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不确定因素中,有四个问题最值得关注——四大变数左右经济走势（论文文献综述）
李江宁[1]（2021）在《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超大型城市作为现代化生活的核心区域之一,人口密度更大、流动性更强,国际影响和示范效应也更加显着,一旦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不当,则会在社会、经济、民生等诸多方面导致严重后果。应急药品储备是有效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必要物质基础,因此需要对应急药品储备实施科学规划和管理。一是要对应急药品的储备品种和储备数量进行科学预测,二是要对应急药品的储备设施布局进行优化,提高应急药品投放效率,以科学构建实施紧急救助、挽救生命的基础和保障,以提升重大疫情反应速度和救助效率。本文针对超大型城市特点,对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的储备管理开展系统性深入研究,从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风险评估、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应急药品储备方式优化、应急药品储备设施选址四个方面进行方法创新,形成覆盖该领域主要环节的体系化创新成果。具体包括:（1）针对超大型城市特点,以感染性疾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样本,以该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为视角构建了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在传统使用专家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模糊证据推理技术,以弥补专家评价法在客观性和精确性方面的不足,形成了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风险的定量化评估方法。拓展了证据推理技术的应用边界,为今后感染性疾病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2）为对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提供工具,综合分析了实践中应急药品需求特点,基于经验模态分解技术,构建了EMD-ELMAN-ARIMA（ELA）组合预测模型,是“分解-集成”系统科学思想在应急药品预测领域的创新应用,为基于复杂成分数据进行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路径。（3）针对应急药品实物储备方式和资金储备方式具有的不同特点,以政府长期平均成本最小化为目标构建应急药品储备方式优化模型,并得到应急药品实物储备和资金储备最优分配策略的解析解。首次采用定量化方法研究了应急药品储备策略选择问题,突破了当前该领域研究主要关注系统构成、理念设计等定性研究的范畴,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精确化、定量化的新色调。（4）建立针对超大城市特点的应急药品储备选址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考虑定性、定量因素以及因素间的关联关系,提出了基于网络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ess ANP）的选址模型,在考虑定性、定量和指标关联性的复杂场景下进行储备设施选址的创新尝试,进一步丰富了选址理论的方法体系。值得指出的是,本文的选题具有较高的前瞻性。虽然确定选题时,新冠疫情并未出现,但是本研究进行过程中恰遇新冠疫情,研究过程中也结合新冠疫情应对中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进行了充实完善。因此,本研究对高效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的大型传播性疾病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孙宇[2]（2021）在《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体力活动提升已经成为应对公共健康挑战的有效路径,尤其对慢病防治具积极作用。街道作为城市重要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户外体力活动的主要载体,意味着增进街道体力活动具有巨大健康效益。由于人的行为决策复杂性,人们对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以及与行为目的相关联的认识尚不清晰。这正是街道体力活动提升的必要认知,也是相关研究长期关注但尚未攻克的难点。本文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利用健康行为相关理论对活动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诠释,运用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分析结合的方式,对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进行系统探讨。首先,通过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构建影响机理分析的理论模型。继而,根据理论模型的影响因素构成,进行问卷设计与信效度检验,并对深圳开展调研。然后,利用所得数据,一方面进行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进行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实证检验分析;在此基础上,揭示个体特征的调节逻辑。最后,基于分析所得结果,获取影响机理认知,进而结合实际问题提出活动提升策略。关于理论模型构建,具体为提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两个方面的研究假设。其一,基于社会生态模型归纳分析街道体力活动潜在影响因素,体现在个体、社会环境、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四个层面。针对行为心理因素呈现出复杂纷繁状态,利用健康行为相关理论的概念界定进行选取,从而确定影响因素构成,提出研究假设。其二,首先进行健康行为相关理论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分析,获取作用关系初步认知;继而梳理影响因素各层面之间作用的整体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行为心理因素的具体关系,再以理论关联、理论推演和实证关联三种方式,梳理各影响因素之间作用的具体关系,进而就因素间的作用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关于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体现在居民体力活动水平和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两方面。一方面,当前深圳居民的街道步行水平显着高于骑行水平;近9成居民能依靠步行满足我国成年人体力活动相关标准,其中休闲强身步行水平最高;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明显,这种差异的规律性因活动类型和个体特征的多元而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另一方面,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在空间供给、环境治理和行为引导三方面存在不足。其中,骑行专用道及相关设施缺乏问题尤为严峻,是造成居民骑行水平偏低的重要因素。关于活动影响机理的量化探讨,具体体现在影响因素实证检验,因素间作用关系分析和个体特征调节逻辑揭示三方面。首先,通过对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相关性检验,发现社会生态模型所提出的影响因素特定性在物质环境层面尤为突出。其次,分别对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揭示出行为习惯、物质环境和政策环境对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且三者间作用效力的大小关系在各活动类型中不尽相同;从综合表现来看,物质环境的影响作用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最后,经过对个体特征调节逻辑的探讨,发现个体特征主要通过调节各影响因素对外部环境刺激的表征,同时作用于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使作用关系的显着性或效应大小产生差异,从而造成相同干预措施作用于不同群体的效果有所差别。这是实证研究对干预对象异质性予以关注的内在原因。关于街道体力活动干预,要基于影响机理认知,同时结合实际问题对各层面措施予以完善。在影响机理认知方面,作用能力是影响因素诠释的关键;协同合作是因素间作用关系的本质;多层次调节是个体特征发挥作用的途径。在活动提升的整体策略方面,要促进各层面因素的协同合作,注重在规划各阶段的贯彻落实,充分发挥物质环境的作用能力。在活动提升的具体策略方面,要通过提高居民对体力活动健康效益的认知,形成健康福祉关系城市发展的认同,塑造浓厚的健康行为社区环境,来强化社会环境对行为心理的全作用力;通过弥补骑行空间供给短板,有所侧重地优化已有设施,重视使用者的特征差异,提高空间环境运维水平,来激发物质环境的综合作用力;通过形成多层级规划导控体系,进行约束鼓励兼并的行为引导,探索街道治理的创新模式,来巩固政策环境的源驱动力。综上所述,本文在社会生态模型和健康行为相关理论的支撑下,通过理论分析、假设推理、量化检验等方法,深入探讨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一方面,立足于物质环境领域,深化并拓展了已有认知,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基于活动影响机理认知的干预策略,为提升居民活动水平提供系统措施。
左殿升[3]（2020）在《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网络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建设治理和国家网络安全工作,他多次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互联网正在成为西方国家新一轮和平演变和实施网络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背景,关乎政治稳定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提升。政治认同是政治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是维系政治稳定的心理基础,是执政党的生命线。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认同的原有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不但重塑着政治认同的新形态,而且使传统社会的政治认同差异出现扩大趋势,网络时代政治认同的变化正成为一种影响国家安全的新的风险因素,互联网引发了全新的政治和政党安全问题。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政治认同效果,决定着中国政治稳定、政治进程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青年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受到网络影响最为深重,互联网正在成为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最大“变量”。正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差异影响、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作用和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差异构成,造成了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呈现。互联网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具有极强的放大作用,需要高度警惕、有效应对。本研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6所不同类型高校27174名不同学历在校大学生中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大学生政治认同进行“可视化”呈现。将政治认同分为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政策认同、文化认同、发展认同等六个方面构成,设置了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个影响变量,围绕不同性别、民族、学历、政治面貌、生源地等1 1个维度进行整体性和差异性大数据分析。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是,全面厘清新时代大学生政治认知认同基本状况和差异特征,为大学生政治认同精准“画像”;二是,深入分析网络时代不同影响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作用,为大学生政治认同准确“把脉”;三是,系统构建应对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的对策路径,为网络时代强化大学生政治认同“赋能”。研究发现,互联网极大拓展政治生态空间、极大激发大学生政治权利意识、极大焕发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极大影响大学生行为观念;大学生身份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文化认同、政策认同以及发展认同,两两之间分别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正向相关;大学生权利认知、利益认知、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政治满意度等五大影响因素相互之间高度相关,并且都与政治认同整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总体向好,相较于党的十八大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差异明显: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网络时代应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需要增强整体认同,消解差异分歧,要从变量到增量,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全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建设;从网下到网上,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效能、走好网络群众路线、努力让青年学生有更多获得感;从边缘到中心:彰显政治认同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加强高校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从粗放到精准:精准对待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精准应对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不同影响因素和不同学生群体的政治认同差异。
李波[4]（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赵羿安[5]（2020）在《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强调数量增长的赶超型、粗放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发展阶段变为追求经济平衡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难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并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的对策与思路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问题。制度创新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问题主导,进行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论证分析。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非正式制度产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对经济发展既有正向调节也有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若在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与经济规律时,可实现促进经济绩效提高的效果,反之则可能会阻碍经济绩效的提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正式制度于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否认的正向调节作用,中国渐进式改革印证了这一积极促进作用。在渐进式改革外部条件稳定的情况下,人们自身认知能力、文化水平与习俗习惯及社会大环境下的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行进情况均可被视为影响改革方向和进程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因素。因此,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论证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介绍了主题的背景、意义、创新点和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概况,从分析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入手,首先,通过分析选取了四个方面内容作为说明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关系的传导媒介,并通过这四方面的传导媒介分析论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习俗习惯和伦理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四个维度内容分别论证分析了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内在机理和传导途径。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层面维度的测度标准、指标选取和指标趋势走向对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分别进行了探讨。本文在论证分析过程中严格依照非正式制度性质、内容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对每个维度进行测度定义,并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标准、测度定义和鱼骨图问题追溯的思想选取符合非正式制度内容且具有经济特性的可测指标,实现构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通过对数据的统一、筛选和优化过程最终确定非正式制度选取的16项测度指标和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测度指标,分别构成初始时序面板数据集,且依次绘制16项指标和22项指标的平滑曲线图和趋势走势图,借助数据的分布规律寻到异常临界点,并结合历史进程和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给出较为基础的成因解释说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函数并进行关联,通过函数系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再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选取的22项指标建立中国四个大区域的数据面板,分别建立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函数,论证非正式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影响关系,进一步说明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同时构建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传导媒介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分别建立了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中国经济与传导媒介之间的函数关系,验证了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传导途径。最后,本文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运用实证数据结果,分别从“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以及“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与非正式制度内容相关的七个方面提出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赵跃[6]（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认为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朱衡[7]（2019）在《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文中研究说明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性影响,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危机引发并渗透到其他行业的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系统性风险表现,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作为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集团陷入绝境,濒临破产,对金融行业乃至全球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追求传统商业模式的保险公司由于负债水平不同,而且与其他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较低,通常被认为比银行具有更低的系统风险水平。然而,当代的保险领域不能仅仅以传统的商业模式来描述,它还拥有大型、复杂的保险集团或以保险为基础的企业集团,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开展业务。这些保险集团和联合企业可能包括非传统的、非保险的业务模式,特别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人寿保险产品和不同类型的金融担保产品,提高了保险集团对金融市场风险的敞口,致使它们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状况的影响。此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成为各界关注重点,“保险业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如何评估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议题被提上征程,学界和业界纷纷跻身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从监管趋势来说,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的三驾马车之一,行业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内外掀起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的热潮。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发生后,2009年4月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B）,主要负责认定是否存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相关权威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肯定了保险业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作用,明确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地位。国内方面,中国保监会于2012年启动了“中国风险导向偿付能力体系”建设工作,2016年4月中国保监会召开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制度建设启动会,明确要在国内构建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的监管制度;8月,保监会发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12月,颁布《国内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暂行办法（第二轮征求意见稿）》;2018《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要求日益凸显,进一步明确了开展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监管的必要性,充分体现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视。从保险经营来说,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以及密切的金融资本市场联系都对未来保险业的稳定发展提出了挑战。保险业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境内外投资标准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包括流动性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不动产类资产和其他金融资产,保险业务进一步渗透到金融领域。纵以历史的角度看,银行、保险和其他金融机构都被严格区分,一旦发生危机也不会对其他机构造成影响。但近年来,这种金融机构间的壁垒正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紧密的业务联系以及相互关联。虽说目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源于银行业,但随着银保互联性增强,溢出效应将蔓延至保险危机。正如我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见,保险业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冲击,不得不质疑保险业是否会反过来影响金融危机,成为危机发生的主导因素。纵观全局,在与金融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大环境下,跟进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是大势所趋。中国作为保险大国,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确保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不发生,前提是要结合具体国情,将涉及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研究做到位。厘清“保险业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如何科学有效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根源和传染机制是什么?”以及“如何监管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等一系列问题,为中国保险业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共九章,具体结构设计如下:第一章:整理国内外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现状,总结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争议、成因、传染机制、评估、监管方面的最新研究前沿与成果,总体上掌握国内外关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研究状况,分析现阶段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意义,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目标。第二章:首先定义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特征区分了保险业系统风险的主导因素和贡献因素,并融合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特征与中国具体情况初步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潜在隐患;结合国际监管最新前沿动态以及推演定义了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从起因、传染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对三者比较了系统性风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三者间的关联与区别。第三章:通过历史透视实践中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以历史上金融危机对国际、国内的保险业的影响为核心,探究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所面临的冲击;与此同时,总结历史上的重大保险危机,找出导致此类破产的影响机制,归纳危机对保险市场的影响,分析危机的结构性变化,厘清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从保险脆弱性这个维度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进行理论推演。第四章: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来源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一方面通过保险业务本质厘清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保险不良资产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这个维度也将增加保险体系的脆弱性。外生环境冲击则从保险危机这个视角进一步推进了对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的深思,探究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危机的关系,论证外生环境冲击导致的保险业危机与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关联。第五章:首先,以中国的金融环境为对象,重点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银保关联传染渠道。从理论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构建银保关联的直接与间接渠道;从实证测算了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关联性,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厘清保险业与银行业关联的内外作用机制,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其次,重点分析了接触性传染渠道中的再保险关联渠道。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总结其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并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统计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评估我国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探究了接触性传染渠道金融市场以及保险证券、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以及金融恐慌导致的非接触性传染渠道。第六章:本章研究集中在通过度量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敞口与贡献,识别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保险公司,评估保险业系统性风险。一方面从系统性风险敞口与贡献度衡量中国保险业的系统性风险,实现了多角度评估,增强了评估结果的客观可信度。另一方面,通过面板模型实证识别影响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要、次要因素,并结合BP神经网络模拟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第七章:探究了现有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实践。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金融改革面临的挑战,接着围绕主要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实例,结合金融监管改革面临的挑战,评估各国的改革方案,在总结主要国家应对金融改革挑战经验的基础上,区分金融监管框架改革模式,并以此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借鉴经验。在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经验总结基础上,总结国际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并就保险业监管框架的主要机构G20、FSB、IMF和IAIS做简明阐述。最后结合最新监管趋势,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第八章: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分析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接着,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站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视角下实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规划,在金融监管框架内进行合作和有效协调的前提下,提出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再者,更为具体地结合美国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SRR）,提出搭建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最后,通过制度安排提出了未来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建议。第九章:总结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展望未来研究方向。已有研究表明,现有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及监管的研究零零散散,缺乏针对性分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本文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评估与监管,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以下创新:（1）创新了银保传染机制的理论和实证内容:理论上,分析银行与保险的不同系统重要性特征与影响机制,从直接与间接两个渠道识别银保关联的内生机制,构建银保关联的内生影响机制指标体系。实证上,首先以中国的具体金融环境为背景,区分“保险主导型”关联和“银行主导型”关联,探究保险业和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重要性及敏感度;其次,首次从静态和动态（整体和极端）两个维度研究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关联性,分别采用格兰杰因果模型衡量银保的整体关联性,Copula模型从动态非线性的角度衡量极端风险条件下银保的尾部关联性;再次,在关联性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研究深度,一方面利用Spearman相关性识别了影响银保关联内生机制中的显着因素,一方面从影响银保关联的外生机制入手,分析不同金融环境（金融事件冲击）下银保之间的关联度,厘清我国特定金融环境对银保关联的作用机制,测算不同金融事件冲击对银保关联度的影响;最后,利用（35）Co Va R模型分年度、分金融事件冲击具体度量银保间的溢出效应。（2）创新了再保险传染机制研究视角:一方面围绕再保险业务本质,从风险转移的视角以及保险网络视角分析再保险风险传染过程,从再保险与保险的关联性总结了产生系统性风险可能性的三大原因;另一方面,提出国际最新前沿“影子保险”,目前国内关于“影子保险”的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本文从影子保险业务安排展示了“影子保险”的业务特点,接着从影子保险面临再保险违约风险、赎回风险、母公司相关风险（系统性风险）以及互联性风险展开论述,提出“影子保险”作为再保险的一部分,存在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3）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与评估的研究视角:一方面,已有研究尚未从存在性与根源视角探究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首先,本文以历史的保险危机实践厘清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的潜在原因与表征,并结合理论推导了保险业的脆弱性,综合实践和理论推演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其次,从内生和外生两个维度探究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结合保险业务本质与保险不良资产论证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根源,并利用外生保险危机进一步推进共谋、利率、侵权与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本文以中国的具体金融保险环境为基础,创新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证思路,从上市保险公司和非上市保险公司对我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实施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识别、评估。（4）探索了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思路:本文率先围绕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应对的四大挑战（监管体系应如何构建?每个司法管辖区必须考虑如何在管理机构之间划分责任,是否需要将监管责任合并?如何确保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沟通?）以及宏观审慎监管要素,宏观上提出了“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监管的“共赢”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微观上提出了中国保险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以及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对完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刘畅[8]（2019）在《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球经济仍然在艰难复苏中前行,国内经济继续承压。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企业无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附加于财富创造之上的企业税负,也触及到多数企业的发展“痛点”,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近年来,社会各界针对企业税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出35%”之说,到“死亡税率”之辩,无不彰显出各个界别对企业税负这一热点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于我国而言,超过90%的税收直接由企业提供,叠加当前低迷的经济境况,使企业发展面临着空前的风险与挑战,并将可能引致企业主体行为对税收负担的敏感度进一步提升,从而致使企业行为发生扭曲与偏转,影响政府对企业行为的调节效果。但现有理论与实证研究对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作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尚未提供系统全面的解释。为此,本文以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引致效应为研究重心,依次选取了与当前经济环境及发展诉求相契合的企业金融化行为、创新研发行为和环保行为等三类较具典型性的行为,针对企业税负对不同类型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施力方向及引致结果展开深入探究。本文主要回答了以下研究问题:企业税负是否是影响企业行为取向的重要动因?在异质性特征影响下,两者作用关系是否稳定?对于经济属性存在差异的三类企业行为,企业税负的施力方向是否一致?在实体经济企业日渐艰难的语境下,税收负担能否成为倒逼实体经济企业向金融投资领域进军的重要因素?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创新驱动发展被摆在异常突出的位置,而税负是否会削弱微观企业创新研发的内生激励?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样不可忽略的是,需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旧有发展路径,而企业税负对环保行为的引致效应又遵循何种轨迹?此外,如何优化企业税负,从而有效改善企业行为并增强税收的调节效果?为此,本文沿循“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理论界定→企业税负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我国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特征分析→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引致效应的实证考察→优化税负调节企业行为的对策建议”这一逻辑主线展开相关探讨。具体观之,在理论上对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进行厘定,深入揭示企业税负对不同类型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对企业税负及企业行为之总体布局及异质性特征的深入考察,厘清差异化税负背后的企业行为表征。在实证层面,细致挖掘企业税负对其行为组合及行为变动趋势的作用方向及施力结果,探究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引致效应,并提炼出一般特征规律,继而打开企业税负之行为路径及行为效应的“黑箱”,为优化税收负担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理调配,继而因势利导调节企业行为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从作用路径而言,明晰企业税负对其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是在实证层面探究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引致效应的先决条件。从企业金融化行为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下,不仅影响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的现金流向及水平,动摇企业盈余水平与利润留存,还将改变企业对投资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预期,并改变投资方向以寻求利润补偿,引导资金从“高负担-低回报预期”领域向“低负担-高回报预期”领域流动,籍此形成企业金融化的行为趋势。对于产生正外部效应的创新研发行为而言,企业税负对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一是引致创新研发的成本扩增效应,拉低企业盈余水平;二是强化企业现金流约束。两者产生叠加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将放大企业创新研发的行为风险,进而引导企业探索降低经营风险的路径,调整各类行为权重,形成对创新研发行为的抑制效应。就环保行为而言,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一项非经济行为,其不以追求物质利益为主要目标选择。当企业面临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权衡选择时,企业通常在经济性投资及生产活动方面赋予较大权重,而对于环保行为,则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遵从弹性。而企业税负的刚性支出属性,也将压力下传至财务层面,形成对环保行为的挤出效应。围绕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之引致效应的实证分析,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从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作用效果而言,税负攀升将显着促进企业的金融化行为,而减轻企业税负,将对实体经济企业“脱实向虚”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税负变动,对其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更为深刻。在企业创新研发行为方面,减轻企业税负,对其创新研发行为提升具有较为显着的激励效应;就创新环节而言,企业一旦做出创新投入决策并进入创新研发过程,企业税负减轻所带来的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更为明显;区分产业而言,相较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企业税负变动对其创新研发的反向作用效果更为显着。在环保行为方面,企业税负对其环保行为具有较为显着的抑制效应,而企业现金流和利润水平在企业税负和环保行为之间产生中介传导作用,强化了企业税负对环保行为的引致影响;非污染企业较之于污染企业,在践行环保行为时,受其自身税负水平的影响更为深刻;区分股权性质看,民营企业较之于国有企业,受其自身税负水平的影响更为显着。籍此,提出如下可资参考的对策建议:以减轻实体经济税负为突破口,缓解企业金融化倾向;以更为聚焦的财税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研发的“量”与“质”;兼顾企业异质性特征,因势利导优化企业环保行为;协调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优化企业行为取向。同时,以中国版CRS实施为契机,优化企业与自然人的税负配置;完善自然人税收制度设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规范并强化自然人税费征管,逐步降低企业税负痛感。此外,优化政府行为,减少不规范的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提升社保资金征缴效率,促进企业社保负担调减;优化经济主体成本费用负担,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在本文研究中,主要采用以逻辑演绎归纳为基础的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统计与计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等方法展开论述。在规范分析层面,运用归纳与逻辑演绎法,从理论上框定了微观企业税负、企业行为与税收效应的模式类型,对企业税负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抽象,从而更具针对性地提出企业税负调整及企业行为优化的对策建议。在特征分析层面,综合运用分位数估计、核密度估计、泰勒指数测算等统计方法,对比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股权性质企业之税负及行为状况,挖掘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布局特征与分布规律,以期立体勾勒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选择的“全景图”。在实证分析维度,综合使用双重差分、广义矩估计、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计量分析,着力探究企业税负对不同类型企业行为的施力方向与引致结果,为进一步厘清企业税负与其行为选择的具体作用路径提供数据支撑与经验证据。
林博[9]（2018）在《宏观经济政策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文中提出近年来,政策制定更关注民生,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如何促进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居民金融资产选择更加多样化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家庭资产收益水平是提高人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资产管理业大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特征和影响机制的研究成为重要方向,也是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宏观政策制定更贴近民生,经济结构调整除了考虑全局趋势外,逐渐注重对微观家庭的影响,而微观家庭的行为变化最终反馈到宏观经济中。经济政策制定者更加考虑民生和居民财富的配置,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同居民资产配置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结构和金融改革对家庭资产选择具有影响作用,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调整同样要考虑其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具备微观基础的政策制定和调整成为热点方向。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金融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家庭金融研究,开始关注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转型发展外部环境变化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发生的改变,这使得微观家庭金融研究更加具有宏观视角。本文基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试图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和调整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探讨这一影响的机制和途径,进而横向拓展到对二元结构和户籍政策制约下流动人口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特点的讨论。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现实基础,本文提出以下核心观点: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对于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具有影响,经济预期和背景风险是两个主要的影响途径,受二元结构和户籍政策制约的家庭留守成员是影响流动人口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对核心观点的分析、实证研究和阐述是本文的主要贡献。本文首先沿着研究框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梳理,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寻找文献和理论支撑;其次通过趋势研究和时间序列实证研究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对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的影响和冲击;再次通过微观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验证经济预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之后通过微观家庭追踪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检验背景风险程度不同的家庭其金融资产配置受到政策变动的差异化影响;然后通过流动人口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验证二元结构和户籍政策下家庭留守成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最后得出全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具有影响。其中,政策变量和政策中间目标变量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在时序上具有相互关联波动趋势,居民储蓄存款意愿和股票基金配置意愿此消彼长且受政策变量和政策中间目标变量影响。（2）在政策影响下的家庭经济预期是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对经济走势的“悲观”预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风险资产配置有负向影响,而对现金和储蓄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资产配置有正向影响。对经济走势的预期和对货币中介指标的预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具有差异化影响,考虑到家庭持有差异化预期,发现背景风险因素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此外,教育程度和理财规划对于预期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接受理财规划会促进悲观预期的家庭有更多配置风险资产的可能。（3）家庭所面临的背景风险是影响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考虑时间因素的情况下,家庭所面临的背景风险水平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动,体现在引发背景风险差异的变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程度的变动上。不同背景风险的家庭风险承受能力不同,在受到货币政策冲击下,金融资产选择出现差异,面临背景风险较低的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货币效应较低。此外,通过房产税征收试点的案例分析,发现以房产税征收为代表的财税政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中风险资产配置具有显着影响。（4）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政策制约下流动人口群体,家庭留守成员对其金融资产选择具有影响。留守家庭成员会降低流动人口居民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配置,增加对无风险资产的配置,留守家庭成员越多这种影响程度越大。进一步发现,财富水平、交通便利程度和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下的交易和预防性动机可能是留守家庭成员影响金融资产选择的深层次因素。此外,具有长期和较为稳定的劳务合同会增加流动居民家庭在同等留守家庭成员情况下风险资产配置的比重,背景风险的降低会抵消留守人口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本文基于宏观视角,落脚于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强调在经济政策调整下,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冲击下,家庭相应金融资产选择的改变。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视角,在以往家庭金融研究中相对较少。第二,本文将居民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纳入分析和实证研究,利用央行这一每季度全国范围2万户居民的调查分析,有效地反映出金融资产选择意愿随政策和经济走势的变动情况。同时,基于国内主要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进行特征分析和结果报告,增加数据分析的可靠性。第三,本文将预期的影响和背景风险的影响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发现虽然存在共同影响因素和复杂机制,这两个方向的作用途径依然存在,为分析该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框架性研究思路。第四,以往家庭金融研究大多利用横截面数据,而利用面板数据并观察时序上效应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应用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分析由于收入水平、财富、保障水平、房产等差异下背景风险程度不同的家庭面临的货币政策环境变化,其金融资产配置的变动差异。第五,作为经济政策的延伸和深层次探讨,本文提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政策调整下的相关问题,对流动人口这一规模在2.92亿人群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展开探讨。
王旭辉[10]（2017）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文中研究指明高等教育和其他任何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一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绕不开供求关系。与一般商品或劳务有所不同的是,高等教育连接着两座桥,一座通往个体求学者及其家庭,另一座通往社会用人部门和国家。从而高等教育客观上存在着两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供给和需求,它们分别是个体对高等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教育机会供给、社会对高等教育“产品”的需求和与之对应的人力资源供给。两类供求关系分别发生于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环节,共同影响着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本文分别把高等教育“入口”和“出口”所涉及的供求关系称为第一类供求关系和第二类供求关系。在我国特殊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下,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给无论在总量上还是结构上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第一类供给,招多少人、招生的专业结构如何往往决定了毕业多少人、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如何。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实际上具有“一元供给”和“二元需求”的基本特征,三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供求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高等教育的两类需求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结构性错位,它们分别对高等教育产生了不对称的拉力。这将使高等教育的办学陷入两难困境。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就显得很有学术意义。遗憾的是,当前大量文献往往只局限于对其中的某一类供给和需求进行探讨,把两种供求问题串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文献十分罕见。这恰恰就是本文要面对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高等教育的专业层面,讨论的是供求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具体研究分为事实分析和规范研讨两个部分。在事实分析中,首先分别对我国高校的分专业供给分布和我国高校的分专业学生需求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让读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分专业表现有一个相对关系的概念。我们分别以招生规模和平均生源指数作为衡量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参数。数据显示,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生源条件,专业间的差异均十分显着,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然而,“招生大户”并不必然等同于“热门专业”。为了考察不同专业第一类供给和第一类需求的匹配性,或者说结构协调性,就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类供求关系存在着突出的结构性矛盾。相应地,本文也利用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就业数据评估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二类供求关系,发现结构性矛盾同样存在,但似乎较前者要乐观一些。事实上,之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在前后两头都存在供求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类需求本身的矛盾。在这般现实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必然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提高学生的专业满足率以平衡第一类供求关系,要么提高专业结构的社会适应性以平衡第二类供求关系,要么采取折衷方案以兼顾两头。每一种政策取向都有舍有得,难以做到十全十美。更重要的是,数据本身只告诉我们“现状是什么”,却无法为我们提供“理想是什么”和“如何构建理想”的信息。这要求本文必须从事实研究转向学理研究,从规范意义上进行价值分析和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由陈述、逻辑推理和哲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了两个有利于化解矛盾的关键性见解:首先要以市场性供给取代高等教育中的“配给式”供给,这是调节高等教育供求矛盾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这是一种具有综合协调功能的矛盾调节策略。两个主张分别是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双重结构性供求矛盾朝着有利方向移动的“通解”和“特解”。当明确了何为理想和构建理想的基本思路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构建理想模式的现实途径,提出了八条政策创新方向。它们分别是关于如何构建我们想要的均衡模式和如何让这一模式发挥最佳功效的若干政策思路。在文章的最后,指出了八种方案必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和政策组合,以互补的方式参与到构建理想模式的政策实践中,而不宜割裂地运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双重供求矛盾才能在长效机制下走向综合协调意义上的动态平衡。这就达到了“治本”的目标,跳出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思维,避免了只根据数据上的诊断直接为不同专业如何调整供给提出具体的、静态的标准答案。这正是本文将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有机结合的奥妙所在。
二、在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不确定因素中,有四个问题最值得关注——四大变数左右经济走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在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不确定因素中,有四个问题最值得关注——四大变数左右经济走势（论文提纲范文）
（1）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及研究问题界定 |
| 1.2.1 相关概念 |
| 1.2.2 研究问题及边界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突发事件爆发风险相关研究 |
| 2.1.2 应急物资储备需求分析相关研究 |
| 2.1.3 应急物资储备管理相关研究 |
| 2.1.4 应急药品储备设施布局优化相关研究 |
| 2.1.5 相关文献评述 |
| 2.2 主要理论与模型技术 |
| 2.2.1 应急物流理论 |
| 2.2.2 证据推理理论 |
| 2.2.3 组合预测理论 |
| 2.2.4 网络分析法ANP |
| 2.3 本章小结 |
| 3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 |
| 3.1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特点 |
| 3.2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疫情发生风险因素分析 |
| 3.2.2 疫情发生风险评估体系构建 |
| 3.3 基于证据推理的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 |
| 3.3.1 风险识别框架 |
| 3.3.2 确定可信度分配函数 |
| 3.3.3 进行证据合成与风险评估 |
| 3.4 北京市公共卫生事件爆发风险评估 |
| 3.4.1 问题描述及数据收集 |
| 3.4.2 风险测度 |
| 3.4.3 一级指标对疾病爆发风险的影响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 |
| 4.1 应急药品储备需求现状 |
| 4.1.1 我国应急药品储备基本情况 |
| 4.1.2 超大型城市应急药品需求的特点 |
| 4.1.3 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的策略 |
| 4.2 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的方法 |
| 4.2.1 预测方法概述 |
| 4.2.2 差分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 |
| 4.2.3 ELMAN神经网络 |
| 4.2.4 经验模态分解法 |
| 4.3 应急药品储备需求预测的模型构建 |
| 4.3.1 组合预测模型构建思路 |
| 4.3.2 预测模型评价标准 |
| 4.3.3 ELA组合预测模型构建 |
| 4.4 2014-2018 北京市流感应急药品储备实证分析 |
| 4.4.1 数据来源与收集过程 |
| 4.4.2 数据平稳性检验与解构 |
| 4.4.3 预测模型的构建与实现 |
| 4.4.4 预测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方式优化 |
| 5.1 应急药品储备方式分析 |
| 5.1.1 超大型城市应急药品储备方式的特殊性 |
| 5.1.2 实物储备方式 |
| 5.1.3 资金储备方式 |
| 5.2 应急药品储备方式优化建模 |
| 5.2.1 模型假设 |
| 5.2.2 符号说明 |
| 5.2.3 储备方式优化建模 |
| 5.2.4 储备方式优化策略 |
| 5.3 灵敏度分析 |
| 5.3.1 实物储备及资金储备成本参数的影响 |
| 5.3.2 数值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超大型城市应急药品储备设施选址方法及应用 |
| 6.1 超大型城市应急药品储备设施选址适宜性评价体系建立 |
| 6.1.1 超大型城市的特点对指标选取的影响 |
| 6.1.2 指标因素的选取 |
| 6.1.3 指标关联性分析 |
| 6.2 ANP方法的综合评价原理 |
| 6.2.1 ANP模型构建 |
| 6.2.2 ANP模型中判断矩阵的原理 |
| 6.2.3 ANP模型中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
| 6.2.4 构建无权重超级矩阵 |
| 6.2.5 建立加权超级矩阵 |
| 6.2.6 求解极限超级矩阵 |
| 6.3 超大型城市应急储备设施选址评价 |
| 6.3.1 指标重要度判断收集方式 |
| 6.3.2 构建各级评价指标判断矩阵 |
| 6.3.3 计算未加权超级矩阵 |
| 6.3.4 计算加权超级矩阵 |
| 6.3.5 计算极限超矩阵 |
| 6.3.6 计算全局权重 |
| 6.4 北京市应急药品设施选址 |
| 6.4.1 问题描述及数据收集 |
| 6.4.2 十大区应急药品储备设施评价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关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的调查问卷 |
| 附录 B 超大城市应急储备点选址各级指标重要程度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及研究范围 |
| 1.3.1 社会生态模型 |
| 1.3.2 街道体力活动 |
| 1.3.3 生活性街道 |
| 1.3.4 研究范围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1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体力活动相关研究 |
| 1.4.2 街道环境对体力活动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4.3 研究现状评述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1.5.4 研究框架 |
| 第2章 社会生态模型与街道体力活动的基础认知 |
| 2.1 社会生态模型内涵与应用解析 |
| 2.1.1 模型的内涵阐释 |
| 2.1.2 模型应用的基本原则 |
| 2.1.3 模型应用的优势 |
| 2.2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与困境 |
| 2.2.1 西方国家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 |
| 2.2.2 我国街道体力活动发展历程 |
| 2.2.3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面对的困境 |
| 2.3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的应对与挑战 |
| 2.3.1 强调路权平等的共享街道 |
| 2.3.2 兼顾全使用者需求的完整街道 |
| 2.3.3 注重多类型用途的开放街道 |
| 2.3.4 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健康街道 |
| 2.3.5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的其他应对 |
| 2.3.6 街道体力活动发展面临的挑战 |
| 2.4 社会生态模型在街道体力活动研究中的应用分析 |
| 2.4.1 街道体力活动研究存在的难点 |
| 2.4.2 社会生态模型对街道体力活动研究的支撑 |
| 2.4.3 健康行为相关理论与社会生态模型的互补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1 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影响因素构成 |
| 3.1.1 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1.2 社会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1.3 物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1.4 政策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 |
| 3.1.5 影响因素的归纳与解释 |
| 3.2 健康行为理论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分析 |
| 3.2.1 健康信念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 3.2.2 计划行为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 3.2.3 自我决定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 3.2.4 社会认知理论下的作用关系分析 |
| 3.3 作用关系梳理与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1 影响因素各层面之间作用的整体关系梳理 |
| 3.3.2 个体行为心理因素的选取与具体关系梳理 |
| 3.3.3 各影响因素之间作用的具体关系梳理 |
| 3.3.4 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的问卷开发 |
| 4.1 各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1.1 个体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1.2 社会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1.3 物质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1.4 政策环境层面影响因素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2 街道体力活动的问卷内容设计 |
| 4.2.1 街道体力活动水平的表征方式分析 |
| 4.2.2 街道体力活动的数据获取方式分析 |
| 4.2.3 街道体力活动问卷的具体内容设计 |
| 4.3 深圳调研区域选取与数据收集过程 |
| 4.3.1 深圳街道基本情况与样本选取 |
| 4.3.2 问卷调研的方式及其实施过程 |
| 4.3.3 有效问卷筛选及数据整理 |
| 4.4 问卷各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4.1 检验方法与思路 |
| 4.4.2 行为心理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4.3 社会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4.4 物质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4.5 政策环境因素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4.6 街道体力活动部分的信效度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影响因素的描述性分析与实证检验 |
| 5.1 深圳居民街道体力活动的描述性分析 |
| 5.1.1 受访居民的个体特征分析 |
| 5.1.2 受访居民的活动水平分析 |
| 5.1.3 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分析 |
| 5.2 深圳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的描述性分析 |
| 5.2.1 骑行基础设施短板拉低了整体水平 |
| 5.2.2 空间优化是提高可达性的主要问题 |
| 5.2.3 行为管理是影响安全性的重要因素 |
| 5.2.4 环境治理是愉悦性体验的必要保障 |
| 5.2.5 街道体力活动友好性的总结分析 |
| 5.3 各活动类型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3.1 各活动类型的行为心理因素检验 |
| 5.3.2 各活动类型的社会环境因素检验 |
| 5.3.3 各活动类型的物质环境因素检验 |
| 5.3.4 各活动类型的政策环境因素检验 |
| 5.3.5 影响因素检验结果的归纳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
| 6.1 检验分析的方法及思路 |
| 6.1.1 整体思路及参数控制 |
| 6.1.2 变量界定及题项打包策略 |
| 6.1.3 检验模型的转译 |
| 6.2 深圳各步行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2.1 到工作地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2.2 交通换乘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2.3 满足生活需求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2.4 休闲强身步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3 深圳各骑行类型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3.1 到工作地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3.2 交通换乘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3.3 满足生活需求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3.4 休闲强身骑行的影响因素作用关系检验 |
| 6.4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及其作用效应分析 |
| 6.4.1 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归纳分析 |
| 6.4.2 影响因素作用效应的比较分析 |
| 6.4.3 物质环境因素的作用特点分析 |
| 6.4.4 物质环境各维度的作用效应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1 分析的方法及思路 |
| 7.1.1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调节的分析方法及思路 |
| 7.1.2 个体特征对作用关系调节的分析方法及思路 |
| 7.2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 7.2.1 人口统计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 7.2.2 社会经济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 7.2.3 家庭情况特征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 7.2.4 身体质量指数对影响因素的调节分析 |
| 7.2.5 个体特征调节能力的总结分析 |
| 7.3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3.1 人口统计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3.2 社会经济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3.3 家庭情况特征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3.4 身体质量指数对作用关系的调节分析 |
| 7.3.5 个体特征的调节逻辑解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街道体力活动的影响机理认知与提升策略 |
| 8.1 街道体力活动的影响机理认知 |
| 8.1.1 作用能力是影响因素诠释的关键 |
| 8.1.2 协同合作是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本质 |
| 8.1.3 多层次调节是个体特征发挥作用的途径 |
| 8.2 提升深圳街道体力活动的整体策略 |
| 8.2.1 促进各层面因素的协同合作 |
| 8.2.2 注重城市规划各阶段的贯彻落实 |
| 8.2.3 强调物质环境的作用能力发挥 |
| 8.3 强化社会环境对行为心理的全作用力策略 |
| 8.3.1 提高居民对体力活动健康效益的认知 |
| 8.3.2 形成健康福祉关系深圳发展的认同 |
| 8.3.3 塑造积极的健康行为社区环境 |
| 8.4 激发物质环境的综合作用力策略 |
| 8.4.1 着力弥补骑行空间供给短板 |
| 8.4.2 有所侧重地优化已有设施 |
| 8.4.3 重视使用者的空间需求差异 |
| 8.4.4 以运维提升来保障空间品质 |
| 8.5 巩固政策环境的源驱动力策略 |
| 8.5.1 完善多层级规划导控体系 |
| 8.5.2 形成约束与鼓励兼并的行为引导 |
| 8.5.3 探索街道治理的深圳模式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街道体力活动研究的相关问卷梳理 |
| 附录B 调研区域的基本范围 |
| 附录C 街道体力活动影响因素调研问卷 |
| 附录D 问卷的信度检验结果 |
| 附录E 个体特征引起的活动水平差异分析结果 |
| 附录F 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归纳 |
| 附录G 街道体力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协方差矩阵 |
| 附录H 个体特征对影响因素调节的分析结果 |
| 附录J 体力活动所带来的综合效益梳理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课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理论工具与问卷设计 |
| 一、核心概念解析 |
| (一) 政治认同的概念解析 |
| (二) 政治认同的构成要素 |
| (三) 政治认同的差异 |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 (一) 马克思关于政治认同的理论 |
| (二) 政治社会化理论 |
|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理论 |
| 三、问卷整体设计 |
| (一) 调查问卷整体设计 |
| (二) 问卷整体指标体系 |
| 第二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情境与表征 |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环境的新变化 |
| (一) 互联网改变了大学生政治认知形态 |
| (二) 互联网提升了大学生政治权利认知 |
| (三) 互联网唤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热情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表征 |
| (一)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思想复杂多元 |
| (二)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心态芜杂多变 |
| (三)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行为差异多端 |
| 第三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描述性实证分析 |
| 一、全国性问卷调查概况 |
| (一) 问卷抽样调查实施 |
| (二) 样本人口学统计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分析 |
| (一) 身份认同 |
| (二) 制度认同 |
| (三) 政党认同 |
| (四) 文化认同 |
| (五) 政策认同 |
| (六) 发展认同 |
| (七) 小结 |
| 三、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
| (一) 权利认知差异 |
| (二) 利益认知差异 |
| (三) 政治参与差异 |
| (四) 政治沟通差异 |
| (五) 政治满意度差异 |
| (六) 小结 |
| 四、不同因素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化作用 |
| (一) 权利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二) 利益认知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三) 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四) 政治沟通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五) 政治满意度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作用 |
| 第四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结构性分析 |
| 一、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性别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二、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民族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三、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四、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学历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五、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分析 |
| (一)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 |
| (二)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政治认同主要影响因素认知差异 |
| 第五章 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问题与归因 |
| 一、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问题 |
| (一) 低度认知与高度认同存在悖论 |
| (二) 宏观认同与微观认同存在失衡 |
| (三) 情感热爱与行为疏离存在矛盾 |
| (四) 整体认同与群体认同存在差异 |
|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的主要原因 |
| (一) 网络空间异质思想文化加剧呈现 |
| (二) 社会负面政治现象离心作用明显 |
| (三) 市场经济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判断 |
| (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够 |
| (五)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不足 |
| 第六章 网络时代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策略 |
| 一、创造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优良网络环境 |
| (一) 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二) 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 |
| (三) 加强网络空间政治文化建设 |
| 二、夯实党和政府执政基础 |
| (一) 提升党和政府网上网下的执政效能 |
| (二) 走好新时代网络群众路线 |
| (三) 增强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获得感 |
| 三、彰显政治认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
| (一) 以高校党的建设统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培育 |
| (二) 以思政课程引领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
| (三) 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
| 四、精准对待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 (一)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构成要素差异问题 |
| (二) 精准对待政治认同不同影响因素差异问题 |
| (三) 精准对待不同大学生群体政治认同差异问题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5）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相关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外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主要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1.1 马克思与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 |
| 2.1.2 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发展 |
| 2.1.3 非正式制度变迁 |
| 2.2 社会学相关理论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2.1 微观社会交换和非正式规范的产生与维持 |
| 2.2.2 宏观社会交换与社会制度化结构的维持和变迁 |
| 2.2.3 非正式规范与正式组织规则的相互作用 |
| 2.3 新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
| 2.3.1 文化传统 |
| 2.3.2 习俗习惯 |
| 2.3.3 伦理道德 |
| 2.3.4 意识形态 |
| 2.4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4.1 非正式制度的界定和功能 |
| 2.4.2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 |
| 2.4.3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于经济发展 |
| 第3章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概况 |
| 3.1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
| 3.1.1 在意识形态方面 |
| 3.1.2 在文化传统方面 |
| 3.1.3 在习俗习惯方面 |
| 3.1.4 在伦理道德方面 |
| 3.2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的特性 |
| 3.2.1 具有路径依赖性 |
| 3.2.2 具有嵌入性 |
| 3.2.3 具有集体规范性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非正式制度建设历程 |
| 3.3.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化制度的改革历程 |
| 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关于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历程 |
| 第4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1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1.1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产力结构配置效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2 非正式制度通过金融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3 非正式制度通过生态可持续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1.4 非正式制度通过社会供需关系平衡性影响中国经济发展 |
| 4.2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2.1 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2 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2.3 意识形态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3 文化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3.1 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2 文化传统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3.3 文化传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4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4.1 习俗习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2 习俗习惯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4.3 习俗习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5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分析 |
| 4.5.1 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2 伦理道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机理 |
| 4.5.3 伦理道德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传导途径 |
| 4.6 小结 |
| 第5章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与趋势分析 |
| 5.1 非正式制度的测度 |
| 5.1.1 非正式制度测度的概念 |
| 5.1.2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选取 |
| 5.1.3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选取 |
| 5.1.4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选取 |
| 5.1.5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选取 |
| 5.2 非正式制度及其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1 文化传统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2 意识形态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3 习俗习惯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4 伦理道德测度指标趋势分析 |
| 5.2.5 非正式制度趋势分析 |
| 5.3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选取及趋势分析 |
| 5.3.1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的概念 |
| 5.3.2 中国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与选取 |
| 5.3.3 中国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优化 |
| 5.3.4 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趋势分析 |
| 第6章 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1.1 时序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1.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1.3 逻辑回归拟合 |
| 6.1.4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2 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分析 |
| 6.2.1 区域面板数据的建立 |
| 6.2.2 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的构建 |
| 6.2.3 多元回归拟合 |
| 6.2.4 结果分析 |
| 6.3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传导途径的实证分析 |
| 6.3.1 传导媒介指标的选取与来源 |
| 6.3.2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非正式制度与传导媒介间的函数关系 |
| 6.3.4 传导媒介指标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间的函数关系 |
| 6.3.5 结果分析 |
| 第7章 非正式制度推进中国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 7.1 正确引导意识形态高效变迁 |
| 7.2 加快市场经济文化建设 |
| 7.3 重视习俗习惯正向有效变迁 |
| 7.4 加速推广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观 |
| 7.5 加快有效正式制度改革,拉升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发展 |
| 7.6 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文化价值 |
| 7.7 坚持党和政府引领新理念,扩大有效供给增加消费需求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绪论 |
| 0.1 研究背景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内容 |
| 0.3.1 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3.3 研究范畴 |
| 0.3.4 研究框架 |
| 0.4 创新点与不足 |
| 0.4.1 创新点 |
| 0.4.2 不足点 |
| 1.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文献综述 |
| 1.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认识 |
| 1.1.1 保险业是系统性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主导者 |
| 1.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争议 |
| 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成因 |
| 1.2.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主导因素(primary indicators) |
| 1.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因素(contributing indicators) |
| 1.2.3 金融市场参与度 |
| 1.2.4 自然与人为灾难 |
| 1.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1.3.1 保险业与再保险的风险传染 |
| 1.3.2 保险业与银行业的风险传染 |
| 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1.4.1 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 |
| 1.4.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应用 |
| 1.5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1.5.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制度演变 |
| 1.5.2 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颁布 |
| 1.5.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发展与争议 |
| 1.6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研究综述 |
| 1.7 文献总结及述评 |
| 2.研究术语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研究术语界定 |
| 2.1.1 系统性风险 |
| 2.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 |
| 2.1.3 保险公司系统重要性 |
| 2.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金融脆弱性 |
| 2.2.2 信息不对称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金融危机传染理论 |
| 2.2.5 金融监管理论 |
| 2.3 小结 |
| 3.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性 |
| 3.1 实践中的存在性——历史的透视 |
| 3.1.1 国际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现 |
| 3.1.2 中国保险业的金融危机表征 |
| 3.1.3 保险公司破产危机典型案例 |
| 3.1.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存在性深剖 |
| 3.2 理论上的存在性——脆弱性视角 |
| 3.2.1 信息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2 委托代理与保险脆弱性 |
| 3.2.3 税收不对称与保险脆弱性 |
| 3.2.4 合约的不完全性与保险脆弱性 |
| 3.2.5 宏观金融冲击与保险脆弱性 |
| 3.3 小结 |
| 4.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 保险业内生的金融不稳定 |
| 4.1.1 保险业务本质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1.2 保险不良资产与系统性风险根源 |
| 4.2 保险危机的外生环境冲击 |
| 4.2.1 共谋与保险危机 |
| 4.2.2 利率与保险危机 |
| 4.2.3 侵权与保险危机 |
| 4.3 小结 |
| 5.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机制 |
| 5.1 银保关联传染渠道 |
| 5.1.1 银行业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理论推演 |
| 5.1.2 银保关联性及影响机制——实证测算 |
| 5.1.3 银保溢出效应度量 |
| 5.2 再保险关联传染渠道 |
| 5.2.1 再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2.2 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公司的依赖度测算 |
| 5.2.3 “影子保险”与保险业的传染机制 |
| 5.3 金融市场关联传染渠道 |
| 5.3.1 保险公司购买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3.2 保险公司出售模式导致金融市场扭曲 |
| 5.4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非接触传染渠道 |
| 5.4.1 保险证券传染 |
| 5.4.2 金融服务集团内的保险公司传染 |
| 5.4.3 保险机构重组与并购传染 |
| 5.4.4 金融恐慌传染 |
| 5.5 小结 |
| 6.保险业系统性风险评估 |
| 6.1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模型设定 |
| 6.1.1 MES模型 |
| 6.1.2 SRISK模型 |
| 6.1.3 GARCH-CoVa R模型 |
| 6.1.4 面板模型 |
| 6.1.5 BP神经网络 |
| 6.2 上市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2.1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敞口测算 |
| 6.2.2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测算 |
| 6.3 保险公司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 |
| 6.4 非上市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风险测算 |
| 6.5 小结 |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与实践 |
| 7.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 |
| 7.1.1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挑战 |
| 7.1.2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实例 |
| 7.1.3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评估 |
| 7.1.4 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改革启示 |
| 7.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实践 |
| 7.2.1 全球金融监管框架 |
| 7.2.2 20 国集团(G20)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2.5 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IAIS)的系统性风险监管 |
| 7.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新方向 |
| 7.3.1 宏观审慎监管理念 |
| 7.3.2 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区别 |
| 7.3.3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选择 |
| 7.3.4 宏观审慎政策挑战 |
| 7.4 小结 |
| 8.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对策思路 |
| 8.1 中国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必要性 |
| 8.1.1 保险危机防范与控制的理论必要性 |
| 8.1.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实践必要性 |
| 8.2 宏观审慎视角下的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思路 |
| 8.2.1 中国保险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想 |
| 8.2.2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具体实施 |
| 8.2.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构想 |
| 8.3 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监管制度安排 |
| 8.3.1 “双管齐下”的监管思路 |
| 8.3.2 筑牢银保混业监管“防火墙”体系 |
| 8.3.3 重视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评估 |
| 8.3.4 加强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 |
| 8.3.5 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 |
| 8.4 小结 |
| 9.结论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企业税负 |
| 二、企业行为 |
| 三、税收效应 |
| 第二节 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衡量 |
| 一、企业税负的衡量 |
| 二、企业行为的衡量 |
| 第三节 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 |
| 一、企业税负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机制 |
| 二、企业税负对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影响机制 |
| 三、企业税负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机制 |
| 第二章 我国企业税负与企业行为的现状梳理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税负现状 |
| 一、我国企业税负的样本选取及测算依据 |
| 二、我国企业税负的总体状况分析 |
| 三、我国企业税负的分所有权性质分析 |
| 四、我国企业税负的分经济区域分析 |
| 五、我国企业税负的分行业性质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现状 |
| 一、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样本选取及测算依据 |
| 二、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总体状况分析 |
| 三、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分所有权性质分析 |
| 四、我国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分经济区域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现状 |
| 一、我国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样本选取及测算依据 |
| 二、我国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总体状况分析 |
| 三、我国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分行业性质分析 |
| 四、我国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分所有权性质分析 |
| 第四节 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现状 |
| 一、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的样本选取及测算依据 |
| 二、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的总体状况分析 |
| 三、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的分行业性质分析 |
| 四、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的分所有权性质分析 |
| 五、我国企业环保行为的分经济区域分析 |
| 第三章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分析框架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三、样本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
| 第二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实证结果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实证检验 |
| 二、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结论及判断 |
| 第四章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分析框架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三、样本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
| 第二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实证结果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实证检验 |
| 二、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行为的主要结论及判断 |
| 第五章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分析框架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研究假设 |
|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三、样本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四、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
| 第二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实证结果 |
| 一、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实证检验 |
| 二、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三节 企业税负影响企业环保行为的主要结论及判断 |
| 第六章 优化税负调节企业行为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以科学的税负配置促进企业行为切合政府预期 |
| 一、以减轻实体经济税负为突破口,缓解企业金融化倾向 |
| 二、以更为聚焦的财税激励,提升企业创新研发的“量”与“质” |
| 三、兼顾企业异质性特征,因势利导优化企业环保行为 |
| 四、协调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优化企业行为取向 |
| 第二节 以自然人税收比重提升推动企业税负调降 |
| 一、以中国版CRS实施为契机,优化企业与自然人的税负配置 |
| 二、完善自然人税收制度设计,稳定企业发展预期 |
| 三、规范并强化自然人税费征管,逐步降低企业税负痛感 |
| 第三节 “减税”与“降费”并重,减少企业行为扭曲 |
| 一、优化政府行为,减少不规范的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 |
| 二、提升社保资金征缴效率,促进企业社保负担调减 |
| 三、优化经济主体成本费用负担,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宏观经济政策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家庭金融成为新兴研究热点 |
| 1.1.2 家庭金融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特色与创新点 |
| 1.3.3 研究不足之处 |
| 1.4 论文主体结构 |
| 1.4.1 每章主要内容 |
| 1.4.2 论文框架 |
| 第2章 文献和理论综述 |
| 2.1 中国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特征 |
| 2.2 货币政策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2.2.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2.2.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
| 2.2.3 利率变动的影响 |
| 2.3 财政政策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2.3.1 财政支出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2.3.2 税收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
| 2.3.3 社会保障制度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 |
| 2.4 宏观经济政策对居民资产选择影响机制 |
| 2.4.1 预期影响机制 |
| 2.4.2 背景风险影响机制 |
| 2.5 城乡二元结构与区域差异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 |
| 2.5.1 城乡二元结构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 |
| 2.5.2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和收入差距 |
| 2.5.3 区域差异的影响 |
| 2.5.4 税收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 |
| 2.6 文献评述 |
| 2.7 本文理论基础概述 |
| 2.7.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目标理论 |
| 2.7.2 政策传导与金融市场理论 |
| 2.7.3 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
| 2.7.4 家庭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理论 |
| 2.7.5 预期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 |
| 2.7.6 生命周期理论和家庭金融背景风险理论 |
| 2.7.7 流动人口预防动机和消费抑制理论 |
| 2.7.8 “新二元结构”理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3.1 引言 |
| 3.2 政策调整与家庭资产选择意愿 |
| 3.2.1 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 |
| 3.2.2 政策变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政策变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的影响 |
| 3.3.1 趋势分析和数据统计描述 |
| 3.3.2 模型设定 |
| 3.3.3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
| 3.3.4 货币、财政变量和金融资产选择意愿的协整分析 |
| 3.3.5 货币、财政变量冲击的结构VAR模型 |
| 3.4 政策冲击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意愿波动性分析 |
| 3.4.1 多元GARCH模型构建 |
| 3.4.2 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模型估计方法 |
| 3.4.3 货币政策、居民意愿波动估计结果及分析 |
| 3.4.4 财政政策、居民意愿波动估计结果及分析 |
| 3.4.5 不同经济运行期间居民的资产选择 |
| 3.5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中介效应 |
| 3.5.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3.5.2 变量选取 |
| 3.5.3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
| 3.5.4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测度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预期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4.1 引言 |
| 4.2 宏观经济政策和家庭预期 |
| 4.2.1 宏观经济走势和家庭预期偏差 |
| 4.2.2 货币、财政政策对家庭预期的影响 |
| 4.2.3 研究假设 |
| 4.3 预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
| 4.3.3 对比分析 |
| 4.3.4 家庭预期变量选择 |
| 4.3.5 计量模型设定 |
| 4.3.6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因素 |
| 4.4 预期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家庭预期因素和家庭特征变量相关性分析 |
| 4.4.2 家庭预期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回归结果分析 |
| 4.4.3 内生性处理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因子分析构建经济预期综合指标 |
| 4.5.1 因子分析 |
| 4.5.2 预期因子的差异化影响 |
| 4.5.3 预期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PSM分析 |
| 4.6 家庭差异化预期下背景风险的影响 |
| 4.6.1 差异化预期下收入水平的影响 |
| 4.6.2 差异化预期下房产的影响 |
| 4.6.3 差异化预期下健康和保险的影响 |
| 4.7 预期和教育水平、理财规划对金融资产选择的交互影响 |
| 4.7.1 预期和教育水平对金融资产选择的交互影响 |
| 4.7.2 预期和理财规划对金融资产选择的交互影响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策调整、背景风险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
| 5.1 引言 |
| 5.2 政策调整和家庭背景风险 |
| 5.2.1 货币政策调整和家庭背景风险 |
| 5.2.2 财政政策调整和家庭背景风险 |
| 5.2.3 研究假设 |
| 5.3 微观家庭面板数据应用 |
| 5.3.1 数据和变量说明 |
| 5.3.2 描述性统计 |
| 5.3.3 模型和估计方法选取 |
| 5.3.4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 货币政策调整下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双重差分法研究 |
| 5.4.1 差分模型介绍和假定条件 |
| 5.4.2 货币政策松紧时间段界定 |
| 5.4.3 DID模型的设定与变量定义 |
| 5.4.4 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
| 5.4.5 实证结果分析 |
| 5.4.6 稳健性检验 |
| 5.5 财政政策冲击的DID模型检验——以房产税试点为例 |
| 5.5.1 房产税试点政策冲击DID模型设定 |
| 5.5.2 变量定义和模型假定条件的满足 |
| 5.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乡政策、留守成员和流动人口金融资产选择 |
| 6.1 引言 |
| 6.2 城乡二元结构和流动人口家庭特征 |
| 6.2.1 流动人口和城乡二元结构 |
| 6.2.2 城乡二元结构和留守人口 |
| 6.2.3 研究假设 |
| 6.3 家庭留守成员对流动人口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 |
| 6.3.1 描述性统计和模型构建 |
| 6.3.2 Tobit模型及回归结果 |
| 6.3.3 内生性处理 |
| 6.3.4 不同组别之间差异化影响 |
| 6.3.5 金融资产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和结论 |
| 6.4.1 无风险金融资产 |
| 6.4.2 倾向得分匹配(PSM) |
| 6.5 背景风险差异下留守成员的影响 |
| 6.5.1 劳动收入水平 |
| 6.5.2 劳务合同性质 |
| 6.5.3 健康水平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理解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回顾 |
| 1.3.1 对高等教育供求话题的一般分析或整体讨论 |
| 1.3.2 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和高校专业设置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专业选择方面的研究 |
| 1.3.4 大学生就业方面的研究 |
| 1.3.5 文献简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本研究的学术意义 |
| 1.5 本文的内容与结构 |
| 1.6 研究方法及技术说明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变量说明 |
| 1.6.3 样本和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高校招生(供给)的专业/科类分布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2.1 宏观层面:高校招生的学科门类/专业大类分布 |
| 2.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2 中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类别分布 |
| 2.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2.3 微观层面:高校招生的专业分布 |
| 2.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2.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三章 不同专业/科类的第一类需求表现的描述性统计——基于样本高校面向浙江省理工类招生的数据 |
| 3.1 宏观层面:不同学科门类/专业大类生源条件对比 |
| 3.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2 中观层面:不同专业类别生源条件对比 |
| 3.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3.3 微观层面:不同专业生源条件对比 |
| 3.3.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3.3.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的两类供求矛盾评估 |
| 4.1 第一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1.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1.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2 第二类供求矛盾分析 |
| 4.2.1 对本科层次的考察 |
| 4.2.2 对专科层次的考察 |
| 4.3 事实评估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供求问题中的若干现象剖析 |
| 5.1 大类招生受学生欢迎吗? |
| 5.2 专业越来越不重要了吗?——基于专业“好坏”维度的讨论 |
| 5.3 专业也和学校一样有层次性吗? |
| 5.4 第一类需求中的“超额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
| 第六章 处理高等教育双重供求矛盾的规范研讨 |
| 6.1 研究逻辑的价值转向 |
| 6.1.1 非正规逻辑和后实证主义 |
| 6.1.2 把事实和价值结合起来 |
| 6.2 从“配给式”供给走向市场性供给是调节矛盾的必要条件 |
| 6.2.1 以市场为导向是走向任何供求平衡的基本前提 |
| 6.2.2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供给管理中存在的两个典型问题 |
| 6.2.3 改进的思路 |
| 6.3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是化解矛盾的最佳策略 |
| 6.3.1 现实中高等教育供求均衡的三种模式 |
| 6.3.2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供求均衡模式最具综合合理性 |
| 6.3.3 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理论根据及其超越 |
| 第七章 构建理想:在向学生需求的倾斜中走向综合协调 |
| 7.1 从三个“不矛盾”看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的综合合理性 |
| 7.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均衡模式在高等教育专业层面的政策创新 |
| 7.3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科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二: 高职高专样本院校名单 |
| 附录三: 合并后的50个本科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四: 合并后的40个高职高专专业类别名单 |
| 附录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旧专业对照表 |
| 后记 |
| 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与学位论文相关的成果后面加*号） |
四、在影响世界经济的若干不确定因素中,有四个问题最值得关注——四大变数左右经济走势（论文参考文献）
- [1]超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药品储备管理研究[D]. 李江宁.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街道体力活动影响机理研究 ——以深圳为例[D]. 孙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1(02)
-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差异研究[D]. 左殿升. 山东大学, 2020(10)
- [4]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5]非正式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D]. 赵羿安. 吉林大学, 2020(08)
- [6]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7]保险业系统性风险：根源、传染与监管[D]. 朱衡.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企业税负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D]. 刘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9]宏观经济政策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D]. 林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1)
- [10]我国高等教育的供求问题研究 ——基于“专业”层面的探讨[D]. 王旭辉. 厦门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