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四种理论

一、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四论（论文文献综述）

张涅^[1]（2021）在《论方勇的“新子学”理念——读《方山子文集》札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勇先生的《方山子文集》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2019年期间的着作,对于《庄子》学史及诸子学研究有继往开来的贡献。其中提出的"新子学"理念,是基于现时代文化思潮的宏观认识,属于思想范畴,并非哲学概念。他认为,将儒学视为现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与正统失之偏狭,目前的思想任务应该是复兴子学以引领国学主潮。而当务之急,尤在于摆脱传统的、西学的研究模式,从当下的问题需要出发,重视会通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赖小东,詹伟灵^[2]（2021）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涵及影响机理评述》文中提出梳理从技术创新到绿色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从创新论、责任论、过程论与系统论等"四论"视角系统分析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内有关文献检索梳理出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脉络,对高频关键词分类提炼研究主题,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的总体概况和趋势作出整体判断。对现有"影响因素"研究主题的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以揭示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及机理。

唐毓^[3]（2021）在《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马克思整个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思想,是他一生的追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极为丰富,但人的问题始终是他牵系的问题之一。马克思基于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对自由问题展开探索,通过对异化的扬弃和虚假共同体的推翻,建立了一个以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共同体。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确立了一种既不同于主观理性也不同于客观理性的新型关系理性,同时,人们从对物的依赖向互依性人际关系转变,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式自由交往模式。研究任何思想都应该要把握其概念意义,所以,本文以对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相关概念的解读揭开此篇文章的序幕。关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概念,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自由人的理解,主要是从哲人的思想中得到启发进而形成自己的见解,第二个方面是对联合体的解析,最后则是对自由人联合体的解读,只有准确把握了思想的概念意义,才能对该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把握了该思想相关概念的含义接着将是对思想来源的分析,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在卢梭、费尔巴哈、施蒂纳、德国古典哲学家以及赫斯等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要是在吸取了卢梭的自由思想、人本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思想、古典哲学家的自由思想以及赫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后形成了极具自己特色的自由思想。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具体内容主要分为演进过程、主要特征、具体形态以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有效途径四个方面。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到虚假共同体再到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通过对三个不同阶段共同体的特征的研究,找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独特性,从整体上把握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内容。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的价值意义,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我国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文章主要是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和理论联系实际法来整体把握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主要内容,通过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程度的对比以此来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形成系统的认识。文章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从历史和价值双重尺度来整体把握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承载了全人类的美好愿望,代表了所有人的价值诉求。它以现实的人为研究的主体,以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为研究线索,用实践来践行思想,以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探索了一条极具科学性,经得起实践考验,帮助人们实现自由王国的美好理想的最适合的道路,为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

徐丹丹^[4]（2021）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终止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民法典》第99条仅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资格,并未规定其作为特别法人的组织和运行规则,过于概括性的条款无法为其特别法人终止事项提供制度指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不同于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特别法人,其在设立、终止等方面均具有特别性,显然无法完全适用法人制度的一般性规定,而需通过特别立法对其终止事项进行构建和完善。因此,2018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均要求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2020年6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起草工作也正式启动,并于11月先行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以为立法提供实践参考。在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终止制度,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法人制度体系,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制度,为相关立法提供参考,还可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但在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在终止事由和清算程序等方面的地方规定,均存在一定困惑。首先,在终止事由方面,《民法典》规定的一般法人解散情形是否均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各地方规定均不明确;同时,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具有破产能力的规定也不统一。其次,在清算方面,均未对解散清算程序和破产清算程序进行区分规定,并且不同地方规范文件对解散清算的具体程序、清算完成后的剩余财产处置规则也规定不一。并且,基本不涉及破产清算规则的规定,即使有规定也未能结合其特别性,明确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具体适用情形,考虑破产清偿时对集体成员的利益保障等问题。基于此,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及其在终止方面的特别性,一方面,明确解散的具体适用情形,即设置章程规定或权力机构决议解散的附加审批程序,增加依法被吊销登记证书、责令关闭或被撤销事由,但需将其适用情形限定于违法经营。另一方面,在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破产能力的同时,相应地建立破产预防与拯救机制,通过扩大破产重整程序的适用范围,允许和解失败转重整程序等手段,最大限度地避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同时,由于法人清算的形式分为依破产程序进行的清算,和非依破产程序进行的清算,因而,应当区分规定解散清算规则和破产清算规则。对于解散清算,应建立农业农村部门主导的解散清算程序,并完善不同解散情形下的剩余财产处置规则。对于破产清算,应在现有破产法律框架下,建立一套有序、快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破产清算专项程序,明确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具体适用情形,并在破产清偿时,依据集体成员权中的集体收益分配请求权,首先支付集体成员当年的股份分红。

杨文英^[5]（2021）在《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国维在诗词、戏曲等文体方面的研究造诣深厚、论着颇丰,受到学界长期以来的广泛关注。相比之下,王国维在小说领域的研究成果所受关注程度相对不足。王国维对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小说创作理论的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值得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王国维在考察“小说”一词的基础上,对小说文体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追溯与梳理,得出后世小说以唐朝变文为发端,发展到宋代说话、话本,最后演变为通俗小说。他考究章回小说的起源与祖本的问题,认为章回小说萌芽于赵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后世章回小说之祖。对于一直以来的小说因袭写作现象,他予以梳理判断,断定后世章回小说多为因袭之作,绝非一时之作,流露出对小说因袭写作问题的保留态度。关于小说文体的创作理论,王国维认为小说创作主体应当具备“忠实”与“阅世”的基本能力素养;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需要兼顾叙事性与抒情性的两种倾向,同时应当注重“描写人格”,也要关注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乐天”精神与“悲剧”性质。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生成,有着自身研治史学的学术积淀,也有着家学、师承的旧学传承和新学渗透。此外,以焦循文体观等为代表的传统文论和以叔本华等为代表的西方理论也对他的小说文体观念的生成,有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和融合作用。王国维从文体独立性的维度,审视、界定、推崇小说;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搜集、考证、梳理小说;从美学阐释的视角,分析、评论、研究小说。这样的小说文体观,对后世小说研究和文体学研究都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既有文体观念的启蒙、研究范式的创新,也有治学风格的引领,这些都是研究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的主要研究意义和重要学术价值。

黄鹂^[6]（2021）在《十七世纪荷兰花卉画及当代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17世纪荷兰花卉画艺术,17世纪是荷兰艺术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荷兰艺术呈现出多样化、世俗化和专门化的特点,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花”逐渐脱离了过去在绘画中从属陪衬的地位,成为了独立的创作主题,并在17世纪的荷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将以17世纪荷兰花卉画的发展为主线,探究花卉画这一创作题材的历史成因,并对一批17世纪具代表性的花卉画艺术家的作品进行研究,进而联系当代艺术家的新型花卉画作品,探讨17世纪荷兰花卉画艺术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延伸与影响。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填补国内对于花卉画这一绘画题材研究的不足,同时,“花”这一元素在当代受到了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17世纪荷兰花卉画的发展历程,希望能为当代花卉画艺术创作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李丹^[7]（2020）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16世纪西方文化充满血腥的初期全球扩张中,唯一的例外,是与中国文化的和平接触。在这一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主导作用的,是在宗教改革之际刚成立的一支天主教修会——耶稣会。许多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均来自这支充满活力与创新精神的修会,如利玛窦、罗明坚、汤若望等。在这次长达200年的文化交流中,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被翻译至欧洲,大量传教士潜心研习中国文化并传授给其他传教士,由此引发了欧洲的汉学热,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汉学研究。《易经》作为五经之首,自然是耶稣会士们诠释的重点。他们力图从天主教义理的角度对《易经》进行诠释,并以此将中国历史纳入天主教领域中。绪论部分主要回顾了有关耶稣会士易学研究的成果。国外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偏重历史性研究,主要聚焦传教士个人来华传教经历和其宗教生涯,研究兴趣点多在于天主教在华发展的历程,而较少对某位传教士具体思想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内容丰富,包括传教士来华后的天文、数学、历法、历史研究等,成果最为丰硕的是耶儒互动领域,传教士与儒学的互动一直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是,目前对耶稣会士易学的独立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对此主题的论述多夹杂在耶儒互动的论文或着作中,无法窥得总体全貌。本论文正文共五章,旨在阐释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所采取的文化适应传教政策及在此政策指导下的《易经》与《圣经》会通实践。主要包括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从天主教角度出发将象数和卦爻辞与《圣经》会通,以及对某些易理范畴进行宗教性的诠释,以证明中西文化同源于天主真道,《易经》与《圣经》同为天主给予世人的神圣启示。第一章着重阐释耶稣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特点。历史上,耶稣会最为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最多争议的,是在传教区实行的文化适应政策。耶稣会士在世界各个地区以此宗旨推行传教活动,根据当地文化特色调整策略。这一政策在中国的成效最为突出,打破了多年来天主教难以跨入中国的困境。本章梳理了自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其传教活动被禁止的近200年间,适应政策的发展与调整。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耶稣会在华适应政策区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利玛窦时期以“四书”为重的适应阶段,到全面研究学习中国文字、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适应阶段,再到索隐派耶稣会士来华后聚焦《易经》的文化适应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推进,缘于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认识的深入、罗马教会对耶稣会文化适应政策的讨论几个方面,更有“中国礼仪之争”这一历史事件的推动。适应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耶稣会士对《易经》的了解和研学不断深入的过程,且展示了《易经》如何从一开始在这次交流中附于《圣经》、为《圣经》作注,到后期成为与《圣经》同源的天启之书。第二章梳理了传教士围绕《易经》所产生的各种争议,以及耶稣会士对《易经》的翻译和传播。罗马教廷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直对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有所微词,认为其为了迎合中国文化,在天主教教义上做出了过多的让步。面对《易经》这一可以进行多种诠释的文本,耶稣会士欢欣鼓舞,认为可以从中挖掘出上帝的神启,而罗马教廷方面某些传教士认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读并加以拒绝。为了说服罗马方面和其他修会,耶稣会士们不断学习、翻译、介绍《易经》,为《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做了大量早期工作。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于1736年所译拉丁语《易经》尘封多年后于1834年整理出版,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完整的《易经》译本。此译本虽为拉丁语,但对后世颇具影响。1876年英国传教士麦丽芝翻译出版第一本英语《易经》,理雅各则于1882年出版了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英语版《易经》。第三章主要介绍了耶稣会士如何从象、数和卦爻辞这三个方面对《易经》和《圣经》进行会通。因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对《易经》并未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主要集中在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如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研究。第一节考耶稣会士以易数会通《圣经》的内容。在基督宗教认知体系中,数字与上帝真理存在联系,耶稣会士遵循此传统,以易数解读上帝给予中国古人的启示。同时,康熙帝为证明“西学中源”,鼓励耶稣会士对易数的研究。在这两者的推动下,索隐派对易数的研究包括了具体的数字,如“三”“一”,也包括图书之学,如河图、洛书,是一种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虽有牵强偏颇之处,但也为传统易学开拓出新思路。第二节考耶稣会士以易象会通《圣经》的内容。耶稣会士发现易象可以无限外延至伦理、哲理领域的特点,将其与《圣经》中的教义理念、故事人物进行会通。同时,因为《圣经》本身所具有的隐喻、象征这一传统,使得以易象会通极为合理。此节主要阐释耶稣会士以汉字之“象”发掘《圣经》之意,如白晋以汉字之“象”塑造伏羲为先知,马若瑟以汉字六书解读《易经》文本、挖掘经文真理。第三节考耶稣会士对具体卦爻辞的会通式解读。卦爻辞因其语言简洁、寓意丰富,给予耶稣会士极大的诠释空间。他们以《圣经》文本为据,将卦与圣经中的事件或人物一一对应。如白晋将《乾》诠释为圣子耶稣的一生经历,《坤》为人类受恶魔诱惑堕落历程。另外,《谦》卦因与基督宗教中谦德有所对应,耶稣会士对其多加以阐述,以期证明《易》中之《谦》乃天主给予中国古人的神圣教化。此种诠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处,却也增加了中西文化的互通性。第四章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易理范畴,综合考察了耶稣会士对其所做的诠释和与《圣经》会通的方式。其中,“上帝”和“太极”都涉及宇宙生成观,是耶稣会士推进传教工作的关键。只有将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两个观念进行了圆融的解释,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创世之说,才能使中国人信服上帝。另一个“圣人”范畴,则给了耶稣会士很大的空间将其诠释为耶稣救世主或弥赛亚,并以此说明上帝的光芒早就曾照耀到中国。第一节考“上帝”之说。基督宗教至高神在中国的名称,曾有多种选择,如“天主”“大父母”“上帝”,“上帝”为利玛窦所定,引起争议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耶稣会士以《易经》文本为据,以证明古经籍中“上帝”即为基督宗教至高神,中国古人早已得知天主真义。第二节考耶稣会士“太极”观念。耶稣会士对太极的认识有所分歧,利玛窦等人否认太极的宇宙生成意义,以证明基督宗教之神是唯一创造者;索隐派耶稣会士认为太极与天主属性同一,太极即天主,其诠释也不再局限于文本,而扩展到以图、以数、以神秘主义进行诠释。两种观点的分歧源于对中国经籍和中国文化的不同态度。利玛窦认为天主教可“补儒”,因此寻找相同点而剔除不同点;索隐派则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同源,为中西的不同呈现形式,因此太极这一重要且具有本原性的概念必不与天主教义理冲突,而只需探寻其同源性。第三节考耶稣会士的“圣人”观。此处也有两种相异观点。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本无圣人,古籍中圣人之举动皆为耶稣之行为。但此种诠释难以应对古经中内容丰富多变之圣人涵义。另有耶稣会士就此情况,提出中国古经中圣人应为基督宗教先知。以《易传》中圣人行为为例,开启民智、教化世人,实为天主在人间传播真理的代理人,此种解释将伏羲、神农等纳入先知之列,使中国古史与《圣经》所录历史同步,再一次证明中西同源。第五章对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和此政策对《易经》与《圣经》的会通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其价值取向进行了反思和评价。第一节论述耶稣会士的会通性易学研究在中国本土儒士中所引起的反响。对于皈依天主教的儒士来说,他们基本认同耶稣会士的会通性诠释,对“上帝”“太极”等基本范畴的理解与耶稣会士保持基本一致。但由于其中国文人的身份,他们能敏锐地发现耶稣会士诠释中牵强不当之处,他们从自身儒学背景出发,对传教士的诠释进行了再诠释,更加丰富了会通的内容和深度,使被西方传教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概念部分回归本位。对于反教儒士来说,耶稣会士的诠释不仅是对中华文化的完全误读,也是对中国统治政权的威胁,其目的是破灭儒家思想,他们在自已的反教着作中对耶稣会士的诠释内容一一进行驳斥,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思维惯性与思维定势对士人生存样态的制约。第二节考耶稣会士《易经》研究在欧洲的回响。虽然在礼仪之争时期,对《易经》的研究和评价是罗马教廷斥责耶稣会士的主要原因,但是若干年后,耶稣会士的研究得到了教廷的承认,并认为是对《圣经》内容的丰富与扩充。从学术角度来说,耶稣会士的易学研究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经典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使欧洲汉学真正踏上了正确的途径。他们对于《易经》与《圣经》会通的努力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一争议反过来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更为理性的西方易学研究和更为严谨的《易经》译本。不可不提的是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白晋的易数研究,这在东西方已广为人知。另外,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追求也在索隐派的易学研究中找到了灵感。第三节是对耶稣会士《易经》《圣经》会通的总体反思与评价。由于《易经》与《圣经》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系统,若想将两者会通,耶稣会士难免要采取一些策略,如初期只认同古经古儒,而排斥宋儒注疏。以往学者往往将这一策略视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但若考察耶稣会士在华近二百年的互通研究,会发现其研究策略和研究主体的变化与调整。从利玛窦时期以天主之学为主体,到索隐派于中国古籍和汉字中寻找天主痕迹,这一会通从起初的宗教诠释转为汉学研究。但是由于中西文化存在鲜明且不可调和的差异之处,如耶稣会士所设想的全然互通必不可能,其所做的努力虽有不合理之处,但由于其具有较为一致的目标,即相信并努力寻求中国古典中一神宗教的证明,且其会通与解读具有延续性,可达到其他个别诠释所不能达到的状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况。

张力伟^[8]（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研究表明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张悦^[9]（2020）在《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唐诗作为“一代之文学”,是唐代文学繁盛的最突出代表。唐朝建国至五代,不过三百年间,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山水田园诗派与边塞诗派各成气候,五言、七言齐头并进,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诗风逐渐摆脱浮靡而追求风骨与雅正,唐诗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向世界展示了其盛世帝国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唐人对于自身所处时代是满足而骄傲的,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也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在诗歌方面,唐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编选同时代人的诗歌集子。这种现象到了元代被称作“唐人选唐诗”。唐人选唐诗在当时的数量应该是很多的,迄今我们可以考察到的就有一百几十种。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所涉猎唐五代的唐诗选本就有三十九种之多,但很多都已经散佚了,难以得见全貌。据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整理辑校,现存唐人选唐诗共十七种。长久以来,在唐诗研究的领域中,唐人选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或是出现在唐代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诗选现象,并没有成为研究者们青睐的对象,他们更喜欢从唐以后的诗话和笔记中去寻找线索。自唐以降,历代都不乏唐诗选本,宋、元、明、清都在不同程度上宗唐和崇唐,与之相适应的,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目可观的唐诗选本,体现了各自历史时期文学的特点与倾向。而唐代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唐人选唐诗不仅展现了盛世大唐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唐代诗歌审美趣味与诗歌特点,更可以观测出唐人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唐人选唐诗的溯源和述评,从最早的有关唐人选唐诗的资料入手,追溯唐代唐诗选本的源流与各个选本在唐代的发展和研究。从宏观上梳理选本自唐代出现以来,经过宋、元、明、清、民国以及近现代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和贡献,以及存在的研究不足之处。通过对清代以来唐人选唐诗研究现状的分析、整理和评述,更加精准地掌握唐人选唐诗的研究现状以及薄弱部分,从而更好地指导接下来的研究。第二部分通过几种重要的唐代唐诗选本梳理唐代诗歌风尚的动态流变,探讨唐诗内部发展演变过程。第三部分研究受关注相对较少的新增的三种唐人选唐诗,201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和徐俊先生等在既往编纂的基础上,加以增补、覆校增订而出版的。其中新增三种唐诗选本即《元和三舍人集》、《窦氏联珠集》和《瑶池新咏集》研究相对较少,并且有值得深入探究的空间。第四部分通过对几种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唐诗选本的分析,探究唐人选唐诗收录女诗人诗歌的原因及意义。第五部分通过对诗僧这一特殊群体的诗歌收录情况以及唐代文人与诗僧的交往酬和情况进行阐释和分析,探讨唐人选唐诗中收录僧诗的积极意义。第六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通过对几位唐代着名诗人在唐人选唐诗诸本中的收录情况进行统计,并以诗人所处时代背景和仕宦经历相结合进行考察分析,还原诗人的诗歌作品在唐代被接受的真实情况,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张九龄和孟浩然等。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首先,第一次对二十一世纪以来唐人选唐诗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评述,总结已有取得的成就,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其次,对于前人较少涉猎的女诗人群体及诗僧群体的观照和研究。分别列两章内容进行论述和分析,探寻女诗人和诗僧这两类特殊群体在唐代唐诗选本出现的原因和价值意义,既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也体现了唐人多元的、包容的、开放的、雅正的思想文化审美趣味。

鲍明月^[10]（2020）在《有情世界—《民权素》“说海”栏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14年4月25日,一本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民权素》在上海创刊,至1916年4月15日停刊,《民权素》共计出版17集。在中国近代文学期刊中,《民权素》能够在诗文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上代表民初文学风貌、代表民初的文学思想主流。而丰富的杂志内容里,“说海”是《民权素》最为重要的一个栏目。目前学界对《民权素》“说海”栏目的注视主要集中在政治视域,缺少对其抒情面向的研究,对《民权素》辛亥革命叙事的研究也缺少情的视角,未能探讨抒情与革命之间的巨大张力。革命者同时也可以是抒情者,从内在于革命者心灵深处的情感出发,也许我们能够更加贴近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那么《民权素》“说海”作家是如何抒情的?在写情小说的背后潜藏着什么?“说海”栏目的抒情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民权素》“说海”栏目的整体研究。故本文将以问题为导向,树立整体意识,以全面和发展的眼光,从三个部分来研究“说海”栏目。第一部分立足《民权素》刊物创办的整体历史背景。迫于言论自由受限的政治环境,《民权素》采用“寓政治于文艺”的方式,选取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细致描摹民初民生现实。而在激烈政治面貌之下,笔者发现了“说海”隐藏的抒情面向。“说海”的抒情并不是封闭的,它是以抒情的方式与外在世界对话。第二部分研究“说海”栏目的具体内容,以小说叙事空间为切入点,对“说海”栏目进行动态和整体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已经完成的后革命时代,源于革命遇挫产生的的反动,“说海”栏目由革命叙事空间而更多的回归到家庭叙事空间,再转移到充斥着滑稽和幻想的理想叙事空间,小说的叙事视角也逐步从外部的政治革命转向了内在的心灵世界。这一转变也正是民初部分文人群体思想情感转向内在化、去政治化的写照。最后一部分主要关注“说海”栏目的理想及刊物的最终停刊。失落于政治之后,“说海”重新确立了接续抒情传统的历史使命,也推动了自我表现的抒情小说艺术的发展。虽然《民权素》最终走向了没落,但作为时代历史的见证者,《民权素》知识分子对民初时代的内在观照,对主体情绪的凝固呈现,却打破了历史的隔阂,与现代文学的抒情表现形成连接,抒情生命延续的脉络才得以愈显完整,同时也为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和抵达留下了一丝重要的轨迹和线索。直到今天,《民权素》“说海”栏目也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辨析。

二、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四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四论（论文提纲范文）

（1）论方勇的“新子学”理念——读《方山子文集》札记（论文提纲范文）

（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涵及影响机理评述（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终止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十七世纪荷兰花卉画及当代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9）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有情世界—《民权素》“说海”栏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四论（论文参考文献）

• [1]论方勇的“新子学”理念——读《方山子文集》札记[J]. 张涅. 管子学刊, 2021(04)
• [2]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涵及影响机理评述[J]. 赖小东,詹伟灵. 科技和产业, 2021(10)
• [3]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研究[D]. 唐毓.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终止制度研究[D]. 徐丹丹.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5]王国维小说文体观研究[D]. 杨文英. 扬州大学, 2021(09)
• [6]十七世纪荷兰花卉画及当代变迁研究[D]. 黄鹂. 湖北美术学院, 2021(09)
• [7]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易经》与《圣经》会通研究[D]. 李丹. 山东大学, 2020(08)
• [8]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9]唐人选唐诗相关问题研究[D]. 张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10]有情世界—《民权素》“说海”栏目研究[D]. 鲍明月.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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