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问题逐渐发展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从个人层面来看,现代性导致了价值理性的丧失、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乏以及生活意义的消解等一系列内在矛盾和困境;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性带来了贫富分化、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深层危机。整个世界都深受普遍焦虑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带来“现代性之隐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省与批判,蕴含着马克思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追求,是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深层解剖、批判性思考的理论结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为回应、反思和批判现代性问题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打破了人们对“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依赖。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都把目光聚焦在个体解放和个体独立之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性”为基本取向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导致了“个体”与“共同体”的两极对立,从而使现代人遭遇了根本性困境。本文就是要在现代性视域下,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现代性奠基、现代性批判、现代性意义进行总体性考察,最大限度释放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批判力和解释力,从而探索克服现代性问题的现实道路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纵深推进马克思共同思想的研究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因此,本文立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从现代性的视角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展开深入研究,将为促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结合点和实践生长点。全文除去引言共分四章:第一章梳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厘清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脉络。从思想史来看,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卢梭“契约共同体”、黑格尔“伦理共同体”、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和赫斯“自由共同体”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马克思。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了传统共同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加剧,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些因素促使马克思提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念相一致的“共同体”思想。第二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进行分析,为后文论述如何克服现代性困境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明晰马克思辩证法、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将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科学的历史观基础以及现实的切入点。另一方面,通过对个体与共同体、共同体与社会以及虚假共同体与真实共同体三个维度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视域下共同体思想的深化与人的自我理解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三章深入探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凸显出的现代性批判内容。现代性发展为人类通向文明之路创造一切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危机。马克思通过诊断现代性病症,集中对现代性的三种形式——异化劳动、市民社会及资本逻辑展开批判,指出现代性批判的本质是资本逻辑的批判,并说明这是面向“当代的普遍问题”。只有破除货币和资本等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超越“个体”和“共同体”的抽象对立,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现代性的困境与难题才能得以真正破解。第四章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进行多角度挖掘和阐发。一方面,围绕“个体和共同体的分裂”这一重大问题,马克思哲学展开了与当代哲学的理论论争,其共同体思想优于共同体主义和自由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哲学流派对该问题的理解,并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了价值规范基础,彰显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最根本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精髓要义,为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凸显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具有的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意义维度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仅在理论内涵上得以充盈,同时其蕴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趣又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充分彰显出来,由此,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将在现时代背景下获得进一步的推进和深化。
张新朋[2](2021)在《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研究》文中提出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补充,是实践批判原则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的运用。霍克海默基于辩证哲学方法,由反对形而上学的体系出发对理性工具化进行批判。一方面批判唯心主义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而抽象地谈论理性,另一方面批判唯物主义机械地把理性看做是某种物质本原的附属品。霍克海默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战线作战”的方法,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总基调。这种内容与形式看似冲突的批判,恰恰是其“开放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现。既可以克服唯心主义的理性批判的脱离实际的弊病,又能避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批判的僵化性质。“理性被工具化”是霍克海默对西方理性传统的深度思辩,理性如月亮一样被吞噬,他希望重新确立理性的权威和标准。而如今司空见惯的“工具理性”难以全面反映霍克海默的思想,霍克海默并未提及“工具理性”,正是“理性的工具化”导致“理性的消蚀”。接下来分析“理性工具化”现象根源的三个方面,即科技的异化、权力的异化、生产的异化,从而对“理性之蚀”思想的启示与局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对理性滥觞的处理,要借助理性的张力推动理性的成熟。“社会批判”无法代劳“社会变革”,理性批判与政治实践分离,理性批判与革命主体脱节,霍克海默资产阶级出身的局限性,即社会批判与珍惜个人自由的矛盾,使得理性批判难免成为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霍克海默基于非同一性原则上对“理性工具化”进行否定性批判,吸收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性因素。霍克海默在否定和批判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思考如何参透资本逻辑的前提条件,试图在资本内部发现扬弃资本的力量。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不是寻求对某一阶级有利的方案,而是由理性自己来做决断。理性究竟如何恢复其独立自主性?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他难以解决的“主体与客体矛盾”最生动的体现。
李京丽[3](2021)在《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研究 ——以《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为核心》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随着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发展到极致;面对这一思潮的蔓延,尼采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和批判。他早期的历史哲学正是这一思考和批判的结果,它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着作《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之中,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历史之价值标准的新思考。本文主要围绕《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一文本,阐述尼采的早期历史哲学。文章主体分为三个部分:首先,论述尼采早期历史哲学形成的时代背景,即德国历史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缘起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盛行,随后在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运动中发展到高潮。尽管无论在哲学领域还是历史学领域,这两者的运动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都促使德国历史主义运动日益走向极端化。由此导致的危险结果直接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文化内在统一性的丧失、时代教育理念的盛行、哲学教育的忽视。其次,以《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这一文本为核心,阐明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的内容。尼采先是通过“历史学热病”指出现代人面临的生存困境;紧接着他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观念以及相应的三种不同的人物形象,并且指出对这三种历史观念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必须以对“非历史”和“超历史”这两个概念的正确把握为前提;最后,尼采进一步指出,要回应现代历史的危机和困境,惟有再次回到古希腊,学习古希腊的独特艺术和文化,进行一种哲学的教育才是可能的。最后,辩证地分析尼采早期历史哲学。毫无疑问,尼采对现代历史所进行的思考和批判,进一步促使现代社会构筑新的历史研究之网,推动了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但是,尼采对未来人生命和行动的过度关注,忽视了对历史本身的客观性和事实性这一价值维度。总而言之,尼采的早期历史哲学尽管有其缺陷,但面对历史的危机和困境,尼采这种注重生命的历史哲学,强调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孙颖[4](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徐国政[5](2021)在《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文中研究指明“自我中心困境”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理论问题。这一困境包含两方面内容:在“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我思主体”难以洞穿内在性的意识,超越自身切中外在于意识的异质性的客观对象,从而造成了我思主体与我思对象、思维与存在的分裂;在伦理价值层面上,由于“我思自我”被实体化,从其出发来理解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必然导致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一问题始终蕴含和贯穿在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对它的克服和超越也就成为了近现代哲学所自觉到的主要理论任务。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实践观点,以其特有的革命性方式对此问题予以了彻底的反思和积极的回应,其清晰深刻的洞见对我们今天理解和克服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选择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对自我中心困境的克服和超越为核心论题展开相关研究。“自我中心困境”问题的产生与近代哲学的“主体转向”以及由此确立的自我观念直接相关。在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自我”被理解为独立自足、绝对实在、永恒在场的“第一实体”,由此取代了传统社会和哲学中“上帝实体”的地位和作用,这体现了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具有重要的人文解放的意义。然而,自我的实体化理解同时蕴含着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由于其遵循着基础主义、绝对主义、超越时间的非历史主义、“中心—边缘”结构模式的思维原则,来理解和设定自我,因而也就使其带有了先验、无根、封闭和独断的特性,正是这一系列的特性以及与此内在关联的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从根本上导致了“自我中心困境”的问题。一方面是,内在与超越的悖论构成了实体化自我的内在矛盾,由此必然造成“思存分裂”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自我的实体化必然造成“他者”维度的丧失,以及个人社会性的遮蔽造成人与人之间精神共通感的消解,由此加剧着自我与他者的矛盾,这构成了现代性的深层伦理困境。解决上述“自我中心困境”问题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难题。黑格尔试图借助于概念辩证法以思辨的方式实现理性与现实、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然而,由于他仍拘泥于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之内,因而其最多是意识内的“概念”对“存在”的统一,因此黑格尔也就没有在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对“自我中心困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的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以实践观点作为基本理论原则,开创了崭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视野,为解决哲学史上所遗留的这一重大理论难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推动了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对人与世界的纯粹意识关系进行了彻底颠倒,从而超越了抽象的意识哲学,也正是在本源性、基础性的感性实践活动中,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找到了其现实性基础,从而实现了二者的否定性统一。立足于实践观点,马克思对实体化自我观念进行了深入地批判,实现了自我理解的根本性变革,即将自我理解为身心一体的感性存在和生成着的关系性存在,并最终将自我确立为“类主体”,由此也就有效地消解了实体性的自我观念。马克思以对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为基础,使“自我中心困境”的理论困难得到了有效地克服。在前反思、前概念和前逻辑的生存论意义上,自我和世界在人的本源性实践活动中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因而作为其内在环节和要素的思维与存在便具有了本源的统一性;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在社会性、开放性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人与自然进行着本质性的交换,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意识能动性和感性受动性的统一,由此,思维与存在便实现了一种否定性的统一。在实践观点的视域中自我存在的本真性也获得了显露,即马克思通过对占有性生存方式中人的自我异化的批判和考察,觉解到自我生命的本真性就在于生成性和创造性的“存在”,而非孤立贪婪的“占有”,由此,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性的原子式“经济人”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批判,这也就在社会存在的维度上实现了对人的全新理解,为在现实社会中克服“自我中心困境”的伦理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最后,要想从根本上克服和超越现代社会的分裂困境,必须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在扬弃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生成“人类社会”,由此打开人与人之间在“类”意义上的互通关系,从而实现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统一。
郝志昌[6](2021)在《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文中指出共同体是人类相互依存与共同交往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不断地探索与建构“更值得一过的”共同体的进程。我们看到,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霍布斯、洛克与卢梭,再到现代的马克思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无一例外地都将共同体视为他们关键性的致思取向。这种致思取向对于阿甘本而言,同样如此。不过阿甘本的贡献是,在既有的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之外,阿甘本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并且也是非常重要的分析模式——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阿甘本力图以生命政治的分析模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并从而将生命长久以来所受到的不公平、不正义、不自由的境遇揭示出来。而此种分析模式,亦即以生命政治的视角通观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危机,在阿甘本看来,是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分析模式所忽略、遗留下的盲区,对此盲区的补遗就是阿甘本生命政治强烈的“问题意识”。舍此,我们在当今时代面对诸多的“乍眼”之事实(如集中营的再度显现)便无从给予其更为切中肯綮地回应。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的构建,在其方法论上严格地遵循他所指认的“哲学考古学”、“范式”以及“签名理论”。在此方法论的自觉使用中,阿甘本开显出了异质于福柯、奈格里与哈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并创造性地生产出了诸多衍生性术语(如至高主权、例外状态、赤裸生命、神圣人等等),从而自洽地将其导向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分析上。其中,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表现为法权形式的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其中,后者是前者的结构性溢出,这一溢出虽是必要性的,但同时也造成了危机性的后果。实际上,阿甘本正是借助法权形式的生命政治实践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在诸多文本中,阿甘本都强调这一法权形式与人类共同体之间严丝合缝的关系。比如,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同意如下看法:每个共同体都是由archon(下令的行政官员)、接受命令的人,以及第三个元素,法律,所组成。在《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中,阿甘本也同样承认:共同体与权力严丝合缝地相互对等,因为共同体原则同一切权力的结合乃是所有共同体必然潜在的特性的一种功能。而正是主权权力及其它天生所携带着的法律之例外的属性,架构着人类共同体的悖论性结构,即它从外部建立自身,并支撑着内部的常规法律,但同时宣称并没有什么外部,从而生命被此种悖论性的结构牢牢宰制、捕获、征用与奴役。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阿甘本从法权形式来透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的理论底色是宗教神学。或者毋宁说,阿甘本正是得益于对宗教神学的颠覆性思考,才真正独具特色地将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以法权的公式标注出来。在阿甘本看来,原本隶属于宗教神学的神圣这一概念,绝非是一个美好的、崇高的意象,而是相反性地表现为暴力性的排除、分隔机制。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诸神正是经由祭祀的暴力性实践将凡俗之物从“人间法”领域中排除、分隔出去,从而将其交付给“神法”之域,以此诸神可以对凡俗之物进行绝对性、独一性、特权性地占有。“神法”恰恰就是“俗世法”抑或“人间法”的必要性例外,前者支撑着后者。阿甘本发现,而在现实的法权领域中,法权本身的具体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呈现,这让法权本身的超验性与权威性得到了神学范式的说明。因为至高主权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效仿了神圣机制,它自身同样指向俗世的常规法律之外,而这个常规的法律之外不再是天国的“神法”,而是现实中的“无法”空间——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中,主权同诸神一样对事物获得了一种特权式的使用与占有。主权不受俗世的正常法律约束,但它却约束正常法律,因为它本身就是“活法”并有“合法”的权力去打断自身,开启例外。这样一来,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公式:法律+法律之例外就此形成,后者同样为前者提供普遍性的支撑,就像神圣为俗世提供普遍性支撑一样。所以,主权在其面相上不过就是诸神在现实世界中的代言人,主权的具体运行机制不过就是神圣机制的世俗化显现。阿甘本认为这一结构性公式在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演绎进程中始终存在。基于此,我们以此结构性公式为线索,条分缕析地勾勒出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同一性结构格局,并相应地将赤裸生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揭示了出来,进而确证这一结构性格局的极端悖论性、危机性及其对之扭转的必要性。否则,按照阿甘本的判断,我们就只能生活在集中营式的共同体中。因为,至高主权在历史的演绎进程中,无论它在形式上发生了多大程度上的翻新与更迭,但它的本质——例外治理——是始终不变的。我们看到,从古代共同体中的生杀大权,到现代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的人民主权,以及景观时代中所呈现出来的景观主权,它们无一不奉行着法之例外的治理模式。或者说,政治主权无论表现为何种面相,世俗化的神圣机制始终在场,这意味着它的暴力性面相从未改变过。只有这样,它的绝对性、权威性与独一性的力量才能得到无限制的释放。因此之故,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在政治至高主权的架构下也始终表现为法律+法律之例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拒绝接受我们所直面的问题是“新的”问题,而是隐藏了两千多年的并且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旧的”问题,阿甘本深切的担忧正在于此。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境遇,阿甘本极力筹划一种“来临中的共同体”。在阿甘本看来,“来临中的共同体”中不存在此种悖论性的结构格局,生命能够“如其所是”的获得自由的身价。要想通达“来临中的共同体”,阿甘本认为现实存在的赤裸生命,亦即在悖论性的结构中被捕获的生命,需要一种“非潜能”意识的支撑。“非潜能”意识是有能力说“不”的意识,它同时也是“能不”实现的至高的潜能,它是洞察既有的法权机器运作之奥秘的智识,更是突破既定知识框架和行为范式的勇气。“非潜能”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化行动中就表现为对神圣机制的亵渎。阿甘本的亵渎方案所诊断的正是神圣机制,它以不作为、不实现的具体行为姿态无视、玩忽神圣机制的分隔结构,使其停滞与失效。这样,经由亵渎方案的政治化操作,阿甘本相信“来临中的共同体”会在弥赛亚式的当下时间的“收缩”中为我们敞开,在其中,政治表现为真正的政治,生命表现为本真的生命——“任意的独体”。这是阿甘本给予当今时代我们所共享之现实的生命政治致思路径的关切与努力。纵观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的生命政治批判以及激进的弥赛亚主义重构之后,我们必须一方面看到阿甘本思想中的真正闪光点,但同时更要在另一方面看到其不足之处。其不足之处体现为他忽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深刻性,并从而在对新的共同体的筹划上失去了真正的“准星”,以至于最终跌入到了弥赛亚主义的政治虚无之中。实际上,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不仅能够在现实的根源上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更能够以此为基础,为阿甘本弥赛亚主义的“来临中的共同体”的激进筹划提供“此岸”的“还原”——真正的共同体。否则,阿甘本对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批判只能是“半截子式”的、不彻底的批判,并且,其亵渎的救赎之路也将总是耽于想象之中而无力自拔。虽然阿甘本青睐于将当代的现实难题纵向地回溯到古代的历史与宗教的神话之中去探寻答案,但是由资本所操控的当代现实难题,绝不能被前者所忽略甚至被前者所代替。马克思的着力点就在于后者,即对资本的深刻分析之上。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将阿甘本的思想无条件地拿来使用,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下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检验、深挖与再推进,从而使其真正地大放异彩!
张鹏[7](2021)在《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后半叶视觉研究作为西方现代性启蒙的一部分,是否提供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还未得到充分阐释。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视觉文化读本及其研究方法论的出现,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工作已然成为研究的焦点。在此思潮下,视觉文化不仅仅被看作一种跨学科性的研究方法论,更是重新获得了其特有的独立和自治身份。但现有的这些视觉文化的理论研究并没有构筑成一个普遍有效的理论体系,它们彼此孤立于自身的视觉研究领域,只通过强行打开的一个文化研究的范围,或是与某些跨学科性的知识专业的综合体建立少量的联系。本文意在通过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为视觉文化的理论建设提供系统性的认知视角,有助于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艺术文化现象作出一种价值判断论的导向。本文的第一部分通过解读杰伊的视觉政体研究方法,可以发现西方哲学话语中隐藏着一条关于视觉性隐喻的正反叙事,作者成功地将视觉文化研究重新纳入到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传统之中。第二部分分析了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并对该理论展开批判,即指出其为一种虚假生命的形象科学。第三部分分析了克拉里的视觉技术考古学,指出克拉里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对观察者身体注意力问题的操控,忽视了视觉现代性中本雅明关于辩证意象的启蒙路线。第四部分分析了德波的景观社会,指出了他作为一种景观的否定性力量,为视觉文化理论提供了阐释的路径;而德波在景观社会语境下提出的总体都市主义计划,也将研究目光转向了作为视觉民族志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本文对四种视觉文化理论固有的现代性方案进行并置且提出批判,同时着重引出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即这位逐渐被视觉文化研究者所淡忘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论的学者,使其重新返回到西方视觉现代性可行性方案的谱系之中,将视觉现代性谱系的目光转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上来。
何振乾[8](2021)在《论约纳斯责任伦理学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与克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总体性成就为“技术乌托邦”提供了条件与可能。约纳斯在技术学考察中揭示了乌托邦“希望”之下的危机,进而探寻与之抗衡的伦理学路径,其关键在于建立一种超越人类利益的形而上学责任观。结合约纳斯的思想整体,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与克服,并在现代性语境下检视技术问题和人的生存问题。首先,通过反思“技术乌托邦”的三个条件即:现代进步观念、世俗化的末世论、目的论的动力观,来表征其理论架构和特质,进而揭示和批判其内在的虚无主义。其次,约纳斯通过形而上学论证沟通了“存在”与“应该存在”,赋予本体化自然以目的和价值,将“责任命令”引入技术时代的伦理学中。进一步而言,约纳斯不仅扩展了伦理学的时空范围,更在本体论层面确立了“善本身”,在主体性反思的基础上赋予了“人的形象”以“责任主体”的新内涵,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做出了新的探索。最后,有必要厘清约纳斯责任理论的未尽之处和内部张力,基于约纳斯的立场回应一些代表性的批评。我们需要在现代性语境下持续反思“技术乌托邦”,追问从技术生存到艺术生存的“惊险跳跃”如何可能,以实现基于约纳斯又超越约纳斯的“思”对“在”的责任。
漆飞[9](2021)在《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论文以当代批判理论的共同体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聚焦审美共同体的问题研究,在内容上呈现为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美学之维、审美共同体的共识与差异、主体化与去主体化、边界与去边界等具体问题,以及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批判五个章节。审美共同体研究以生命政治作为总体性的研究进路。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经由微观政治与感性生命场域的重返生成了对政治和美学的不同理解路径。当代批判理论家不同程度地改写、颠覆和超越福柯对于生命权力的后现代式考察,以生命经验的感性之维重构当代生命政治与感觉共同体之间的理论关联。朗西埃转换了福柯的生命政治论题,以对政治与治安的讨论激活对感性共同体分配机制、去身份化和异质感知构成等问题的阐发,经由感性领域的重构生成了不同于福柯的感性政治进路。阿甘本、奈格里、哈特、埃斯波西托等人则基于对生命感知潜能的总体性观照,重新思考感觉共同体与审美感知、主体经验之间的张力,建构了不同生命政治进路下的审美共同体批判思想。共识与差异是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当代批判理论接续和吸收早期批判理论和后批判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总体性和同一性逻辑的解构,但其并不全然地消解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和异质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感觉和情感共通的审美共同体范式。通过颠覆和超越存在论对于共在的反思,当代批判理论家将总体性问题视为一种新的本体论,以独一性、任意独一性、独一复多来重新规定审美共同体内部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阿甘本以任意独一性来指认无法被表征的非本质差异性,埃斯波西托以疫责的空无属性来回应它与普遍性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则将差异视为具有生成共同性的重要机制,赋予其生产性的潜能。感知、经验、语言和情感多维度地参与审美共同体的主体表达,基于差异的多元共同体形构出诸多不同类型的去主体化范式。对生命的伦理-美学诉求贯穿在当代批判理论关于审美共同体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始终,通过秉承福柯晚年对于自我生存的去主体化思考,当代批判理论家以“去同一化”和“去身份化”来重新界定共同体内部感性生命存在的具体内涵。朗西埃以无分之分作为感觉共同体的解放主体,奈格里与哈特基于情感、认知和审美等感性系统来具有生产潜能的主体范式,以容纳差异的诸众来形塑审美共同体的发生,阿甘本则将纯粹潜能作为生命感知的触发机制,以语言和艺术的可交流性作为去主体化的具象呈现方式。“去身份化”是审美共同体的具有解放潜能的主体感性表达,其既没有返回到启蒙现代性时期被高扬的主体性,也未完全地落入后批判理论对于主体的全面批判和解构。基于审美共同体对于差异性和去主体化的内部构成,其外部存在形态呈现为从有边界的、实体的、稳定的向去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的等方面的转变。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是审美共同体存在形态问题的核心所指,埃斯波西托以免疫机制的否定性特征预设了一种非实体化感觉共同体的出现,作为边界机制的免疫范式彰显出对感性生命的纳入与排除逻辑,阿甘本以难民的现实问题激活了对生命政治边界的思考。媒介、信息和技术共同地参与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传统基于血缘、宗族和地缘等自然关系纽带的共同体范型被松动,基于流动性的情感、感觉和意义的虚拟化审美共同体正在生成之中。审美共同体以情感和感性系统为内核建立起新的认同价值体系并延伸出诸多不同的表达范式,其自身也蕴藏着向审美乌托邦、异托邦、世界主义等诸多形态转变与对话的可能性。当代批判理论家经由共同体审美和感性维度的阐发,营构出一种基于容纳差异、去主体化的、无边界的、非实体的、流动生成的审美共同体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构成了对于后现代以降总体性危机的重新反思和回应,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对当代美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在回应后现代之后的总体性问题时,当代批判理论彰显出极强的现实介入品性和批判色彩,然而这一介入性常常体现为理论与思辨层面的介入性。在面向现实语境中的具体问题时,审美共同体思想呈现出其限度,一方面是在理论介入现实时存在转换的矛盾性和难以现实化,另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不可转换性。
刘健[10](2021)在《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领域”作为哈贝马斯最为关注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贯穿其每个思想阶段,作为后形而上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置身于实践哲学传统之中不断发展和深化对公共领域问题的理解。阿伦特最初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受阿伦特的影响,哈贝马斯回溯了各历史阶段的公共生活,可以说,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而展开。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实践概念提升为哲学问题。亚氏总体上将人的全部活动分为三种:理论、实践和创制。在亚氏看来实践是作为最为“属人”的知识而存在,近神的理论知识是较高的实践,奴隶意义上的创制知识是较低的实践。“实践就是人类活动的全部形式的总称。他试图把人类的全部活动归结为一种终极性的‘善’的统摄。”(1)在这一基础性区分之上,亚氏建构起两套问题关系框架:一是在其整体知识论中,理论知识、实践知识和创制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批判理论所指向的一切危机形式都可以在三种知识的不和谐状态中所显露;二是在其实践知识内部,道德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后来又按照自然原则和自由原则对行为因果决定关系的不同,将实践哲学再做处理,划分为技术实践论和伦理政治实践论,而伦理政治实践论是他们共认的正统实践哲学。实践哲学一直以来都兼具这两条演进路线,一条是以伽利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实践论,本文以技术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另一条是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伦理-政治实践论传统,本文以伦理-政治实践论为视域对公共领域的重建进行相应指导。其中不乏技术实践与伦理政治实践的交叉视域,比如可以再分为两条进路:一条是以马基雅维利、莫尔为代表的政治技术论(政治技术化)和后期以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诺为代表的技术政治论(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以上的实践哲学传统都是以亚氏的知识论为基础在各条实践哲学进路上的延伸,可以说,亚氏的实践哲学成为哈贝马斯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元实践哲学视域,他同时也汲取了马克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阿伦特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哈贝马斯将其“公共领域”思想纳入到这一实践哲学框架中考察。首先,公共领域问题作为政治哲学问题是被归为实践知识当中的,哈贝马斯的实践哲学就是以“公共领域”为实践场域而展开,也就是说政治公共领域是相对于理论知识和创制知识而出现的;其次,哈贝马斯在实践哲学这一整体框架之下深刻批判了公共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危机形态。他认为理论知识、创制知识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理性结合是导致政治公共领域异化的外因所在;再次,他通过对实践知识内在的分析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最终是由于公共政治脱离了道德伦理这一基础性根基而导致,而对公共领域的重建就是将政治学重新复归到道德伦理学之中。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庞大的思想体系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公共领域”危机的分析与重建,无论从哪个单一视角都无法掌握其思想精髓。所以,只有以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为考察标的,以实践哲学为分析框架,才能透视出公共领域危机的机理,从而指导公共领域的重建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对“公共领域”这一宏大的现代社会问题进行相应的把握,进而在现代社会中重建“公共领域”,这充分显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民主政治理想与实践价值。
二、“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现代性之隐忧”与“共同体重建” |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与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1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生成 |
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
1.1.1 亚里士多德“城邦共同体” |
1.1.2 卢梭“契约共同体” |
1.1.3 黑格尔“伦理共同体” |
1.1.4 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 |
1.1.5 赫斯“自由共同体” |
1.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背景 |
1.2.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传统共同体 |
1.2.2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加剧 |
1.2.3 工业革命的壮大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 |
1.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历程 |
1.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初步探索 |
1.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逐步形成 |
1.3.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深化 |
第2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奠基 |
2.1 马克思哲学为构建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辩证法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思维方式 |
2.1.2 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基础 |
2.1.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构建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切入点 |
2.2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内涵界定的三重维度 |
2.2.1 个体和共同体 |
2.2.2 共同体与社会 |
2.2.3 虚假共同体和真实共同体 |
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
2.3.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的历史发展理论是一个有机整体 |
2.3.2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人的依赖性” |
2.3.3 资本共同体:“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
2.3.4 自由人联合体:“人的自由个性” |
第3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批判 |
3.1 现代性的根本矛盾:个体与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3.1.1 现代性的内在困境: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3.1.2 占有性个人诞生的理性维度 |
3.1.3 自由主义的隐秘前提:占有性个人与现代共同体的抽象对立 |
3.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现代性批判 |
3.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异化劳动批判 |
3.2.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市民社会批判 |
3.2.3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资本逻辑批判 |
3.3 现代性困境的必然出路: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
3.3.1 “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 |
3.3.2 “自由人联合体”的和谐本性:个体与类的真正和解 |
3.3.3 “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性论证:个人和共同体的真正统一 |
第4章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
4.1 现代性视域中共同体的危机与当代哲学的论争 |
4.1.1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实质:“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 |
4.1.2 有机马克思主义为破解共同体危机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
4.1.3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启日常生活批判以拯救“脆弱的现代性” |
4.1.4 当代西方共同体理论的根本缺陷:物质—实践向度的缺失 |
4.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4.2.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理论依据 |
4.2.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实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其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 研究的内容 |
四 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霍克海默对传统理性观的批判 |
第一节 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概念 |
第二节 霍克海默理性观的出发点:形而上学批判 |
第三节 理性批判的出路:开放的唯物辩证法 |
第二章 《理性之蚀》中的“理性工具化”问题 |
第一节 “理性”何以“消蚀”:理性被工具化 |
第二节 从《理性之蚀》到《工具理性批判》:施密特翻译的偏差 |
第三节 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误读 |
第三章 “理性工具化”的具体表现 |
第一节 理性服务于科技 |
第二节 理性服务于资本 |
第三节 “人”成为“理性工具化”的作用对象 |
第四章 “理性工具化”现象的异化根源 |
第一节 科技的异化 |
第二节 权力的异化 |
第三节 生产的异化 |
第五章 “理性之蚀”思想的启示与局限 |
第一节 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 |
第二节 “社会批判”无法代劳“社会变革” |
结语:回到马克思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研究 ——以《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1.1.1 选题的目的 |
1.1.2 选题的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2 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的时代背景——德国历史主义 |
2.1 德国历史主义的含义 |
2.2 德国历史主义的两种形式 |
2.2.1 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 |
2.2.2 历史学:兰克客观历史主义 |
2.3 德国历史主义的危机 |
2.3.1 文化内在统一性的丧失 |
2.3.2 时代教育理念的盛行 |
2.3.3 哲学教育的忽视 |
3 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 |
3.1 历史的危机与困境:历史学热病 |
3.2 历史的类型:三种历史观 |
3.2.1 纪念式的历史 |
3.2.2 怀古式的历史 |
3.2.3 批判式的历史 |
3.3 历史的核心概念:非历史和超历史 |
3.3.1 非历史 |
3.3.2 超历史 |
3.4 历史的重建:回归古希腊 |
3.4.1 严格的语言训练 |
3.4.2 艺术本能的培养 |
3.4.3 哲学的教育 |
4 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的评价 |
4.1 积极意义 |
4.1.1 构筑新的历史研究之网 |
4.1.2 促进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
4.2 局限性 |
4.2.1 虚无的历史 |
4.2.2 主观的历史 |
4.3 启示 |
4.3.1 生命:历史与哲学的焦点 |
4.3.2 历史:意义和价值的追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4)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三)总结评析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后记 |
(5)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研究背景 |
二 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思路 |
第1章 近代“主体性”哲学与“自我中心困境”问题 |
1.1 近代哲学的“主体转向”与现代自我观念的确立 |
1.1.1 传统本体论哲学的危机与近代哲学的主体转向 |
1.1.2 “自我”的确立与深化:从笛卡尔到康德 |
1.1.3 哲学反思的跃升与自我中心的困境:“现代自我观念”的双重性 |
1.2 思维与存在的分裂:“我思之我”的根本困境 |
1.2.1 “我思主体”的挺立与“思存二元论”问题的缘起 |
1.2.2 “自我”的内在锁闭与存在的观念化 |
1.2.3 物自体与现象界的划分:“思存分裂”的深化 |
1.3 “我思主体”的价值意蕴及其伦理困境 |
1.3.1 占有性个人主义和价值个体主义:“我思主体”的基本价值意蕴 |
1.3.2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社会分裂问题的凸显 |
1.3.3 价值个体主义的流行与价值共识危机 |
第2章 “自我”的实体化及其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层根源 |
2.1 “自我”的实体化:近代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 |
2.1.1 实体化的自我观念与现代性的时代精神 |
2.1.2 “自我”的实体化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
2.1.3 “我思主体”的实体化与意识哲学的理论范式 |
2.2 “我思之我”的实体化与“思存分裂”困境的深层根源 |
2.2.1 “内在”与“超越”的悖论:实体化自我的内在矛盾 |
2.2.2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对思存二元论难题的思辨解决 |
2.3 “自我”的实体化与现代性伦理困境的深层根源 |
2.3.1 “自我”的实体化与“他者”维度的丧失:现代性的深层伦理困境 |
2.3.2 个人社会性的遮蔽与精神共同感的消解 |
第3章 实践观点的理论变革与“实体化自我观念”的超越 |
3.1 实践观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论原则 |
3.1.1 实践概念的历史演变 |
3.1.2 马克思实践观点的基本含义及其内在原则 |
3.1.3 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涵义与意义 |
3.2 意识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实践观点的重大理论变革 |
3.2.1 感性实践活动对纯粹意识关系的颠倒与抽象意识哲学的超越 |
3.2.2 意识能动性与感性受动性的否定性统一 |
3.3 实践观点与自我观念的变革:马克思对实体化自我观念的批判 |
3.3.1 从实体性的精神自我到身心一体的感性自我 |
3.3.2 从实体性存在者到生成的关系性存在 |
3.3.3 作为“类主体”的自我的确立 |
第4章 实践活动的自觉理解与“自我中心困境”的克服 |
4.1 感性对象性活动与思存分裂困境的超越 |
4.2.1 本源与反思:从反思的分裂到本源的统一 |
4.2.2 感性对象性活动:思维与存在的否定性统一 |
4.2 “存在”而非“占有”:实践观点视域中自我之本真性的觉解 |
4.2.1 作为生存方式的“占有”与“存在” |
4.2.2 占有性生存方式与自我存在的异化 |
4.2.3 非占有性“存在”:自我之本真性的觉解 |
4.3 “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共在难题的破除 |
4.3.1 “人类社会”的生成: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 |
4.3.2 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生成“人类社会”的现实道路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生命政治:透视人类共同体结构的重要视角 |
1.人类共同体的危机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的理论使命 |
2.“从阿甘本生命政治学视角窥探共同体结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3.本文研究框架及其论证思路 |
第一章 共同体的生命政治分析模式何以可能 |
1.1 何谓共同体与共同体何为 |
1.1.1 共同体的概念 |
1.1.2 共同体的诸种分析模式 |
1.1.3 共同体的本质与使命 |
1.2 阿甘本以生命政治理论分析共同体结构的方法论自觉 |
1.2.1 作为“哲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自觉 |
1.2.2 作为“范式”的方法论自觉 |
1.2.3 作为“签名理论”的方法论自觉 |
1.3 阿甘本生命政治的理论定位 |
1.3.1 生命政治谱系中的阿甘本 |
1.3.2 贯穿阿甘本生命政治逻辑始终的神圣机制 |
1.3.3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对人类共同体诸种分析模式的回应 |
第二章 生命政治管控与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格局 |
2.1 神圣机制的诞生与古代人类共同体的结构 |
2.1.1 誓言的考古学回溯与神圣机制的诞生 |
2.1.2 古代生杀权的致死面相 |
2.1.3 古代悬法与例外状态 |
2.2 资本主义共同体中神圣机制的持续在场 |
2.2.1 现代装置与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 |
2.2.2 人民概念的断裂与现代人民主权的虚假面相 |
2.2.3 现代悬法及其常态化演绎 |
2.3 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的形式创新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2.3.1 景观拜物教的来临与至高主权的新面相 |
2.3.2 景观主权对语言的征用 |
2.3.3 语言展示价值的凸显与神圣机制的新用 |
2.4 作为资本主义共同体结构典范的集中营及其泛化 |
2.4.1 集中营作为历史现象 |
2.4.2 集中营作为“结构性”的范式 |
2.4.3 人工智能时代中“营范式”的扩增 |
第三章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方案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
3.1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思想支撑:潜能观 |
3.1.1 潜能的两种形式 |
3.1.2 潜能与形式生命的筹划 |
3.1.3 潜能与两种权力机制问题的反思 |
3.2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具体操作:亵渎方案 |
3.2.1 亵渎方案的政治使命:去神圣化的操作 |
3.2.2 亵渎方案的典范:无目的的游戏 |
3.2.3 亵渎方案的增补:从亵渎到身体使用 |
3.3 反抗生命政治管控的最终图景:“来临中的共同体” |
3.3.1 当下时间的收缩性 |
3.3.2 政治形态的圆满性 |
3.3.3 个体存在的任意性 |
第四章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反思与推进 |
4.1 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理论及其反抗策略的价值与不足 |
4.1.1 阿甘本以神圣机制为核心揭示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的价值 |
4.1.2 阿甘本以亵渎方案为核心重构人类共同体的价值 |
4.1.3 阿甘本对人类共同体结构性困境批判与重构的缺陷 |
4.2 发现神圣机制的真正秘密: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必要性 |
4.2.1 资本的统治权与至高主权 |
4.2.2 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例外状态 |
4.2.3 无产阶级与赤裸生命 |
4.3 推进亵渎方案的现实道路:弥赛亚主义的共同体还是真正的共同体 |
4.3.1 亵渎方案的主体建构:生命的生产性反抗 |
4.3.2 亵渎方案的制度建构:超越资本权力的制度性探索 |
4.3.3 亵渎方案的最终归宿:走向真正的共同体 |
结语:消解神圣机制:人类共同体的结构性困境与人类共同体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何谓西方视觉现代性 |
一、对“视觉现代性”概念的阐释 |
二、对“视觉现代性”概念的定位 |
第二节 西方视觉现代性的理论梳理 |
一、作为现代性哲学谱系中的视觉现代性 |
二、作为现代性社会学谱系中的视觉现代性 |
三、作为现代性审美谱系中的视觉现代性 |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视觉现代性与视觉政体 |
第一节 视觉中心主义的视觉政体 |
一、笛卡尔的视觉中心主义 |
二、视觉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
第二节 20世纪反视觉主义的视觉政体 |
一、反视觉中心主义的解构理论 |
二、新视觉本体论的理论重建 |
三、反视觉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
第三节 符号性形象与精神性形象的视觉政体 |
一、视觉技术中的符号性形象与精神性形象 |
二、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人造视角与技术拜物教 |
第二章 视觉现代性与图像转向 |
第一节 米歇尔与视觉文化 |
一、视觉性与艺术性 |
二、视觉文化的霸权主义 |
三、视觉媒介的批判 |
第二节 米歇尔的图像转向 |
一、作为图像学1.0的转义修辞 |
二、作为图像学2.0的图像何求 |
三、作为图像学3.0的甜蜜形象科学 |
第三节 虚假生命的形象科学 |
一、形象的价值 |
二、形象的政治 |
三、虚假的面孔 |
第三章 视觉现代性与视觉技术装置 |
第一节 克拉里的视觉技术装置 |
一、观察者技术的外在性研究 |
二、观察者知觉的内在性研究 |
三、反视觉: 走向晚期资本主义的观察者技术 |
第二节 散心的谱系——对克拉里视觉考古学的批判 |
一、散心概念与消遣娱乐 |
二、散心感受与早期电影技术 |
三、散心概念的价值差异 |
第四章 视觉现代性与景观社会 |
第一节 景观社会中的视觉文化 |
一、景观社会与图像转向 |
二、景观社会与视觉化 |
三、景观社会与视觉性 |
第二节 总体都市主义与视觉民族志 |
一、德波与总体都市主义计划 |
二、作为视觉民族志的视觉文化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8)论约纳斯责任伦理学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与克服(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背景与理论语境 |
“技术乌托邦”的“希望”与危机 |
哲学史溯源及理论语境 |
国内外研究综述 |
研究思路、方法、意义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与批判 |
第一节 现代技术与“乌托邦” |
一、现代技术的形式动力学 |
二、 “进步”观念:从理性强制到技术逻辑 |
三、现代乌托邦:从思辨游戏到技术大工程 |
第二节 “技术乌托邦”的末世图景与动力观 |
一、世俗化的末世图景 |
二、目的导向的进步动力观 |
第三节 技术乌托邦的虚无主义表象与批判 |
一、自然的“冷漠”与匮乏 |
二、基因“改造”中的主体对象化 |
第二章 责任伦理学:对技术乌托邦的克服 |
第一节 责任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奠基 |
一、从技术伦理到技术时代的伦理学 |
二、重赋目的的本体论自然观 |
三、 “存在”与“善本身” |
第二节 责任的“命令”与方法 |
一、从“绝对命令”到“责任命令” |
二、 “恐惧”与“敬畏”:责任的方法与道德情感 |
第三节 人的形象与未来责任 |
一、责任主体:人的形象新探 |
二、未来责任:存在优先于幸福 |
第三章 对责任伦理的反思与乌托邦的追问 |
第一节 对责任伦理学的评述、批评与反诘 |
一、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张力与和谐 |
二、 “希望”与“恐惧”:从对峙到协调 |
三、约纳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与误解 |
第二节 现代性语境下的乌托邦与人的生存 |
一、 “现代性”与技术乌托邦 |
二、从技术生存到艺术生存的“惊险跳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生命政治与共同体的审美之维 |
第一节 生命政治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微观政治与生命政治 |
二、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 |
三、治理术与生命政治 |
第二节 生命政治与感性共同体 |
一、感觉共同体的分配机制 |
二、感觉共同体的去身份化 |
三、感觉共同体的异质感知构成 |
第三节 作为否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一、感性生命的原初典范 |
二、例外状态与共同体的界槛 |
三、朝向死亡政治的生命感知形式 |
第四节 作为肯定性范式的感觉共同体 |
一、以情感为核心的生命政治生产 |
二、超越生命政治的免疫式共同体 |
三、感知潜能与人类共在的张力 |
第二章 共识与差异:审美共同体的本体性问题 |
第一节 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非同一的星丛共同体 |
二、超越总体的绝对差异 |
第二节 歧感共同体与差异性感知的重组 |
一、重返感性经验的社会场域 |
二、可感性分配与审美感知的重构 |
三、制造差异的美学异托邦 |
第三节 容纳差异的多元共同体 |
一、超越存在的非同一共同体 |
二、无法被化约的差异性 |
三、共同性与差异的生成潜能 |
第三章 主体化与去主体化:审美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 |
第一节 主体性问题的批判理论进路 |
一、从先验主体到实践的主体 |
二、被建构的非中心化主体 |
三、人民作为去身份化的主体表达 |
第二节 生成性的诸众与艺术的生产 |
一、诸众与主体性的生产 |
二、非物质生产的感性装置 |
三、爱的政治与情感劳动 |
第三节 生命主体的感知潜能与语言经验 |
一、空无属性的赤裸生命 |
二、生命经验的纯粹表达 |
三、多元叠合时间中的潜能主体 |
第四章 边界与去边界:审美共同体的存在形态 |
第一节 从实体的/边界的向非实体的/去边界的转换 |
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感觉的共通 |
二、免疫范式的边界机制 |
三、难民与生命政治边界 |
第二节 从稳定的到流动的共同体 |
一、认同的危机与归属的困境 |
二、流动-生成中的情感纽带 |
第三节 审美共同体的形态转换与价值功能 |
一、审美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 |
二、虚拟的感知远托邦 |
三、包容与对话的美学世界主义 |
第五章 审美共同体理论的限度 |
第一节 难以现实化的形式共通 |
一、作为规范性的生命-形式 |
二、感知潜能的非现实性 |
三、介于反乌托邦与虚无主义之间 |
第二节 主体性生产的转换困境 |
一、浪漫主义式的构成性力量 |
二、爱的政治是否可行? |
三、理想主义者的革命式乌托邦 |
第三节 想象式的边界机制 |
一、边界转换的有限性 |
二、归属的结构性难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人名索引 |
附录二 概念索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10)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三、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四、研究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难点和解决方法 |
五、论文的独创性、新颖性 |
第一章 理论背景——公共领域思想溯源 |
第一节 理论兴趣与政治实践的关联 |
一、海德格尔事件之思 |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启示 |
三、对社会运动的反思 |
第二节 古希腊城邦中的公共生活 |
一、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基本解读 |
二、城邦生活——从伦理学到政治学 |
第三节 近现代公共生活的理论形态 |
一、契约精神——卢梭的非程序性政治理想 |
二、启蒙精神——康德的“大写主体”政治 |
三、相互作用——早期黑格尔主体间性思维 |
四、行动场域——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察觉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公”与“私”关系的历史类型学重释——伦理与政治间的张力 |
第一节 私人领域——公共领域之伦理基础 |
一、规范伦理学回望德性伦理学 |
二、德性即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知识 |
三、“德性是否可教”的题域转换 |
四、私人领域:道德伦理学的出场 |
第二节 公域与私域关系的历史类型学重释 |
一、中世纪——道德伦理与政治的分离 |
二、代表型——“公”对“私”的统摄 |
三、文学公共领域:重构“公”与“私” |
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公私”平衡 |
五、政治公共领域的若干基本规定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公共领域危机的底层逻辑渐探——以技术实践论为视域 |
第一节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危机的初级阶段 |
一、“国家”与“社会”界限的模糊 |
二、“公众”向“大众”方向的转化 |
三、福利国家:转型中的技术性补偿手段 |
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政治公共领域 |
一、技术实践论:理论与创制的重叠 |
二、技术政治论:科技的意识形态化 |
三、政治技术论:科学化的政治与公共领域 |
第三节 公共领域危机的现象学分析 |
一、社会系统:“专业化”的困境 |
二、生活世界:原初公共领域预设 |
三、合法化危机:文化认同的虚无 |
四、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新形态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重建——以伦理政治实践论为视域 |
第一节 语言交往——公共领域的实践要素 |
一、交往理性:拯救现代性 |
二、言语:语言的实践向度 |
三、言语行为与交往实践 |
第二节 道德规范——公共领域的交往背景 |
一、真与善:“共认”的两种表达 |
二、道德意识的形成与自我同一 |
三、哈贝马斯对伦理与道德的区分 |
第三节 商谈伦理——公共领域的伦理架构 |
第四节 话语民主——公共领域的政治实现 |
一、法律:伦理——道德通向伦理——政治 |
二、审议民主:人权与人民主权的兼容 |
三、双轨制: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对勘 |
第一节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两种批判 |
一、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
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
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 |
第二节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两种实践规范基础之比较 |
一、马克思:劳动实践决定市民社会 |
二、哈贝马斯:交往实践决定公共领域 |
三、评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 |
第三节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的发展 |
一、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
二、简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对实践哲学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现代性”危机与“形而上学”命运(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性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霍克海默“理性工具化批判”研究[D]. 张新朋.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2)
- [3]尼采早期历史哲学研究 ——以《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为核心[D]. 李京丽.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4]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实践观点与“自我中心困境”的超越[D]. 徐国政. 吉林大学, 2021(01)
- [6]阿甘本共同体思想的生命政治学研究[D]. 郝志昌. 吉林大学, 2021(01)
- [7]20世纪西方视觉现代性理论的谱系研究[D]. 张鹏. 西安美术学院, 2021(12)
- [8]论约纳斯责任伦理学对“技术乌托邦”的反思与克服[D]. 何振乾. 兰州大学, 2021(02)
- [9]审美共同体问题研究 ——以当代批判理论为中心的考察[D]. 漆飞. 兰州大学, 2021(09)
- [10]实践哲学视域下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研究[D]. 刘健. 黑龙江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