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高闯,李枫[1]（2021）在《建党百年政策推动国有企业演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公营企业就应运而生,并且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有企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职能合理实现,在根据地、解放区和国家建设中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本文运用共同演化原理对百年来环境、政策与国有企业的共同演化过程展开研究,结合行为、信念、价值和认知结构的作用原理和反馈机制深入挖掘政策推动国有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展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有企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张媛媛[2]（2021）在《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分红》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提升经营效率、建立科学管理制度,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至2013年国有企业初步完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构建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目标。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了新方向,发展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国有股东参与经营治理成为一种新的政策选择。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从股权参与转变为治理参与。派驻董事是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内部治理的重要方式,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非国有股东通过派驻董事能够参与董事会决策与监督,实现其意愿和自身利益。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指出要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合理的分红政策对于提升国有企业内部资源配置水平、实现股东投资回报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关于国有企业分红水平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的结论:一部分学者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导致委托代理问题严重,经理人出于自利目的保留盈余,企业分红水平较低;另一部分学者基于大股东“隧道效应”提出大股东企图通过分红作为合法手段榨取企业利润,因此国企分红水平较高。以上两种理论本质上都体现了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合理。在国有企业混改的背景下,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能够增加其在董事会的话语权,改变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现金分红是股东获得投资收益限制最少、最直接的方式,因此非国有股东会促使董事会通过增加现金分红的决策,进而促进国企分红水平的提升。国企分红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体现非国有股东的意愿、维护非国有股东权益,还能防范国有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和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本文以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作为研究对象,以2011-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国有企业分红的影响。通过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治理、分红影响因素等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国有企业分红意愿和分红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第二,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股利平稳性具有负向影响。第三,相比于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分红的影响更加显着。并且在进一步研究中得出:相比较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中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分红影响更显着;相比较于垄断性国有企业,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分红的影响更加显着。本文希望通过研究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探索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借鉴。
魏庆文[3]（2020）在《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下游产品部门的竞争水平已经大幅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然而,上游要素部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国有垄断状态,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受到诸多限制。这不仅阻碍了高效率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进入,扩大了产业间收入差距,而且还阻碍了工业化进程,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并最终损害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面临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外部需求萎缩等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过去长期实行的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推动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必须转向依靠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除了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以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是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又一重要途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途径。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演进中起到怎样的作用?进一步地,现阶段能否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垄断,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现有文献侧重考察国有企业垄断自身的效率损失,及其对整体经济的效率损失,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特征事实及其对下游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影响,更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研究其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显然,这一问题的突破直接关系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为题,首先在理论上剖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区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并构建产业组织模型从数理层面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垄断竞争关系。其次,本文在已有关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和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测算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予以改进,并应用改进后的模型测算中国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和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本文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空间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呈倒“U”型,具体作用方向取决于正负两方面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平均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与要素配置扭曲水平反向变动: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向上游攀升时,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大于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要素配置扭曲程度有所下降;而当国有企业沿产业链进入下游产业时,由“直接抑制效应”和“间接拖累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大于由“竞争退出效应”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趋于上升。并且相对而言,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劳动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大于对资本要素配置扭曲的改善程度。空间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不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影响;加入地区之间的空间效应后,由于相邻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产生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上游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能够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中国经济新一轮高质量增长。而打破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关键在于清除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行政保护。为此,需要厘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作用,重新定义政府角色,明确国有企业市场定位,并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本文从中国特定的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据笔者检索相关文献所知,这是现有研究中的首次。已有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多从企业间水平竞争结构出发,考察不同类型企业在产业内的水平竞争,着重关注各类要素配置扭曲或政策扭曲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虽然少数文献注意到国有企业垄断产业链上游的现象,并研究了其对经济增长、国有企业超额利润等方面的影响,但缺乏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研究。2.本文提出了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综合分析框架,从“直接抑制效应”、“间接拖累效应”、“竞争退出效应”和“空间效应”等层面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现有文献从国有企业本身相对较低的效率,以及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间接拖累等层面论述了国有企业对资源配置效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但却缺乏动态和空间层面的考察。一方面,从长期的动态效果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意味着国有企业不断退出下游市场竞争,由此释放出大量的生产要素,放开了下游市场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并且扫除了下游市场竞争机制有效发挥的障碍。从这一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市场竞争结构及其形成过程在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演进中发挥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变量并非相互独立,现实中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经济技术联系,各地区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并非仅仅对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影响,还会对其他地区,尤其是空间临近地区产生影响,而其他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变又会反作用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为全面考察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有必要将动态因素和空间因素也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
刘淑颖[4]（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中部省份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混乱,各地政府如何保持财政可持续问题亟待解决。文献表明同时满足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区间是[22.48%,33.3%),且下限相对上限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基于上述,本文将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作为研究前提,以中部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对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理论层面划分,深入研究全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提出具体调整优化方案。在文献综述基础上,首先对我国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进行现状分析,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险基金四本预算经费依次开展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央地政府共同事务交叉重叠度高和地方政府支出超负荷等问题;其次厘清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以外部性、信息复杂度、激励相容和公平性四原则对我国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理论层面的划分;接着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量化可持续发展水平,基于2009-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研究中部省份不同财政支出的规模变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省情差异性。最后结合理论划分方案和实证影响路径,尝试提出中部省份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调整方案。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研究视角创新。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二是采用全口径的财政收支进行研究,得出较具科学合理性、可操作性的中部省份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调整方案。
刘福广[5]（2020）在《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难题,探索构建评价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效能情况的理论模型,开展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有关基础理论和研究文献,厘清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进程、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不足,分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内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运行实践情况。（2）开展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进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梳理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讨论党组织融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逻辑,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治理效能问卷调研,构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软件技术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探讨党委会嵌入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3）建立了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模型,揭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回顾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分析党组织促进公司治理效能的协同效应,开展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构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博弈模型,采用进化博弈论理论技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博弈模型,探究公司治理博弈模型的均衡解。（4）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下,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的合理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引入交叉任职融入度的概念,建立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开发党委嵌入下的协同效应算法,并对国有控股公司常见的领导任职配置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党委会与董事会交叉任职的最优方式。（5）结合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际,从法律保障、理论支撑、治理实践等层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模式,西方的经典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无法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的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实践运行走过了三个阶段,政策制度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加快建立阶段,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技术方法比较落后、实践运行缺乏规范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改进完善。第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证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影响,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同步建设对于公司治理效能的提高至关重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发公司治理主体协同效应,激励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行为,提升公司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实现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维互动,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处于积极有序的平衡态,以良性循环态势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是一项关键机制,存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交叉任职的最佳方式。讨论前置决策程序重新界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新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关系,使党委会成为公司一切重大决策的枢纽和关口,为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提供持续保证。第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全球意义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迭代升级。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经历了“融入模式”、“嵌入模式”两种模式、两个阶段,目前,处在由“融入模式”向“融入模式”与“嵌入模式”相结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集合了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势的双重优势,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基本的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把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内置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治理思想更加合理,具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王莉娜[6]（2019）在《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优先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甚至融不到资问题,同时逐步降低融资成本”,“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问题。”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供应量和企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银行业在信贷资源配置过程中仍然存在显着偏好,面对民营企业存在“不敢贷、不愿贷”问题。我国大量的信贷资源流向国有企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贡献大的民营企业获得的融资支持却与其经济地位严重不符。本文对我国信贷资源配置中的所有制歧视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与融资情况、中央及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关注以及搜集整理前期学者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整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概念,提出本文的研究重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本文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是否存在所有制歧视。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前期学者并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厘清这一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如果不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无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不应着眼于企业的产权性质问题;如果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存在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那么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就应从企业的产权性质出发,致力于消除不同产权企业在经济运行中的不同待遇,完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经营环境。第二,信贷资源配置是影响实体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因素,货币政策的宽松与否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外生冲击。在我国,银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在经济中传播的主要渠道。那么,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和工具的调整,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整有的放矢。第三,根据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对经济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是影响经济的最重要变量。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度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地区的不同制度环境会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产生怎样的影响?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制度根源上理解导致银行差别贷款的行为,也为经济金融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指导方向。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存在显着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存在显着差异,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信贷资源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本文采用总借款规模、长期负债比率（单位资产获取的长期借款规模）表示信贷资源规模,长期借款在总借款中的比重表示信贷期限结构,实际利息率（利息支出除以企业总负债）表示融资成本,据此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三个层面均存在显着差异,即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信贷融资规模和更长的信贷期限结构,并且获得信贷资源的实际融资成本更低。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信贷配置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进一步加大,强化了信贷配置规模歧视、信贷期限结构歧视、信贷融资成本歧视;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配置差异缩小。宽松货币政策会强化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而言,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更紧密、更近,与银行之间的交易不存在时滞问题。如果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传导时,与商业银行关系更紧密的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货币政策不仅具有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功能,还具有调节信贷资源总量以及信贷资源在不同产权企业间配置结构的作用。第三,制度环境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存在显着影响。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对信贷规模差异、信贷期限结构差异、信贷融资成本差异的影响并不相同。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改善信贷资源规模歧视,而地区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期限结构歧视;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则可以使信贷融资成本歧视得到显着改善。政府干预程度下降、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金融发展和法制化水平的提高,银行将会更加严格地审查企业的贷款申请,给予更严格的贷款条款,严格执行贷款契约。银行将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对经营绩效更高、成长能力更强的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的调查与分析,从而放松对民营企业过于苛刻的贷款条件,并且提供较长期限的贷款资源,使得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信贷资源配置差异得到有效改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学者们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从产权的角度研究信贷资源配置问题,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从产权的角度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解决经济增长乏力问题,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非资源规模的扩大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激发经济活力,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本文使用2007-2017年上市公司企业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涵盖我国股票市场的沪深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多种类型企业,增强了本文研究的可信度,为此类研究增添了新的证据,丰富了此类研究的文献。第二,货币政策对企业信贷资源存在影响已有诸多研究,文献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信贷资源供给总规模、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少关注货币政策对不同产权企业间信贷配置结构的影响。少量文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配置差异进行了研究,但局限于信贷规模层面,未涉及信贷期限结构、信贷融资成本。本文从信贷规模、期限结构和融资成本三个层面,分析货币政策的变动是会显着提高还是降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配置差异,抑或是没有影响。这一研究有利于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实施,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提升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有效的指引方向。第三,制度环境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处于转轨阶段和金融发展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现状,以及我国国土面积大,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事实,选择政府干预、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三个制度变量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信贷配置差异的制度根源。从现实层面来讲,在当前民营企业发展和融资困难的情况下,有助于从制度环境层面完善政策措施进而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推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第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与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进行相应结合,不仅提升本文实证结果的可信度,也为商业银行信贷实务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学术支撑。本文的政策建议为:应重新审视和解决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银行业不敢贷不愿贷问题,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大方针,打破信贷资源配置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偏好与歧视。有效提升民营企业自身经营素质,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进一步深化改革银行体系,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尤其是要注重货币政策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环境的提升改善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程度。重新审视我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企业杠杆率高等问题,以信贷资源优化配置带动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我国企业生产率和国民收入。
张训常[7]（2019）在《“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虽然在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政企分开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以后,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改革远没有达到完成的阶段,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并未能触及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本质问题。“政资分开”作为分离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国有资本的独立性,对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学者指出“政资分开”应当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与主线,这也与我国新时代下的国有资本改革方向相一致。那么,“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有哪些经济效应?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明确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促进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主要以双元结构财政理论为理论基础,首先从地方财政压力的视角分析了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相互混淆的这样一种“政资不分”现象的存在性,并进一步考察了这种“政资不分”对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其次,鉴于2007年开始实施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实现“政资分开”的一次制度建设,本文以此作为一项政策冲击,通过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来说明“政资分开”的积极作用。最后,考虑到中国这样一种“条条块块”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当一个地区的政府控制另一个地区的企业时,该政府就难以将其社会管理职能与作为该企业的所有者职能相互混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资分开”,基于这一点,本文采用国有企业是否被异地国资委控股来反映“政资分开”,实证分析了“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政资不分”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是影响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创立时的地方财政压力水平越大,其初始规模越小,初始效率越低。考虑国资委成立前后的效应时发现,在国资委成立之前创立的国有企业的初始规模和效率受到地方财政压力的负面影响更大,表明国资委成立能够削弱地方财政压力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资委成立之前“政资不分”现象的严重性,并肯定了国资委对实现“政资分开”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创立时的地方财政压力对国有企业初始规模和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创立时的地方财政压力水平对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效率造成了长期的负面效应,并且较大幅度的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风险,地方财政压力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国有企业的退出风险会提高90%左右。该研究结论体现了我国国有资本财政与公共财政相互混淆的这样一种“政资不分”的现象,并反映了“政资不分”对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第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作为有助于促进政资分开的重要举措,实施该制度能够显着的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且无论是中央国有企业、省属国有企业还是市属国有企业,该正向影响都较为显着。进一步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高干预地区的国有企业,以及对具有较高程度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更大的改善作用,说明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以及约束预算软约束下的投资行为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升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机制。第三,地方国有企业被异地国资委控股能够显着提高其经营绩效,主要表现在与本地国资委控股的国有企业相比,异地国资委控股的企业具有更高的资产收益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进一步检验的结果发现对于政府干预较高地区、财政压力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的国有企业,被异地国资委控股具有更大的积极效应;以及本文以中央国有企业进行反事实的检验表明,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样本,国务院国资委异地控股并不能提高企业绩效。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异地国资委控股的积极效应是“政资分开”作用的一种体现。与以往研究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经验层面肯定了“政资分开”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地方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国有资本配置,以及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王聪[8]（2019）在《出口与国有企业效率》文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推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国有制造业企业利润率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国有企业出口强度（出口占销售额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上述事实是否意味着国有企业相对民营企业的效率出现了显着的提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出口竞争对国有企业效率产生作用了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直接效率和间接效率两个维度对国有企业效率进行了研究。直接效率方面,首先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有企业效率的指标,并分别使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生产率测算方法,以及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Berkowitz et al.（2017）和余淼杰等（2018）等研究基础上,引入产能利用率和出口因素后的生产率测算方法,对企业生产率进行测算,分析国有企业效率演进情况。然后,构建衡量企业层面出口竞争水平的指标,并分析出口竞争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间接效率方面,国有垄断服务部门的机构改革会对制造业企业造成间接效率损失,本文以2005年3月中国铁路机构改革作为政策冲击,识别了国有垄断服务商的机构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和生产率造成的间接效率损失。具体来说,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1998-2007年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水平未超过相同规模的民营企业,2011-2013年相同规模国有企业生产率超过了民营企业。1998-2007年,相同规模国有企业生产率整体经历了快速增长,其相对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也快速缩小。2011-2013年,无论从平均生产率还是加权平均生产率,国有企业生产率均超过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较高的加权生产率主要由大型、高生产率的央企和出口国有企业造成。第二,1998-2013年间,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过度依赖企业自身成长和低效率企业退出,企业进入效应和企业间资源再配置效应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还十分有限。尽管国有企业生产率在1998-2007年间呈现大幅增长,但2007-2013年国有企业生产率增幅锐减,特别是这一时期出口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增幅仅为非出口国有企业生产率增幅的50%左右。第三,整体上出口竞争对制造业非国有企业生产率起到了微弱的促进作用,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率对出口竞争的弹性大约是我国非国有企业的800倍,而出口竞争对国有企业生产率未起到显着影响,出口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象是由自选择效应,而不是出口学习效应造成。造成出口竞争未能显着影响国有企业生产率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别于其他类型企业,在出口竞争程度提高时,国有企业在出口产品再配置、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等方面存在显着差,导致出口竞争无法有效提高国有企业生产率。出口竞争对不同出口强度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说,目前超过60%的国有企业出口强度低于10%,过低的出口强度使得出口竞争对低出口强度国企的生产率无显着影响,甚至会产生显着负向影响,而对于出口强度达到28.5%以上的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对上述国有企业生产率会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第四,制造业国有企业生产率相对民营企业生产率快速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垄断服务部门为制造业国有企业提供服务收取的交易费用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其他类型企业为购买国有垄断服务部门服务支付的交易费用存在较大波动,从而间接抑制了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生产率的增长,造成国有企业相对生产率的提高。以铁路系统机构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验证了上述结论。2005年3月份铁路系统施行的全国性机构改革,从整体上来说,通过影响出口价格和出口企业数目使得非国有企业的铁路运输出口下降了大约10.9%,进而造成使用铁路运输出口的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下降了0.3%,而上述机构改革对于国有企业的出口和生产率并未产生显着影响。国有垄断服务商为不同类型企业提供服务收取的交易费用存在显着差别,是造成国有企业生产率相对民营企业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梁志华[9]（2019）在《中国政府资产研究》文中指出对于政府资产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府资产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在为政府机关相关经费的支出提供保障的同时,政府资产又通过社会总需求这一指标调节社会经济运行,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通过对国内外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主体是国家,对以政府为主体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拥有和支配着大量的资产,探索研究中国政府资产的准确货币价值和合适估算方法是必要的。同时,在核算过程中可发现资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改进管理方法,对维护政府资产权益,促进政府资产规范运作,增强政府资产的利用效率等有较强现实意义。本文对政府资产的研究从政府资产核算和政府资产管理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际和国内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比较分析,在遵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等国际准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政府会计制度》等相关制度,参考国内已有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研究,制定出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的类别和主体框架。以理论框架为指导,文章分别估算了中国2016年和2017年的政府资产和政府负债。其中,对非生产资产和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的核算是重点内容。在非生产性资产的核算中,主要测算了土地资产、煤炭资产、石油和天然气资产和水资源资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政府土地资产应包含的面积进行了重新确定,对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核算用净现值法对中国现有已探明的储量进行估算。同时尝试在中国政府煤炭资产和水资源资产的核算中采用净现值法对现有储量应缴资源税折现得到估算值。金融企业国有净资产的计算从重点银行企业扩展到了银行业中的城市商业银行、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具体分析选取的各个企业,并对核算出的数据与《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的官方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评估计算数据的准确性。另外,还估算了生产资产和政府负债。通过估算中国政府资产,发现了在政府资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别从生产资产管理,非生产资产管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三个方面阐述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而政府资产管理的改进将为政府资产的准确核算和计量打下坚实的统计基础。本文对于中国政府资产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的估算方法和数据较为合理。文章通过计算分析2010年至2017年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结合《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估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非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估算数据与官方差别不大,估算方法是较为合适的。第二,非生产资产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搜集计算中国土地资源、煤炭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资产数据过程中发现,自然资源的管理存在较大的问题,只有加大力度针对性的加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非培育性生物资源和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管理和统计工作,才有可能为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的核算打下基础。目前可借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尝试编制卫星账户,对自然资源的损耗、新发现资源详细记录,并将各资源账户与中国的经济和环境保护政策相联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第三,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核算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分别从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三个行业对金融机构的国有净资产进行了核算。在测算出具体政府资产数据后,根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对核算数据和官方数据进行了分行业对比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与官方数据差别较大,其中保险业国有资产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不大,而银行业和证券业的估算数据与官方差距较大,并对可能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只有加强金融企业的管理工作,注重部分金融企业的信息记录和公开,完善金融企业的国有权益数据,分行业、分类别进行汇总,才能实现金融企业国有权益部分的准确计量和真实反映,加强金融资产的管理和监管。第四,中国政府资产总量较大,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本文核算的中国政府资产与实际价值相比是低的。一方面,中国的自然资源丰富,不仅包括文中核算的土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等资源,还包括其他各种自然资源,未来对它们的计量将是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金融企业的国有净资产因数据的可得性等原因未包括全部的金融企业。即便如此,计算得出的中国政府资产的总量仍较大,而且通过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所掌握的可被利用的资产较多。
朱震锋[10]（2019）在《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国有林区是我国林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典型区域,除了林区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之外,同时又有着在资源、经济、社会乃至企业等多个层面上的一系列复杂内涵。也正是如此,国有林区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既有着持续至今的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探索、实践,又不乏对资源利用与保护这一横亘在林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历史命题的探求、解答。依托国家生态建设和财政支持,十多年来黑龙江国有林区社会经济和资源危机逐步得到缓和,但根植于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林区政企合一体制方面的内在问题却并未彻底解决,加之全面停伐政策对林区带来的巨大冲击,林区面临着一系列严峻形势。2015年中央出台《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后简称《意见》）,这为黑龙江国有林区在竭力应对全面停伐的关键档口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意见》出台之后,黑龙江国有林区加快了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制定通过了《黑龙江省重点国有林区改革总体方案》,设定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自此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本文正是立足黑龙江国有林区对预期改革目标的迫切需求,以系统创新的研究范式提出构建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这一总体研究目标,充分调动林区资源,不断激发改革活力,提升改革动力,进而加快林区改革进程并提高改革绩效,促进林区从根本上破解体制困境、实现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围绕着科学构建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展开一系列深入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了国有林区改革、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这是开展后续研究内容的最基本前提。根据对创新系统理论的深刻理解以及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目标、改革路线、改革任务的系统把握,界定了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基本内涵,即通过有效协调改革过程中各相关主体、相关改革措施等之间的关系,促进彼此之间协同并进,从而更好、更快地推动林区各领域的改革实践,以此提高改革的进程和最终成效。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还可以根据功能不同进一步划分为改革创新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等。第二,分别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阐述了构建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重要基础。理论基础方面,搭建了“金字塔”式的理论支撑体系,其中,熊彼特创新理论主要为深刻领会和揭示本研究旨在构建的改革创新机制的理论逻辑和基本理念服务,深化对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内涵的理论认识,为后续改革创新机制构建的目标设定及预期的理论研究价值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创新系统理论为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构建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国企改革理论和供给侧理论则分别对林区改革中关于森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及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等方面的创新研究提供指导。现实基础方面,基于对近年来黑龙江国有林区在生态资源、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呈现出的新内涵和新趋势进行的创新性解构及深刻分析,系统论述了这些新内涵和新趋势对构建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所提供的现实依据。第三,在系统描述黑龙江国有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生态资源现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研以及赴黑龙江森工系统开展有关国有林区改革的专题访谈,总体呈现了当前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具体实践现状及取得的基本成效;挖掘和归纳了改革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对影响林区改革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上述现状研究及定量研究为后续具体构建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提供了充分的定性和定量支持,同时还借此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创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后续改革任务,并在完善创新机制的同时兼顾增强、削弱林区改革的驱动、扰动因素,为下文建立改革创新的保障机制提供思路。第四,具体构建了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理论框架。明确了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设计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将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构成要素归纳为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深入分析了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运行机理。这部分的研究内容在整个研究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这部分的研究结论,为后续专门构建改革创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指导。第五,从两个方面展开对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主体研究。一是探究了推动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运行的动力机制,在明确动力源的前提下,从两类动力源入手建立了具体的驱动林区改革创新机制运行的动力策略,这是后续建立的改革创新机制得以持续运行的前提基础。二是充分结合已经完成的理论框架及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别以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体制、森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林区和地方融合发展机制等为基本路径,实现了本文构建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总体研究目标。最后,基于对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具体构成、运行机理、动力体系以及作用路径等关键问题的深刻认识,同时充分参考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第四章中关于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运行过程中如何构建综合保障机制所明确的3个着力点,分别从三个方面构建了改革创新机制的保障措施。第一,积极确立深化国有林区改革的思想认识,为林区改革创新提供思想保障。包括加强改革政策解读和宣传、强化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意识、转变经济发展思维。第二,营造良好的改革创新环境,为林区改革创新提供环境保障。
二、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建党百年政策推动国有企业演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提出 |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构架 |
| (一)文献综述 |
| (二)理论构架 |
| 三、制度建设、政策推动，实现国有企业全面发展 |
| (一)1927—1948年：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公营企业发展 |
| (二)1949—1977年：改革开放前国营企业的探索与发展 |
| (三)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 |
| 1.1978—1991年：放权让利，激发企业活力 |
| 2.1992—201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阶段 |
| 3.2013年至今：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阶段 |
| 四、信念坚定，实事求是，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相统一 |
| (一)坚持党的领导，信念坚定不移，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
| (二)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注重实践和及时全面的反馈机制建立 |
| 五、结论与启示 |
（2）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分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 |
|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非国有股东董事 |
| 2.1.2 分红的相关概念 |
| 2.2 非国有股东治理相关研究 |
| 2.2.1 非国有股东股权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综述 |
| 2.2.2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治理参与公司治理的文献综述 |
| 2.3 股利分红相关研究 |
| 2.3.1 内部公司治理因素 |
| 2.3.2 公司特征 |
| 2.3.3 外部制度特征因素 |
| 2.4 股利平稳性相关研究 |
| 2.4.1 国外股利平稳性相关研究 |
| 2.4.2 国内股利平稳性相关研究 |
| 2.5 制度背景 |
| 2.5.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5.2 国有企业分红背景 |
| 2.6 相关理论 |
| 2.6.1 委托代理理论 |
| 2.6.2 股东积极主义理论 |
| 2.6.3 股利代理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分红水平 |
| 3.1.2 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股利平稳性 |
| 3.1.3 不同股权特征下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国企分红 |
| 3.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3.2.1 样本选择 |
| 3.2.2 数据来源 |
| 3.3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3.3.1 被解释变量 |
| 3.3.2 解释变量 |
| 3.3.3 控制变量 |
| 3.3.4 模型设计 |
| 3.4 本章小结 |
|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检验 |
| 4.1 描述性统计 |
| 4.2 相关性分析 |
| 4.3 模型检验和结果分析 |
| 4.3.1 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企业分红水平的影响 |
| 4.3.2 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股利平稳性的影响 |
| 4.3.3 不同股权特征下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国企分红的影响 |
| 4.4 进一步研究 |
| 4.4.1 不同市场化水平下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对于分红的影响 |
| 4.4.2 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下非国有股东董事对于分红的影响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重新选取样本容量 |
| 4.5.2 替换度量指标 |
| 4.5.3 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五、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启示及建议 |
| 5.3 可能的创新点 |
|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课题及发表论文情况 |
（3）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相关研究 |
| 2.1.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概念和成因 |
| 2.1.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经济影响研究 |
| 2.1.3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性质: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 |
| 2.1.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的必要性探讨 |
| 2.2 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有企业微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2.2 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 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1 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 |
| 2.3.2 国外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3.3 国内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研究 |
| 2.4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5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理论分析 |
| 3.1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3.1.1 直接抑制效应 |
| 3.1.2 间接拖累效应 |
| 3.1.3 竞争退出效应 |
| 3.1.4 空间效应 |
| 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数理模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程度的测算 |
| 4.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 |
| 4.1.1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 |
| 4.1.2 产业上游度的测算结果 |
| 4.2 国有资本产业分布的变化情况 |
| 4.2.1 国有资本总量的变化情况 |
| 4.2.2 各产业国有资本占全部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2.3 工业部门各子产业中的国有资本比重的变化情况 |
| 4.3 国有企业上游度及其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1 国有企业上游度的变化情况 |
| 4.3.2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势力的变化情况 |
| 4.3.3 国有企业上游化攀升与其上游垄断势力增强的关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水平的测算 |
| 5.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1.1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1.2 数据说明 |
| 5.1.3 地区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1.4 分地区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2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 |
| 5.2.1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测算框架 |
| 5.2.2 数据说明 |
| 5.2.3 产业间要素配置扭曲程度 |
| 5.2.4 分产业要素投入扭曲程度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6.1.1 模型设定 |
| 6.1.2 变量说明 |
| 6.1.3 数据来源 |
| 6.2 基准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空间效应 |
| 7.1 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
| 7.2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7.3 空间模型设定 |
| 7.4 空间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未来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中部省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可持续发展定义 |
| 2.2 宏观税负定义 |
| 2.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综述 |
| 2.4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定义 |
| 2.5 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 |
| 2.6 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相关综述 |
| 2.7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分析 |
| 3.1 一般公共预算现状分析 |
| 3.2 政府性基金现状分析 |
| 3.3 国有资本经营现状分析 |
| 3.4 社会保险基金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机制研究 |
| 4.1 政府与市场 |
| 4.2 财政分权理论 |
| 4.3 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理论层面划分调整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理论划分方案 |
| 4.3.2 政府性基金理论调整方案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理论调整方案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理论划分方案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关系实证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水平 |
| 5.1.1 指标体系构建 |
| 5.1.2 熵值法权重确定 |
| 5.2 实证分析与检验 |
| 5.2.1 模型构建、解释变量选择 |
| 5.2.2 中部省份基准模型多方案回归 |
| 5.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 5.3 中部省份分区域差异性实证分析 |
| 5.3.1 分区域方案1回归 |
| 5.3.2 分区域方案2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具体调整方案 |
| 6.1 第Ⅰ类省份调整优化方案 |
| 6.1.1 河南省调整优化方案 |
| 6.2 第Ⅱ类省份调整优化方案 |
| 6.2.1 湖南省调整优化方案 |
| 6.3 第Ⅲ类省份调整优化方案 |
| 6.3.1 黑龙江省调整优化方案 |
| 第七章 结论、政策建议和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之处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章小结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公司治理理论 |
| 2.1.2 嵌入性理论 |
| 2.1.3 路径依赖理论 |
| 2.1.4 内外共治理论 |
| 2.1.5 进化博弈理论 |
| 2.1.6 自组织理论 |
| 2.1.7 新时代政治经济学 |
| 2.1.8 理论应用情况概述 |
| 2.2 公司治理结构文献综述 |
| 2.2.1 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有关文献简述 |
| 2.2.3 公司治理效能有关文献简述 |
| 2.3 政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文献综述 |
| 2.3.1 文献数据与数据处理 |
| 2.3.2 研究概况 |
| 2.3.3 文献关键词分析 |
| 2.3.4 研究热点聚类 |
| 2.4 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公司治理实践比较研究及国内发展现状 |
| 3.1 国外公司治理实践基本情况 |
| 3.1.1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2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3 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治理模式概述 |
| 3.1.4 OECD公司治理准则 |
| 3.2 国内公司治理政策演进和实践情况 |
| 3.2.1 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1992-2001) |
| 3.2.2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深化实践阶段(2002-2011) |
| 3.2.3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建立阶段(2012-今) |
| 3.3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特征及核心要件 |
| 3.3.1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 |
| 3.3.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要件 |
| 3.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3.4.1 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地位的法律保障问题 |
| 3.4.2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论支撑问题 |
| 3.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实践效能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党组织嵌入模式下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 |
| 4.1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主体 |
| 4.1.1 公司治理主体与利益相关者 |
| 4.1.2 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 |
| 4.1.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 |
| 4.2 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能 |
| 4.2.1 公司治理效能的关键指标 |
| 4.2.2 不同主体的治理作用 |
| 4.2.3 治理主体关键职权对比 |
| 4.3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量表 |
| 4.3.1 变量的选取及界定 |
| 4.3.2 问卷设计 |
| 4.3.3 治理效能指标体系 |
| 4.4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量表检验 |
| 4.4.1 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
| 4.4.2 信度、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理论模型及实证分析 |
| 5.1 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1 党组织嵌入影响公司治理效能的路径 |
| 5.1.2 构建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 |
| 5.1.3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 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路径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2.3 党委会对治理效能的影响 |
| 5.3 本章小结 |
| 6 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
| 6.1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 |
| 6.1.1 公司制以前国有企业党组织建设与管理机制 |
| 6.1.2 公司制以来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政策规定 |
| 6.2 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 |
| 6.2.1 融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2.2 嵌入模式下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6.3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 |
| 6.3.1 横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3.2 纵向嵌入公司治理博弈模型 |
| 6.4 党组织嵌入促进公司治理效能效应研究 |
| 6.4.1 没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2 有党组织嵌入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决策博弈模型 |
| 6.4.3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党委会效用分析 |
| 6.4.4 党委会促进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 |
| 6.4.5 党组织完善企业的群体决策机制 |
| 6.5 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 |
| 6.5.1 案例研究设计和调研企业基本情况 |
| 6.5.2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情况 |
| 6.5.3 党组织参与管理的工作模式 |
| 6.5.4 党组织参与管理效果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7 交叉任职比例协同治理效能理论模型 |
| 7.1 宏观视角: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 |
| 7.1.1 模型思想 |
| 7.1.2 模型建立 |
| 7.1.3 基于任职比例的帕累托模型 |
| 7.2 微观视角:交叉任职的协同效应算法 |
| 7.2.1 党委会与董事会的融入度 |
| 7.2.2 公司治理的基础效能与协同效能 |
| 7.2.3 党委会成员融入公司治理评级指标集合 |
| 7.2.4 基于协同度模型的决策人员分组情况分析 |
| 7.3 党组织与董事会、经理层主要领导任职配置模式 |
| 7.4 本章小结 |
| 8 加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对策建议 |
| 8.1 完善公司治理有关法律法规 |
| 8.2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理论 |
| 8.3 推进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提升实践 |
| 8.4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工作 |
| 9.2 研究结论 |
| 9.3 主要创新 |
| 9.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产权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
| 2.1.1 马克思产权理论 |
| 2.1.2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 |
| 2.1.3 我国学者关于产权问题的讨论 |
| 2.2 信贷资源配置理论与研究 |
| 2.2.1 信贷资源配置概念 |
| 2.2.2 信贷资源配置理论 |
| 2.3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 |
| 2.3.1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概念 |
| 2.3.2 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 |
| 2.4 货币政策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 制度环境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1 政府干预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5.2 金融发展、法制化水平与信贷资源配置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我国不同产权企业发展与信贷配置对比分析 |
| 3.1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对比 |
| 3.2 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信贷资源配置对比 |
| 3.2.1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融资规模差异 |
| 3.2.2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借款期限结构差异 |
| 3.2.3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差异 |
| 3.3 信贷资源配置失衡的经济效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信贷资源配置均衡理论模型 |
| 4.1 信贷资源配置均衡分析 |
| 4.2 引入货币政策和制度环境的信贷资源配置均衡分析 |
| 第5章 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实证分析 |
| 5.1 数据选择与处理 |
| 5.1.1 数据选择 |
| 5.1.2 数据处理 |
| 5.2 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选取 |
| 5.3 实证方法 |
| 5.3.1 实证方法的选择:豪斯曼-泰勒估计量 |
| 5.3.2 实证分析的层次 |
| 5.3.3 实证软件的选择 |
| 5.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1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5.5.2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5.5.3 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货币政策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 |
| 6.1 货币政策理论与分析 |
| 6.1.1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6.1.2 我国货币政策分析 |
| 6.2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实证方法 |
| 6.2.1 模型设定 |
| 6.2.2 变量选取 |
| 6.2.3 实证方法 |
| 6.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6.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6.4.2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6.4.3 货币政策、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结论 |
| 第7章 制度环境对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的影响 |
| 7.1 理论分析 |
| 7.1.1 政府干预、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1.2 金融发展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1.3 法制化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 |
| 7.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取 |
| 7.3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资源配置规模 |
| 7.4.2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配置期限结构 |
| 7.4.3 制度环境、企业产权性质与信贷融资成本 |
| 7.5 稳健性检验 |
| 7.6 本章结论 |
| 第8章 结论 |
| 8.1 基本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7）“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思路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研究框架与内容安排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本文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2 本文理论基础:双元结构财政理论 |
| 第3章 “政资不分”:地方财政压力对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 |
| 3.3 实证研究设计 |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 3.5 进一步分析 |
| 3.6 本章小节 |
| 第4章 “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的经验证据 |
| 4.1 引言 |
| 4.2 制度背景与本章研究假说 |
| 4.3 实证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稳健型检验 |
| 4.5 机制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异地国资委控股的经验证据 |
| 5.1 引言 |
| 5.2 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
| 5.3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
| 5.4 关于政资分开效应的判断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总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致谢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成果目录 |
（8）出口与国有企业效率（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背景与意义 |
| 1.3 研究框架、数据和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数据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和研究内容 |
| 1.4.1 概念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 |
| 2.1.1 关于国企效率的争论 |
| 2.1.2 国有企业效率的共识 |
| 2.1.3 提升国企效率的改革方向 |
| 2.2 出口竞争与国有企业效率相关研究 |
| 2.3 国内因素、出口与企业效率相关研究 |
| 2.4 简要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国有制造业企业效率演进:直接效率 |
| 3.1 效率指标和数据说明 |
| 3.1.1 企业效率指标选取:全要素生产率 |
| 3.1.2 数据说明 |
| 3.2 典型事实 |
| 3.2.1 不同所有制企业 |
| 3.2.2 (非)出口国有企业 |
| 3.3 国有企业生产率分解 |
| 3.3.1 生产率分解方法:FHK-DOP法 |
| 3.3.2 国有企业生产率分解 |
| 3.3.32007 -2013年国有企业TFP分解 |
| 3.3.4 改进TFP估计方法及分解结果 |
| 3.4 国有企业生产率演进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出口竞争与国有企业效率:直接效率 |
| 4.1 理论机制 |
| 4.2 模型设定和内生性处理 |
| 4.2.1 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 |
| 4.2.3 内生性处理 |
| 4.2.4 数据说明 |
| 4.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分析 |
| 4.4.1 生产率指标和模型形式 |
| 4.4.2 出口自选择和学习效应 |
| 4.5 机制检验 |
| 4.6 异质性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铁路机构改革出口效应:间接效率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机制 |
| 5.2.1 制度背景 |
| 5.2.2 理论分析 |
| 5.3 铁路机构改革与企业出口 |
| 5.3.1 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
| 5.3.2 实证结果和分析 |
| 5.3.3 稳健性分析 |
| 5.3.4 铁路机构改革的异质性影响 |
| 5.3.5 其他潜在影响因素 |
| 5.4 铁路机构改革与企业效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启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199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基本统计 |
| 附录B 相关生产率分解方法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政府资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
| 1.2 有关政府资产的研究综述 |
| 1.2.1 政府资产 |
| 1.2.2 政府资产核算研究 |
| 1.2.3 政府资产管理研究 |
| 1.3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本文创新点 |
| 1.5.2 本文局限性 |
| 第2章 政府资产的概念与范畴 |
| 2.1 政府资产的概念 |
| 2.1.1 政府资产定义 |
| 2.1.2 与政府资产相关概念解析 |
| 2.2 政府资产的范畴 |
| 2.2.1 政府资产中的自然资源资产 |
| 2.2.2 政府资产中的其他资产 |
| 第3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理论框架 |
| 3.1 国际上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 |
| 3.1.1 国家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国际做法 |
| 3.1.2 不同国际机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3 不同国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 |
| 3.1.4 国际国家资产负债核算方法对中国政府资产核算的启示 |
| 3.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的核算方法 |
| 3.2.1 中国现有的政府会计制度 |
| 3.2.2 中国国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进程 |
| 3.3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类别与框架 |
| 第4章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 |
| 4.1 非生产资产 |
| 4.1.1 核算资源性资产的重要性 |
| 4.1.2 土地资产 |
| 4.1.3 矿产资源 |
| 4.1.4 水资源 |
| 4.1.5 森林资源 |
| 4.2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 |
| 4.2.1 银行业国有净资产 |
| 4.2.2 证券期货业国有净资产 |
| 4.2.3 保险业国有净资产 |
| 4.2.4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净资产 |
| 4.2.5 金融机构国有净资产汇总 |
| 4.3 生产资产 |
| 4.3.1 政府存款 |
| 4.3.2 全国社保基金 |
| 4.3.3 固定资产及其他 |
| 4.3.4 非金融类企业国有净资产 |
| 4.4 政府负债 |
| 4.4.1 直接负债 |
| 4.4.2 或有负债 |
| 4.5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 |
| 4.6 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数据分析 |
| 4.6.1 政府资产结构分析 |
| 4.6.2 政府负债结构分析 |
| 4.6.3 政府资产负债分析 |
| 第5章 政府资产管理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 |
| 5.1 生产资产管理 |
| 5.1.1 生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2 生产资产管理的政策建议 |
| 5.2 非生产资产管理 |
| 5.2.1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2 非生产资产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5.3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 |
| 5.3.1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3.2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政策建议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A 4.1：2016年31个国家的资产负债情况 |
| 附录A 4.2：2006年至2017年中国主要矿产查明资源储量 |
| 附录A 4.3：大型商业银行及股份制银行股东持股情况 |
| 附录A 4.4：截止2016年底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情况表 |
| 附录A 4.5：2016年证券、期货公司经营业绩排名靠前的公司情况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和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相关概念和基础理论 |
| 2.1 相关概念解析 |
| 2.1.1 国有林区 |
| 2.1.2 国有林区改革 |
| 2.1.3 创新机制 |
| 2.1.4 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 |
| 2.2 基础理论体系 |
| 2.2.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2.2 创新系统理论 |
| 2.2.3 国企改革理论 |
| 2.2.4 供给侧理论 |
| 2.2.5 各理论功能及地位 |
| 2.3 本章小结 |
| 3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实践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1 黑龙江国有林区概况 |
| 3.1.1 社会发展状况 |
| 3.1.2 经济发展状况 |
| 3.1.3 生态资源状况 |
| 3.2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实践现状分析 |
| 3.2.1 黑龙江国有林区体制机制概貌 |
| 3.2.2 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 |
| 3.2.3 资源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 |
| 3.2.4 森工企业经营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 |
| 3.3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过程中的障碍和挑战 |
| 3.3.1 社会职能移交情况复杂 |
| 3.3.2 资金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
| 3.3.3 区域发展参齐不齐 |
| 3.3.4 协调配套机制有待完善 |
| 3.4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1 因素定位及作用机理分析 |
| 3.4.2 研究方法及模型构建 |
| 3.4.3 模型测算及验证 |
| 3.4.4 结果讨论与启示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社会经济需求分析 |
| 4.1 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
| 4.1.1 国有林区社会经济内涵解构 |
| 4.1.2 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
| 4.2 林区经济发展社会化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2.1 林区经济发展社会化的总体表现 |
| 4.2.2 宏观视域下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2.3 微观视域下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3 林区生态资本市场化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3.1 林区生态资本市场化的发展历程 |
| 4.3.2 产权要素层面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3.3 市场要素层面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4 林区资源型经济持续化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4.1 林区资源型经济持续化的基本态势 |
| 4.4.2 非木质资源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改革创新的现实需求 |
| 4.4.3 木材经济理性回归对改革创新的潜在需求 |
| 4.5 林区和地方社会经济一体化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5.1 林区和地方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内涵 |
| 4.5.2 林区和地方社会一体化发展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5.3 林区和地方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改革创新的需求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5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构建的理论框架 |
| 5.1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设计目标及原则 |
| 5.1.1 创新机制设计的总体目标 |
| 5.1.2 创新机制设计的基本原则 |
| 5.2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基本构成 |
| 5.2.1 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动力机制 |
| 5.2.2 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运行机制 |
| 5.2.3 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保障机制 |
| 5.3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运行机理 |
| 5.3.1 创新机制的执行动力 |
| 5.3.2 创新机制的运行过程 |
| 5.3.3 创新机制的运行保障 |
| 5.4 本章小结 |
| 6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动力机制 |
| 6.1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动力源 |
| 6.1.1 生存需求催生改革创新动力 |
| 6.1.2 发展需求激发改革创新动力 |
| 6.1.3 生态需求增强改革创新动力 |
| 6.2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动力的类别 |
| 6.2.1 改革创新机制中的激发动力 |
| 6.2.2 改革创新机制中的驱动动力 |
| 6.3 增强林区改革创新机制的驱动效应 |
| 6.3.1 提升林区加快改革创新的激发动力 |
| 6.3.2 增强执行系统对改革创新的驱动动力 |
| 6.3.3 增强制度系统对改革创新的驱动动力 |
| 6.3.4 增强创新资源对改革创新的驱动动力 |
| 6.4 本章小结 |
| 7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运行机制 |
| 7.1 构建重点国有林监督管理体制改革领域的创新机制 |
| 7.1.1 改革建立精简高效的重点国有林管理机构 |
| 7.1.2 创新黑龙江国有林区森林资源管护机制 |
| 7.1.3 创新黑龙江国有林区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机制 |
| 7.1.4 创新黑龙江国有林区资源管理绩效考核机制 |
| 7.2 构建国有森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领域的创新机制 |
| 7.2.1 改革建立规范化的现代林业企业 |
| 7.2.2 创新林业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策略 |
| 7.2.3 优化拓展林业企业主营业务和服务 |
| 7.3 构建加快国有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创新机制 |
| 7.3.1 创新林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理念 |
| 7.3.2 进一步优化林区替代产业空间布局 |
| 7.3.3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引领林区转型发展 |
| 7.4 构建深化国有林区和地方融合发展的创新机制 |
| 7.4.1 继续推进林区社会管理职能剥离移交 |
| 7.4.2 创新林区和地方社会融合发展机制 |
| 7.4.3 创新林区和地方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8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保障机制 |
| 8.1 强化全面深化国有林区改革的思想认识 |
| 8.1.1 加强政策解读和社会宣传 |
| 8.1.2 强化生态资源保护意识 |
| 8.1.3 转变林区经济发展思维 |
| 8.2 营造黑龙江国有林区良好的改革创新环境 |
| 8.2.1 营造有利于改革创新的社会环境 |
| 8.2.2 改善有利于转型经济发展的投融资环境 |
| 8.2.3 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
| 8.3 加强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创新的配套支持 |
| 8.3.1 加大林区创新资源的持续性投入 |
| 8.3.2 持续完善社会职能剥离移交的配套政策 |
| 8.3.3 建立健全林区改革创新的法治建设 |
| 8.3.4 增强改革后林区城镇运营基础建设 |
| 8.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黑龙江国有林区经济社会化发展指标统计 |
| 附录2 黑龙江国有林区社会资本自由化流动趋势 |
| 附录3 黑龙江国有林区非木质林产品市场发展指标统计 |
| 附录4 黑龙江国有林区非木质林业产业发展指标统计 |
| 附录5 国有林区木材产量(1993～2015) |
| 附录6 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影响因素调查问卷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四、2002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建党百年政策推动国有企业演化发展研究[J]. 高闯,李枫.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07)
- [2]非国有股东派驻董事与国有上市公司分红[D]. 张媛媛.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3]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魏庆文. 山东大学, 2020(11)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以中部省份为例[D]. 刘淑颖.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5]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D]. 刘福广.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6]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所有制歧视研究[D]. 王莉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7]“政资分开”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张训常. 厦门大学, 2019(07)
- [8]出口与国有企业效率[D]. 王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9]中国政府资产研究[D]. 梁志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10]全面停伐后黑龙江国有林区改革的创新机制研究[D]. 朱震锋.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