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银行业命运与发展前景之争

一、国内外对银行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争论（论文文献综述）

刘焕申^[1]（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李健民^[3]（2020）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帝国主义进行深入而透彻地分析后产生的思想结晶,它准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及其矛盾产生的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理论的产生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虽然现在距离列宁所处的时代已经比较遥远,但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仍能为我们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重要的理论导向。本文分为绪论和四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从总体上介绍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重难点,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背景,包括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主要特点。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帝国主义的定义、特征、本质以及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走向。第三章主要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评价进行了分析,主要从理论贡献、历史作用进行了评述。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在新的时代条件和背景下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主要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命运、时代价值、现实性及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了全方位的价值评价。

刘上琼^[4]（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则是到了近代。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又不能正常而充分的发展,这就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选择。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与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这一基本国情,如何认识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制定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政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工作是由党的领袖、官员、知识分子和学者共同完成的。作为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他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遇到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共同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因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视角,以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认识与解决的主体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系列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着重探讨围绕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共知识分子和学者通过聚焦时代需求形成问题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展开资本主义问题研究,从而形成研究成果;中共领袖和官员对这些知识分子和学者观点的采纳、提炼和升华,制定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相关政策,并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围绕上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思路,全文分成六部分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部分为绪论,依次探讨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的学术史回顾,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本文展开研究的理论来源等问题。第一章由三节内容构成,主要探讨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中共知识分子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和分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特点,由此提出比较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理论,进而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探索一条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革命道路。第二章分成三节,首先探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围绕调整、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有效地指导了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继而探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认真反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遗留的问题基础上,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三章分成三节,主要探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共领导学术界如何在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两个领域,破除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左”倾错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引入资本主义有利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不断引领和指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第四章也分为三节,根据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变化新趋势,中共领导学术界分别对微观层面上如何处理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在宏观层面上如何解决因资本主义因素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权贵资本主义”问题,以及批判西方右翼势力提出的“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论,展开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不断引领和指导着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完善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分别从理论上对正确认识和解决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基本经验,以及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两大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

张翔^[5]（2020）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于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者逐渐分离并相互对立,农业雇佣工人既是土地的实际经营者,也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但其能得到的仅是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大部分剩余产品则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攫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土地等非劳动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是通过参与剩余价值分割实现的,资本主义地租正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从农业资本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它的存在反映了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地租不合理性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地租产生的前提,要改变劳动者备受剥削的处境,就必须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国有化、农业合作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究竟如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又为此创立了土地革命理论,把合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实现工农联盟的纽带,把工农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横向的比较了欧美有代表性国家的土地制度与东方国家土地制度的差异,提出不同国家要依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土地制度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方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考察了土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其整体性之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影响深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的把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适时实施分阶段的土地政策,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随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在农村则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为集体所有制,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尽快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状况,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开,农村普遍实行公有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统归公社调配与使用,农民实际上丧失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在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管理体制实际是生产关系超常规的变革,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我国农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最初探索仍旧是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入手,探索适合国情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显着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趋势,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针对农村土地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使承包权继续担负农民的社会保障职责,这样仅承担财产功能的经营权就可以“轻装上阵”进入市场自由流转,从而兼顾了保障农户土地权益与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双重需求,细化并明确了承包农户与实际经营者的产权关系,为土地规模化经营扫清了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的良性互动。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不论遇到何种困难,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坚持不懈的探索,积极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实现了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突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自觉与实践探索的与时俱进。本文主要分为五章内容,聚焦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萌芽、形成、完善、后续实践与发展整个历史进程,通过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深入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后续的实践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充分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对中国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启示。各章内容简述如下:第一章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与小块土地相结合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无产阶级的反抗意识日益觉醒,开始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了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性继承国民经济学家对土地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和19世纪欧洲自然社会科学领域其他杰出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土地思想。第二章全面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土地相关的概念、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逐渐发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历经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四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通过土地国有化等手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并依据所处的历史条件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使土地收益由全体民众共享。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明确的土地纲领、建立工农联盟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地租理论、土地国有化理论和土地革命理论环环相扣、逐步推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继承、实践与发展。在俄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列宁立足基本国情制定并实施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和革命策略,在苏俄实现了土地国有化,同时适时推进苏俄的工农联盟从政治军事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变;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土地纲领时应坚持策略性与原则性的辩证统一、用灵活的土地政策服务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现实需要,进而争取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和参与。他还针对中国等东方国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土地问题理论,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土地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土地革命实践施加了重要影响。第四章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土地思想,进一步提出土地纲领和政策不是僵化的和一成不变的,应依据现实革命条件的变化适时调整,先通过土地改革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分阶段确立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公有制在我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理论,使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取得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形式。理论研究重要的是回应现实问题的解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的现实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土地占有情况和土地关系的稳定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社会阶级和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与稳定性,进而决定了统治阶级政权的巩固程度,因此土地问题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我国的土地问题集中体现为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面临的三对矛盾: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产权明晰的矛盾,二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三是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要推动这些矛盾的合理解决,需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告别“以地谋发展”模式和建立土地资产的良性运营格局,在因时因地持续改革中构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农村土地制度。

顾沺沺^[6]（2020）在《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路径优化研究 ——以中国银行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现状的基础上,以中国银行为案例,围绕社会责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社会责任的实践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同时,比较与借鉴其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两家国外先进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经验,发现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存在以下问题: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导向仍占主导地位、服务普通民众的意识仍需提升、社会责任战略没有深度融入公司治理机制、管理体系不完备、社会责任履行信息披露的全面性不够、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的宣传引导不够等。在此基础上,对问题产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进行了剖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依据公共关系管理学及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社会责任层次理论、科学发展观与新发展理念、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等,对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提出路径优化策略,主要包括:培育和健全履行社会责任内生动力与考核机制、开展社会责任理念的系统宣传教育、建立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科学融合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全面准确披露履行社会责任信息、健全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等。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金融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要面对更加艰巨复杂的形势和严峻挑战,国内外及社会各界的预期和要求也更加复杂多样,衡量和评价标准也会远远高于其他商业银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势头受到严重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许多不利因素,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也将受到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巨大压力。面对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担负起履行社会责任中坚力量的重任。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核心的作用。坚定不移地落实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全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做稳定经济、稳定市场、稳定金融的重要支柱,发挥履行社会责任主力军的作用。其次,把社会责任聚焦在社会民生领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加大民生项目投资力度,全力做好小微企业和社会民众的金融需求服务,全力做好金融扶贫和服务“三农”工作,全面落实普惠金融政策,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为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贡献金融力量。最后,建立健全社会责任内外部制约机制。理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协调社会责任各方力量,综合平衡相关方利益,完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共同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建设。

谭晓玲^[7]（2020）在《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西方阵营尖锐对峙,新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封锁”政策,新中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亟需通过民间外交这一特殊的对外交往方式打破封锁。冀朝鼎是中国留美学生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是中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民间外交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冀朝鼎的早期教育和经历,使他在很多方面的信念与许多同时代人有所区别,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民间外交实践活动的开展。冀朝鼎早年就读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英语和口才极好,初显好斗情绪,留美期间系统学习了国际贸易和金融相关课程,并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常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交往的过程中,冀朝鼎逐渐建立了比较稳定的联系并逐步营造出了便于自身开展工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西方国家在国家发展方面的经验并希望新中国能够从中加以借鉴。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主要包括以民促官、打破西方封锁和促进新中国接轨国际两个方面,并为此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冀朝鼎个人独特的教育及经历,使得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呈现出了其独有的特点,表现为自是终生勤护国、斗争灵活依原则、建国重则始存心、广交朋友促外交。冀朝鼎的民间外交实践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贸封锁,积极探索新中国对外经贸的新体制,推动新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同时加深世界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新时代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冀朝鼎全面的个人素养和丰富的精神价值对于促进新时代个人成长成才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张伟军^[8]（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贾韬^[9]（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朱宝^[10]（2019）在《不平衡条件下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普惠金融领域。普惠金融,也称包容性金融,是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进一步延伸。中国推行普惠金融政策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普惠金融的实施在现实中遇到了发展不平衡以及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前,金融机构践行的普惠金融理念是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主要考虑的是为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金融服务,对弱势群体是否可以通过获得的普惠金融服务增强自身的发展能力则考虑不足。发展不平衡与是否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如果普惠金融仍然在原有的轨道上运行,按照原有的理念开展业务,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会依旧存在,就不能够有效地支持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普惠金融也就难以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将普惠金融与中国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和本质,以创新的理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首先对中国普惠金融区域间发展的结构不平衡性进行分析,然后分别从空间溢出效应和风险溢出效应的视角研究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溢出效应的不充分性,由此解释发展不平衡性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研究新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开发性普惠金融,分析推行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必要性、工作目标及其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全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通过普惠金融指数、普惠金融基尼系数和普惠金融结构集中度的分析,论证了中国区域之间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构建普惠金融指数,测度并分析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结果显示:中国普惠金融总体水平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东、中、西部区域之间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东到西递减,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维度观察,三个区域普惠金融发展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渗透性维度中,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薄弱;接触性维度中,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路径相似,东部地区金融服务接触性发展程度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效用性维度中,中部地区效用性维度发展更为薄弱,劣于西部地区。运用普惠金融基尼系数测算出的结构集中度能够反映普惠金融发展结构是否平衡和合理。结构集中度越高,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越不平衡,可能存在一个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只重视金融服务的渗透性而忽略金融服务的接触性,而另一个地区只重视金融服务接触性而忽视渗透性作用。从测算结果可知,中国普惠金融存在结构不平衡性,区域间渗透性维度的发展不均衡最为突出。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模型对中国区域间普惠金融发展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三个区域的渗透性维度处于结构劣势状态。运用改进的霍特林模型对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普惠金融空间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普惠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价格不仅与自身成本有关,还与区域之间单位距离成本有关。以中部地区的普惠金融为分析对象,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是否会对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取决于地区之间普惠金融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单位距离成本。相对价格越低,单位距离成本越小,区域之间的空间溢出现象就越明显。当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得到的普惠金融产品及服务的利润越高时,普惠金融就越容易向中部地区渗透,空间溢出效应就越强烈。通过空间模型实证分析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是否会对中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接触性维度发展会对中部地区产生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渗透性和效用性维度发展会对中部地区产生一定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说明中国区域之间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展不充分,区域之间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向协同联动效应没有完全形成,这种不充分的空间溢出效应导致了区域之间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基于互联网金融视角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的风险溢出效应,发现互联网金融行业与银行业存在着正向、非对称的双向风险传递。且银行业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溢出效应要大于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业的风险溢出效应。当互联网金融出现较大波动时,银行业面临的收益率损失增加0.26%;互联网金融行业对银行业的风险贡献度是3.68%。反之,银行业出现较大波动时,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收益率损失将增加0.88%,银行业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贡献度高达16.06%。互联网金融存在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一面,但其发展不充分也有可能因风险的暴露导致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论证推行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必要性,提出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开发性普惠金融重视“造血”机制,是普惠金融的深化发展。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有助于解决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开发性普惠金融注重与国家战略相结合,支持乡村振兴是开发性普惠金融的首要工作目标。开发性普惠金融通过激活弱势群体的金融消费内生动力和转变弱势群体的融资及生产方式,将弱势群体的生产与现代化产业有机地联系为一个整体,从内生的角度提高弱势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使得弱势群体借助开发性普惠金融增强自身的“造血”机制。基于开发性普惠金融的理念实现乡村扶贫和支持农户投融资。通过分析可知,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出受到金融教育的影响。可以通过开发性普惠金融的业务流程,给予农户较多的金融素养培训,传播必要的农业产业化理念以及农业供应链金融知识,使农户有意识地加入农业产业链的分工合作。提高农户使用金融设施和金融产品的能力,尤其是合理运用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能力,保持农户对农业发展的乐观心态,提高农户农业投资水平及农业投资效率。运用重复剔除纳什均衡的分析方法,探讨农业企业和农户之间关于农业投资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农业企业农业投资的意愿会影响农户的农业投资,农户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审时度势地进行农业投资。可以通过开发性普惠金融支持广大农户融入到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支持农户与农业核心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使农户与农业核心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未来乡村的扶贫创新可以从鼓励金融机构提供与开发性普惠金融有关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着手,针对弱势群体开展基于产业链分工合作的开发性普惠金融服务,通过开发性普惠金融纠正扶贫政策的目标偏差,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实施精准定位,从而有效减缓贫困。从三个层面提出推行开发性普惠金融发展的工作思路。提出基于分工协作的开发性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建立全国布局的开发性普惠金融工作系统,加强开发性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国内外对银行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争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内外对银行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争论（论文提纲范文）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3）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路径优化研究 ——以中国银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不平衡条件下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内外对银行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争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李健民.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对资本主义问题认识的研究[D]. 刘上琼.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6)
• [5]马克思恩格斯土地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D]. 张翔.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6]国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路径优化研究 ——以中国银行为例[D]. 顾沺沺. 长安大学, 2020(06)
• [7]冀朝鼎民间外交实践研究（1949-1963）[D]. 谭晓玲.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9]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10]不平衡条件下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研究[D]. 朱宝. 湖南大学, 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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