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洪水暴雨特征分析

一、滇、黔、桂三省(区)交界致洪暴雨的特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冀晶娟^[1]（2020）在《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文中认为传统村落是承载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新一轮乡村振兴背景下,其依然是持续性关注的焦点。广西地处我国西南与华南交汇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民族文化特征显着,传统村落与民居遗存丰富。当前研究主要关注广西东北部与东南部地区,突出典型案例的探讨,相当一部分地区有待于作进一步挖掘与补充。大数据背景下,开展全域覆盖性普查,有利于展示广西多元地域文化,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将更深层地揭示传统村落的规律性问题,同时为村落保护与发展提供更科学的依据。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理论、居住领域性理论、文化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分别对应民居、村落与区域三个层次,进行了分类、分布以及诠释性的探索。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等方法,借助Arc GIS、SPSS技术,构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信息数据库。以数据为基础,按照“揭示分布规律—划定文化区—诠释文化景观—分析影响机制”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形成创新性结论。首次建立了广西全域1118个传统村落与民居样本数据库。研究对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开展全域普查,运用实地调研与建筑实测、文献整理与信息采集、卫星影像数据分析等方法,经过筛选判断,确定1118个村落为研究样本。根据文化地理学中“因子”概念,以客观反映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景观特征为基本准则,综合考虑因子的历史性、完整性、独特性与可得性,建立了包括3大类、13小类的因子体系,涉及村落空间地理与行政区位、自然环境要素、物质环境要素、非物质环境要素四个方面的内容。借鉴类型学分类方法对所有因子进行细化分类,建立因子属性数据库,为文化景观的呈现与诠释提供基础。揭示了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因子的分布特征与规律,确定14组因子具有相关性,并对其进行详细阐述。广西传统村落分布总体上表现出“东北多、西南少”的特点;村落地理环境以山地为多,平原丘陵其次,多在低海拔区域,以微坡地形为主,坡向均质,靠近低等级河流分布;民居类型以单幢最多、堂厢其次、从厝较少,其中,中堂侧房型占单幢类民居比例最高,分布最广泛,堂厢类民居分布于东北部与中东部地区,数量相当,交杂现象显着,从厝类民居则集聚于桂东南地区;布局形态以集中型、沿等高线阶梯布局型为主;水塘集中于东部与南部,水柜均处于西北部;村落规模以2-5公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建村年代以清时期最多,明次之;民族以汉族最多,壮、瑶、苗、侗族依次减少;语言以汉、壮语最多,侗、瑶、布努语次之。运用SPSS技术,进一步对两两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有14组因子共存程度较高,多角度诠释了村落文化景观的共性与差异性。科学划定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区、文化亚区,以区域及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详细阐释了各区文化景观特征,系统呈现了村落与民居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根据文化区划的原则与方法,以民居类型为主导因子,借鉴居住领域性理论,初步判断宏观层面文化区大致范围,再结合多因子叠合法、历史地理法,考虑自然地物与行政区划的影响,确定文化区具体边界,形成开放型、围合型及兼容型3大文化区。其次,在3大文化区内,分别将民居类型与村落布局、民族、语言等因子进行叠加,划定12个文化亚区。研究从区域层面详细阐明了每个文化区、文化亚区的文化景观特征,并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解读了各区域的文化景观现象。深入剖析了各文化区、文化亚区的形成与分布机制。宏观文化区的形成机制主要表现为广西东西部自然条件的差异、中央统一与地方自治的制度化差异两个方面,同时受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多民族文化融合等因素影响,文化区边界产生了历时性变化。其次,开放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由“前后”、“发散”向“左中右”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土着民族的生活本能需求、中原文化影响、人口增加及生态环境改变;围合型文化亚区之间存在大家族共居向小家庭居住方式的递变关系,影响机制为行政区划与移民、经济发展与制度改变、交通要道与文化传播;兼容型文化亚区具有民居过渡性、民族融合性的特点,影响机制表现为山地向丘陵平原地貌的过渡以及汉瑶壮多民族的融合。机制剖析过程中涉及与其它地区文化景观的对比研究,通过在更大地域范围下研究各民族、民系传统村落与民居的差异性与同质性,探讨了文化传播、文化整合的影响与作用。

王一婕^[2]（2020）在《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在经济快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不平衡的问题与矛盾也深刻存在。学者们热切关注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南北差异与城乡差异,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展现出应有的经济学智慧。但是,从2017年人均GDP 比值差异来看,省内中心城市与省际交界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远大于东西部差异与城镇差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代表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省际交界地区”似乎成了中国版图中一类较为“特殊”的区域。近三十年中,学者们对这类地区的研究呈现出碎片化与非系统化特征,但均传递出问题的重叠性、长期性与复杂性。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要关注“省际交界地区”这类欠发达地区且长期欠发达的区域。立足于现实,针对“省际交界地区”的“特殊性”,本文关注长期处于“问题区域”的“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脉络、问题与特征。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基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系统总结了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及其他本研究涉及到的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并梳理了国内外“省际交界”研究的相关脉络与成果,较为科学地定义了“区域”的概念与“省际交界地区”的范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涵多尺度空间分析的逻辑体系,从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共同识别问题的由来、现状、特征、原因、分类与对策,有机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差异的多尺度时空演化特征,并就相关问题提出科学对策。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研究区域的科学划定,从中国全域界定省际交界区中地级行政区的全部范围,并构建逻辑清晰的研究步骤、指标测度体系及方法支撑体系于一体的研究分析框架。第二部分是从其历史渊源、经济地理、政治经济等多重视角出发,研究问题的来源与现状,在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与研究问题的现实基础上,用熵值法测度研究区域2008——2017年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动态分析其影响因素。第三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上分析相关地级行政区空间同质性、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第四部分是在既定的区域尺度中,分析与研判导致研究区域发展差异较大、研究区域中的绝大部分地区长期欠发达以及研究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而剖析不同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五部分是在梳理研究区域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之上,划定研究区域的类别,进一步深挖研究区域问题的复杂性。第六部分是针对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明确指出中国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紧迫必要性以及研究区域不同问题的可行性对策。经过长达两年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且差异性呈现多尺度、微波动的区域复杂特征。第二,中国省际交界地区整体呈现出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从空间分布上而言,位于中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空间同质性最强,位于西部的省际交界地区几乎没有空间同质性,位于东部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介于中部与西部之间,说明省际交界地区的空间同质性与中国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市场健全与完善的程度、集聚程度有关,也显示了空间要素与经济活动差异化集聚呈现非均衡性。第三,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差异而言,地理探测器模型并没有完全探测出空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探测结果显示出不同年份与不同区域的影响因素不同,说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问题影响因素复杂,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或计量模型无法测度。但人均GDP、城乡收入差异等统计指标很直观地反映出研究区域的个体差异。第四,就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测度结果而言,分布在西部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整体经济效率低下,但其中特色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取经济效率较高（如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分布在广东省、四个直辖市、少数民族聚集地、连片贫困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效率连年低下。第五,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测度结果、空间效应实证分析结果、经济效率测度结果相互支撑且相互印证。第六,就省际交界地区与省内中心城市的人均GDP的对比结果而言,两者间的距离与对比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经济辐射距离”并不是绝对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排除空间政策一律性的单纯空间经济关系;第二产业规模、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依然是影响这些地区的重要因素,也说明要素、集聚与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性与显着性。第七,胡焕庸线在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不是“绝对的分界”,说明胡焕庸线所代表的人口密度分布、城镇化水平、地理地质劣势并不完全是经济发展优劣的决定性因素,这从某种意义上相对打破了“要素禀赋决定论”,地级区域具有城市集聚与“胡焕庸线”一般作用机理的“中间状态”,并受非城市化政策因素的空间一致化调节作用的影响。第八,省际交界地区的欠发达性、贫困性与元代开始的“犬牙交错”的省界划分有直接关系,要高度重视包括高山牧场、草甸湿地、原始森林、雪山、冰川、沙漠在内的特殊地形与地质地貌地区的省际交界地区的生态屏障功能,并特殊化、差异化制定发展对策。第九,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发展的差异,结合多尺度研究的结果,笔者从经济发展水平的逻辑出发,将研究区域进行两种形式的分类,即单纯按照“欠发达程度”与结合空间性的“欠发达程度”两种分类。第十,立足于研究区域差异较大且发展不协调的诸多问题,本研究提出的对策为关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并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因地制宜制定政策走出“欠发达陷阱”,在欠发达的省际交界地区加快城镇化进程,以保障省际交界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本研究是一项应用性研究,立足于中国省际交界地区的实际,在研究方法体系与研究视角上有一定的探索,笔者浅薄地认为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性可总结如下:第一,首次全国层面识别出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范围,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尺度并识别其数量为98个。第二,首次以省际交界地区的视角,以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研究单元,分层分析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识别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发现一定的规律。第三,为探求与验证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状况,将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并分析原因,同时结合各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人均GDP与其所在省份中心城市的人均GDP对比发现,关注这类问题的研究者惯性认识中的影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中心——边缘”、“经济引力”、“经济辐射论”等原因,并不能解释与涵盖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状况的全部类型与背后的深刻问题。第四,首次在中国全域内依据空间模型与统计方法的结合,识别出全国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空间同质性与空间异质性,结合98个省际交界地级行政区的经济效率、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等进行分类,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董晓霞^[3]（2019）在《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文中提出从“现代文学”如何建构和想象“现代中国”这一思考维度出发,探讨在滇缅抗战的特定历史情境中,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如何在“现代文学”中融入了“现代中国”的同一进程。在“现代中国”的国家感情中,对抗战建国有自豪、兴奋之一面的在滇缅抗战中比较明显。围绕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这三类观看和建构主体的相关书写,我们可以探讨滇缅抗战之中的“边地中国”是如何被“现代文学”叙述而同质化为“现代中国”的。第一章是以抗战时期的滇缅、滇越边地旅行记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体现了地理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战时的融合。这些以纪实、致用为目标的游记不是流于印象的闲情逸致式的写作,不再是传统游记只记录山水风物的写法。在特定的地域空间,旅行、考察者以战时语境所促成的知识、话语来观看已处于国际战局前线的云南边地,把之前作为想象的“图像符号”式的边地构建成了自己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世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时人在抗战中是怎么来看边地山河的,具有空间流动性的铁路、公路旅行的风景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是怎样展开的;他们带着去发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边地人事时,是如何把边地民族塑造成抗战中的同胞的,边境城市在他们的笔下又呈现出何种风貌;将滇缅、滇越边地纳入现代中国的同一性后,去思考边地在抗战中之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的同时,也会发现边地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考察者是从内地、中央进入边地,以“外边”人的视角主动认识云南这边。那原本生活在这些边缘地带的本土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书写和思考自己栖身其中的边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的问题,就是第二章所要讨论的,这与第一章构成了观看、书写边地的内外视角。作为“文化持有者”,云南边地作家把抗战当作是提高边地重要性以及加强边地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以充满强烈地方色彩的创作把战争对边地的影响“介绍”给人们。他们贴近实情,拨开边地民族被异化的模糊面纱,发掘滇缅边地的历史隐痛,思考边地与国家的关系。笔者选择集中书写滇缅抗战中不同地域的代表性作家,在凸显“地方性”的视野中来探讨边地作家的国家观念。第三章以远征将士和随军记者所建构的“烽火边地”形象,探讨现代民族国家与战争暴力的问题。从出征到前线战场,从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撤退到第二次反攻胜利后的凯旋,将士们和随军记者在往返征战中,把滇缅战场上的亲历见闻一一写下。这些诞生于战地,来自前线参战或是观战的作品,带有最真切的生命体验和对战争最为直观的表达。叙述者为战士,既在感同身受中来呈现抗战中的同袍、同胞所承担的共同命运,又有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的特殊使命感,所以在他们笔下呈现出了烽火硝烟中的边地真实且复杂的处境。出征的兴奋、撤退的忧患以及凯旋的自豪,都会给予滇缅边地不同的观看角度,我们也因此可以思考他们作为保卫者是如何看待战争以及怎样认识边地的。在“边地中国”形象的建构中,三类观看主体对滇缅公路、中印公路和野人山的书写是比较独特的。作为在抗战中诞生的现代交通,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不仅把云南边地与中国腹地联结成了亲密的整体,而且也成为了边地进入世界秩序的通道。围绕滇缅公路的相关书写,既在强调这条现代公路会使滇缅边地“向新世纪跃进”,也在赞颂着公路的凝聚力,因为它使原本地图上“孤立的地方”变得彼此熟悉起来。对中印公路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中印公路测勘队队员的记述,是“中央人”对沿线民族的主动认识;一是随军记者和驻印军的书写,为亲历者对现代化工程的颂赞。现代知识分子的实地考察和亲历士兵的生死体验,让野人山成为一个体现人们思考边地与国家,边陲与边界之关系的地方。第四章以此作为个案分析,以地图中延伸至印缅的两条国际公路线和一个与边界点,来思考与其相关的作品所体现出的国家共同感。旅行、考察者,云南边地作家以及远征将士、随军记者所认同的国家是一个兼有天下帝国历史和有限国家形态的现代中国。为了抗战时期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他们把“想象”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感知对象,以亲历亲闻后的创作建立起边地与内地之间共同历史回忆的认同基础和文化认同空间。让我们看到在早已形成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个不言而喻的“国家”基础上,滇缅抗战激发了云南边地融入“现代中国”的进程。

陈金艳^[4]（2019）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文中认为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鉴于西南边疆在抗战建国中的重要性,决议组织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赴滇黔桂边地考察,为实施边疆教育提供根据和参考。考察团成员不仅记录了当时西南边疆诸多方面的现况,还留下了许多描述对西南边疆观感的文字,及部分检讨和反思边疆教育的研究成果,为当时国民政府施政提供参考依据,同时也为认识和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南边疆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对今天民族教育的推行及西南边疆的建设亦有借鉴和参考意义。除前人已讨论的筹划考察方案、物色考察团成员、筹备考察所需物资外,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准备工作还包括团员选拔、章则制定以及自然组生物队考察计划。考察团团员选拔是以《人选选择标准及人选预拟》中的标准来选的,最终确定的考察团成员有9人。章则准备中具体规定了宣传纲要、旅途须知事项、考察要点、考察应采取的办法、经费发放办法等。自然组生物队考察计划,主要有考察路线、调查要点和宣传纲要。考察活动分为迤南组和迤西组分别进行,迤南组由郭莲峰率领,从开远经蒙自、个旧、建水、河口、文山、广南、百色等地到宜山。迤西组由宗亮东率领,从禄丰经楚雄、下关、保山、腾冲、陇川、南坎等,又绕滇缅公路返昆转黔入桂,到宜山与迤南组汇合,1940年3月初全体返回重庆,考察历时7个多月,行程达一万六千多公里。考察团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了西南边疆的概况,针对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军事、交通等方面的建议,当时多被国民政府采纳,考察团成员有些在考察后被派到西南边疆工作,为西南边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张语文统一、注重国语教育、强调中华民族同源、禁止传教士创造的苗文蔓延、建议少数民族学生姓氏改从普通习惯、编写教材以促进边胞融洽为指导、劝导族际通婚政策等,都是为了培养和强化西南边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参考价值。《迤南组工作日记》对西南边胞少数民族语言、歌谣的记录是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史料;《自然组生物考察报告》对西南边疆生物价值的揭示与利用建议,对改善民生有借鉴意义。考察团成员对西南边疆的实地考察,就他们个人而言,使他们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和研究从无到有,对西南边疆的研究,丰富、拓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整个学术史而言,他们加入西南边疆研究的行列,对西南边疆研究是一种推进。与几乎同时期的滇西边地考察团、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第一次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相比,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规模较大、规格较高、比较全面且深入的一次考察活动。

聂选华^[5]（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项露林^[6]（2019）在《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文中提出清代长江上游航道在铜铅转运、稳控边疆和民生商贸方面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受自然条件影响,其通航能力十分受限,因此乾隆朝以后航道整治工程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这些工程规模或大或小,或由官方主导或由民间力量兴办,成为考察清代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典型场域。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史,就是一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史。本文即以清代长江上游航道为特定的时空研究范围,通过考察官方与民间力量在航道整治工程中的合作与博弈,多维度地凸显传统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关系内涵。论文以乾隆年间的金沙江航道工程和嘉道年间的川江航道工程为研究案例。其中,金沙江航道工程以雍乾年间“滇铜京运”为特殊历史背景,是具有鲜明政治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亲自主导,滇省督抚官员负责具体实施,集中体现出国家意志强力推动和社会层面被动适应的过程。然而实际上,该工程虽然长期深入夷寨聚居区,但并未酿成部分朝野人士所担忧的族群冲突,反而因水道运输条件的改善受到沿岸百姓商贾的欢迎。虽然受国家话语权的影响,朝廷对工程效用另有评价,然从实际成效和引起的社会效应来看,该工程依然取得了不俗功绩,凸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嘉道年间由商人李本忠家族推动的川江航道整治工程则是清代民间力量主导大型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独立承担了工程出资、工程实施及后期维护诸项事宜,而川江沿岸地方官府积极配合整肃施工环境、监督施工过程以及工程完竣后的验勘和议叙等环节。作为民间商人身份的李本忠家族选择与地方官府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并擅长利用国家权威震慑弹压地方反对势力,这种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互动关系在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来说,本文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为论文开篇,讨论了清代长江上游航道整治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金沙江、川江自然水文条件,历史通航及清以前水道整治情况,并重点从清代国家和社会层面探讨了整治金沙江和川江航道的历史逻辑;第二、三章集中探讨了“滇铜京运”话语下金沙江航道工程的决策、筹备和实施过程。雍、乾之际,滇省力陈所面临的以铜运为主的紧迫形势,向朝廷奏请开浚金沙江航道并在乾隆初年获得批准,该工程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象征意味,成为乾隆皇帝亲自监督实施的国家工程,显现出“滇铜京运”为推动金沙江航道工程付诸实施的核心话语和理由;第四章则阐述了嘉、道年间湖北商人李本忠家族主导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基本过程。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作为民间力量参与地方公共工程的突出案例,李氏家族与地方官府的互动方式和过程尤为值得关注,而民间力量主导、地方官府配合成为川江航道整治工程的最大特色;第五章以李本忠捐买阴阳山入官封禁一案作为典型个案,试图藉此探讨清代地方社会中的“官”、“商”、“民”关系。归州官府、李本忠和世居山民三方经过数年的拉锯战,终于成功封禁阴阳山确保了治滩的彻底性,此案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凸显到极致;第六章研究了金沙江和川江航道工程的经费问题。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两项工程在经费来源、列支事项和使用上都有较大差别,呈现出官方和民间力量主导工程各自的鲜明特点;第七章从“国家”与“社会”话语角度集中讨论了两项工程的评价问题。对于金沙江工程,朝廷从肯定、质疑到验勘处置,经历了戏剧般的转变,而社会层面则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川江工程,朝廷进行了两次议叙嘉奖,以示国家层面认可,而社会层面则争先向地方官府请示勒石,以彰善行。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乾、嘉时期清朝政府职能经历了从全面加强到日渐趋弱的嬗变过程。乾隆初年清朝政府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政府职能全面加强,而后随着王朝国家形势变化,政府开始从社会公共事务中撤退,所留真空被逐渐成长的民间力量填补;而以李本忠家族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则凸显出清代民间力量在“公共领域”的崛起。作为地方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阶层倾向于与国家权力达成合作,藉此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同时达到提升商人形象和地位的目的。以历史的眼光看,这一变化既表明了商人精英在传统上的突破,也暗喻了该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张洪滨^[7]（2019）在《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文中研究表明川滇黔交界地区主要包括今川南叙永、古蔺,贵州黔西北以及云南滇东北等地区,曾是一个自然与人文环境相对统一、封闭的地理单元。但自元代以来,该区域之政治、军事价值逐渐凸显,当地彝族势力（黑罗罗）成为王朝势力入主西南的最大阻碍。可以说,三省交界地区彝部土司的忠顺与否是决定三省社会长期稳定的风向标。明代以来,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掌控,中央王朝开始在三省改设流官,并推行移民实边之策,一步步推动对夷僚（獠）地区的深化改革。随着汉夷民族的相互融合与协同奋进,西南地区的社会开发速率得到快速升级,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也因此迎来了多元化的社会发展与变迁。尤其是在明万历到清雍正的130年（1600-1730）之间,播州、永宁、水西、乌撒、东川、乌蒙等土司相继迎来了改流,其“内地化”进程相继拉开序幕,政区结构设置与调整也渐已成型。不得不说,中国近代西南边疆的形成,与明清以来持续不断地西南政治改革与社会经济开发有直接关系,而川滇黔交界地区作为西南利益的核心区域无疑是决定整个西南未来走势的关键因素。以往学者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多关注于较小区域的纵向梳理或较大地理空间尺度的短期剧烈变化,而往往忽视了不同政区地理单元具有相似特征的某些特定因素的异同变化。本文以明清时期川滇黔交界地区土司社会的发展、变迁和转型为研究主旨,重在探讨夷汉两种不同文化体制间的对抗和消融现象,渐而阐释中国近代多民族西南边疆结构的成型过程。全文分上、下两编,共六章内容。上编主要讲明代川滇黔交界地区的社会动乱与变革,下编讲明末至清中前期川滇黔交界地区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现象。相比于上编,笔者在下编中将黔北遵义地区纳入重点研究范围,力图更加全面清晰地展现明末以来中央王朝势力在西南地区的步步深入趋势。同时,由于西南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是一个异常丰富、庞杂的课题,笔者无法以有限地篇幅进行梳理架构,故而只能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选择性探讨,并重点关注于社会转型的现象和结果,以示西南社会开发的剧烈变化。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当前西南边疆社会史在研究成果上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难免容易导致研究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单一性。本文虽只是较粗略地分析和展现西南核心区域的社会开发历程,但有意糅合各方家之长,在材料运用和研究方法方面以求有所突破。同时,借助于历史地理学在西南边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对历史政区地理和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从而达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黄冬梅,韦春霞,刘国忠,党国花^[8]（2018）在《广西“6.28”区域极端特大暴雨TBB场特征分析》文中指出利用水平分辨率为1°×1°的FY-2E卫星TBB资料、区域自动站加密降水资料,对2010年6月27-28日广西区域极端特大暴雨（简称"6.28"）进行分析,揭示强降水云团生消与大暴雨发展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TBB低值区与强降雨落区有明显的对应关系,TBB值减小过程与雨势增强过程一致,TBB梯度大值区与强降水维持呈正相关。广西上空西南风急流使得源源不断南海水汽沿着副高西北侧向华南输送,与西风槽带来的弱冷空气在广西西北部交汇,对强降水云系的生成、发展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

张永斌^[9]（2011）在《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与语言保护研究》文中指出生态语言学将语言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认为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境内某些少数民族语言,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语言的多样化和语言生态的和谐。在一个多语共存的区域,必然存在语言的冲突与竞争,而语言和谐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语言与外部诸因素之间的和谐。因此,对语言多样性的维持,不仅是为了保护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建构不同民族间的和谐关系,促进社会和谐。黔西北地区居住着汉、彝、苗、白、布依、仡佬等35个民族以及穿青人、蔡家人等未识别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当地不同语言分布密集,各民族使用、兼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情况比较普遍,语言使用的发展变化也十分复杂。因此,研究黔西北民族杂居区的语言生态,在语言的社会功能研究和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方面都具有理论意义,也能为语文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现实依据。本文以生态语言学提倡的“语言多样性”理论为框架,从黔西北民族杂居区的语言生态系统出发,考察影响语言生态的内外因素,探讨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和谐与语言保护问题。本文除导论和结束语以外,从以下八个方面展开调查论述：第一章：概述黔西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和语言生态格局。首先,从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民族人口及分布格局等方面简要介绍黔西北地区的基本情况；其次,通过对黔西北地区主要语言的分布及其音系等基本情况的介绍,阐述该地区多语共存的语言生态格局,并分析语言生态格局的成因；第三,介绍黔西北地区语言关系的演变情况,分析民族杂居区双语或多语现象的普遍性和不同语言在使用上的层次性特点,概述不同类型民族杂居区域的语言生态状貌及其分布格局。第二章：对比分析黔西北地区各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本章对调查点的汉语、彝语、苗语、仡佬语、布依语和蔡家话的语音结构、规则结构（包括语义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族群接触和语言接触中各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相互联系,考察黔西北民族杂居区多语接触中语言的内部生态和谐状况。第三章：以毕节市大屯彝族乡三官彝汉杂居村落彝族的语言使用为个案,调查分析黔西北单一民族相对聚居型区域少数民族的双语生态。本章首先对三官彝族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其次,考察彝、汉语言接触中词汇的发展；第三,从彝族彝、汉双语使用的能力、双语掌握的途径和目的、语言态度等方面,考察黔西北单一民族相对聚居型区域少数民族双语生态的社会基础。第四章：以大方县鼎新彝族苗族乡同心村为个案,调查多民族散杂居型区域各民族的语言使用与多语和谐情况。首先介绍同心村的民族、语言和调查的基本情况；其次,从同心村苗族、彝族、布依族语言使用情况和使用特征,多语使用的场合、多语习得的途径等方面考察黔西北多民族散杂居型区域语言生态的现实状况；第三,通过对不同民族母语能力的统计调查,分析黔西北多民族散杂居型区域大多数少数民族在稳定使用母语的同时,青少年母语能力部分减退和汉语强势地位的形成原因。第五章：以大方县普底乡红丰村仡佬族母语生态为个案,分析黔西北少数民族转用汉语型区域多语接触中仡佬族母语内部结构的变异情况,并调查仡佬族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使用的影响。首先介绍红丰村仡佬族及其母语的基本情况；其次,对比仡佬语与大方彝语语音结构的特点,分析仡佬语中的汉语借词的借用方式；第三,探讨语言接触引发的仡佬语语序演变；第四,从语言能力、语言评价、语言倾向与语言期望等角度调查了解仡佬族的语言态度及其对多语使用和母语保持的影响。第六章：以“知晓度”、“知晓率”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衡量黔西北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对国家和地方现已颁布的有关语文法规的知晓水平,了解语言人对语文法规的认识情况,获取他们对自身语言行为的评价等相关信息。在此基础上,了解语文法规在民族杂居区的推广普及情况,分析政府相关举措的实施效果,为语文法规的深入施行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参数,为民族杂居区语言多样化的保护引发国家层面的宏观思考。第七章：总结分析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首先根据对三种类型民族杂居区域的调查结果,总结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的特点；其次,按不同类型的民族杂居区域论述语言生态发展的趋势；最后,分析影响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发展的主要因素,为语言保护提供思路。第八章：基于前文的研究,从理论上探讨黔西北民族杂居区和谐共生的多语生态保护问题。本章着重分析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从生态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杂居区语言资源的保护加以思考,最后提出几项保护语言生态的策略和措施。本文通过多项具体指标的社会调查获得研究数据,运用定量研究和社会统计方法,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客观地描述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和语言生活的真实面貌。研究意义在于如下两方面：1、尝试将生态语言学应用到对黔西北民族杂居区复杂的语言环境的调查分析中去；2、试图运用生态语言学的原理来解决黔西北民族杂居区维护语言多样性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问题。

王东海,夏茹娣,刘英^[10]（2011）在《2008年华南前汛期致洪暴雨特征及其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着重对2008年华南前汛期持续性致洪暴雨的降水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天气尺度的研究,并且对比分析了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前汛期洪灾较为严重的几年（1994、1998和2005年）的降水和环流场特征异同,主要得到以下结果:（1）根据影响系统和雨区分布的不同,将2008年华南前汛期降水过程分为4个阶段。第1阶段（5月26—30日）降水中心分布零星,降水局地性明显。第2阶段（6月7—11日）雨区以带状分布为主,带状雨区上还分布了多个强降水中心。第3阶段（6月12-14日）以片状分布为主,而第4阶段（6月15—19日）雨区既有带状分布,也有片状分布。（2）4个阶段中、低空平均环流场分析表明,环流形势的明显差异决定了雨区分布特点的差异。（3）南海季风涌的频繁活动有力地将水汽一次次地向中国南方地区输送,为暴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4）2008年华南前汛期,500hPa上,中国西南部、华北、华南,华东以及低纬度的孟加拉湾地区均是负的位势高度场异常。华北、华东地区负的异常、青藏高原东部负的异常均有利于冷空气活动,而低纬孟加拉湾地区负的异常又有利于暖湿气流的输送,冷暖气流的活动均非常有利于中国南方地区持续性强降水的发生。（5）对比2008、2005、1998、1994年和气候态的5月15日6月30日总降水分布发现,2008年总降水中心主要位于两广地区及浙赣皖3省交界地区。而浙赣皖3省交界区域的强降水中心位置明显较气候态偏北,被称为"非典型梅雨",而这也是2008年明显不同于另外3年的一个降水分布特点,此外,分析发现,2008年华南前汛期降水强度明显强于另3年。（6）对比4年的500hPa环流及异常场表明,2008年的环流形势相对于另3年要更有利于冷暖空气在中国南方地区交汇,因此,有利于2008年的降水强度大于另外3年。（7）对比4年的850hPa风场异常场分布表明,2008年低层异常风场的偏南风的向北推进得明显偏北,使得总降水量中心原气候态上位于浙闽赣3省交界区域的降水中心向北推进到浙赣皖交界地区,从而出现了华南暴雨与"非典型梅雨"同时出现的特点。

二、滇、黔、桂三省(区)交界致洪暴雨的特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滇、黔、桂三省(区)交界致洪暴雨的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4）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论文提纲范文）

（9）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与语言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08年华南前汛期致洪暴雨特征及其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滇、黔、桂三省(区)交界致洪暴雨的特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传统村落与民居文化地理研究[D]. 冀晶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中国省际交界地区差异的多尺度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研究[D]. 王一婕. 兰州大学, 2020(10)
• [3]滇缅抗战与“边地中国”形象建构[D]. 董晓霞.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4]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研究（1939-1940）[D]. 陈金艳. 云南大学, 2019(03)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6]清代公共工程中的官方与民间力量 ——以长江上游航道整治为中心[D]. 项露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7]明清川滇黔交界地区的变革、冲突与社会转型（1368-1850）[D]. 张洪滨. 暨南大学, 2019(03)
• [8]广西“6.28”区域极端特大暴雨TBB场特征分析[A]. 黄冬梅,韦春霞,刘国忠,党国花. 第35届中国气象学会年会 S21 卫星气象与生态遥感, 2018
• [9]黔西北民族杂居区语言生态与语言保护研究[D]. 张永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11(10)
• [10]2008年华南前汛期致洪暴雨特征及其对比分析[J]. 王东海,夏茹娣,刘英. 气象学报,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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