《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阶段经济增速放缓的不可避免,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性,也是外部环境不佳导致的结果。一方面,全社会固定投资同比增速自2011年以来以持续回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城镇化率的提高,投资难以实现以往的高贡献度水平;另一方面,自2010年开始中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率逐年降低,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不如前。至此,“三驾马车”中仅剩的消费,却早自2000年以来就出现了极大的下滑,近年来虽有抬头的迹象但依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投资和贸易受阻的情况下重拾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如果要扩大内需,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这一问题上来。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一是要提高居民的劳动或资本收入,二是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前者主要从内生增长的角度来考虑,这与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息息相关。后者主要从政府财政手段的角度来考虑,更准确的说是税收手段。居民税收负担包括所得类税收负担和消费类税收负担,他们分别指对居民所得征税和对消费行为征税。如果单从某一税种的角度来看,税收都会降低个人的消费水平,但如果从社会整体水平来看则不然,比如个人所得税一方面降低了个人收入水平不利于消费,但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的特性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利用低收入人群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整体上促进居民消费。单一税种如此,更遑论众多税种的不同组合方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与税制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贸易、投资受阻,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而要促进消费,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又成为了重要问题,要解决居民税收负担的问题,又要从税制结构调整入手。因此,要解决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过缓的问题,关键在于税制结构如何调整。虽然在逻辑上这一推理是成立的,但实际理论是否支持?税制结构实际中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描述了税制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是在Banchard（1985）的无限期界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税制结构在内的最优化模型,分析了税制结构对消费的整体影响;二是通过税收归宿模型分析税制结构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从一般性上分析了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通过使用89个国家（地区）1990-201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了所得税、流转税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有利于居民消费,而流转税不利于居民消费。为了进一步降低方程的内生性,利用计量方法剥离出消费偏差,重新评估了税制结构对消费偏差的影响,结果同样支持前文的结论。最后进一步分析税制结构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结论显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效应更大,而流转税的替代效应更大。再次,本文还分析了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之间的关系。近些年来,消费外溢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外的税制结构不同,中国的间接税占总体税收比重偏高,而间接税会嵌入到商品的价格之中,进而抬高国内商品的价格,导致境内外商品价格之间的“反差”或“倒挂”。鉴于此,本文利用97个国家（地区）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间接税促使了消费外溢的产生。然后,本文选取了农村税费改革与“营改增”这两起事件,从可支配收入与消费税负担的角度分析了税制变革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税费改革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且这一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对比第一阶段的改革效果和第二阶段的改革效果,更证明了降低居民直接税税收负担对促进消费的有效性。“营改增”则通过降低企业流转税负担,间接降低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单位含税量,最终降低了商品价格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最后,基于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结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石晓磊[9]（2018）在《房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1998年实行全面住房改革以来,中国的住房价格迅速上升,房地产行业逐渐成为国民支柱产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对宏观的经济局势和微观的家庭消费行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7》,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已达到89.68%,住房资产成为中国家庭财富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探讨住房资产的价格波动所引起的房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成为家庭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近年来金融学研究的新兴领域,家庭金融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2006年美国金融学会主席John Campbel Ⅰ为家庭金融的研究作了一个主题演讲,他指出家庭金融的研究,是分析家庭如何运用金融工具实现其具体目标,即家庭通过利用各类金融工具,实现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达到长期消费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根据消费资产定价理论,个体决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给定储蓄水平下的最优投资组合决策,二是给定投资组合的储蓄/消费决策。而在储蓄/消费的决策中,家庭资产与居民消费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在早期的研究中,焦点集中于金融资产与消费的关系上。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球股市出现大幅下跌,但各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并未出现显着的下降,住房资产的作用才逐渐被重视。由此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住房资产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自2003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并不稳定。回顾近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历程,差不多每两年房地产市场就会发生一次震荡,这其中有宏观经济局势的影响,但政府频繁改变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政治因素的参与为住房资产价格的研究增加了难点,但房地产市场的频繁震荡则为住房资产价值与居民消费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面对当前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的需要,理清家庭住房资产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成为必须。为此,本文试图研究如下问题:首先,住房价格的上升所带来的住房资产价值变动是否会带来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即住房资产在中国是否表现出显着的财富效应?与金融资产相比,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是否更大?其次,二者之间是通过何种作用途径相互影响的,即住房资产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渠道是什么?最后,由于政策调控的目的,中国家庭并未经历过长时间的房价下跌,一旦房地产价格出现大面积下滑,是否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大幅缩减?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从微观家庭视角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大型公开数据库的数据支持,通过构建微观家庭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首先,问题的焦点在于探讨住房资产价值的变动对居民的消费支出是否会产生影响,也即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是否存在。本文从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引入住房资产,分析房价波动引起的家庭住房资产的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微观家庭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存在性。进一步通过对有房家庭和租房家庭的分类,探讨有房家庭的财富效应和租房家庭的替代效应（或挤出效应）。在检验了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后,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渠道,即住房资产价值的变动时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居民消费支出的。对于作用渠道,国内文献已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但因研究条件的限制,能够对各种作用渠道的存在性进行证明的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中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作用渠道的分析是基于已有文献,对其进行总结和归纳,并实证检验其中净财富效应、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三种作用渠道的存在性。最后的研究内容在于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点的检验。根据前景模型的理论分析,个体决策中的效用函数存在敏感性递减和损失厌恶的特点,将其应用于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分析中,即是非线性特点和非对称性特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检验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的存在,并重点对非对称性进行分析,也即研究住房资产价格出现下降时,居民消费支出的变动量的不同。总结全文,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总体来看,2010年后,中国城镇家庭的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凸显,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住房资产价值的上升会导致居民消费的显着增长。从实证的结果来看,对于拥有住房的城镇家庭,住房资产价值的变动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这一点在一套房家庭和多套房家庭中均成立。对于城镇家庭而言,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已经超过金融资产,成为家庭资产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在多套房家庭中,住房资产价值对消费的影响才会超过居民收入,在大多数的一套房家庭中,收入仍然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首要决定因素。在考虑了地域差异、城市差异以及收入差异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仍然存在。地域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区域房价水平中,当家庭处于较低房价的地区时,房产价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当所处区域随房价上升而不断转移,受到的影响逐渐增大,高房价和低房价地区间差异明显。此外,家庭所处的城市级别也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差异。与其他地区相比,一线城市家庭的住房资产消费弹性更高,且差异明显;与县一级地区相比,地级市家庭的住房资产消费弹性更高。再次,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同样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处于各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均会对其住房资产价值变动有所反应,但与其他阶层相比,房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高收入组中更为明显。出乎意料的是,农村地区的住房资产财富效应同样存在,但由于农村地区住房流转的限制,住房资产的消费弹性相对较低。虽然农村地区的住房资产价值的衡量上存在争议,但从实证结果来看,当农户所主观判断的房产价值出现变动时,同样会对其消费决策产生影响。由于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限制,相较于金融资产,农户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相对更低,但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住房资产将成为影响其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2）对于租房家庭而言,其消费支出同样会随房产价格的上升而增加;在考虑购房意愿后,表现为有房租房家庭的挤出效应和无房租房家庭的替代效应。对于拥有住房的租房家庭（所拥有住房不符合预期）,其消费支出同样会随自身房产价值的上升而增加;而没有住房的家庭,其消费支出也表现出于房产价格正向的相关性。当我们将家庭购房意愿考虑进来时,购房意愿的存在确实会使得租房家庭表现出一定的挤出效应,即居民消费随房价的上升而下降,但这仅针对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租房家庭而言（有房的租房家庭）;而对于大部分的无房租房家庭,购房意愿的作用不再显着,尽管家庭中有适龄的未婚男性（有较强的购房意愿）,但已无力通过购房来为其在婚姻市场提高竞争力,家庭的最优选择变为推迟或放弃购房,进而通过释放购房储蓄来进行替代性消费以增加竞争力,从而出现了无房家庭的消费随住房价格一同上涨的现象。（3）住房资产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渠道上,净财富效应和预防性储蓄途径的作用更为明显,而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并不显着。中国家庭住房财富对居民消费存在净财富效应。通过对一套房和多套房家庭样本的分别回归及交互项检验可以发现,与一套房家庭相比,多套房家庭的消费受到住房财富变动的影响更大,且房产数量越多,上述影响越明显。这表明对于这些可以将住房财富变现的家庭而言,住房投资成为其有效的资产投资和保值手段,而房价波动引起的住房财富变动会显着反映到其消费当中,即存在净的财富效应途径。在对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途径进行检验后发现,中国家庭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并不明显,更多的是通过预防性储蓄渠道,即房价波动使得家庭住房财富上升,家庭资产得以增值,从而降低了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进而增加居民消费。我们以家庭流动性约束程度和家庭财务杠杆率为门限变量,对基准方程进行了门限回归,结果表明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和高杠杆率的家庭,其消费支出并不会对房价波动带来的财富冲击有更为显着的影响,即家庭并不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而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和低杠杆率的家庭的消费支出却会受到房价波动的显着影响,即预防性储蓄的作用渠道更为明显。在对门限回归使用了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回归结果并没有太大变化,即上述结论是稳健的。在使用预期到的房价波动以及考虑了生命周期的影响进行检验后,所得结论与门限回归的结果相同,即中国家庭住房家庭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途径主要是通过预防性储蓄,而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并不明显。（4）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存在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当房价下跌时,居民消费的下降程度远高于房价上涨时消费的上升。住房财富变动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当房价上升时,住房财富与消费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居民消费随其住房财富上升而逐渐增加,但增加的幅度在不断减小。这一结果符合前景理论的分析,即住房财富与消费的关系符合敏感性递减原理,当收益逐渐远离参照点时,边际变化逐渐减小。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呈现出非对称性。当房价下降时,家庭住房财富所导致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幅度,大于房价上升时消费支出的增加。这一结果同样符合前景理论中的另一个原理,即损失厌恶。当房价下跌时,住房财富降低给家庭带来的损失感官比等量的收益显得更突出,从而其引发的消费支出的变动量更大。这一结论在一套房家庭和多套房家庭的回归中均得到了证实。
董雯[10]（2018）在《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研究 ——兼析提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费红利”的政策启示》文中指出相关事实表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可能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之后,随着家庭养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已婚女性的就业意愿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制约家庭消费率的进一步提升,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消费红利”大打折扣。本文基于一个两期的家庭共同偏好模型分析表明,家庭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家庭消费率产生两种影响:一方面子女数量增加会直接影响家庭的消费储蓄决策;另一方面子女数量增加会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带来较大的负面冲击,当已婚女性就业对家庭消费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时,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降低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间接导致家庭消费率下降,并且这种间接效应在中等收入家庭尤为显着。利用2007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首先实证检验了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边际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相较于独生子女和无子女家庭,多子女家庭的消费率平均高出3.23%;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验证了已婚女性就业的“消费效应”,研究表明,相较于妻子不就业的家庭,妻子就业家庭的消费率平均高出16.55%。进一步,本文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两个视角解释了为何已婚女性就业会有助家庭消费率提升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了家庭子女数量增加导致已婚女性就业概率下降并进而引起家庭消费率下降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多子女家庭对已婚女性就业概率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08,多子女家庭通过影响已婚女性劳动参与间接影响家庭消费率的边际效应为-1.32%。当同时考虑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时,多子女家庭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总效应下降为1.9%。最后,本文考察了不同收入群体中家庭子女数量上升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发现子女数量增加导致已婚女性就业概率下降并进而引起家庭消费率下降的间接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中等收入家庭,而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并不明显。本文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验证了上述主要结论的稳健性。当前,我国的持续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进一步放松生育政策,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刻不容缓。与此同时,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也急需释放新的动力。本文的研究结论暗含的一个政策含义是,在相关配套政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可能会对女性的劳动参与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并进而波及到家庭消费,不利于家庭消费率的进一步提升,而这可能会使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目标大打折扣。
二、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和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第2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2.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理论回顾 |
| 2.4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贸易经常账户和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
| 第3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投资规模影响的动态特征研究 |
| 3.1 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PVAR模型分析 |
| 3.3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公共支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 4.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政府债务影响的理论框架 |
| 4.2 基于PSTR模型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实证分析 |
| 4.3 PSTR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进出口经常账户的时变特征分析 |
| 5.1 TVP-VAR模型和估计方法 |
| 5.2 少儿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 5.3 老年抚养比对经常账户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
| 6.1 居民消费和消费升级的研究进展 |
| 6.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6.3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代表性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7.1 包含人口年龄结构指标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构建 |
| 7.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 全面二孩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不确定性的度量 |
| 1.2.2 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分析 |
| 1.2.3 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1.2.4 金融市场在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
| 1.2.5 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相互作用 |
| 1.3 主要研究目标、结构安排和主要内容 |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 1.3.2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不确定性理论基础 |
| 2.1 实物期权效应 |
| 2.2 预防储蓄效应 |
| 2.3 Oi-Hartman-Abel效应 |
| 2.4 不确定性商业周期理论 |
| 2.5 不确定性金融摩擦理论 |
| 第3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典型事实分析 |
| 3.1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构建原理 |
| 3.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测度与结果分析 |
| 3.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2.2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结果分析 |
| 3.3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典型事实特征分析 |
| 3.3.1 基于MS-AR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状态演变特征分析 |
| 3.3.2 基于分位数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关联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1 时变溢出指数模型基本原理 |
| 4.2 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2.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3 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时变溢出分析 |
| 4.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3.3 时变溢出效应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冲击效应分析 |
| 5.1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 |
| 5.2 MH-TVC-SVAR-SV模型原理 |
| 5.3 基于MH-TVC-SVAR-SV模型的经济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5.3.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3.2 模型设定与先验信息 |
| 5.3.3 脉冲响应分析 |
| 5.3.4 时变方差分解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1 金融市场影响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2 C-SVAR模型基本原理 |
| 6.3 基于C-SVAR模型的金融渠道分析 |
| 6.3.1 数据选取与变量处理 |
| 6.3.2 模型设定 |
| 6.3.3 脉冲响应分析 |
| 6.4 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冲击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分析 |
| 7.1 SE-IVAR模型基本原理 |
| 7.2 基于SE-IVAR模型的货币政策作用分析 |
| 7.2.1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 7.2.2 模型设定与非线性检验 |
| 7.2.3 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
| 7.3 稳健性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消费理论演进过程 |
| 1.2.2 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 |
| 2.1 不确定性理论 |
| 2.1.1 不确定性的定义及分类 |
| 2.1.2 不确定性的测度 |
| 2.2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消费理论 |
| 2.2.1 随机游走假说 |
| 2.2.2 预防性储蓄理论 |
| 2.2.3 流动性约束理论 |
| 2.2.4 缓冲存货储蓄理论 |
| 2.2.5 消费决策影响收入理论 |
| 2.3 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 |
| 2.3.1 收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 |
| 2.3.2 支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 |
| 2.3.3 不同类型支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机理 |
| 2.4 小结 |
| 第3章 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
| 3.1 山西省城镇居民总体消费水平持续提升 |
| 3.1.1 山西省总体消费需求回升 |
| 3.1.2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逐年提升,消费率波动上升 |
| 3.2 山西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
| 3.2.1 人均消费支出逐年增长,与收入的偏离程度扩大 |
| 3.2.2 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放缓 |
| 3.2.3 平均消费倾向波动中下降,近几年有所回升 |
| 3.3 山西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逐渐优化 |
| 3.3.1 食品、衣着消费支出比重显着下降 |
| 3.3.2 居住、医疗、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上升 |
| 3.4 小结 |
| 第4章 山西城镇居民消费面临的不确定性及来源 |
| 4.1 制度变迁引发山西城镇居民消费不确定性 |
| 4.1.1 1949—1978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
| 4.1.2 1978—1992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阶段 |
| 4.1.3 1993—今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阶段 |
| 4.2 山西省城镇居民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来源 |
| 4.2.1 就业制度改革引发收入不确定性 |
| 4.2.2 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引发收入不确定性 |
| 4.2.3 工资分配机制改革引发收入不确定性 |
| 4.3 山西省城镇居民面临的支出不确定性来源 |
| 4.3.1 教育支出不确定性 |
| 4.3.2 医疗支出不确定性 |
| 4.3.3 住房支出不确定性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定量分析 |
| 5.1 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的衡量 |
| 5.2 不确定性对消费影响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 5.2.1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状态空间模型设立 |
| 5.2.3 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 |
| 5.2.4 模型估计结果 |
| 5.2.5 模型检验 |
| 5.3 实证研究结论 |
| 5.3.1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支出具有正向带动作用 |
| 5.3.2 收入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 |
| 5.3.3 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 |
| 5.4 小结 |
| 第6章 改善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
| 6.1 提高城镇居民收入,降低收入不确定性 |
| 6.1.1 扩大就业规模,稳定就业形势 |
| 6.1.2 建立正常的收入增长机制,稳定收入预期 |
| 6.2 完善制度变革的配套体系 |
| 6.2.1 规范教育收费制度,完善教育资助体系 |
| 6.2.2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大住房价格调控力度 |
| 6.2.3 加大医疗投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 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
| 三、获奖情况 |
（4）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6 相关概念界定 |
| 2 文献综述 |
| 2.1 经典的消费-储蓄理论 |
| 2.1.1 从绝对收入假说到随机游走模型 |
| 2.1.2 CEQ基本模型的扩展 |
| 2.2 退休和延迟退休的相关研究 |
| 2.2.1 退休的决定因素 |
| 2.2.2 退休的影响作用 |
| 2.2.3 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 |
| 2.3 宣告效应与预期冲击的研究 |
| 2.4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3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劳动供给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基本模型的构建 |
| 3.2 延迟退休背景下的理论分析 |
| 3.3 从个体到家庭 |
| 3.4 共同闲暇与夫妻劳动供给的相互影响 |
| 3.5 小结 |
| 4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
| 4.1 研究设计、数据描述和估计方法 |
| 4.1.1 研究设计思路 |
| 4.1.2 数据描述和估计方法 |
| 4.2 DID方法的适用性 |
| 4.2.1 冲击的确认与外生性说明 |
| 4.2.2 平行趋势检验 |
| 4.3 基准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3.1 基准估计 |
| 4.3.2 影响渠道分析与健康预期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小结 |
| 5 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影响的机制分析 |
| 5.1 信息传导-决策调整分析 |
| 5.2 异质性分析 |
| 5.3 小结 |
| 6 个体退休对家庭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 |
| 6.1 实证方法、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2 实证结果 |
| 6.2.1 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的适用性检验 |
| 6.2.2 基本回归结果 |
| 6.2.3 机制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延迟退休宣告下的劳动供给影响分析 |
| 6.5 小结 |
| 7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附录1:我国退休制度基本条款的变更 |
| 附录2:各国(地区)法定养老金资格年龄(分性别)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5）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家庭、家庭财产与家庭资产 |
| 2.1.2 家庭金融行为 |
| 2.1.3 家庭金融危机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经济学理论 |
| 2.2.2 复杂性科学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西方消费理论视角 |
| 2.3.2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理论视角 |
| 2.3.3 行为经济学理论视角 |
| 2.3.4 制度经济学视角 |
| 2.3.5 文献述评 |
| 3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复杂性特征分析 |
| 3.1 研究方法设计 |
| 3.2 我国家庭结构变化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 |
| 3.2.1 家庭结构特征分析 |
| 3.2.2 家庭结构变化的复杂性分析 |
| 3.3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动态性特征研究 |
| 3.3.1 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3.2 我国家庭负债管理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3.3 我国家庭房产投资行为的动态分析 |
| 3.4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非线性紧耦合性特征研究 |
| 3.4.1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紧耦合性分析 |
| 3.4.2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非线性关系验证 |
| 3.5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自组织临界性特征研究 |
| 3.5.1 “沙堆模型”及其扩展应用 |
| 3.5.2 家庭金融行为沙堆模型构建 |
| 3.5.3 结果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复杂网络的形成 |
| 4.1 复杂网络研究概述 |
| 4.1.1 复杂网络的统计特征 |
| 4.1.2 复杂网络的演化过程 |
| 4.2 网络节点类型划分 |
| 4.2.1 研究方法设计 |
| 4.2.2 指标选取与变量描述 |
| 4.2.3 模型结果与检验 |
| 4.2.4 模型结果解释 |
| 4.3 NW-C网络的构建 |
| 4.3.1 网络中的节点数目及类型 |
| 4.3.2 最近邻耦合网络生成 |
| 4.3.3 随机化有向边概率定义 |
| 4.3.4 NW-C网络的统计学特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动机分析 |
| 5.1 研究方法设计 |
| 5.1.1 模型的选择 |
| 5.1.2 数据降维方法 |
| 5.2 环境对复杂网络参数的影响分析 |
| 5.2.1 宏观环境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2.2 微观环境对我国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分析 |
| 5.3 环境对复杂网络参数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指标选取与变量描述 |
| 5.3.2 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结果 |
| 5.3.3 神经网络模型的检验 |
| 5.3.4 模型结果分析 |
| 5.4 复杂网络演变结果及其特征分析 |
| 5.4.1 影响变量筛选 |
| 5.4.2 网络参数演变 |
| 5.4.3 修正网络统计特征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家庭金融危机的传播与防范策略研究 |
| 6.1 复杂网络中的传播动力学理论 |
| 6.1.1 经典传播模型 |
| 6.1.2 传播的临界值理论 |
| 6.1.3 危机传播的基本免疫策略 |
| 6.2 具备政府调节作用的危机传播模型构建 |
| 6.2.1 危机传播途径设定 |
| 6.2.2 模型参数设定 |
| 6.3 家庭金融危机扩散的平衡点分析 |
| 6.3.1 零传播平衡点分析 |
| 6.3.2 非零传播平衡点分析 |
| 6.3.3 平衡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4 家庭金融危机扩散的传播阈值分析 |
| 6.4.1 传播阈值定义与计算 |
| 6.4.2 传播阈值的特性分析 |
| 6.5 我国家庭金融危机防范策略 |
| 6.5.1 政府策略 |
| 6.5.2 金融机构策略 |
| 6.5.3 家庭策略 |
| 6.6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建议 |
| 7.2.1 吸纳金融信息 |
| 7.2.2 端正投资心态 |
| 7.2.3 优化资产配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与参与的课题 |
| 附表 |
| 附录 |
| 致谢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 |
| 2.1 经济不确定性的识别 |
| 2.1.1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的测度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传导机理 |
| 2.2.1 Hartman-Abel效应传导机制 |
| 2.2.2 增长期权传导机制 |
| 2.2.3 实物期权传导机制 |
| 2.2.4 金融摩擦传导机制 |
| 2.2.5 消息和信任传导机制 |
| 2.2.6 预防性储蓄传导机制 |
| 2.3 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 2.3.1 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 2.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
| 2.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3.1.2 经济周期波动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基础 |
| 3.2.1 预期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传导机理 |
| 3.3.1 理论模型 |
| 3.3.2 传导过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现状分析 |
| 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4.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说明 |
| 4.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现状分析 |
| 4.2 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2.1 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方法说明 |
| 4.2.2 数据处理与样本说明 |
| 4.2.3 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
| 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分析 |
| 4.3.1 相关程度分析 |
| 4.3.2 单位根检验 |
| 4.3.3 协整检验 |
| 4.3.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 5.1 基于PVAR模型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 5.1.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1.2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
| 5.1.3 PVAR模型构建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分析 |
| 5.2 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国内传导实证分析 |
| 5.2.1 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3 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5.2.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2.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异质性影响 |
| 5.2.6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国际传导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测度 |
| 6.2.1 溢出效应测度方法说明 |
| 6.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描述统计分析 |
| 6.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指数估计与分析 |
| 6.3 溢出效应形成机理的实证检验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3 计量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他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 |
| 6.4.1 GVAR模型介绍 |
| 6.4.2 变量描述 |
| 6.4.3 其他国家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影响经济周期协同的实证分析 |
| 7.1 引言 |
| 7.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影响经济周期协同的传导机制分析 |
| 7.2.1 投资传导机制 |
| 7.2.2 贸易传导机制 |
| 7.3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 |
| 7.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 8.1 减缓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 8.1.1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 |
| 8.1.2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
| 8.1.3 促进国际经济周期协同 |
| 8.2 平抑国内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强立法制度建设 |
| 8.2.2 提升抵抗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 |
| 8.2.3 构建稳定的信息公开与数据发布制度 |
| 8.2.4 科学把握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 |
| 8.2.5 谨慎推行经济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8）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数据来源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文章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影响消费的因素 |
| 2.1.1 消费理论假说 |
| 2.1.2 其他影响因素研究 |
| 2.2 税制结构影响消费文献 |
| 2.2.1 国外研究 |
| 2.2.2 国内研究 |
| 2.3 文献评述 |
| 3 影响居民消费的税制结构理论基础 |
| 3.1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内在影响机制 |
| 3.1.1 家庭的跨期迭代模型 |
| 3.1.2 企业的Cob-Douglas模型 |
| 3.1.3 政府部门的预算约束 |
| 3.1.4 消费与税收的动态最优化选择 |
| 3.2 税制结构的消费者价格模型 |
| 3.2.1 三部门模型构建 |
| 3.2.2 均衡状态求解 |
| 3.3 小结 |
| 4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轨迹 |
| 4.1 税制结构变动的历史轨迹 |
| 4.1.1 发达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1.2 转型经济国家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2 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2.1 收入水平的视角 |
| 4.2.2 区域、文化、经济制度变革的视角 |
| 4.3 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对照 |
| 4.4 中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
| 4.4.1 中国税制结构的历史变迁 |
| 4.4.2 中国居民消费的历史变迁 |
| 4.5 小结 |
| 5 税制结构与消费:跨国证据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机理 |
| 5.4 计量模型设定、估计方法与数据统计性描述 |
| 5.4.1 模型设定及估计方法说明 |
| 5.4.2 变量说明 |
| 5.4.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5.5 计量检验结果及解释 |
| 5.5.1 基于系统GMM的动态面板数据回归 |
| 5.5.2 税制结构与消费偏差 |
| 5.5.3 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与消费偏差 |
| 5.6 总结与政策启示 |
| 6 税制结构与消费外溢:跨国证据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模型 |
| 6.2.1 .假设前提 |
| 6.2.2 .模型设定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描述 |
| 6.3.3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6.4 检验结果及解释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扩展分析 |
| 6.6.1 .模型设定及说明 |
| 6.6.2 .空间回归检验结果 |
| 6.7 总结 |
| 7 税制结构与消费: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
| 7.1 引言 |
| 7.2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性统计 |
| 7.2.2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
| 7.2.3 回归结果及解释 |
| 7.3 基于税制结构改革的扩展分析 |
| 7.3.1 基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消费影响效应 |
| 7.3.2 基于“营改增”的消费影响效用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政策建议 |
| 8.1 优化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2 优化直接税结构促进消费增长 |
| 8.3 优化税系收入结构,构建双主体税制结构 |
| 8.4 优化税种设计 |
| 8.4.1 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发挥其有效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
| 8.4.2 改进消费税,増强对高消费行为的调节力度 |
| 8.4.3 完善财产税,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
| 后记 |
（9）房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假说 |
| 1.2.3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数据来源 |
| 1.3.4 章节安排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居民消费理论的演进 |
| 2.1.1 确定性条件下的居民消费理论 |
| 2.1.2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居民消费理论 |
| 2.1.3 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 |
| 2.2 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国内外研究 |
| 2.2.1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2.2.3 文献综合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框架与逻辑思路 |
| 3.1 住房资产价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财富效应”or“挤出效应” |
| 3.2 住房价格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渠道 |
| 3.3 住房价格对消费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影响 |
| 第四章 住房资产、金融资产与居民消费行为 |
| 4.1 模型设定 |
| 4.2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基准回归 |
| 4.3.2 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替代关系 |
| 4.3.3 基于有房家庭和租房家庭的讨论 |
| 4.3.4 基于购房意愿的讨论 |
| 4.4 内生性讨论及稳健性检验 |
| 4.4.1 稳健性检验1:房产价值的表示 |
| 4.4.2 稳健性检验2:财富效应的再检验 |
| 4.4.3 稳健性检验3:负债变量的表示 |
| 4.4.4 稳健性检验4: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1 财富效应差异性的相关研究 |
| 5.2 数据描述与模型构建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地域差异、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 |
| 5.3.2 城市差异、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 |
| 5.3.3 收入差异、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 |
| 5.3.4 城乡差异、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房价波动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渠道 |
| 6.1 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渠道分析 |
| 6.2 模型设定、研究设计与数据 |
| 6.2.1 基准模型设定 |
| 6.2.2 回归设计 |
| 6.2.3 数据说明 |
| 6.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6.3.1 基础回归及净财富效应途径 |
| 6.3.2 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 |
| 6.3.3 预期和未预期到的房价变动 |
| 6.3.4 生命周期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分析 |
| 7.1 住房资产财富效应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的理论分析 |
| 7.1.1 前景模型的提出 |
| 7.1.2 前景模型在财富效应分析中的应用 |
| 7.2 数据描述与模型构建 |
| 7.3 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
| 7.3.1 财富效应的非线性分析 |
| 7.3.2 财富效应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 |
| 7.3.3 所有权异质性下的财富效应非对称性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相关的政策建议 |
| 8.3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致谢 |
（10）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研究 ——兼析提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费红利”的政策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主要贡献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相关理论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已婚女性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1.2 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储蓄决策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1.3 家庭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1.4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及本文的创新之处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家庭内部决策模型 |
| 2.2.2 微观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家庭经济理论 |
| 2.2.3 消费储蓄理论 |
| 第3章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理论模型构建 |
| 3.1.1 基本假定 |
| 3.1.2 模型求解 |
| 3.2 比较静态分析与研究假说 |
| 3.2.1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直接效应 |
| 3.2.2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间接效应 |
| 3.2.3 推论 |
| 3.2.4 对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间接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 4.2.1 变量定义 |
| 4.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内生性与工具变量 |
| 4.3.1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4.3.2 工具变量的选择 |
| 4.4 模型设定与识别方法 |
| 4.4.1 基准回归模型 |
| 4.4.2 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间接影响的识别方法 |
| 第5章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及直接效应检验 |
| 5.2 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间接效应检验 |
| 5.2.1 已婚女性就业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机制检验 |
| 5.2.2 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间接影响的估计结果 |
| 5.3 不同收入群体中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及总效应估计 |
| 5.3.1 不同收入家庭的分组回归结果 |
| 5.3.2 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5.4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提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费红利”的政策启示 |
| 6.1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
| 6.1.1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现状 |
| 6.1.2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面临的挑战 |
| 6.2 提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费红利”的政策建议 |
| 第7章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及后续研究建议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预防性储蓄理论——储蓄(消费)函数的新进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 刘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2]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张德园. 吉林大学, 2020(08)
- [3]收入与支出不确定性对山西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 李晶.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4]延迟退休政策宣告对家庭储蓄率、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D]. 刘璨.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复杂性视角下我国家庭金融行为及危机防范研究[D]. 刘莹.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D]. 张喜艳. 湖南大学, 2019(07)
- [8]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理论与实践[D]. 刘胜. 暨南大学, 2018(03)
- [9]房产价值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 石晓磊.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率影响的研究 ——兼析提升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消费红利”的政策启示[D]. 董雯.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