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中国经济展望及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论文文献综述）
余雪扬[1]（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姜龙[2]（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84年人民银行恢复中央央行职能以来,中国的货币调控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单一目标”与“多重目标”之间交替切换和协同配合,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日渐成熟。经济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效果出现一定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和“稳物价”等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界正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VAR拓展和混频动态因子等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问题。根据研究思路和内容框架体系搭设,文章的主要章节包括以下内容:理论基础部分:包括论文第1章和第2章。论文第1章主要介绍论文研究主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学术发展史、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等基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进行重点介绍,重点理解本文的选题意义和国内外研究进展,找出论文选题的研究切入点,总结梳理本文的边际贡献。论文第2章在研究意义和研究思路等内容介绍的基础上,本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基础理论进行重点阐述和说明,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货币政策动态有效性等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撑。实证分析部分:论文第3章、论文第4章、论文第5章和论文第6章。论文第3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本章运用SV-TVP-FAVAR模型,基于冲击极值、短期效应等指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效应进行脉冲分析,并通过将预期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初步讨论预期管理可能存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向调控效应。论文第4章为“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具有混频数据处理能力的MF-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变量与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混频检验,进一步运用时变动态SV-TVP-FAVAR模型考察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有效性,从而论证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化会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产生影响,进而引出关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货币政策有效性关系的计量检验。论文第5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本章首先基于长短期松紧指标测算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指数,并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宏观经济效应异质性分析,主要包括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之间的关系论证。论文第6章为“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首先基于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时变SV-TVP-FAVAR模型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经济增长质量调控效果。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论文第7章主要是对前文理论基础、实证分析、计量检验等章节进行全面总结,并在研究结论和针对性解决对策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进一步在指出本文研究不足和学术研究薄弱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后续学术研究展望。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手段,工具选择理应服务于宏观经济调控。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货币政策操作取得了较为显着的宏观经济调控成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具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由速度增长向质量增长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设计、传导机制等如何在“稳增长”基础上保证经济增长质量,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货币政策能通过特定传导机制调控政策当局的预设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显着,一直都是货币政策当局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新形势下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效应、新冠肺炎疫情下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变动、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王毅[3]（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提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刘志永[4]（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伊馨[5]（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申晓蓉[6]（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李其成[7]（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王海荣[8]（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莫智斌[9]（2019）在《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权不仅可以明确人与人之间关于物的关系还可以促进物品流通和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科斯,1994）,即在维护公平和提升效率两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产权安排的规则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亦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住宅用地由于其承载人类居所的特殊属性,则更加需要科学合理的产权安排,以实现居民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大部分时期仍处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呈现出产权结构和权能的差异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将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2013）。我国城乡差异化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展至今,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城市房价增长过快而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城市居民居住保障缺乏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和乡村社会衰败等等。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进行横向的内容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变迁比较,对城乡产权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总结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并结合不同阶段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目标,分析现行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论文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主体内容由绪论和其后的八章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挚领的表述。论文的第二章则主要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产权变迁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有效梳理和归纳,为后续研究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第三章开始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则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差异所引致的权能差异进行分析,主要从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两个方面进行展开。在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权能差异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开始从政府行为目标和国家发展要求的角度对形成这种差异化产权安排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描述性的归纳总结。论文第六章则对当前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承认其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引发的城乡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关于其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设计失衡。第七章则引入小产权房问题对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失衡所引发的问题进行更为直观的描述和论证。在第八章,本文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提出“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和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的整体发展思路,并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创新式的探索。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城乡住宅用地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民和农民两对权利主体所具备的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城乡地域的发展和城乡居民自身幸福的实现产生了不同影响;（2）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变迁与不同时期政府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呈现出“外部环境变化→政府行为目标改变→制度变迁发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社会经济进步/衰退→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发生”的国家发展导向下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的渐进式动态变迁模式。（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居民和国家发展的效用并不是完全一致,在部分时期国家以牺牲城乡土地产权的居住保障/资产权能来实现国家的发展。（4）从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安排已然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不足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过剩、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的过度和居住保障权能的不足两组问题。改革的方向则是:其一,城市住宅用地权能要实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降低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难度、赋予城市现有居民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促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最终实现城市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其二,农村宅基地权能要实现资产权能的归回,盘活闲置的农村宅基地资源、提升农村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能力、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徐浩[10]（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二、2004年中国经济展望及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中国经济展望及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学术进展与文献评价 |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文献综述 |
| 1.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文献综述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相关的理论基础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基础 |
| 2.3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基础 |
| 第3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分析 |
| 3.1 SV-TVP-FAVAR模型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数值模拟分析 |
| 3.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三维冲击效应分析 |
| 3.2.2 不同阶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3.2.3 区间替换与稳健性检验 |
| 3.3 纳入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3.3.1 MF-VAR模型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城乡消费因果关系分析 |
| 3.3.3 考虑预期因素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城乡消费的冲击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货币政策量价工具有效性对比——基于调控取向定性描述的分析 |
| 4.1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析 |
| 4.2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联关系检验 |
| 4.3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性描述与转换过程 |
| 4.4 不同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4.4.1 全区间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4.2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效应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与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1.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的定量测度 |
| 5.1.2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取向划分 |
| 5.2 不同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下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 5.2.1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城乡消费 |
| 5.2.2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企业家信心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调控取向与经济增长质量 |
| 6.1 混频动态因子模型 |
| 6.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定量测度与特征描述 |
| 6.2.1 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特征 |
| 6.2.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维度和指标 |
| 6.2.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动情况 |
| 6.3 不同调控取向下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分析 |
| 6.3.1 总量脉冲响应分析 |
| 6.3.2 分阶段脉冲响应分析 |
| 6.3.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第二章 供给学派理论及实践在新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一节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 一、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 三、对供给学派理论及政策主张的评价 |
| 第二节 供给学派的政策实践 |
| 一、“里根计划”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 二、“撒切尔实验”政策实践及评价 |
| 三、日本“规制改革”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 |
| 一、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学派理论的中国化 |
| 二、供给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 |
| 三、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市场机制 |
| 四、供给学派的供给侧单边管理理论与有效供给研究的冲突 |
| 第四节 供给学派政策实践对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的启示 |
| 一、供给学派政策实践证明供给管理的重要性 |
| 二、供给管理既是长期政策也是短期政策 |
| 三、供给管理要重视化解结构性矛盾 |
| 第三章 供给思想溯源与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供给思想 |
| 二、斯密和李嘉图的供给思想 |
| 三、萨伊的供给理论 |
| 四、古典经济学供给思想的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
| 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
| 四、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 第三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 |
| 二、非均衡学派的非均衡理论 |
|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 四、现代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的价值 |
| 第四节 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 二、均衡理论 |
| 三、需求理论 |
| 四、技术创新理论 |
| 五、产业结构理论 |
| 第四章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及内在机理 |
| 第一节 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 |
| 一、供给、均衡点的供给与有效供给 |
| 二、有效供给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
| 三、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 |
| 四、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内涵 |
| 第二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 |
| 一、经济效益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二、供给效率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三、需求对有效供给的引致作用 |
| 四、技术创新是有效供给的内在驱动 |
| 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六、生产外部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 |
| 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 二、社会需要从增长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 |
| 三、从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转向发展质量要求 |
| 四、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机遇 |
| 第二节 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 一、有良好的运营质量作为有效供给的发展基础 |
| 二、供给侧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有效 |
| 三、满足新时代需求升级要求 |
| 四、技术创新能成为有效供给的动力 |
| 五、产业结构与产业比较优势更匹配 |
| 六、有效供给的成效具有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现阶段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差距 |
| 一、传统要素成本增加难以逆转,制造业税负高于全国宏观税负 |
| 二、供给侧资源配置效率低,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 |
| 三、制成品供给错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
| 四、关键领域的技术薄弱,制约驱动力的技术升级 |
| 五、产业结构升级,遭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
| 六、制造业环境约束仍较明显,与新时代发展目标背离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制造业供给规模与效益 |
| 一、制造业供给总量大,但规模下滑 |
| 二、制成品产量增加,产品结构优化 |
| 三、制造行业杠杆率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
| 四、供给效益好转,出现行业分化 |
| 五、制造业技术投入与产出增加 |
| 第二节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 |
| 一、测度原理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测算结果 |
| 四、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 第三节 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 一、制造业产业结构测算指标设计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制造业产业结构分解分析 |
| 四、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增加 |
| 第四节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发展现状 |
| 一、产能利用率是需求在供给端的映射 |
| 二、测算方法选择 |
| 三、数据说明 |
| 四、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五、“去产能”治理后产能过剩行业供给规模下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估 |
| 第一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水平的评价原则与时代要求 |
| 一、评价原则 |
| 二、评价指标要符合新时代特征 |
| 第二节 评价指标选择及评价方法 |
| 一、指标选择 |
| 二、评价体系框架 |
| 三、评价方法 |
| 四、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一、指标权重 |
| 二、制造业有效供给总体评价 |
| 三、制造业行业层面有效供给评价 |
| 四、制造业分行业子维度有效供给评价 |
| 第八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有效供给的个案研究与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新时代传统制造厂商实现有效供给的困境 |
|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厂商供给效率低 |
| 二、技术创新转换未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相结合 |
| 三、厂商产业链升级遭遇要素优势不匹配瓶颈 |
| 四、规模化大生产模式难以应对数字经济下的需求升级 |
| 第二节 案例研究对象的描述 |
| 一、案例研究设计思路 |
| 二、案例分析对象的描述 |
| 三、案例设计要素 |
| 第三节 红领集团实现有效供给的案例分析 |
| 一、利用数据要素提高供给配置效率 |
| 二、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工艺流程智能变革 |
| 三、利用数据技术实现“武藏曲线”的智能升级 |
| 四、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升级需要 |
| 第四节 案例启示 |
| 一、利用数字要素修正供给配置扭曲 |
| 二、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趋势应相结合 |
| 三、厂商产业升级方向要与比较优势匹配 |
| 四、重视需求升级对生产模式的新要求 |
| 第九章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思路 |
| 一、重视供给管理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长期作用和短期影响 |
| 二、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需协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
| 三、强化市场在有效供给实现中的决定性地位 |
| 四、政府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 |
| 第二节 推进产业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一、降低制造企业税负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
| 二、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制造业供给侧效率 |
| 三、加大数字要素的培育力度,推动供需高效匹配 |
| 四、加大关键领域技术投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 |
| 五、重视传统产业地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实现产业升级 |
| 六、引导产业政策转型,政策目标转向减少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性 |
| 第三节 推进厂商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供应链虚拟系统,提升供给效率 |
| 二、引导厂商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实现供给驱动转换 |
| 三、培育企业内生增长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
| 四、把握新时代的需求变革,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历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较研究方法 |
| (三)文献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间与空间生产 |
| (二)治理与城市治理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 |
| 二、理论基础 |
| (一)国家空间理论 |
| (二)城市治理理论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权力结构维度的三对关系 |
| (二)城市空间生产维度的五重属性 |
| 第二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过程与模式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1949-1978:巩固新生政权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单位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中央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二节 1978-2002:促进经济增长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经营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竞争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节 2002-2012: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会回归”: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城市区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四节 2012-2018: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导向下城市空间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国:城市内部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城市中国:城市之间的空间治理过程与模式 |
| 第三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与问题对象 |
| 第一节 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意义 |
| 一、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 |
| 二、中国国家建设与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关系 |
| 三、中国城市空间治理转型的特点 |
| 第二节 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问题对象 |
| 一、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 |
| 二、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表现形式 |
| 三、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特点 |
| 第四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 |
| 第一节 内在逻辑: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特殊性与优越性 |
| 一、领导核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国共产党” |
| 二、集权与分权: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
| 三、有为与有效: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四、主导与自主:城市空间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
| 第二节 现实挑战:城市空间生产逻辑的冲突与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构的权力逻辑:作为控制与秩序的空间 |
| 二、基于资本增值的市场逻辑:作为生产与消费对象的空间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会逻辑:作为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五章 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优化城市空间治理结构 |
| 一、全面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领导 |
| 二、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 三、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城市空间属性的生产 |
| 一、城市经济空间的生产坚持科学和创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间的生产注重包容与协商 |
| 三、城市社会空间的生产秉承公平与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间的生产突出特色与传承 |
| 五、城市生态空间的生产强调绿色与低碳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9）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写作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特色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2.国内外文献梳理 |
| 2.1 产权与土地产权研究 |
| 2.2 城市土地(住宅)产权制度研究 |
| 2.3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研究 |
| 2.4 政府行为研究 |
| 2.5 城市发展研究 |
| 2.6 乡村振兴研究 |
| 2.7 文献评述 |
| 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差异比较 |
| 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差异 |
| 3.1.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主体与客体 |
| 3.1.2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取得 |
| 3.1.3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内容 |
| 3.2 城乡住宅用地使用权差异 |
| 3.2.1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2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 3.2.3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4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
| 3.2.5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期限 |
| 3.2.6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 |
| 3.3 城乡住宅用地处分权差异 |
| 3.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处分权 |
| 3.3.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3.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 3.4 城乡住宅用地收益权差异 |
| 3.4.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收益权 |
| 3.4.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4.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 3.5 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结构差异汇总表 |
| 4.城乡住宅用地产权权能差异比较 |
| 4.1 城乡住宅用地资产权能差异 |
| 4.1.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 4.1.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1.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 4.2 城乡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差异 |
| 4.2.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4.2.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 5.权能差异的逻辑演进:城乡住宅用地权能与政府目标 |
| 5.1 土地权能的同质化与国家经济的恢复:1949— |
| 5.1.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1.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1.4 权能安排施成效分析 |
| 5.2 土地权能差异的萌芽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奠基:1979— |
| 5.2.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2.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2.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3 土地权能差异的深化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崛起:1999— |
| 5.3.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 5.3.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 5.3.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 5.4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的特征 |
| 5.4.1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是渐进式的变迁 |
| 5.4.2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的变迁是政府强制性的变迁 |
| 5.4.3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受到政府目标的影响 |
| 6.现行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效应 |
| 6.1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正面效应 |
| 6.1.1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
| 6.1.2 推动城市经济繁荣 |
| 6.1.3 客观上实现了局部农村的被动城市化 |
| 6.1.4 农村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 |
| 6.2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负面效应 |
| 6.2.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房价高企阻碍人的城市化 |
| 6.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使用权续期未定“无恒产者无恒心” |
| 6.2.3 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过强: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地方财政危机 |
| 6.2.4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机会困境下的城乡社会阶层固化 |
| 6.2.5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效率困境下的农村资源配置低效 |
| 6.2.6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失序困境下的社会治理成本增加 |
| 6.2.7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正义困境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效应的缩影之一:小产权房问题 |
| 7.1 小产权房问题简述 |
| 7.1.1 小产权房概念及本文语境下的小产权房 |
| 7.1.2 小产权房的发展情况 |
| 7.1.3 政府对小产权房的态度 |
| 7.2 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1 广州市白云区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2.2 湖南省永州市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 7.3 小产权房问题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能差异的联系 |
| 7.3.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弱势催生小产权房需求 |
| 7.3.2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诱致小产权房供给 |
| 8.面向未来:土地权能的本质回归与国家发展的转型需求 |
| 8.1 新时代背景: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 |
| 8.1.1 城市发展带动和支撑乡村振兴 |
| 8.1.2 乡村振兴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
| 8.2 住宅用地权能回归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
| 8.2.1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与乡村振兴 |
| 8.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的回归与城市发展 |
| 8.3 以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为导向的住宅用地制度创新 |
| 8.3.1 基于居住权能回归的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 |
| 8.3.2 基于资产权能回归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 |
| 9.研究总结 |
| 9.1 研究结论 |
| 9.2 不足与展望 |
| 9.2.1 不足之处 |
| 9.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10）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
| 二、探寻中国奇迹的一个视角:弹性行政 |
| 三、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的刚性与弹性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毛泽东时期刚性行政的锻造(1949—1977) |
| 第一节 集权体制下的全能式政府运行模式 |
| 一、全能式政府之生成 |
| 二、全能式政府的运行模式 |
| 第二节 刚性行政:全能式政府的应然需求 |
| 一、革命建政体制形塑的“命令一服从”体制 |
| 二、刚性行政的内生动因 |
| 三、刚性行政对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
| 第三节 刚性行政的困境 |
| 一、过度执行 |
| 二、虚假执行 |
| 三、目标置换 |
| 四、行政自主性缺失 |
| 第三章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躁动(1978—1991) |
| 第一节 改革破冰与渐进路径的选择 |
| 一、现实倒逼改革 |
| 二、经济改革牵动政治改革 |
| 三、渐进主义改革路径的择定 |
| 第二节 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和弹性行政的躁动 |
| 一、改革冲动呼吁更大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 |
| 二、简政放权与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的扩大 |
| 三、弹性行政躁动的体制因素 |
| 四、弹性行政躁动的主体诉求 |
| 第三节 基于改革的弹性行政的主要类型 |
| 一、中央政府授权试点 |
| 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 |
| 第四节 改革初期弹性行政的两面性 |
| 一、弹性行政助推改革进程 |
| 二、缺少反制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三、四项基本原则、稳定压倒一切对弹性行政的约束 |
| 第四章 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的扩张(1992—2011)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一、市场经济的“姓氏”之辩和改革再出发 |
| 二、市场化改革与弹性行政的内在关联 |
| 三、深化行政改革与弹性行政的扩张 |
| 第二节 央地博弈和区域竞争 |
| 一、政府的层级结构与职责同构 |
| 二、纵向利益抵牾与央地博弈 |
| 三、层级博弈的衍生品:地方合谋 |
| 四、区域竞争与地方保护 |
| 第三节 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 |
| 一、政府官员的自利性膨胀与角色错乱 |
| 二、低成本高收益的违规行为助推过度弹性行政 |
| 三、晋升的“零和博弈”与政府官员行为扭曲 |
| 第四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对弹性行政的有限抑制 |
| 一、服务型政府建设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二、依法行政的推进对弹性行政的抑制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对弹性行政的矫正(2012—2019) |
| 第一节 弹性行政负外部性的凸显 |
| 一、接近临界点的弹性行政 |
| 二、矫正弹性行政:态势和挑战 |
| 第二节 全面从严治党对弹性行政的遏制 |
| 一、完善党内制度建设 |
| 二、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
| 三、强化政治巡视 |
| 四、“零容忍”的铁腕反腐 |
| 第三节 依法(规)行政对弹性行政的管控 |
| 一、强化依法(规)行政 |
| 二、治理型政府的应然诉求 |
| 第四节 政务督查、政策落实审计对弹性行政的挤压 |
| 一、政务督查的强化:力破“中梗阻” |
| 二、审计监督的拓展:重大政策落实审计 |
| 第六章 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限度之辨析 |
| 第一节 中国政治情境中行政执行之审视 |
| 一、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历史维度 |
| 二、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及其“临界点” |
| 一、弹性行政的亚制度化特征 |
| 二、弹性行政“临界点”的把控 |
| 第三节 弹性行政的宽度与刚性行政的强度之辨析 |
| 一、行政执行与法治行政 |
| 二、法治视角下弹性行政的宽度 |
| 三、法治视角下刚性行政的强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四、2004年中国经济展望及宏观调控政策取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调控取向变动研究[D]. 姜龙. 吉林大学, 2020(03)
- [3]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4]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5]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8]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9]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D]. 莫智斌. 浙江大学, 2019
- [10]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