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两国近现代学制形成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汤振[3]（2020）在《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朴殷植（1859-1925）,韩国近代着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爱国启蒙思想家、独立运动家以及政治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朴殷植于韩国国内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以揭露批判日本的殖民侵略和宣扬爱国启蒙意识。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国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继续开展抗日独立运动、挽救民族危亡,1911年,朴殷植流亡中国。流亡中国期间,他先后辗转东北、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地区,积极进行散文创作和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及革命派人士围绕韩国独立运动及中韩联合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促进了近代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朴殷植的文学翻译、散文创作及历史传记小说创作体现了强烈民族意识、近代意识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朴殷植文学作为一种反帝反殖民的后殖民书写,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相关影响、借鉴和促进,因此,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旨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综合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后殖民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文学社会学及政治美学批评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具体考察朴殷植的文坛活动,并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阐述朴殷植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及其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韩国国内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朴殷植通过《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西北学会月报》及《西友》等报刊杂志积极开展独立言论和文本翻译活动,并撰写着作。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进行了积极的报刊舆论和文学着述活动,他先后担任《香江杂志》、《新韩青年》、《四民报》、《道路月刊》及《五九》等中韩报刊杂志的撰述人或主编,并在以上报刊杂志发表散文文章,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言论活动。不仅如此,在中国东北地区时,创作《梦拜金太祖》、《渤海太祖建国志》、《泉盖苏文传》等历史传记小说。在北京、上海等地创作出版了《安重根传》、《李舜臣传》、《韩国痛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等着作,宣扬韩国志士的抗日壮举,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朴殷植积极寻求中国人士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援助。他审时度势,以中韩联合为导向,跨越党派差异,不仅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展开交流,更与景梅九、汪精卫、黄介民等革命派人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联络。朴殷植与中国人士围绕抗日救国的时代课题所进行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韩知识分子共同的身份认同,推动了中韩联合,并为中韩两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朴殷植也因此实现了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的文学翻译包括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和对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因作者政治思想的差异,中韩两国的政治形势以及两国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同一时期,在翻译内容上区别甚微的两版《瑞士建国志》在中韩两国被作出了不同的解读,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朴殷植版本的《瑞士建国志》更为符合本国国情,以瑞士建国的历史给予韩民众以鼓舞和激励,以此宣扬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爱国心。此外,朴殷植还对梁启超散文及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所作散文进行了译述和刊登。通过将译述作品和原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朴殷植文本翻译的特点,包括语言、句式的改变及对原内容的删减和改写等。朴殷植对清末散文译述的背后是当时中韩两国所共同面临的民众爱国心缺失问题和教育问题。通过翻译清末散文作品,吸收借鉴和宣传了梁启超的爱国思想和教育改革思想以及西方教育思想,促进了韩国爱国思想的传播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朴殷植对汉文版《瑞士建国志》的翻译及对清末爱国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吸收,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在知识和思想上的交流与共享。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体现了他独特的时代认识,包含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韩关系认识、东亚认识及世界认识等。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聚焦于清政府制度改革、韩国自强以及东亚三国联合等层面。此阶段,对于中国及东亚的认识面较为狭窄,且某些认识存在偏颇。朴殷植的中国流亡体验,包括在华革命实践和人文交流活动等,大大地丰富和拓宽了朴殷植的时代认识,促进了其时代认识的发展。朴殷植的中国认识变得更为多角度、辩证和全面客观,如对革命派的肯定和批判以及对袁世凯的双重认知等。对中韩关系及世界形势也有了更为准确、客观的认识。其散文文本呈现着强烈的抗日意识、中韩联合意识和东亚和平意识,体现了其从周边走向中心的政治和文化的自觉。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积极建构本国的历史英雄人物叙事,塑造英雄人物形象,以此宣扬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和抗敌精神,鼓舞和激励国民学习英雄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同时,期待国民中涌现新的英雄,拯救民众和国家于危难之中,恢复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在进行英雄想象的同时,着力于国民话语和抗日话语的建构,揭露小中华意识或慕华事大思想所导致的国民奴隶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爱国精神丧失以及民族团结意识缺失等问题,批判愚昧、冷漠、旁观、涣散等根深蒂固的旧国民性;并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改革方案,尤其强调精神教育的重要性,着力于改造旧国民性和培养新国民。与此同时,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扬了抗日意识和中韩联合意识,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弘扬了民族精神,体现了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爱国热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本价值和社会价值。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朴殷植从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自身的文学世界,并完善了自身的文学体系。与此同时,它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和抗日戏剧的丰富和发展。在影响与接受的背后,隐藏着当时中韩两国的社会形势和国际局势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这展现了中韩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体现了中韩近现代文学密切交流的一面。表明了朴殷植文学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价值。朴殷植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颠覆强权的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再加上其个人具有深刻的殖民地体验和跨文化体验。因此,朴殷植文学具有后殖民性与离散性。从文化意义上看,他的文学体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思考和近代自觉,鲜明地展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体现了其作为来华韩国流亡文人的文化自觉,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朴殷植文学在当时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相当的建设性和前瞻性。研究朴殷植文学有利于透过作品了解日帝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中韩两国的社会状况及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当今所面临的时代课题。探讨朴殷植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及其在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所做的贡献,有助于深入发掘以“互为主体”、“和谐共存”为核心的20世纪东亚精神和文化自觉,为促进当今中韩关系的发展乃至构建东亚和谐共存体系提供借鉴。
刘霞[4]（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徐佳文[5]（2020）在《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文中研究指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10年代初期的中朝两国,正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并逐渐成为条约体系下的半殖民地国家。与此同时,西方的基督教势力不断地在两国渗透,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随之应运而生。整体上看,中朝两国的基督教政策都经历了禁教、弛禁和容教三大阶段。中国因清康熙朝的礼仪之争而对基督教实行禁教政策。禁教政策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冲击下松动。中法《北京条约》确立了宽容传教政策,并成为晚清的基督教政策,持续至清朝灭亡。在容教政策实行过程中,晚清政府曾主动对基督教进行管理,但因教权是不平等条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和条约中的其它条款互相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文化的冲突,教案频繁发生,其隐患难以消除。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晚清政府对容教政策进行修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晚清的基督教政策即随之覆灭。朝鲜王朝在开港前,信教的士大夫为基督教辩护;不信教并反教的士大夫极力批判基督教。反教士大夫的言论被朝鲜王朝政府采纳,通过“正邪之辨”和“华夷之辨”的模式反教和禁教,并通过“修政明学”和“五家统法”引导和管理民众的信仰,由此发生了诸多教难,但其信仰未被断绝。开港初期,朝鲜王朝政府暂时延续了严禁的基督教政策。《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朝鲜王朝政府实行宽禁的基督教政策。期间,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引发朝鲜王朝政府的恐慌,所以在1888年4月22日公布《耶稣教传道禁止件》。同年发生了“婴乱”事件,美国公使丹时谟向朝鲜王朝政府积极建言献策,使其对外国人以及基督教的看法真正改观,转而继续实行宽禁政策。外国传教士通过间接和直接的传教方式逐渐获得了朝鲜王室和下层民众的接受,朝鲜王朝政府最终在1896年对基督教实行信教自由政策,并于1899年公布了管理教民的《教民条约》。中朝两国禁教和容教政策实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礼仪之争的加剧是中朝禁教政策实行的直接原因,统治者对皇权和王权的担忧是其根本原因,基督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差异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是其重要原因。条约体系下的妥协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根本原因,外交政策的变化、政府应对基督教的策略倾向、列强传教方式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中朝容教政策实行的重要原因。中朝容教政策的实行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加剧了两国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但是在容教政策实行期间,传教士开展的教会医疗和教育事业等活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两国现代化的进程。
刘雅楠[6]（2019）在《战后初期日本领土政策研究（1945-1952）》文中认为江户幕府末期至二战结束,日本对其周边地区和邻国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土扩张。幕末及明治初期,日本通过与相关国家的外交谈判以及所谓“无主地先占”,陆续将今北海道、千岛群岛、小笠原等邻近日本传统疆域但归属相对模糊的领土纳入本国版图。继而,明治政府无视琉球王府反抗及清政府抗议,以武力为后盾吞并位于中日之间的琉球群岛,将原琉球国主体疆域改为日本冲绳县。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后期,明治日本两度携战胜之威,分别占据位于台湾与冲绳之间的钓鱼岛、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独岛（日称“竹岛”）。这两次战争之后,日本还分别攫取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等大片领土。其后,日本的对外扩张逐渐演变为对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的全面入侵。直至二战结束,日本的长期扩张才受到中、美、英、苏等二战主要盟国有效遏制。战败投降之后,尤其是在战后初期的媾和进程中,日本政府谋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此前处于日本统治下的领土,以此为基调拟定相关领土政策。二战之后,与日本相关的领土纷争,均与战后初期的旧金山媾和直接或间接相关。依据二战主要盟国1945年7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战后日本可以保留的领土将限定在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岛以及由主要盟国决定的“其他小岛”。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以下简称“和约”）生效后,日本脱离被占领状态并恢复国家主权。然而,本应在战后初期对日媾和进程中解决的领土问题,陆续转变为日本与相关国家间的主权纷争。这些纷争既与近代日本的领土扩张相关,也与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有着直接因果关联。作为多数二战盟国与日本结束战争状态的法律文件,“和约”既未规定日本国界,也没有触及要求日本放弃的领土的地理范围及归属对象。而且,战后以来与日本存在领土问题的当事国之中,中国、韩国、苏联（俄罗斯）均非“和约”签字国。日本恢复独立后,以“和约”模糊的领土条款为依据,继续向美国、苏联（俄罗斯）、韩国、中国等相关国家,索取或争夺奄美、小笠原、冲绳、南千岛群岛、独岛、钓鱼岛等领土。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与“和约”领土条款形成过程关联密切。二战结束后,日本并未采取坐等在媾和条约上签字的被动姿态。签署投降书的次月,日本政府即着手研判二战盟国的对日媾和方案及日本的对策。1945年下半年,外务省提议顺从或配合二战盟国的对日领土处置,以免招致更为严厉的处罚。其后,随着国际局势剧烈变化,日本政府转为以“尽可能多地保留原日本统治下的领土”为目的,不断调整在领土问题上的争取策略。1946年5月,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提出,以《波茨坦公告》为依托,极力拓展“公告”允许日本保留的“其他小岛”范围。其后,吉田茂、片山哲、芦田均相继出任首相,日本政府围绕领土等媾和议题,与主要盟国驻日代表展开试探性交涉。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组阁并长期执政至旧金山媾和完成之后。同月,美国政府正式决定暂时搁置对日媾和并大幅调整对日政策。随着日美关系逐渐由二战时的敌国转变为冷战下的盟友,吉田茂内阁愈发明晰地以美国为媾和进程中的主要交涉对象。最终,吉田内阁以在安保、军备等议题上的妥协,推动美国部分接纳日本的领土诉求。美日两国围绕和约草案多次协商之后,在表面上将相关“问题领土”均以“不明确规定归属对象及地理范围”的模糊形式予以处理,在实际上则达成若干秘密谅解,并为日本的继续争取预留空间。日本恢复独立后,谋求将《旧金山和约》领土条款的模糊空间转化为现实利益,相关领土纷争在这一过程中陆续走上前台。战后初期,日本以最大限度保留其幕末以来的扩张所得为目的,审视相关领土问题并制定争取策略。这与《旧金山和约》领土条款的模糊性,与相关领土纷争的产生及复杂化,均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因果关联。战后初期日本的领土政策,既可以说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归结,也可在很大程度上视为日本恢复独立后相关领土问题的起点。
刘爱广[7]（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韩创圭（Han Changkyu）[8]（2017）在《中韩雕塑的现代转型与民族身份的文化确认》文中研究指明我认为确立民族身份及立足于本土传统是21世纪中韩两国雕塑发展的核心方向,这是本文的大前提。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主张会让人觉得有些不合时宜。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目前全球化这一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词汇里,是否隐藏着“全盘西化”的计谋?对20世纪初的中国和韩国来言,以西为师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但进入21世纪,如果仍主张以西方为标准的话,不禁要问这是否才是开历史倒车?基于如上观点,笔者主张通过恢复与传统雕塑之间的继承关系,并立足于民族传统文化试图重构雕塑体系,探索21世纪中韩两国雕塑发展的新道路,并为两国雕塑发展提供多种可能性。论文的第一章中,本人展开对如上观点进行分析。我将传统主线的断裂视为阻碍中韩两国雕塑发展的局限,并将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裂变和西方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引入,看作是如上薄弱环节的最根本性原因。在第二章,笔者对中韩现代雕塑的形成及其发展路径进行了梳理,并分析出中韩现代雕塑的特殊性。基于对中韩现代雕塑发展的把握,在第三章,将中韩雕塑历史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两国现代雕塑发展中对民族身份及传统的探索,并浅谈时代背景与艺术潮流形成的关系。在最后章节里,提示中韩雕塑发展的新可能性,笔者主张通过传统雕塑的现代转化和改善教育制度等方式,提出了21世纪中韩两国雕塑发展中以确立民族身份及立足于本土传统为导向的具体方案。
陆艺[9]（2015）在《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中小学德育的主要途径,社会课程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要不断完善我国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修订,在立足于本国的基础上,还需要拓展视野,了解国际上社会科课程标准的改革和发展。本文选取了中国《义务教育品德与社会（2011年）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与韩国《社会科课程标准（2007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两国小学中高年级社会课程标准的比较分析,加深对中韩两国小学中高年级社会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等方面的认识,找出中韩两国社会科课程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互相借鉴,从而促进我国品德与社会课程改革和发展。中国和韩国的社会科课程标准的异同表现在诸多方面。中国是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个背景之下发展社会课程的；韩国进行了七次课程改革,结合当时的国情,促进社会课程逐步演变。课程标准的比较,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课程标准的主要框架,从课标的研制背景、框架结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建议这五个部分进行比较。首先介绍了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的发展历程,了解中韩两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设置的背景；其次对中韩社会课程标准进行宏观比较,分析韩国社会课程标准的框架结构的借鉴意义,课程目标部分,对中韩两国社会科课程目标进行阐述,比较发现中韩两国在课程目标方面存在着相似处,都注重以学生生活为基础的社会能力的培养,重视培养作为合格公民所应具备的素质。第三,在课程内容部分,从课程内容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对两课程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中国的《品德与社会》介绍并阐述了六个主题,而韩国社会科课程内容是按照不同学年进行划分的,由于划分的依据不同,两国的社会科课程内容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为我国调整课程内容提供借鉴；最后在课程实施建议部分,阐述比较了中国《课标》的实施建议与韩国《课标》的教学建议与评价的异同,寻找我国社会科课程教学和评价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王鹏辉[10]（2014）在《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上半叶,西学东渐和西力东侵交汇而来,中国进入数千年尺度的历史变局,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首当其冲。龚自珍和魏源从今文经学视野出发,共通发明西北一东南边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结构的边疆建设方略。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今文经学会通中西的君主立宪维新变法,以"五族合一"和"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进行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吸收了 "龚魏"的边疆建设方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和章太炎的"排满革命"登上历史舞台,发动武装革命来推翻清王朝,创建共和国的中国,具体方略则为东南沿海的边疆革命方略,忽视了非汉族群聚居的西北陆地边疆。吴禄贞正在此时,从长江中游的武汉穿越东南海疆,东渡日本留学陆军士官学校,并与孙中山、唐才常、梁启超交游,投身自立军起义。吴禄贞毕业回国后又与黄兴交游,在武汉和长沙进行革命聚义。革命党人吴禄贞北上入职清廷中央练兵处,结束了他的东南革命。东三省爆发的日俄战争刺激清王朝进入预备立宪的新政阶段,边疆危机为前奏的国家和民族危机引发了清末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双重变奏。1906年上半年,吴禄贞跟随理藩院尚书肃亲王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亲历亲见了已经变为蒙汉杂居的传统塞北边疆,对内蒙东四盟进行了现代性的社会调查《东四蒙古实记》,并制定了一套经营蒙古的战略改革方略《经营蒙古条议》。吴禄贞以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来思考清王朝的边疆危机,依据近代国家主权、领土、人民的要素制定蒙古地区的改革方略。1906年下半年,吴禄贞得到练兵处的派遣穿越中原前往西北新疆的伊犁调查军政,而日本陆军少佐日野强和俄国陆军上校马达汉分别接受各自国家参谋部的派遣,与吴禄贞同时出现在中国西北边疆。吴禄贞的《沿途日记》与日野强的《伊犁纪行》及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互相参证,反映了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和清王朝视野交互下的西北边疆历史面貌。1907年,东三省继新疆建省、台湾建省后从军府制变革为行省建制。吴禄贞以军事参议的官职跟随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来到奉天任职,随后奉派前往吉林省延吉厅调查吉林与韩国界务。朝鲜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在日本控制朝鲜主权后逐渐解体,两国的边界图们江经过重新确认而遗留江源边界的争议。日本随即寻找各种伪证制造"间岛问题",图谋侵占中国延吉厅领土。吴禄贞针对日本制造的"间岛问题",运用测绘等各种近代地理科学技术和近代社会调查手段勘查了延吉的历史、政权建设、地理、韩民越垦和入籍中国的历程以及吉韩界务的交涉历史,把日本提出的伪证一一推翻,证成延吉为中国领土,为清王朝提供了维护国家主权的依据。1907至1909年,吴禄贞先后任职吉林边务帮办和吉林边务督办,驻扎延吉厅,与日本在延吉非法建立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抵制日本对延吉中国主权的侵犯,同时展开各项内政建设,以民生为本确立越垦韩民的中国国民的法律地位,并参与清王朝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谈判,终于使日本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承认图们江国界,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近代主权国家的原理依靠国民推进了边疆中国的近代国家建设。纵观革命党人吴禄贞的一生,身处清末改革与革命争锋的时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洗礼,既有参加东南革命又有参加西北边疆建设的历史际遇。吴禄贞从最初的"排满革命"到经历内蒙东四盟、西北陕甘、东北延吉的边疆调查和国家建设,其国家疆域空间的观念比较孙中山、黄兴、章太炎更接近历史和现实,接上了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脉络。吴禄贞以革命党人和清王朝的官员双重身份,通过边疆建设追求中国现代国家的国家建设。吴禄贞深度介入了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体现了民族主义潮流中中国由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型历史进程中的历史连续性。
二、中韩两国近现代学制形成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韩两国近现代学制形成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现代漆画研究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梳理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研究的相关说明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 第五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内容与结构框架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传统漆绘 |
| 一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历史源流 |
| 二 中国古代漆艺术的工艺传承 |
| 三、中国古代漆艺术的文化发展脉络与缺失 |
| 四、中国古代漆绘的发展沿革 |
| 第二节 东亚古代漆绘的源流 |
| 一、汉四郡时代的朝鲜半岛漆艺术 |
| 二 鉴真东渡与日本古代漆艺术的“师法中华” |
| 三 南洋漆艺术的“副中心” |
| 四 琉球与台湾的古代漆艺术 |
| 第三节 欧洲近现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一 十三世纪始始中欧漆艺交流简述 |
| 二 欧洲新艺术运动与1900 年巴黎博览会 |
| 三 欧洲装饰艺术运动与漆画代表人物 |
| 四 近现代欧洲化学漆及其工艺价值与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 |
| 第一节 日本江户时代的漆艺术与明代“倭漆”的兴起 |
| 一 飞鸟时代的漆艺术觉醒与镰仓时代漆艺术的成熟 |
| 二 江户时代漆艺术的崛起 |
| 三 中国明代漆艺术的退步 |
| 四 福州沈家脱胎与薄料工艺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洋血统” |
| 一 密陀绘工艺 |
| 二 螺钿镶嵌工艺的历史传承 |
| 三 明清时期漆器的“和风”盛行 |
| 四 近现代欧洲漆艺崛起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三位奠基人 |
| 一 雷圭元:“代用品”与新观念的首倡者 |
| 二 沈福文:西洋绘画与古代漆绘的合成者 |
| 三 李之卿:古代漆艺现代化的推陈出新者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 |
| 第一节 越南磨漆画的影响 |
| 一 越南磨漆画的源起 |
| 二 抗法抗美战争中的越南漆画家 |
| 三 越南磨漆画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系列美展的影响 |
| 四 五十年代末越南磨漆画对中国美术界引起的轰动 |
| 第二节 艺术魅力、时局影响与体制因素 |
| 一 由“漆绘”到“漆画”、由“手艺人”到“画家” |
| 二 20 世纪新材料、新技法和新工艺的突破 |
| 三 “美展体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扶植 |
| 四 现代绘事与古代工艺的契合点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时期的人和事 |
| 一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群体 |
| 二 领军人物乔十光 |
| 三 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价值 |
| 四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漆画展事活动 |
| 第四章 中国现代漆画的繁荣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现状 |
| 一 全国院校现代漆画教育现状评估 |
| 二 代表人物与代表作品 |
| 三 漆艺企业总体没落与工作坊的兴起 |
| 四 “院体派”的艺术高度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漆画得失谈 |
| 一 “美展体制”退潮的巨大影响 |
| 二 画廊的市场主导作用 |
| 三 东西洋漆艺术的启示 |
| 四 漆画家的“内修”与“外功”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漆画的评估与前瞻 |
| 一 不可遏止的潮流:新材料、新工艺、新形式 |
| 二 传统绘事技法的保留与革新 |
| 三 漆艺术在艺术表现体系中的生存与定位 |
| 四 坚守“以漆画世”的宗旨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动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范围及研究对象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朴殷植的文坛活动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的文坛活动 |
| 一、报刊言论、着述出版及翻译活动 |
| 二、功利主义文学观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的报刊言论及着述出版活动 |
| 一、报刊言论 |
| 二、着述出版 |
| 第三节 中韩联合视角下的朴殷植与中国人士的交流 |
| 一、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的交流 |
| 二、与革命派人士的交流 |
| 第三章 朴殷植的文学翻译 |
| 第一节 政治小说《瑞士建国志》的翻译 |
| 一、席勒戏剧《威廉·退尔》在东亚三国的文本传播 |
| 二、中韩版本的比较考察 |
| 三、翻译的文化政治: 排满革命与国族想象 |
| 第二节 清末散文作品的翻译 |
| 一、梁启超散文作品译述 |
| 二、清末来华美国传教士散文作品译述 |
| 第四章 朴殷植的散文创作与时代认识 |
| 第一节 韩国国内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韩国自强认识 |
| 三、东亚认识 |
| 第二节 流亡中国时期朴殷植的时代认识 |
| 一、中国认识 |
| 二、中韩联合意识 |
| 三、世界认识 |
| 第五章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创作 |
| 第一节 朴殷植的历史传记小说概观及版本界定 |
| 一、历史传记小说概观 |
| 二、版本界定 |
| 第二节 建国、辅国与抗日英雄 |
| 一、朴殷植的英雄观 |
| 二、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
| 第三节 国民话语与抗日话语 |
| 一、国民性批判与培养新国民 |
| 二、抗日意识与中韩联合意识 |
| 第四节 创作特征 |
| 第六章 朴殷植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流 |
| 第一节 朴殷植《兴学说》与林乐知《文学兴国策》 |
| 一、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 |
| 二、《文学兴国策》在韩国的传播 |
| 三、参考与改写:《兴学说》 |
| 第二节 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 |
| 一、朴殷植《安重根传》的创作特征 |
| 二、朴殷植《安重根传》与中国近现代安重根叙事作品 |
| 三、影响与接受的背后动因 |
| 第三节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与中国近现代抗日戏剧 |
| 一、《山河泪》对《血史》的接受与改编 |
| 二、对《山河泪》的参考与改作:《亡国恨》 |
| 三、影响与接受的动因、意义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晚清基督教政策的演变进程 |
| 2.1 鸦片战争前基督教的传播与禁教政策 |
| 2.2 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与禁教政策的松动 |
| 2.3 容教政策的确立与大规模教案的爆发 |
| 2.4 清政府修整容教政策与相关涉教规定 |
| 第三章 朝鲜基督教政策的演变进程 |
| 3.1 开港前基督教在朝鲜的传播与禁教政策 |
| 3.2 开港后由禁教政策向信教自由政策过渡 |
| 第四章 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实行的原因及影响 |
| 4.1 禁教政策实行的原因 |
| 4.2 容教政策实行的原因 |
| 4.3 加剧两国的社会危机 |
| 4.4 客观推动现代化进程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B (基督教在华社会事业部分活动一览表1860年代) |
（6）战后初期日本领土政策研究（1945-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研究对象 |
| 0.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现状 |
| 0.3.1 国内学界 |
| 0.3.2 日本学界 |
| 0.3.3 其他国家部分研究成果 |
| 0.4 研究思路 |
| 0.5 研究方法 |
| 0.6 主要创新 |
| 0.7 研究难点 |
| 0.8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近代日本的领土扩张(1854.03-1945.09) |
| 1.1 对邻近地区扩张 |
| 1.1.1 幕末明治初期占据邻近岛礁 |
| 1.1.2 明治时期武力侵吞邻国领土 |
| 1.1.3 一战期间入侵中国及西太平洋 |
| 1.2 二战期间全面扩张 |
| 1.2.1 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
| 1.2.2 侵占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屿 |
| 1.2.3 拟让渡部分领土 |
| 1.3 日本版图有待盟国商定 |
| 1.3.1 主要盟国对日处置构想 |
| 1.3.2 盟国初步限定日本版图 |
| 1.3.3 日本丧失领土等国家主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力避严惩到尝试争取(1945.09-1946.05) |
| 2.1 日本领土政策制定背景 |
| 2.1.1 主要盟国对日实际处置 |
| 2.1.2 东久弥宫内阁尝试保留部分小岛 |
| 2.1.3 盟总限定日本政府施政范围 |
| 2.2 以避免严厉剥夺为首要目标 |
| 2.2.1 日本领土政策的拟定机构 |
| 2.2.2 条约局建议顺从盟国处置 |
| 2.2.3 政务局提出为对日处置设限 |
| 2.3 币原内阁探索重获部分小岛施政权 |
| 2.3.1 允许日本施政的“约一千个小岛” |
| 2.3.2 条约局提出确保“重要小岛” |
| 2.3.3 伊豆诸岛施政权失而复得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本展开试探性交涉(1946.05-1948.10) |
| 3.1 吉田茂与芦田均接力拟定交涉策略 |
| 3.1.1 干事会提出极力扩大允许日本保留的范围 |
| 3.1.2 第一次吉田内阁关于领土问题的资料准备 |
| 3.1.3 芦田均初步拟定对盟总及美国的交涉方案 |
| 3.2 芦田均对盟总及美国展开试探性交涉 |
| 3.2.1 以“其他小岛”为主要诉求 |
| 3.2.2 “芦田备忘录”被盟总退回 |
| 3.2.3 尝试以基地权换取保留冲绳 |
| 3.3 基本确定争取冲绳的策略 |
| 3.3.1 “天皇口信”提议以使用权换主权 |
| 3.3.2 日本政府调整相应领土对策 |
| 3.3.3 初步确定对美双边交涉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初步实现领土诉求(1948.10-1951.08) |
| 4.1 以日美交涉为前提调整对策 |
| 4.1.1 吉田茂内阁转向片面媾和 |
| 4.1.2 外务省争取独岛及对马岛 |
| 4.1.3 日美两国确立双边协商框架 |
| 4.2 吉田茂与杜勒斯交涉领土问题 |
| 4.2.1 “A作业”试图全面争取被占岛屿 |
| 4.2.2 “D作业”以美占岛屿为主要对象 |
| 4.2.3 “临时备忘录”未规定日本放弃冲绳 |
| 4.3 日美商定“和约”草案领土条款 |
| 4.3.1 美国草案为日本预留争取空间 |
| 4.3.2 英国草案领土条款未被采纳 |
| 4.3.3 最终草案基本接纳日本的诉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后初期日本领土政策的延伸 |
| 5.1 吉田内阁继续拓展争取空间 |
| 5.1.1 《旧金山和约》未解决领土问题 |
| 5.1.2 吉田内阁阐明日本政府领土诉求 |
| 5.1.3 日美同意虚化对冲绳等岛屿托管 |
| 5.2 日本持续谋求领土利益 |
| 5.2.1 继续向美国索取冲绳等岛屿 |
| 5.2.2 向中韩两国争夺钓鱼岛和独岛 |
| 5.2.3 对苏(俄)领土诉求呈退缩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战后初期日本领土政策的影响 |
| 6.1 催生“和约”模糊领土条款 |
| 6.2 使相关纷争错失解决时机 |
| 6.3 阻碍日本与邻国和解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7）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文思路 |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 三、余音 |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 参考文献 |
（8）中韩雕塑的现代转型与民族身份的文化确认（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传统主线的断裂 |
| 第一节 走向现代化 |
| 一 现代雕塑的起源 |
| 二 中韩雕塑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植入与生成 |
| 一 现代美术教育体系在韩国的引入与适用 |
| 二 现代美术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引入与适用 |
| 第二章 中韩走向现代雕塑之路 |
| 第一节 中韩现代雕塑的开端 |
| 一 韩国现代雕塑的开端 |
| 二 中国现代雕塑的开端 |
| 第二节 中韩现代雕塑的发展路径 |
| 一 韩国现代雕塑的发展路径 |
| 二 中国现代雕塑的发展路径 |
| 第三节 中韩现代雕塑的特殊性 |
| 一 韩国现代雕塑的特殊性 |
| 二 中国现代雕塑的特殊性 |
| 第三章 雕塑艺术中对民族身份及传统的探索 |
| 第一节 民族身份与继承传统 |
| 一 雕塑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运用 |
| 二 雕塑创作中的民族身份（Identity） |
| 第二节 韩国雕塑对民族身份及传统的探索 |
| 一 1920年至1940年代——日帝殖民下的传统探索 |
| 二 1945年至1959年——从解放到1950年代末的传统探索 |
| 三 1961年至1980年——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传统探索 |
| 四 1980年至1988年——走向民主化路径中的传统探索 |
| 五 1990年代至今——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传统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雕塑对民族身份及传统的探索 |
| 一 1919年至1949年——中西之争与反传统思潮 |
| 二 1949年至1976年——新中国美术对民族传统的探索 |
| 三 1978年至1991年——向往西方文化潮流中的传统探索 |
| 四 1990年代——回归传统之潮 |
| 五 2000年至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传统探索 |
| 第四章 浅谈中韩雕塑未来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选择 |
| 第二节 传统雕塑的现代转化 |
| 第三节 改善教育制度——为提高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构建全球同步的教育体系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中韩小学社会科教育对比 |
| (二) 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对比 |
| (三) 有关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的研究 |
| (四) 小学社会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研制背景 |
| 一、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的简要发展历程 |
| (一) 中国小学社会科课程的简要发展历程 |
| (二) 韩国小学社会科课程的简要发展历程 |
| 二、中韩两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设置的背景 |
| (一) 中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设置的背景 |
| (二) 韩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设置的背景 |
| 第二章 中韩社会科课程掠准框架结构和目掠比较 |
| 一、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框架结构比较 |
| (一) 中国品德与社会《课标》的框架结构 |
| (二) 韩国社会科课程标准的框架结构 |
| (三) 中韩两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框架结构的比较分析 |
| 二、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目标比较 |
| (一) 中国小学社会科课程目标 |
| (二) 韩国小学社会科课程目标 |
| (三) 中韩两国小学社会科课程目标比较 |
| 第三章 中韩两国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内容比较 |
| 一、结构框架比较 |
| 二、具体内容比较 |
| (一) 关于个体成长的内容 |
| (二) 关于家庭生活的内容 |
| (三) 关于学校生活的内容 |
| (四) 关于社区生活的内容 |
| (五) 关于国家的内容 |
| (六) 关于世界的内容 |
| 三、社会课程内容的比较与启示 |
| 第四章 中韩社会科课程实施建议的比较 |
| 一、实施建议的比较 |
| (一) 教学建议 |
| (二) 评价建议 |
| 第五章 思考与启示 |
| 一、改善课程编排体系连贯性 |
| 二、注意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 |
| 三、着重体现回归生活的课程理念 |
| 四、设置主题多学习量少的课程内容与探究活动 |
| 五、注重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培养 |
| 六、开发多样化的课程资源 |
| 七、加强社会科教师队伍的建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背景说明和问题意识 |
| 二、研究综述 |
| 三、核心史料与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边疆危机的时代回应 |
| 第一节 重整陆海边疆—以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为中心的考察 |
| 一、龚自珍的"天地东南西北"舆地学 |
| 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舆地学 |
| 三、西北陆疆与东南海疆互动的边疆建设方略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边疆建设方略研究 |
| 一、国际视野下的东北边疆 |
| 二、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历史空间结构 |
| 三、维新变法新政中的边疆因素 |
| 四、边疆为重心的"五族合一"国家建设方略 |
| 五、清末民初之际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 |
| 六、未来大同世界中的中国边疆 |
| 第三节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
| 一、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中国疆域历史空间的结构 |
| 二、西域与南海:古今中国与旧新域外交流的边疆枢纽 |
| 三、边疆危机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国方略 |
| 四、东三省、蒙古与西藏、新疆:西北陆地边疆轴向的危局 |
| 五、边疆残局与共和国:从帝国遗产到现代国家政略 |
| 第二章 吴禄贞的东南革命 |
| 第一节 晚清革命党人的边疆与革命方略—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中心 |
| 一、孙中山的边疆革命方略 |
| 二、黄兴的边疆革命实践 |
| 三、章太炎的边疆舆地知识与排满革命 |
| 第二节 吴禄贞东游日本与东南的革命聚义 |
| 一、吴禄贞投入张之洞的湖北新军 |
| 二、吴禄贞在日本东京的武备留学生生涯 |
| 三、吴禄贞投身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共谋的自立军起义 |
| 四、吴禄贞受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
| 五、吴禄贞在两湖的革命聚义 |
| 第三章 吴禄贞的内蒙古东四盟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吴禄贞入职中央练兵处 |
| 一、吴禄贞在练兵处的职事活动 |
| 二、吴禄贞随理藩院尚书善耆考察内蒙东四盟 |
| 第二节 吴禄贞的内蒙东四盟调查 |
| 一、清王朝治下的内蒙东四盟社会政治制度 |
| 二、内蒙东四盟社会的生计与资源配置 |
| 三、内蒙东四盟社会的风俗民情 |
| 四、内蒙东四盟的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吴禄贞的蒙古经营方略 |
| 一、内蒙东四盟的边疆危机 |
| 二、内蒙古政治和军事的改革方案 |
| 三、内蒙古宗教与教育改革方案 |
| 四、内蒙古经济与民生改革方案 |
| 五、塞北边疆的近代国家建设 |
| 第四章 吴禄贞的西北边疆调查 |
| 第一节 穿越古中原的边疆感怀 |
| 一、吴禄贞有志于边疆 |
| 二、吴禄贞在中原的边疆怀古与考察 |
| 第二节 西北甘肃境内的沿途调查 |
| 一、吴禄贞所见兰州以东的社会经济风貌 |
| 二、吴禄贞在兰州遭遇的政治陷害 |
| 第三节 俄日军官视野中的中国新疆 |
| 一、马达汉、日野强呈现的新疆内外危机 |
| 二、马达汉与日野强对新疆省府乌鲁木齐的调查 |
| 三、马达汉考察所见西北边疆的多元族群 |
| 第五章 吴禄贞的东北边疆建设 |
| 第一节 日本在东北边疆制造的"间岛问题" |
| 一、吴禄贞任职东北边疆 |
| 二、吉林延吉厅与"间岛问题" |
| 三、日本对延吉厅的特殊调查 |
| 四、日本侵占延吉厅政策的酝酿 |
| 第二节 吴禄贞对延吉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证成—以延吉边务调查为中心 |
| 一、中国历史体系中的延吉历史空间 |
| 二、清王朝对延吉厅的政权建设 |
| 三、延吉厅的地理空间 |
| 四、韩民在延吉厅的越垦历程和"垦民"的入籍中国 |
| 五、中国和朝鲜关于吉韩界务交涉的历史分期 |
| 六、吴禄贞对日本"间岛问题"的纠谬 |
| 七、日本侵占中国延吉主权和领土的政策 |
| 第三节 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 |
| 一、吴禄贞与吉林边务公署的设置 |
| 二、吴禄贞面对日本越境延吉的筹谋 |
| 三、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外交为重心 |
| 四、吴禄贞在延吉的边疆建设—以内政为重心 |
| 五、吴禄贞参与中央外务部与日本的延吉交涉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韩两国近现代学制形成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白岩朴殷植的文坛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D]. 汤振. 山东大学, 2020(12)
- [4]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5]中朝两国基督教政策的演变与影响探析（1840-1911）[D]. 徐佳文. 延边大学, 2020(05)
- [6]战后初期日本领土政策研究（1945-1952）[D]. 刘雅楠.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 [7]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8]中韩雕塑的现代转型与民族身份的文化确认[D]. 韩创圭（Han Changkyu）.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2)
- [9]中韩小学社会科课程标准比较研究[D]. 陆艺. 扬州大学, 2015(08)
- [10]中国近代边疆的转型时代 ——以九边处处蹄痕的吴禄贞为中心[D]. 王鹏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