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论文文献综述）
徐艳兰[1]（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高亮[2]（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方啸天[3]（2019）在《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作为近代出版业执牛耳者,在历史类书籍的出版上拥有丰硕成果,直接推动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同时,这些成果更反映出以商务印书馆为典型的出版业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关联,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轨迹与特点也能在其中觅得线索。然而,学界涉及多零星碎语,不成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力图通过整理近代商务印书馆在历史类出版物上的重要成绩,发掘其中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和影响,从而彰显商务印书馆的史学贡献以及与近代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全文除绪言、结语外,主体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个部分一章。第一章论述在近代主客观因素驱动下,商务印书馆具有盎然生命力与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探讨近代史学在历史叙事方式上的发展需求和商务印书馆应对这种需求所做的有效实践。第二章通过阐述张元济与王云五各自领导的史籍出版道路,总结商务印书馆在整理史籍方面的成绩,并讨论这些史籍成果与近代史家间的互动反馈。第三章依据近代中西史学交汇的文化背景,叙述商务印书馆在不同时期出版外国史着作的变化,以及出版中国历史人物传记与年谱的新突破,并着重论述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历史类书籍上所作的贡献。第四章根据近代历史学分科分工的特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与这一学科发展趋势之间的联系,以及两种丛书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第五章从多元出版的角度出发,论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以《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为代表的工具书对近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及各自的史学成果与价值。
金鑫[4]（2018）在《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是以史学和文化传播的视角相结合,探索和分析隋唐宋金元时期墨学发展的情况,同时考察这几个朝代墨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绪论部分主要交代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然后理清民国以来墨学研究的概况,搜寻其中墨学断代研究涉及隋唐宋金元的相关成果,同时将隋唐宋金元这几段处于墨学衰微期的因果关系作出简析。论文主体共分为三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宋代墨学接受研究、金元墨学接受研究。以下各章皆先概述墨学发展背景,目的在于考察不同朝代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墨学发展演变的轨迹,然后再分别论述不同时期文人学士对墨学的接受,同时探索墨学同几段朝代各自时下主流思潮产生的融合或碰撞。第一章,隋唐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八节。首先归纳分析隋唐四大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文本和引用墨家思想的特点;然后考察唐代儒墨关系较之前代发生的重要转变;最后解析唐代文人着作中的墨学引用和摘录情况,魏征《群书治要·墨子》、赵蕤《长短经》、马总《意林》较为典型,分别设专节专论;对于没有形成着述、无法系统考察其墨学思想的文人学士,则是采取收集分析其论及墨学的文论或者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墨学观,比如韩愈《读墨子》和其他文论中对墨学的取舍、柳宗元文论中的斥墨识墨论等。第二章,宋代墨学接受研究设立十节。第二节承接隋唐类书对墨学的考察方法,细致分析宋代三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辑录《墨子》条文的特点,并总结出其与隋唐类书吸收墨学的不同特征。第三节开始专论两宋文人学士的墨学观,北宋时期的文人学士接受墨学少有形成着述,但不乏专篇专论以及散见在文论、史着、注疏等作品中的观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和苏辙的墨学观,即是以此法归纳和分析。从程颢、程颐论墨学,到南宋以后文人学士的墨学接受,则是着重于考察理学兴盛之后理学家们对墨学的批判,朱熹最为典型。最后补充以南宋文人笔记对墨学的接受,即洪迈《容斋随笔》和黄震《黄氏日抄》。第三章,金元墨学接受设立四节。先是考察道教转型、新旧交替中对墨学的吸收,然后列出南宋遗民文人作品对墨学的接受,马端临《文献通考》颇为独特。此章末尾则是将元末文人陶宗仪《说郛》中收录的《墨子节抄》和《读墨子随识》作具体分析,阐明其于元代保存《墨子》文献之功。
刘瑞[5]（2017）在《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蒙文通民族史研究的专着主要有《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及《越史丛考》,民族史研究在他整体学术研究中颇具代表性,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蒙文通是一个跨时代的人物,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代的变迁致使其学术研究也发生重要的改变,早期由经学向史学转变,建国后向马克思唯物史观靠拢,时代变迁与自身学术探索共同推动着蒙文通学术发展。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成两部分,即华夏民族史研究和少数民族史研究。华夏民族史研究中有诸多着名论断,如对三皇五帝的探究、关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探究及“太古民族三系说”。华夏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观点都集中在《古史甄微》一书中,《古史甄微》的创作背景与当时整个学界潮流和时代背景关系密切。蒙文通少数民族史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是建立在考据学基础上的,同时结合学界潮流和时代背景形成“新历史考据学”。蒙文通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注重其他学科在民族史研究中的运用、中西对比的研究方法及广泛搜集材料注重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是以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的。蒙文通民族史着作中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重释古的史学思想及其建国之后向唯物史观转变的史学思想。
王琼[6]（2017）在《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概述》文中提出重玄学,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在吸收佛教龙树中观学和般若性空思想的基础上,注疏道家、道教经典,所形成的一个特殊学派,在隋唐时开始兴盛。而成玄英作为重玄学者的集大成者,通过建立其完整的重玄学体系,为重玄学在隋唐的成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玄英的重玄学体系可以简单的概括为:道体论、道性论和修道论。三者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重玄学体系。首先,其道体为空的道体论,奠定了其整个体系的基础,贯穿于道性论和修道论的始终;其次,其道性虚通、自然的道性论,以其道体论为基础,为其到达“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的原因和根据提供了理论论证;最后,在修道论中,他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其“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而且提出了到达重玄之乡的途径和方法,为众生修道、悟道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将指出,成玄英在重玄学的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首先,通过对传统道家形而上学内容的发挥,对其道本体论进行了提升,成功地建立了以“空”言道的道体论,从而将重玄学的本体论哲学发挥到极致;其次,在继承魏晋南北朝道性为空的基础上,提出了道性虚通、自然的命题,并对道性、物性进行了区分,对“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命题进行了独特解读,为重玄学在中晚唐由本体论哲学向心性论哲学的转向提供了指向标,并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最后,其“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成功地将道教的修道目标从单纯的飞升成仙转向对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为道教内丹道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理论准备。
申冰冰[7]（2016）在《北宋《论语》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语》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后世儒者对《论语》孜孜爬梳,逐渐形成了不同时期的《论语》学成果。北宋是《论语》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论语》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体现在北宋儒释道会通的趋势、义理之学的兴起、理学的崛起以及“昌文”政策的施行等方面。北宋的《论语》学研究主要以理学家的《论语》研究为核心。北宋初期,作为“汉宋兹其转关”的邢昺《论语注疏》,以接续皇侃《论语义疏》为主,其中透漏出义理之萌芽；胡瑗《论语说》以其“明体达用”的观念,为理学树立了回归儒家之道的体用思路；刘敞的《论语小传》“以经释经、间出己见”的创新精神,将孔学的人生智慧阐发得淋漓尽致,为后世《论语》学树立了注重诠释者主观体验的学术倾向。这反映思想文化的传承是和创造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庆历之后,以周敦颐、张载、二程为代表的濂学、关学、洛学等相继出现。作为初创阶段的理学家们为解决“延承”与“创新”的关系,一方面吸收《论语》“日用”道德要义构建理学体系,一方面用理学的本体思想为《论语》中的人伦道德思想资源寻找依据,旨在以体用关系廓清《论语》中的内圣之道,真正发掘出具有儒学特色的体用合一之模式,反映出理学视域下的《论语》学色彩。这主要表现为：一、诚、太虚、理等范畴,虽不是源于《论语》,但必须借助《论语》“下学而上达”思想进行理论支撑。二、北宋理学家的思想体系是紧密依托《论语》来建构的,他们通过对《论语》“仁”、“忠恕”、“礼”、“孝”、“性与天道”等概念阐发,提出了与佛老之道截然不同的体用合一观点。三、揭示出“学”、“敬”、“礼”的工夫论。与关学、洛学几乎同时期崛起的新学、蜀学,致力于以义理诠释《论语》。他们在儒、佛、道三家学术“相同为用”理念下,对《论语》的思路及其与现实的联系,做了创造性的发展。理学家以“善”为《论语》学人性内核,体现出从“日用”到“体用”的思辨特点。与此不同,新学、蜀学研治《论语》,或不以善恶言“性相近”,或以常人的角度去言说圣人。洛学、新学、蜀学三家对《论语》的诠释与转化,有着圣人观、本体与人道的联结、“性相近”的释义三方面差异。显见,北宋儒者的《论语》学是以一种“前河以继江河”的“传承”与“创新”之势向前推进。北宋儒者对《论语》的诠释方法上有“以己释经”、“士志于道”等独到之处。将北宋《论语》学作为“时代的思想价值脉动”予以理解,其在士大夫心理、复兴宋代儒学等方面具有新的贡献。北宋儒者依托传统典籍以阐述思想新说,折射出《论语》学在北宋义理浪潮下的创新性发展,并不是照搬原来的某些含义。这说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传承,并非对原本的加以复述,而是结合历史时代的需要,有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今天,研究北宋时期的《论语》学,会使我们对如何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方面有所收获。
李惠玲[8]（2016）在《现代护理人文关怀之原理与实践方向研究 ——以儒道生命哲学为论域》文中指出现代护理中的人文关怀是医护人员对患者及其家人的关怀和照护,这要求关怀主体对被关怀者的当下境遇有感同身受的体验,这种体验既包含了对自身生命或生与死的关切、体认和感受的道德意识,更包含了对他人生命或生与死的同情、关心、了解和感受的道德意识。对于这种生命关怀意识,现代护理学界尚且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和非神学性的合理哲学诠释;而中国哲学在对宇宙生成、世界本体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及其个体生命的意向性和规定性的探讨中恰恰表现出看重生命、执着生命的主体精神和思辨水平,从哲学功能和目的论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就是人的生命哲学,它强调伦理实践,但也不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辨;它对人的行为作过许多规定,但它更看重生命本身。有鉴于此,“现代护理人文关怀之原理与实践方向研究——以儒道生命哲学为论域”拟将“照着讲”中国古典生命哲学与“接着讲”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理论统一起来,使中国古典哲学成为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理论之“体”（原理）,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理论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之“用”（应用）,由此达成其二者之有机结合。套用现代新儒家的用语,这样的研究或可被视为文化领域“返本开新”的一项工作:对护理文化（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理论）而言是“返本”,对传统文化（中国古典哲学）而言则是“开新”。现代护理学领域的人文关怀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但其所关注和重视的是护理实践中实施人文关怀的具体操作,尚未触及人文关怀的基础理论及其基本概念和范畴。本文欲弥补其不足,以寻找现代人文护理的哲学理论与实践原则为学术宗旨,以人文护理为基本理念,从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的独特视角来考察中国古典哲学,试图从儒道两家的生命哲学中寻找到可以同现代人文护理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般原理,从而进一步规范和指导人文护理的具体实践。正是基于这一研究意图,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人文护理的生命哲学原理和人文护理的实践方向两个部分展开阐释。上篇是从人文护理的“所以然之故”来探讨并阐述中国传统生命哲学中可以被归入“人文护理哲学原理篇”的内容,包含一至三章。第一章“生命本体论”论述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起源,以及其在儒道两家思想中的展开,探究并解答了人的普遍价值及其来源的问题;第二章“生命德性论”论述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对于人性的理解。人与万物都是起源于“天”或“道”的同类生命存在,需要遵循共同的生命活动法则,并在对待他人他物的关系中,彰显出自身德性的本质。第三章“生命境界论”论述普遍性的生命本体与主体性的生命德性在个体身上充分展现后的圣贤人格与生命境界。儒道两家的“圣人观”成为人文护理的核心楷模,为护理人文关怀的精神价值确立了指引方向。下篇是从现代护理人文关怀的“所当然之则”来探讨并阐述中国传统生命哲学中可以被归入“人文护理实践方向篇”的内容,包含四至六章。第四章“护理人文关怀修养论”,论述了基于人性善恶论的儒家修养论和基于人性自然论的道家修养论。这些传统的修养论可以进一步指导护理人文关怀的实践操作,对于护理人员自身心态的调整以及护理人员帮助病员心态的调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第五章“人文护理层次论”论述中国传统生命哲学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有机联系。“义以养人”是与人的生理需要相应的、对人的生理需要起内在制约作用的人文之理;“仁以安人”是与人的安全需要相应的、以关怀生命安全、生活安定为本质内容的人文之理;“信以任人”是与人的社交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礼以立人”是与人的尊重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道以成人”是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第六章“护理人文关怀实践论”论述了护理人文关怀的发端、护理人文关怀的内核以及护理人文关怀的责任。通过博施济众以立德、循规守信以立命和慎独诚意以立身的方法来敬畏生命;通过移情、关怀、照护的方法来体认生命;通过致知、思诚、仁爱的天下情怀来守护生命。最后,“余论”从建构适用于现代护理人文关怀实践的理论需要出发,简要论述了中国传统生命哲学与现代护理人文关怀之间的三个方面:（1）在生命关怀思维上,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切合现代人文护理的实际;（2）在生命价值观上,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具有适合现代人文护理理论所需的内在超越精神;（3）在人文关怀教育上,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具有合乎现代护理人文关怀具体实践要求的多元价值资源。
盖建民[9]（2016）在《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关系新考》文中指出儒释道三教关系历来是道教各派必须认真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在经历了激烈的三教争雄格局之后,宋代三教关系明显不同于六朝和隋唐,三教融通的观念渐强,为越来越多的三教人士所认可,道教金丹派南宗"教分为三,道乃归一"的三教观就反映了这一趋势。通过梳理道书文献、笔记史料和田野考察的新材料,对南宋道教代表人物白玉蟾与朱熹是否有直接交往这一学术疑难问题进行考辨,可以发现,虽然二人并无直接交往活动,但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思想多有互动和汇通。
粟品孝[10]（2014）在《巴蜀史学通论》文中提出"统观蜀学,大在文史。"①近代史学名家刘咸炘（1896—1932）此语,确实抓住了巴蜀文化的重心和特色。巴蜀史学不仅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门类,也是中国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裹的巴蜀,是以四川盆地爲核心区域、以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爲范围,并适当延及周边地区。而所谓的巴蜀史学,则主要是指具有巴蜀籍贯的学者有关史学的编纂和论述,或在巴蜀境内发生的史学活动。目前对巴蜀史学的个案研究不少,有的还比较丰富,但综合性和贯通性的研究则相当不足。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以通贯的眼光,对上起先秦、下迄当代的巴
二、《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论文提纲范文）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吕祖谦思想总体研究 |
| 1.2.2 吕祖谦义理之学的研究 |
| 1.2.3 吕祖谦辞章之学的研究 |
| 1.2.4 吕祖谦考据之学的研究 |
| 1.2.5 吕祖谦经济之学的研究 |
| 1.3 研究的意义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原文献之传”与吕祖谦儒学学统建构 |
| 2.1 “中原文献之传”的内涵考辨 |
| 2.1.1 南宋时人之认同:“中原文献之传”乃儒学之正统 |
| 2.1.2 宋元朱熹后学之新诠:“中原文献之传”为伊洛渊源之道学 |
| 2.1.3 明清学者之复归:“中原文献之传”即图书资料之学 |
| 2.1.4 现当代学者的多维视域:“中原文献之传”古今内涵之融合 |
| 2.2 儒学学统及其四个面向的学理依据 |
| 2.3 学统与道统的角逐: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 |
| 2.3.1 “升—降—升”:吕祖谦学术地位之演变 |
| 2.3.2 吕祖谦学术地位演变的内在理路探析 |
| 2.4 中原文献之传的传承脉络考 |
| 2.4.1 高平、庐陵、鄞江、西湖五传 |
| 2.4.2 安定、泰山、濂溪、焦氏、荆公、横渠、百源、清敏四传 |
| 2.4.3 涑水、二程、荥阳、了翁、廌山、和靖三传 |
| 2.4.4 二传元城、龟山、谯氏、武夷、横浦之学 |
| 2.4.5 一传白水、玉山、三山、芮氏之学 |
| 2.4.6 兼传三苏、王苹、胡宏之学 |
| 2.5 从“中原文献之传”到中原文献之学 |
| 2.5.1 义理之学的传承 |
| 2.5.2 辞章之学的承传 |
| 2.5.3 考据之学的的承袭 |
| 2.5.4 经济之学的承继 |
| 2.6 中道:吕祖谦构建儒学学统的方法论 |
| 2.6.1 中庸之道的常道特征 |
| 2.6.2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意义 |
| 第3章 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 |
| 3.1 义理之学的来源 |
| 3.2 义理之学的总体架构 |
| 3.2.1 无极而太极:道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2.2 相倚又相成:整全之道的展开方式 |
| 3.2.3 分立而不分离:道之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
| 3.3 理气论:理气合一 |
| 3.4 心性论:心与天一、心与理一、心性合一 |
| 3.5 工夫论:工夫须从心上做 |
| 3.6 道器不离:理——心——气作为一个结构整体 |
| 3.6.1 理事一致 |
| 3.6.2 理礼合一 |
| 3.6.3 心史合一 |
| 第4章 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 |
| 4.1 求道于经,以经为文:吕祖谦文道合一的思想 |
| 4.1.1 重道轻文的时代背景 |
| 4.1.2 以学统统合文道 |
| 4.2 “巧”在文道并进的文章工夫——吕祖谦斯文重建的旨趣 |
| 4.2.1 “东莱之弊尽在于巧” |
| 4.2.2 巧之所指:文章工夫 |
| 4.2.3 “巧”之旨归:重建斯文 |
| 第5章 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 |
| 5.1 语言文字学 |
| 5.1.1 承汉儒之旧的音韵学 |
| 5.1.2 守旧与创新并举的训诂学 |
| 5.2 古籍编纂与史学考订 |
| 5.2.1 吕祖谦对《古周易》的复原及其意义 |
| 5.2.2 吕祖谦对《程氏易传》的整理与刊刻 |
| 5.2.3 史学考订 |
| 第6章 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 |
| 6.1 吕祖谦之政治思想与实践 |
| 6.1.1 政治伦理思想 |
| 6.1.2 政治生态思想 |
| 6.1.3 德法并行:政治制度思想 |
| 6.1.4 政治实践 |
| 6.2 经济思想与实践 |
| 6.2.1 寓兵于农,提高土地生产力 |
| 6.2.2 取民有制,宽省民力 |
| 6.2.3 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 |
| 6.2.4 农商并重、工商各有其分 |
| 6.2.5 经济实践 |
| 6.3 教育理念与实践 |
| 6.3.1 学以成圣的人格教育目标 |
| 6.3.2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
| 6.3.3 讲实理、育实材、求实用的教育方针 |
| 6.3.4 教育实践 |
| 6.4 推势阐理之经世史学 |
| 6.4.1 吕祖谦的史学渊源 |
| 6.4.2 经史一体的史学观 |
| 6.4.3 读史之法 |
| 6.4.4 推势阐理,以史经世 |
| 6.4.5 以“礼”为核心的史学特色 |
| 第7章 中原文献之学的旨趣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
| 7.1 重建内圣外王之道: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 |
| 7.1.1 通世务、实践履的经学主旨 |
| 7.1.2 文贵有用、文以宣言文学功用观 |
| 7.1.3 通古今之变,用于当世的治史目的 |
| 7.2 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对后世的影响 |
| 7.2.1 对浙东事功学派的影响 |
| 7.2.2 对明清实学思潮的影响 |
| 7.2.3 对清代朴学的影响 |
| 7.2.4 对浙东史学的影响 |
| 7.3 博杂抑或博洽?——吕祖谦学术的再评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商务印书馆成长环境及近代史学发展需求 |
| 第一节 作为新式出版平台的有利环境 |
|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 |
| 二、传统书业的没落 |
| 三、上海地区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 |
| 第二节 近代史学发展的客观因素 |
| 一、历史叙事方式的改变 |
| 二、商务印书馆新编历史教科书的有效实践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史籍出版意识的变化 |
| 一、出版史籍的殷鉴救亡意识 |
| 二、自觉保存古代史学成果的意识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史籍出版双轨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张元济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二、王云五的史籍出版道路及其史学价值 |
| 三、商务印书馆出版史籍与史家反馈互动 |
| 第三章 中西交汇下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外国史着作出版的不断成熟 |
|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人物传记出版上新的突破 |
| 一、《少年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史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三节 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历史类书籍的出版 |
| 一、何炳松重视西洋史学着述的出版方向 |
| 二、何炳松主编《史地小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第四章 分科分工下的历史类书籍出版与近代史学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史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史学酝酿 |
| 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组稿与来源 |
| 三、《中国文化史丛书》史学价值及意义 |
| 第二节 “大学丛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出版“大学丛书”的前期酝酿 |
| 二、“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质量的两重保证 |
| 三、“大学丛书”中历史类书籍的高质量 |
| 四、“大学丛书”的史学意义 |
| 第五章 杂志、工具书的出版及其史学贡献 |
| 第一节 《东方杂志》及其史学价值 |
| 一、史学史及史学方法研究类成果 |
| 二、中国史研究类成果 |
| 三、世界史研究类及其他成果 |
| 四、《东方杂志》的史学意义 |
| 第二节 出版工具书及其史学价值 |
| 一、《中国人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史学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4）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回顾 |
| 三、墨学的“中绝” |
| 第一章 隋唐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隋唐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隋唐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隋唐四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一、《北堂书钞》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二、《艺文类聚》辑录《墨子》及特点 |
| 三、《初学记》辑录《墨子》及特点 |
| 四、《白氏六帖事类集》辑录《墨子》及特点 |
| 第三节 隋唐墨学发展与儒学 |
| 一、儒墨并举观念延续 |
| 二、儒墨关系的发展变化 |
| 第四节 《墨子治要》及魏徵的墨学观 |
| 一、从善择取、专为王治——《墨子治要》节录《墨子》文本 |
| 二、助成帝王之术——魏徵史论、政论和疏表类文章中的墨学观 |
| 第五节 赵蕤《长短经》引墨用墨 |
| 一、儒墨并举 |
| 二、推崇墨学 |
| 第六节 韩愈《读墨子》及其墨学观 |
| 一、从“崇儒排墨”到“儒墨相用” |
| 二、韩愈对墨家思想的取舍 |
| 第七节 柳宗元的墨学观 |
| 一、斥墨 |
| 二、识墨 |
| 第八节 马总《意林》引墨用墨 |
| 一、收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总的墨学观 |
| 第二章 宋代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墨学接受概述 |
| 一、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宋代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宋代三大类书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一、《太平广记》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二、《太平御览》辑录《墨子》及特征 |
| 三、《册府元龟》辑录《墨子》及特征 |
| 第三节 欧阳修、曾巩论墨学 |
| 一、欧阳修斥墨之论 |
| 二、曾巩斥墨之论 |
| 第四节 司马光论墨学 |
| 一、史学着作引墨论墨 |
| 二、文学作品引墨用墨 |
| 三、注疏之作引墨注墨 |
| 第五节 王安石《杨墨》论墨及其墨学观 |
| 一、墨子之道非圣人之道 |
| 二、对墨家学说的批判 |
| 第六节 程颢、程颐论墨学 |
| 一、墨学之害 |
| 二、批判墨子之“兼爱” |
| 第七节 苏轼、苏辙论墨学 |
| 一、苏轼斥墨 |
| 二、苏辙斥墨 |
| 第八节 朱熹论墨学 |
| 一、评孟子辟墨 |
| 二、非难韩愈之墨论 |
| 三、辩护张载《西铭》非墨 |
| 四、论墨学流弊 |
| 第九节 洪迈《容斋随笔》引墨论墨 |
| 一、专论墨子及墨学 |
| 二、征《墨子》用以考证 |
| 三、引墨子其人为例证 |
| 第十节 黄震《黄氏日抄》引墨论墨 |
| 一、论墨子及其学说 |
| 二、论孟墨之辩及墨学之弊 |
| 第三章 金元墨学接受研究 |
| 第一节 金元墨学接受概述 |
| 一、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二、金元墨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第二节 金元新兴道教对墨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极苦：发扬墨家自苦精神 |
| 二、极俭：继承墨家“节用”思想 |
| 三、平等、非战：继承墨家“兼爱”“非攻”思想 |
| 第三节 马端临《文献通考》引墨论墨 |
| 一、辑录《墨子》及墨家书 |
| 二、马端临的墨学观 |
| 第四节 陶宗仪《说郛》辑录《墨子》 |
| 一、《墨子节抄》 |
| 二、《读墨子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墨学的“复兴” |
| 后记 |
| 科研成果 |
（5）蒙文通民族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论文设计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蒙文通生平 |
| 一、蒙文通家世及在四川国学院学习时期 |
| 二、建国前的学术生涯 |
| 三、1949 年后的蒙文通 |
| 第二章 蒙文通的华夏及少数民族史 |
| 一、蒙文通华夏民族史研究——以《古史甄微》为例 |
| （一）《古史甄微》的创作背景 |
| 1、蒙文通自身的思考 |
| 2、西学思潮的影响 |
| 3、反击“中华文明西来说” |
| 4、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
| （二） 《古史甄微》的学术渊源 |
| 1、廖平对蒙文通的影响 |
| 2、刘师培对蒙文通的影响 |
| 3、疑古史学的影响 |
| （三）《古史甄微》的内容概述 |
| 1、三皇五帝 |
| 2、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探究 |
| 3、三集团说 |
| 4、禅让说 |
| 二、蒙文通少数民族史研究 |
| （一）蒙文通少数民族史研究综述 |
| （二）蒙文通少数民族史专着 |
| 1、先秦少数民族与《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
| 2、南方少数民族与《越史丛考》 |
| 第三章 蒙文通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 |
| 一、立足于考据的治史倾向 |
| （一） 蒙文通的“新历史考据学” |
| 1、注重运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 |
| 2、大量引用经典以外的史籍资料 |
| （二） 治史倾向转变的原因 |
| 1、经学的衰落及史学地位的高涨 |
| 2、国内史学思潮的影响及蒙文通自身拥有深厚的考据学功底 |
| 二、蒙文通民族史的研究方法 |
| （一）注重其他学科在民族史研究中的运用 |
| 1、历史地理学和气象学的运用 |
| 2、语言学和民俗学的运用 |
| （二）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来研究民族史 |
| （三）广泛搜集材料，充分举例归纳的史学研究方法 |
| 三、以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价值观 |
| 第四章 蒙文通民族史着作体现出的史学思想 |
| 一、爱国主义史学思想 |
| （一）反驳“中华文明西来说” |
| （二）抗战时期的“夷夏大防” |
| （三）身困牛棚，初心不改 |
| 二、注重“释古”的史学思想 |
| 三、建国后向唯物史观的转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概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道教重玄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
| 第一章 道体论 |
| 第一节 成玄英之前道教道体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一 以“生”言道 |
| 二 以“无”言道 |
| 三 以“空”言道 |
| 第二节 成玄英以空为本的道体论 |
| 一 道的显性特征 |
| 二 道之本质存在 |
| 三 “道”与“物”的关系 |
| 第二章 道性论 |
| 第一节 道教道性论的形成和发展 |
| 一 道性“虚空” |
| 二 一切众生悉有道性 |
| 三 道性本有、还是始有 |
| 第二节 成玄英的道性论 |
| 一 道性的本质 |
| 二 道性与众生性之关系 |
| 三 道性本有，还是始有 |
| 第三章 修道论 |
| 第一节“道契重玄，境智两忘”的“重玄之境” |
| 第二节“处中而忘中，三绝兼忘”的修道方法 |
| 一 修道方法之“止” |
| 二 修道方法之“忘” |
| 三 修道方法之“双照双即” |
| 第四章 成玄英重玄学思想述评 |
| 参考文献 |
| 一 主要参考书目 |
| 二 主要参考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北宋《论语》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语》与《论语》学 |
| 四、“宋学”与“理学”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北宋《论语》学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论语》从“传”至“经”的地位变迁 |
| 第二节 北宋《论语》学繁荣因素与时代精神 |
| 一、北宋《论语》着述繁荣的表现 |
| 二、北宋《论语》学繁荣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北宋初期的《论语》学研究 |
| 第一节 “兹其转关”的邢昺《论语》学 |
| 一、删减皇氏玄虚,兹其转关 |
| 二、反思天道、性命,为后世所采纳 |
| 第二节 “稍尚新奇”的刘敞《论语小传》 |
| 一、训诂与义理兼备 |
| 二、淹贯群经,阐发礼制思想 |
| 三、诠释出的“天命惟圣人然后知之”观念 |
| 第三节 “明体达用”经旨下的胡瑗《论语》学 |
| 一、明体达用的经学观念 |
| 二、“性者命之在我”的诠释 |
| 三、对内修德性、外学政教的诠释 |
| 四、阐发出的“固学”教化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北宋理学家《论语》学研究 |
| 第一节 以“立人极”为目标的周敦颐《论语》学 |
| 一、周敦颐的《论语》观 |
| 二、天人合德与《论语》中成圣理论的联系 |
| 三、人的地位以及“孔颜之乐” |
| 四、对“仁”的阐述 |
| 五、学至“人极”的工夫 |
| 第二节 张载的《论语》学研究 |
| 一、张载的《论语》观 |
| 二、对“天道与性命”的阐述 |
|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
| 四、诠释出的“过程即是境界”的修养理论 |
| 第三节 “天理”与“仁”通而为一的二程《论语》学 |
| 一、二程的《论语》观 |
| 二、自家体贴之理,二程《论语》学的本体基础 |
| 三、从“洒扫应对”到“仁”的体用关系阐述 |
| 四、对孔子仁学的承袭与发展 |
| 五、“性即是理”与《论语》中的人性论 |
| 六、“圣贤气象”与“致学可成圣” |
| 第四节 洛门弟子“继洛启后”的《论语》学 |
| 一、‘以心解仁”的谢良佐《论语》学 |
| 二、“道”本体与“养心”通而为一的游酢《论语》学 |
| 三、重“仁之方”的杨时《论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学、蜀学的《论语》学研究 |
| 第一节 政治改革中的新学《论语》学 |
| 一、王安石的《论语》学研究 |
| 二、陈祥道重礼之《论语》学 |
| 第二节 蜀学的《论语》学研究 |
| 一、苏轼的《论语》学 |
| 二、苏辙的《论语》学 |
| 三、“兼采佛老”与“儒释道同源说” |
| 第三节 洛学、新学、蜀学《论语》学异同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宋《论语》学的解释情怀与方法 |
| 第一节 仁者情怀与北宋《论语》学“温故而知新”特质 |
| 第二节 北宋儒者《论语》诠释的方法 |
| 一、“以心契意”的为己之学 |
| 二、“士志于道”与转换“命题”向度 |
| 三、从“相互注释”中构建意义空间 |
| 第六章 北宋《论语》学的影响与评价 |
| 第一节 超越汉唐《论语》学 |
| 一、在《论语》解经方法上超越汉代 |
| 二、对玄学《论语》学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二节 《论语》学影响下的北宋士人人格 |
| 一、文化人格：从悲观到自信 |
| 二、社会人格：从观望到责任 |
| 三、政治人格：从忠君到贤忠 |
| 第三节 北宋《论语》学对“四书”学的影响 |
| 第四节 对南宋《论语》学的影响 |
| 第五节 对现代学术发展的启示 |
| 一、为多元文化交流提供经验 |
| 二、有助于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 |
| 余论 |
| 一、对北宋理学《论语》学创新理路的思考 |
| 二、对北宋《论语》学张力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现代护理人文关怀之原理与实践方向研究 ——以儒道生命哲学为论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主旨与基本思路及创新点 |
| 上篇 护理人文关怀哲学原理 |
| 第一章 生命本体论 |
| 第一节 先秦儒家的道德生命观 |
| 第二节 汉代儒学的气化生命观 |
| 第三节 宋明新儒家的性理生命观 |
| 第四节 道家的自然生命观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生命德性论 |
| 第一节 儒家的人性善恶论 |
| 第二节 道家的人性自然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命境界论 |
| 第一节 儒家的圣人观 |
| 第二节 道家的圣人观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下篇 护理人文关怀实践方向 |
| 第四章 护理人文关怀修养论 |
| 第一节 基于人性善恶论的儒家修养论 |
| 第二节 基于人性自然论的道家修养论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护理人文关怀层次论 |
| 第一节 “义以养人”——与人的生理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 |
| 第二节 “仁以安人”——与人的安全需要相应合的人文之理 |
| 第三节 “信以任人”——与人的社交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 |
| 第四节 “礼以立人”——与人的尊重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 |
| 第五节 “道以成人”——与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相应的人文之理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护理人文关怀实践论 |
| 第一节 护理人文关怀的发端：敬畏生命 |
| 第二节 护理人文关怀的内核：体认生命 |
| 第三节 护理人文关怀的责任：守护生命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附录一 哀伤关怀 |
| 附录二 不嫌脏累，情暖患者 |
| 附录三 正能量的鼓舞 |
| 附录四 提升效率，优质护理 |
| 附录五 创造生命关怀的至高境界——“优逝”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关系新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白玉蟾与朱熹“交往”关系辨考 |
| 二、南宗传人与宋儒的思想互动 |
| 三、道教南宗丹法与理学思想的汇通 |
四、《蒙文通文集》理学部分质疑（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
- [2]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D]. 方啸天. 扬州大学, 2019(02)
- [4]墨学接受研究（隋唐宋金元）[D]. 金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5]蒙文通民族史研究[D]. 刘瑞. 河北师范大学, 2017(08)
- [6]成玄英重玄学思想概述[D]. 王琼. 南开大学, 2017(04)
- [7]北宋《论语》学研究[D]. 申冰冰. 西北大学, 2016(04)
- [8]现代护理人文关怀之原理与实践方向研究 ——以儒道生命哲学为论域[D]. 李惠玲. 苏州大学, 2016(08)
- [9]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关系新考[J]. 盖建民.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2)
- [10]巴蜀史学通论[J]. 粟品孝. 蜀学, 20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