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6～2000年百色地直医疗单位物品消毒效果监测（论文文献综述）
王瑶华[1]（2020）在《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文中指出西方史学界一直以来对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极为关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身体史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来,中国学者亦对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主要包括卫生与身体、医学与身体、身体政治、身体规训、女性身体研究等。但目前学界对于近代中国身体检查的研究分析还比较少,而体检问题的确是身体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领域。近代“身体检查”制度是西医生理解剖学身体观与检查机制的结合,旨在促进民众健康,同时协助安排重要的社会事件——入学、入伍、选择职业等。本论文即围绕近代中国的体检问题展开分析,结合医学化理论,对不同人群的体检过程做出详细梳理,并讨论它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丰富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医学史的研究内涵。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案例分析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综合运用,以晚清民国时期的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作为考察对象,从医学化理论的两大层面——制度与知识层面展开讨论,聚焦于学生、职业人员、孕产妇三类人群,阐述西方体检模式和制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论文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身体医学化和身体标准化的问题,分析体检被纳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方式与过程。论文主体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基础,即近代中国体检是如何在医学化的理论视角下被阐述的。接下来三大部分分别论述体检制度与实践中的三类人群,其中学生和职业人员是从医学化的第一个层面,政策制度与组织管理展开讨论,孕产妇则是从医学化的第二个层面,医学知识与疾病认识论展开分析。第五部分为讨论,尝试分析了体检中的身体认知观念,西医体检知识和制度在进入中国后如何与各种要素发生关联与互动,以及体检在国家和民族层面对国民健康身份的构建三大问题。对近代中国体检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一种身体知识与技术在近代中国出现、应用与发生转变的过程的研究。由此,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体检与医学化问题密切相关,即身体在经历西方生物学和解剖学概念解释,并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技术手段,逐步被纳入到医疗权力体系中,受到各种检查机制的管理。第二,医学化将体检由医院场域扩展到学校、军队、各种职业团体、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检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活动和世俗化的制度安排,成为对某些“异常”身体进行构建和监管的技术手段。第三,体检制度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广并逐渐成为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根本原因是身体认知观念的变化与检查身体方式的变化,即由中国传统取象类比,推求而得的观察方式,逐渐被遵循着科学语言的标准化检查方式所取代。第四,医学化两个层面在具体的体检实践中相互交叉,由此产生了背后复杂的互动网络。知识、技术、医护人员、潜在患者群体、各类相关机构等行动者的行为被叠加在一起,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得以显现。第五,体检在近代中国同整个国家和民族健康紧密联结在一起,它是一种国民健康身份认同技术。形形色色不同的身份正是在体检技术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关系要素,以及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主流话语绘制下共同构建而成的。最后,在学术与现实意义上,期望本论文对于增进中国近代史、医学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能够有所贡献,并希望帮助我们分析当今社会体检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成因,反思当下身体是否过度医学化的现象。同时,也为当今学术界关于身体、医疗、卫生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能的分析视角。
蒙明虑[2]（2017）在《广西高中生HBV和HCV感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中学生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和流行特征,间接评价接种乙肝疫苗后的免疫效果,对今后有关部门制定乙肝及丙肝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1）抽样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从广西现有的14个地级市,按地理位置分布从东、南、西、北、中五个片区抽取五个代表城市,分别是:玉林（东）、南宁（南）、百色（西）、桂林（北）和柳州（中）,每个城市随机抽取3所高中,抽中的高中每所再随机抽取3个班级（其中高一、高二、高三各一个班）。（2）调查方法:每个学生都要采集静脉血3ml,分离血清后置低温保存,用于检测乙肝及丙肝的相关指标,同时对每个学生进行问卷调查。（3）检测方法:用ELISA方法检测乙肝两对半（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乙肝病毒表面抗体、乙肝病毒e抗原、乙肝病毒e抗体和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和丙肝病毒的抗体（抗-HCV）。（4）统计方法:采用EpiDate3.1软件建立调查问卷数据库,用SPSS16.0统计软件分析,用描述统计学方法研究乙肝和丙肝在高中生中的流行特征,用X2检验来分析各阳性率在性别、民族及地区之间的差异,同时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相关危险因素。结果:本次共调查的有效人数是2632人,相关结果如下:（1）人口学特征:2632名学生中,男女比例0.46:1,汉族占56.88%,壮族占38.72%,其他少数民族为4.41%,16岁年龄组36.36%,17岁年龄组32.79%,18岁-20岁年龄组30.85%。（2）乙肝和丙肝血清学流行现状和特征:调查发现中学生乙肝病毒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为7.29%（192/2632）,乙肝病毒表面抗体（HBsAb）阳性率为73.67%（1939/2632）,抗-HCV阳性率为0.84%（22/2632）,HBsAg、HBsAb和抗-HCV阳性率在性别和民族间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性别的X2分别为3.322,0.34和0.193,民族的X2分别为1.600,0.557和3.068,p均>0.05）。HBsAg阳性率在年龄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X2=2.025,p>0.05）,而HBsAb和抗-HCV阳性率在年龄分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85.305和6.259,p均<0.05）,16岁年龄组HBsAb阳性率最高,18岁-20岁年龄组最低,抗-HCV阳性率在16岁年龄组最低,18岁-20岁年龄组最高。HBsAg在地区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0.382,p<0.05）,在百色地区最高,桂林地区最低。抗-HCV阳性率在地区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2.115和1.722,p>0.05）。乙肝疫苗接种组和未接种组间HBsAg和HBsAb阳性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X2分别为71.115和32.846,p<0.05）,乙肝疫苗免疫组HBsAg阳性率最低,HBsAb阳性率最高。（3）乙肝和丙肝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说明,家庭成员的肝病病史和美容史是乙肝的危险因子（OR=3.616,95%CI=2.2815.731;OR=3.057,95%CI=1.9364.828）,乙肝疫苗接种史是保护因子（OR=0.076,95%CI=0.0510.111）,共用牙刷和内窥镜检查史是丙肝的危险因素（OR=3.078,95%CI=1.17448.074;OR=4.182,95%CI=1.32813.170）。（4）乙肝血清学检出标志物模式:乙肝血清型结果有16种组合模式,单纯HBsAb阳性是主要模式,占64.25%,HBeAb、HBcAb均阳占17.68%,HBsAb、HBeAb均阳占5.59%,HBsAg、HBeAb、HBcAb即小三阳占2.70%,HBsAg、HBeAg、HBeAb即大三阳占1.33%。结论:广西高中生乙肝和丙肝病毒感染情况仍然比较严重,是一个值得公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相关部门及学校应加强宣传病毒性肝炎的防治,特别是乙肝和丙肝的防治措施,普及健康教育知识,降低青少年乙肝和丙肝的发病率。
岳茂兴,王立祥,李奇林,梁华平,曹佳[3]（2017）在《灾害事故现场急救与卫生应急处置中国专家共识 2017》文中认为突发事故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故[1]。近几十年,世界上各类突发事故不断发生,这使得突发事故伤害已成为"世界的第一公害",全球每年伤死人数在数千万人以上。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导致22.5万人丧生,这是自然灾害再一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并留下了沉重的思考。而震惊世界的
马骏[4]（2016）在《生态环境阈限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研究 ——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其突出价值在于"真实性"和"完整性"。在此价值理念和保护要求下,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或利用,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的重大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遗产旅游因其具有极高的观赏、体验价值,正成为旅游开发的热点,而在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中,如何协调两系统的关系,具体到本文即在遗产地作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前提下,如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形成两系统能动一致、互利共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模式,达到遗产保护与开发协同发展的目的,这是学术界和业界应当积极应对和有效解决的课题。武陵源是一个在中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发育的以世界罕见的石英砂岩峰林景观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有大量地质历史遗迹,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完整,风景独特,具有极高的科学和美学价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自然环境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自然遗产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受到严峻挑战,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结合前期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的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两系统协同发展既具有以互利共生为导向的内在原始驱动力,又存在以生态环境阈限为响应的外在刚性约束力,以此为基础,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系统研究和推导出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概念、内涵、动力、模式等运行机理,最后提出了武陵源遗产旅游合理开发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理念下遗产旅游开发转型这一协同发展的任务和举措,为世界遗产特别是世界自然遗产的资源保护与开发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参考和实证案例,为推动遗产地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1.运用文献梳理、逻辑分析等方法系统,分别研究了武陵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子系统和武陵源遗产旅游开发子系统。其中,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子系统中,对其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护进展予以梳理、概括和评价。具体包括:归纳了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特点,并对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层面生物多样性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的现状,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评价,梳理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和问题。在遗产旅游开发子系统中,对遗产本身的资源状况开展了分析、并对其开发现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对遗产旅游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识别。通过对上述两大子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和矛盾,揭示了推动两系统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对两系统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予以阐述,包括协同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环境伦理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等。2.综合运用AHP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对武陵源景区的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评价。通过选用野生脊椎动物丰富度、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指数、植被垂直层谱的完整性指数、物种特有性指数、外来物种入侵度、濒危物种丰富度等7个指标构建武陵源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状况处于"中"等水平,虽在物种资源数量、生态系统多样性、地理过渡特征、植被垂直层谱完整性等方面有一定的价值,但与湖南省其他地区相比,表现出优势不甚明显,物种丰富度不具比较优势、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相对不高、特有物种不多等问题。当前,武陵源遗产地旅游开发中存在自然环境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景区城镇化、商业化现象突出等几大现象,并暴露出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遗产开发与环境保护失调、遗产资源保护资金投入不足、遗产利害相关人保护水平待提高和遗产保护和管理体制待完善等问题。应积极协调遗产旅游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促进遗产开发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发展。3.针对本文提出的"生态环境阈限背景"作为协同发展的外在刚性约束条件进行了具体研究。主要包括遗产地生态系统安全状况分析与评价、遗产地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价和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评价三个部分。通过分析和测算得出武陵源遗产地生态系统尚处在比较安全状态,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大气环境与水环境安全度等级较低,在进行遗产旅游开发时,应对旅游环境容量进行合理管控,强化生态系统安全的环境管理,使生态系统安全处于区域阂限范围之内。与此同时,通过对武陵源遗产进行大气、地表水和声学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综合来看,武陵源环境质量处于良好等级,尚处在环境阈限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对武陵源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进行了测算和评价,结果表明武陵源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评分为92分,生态环境达到了"优质"的等级,因此,目前武陵源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处于相对合理区间。虽然当前两系统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阈限空间富余,但仍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大气环境与水环境安全度等级较低,应在今后的遗产旅游开发中予以重点改善。4.运用协同论相关原理和方法,提出了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的概念、内涵,分析了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种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武陵源遗产地两系统协同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通过计算分析得出两系统当前协同发展的状况,即协同度水平为"优质协同"。两系统协同主要体现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依赖遗产旅游保护,并能一定程度上促进遗产旅游开发。进一步对协同发展的协同度变化进行了预测,最后推导出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模式。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概念是指:将遗产地作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整体考虑的前提下,以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为刚性约束条件,在确保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价值和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上,充分激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的内在原始驱动力,促进两系统在发展过程中理念协同、目标协同、战略协同、路径协同、机制协同,使两系统形成互利共生的发展关系和实现机制,最终推动遗产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两系统协同发展内涵是指:背景协同、理念协同、目标协同、战略协同、路径协同、机制协同。两系统协同发展的模式为:生态环境阈限背景下互利共生模式。5.在推动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的应用对策层面,本文提出应重点推进两大战略任务,分别是遗产旅游合理开发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理念下的遗产旅游开发转型。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重构中,主要包括四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强化旅游规划环评中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与调控、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和内容重构、强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升级、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主体机制的多元化构建;遗产旅游开发转型中,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分别是:强化旅游环境容量的科学测算与合理控制、推动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理念更新、推进遗产旅游开发模式转型、加快遗产旅游开发核心景区扩容提质发展。通过具体可操作的对策任务,促进两系统协同发展。
任丽[5]（2016）在《2014年中国麻疹的流行病学和四种麻疹病毒基因型H基因特征分析》文中提出目的对2014年全国麻疹报告确诊病例流行病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了解全国麻疹流行病学特征,对2014年全国麻疹报告确诊病例进行空间分析,了解麻疹发病的空间分布特点及空间面积单元（省为基本单元）间疹发病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和探索热点；分析2014年全国麻疹病毒野毒株基因型特征分布及分子流行病学特征；研究2013-2014年引起中国大陆4起麻疹暴发疫情的四种基因型（包括H1, B3, D8, D9）麻疹野毒株的血凝素蛋白（H）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变异特征,为预防控制本土和输入性麻疹疫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分析中国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麻疹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流行病学数据。ArcGis软件导入省基本单元的shp地理数据,属性表通过地理行政编码连接相关外部excel数据表,导入病例数,发病率等分析指标,再导出该图层所有要素；使用Geoda软件创建权重矩阵,利用单变量分析指标分析面积单元的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使用SatScan软件以市为地理单位,天为时间单位,进行时空扫描,探索热点区域。麻疹病原学常规监测数据分析方法,按照用于基因型鉴定的450bpN羧基末端模板目的片段,使用sequencher软件对测序的麻疹野毒株原始序列进行剪切。再用WHO推荐的26株A-G基因型毒株序列和Shanghai-191及4株中国H1基因型共31株作为参照株,再用Mega5.0软件对2014年全国31省分离到的麻疹毒株构建亲缘性关系树进行基因型鉴定和挑选2014年毒株库中具有时间和空间代表性的29株Hla基因亚型代表株及输入基因型（B3、D8、D9和G3）的N基因羧基末端450bp核苷酸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了解全国麻疹毒株2014年分子流行病学特征。选择2013-2014年中国大陆本土麻疹病毒流行株H1基因型和三株输入性基因型麻疹病毒株D8,D9和B3各一株,提取核酸,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扩增出H基因编码区全长基因片段（1854bp）,并对扩增出的产物进行序列测定和分析。以GenBank收录的H1四株,B3及D8各8株和D9两株及中国麻疹疫苗株沪191（S191）和长47（C 47）共25株H基因序列作为参照,构建亲缘性关系树和分析H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的遗传距离和变异特征。结果2014年全国麻疹报告病例数52637例,全国麻疹报告发病率3.88/10万,较2013年（27646例,发病率2.04/10万）上升明显,上升幅度90.4%。2014年麻疹成人病例构成比较往年上升,而小年龄组的（0-15岁）相应降低。2014年较2013年12省发病率降低,病例数减少,其中湖南省,安徽省,云南省发病率降低最明显,依次下降了4.28/10万,2.89/10万,2.11/10万；21省发病率上升,病例数增加,其中辽宁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发病率上升最高,依次较13年上升了19.26/10万,16.35/10万,12.39/10万。②免疫史监测2014年全国麻疹麻疹确诊病例52637例,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史包括接种0剂,1剂,2剂,≥3剂,不详五种情况,病例数依次为25766例,3814例,1777例,21242例,有含麻疹成分疫苗明确接种史（包括1剂,2剂,≥3剂）5629例,占麻疹报告病例数10.1%。小年龄组（8月龄-岁）麻疹报告病例数20553,其中有含麻疹疫苗成分明确接种史的2693例,占该年龄组病例数的13.1%。面积单元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2014年全国麻疹报告病例数与成人麻疹报告病例数全域Moran’I值及统计学检验P值分别为0.1493和0.0212及0.2853和0.000021,在α=0.5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小于8月龄的婴儿全域Moran’s I值为0.1012,p值为0.5725,全国小于8月龄婴儿报告病例数在中国区域内无空间自相关性,但局域Moran’s I分析,辽宁省与临省间存在高-高空间自相性,而浙江省与临省存在低-低空间自相关。对全国所有病例报告发病率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结果为全域Moran’s I值为0.2848,P值为0.000069,报告发病率在全局上存在正相关关系。热点探索结果为,第一类聚集区在北京,天津,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五省,其他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湖南局部存在发病热点。麻疹病原学监测结果,2014年全国监测到麻疹毒株且有N羧基末端450bp核苷酸序列毒株4938株,其中Hla基因亚型4891株,占99.03%,10株B3基因型,3株D8,9株D9,和1株G3。北京市监测麻疹毒株1279株,其中Hla1271株,2株D8,1株B3,和5株VAC。从4891株H1a毒株中挑选了29株代表株进行同源性分析,基于N基因羧基末端450bp序列,结果显示,29株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96.1%-99.8%,核苷酸差异个数在1-18个,氨基酸同源性为99.0%-99.8,氨基酸差异为1～2个。29株序列同S191相比,核苷酸同源性89.2%-91.9%（36～48）,氨基酸同源性为98.5%-98.7%（2-3）。与Chin9322/H1a核苷酸同源性为97.3%-98.9%（5-12）,氨基酸同源性为99.2%-99.5%（1～2）；与Chin9475/H1b相比核苷酸同源性为95.1%-96.8%（14～22）,氨基酸同源性为98.8%-99.1%（2）。4株不同基因型野毒株与A基因型疫苗株H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为94.2%-96.7%,95.4%-96.7%,氨基酸差异数为20-28,其中Beijingl4-1 （Hla）与A基因型疫苗株H基因同源性最低。Hla毒株与1993-1994年分离的毒株核苷酸同源性较高为97.7%-98.2%。 Beijingl4-1（H1a）和Shanghail4-1（B3）第240位点氨基酸位点由S→N,导致HA蛋白的1个N-糖基化位点丢失。结论2014年全国麻疹报告病例数及发病率较2013年增加明显,成人麻疹病例比例上升,小年龄组相对降低。需加强常规免疫接种及在高发病率地区加强麻疹强化免疫。2014年麻疹发病存在多个聚集区,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地区。麻疹报告病例数、成人麻疹报告病例数及报告发病率在全局上具有正相关作用,小于8月龄婴儿报告病例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各项指标（总报告病例数,成人报告病例数和报告发病率）高-高空间自相关主要在河北省、辽宁省和吉林省,低-低空间自相关关系主要在浙江及四川省。4株野毒株与中国A基因型疫苗株H基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较高,且重要中和抗原位点未出现明显突变。A基因型疫苗株对我国流行的H1a亚型及B3、D8和D9输入性基因型野毒株感染仍具有保护作用。
方海清[6]（2016）在《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为了了解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及监测的成本效益现状,发现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存在的问题,测算监测的成本与效益结构及比值,提出优化基层疟疾监测工作及资源配置的建议,为基层进一步开展消除疟疾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及文献计量分析,了解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现状及其研究热点与前沿;通过现场问卷法收集基层疟疾监测的基本数据,运用多种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基于文献及专家咨询法确定成本与效益分析框架,并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分析疟疾监测的投入产出情况。【结果】（1）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研究显示,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仍然较为集中在疟疾病例检测与识别、疟疾传播途径的诊断、疟疾发病的治疗以及疟疾病原学发现等方面,对基层监测能力的评估与经济学评价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2）样本地区基本建立了消除疟疾的政府领导小组、专家小组及技术指导小组,防治参与机构主要包含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级（区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以及出入境监测管理机构。（3）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核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73.06%,其中疟疾基础知识、疟疾防治知识、疟疾病症知识、疟疾病原知识的知晓率分别为81.82%、71.92%、71.47%、65.62%;县级医院及县疾控的工作人员的总体知晓率均超过80%,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知晓率分别为67.02%和56.20%;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的平均得分为76.52±15.9分,有52%的人员处于高水平组（>80分）,33%的人员处于中等水平组（60-80分）,仅有15%的疟疾工作人员处于低水平组（60分以下）;监测能力水平的影响因素包含职称（χ2=55.676,P<0.001）、学历（χ2=0.040,P<0.001）、机构类别（χ2=100.255,P<0.001）、月均收入水平（χ2=68.091,P<0.001）、上年培训次数（χ2=7.130,P<0.028）。（4）基层疟疾监测成本效益分析框架中,成本框架包含5项21个指标,效益框架包含3项9个指标。（5）T县2013年疟疾监测的总成本约为937963元,其中病例检测与治疗、疫情监测、培训与会议总成本、健康教育、督导考核等成本分别占比84.80%、8.79%、3.01%、1.61%和1.79%;T县2013年疟疾监测的总效益为1415618元,其中避免疟疾患病产生的效益、避免疟疾患者住院产生的效益和社会效益分别占31.67%、12.35%和55.98%。（6）T县全县人均疟疾监测成本和人均疟疾监测效益分别为0.83元和1.25元,成本效益比1:1.51,单位血片监测成本为70.16元,单位阳性血片监测成本为40781元。【结论】（1）在消除疟疾阶段,我国基层疟疾监测能力有了显着提升,但与消除疟疾的目标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疟疾监测的经费投入和物力投入有待加强,需进一步提升受疟疾威胁人群的疟疾核心知识知晓率及工作人员主动监测的积极性。（2）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尤其是乡村两级的监测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同时,需进一步加大对基层疟疾防治人员的疟疾相关知识的培训。（3）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结构不太合理,可在确保疟疾病例发现能力提升的前提下适时推广使用耗时更短、成本更低的快速诊断试剂进行疟疾初筛,节约监测成本。血检阳性率较低,成本效益比值相对偏低。
朱明[7]（2014）在《宁强县健康教育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化、工业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健康面临着各方面的威胁。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出现新的特点和问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疾病负担逐步加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整体健康环境也在逐渐恶化。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人们对健康知识掌握水平比较低，自我保健意识淡薄以及社会整体对健康比较漠视是一方面重要的原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通过健康相关信息传播，动员全社会参与，营造有益于健康的社会环境，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习惯，达到预防和控制疾病，提高生命质量，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目的。目前，健康教育已经被列为1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一，由国家免费向全体居民提供。各地都制定了健康教育服务规范，对具体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做出了明确规定。然而，就健康教育服务项目在宁强县的实际运行情况看，依然存在着健康教育服务发展受到本地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制约、健康教育缺乏针对性，健康教育供给分散以及缺乏对学生群体的健康教育几方面的问题。本文在对宁强县健康教育服务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了开展本土化健康教育；完善健康教育需求评估工作制度，使服务有的放矢；加强组织协调，形成健康教育合力；加强学校健康教育的对策和相应的保障措施。
吴腾燕[8]（2014）在《广西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广西现行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实施效果评价目的了解2011年广西结核病防治医防合作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评价现行结防模式的实施效果及应用前景，为广西在“十二五”期间持续推行适合广西实际的结防模式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广西现行四种结防模式地区，通过机构调查、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和查阅专报系统等形式收集结防工作相关数据，并对各种结防模式的工作实施状况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结果（1）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西结防模式。广西结核病防治模式以CDC模式为主，与定点医院模式、结防院模式和结防所模式共存，“八大模块”是四种模式的重要核心理论。（2）四种模式地区的结防机构建设突显三大特征：①有房无人：均配备结防工作用房，但结防人员配备率均未达到《指南》要求；②设备配置不均衡：CDC模式地区的结核病胸部影像学检查设备以200mA的普通X光机为主，其他模式地区均装备DR机；③痰涂片技术普及：均开展痰涂片显微镜检查工作，定点医院模式地区还开展结核分枝杆菌培养和抗结核药物敏感性试验。（3）四种模式的患者登记治疗情况存在六点差异：①患者构成差异。登记治疗的新涂阳、复治涂阳和涂阴肺结核患者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791，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登记治疗的新涂阳患者比例较高（52.4%，269/513）；②患者来源差异。患者来源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83.774，P=0.000），结防所模式地区因症就诊患者比例较高（46.9%，201/429），定点医院模式地区转诊患者比例较高（67.8%，348/513）；③查痰率差异。初诊患者查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2.461，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的初诊患者查痰率较高（86.3%，1404/1627）；④患者到位率差异。非结防机构网络报告患者的总体到位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162，P=0.000），结防院模式地区的总体到位率较高（99.7%，583/585）；⑤治愈效果差异。新涂阳患者治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586，P=0.009），结防所模式地区的治愈率较高（96.2%,177/184）；⑥信息管理差异。对疗程结束病案信息的录入及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6.218，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的录入及时率较高（74.3%，381/513）；录入信息一致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29，P=0.010），CDC模式地区的一致率较高（55.0%，22/40）。（4）四种模式的患者管理情况存在三点差异。①督导差异。县级对所辖乡（镇）级的督导任务完成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9.037，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的督导任务完成率较高（138.7%，233/168）；②访视差异。对肺结核患者的访视任务完成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612.537，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的访视任务完成率较高（147.7%，1192/807）；③依时差异。患者平均治疗延迟天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121.158，P=0.00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患者平均治疗延迟天数较短（中位数为17天）。（5）四种模式的实验室质量控制具有一致性。四种模式地区在结核病实验室批量测试复核的结果中均未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现象。（6）四种模式的工作环境存在差异。本研究共对85名结防人员进行工作满意度调查，结果不同模式地区结防人员的总体满意度及对工作设备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值分别为18.348和9.730，P值分别为0.000和0.021），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结防人员的总体满意度（44.7%，38/85）及对工作设备的满意度（64.7%，11/17）较高。（7）四种模式之间患者满意度存在差异。本研究共对102例完成疗程的肺结核患者进行治疗满意度调查，结果不同模式地区肺结核患者对治疗费用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228，P=0.017），结防所模式地区肺结核患者对治疗费用的满意度较高（71.4%,15/21）。（8）四种模式之间效果评价存在差异。根据TOPSIS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定点医院模式地区结防工作实施效果综合评价排序位居第一（C1=0.692）。（9）四种模式之间患者治疗费用存在差异。初治肺结核患者在定点医院模式地区接受治疗，需要支付的直接医疗费用较低（2336.3元/人）。（10）定点医院模式地区通过充分整合经费、积极推行惠民措施和创新工作管理机制等措施，促进结防模式不断完善。结论（1）“八大模块”是广西结防模式高效运行的重要理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广西四种结防模式通过医防合作机制，围绕“八大模块”核心内容开展结防工作，在肺结核患者的发现、报告、治疗和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四种结防模式亟待加强技术督导和质量管理。（3）结防人员的工作负荷和工作待遇亟待关注。（4）肺结核患者治疗满意度有待提高，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问题亟待解决。（5）定点医院模式是“八大模块”的价值反映，具有持续发展后劲，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前景。第二部分“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模式的构建目的了解广西构建“三位一体”结防模式的情况，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性建议，为广西在“十二五”期间积极构建“三位一体”结防模式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广西14个地级市及所辖27个县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结防机构的1位关键人物，进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接受意愿调查，分析广西推行该模式的可行性。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12年广西新启动“三位一体”结防模式的16个县（市、区），通过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和查阅资料等形式，收集该模式构建过程资料及引入相关医疗保障机制的情况，并进行分析。结果（1）大部分卫生局分管局长、结防机构分管领导和结防科长赞成推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赞成率分别为73.7%（28/38）、75.0%（30/40）和66.7%（26/39）。赞成的主要理由是该模式能更好地发挥各部门优势，有效利用医疗资源，有利于患者的诊治；不赞成的主要理由是目前综合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资源不足。（2）广西印发“三位一体”结防模式试行方案，明确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的确立原则、各部门职责分工与要求、保障措施、工作监督与评价等内容。（3）16个县（市、区）在“三位一体”结防模式实施前的准备工作情况为：①制定有当地的工作实施方案的有16个（100.0%，16/16）；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的有12个（75.0%，12/16）；③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的有11个（68.8%,11/16）；④卫生局组织召开各级卫生单位负责人会议的有15个（93.8%，15/16）；⑤发布当地定点医院相关信息公告的有10个（62.5%，10/16）；⑥进行人员培训的有11个（68.8%，11/16）；⑦80%以上的定点医院具有开展结防工作所需的工作用房、物品和药品等；⑧80%以上的结核病诊治定点医院具有接受过培训的临床诊治人员、结核病药品管理人员和信息管理人员，但仅有11个（68.8%,，11/16）具有接受过培训的结核病实验室人员；⑨按照工作职责分工进行结防经费分配的仅有7个（43.8%，7/16）；⑩对实施前的准备工作进行验收的仅有7个（43.8%，7/16）。（4）16个县（市、区）均将结核病诊疗费用纳入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医保范围。不同医保类型中，住院费用报销起付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5.056，P=0.080）；但在门诊费用的报销起付线和封顶线、住院费用的报销封顶线和报销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镇职工医保的报销额度和比例均较高。有7个县（市、区）将结核病诊疗费用纳入民政救助范围（43.8%，7/16），报销比例平均50%（中位数），报销封顶线平均10000元（中位数）。结论（1）在广西推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是可行的，但需在完善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逐步推行。（2）试行方案是广西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构建“三位一体”结防模式的指导性文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3）做好模式实施前各项准备工作的评估验收，是确保结核病诊疗模式顺利转型的关键。（4）积极将结核病诊疗纳入医保报销和民政救助补偿范围，可有效促进“三位一体”结防模式的构建，但在确保医疗保障机制的公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方面仍需不断完善。第三部分“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实施现状分析目的了解“三位一体”结防模式在广西的实施现状，针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探讨改进的对策，为广西在“十二五”期间顺利推行“三位一体”结防模式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月1日，广西新启动“三位一体”结防模式的17个县（市、区），通过机构调查、关键人物访谈、问卷调查及现场查阅资料等形式收集结防工作相关数据，并对该模式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1）17个县（市、区）多为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山区，均将当地的1所综合医院设置为结核病定点医院。（2）17个县（市、区）中，各部门的职责工作开展情况为：①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督导。每年召开1次工作协调会的有13个（76.5%，13/17）；每半年开展1次督导的有7个（41.2%，7/17）；制定工作激励机制的有10个（58.8%，10/17）；县级配套经费到位的有7个（41.8%，7/17）。②疾控中心均承担结核病防治规划督导、培训和健康教育工作。宣传活动的形式主要是在“3.24”结核病日开展现场宣传活动和印发宣传材料（100.0%，17/17）。③定点医院均负责患者报告、诊治和健康教育工作。设置有独立的结防门诊的有13所（76.5%，13/17）；结防人员以兼职为主（88.2%，276/313）；结防门诊医生佩戴N95口罩的有5所（31.3%，5/17）；涂阴和涂阳肺结核患者的病房分开设置的有3所（17.65，3/17）。④乡镇卫生院主要负责推荐可疑患者，开展患者服药督导管理；结防人员多为兼职（87.5%，35/40）。（3）对结防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①疾控中心和定点医院结防人员对患者服药督导工作的可接受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510，P=0.006），92.6%的定点医院结防人员认为“疾控机构负责患者服药督导工作可行”。②疾控中心和定点医院结防人员对工作负荷、人员待遇及工作总体的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定点医院结防人员的满意度均较低，分别为66.7%，54.3%和75.5%。③乡镇卫生院结防人员自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卫生院对结防工作重视不够，工作补助经费较少和自身工作技能有限。（4）对36例在治患者的访视及调查结果显示：①能规律服药又能按要求填写服药记录卡的仅10例（27.8%，10/36）；②接受过医务人员访视的患者有21例（58.3%，21/36）；③有人每天提醒服药的有10例（27.8%，10/36）；④自述有漏服药现象的有10例（27.8%，10/36）；⑤就诊延迟的患者有21例（58.3%，21/36）；⑥患者对治疗总体满意度为73.1%（158/216）；⑦患者对免费政策满意度为13.9%（5/36）。（5）17个县（市、区）的涂阴肺结核患者诊断符合率为96.9%（126/130）。（6）17个县（市、区）在“三位一体”结防模式启动前后1年内的结防工作情况比较结果显示：①在患者诊治方面，初诊患者查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072，P=0.000），启动后的查痰率较高（62.3%，8452/13568）；登记的各类肺结核患者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9.934，P=0.000），启动后的新涂阳肺结核患者构成比例较低（24.9%，1173/4717）；肺结核患者来源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9.025，P=0.000），启动后因症就诊的患者构成比例较高（45.0%，2125/4717）。②在信息录入方面，病案信息录入及时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53.820，P=0.000），启动后的录入及时性较低（78.9%，3724/4717）；痰检信息漏填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269，P=0.000），启动后的漏填率较高（1.1%，51/4717）。③在督导工作方面，启动后县级督导乡镇数比启动前减少191次；启动后县级访视患者数比启动前减少302人次。结论（1）充分利用综合医院的诊疗优势为结防工作服务，实现诊疗模式转型，符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总体要求。（2）“三位一体”结防模式启动后，各部门各司其职，在发现和治疗肺结核患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本实现了结核病诊疗工作的平稳过渡。（3）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①结核病防治经费缺乏；②结防人力资源不足，人员工作待遇满意度较低；③卫生行政部门对工作的督导协调力度不够；④患者治疗管理工作质量下滑；⑤患者经济负担加重。（4）为不断完善“三位一体”结防模式，提出以下工作建议：①积极探索有效的结防经费补偿机制；②提高结防人员待遇，稳定结防队伍；③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工作监督和评价；④加强人员培训，不断规范患者治疗管理工作；⑤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和惠民措施，尽量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袁建军[9]（2013）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处于转型时期的攻坚阶段和风险社会的现实是中国当前突发公共事件频发的深刻背景。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已成为基本共识。其中,企业的力量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尚待深入推动。本文的研究就是试图通过研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来推动企业的参与,形成政企良性互动、危机有效治理的局面。本文力求在吸收和借鉴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寻求突破,试从常态下政府与企业交换互动关系入手,分析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互动模式、场景、过程、困境,并进而提出进一步构建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建议。以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和企业交换框架,为理解常态下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视角。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两者的交换关系存在一定的契合。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中,价值内在限定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域,预设了两者交互作用的集合；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资源结构与水平为其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潜在可能；影响力则是这种潜在可能向现实转变的中介力量,它通过比对行动者力量来揭示原本毫无现实关联的行动者交往的未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交换行为则是政府和企业理性互动的结果表现之一,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持续性互惠行为。运用政府和企业交换的分析框架,当前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关系,可被概括为信息控制、自由裁量、制度供给和身份认定等四种交换模式。信息控制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交换最为常见的形态,它依赖于双方对信息的控制。自由裁量模式建立在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权力基础上,以权力行使的自由空间为交换的资源。制度供给模式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政府和企业四种交换模式中最为开放和透明的一个,它为政府和企业的交换提供了正当性辩护。身份认定模式建立在依附于身份资格的利益基础上,其核心在于身份资格的巨大利益价值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每一种交换模式都有其内在的运作逻辑。从文本规范、角色定义和问题评判角度分析互动的场景、过程和困境会更有助于深入把握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的互动。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场景主要分布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减缓、准备、响应和恢复等各阶段；政府和企业的互动与企业作为事件源头方、事件波及方和事件协助方的不同角色有关,但都包括慎思、表达、响应和反馈等基本行为过程；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困境主要表现为信息共享基础薄弱、资源整合效率不高和责任承担模糊不清等三大方面。交换分析框架为理解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主要表现为政府和企业价值诉求及其内在根深蒂固的一致与分歧；政府和企业在风险认知与应对方面固守于传统和经验,并走向趋利化；交换场域的非规范化,包括分工协作程度差、互动耦合度低等；交换行为的闭合程度高,即传统行政命令方式和全能政府的延续。推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需要调整政府和企业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工具价值,实现价值的规训与祛媚；建立有效的资源互补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基于电子政务的、公私合作的资源调度平台、应急产业市场以及公平合理的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动态平衡的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机制,使之在网络化危机治理体制的基础上推行常态化的危机管理,塑造共识型的安全文化；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开放互动机制,避免封闭性的缺陷。
陶春海[10]（2010）在《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理论界出现了大量从生产效率角度考察我国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果的文献,使得对中国改革过程中经济运行质量及其效果的研究成为理论界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在对制造业、农业、商业等领域生产效率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也开始了对医疗服务业生产效率的研究。随着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但是,当人们尝试界定、测量、评价或者改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又常常难以摆脱传统生产效率的思维方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尝试以传统生产效率的方式来理解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因而在实践中,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常被粗糙地使用,从而也使其常被不合适的测量与评价。所有这些已经给人们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例如,医疗服务质量如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投入的决定因素和产出的决定因素到底有哪些?医疗服务产出的异质性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有何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投入因素如何转化成为产出因素?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在概念层次上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医疗服务投入、产出及医疗服务质量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目的就在于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量与评价,进而提出改善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首先,本文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传统生产效率概念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不适用性。医疗服务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生产效率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生产效率。理由为：（1）传统生产效率定义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传统生产效率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患者显然无法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因此,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一个封闭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函数显然不合适。（2）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能够用纯粹的数量来定义和测量的传统观点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水平。而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点,用传统的质量观点来解释医疗服务质量也显然是不够的。（3）由于医疗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及不可存储性,因而医疗服务是不可以预先生产并存储以备销售的。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仅以实现的产出来衡量生产效率高低显然是不够的,卫生资源的利用程度也应成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之一。可见,传统的生产效率已经不能满足医疗服务业的基本要求,非常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定义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其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并详细分析了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产出物的经济价值与产出该价值的投入物经济价值之比的计算而获得的该医疗服务机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卫生资源利用程度以及患者感知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度量。”这一概念包括构成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几个方面,即医疗服务投入、医疗服务产出以及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机构的投入资源是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存在的基础,分为医疗机构的投入和患者的投入两类。医疗机构的生产要素投入类似于传统制造业的投入要素,其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也类似于传统的制造业。患者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生产要素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制造业不同,在医疗服务领域,患者并不简单只是一个医疗服务需求的来源,而是医疗服务生产投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患者通过表达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在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提供了部分投入。根据参与到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及其对医疗服务产出的贡献,可将医疗服务产出分为医疗机构的服务产出和患者的服务产出。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不同于传统生产效率的产出要素（传统生产效率中的产出要素仅包括最终产品,因而封闭系统外的顾客行为并不会影响生产效率）,因而在定义医疗服务产出时,仅仅包括生产的最终结果是不够的,还应包括产出的质量,而且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对其生产效率产生着重要影响。笔者认为,医疗服务生产过程中的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受是衡量患者医疗服务产出的重要因素,因而论文运用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来调整医疗服务产出。同时,为反映患者的感知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中国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新模型,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运用耐抗性分析的双截面数据处理模型测算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并首次将顾客满意度指数纳入到医疗服务产出的调整指标中。再次,基于所界定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设计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测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常用的方法是生产前沿分析方法。前沿分析方法根据是否已知生产函数的具体的形式分为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前者以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简称SFA）为代表,后者以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e Analysis,简称DEA）为代表。我国学者已将这两种方法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大量研究实践也表明,两种方法都有其优越性和固有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方法更好,必须根据具体问题和实际度量结果做出判断。因此如何正确合理地使用这两种方法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同时采用了这两种方法来测算我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并在统计检验的基础上对测算结果进行组合研究,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方法的优越性,同时又尽可能克服它们固有的局限性。鉴于本文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投入和产出的比值,且产出要素涵盖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因素,因而,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实际上是通过选取一系列的投入、产出数量和质量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来反映被测算对象的医疗服务水平状况。由于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本文在充分分析国内外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实践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可测性、可比性等原则,并使用科学的方法,从医院和患者不同的角度设计了一套既包含医院的投入、产出,同时也包含患者的投入、产出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进而,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样本配对T检验和Spearman相关性检验比较分析两类方法的研究结果,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基础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卫生资源的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与量,进而影响到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第二、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值不高,尤其是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其医疗服务的综合效率值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产出规模下,卫生资源投入存在大量冗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第三、各地区医疗服务综合效率偏低的原因不是医疗服务规模效率偏低,而是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偏低；第四、中、东、西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值比较接近。这一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医疗服务技术效率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五、与东、西部地区相比,虽然中部地区卫生资源投入不足的情况较为突出,但中部地区医疗服务生产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均高于东、西部地区；第六、大部分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均存在规模不经济,而其中,大多数地区医疗服务生产又都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第七、我国卫生总费用配置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最后,笔者提出了提高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有效措施：一是强化政府供给职能；二是加强政府监管职能；三是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四是积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五是加强其他配套改革。
二、1996～2000年百色地直医疗单位物品消毒效果监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6～2000年百色地直医疗单位物品消毒效果监测（论文提纲范文）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2 研究背景、内容与方法 |
| 2.1 身体医学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国外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2 国内学者对身体医学化问题的研究概况 |
| 2.1.3 小结 |
| 2.2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与身体观念研究综述 |
| 2.2.1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相关研究 |
| 2.2.2 近代中国身体史的相关研究 |
| 2.2.3 近代中国健康观念的相关研究 |
| 2.2.4 近代中国体检兴起的相关研究 |
| 2.2.5 小结 |
| 2.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2.3.1 概念限定与说明 |
| 2.3.2 研究内容 |
| 2.3.3 研究方法 |
| 2.3.4 选题意义 |
| 2.3.5 创新性 |
| 3 身体医学化与近代中国的身体检查 |
| 3.1 晚清民国时期体检在中国的发展概述 |
| 3.2 近代中国体检中的身体观基础和技术基础 |
| 3.2.1 机械论、解剖学身体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2 科学度量观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2.3 身体影像技术与近代中国体检 |
| 3.3 小结与研究思路 |
| 4 晚清民国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4.1 清末学生体检制度观念的萌发与初步实践(1902-1911) |
| 4.2 北洋政府时期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1912-1927) |
| 4.2.1 各自为政时局下的学生体检制度与实践 |
| 4.2.2 存在的问题与统一标准的呼声 |
| 4.3 南京国民政府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与全面实施(1928-1937) |
| 4.3.1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学生体检制度的正式建立 |
| 4.3.2 健康检查逐渐纳入学校行政体系 |
| 4.4 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学生健康检查统计 |
| 4.5 全面抗战时期学生健康检查(1937-1945) |
| 4.5.1 战时学校健康(卫生)教育与健康检查 |
| 4.5.2 战时学生营养问题与健康检查 |
| 4.6 民国时期学生体检——以清华大学为例 |
| 4.6.1 清华学堂和清华学校时期的学生体检(1911.4-1928.7) |
| 4.6.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28.8-1937.7) |
| 4.6.3 抗战时期中的清华学生体检(1937.8-1946.7) |
| 4.6.4 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学生体检(1946.8-1948.12) |
| 4.7 小结 |
| 5 民国时期职业人员体检制度与实践的发展 |
| 5.1 民国初年至1933年职业人员体检 |
| 5.1.1 1931年之前职业人员体检的初步发展 |
| 5.1.2 应考公务人员体格检验制度的正式建立(1931-1933) |
| 5.2 1933年以后职业人员体检概况 |
| 5.2.1 行政公务人员 |
| 5.2.2 铁路服务人员 |
| 5.2.3 其他从业人员 |
| 5.3 特殊职业体检——以军人为例 |
| 5.3.1 陆军体检 |
| 5.3.2 空军飞行员体检 |
| 5.4 小结 |
| 6 民国时期孕产医学化与产检 |
| 6.1 孕产医学化:“异常”身体的建构 |
| 6.2 民国时期妇婴卫生行政与产检事业概况 |
| 6.3 产检:对“异常”身体的检测 |
| 6.3.1 时间上的监测 |
| 6.3.2 检查人员与场所的转变 |
| 6.3.3 检查项目与内容 |
| 6.4 基于产检的医学统计与研究 |
| 6.5 小结 |
| 7 讨论 |
| 7.1 体检与近代中国身体认知观念的转变 |
| 7.1.1 中西医“身体检查”观之比较 |
| 7.1.2 “健康检查”与“健康”认知观念 |
| 7.2 体检之“网”: 认知观念与制度安排的互动 |
| 7.2.1 实践中的技术: 北平公共卫生示范区中的体检 |
| 7.2.2 北平示范卫生区中体检知识和技术网络的生成 |
| 7.2.3 体检网络相关行动者行为链条分析 |
| 7.3 近代中国的体检与健康身份认同 |
| 7.3.1 从健康的身体到健康的国家 |
| 7.3.2 健康检查与身体隐喻 |
| 7.3.3 健康检查与身体、健康和身份的构建 |
| 7.4 小结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广西高中生HBV和HCV感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个人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对象和方法 |
| 结果 |
| 讨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4）生态环境阈限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研究 ——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来源与背景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国外研究情况 |
| 1.3.2 国内研究情况 |
| 1.3.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4 未来研究趋势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方法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理论概述 |
| 2.1 生物多样性保护概述 |
| 2.1.1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和价值 |
| 2.1.2 生物多样的威胁和原因 |
| 2.1.3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和进展 |
| 2.2 遗产旅游开发概述 |
| 2.2.1 旅游开发的定义和周期 |
| 2.2.2 遗产旅游的概念和内涵 |
| 2.2.3 遗产旅游开发的意义和模式 |
| 2.2.4 旅游容量的概念和内容 |
| 2.3 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3.1 协同论基础 |
| 2.3.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3 生态学理论 |
| 2.3.4 景观生态学理论 |
| 2.3.5 环境伦理学理论 |
| 2.3.6 经济学理论 |
| 3 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概况 |
| 3.1 研究区域概述 |
| 3.1.1 区域概况 |
| 3.1.2 地理位置 |
| 3.1.3 区域范围 |
| 3.2 自然地理概况 |
| 3.2.1 地质地貌 |
| 3.2.2 气候 |
| 3.2.3 水文 |
| 3.2.4 母质母岩及土壤 |
| 3.2.5 自然灾害 |
| 3.3 经济社会状况 |
| 3.3.1 行政区域与人口 |
| 3.3.2 经济发展状况 |
| 3.3.3 社会进步状况 |
| 3.4 世界自然遗产的价值 |
| 3.4.1 具有突出价值的地质、地貌特征 |
| 3.4.2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 |
| 3.4.3 极高的风景美学价值 |
| 3.4.4 珍奇的地质历史遗迹 |
| 3.4.5 多姿多彩的气象景观 |
| 3.5 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
| 3.5.1 遗产地的管理 |
| 3.5.2 遗产地的保护 |
| 3.5.3 遗产地的利用 |
| 4 生物多样性分析及其保护进展梳理 |
| 4.1 生物多样性主要特点 |
| 4.1.1 物种组成丰富 |
| 4.1.2 区系起源古老 |
| 4.1.3 区系成分复杂 |
| 4.1.4 地理过渡明显 |
| 4.1.5 特有类型群集分布 |
| 4.2 物种多样性分析 |
| 4.2.1 主要植物种质资源 |
| 4.2.2 主要动物物种资源 |
| 4.3 生态系统多样性分析 |
| 4.3.1 生态系统概况 |
| 4.3.2 植物群落多样性 |
| 4.3.3 主要动物分布情况 |
| 4.4 景观多样性分析 |
| 4.4.1岩峰石桩群斑块 |
| 4.4.2 岩峰石柱峪谷溪沟斑块 |
| 4.4.3 山坡岩墙峰柱沟谷斑块 |
| 4.4.4 障谷内岩峰石柱群斑块 |
| 4.4.5 方山台勘斑块 |
| 4.4.6 廊道生态异质性状况 |
| 4.5 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现状 |
| 4.5.1 珍稀濒危植物及古树名木 |
| 4.5.2 珍稀濒危动物 |
| 4.5.3 外来入侵物种分析 |
| 4.6 生物多样性评价 |
| 4.6.1 评价指标 |
| 4.6.2 评价方法 |
| 4.6.3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4.7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和问题 |
| 4.7.1 生物多样性保护概况 |
| 4.7.2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 |
| 4.7.3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 |
| 5 遗产旅游开发评价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识别 |
| 5.1 遗产地旅游资源状况分析 |
| 5.1.1 景观资源评价 |
| 5.1.2 旅游资源空间划分 |
| 5.1.3 旅游资源发展潜力分析 |
| 5.1.4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适宜性评价 |
| 5.2 遗产旅游开发现状分析 |
| 5.2.1 遗产旅游开发的阶段 |
| 5.2.2 遗产旅游开发的进展 |
| 5.2.3 遗产旅游开发的问题 |
| 5.3 遗产旅游开发评价 |
| 5.3.1 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 |
| 5.3.2 遗产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失调 |
| 5.3.3 遗产资源保护资金投入不足 |
| 5.3.4 遗产利害相关人保护水平待提高 |
| 5.3.5 遗产保护和管理体制待完善 |
| 5.4 遗产旅游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识别 |
| 5.4.1 生物多样性承载能力等级划分 |
| 5.4.2 旅游发展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过程 |
| 5.4.3 旅游发展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对象与结果 |
| 5.4.4 武陵源遗产旅游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
| 6 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分析与评价 |
| 6.1 遗产地生态系统安全状况分析与评价 |
| 6.1.1 评价内容 |
| 6.1.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1.3 评价方法 |
| 6.1.4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
| 6.1.5 生态系统安全等级评价 |
| 6.2 遗产地环境质量分析与评价 |
| 6.2.1 大气环境质量评价 |
| 6.2.2 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 |
| 6.2.3 声学环境质量评价 |
| 6.2.4 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
| 6.3 遗产地生态环境阈限状态评价 |
| 6.3.1 评价原则 |
| 6.3.2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6.3.3 评价过程与结果 |
| 7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机理推导 |
| 7.1 协同发展的概念和内涵解析 |
| 7.1.1 协同发展的定义 |
| 7.1.2 协同发展的内涵 |
| 7.2 协同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7.2.1 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的构成 |
| 7.2.2 协同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7.3 协同发展的协同度评价 |
| 7.3.1 评价模型的构建 |
| 7.3.2 协同性评价与分析 |
| 7.3.3 结果分析 |
| 7.3.4 结论 |
| 7.4 协同发展的协同度变化预测 |
| 7.4.1 灰色预测GM(1,1)模型的建立 |
| 7.4.2 模型检验 |
| 7.4.3 协同度的预测 |
| 7.5 协同发展的模式推导 |
| 7.5.1 现行模式描述与分析 |
| 7.5.2 协同发展模式的概念和内涵 |
| 7.5.3 协同发展的模式推导 |
| 7.5.4 协同发展模式的实现机制 |
| 8 遗产旅游合理开发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构 |
| 8.1 旅游规划环评中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与调控 |
| 8.1.1 环评中生物多样性影响识别的原则 |
| 8.1.2 环评中生物多样性影响识别的内容 |
| 8.1.3 规划中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调控 |
| 8.1.4 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与旅游规划的结合 |
| 8.2 遗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模式和内容重构 |
| 8.2.1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总体思路 |
| 8.2.2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五种模式 |
| 8.2.3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四个层次 |
| 8.2.4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监测与预警 |
| 8.3 遗产旅游开发中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升级 |
| 8.3.1 突出保护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
| 8.3.2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育与恢复 |
| 8.3.3 加大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灾害防治 |
| 8.3.4 提升景区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水平 |
| 8.3.5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功能区 |
| 8.4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体和效益多元化构建 |
| 8.4.1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意识培育 |
| 8.4.2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共同参与 |
| 8.4.3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调发展 |
| 8.4.4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法律制度完善 |
| 9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理念下遗产旅游开发转型 |
| 9.1 旅游环境容量的科学测算和合理管控 |
| 9.1.1 环境容量计算模式 |
| 9.1.2 资源空间容量测算 |
| 9.1.3 生态环境容量测算 |
| 9.1.4 设施环境容量测算 |
| 9.1.5 环境容量的合理管控 |
| 9.2 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理念更新 |
| 9.2.1 质量效益型开发 |
| 9.2.2 生态自然型开发 |
| 9.2.3 循环经济型开发 |
| 9.2.4 生态补偿型开发 |
| 9.3 遗产旅游开发模式转型 |
| 9.3.1 生态旅游模式 |
| 9.3.2 低碳旅游模式 |
| 9.3.3 乡村旅游模式 |
| 9.3.4 文化旅游模式 |
| 9.3.5 多维复合模式 |
| 9.4 遗产旅游开发核心景区扩容提质发展 |
| 9.4.1 核心景区扩容提质的必要性分析 |
| 9.4.2 核心景区扩容提质总体方案设计 |
| 9.4.3 核心景区扩容提质方案综合效益分析 |
| 9.4.4 核心景区扩容提质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
| 10 结语 |
| 10.1 基本结论 |
| 10.2 本文特色与创新 |
| 10.2.1 研究特色 |
| 10.2.2 创新点 |
| 10.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2014年中国麻疹的流行病学和四种麻疹病毒基因型H基因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摘要 Abstract 前言 |
| 一、麻疹 |
| 二、麻疹病毒 |
| 三、麻疹全球及我国流行趋势 |
| 四、麻疹疫苗及免疫进展 |
| 五、我国麻疹病原学监测进展 |
| 六、空间统计分析与空间决策 |
| 七、我国麻疹消除课题 材料与方法 |
| 一、数据来源 |
| 1.1 流行病学调查信息 |
| 1.2 核酸检测结果 |
| 1.3 病毒分离结果 |
| 1.4 基因型鉴定结果 |
| 二、实验耗材与实验方法 |
| 2.1 毒株来源与病毒分离 |
| 2.2 细胞来源 |
| 三、实验试剂及主要仪器 |
| 3.1 实验试剂 |
| 3.2 主要实验仪器及作用 |
| 四、实验方法 |
| 4.1 Vero/hSLAM细胞培养相关技术 |
| 4.2 病毒分离与增殖 |
| 4.3 病毒RNA提取 |
| 4.4 RT-PCR |
| 4.5 PCR产物的检测和鉴定 |
| 4.6 N基因COOH末端片断测序 |
| 4.7 H基因全长测序 |
| 五、数据分析方法 |
| 5.1 序列整理和其他相关分析软件 |
| 5.2 流行病学分析方法 |
| 六、技术路线 结果 |
| 一、麻疹传统流行病学分析 |
| 1.1 流行病学特征 |
| 1.2 时间分布 |
| 1.3 人群分布 |
| 1.4 地区分布 |
| 1.5 暴发分析 |
| 1.6 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史 |
| 1.7 临床症状 |
| 二、空间流行病学分析 |
| 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 2.2 时空模型 |
| 三、麻疹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分析(基于N基因羧基末端450bp) |
| 3.1 麻疹病毒的分离和RT-PCR鉴定 |
| 3.2 各省麻疹野毒株代表株及其标准命名 |
| 3.3 麻疹野毒株基因型鉴定结果分析 |
| 3.4 麻疹野毒株基因序列同源性分析 |
| 四、麻疹病毒四种基因型分离株H基因全长核苷酸和氨基酸特征分析 |
| 4.1 分离毒株来源及基因定型 |
| 4.2 RT-PCR结果 |
| 4.3 序列分析 总结与讨论 |
| 1 流行病学部分 |
| 1.1 传统流行病学 |
| 1.2 空间统计分析 |
| 2 基因特征分析 |
| 2.1 分子流行病学 |
| 2.2 H基因特征分析 |
| 3 总结 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 |
| 一、麻疹新特点 |
| 二、0～8月龄婴儿麻疹抗体水平与感染危险因素 |
| 三、成人麻疹抗体水平与感染危险因素 |
| 综述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致谢 |
（6）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2 国内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文献计量分析 |
| 1.2.3 国内关于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现状 |
| 1.2.4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1.4.1 资料来源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层疟疾监测的相关内涵界定 |
| 2.1 监测相关内涵界定 |
| 2.2 监测成本效益相关内涵界定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分析 |
| 3.1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防控现状 |
| 3.1.1 样本地区的选取 |
| 3.1.2 样本地区疟疾流行状况 |
| 3.2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组织体系运行情况 |
| 3.3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监测能力现状分析 |
| 3.3.1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结构分析 |
| 3.3.2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工作人员的疟疾核心知识知晓率现状分析 |
| 3.3.3 疟疾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现状 |
| 3.3.4 疟疾工作人员监测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财力投入情况 |
| 3.5 基层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物力投入情况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分析 |
| 4.1 疟疾监测的成本与效益框架确定 |
| 4.1.1 文献研究法初步确定成本效益分析框架 |
| 4.1.2 专家咨询法确定成本效益框架 |
| 4.2 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成本与效益的核算 |
| 4.2.1 样本地区与周期的选取 |
| 4.2.2 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核算的假定条件 |
| 4.2.3 样本地区的疟疾监测的成本核算 |
| 4.2.4 样本地区的疟疾监测的效益核算 |
| 4.3 样本地区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我国基层疟疾监测能力及成本效益的讨论分析 |
| 5.1 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讨论分析 |
| 5.2 基层疟疾监测的成本效益讨论分析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的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的创新性及展望 |
| 6.2.1 研究的创新性 |
| 6.2.2 研究的局限性 |
| 6.2.3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调查问卷及专家咨询表 |
（7）宁强县健康教育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4.1 国外研究动态 |
| 1.4.2 国内研究动态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和发展综述 |
| 2.1 健康教育相关概念 |
| 2.1.1 健康 |
| 2.1.2 影响健康的因素 |
| 2.1.3 健康素养 |
| 2.1.4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
| 2.2 健康教育理论综述 |
| 2.2.1 健康行为的基础理论 |
| 2.2.2 健康行为的个体理论 |
| 2.2.3 健康行为的群体理论 |
| 2.3 国内外健康教育发展状况 |
| 2.3.1 国外健康教育发展状况 |
| 2.3.2 国内健康教育发展状况 |
| 第三章 宁强县健康教育现状 |
| 3.1 宁强县基本情况 |
| 3.2 宁强县健康教育组织机构和人员、经费保障情况 |
| 3.3 宁强县健康教育内容 |
| 3.4 宁强县居民健康教育基本认知情况调查 |
| 3.4.1 调查对象和方法 |
| 3.4.2 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
| 3.4.3 健康行为形成情况调查 |
| 3.4.4 婴幼儿和在校中小学生的营养健康教育调查 |
| 3.4.5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调查 |
| 第四章 宁强县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 4.1 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制约健康教育发展 |
| 4.2 缺乏需求评估，健康教育没有针对性 |
| 4.3 健康教育缺乏统一协调，力量分散 |
| 4.4 缺乏对学生群体的健康教育 |
| 第五章 宁强县健康促进保障措施和策略 |
| 5.1 保障措施 |
| 5.1.1 硬件保障措施 |
| 5.1.2 政策和制度保障措施 |
| 5.1.3 社会环境保障措施 |
| 5.2 策略 |
| 5.2.1 开展本土化健康教育 |
| 5.2.2 完善健康教育需求评估工作制度，使服务有的放矢 |
| 5.2.3 加强组织协调，形成健康教育合力 |
| 5.2.4 加强学校健康教育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广西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部分 |
| 广西现行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实施效果评价 前言 资料来源与方法 结果 讨论 小结 参考文献 第二部分 |
| “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模式的构建 前言 资料来源与方法 结果 讨论 小结 参考文献 第三部分 |
| “三位一体”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实施现状分析 前言 资料来源与方法 结果 讨论 小结 参考文献 全文总结 附录 综述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问题 |
| 1.2 论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4 研究的基点：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突发公共事件及应对的概念梳理 |
| 1.4.2 互动概念、理论与视角转换 |
| 1.4 研究的理论视角和逻辑结构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2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的分析框架 |
| 2.1 价值-资源-影响力-交换的理论框架 |
| 2.1.1 价值阐释与层次 |
| 2.1.2 资源及其要素结构 |
| 2.1.3 影响力及其相互关系 |
| 2.1.4 交换的概念、形态与条件 |
| 2.2 理论框架的运作逻辑及其转换 |
| 3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的基本模式 |
| 3.1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控制模式 |
| 3.1.1 检查与瞒报：信息控制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 3.1.2 关系内核：信息控制模式的内在逻辑 |
| 3.2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自由裁量模式 |
| 3.2.1 执法与惩补：自由裁量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 3.2.2 权-利考量：自由裁量模式的内在逻辑 |
| 3.3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制度供给模式 |
| 3.3.1 规划与标准：制度供给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 3.3.2 预期稳定：制度供给模式的内在逻辑 |
| 3.4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身份认定模式 |
| 3.4.1 资格与荣誉：身份认定模式的主要表现形态 |
| 3.4.2 地位价值：身份认定模式的内在逻辑 |
| 4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的场景-过程-困境分析 |
| 4.1 文本规范意义上的政府和企业互动场景 |
| 4.1.1 减缓阶段的互动场景 |
| 4.1.2 准备阶段的互动场景 |
| 4.1.3 响应阶段的互动场景 |
| 4.1.4 恢复阶段的互动场景 |
| 4.2 角色定义层面上的政府和企业互动过程 |
| 4.2.1 作为事件源头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 4.2.2 作为事件波及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 4.2.3 作为事件协助方的企业与政府互动 |
| 4.3 问题评判语境下的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 |
| 4.3.1 政府和企业信息共享基础薄弱 |
| 4.3.2 政府和企业资源整合效率不高 |
| 4.3.3 政府和企业责任承担模糊不清 |
| 5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困境的交换论释疑 |
| 5.1 价值诉求及其内在关系的一致与分歧 |
| 5.1.1 政府和企业价值设定中的一致与分歧 |
| 5.1.2 政府和企业资源占有中的一致与分歧 |
| 5.1.3 政府和企业影响力方面的一致与分歧 |
| 5.1.4 政府和企业交换行为中的一致与分歧 |
| 5.2 风险认知与应对的痼疾 |
| 5.2.1 风险认知的不适 |
| 5.2.2 知识结构的缺陷 |
| 5.2.3 价值诉求的趋利 |
| 5.3 交换场域的非规范化 |
| 5.3.1 市场与社会分工协作机制薄弱 |
| 5.3.2 政府和企业互动场域耦合不佳 |
| 5.4 交换行为的高闭合度 |
| 5.4.1 传统行政方式的延续 |
| 5.4.2 交换主体拓展的困难 |
| 6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 |
| 6.1 重塑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和企业价值 |
| 6.1.1 政府价值的规训 |
| 6.1.2 企业价值的祛媚 |
| 6.2 建立有效的政府和企业资源互补机制 |
| 6.2.1 建立公私合作的资源调度平台 |
| 6.2.2 建立健全规范有效应急产业市场 |
| 6.2.3 健全公平合理的风险和成本分担机制 |
| 6.3 建立动态平衡的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机制 |
| 6.3.1 建构网络化危机治理体制 |
| 6.3.2 确立常态化危机管理机制 |
| 6.3.3 塑造共识型安全文化氛围 |
| 6.4 建立政府和企业的开放互动机制 |
| 6.4.1 发挥法律的规范调节作用 |
| 6.4.2 完善权力与权利相容互补机制 |
| 6.4.3 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机制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后记 |
（10）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医疗服务提供技术效率低下 |
| 1.1.2 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效率理论回顾 |
| 2.1.1 古典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2 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3 X效率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1.4 西方经济理论关于效率的分析 |
| 2.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度方法述评 |
| 2.2.1 参数方法 |
| 2.2.2 非参数方法 |
| 2.2.3 简要述评 |
| 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概念的界定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医疗服务的相关概念 |
| 3.1.1 服务的界定与评析 |
| 3.1.2 医疗服务的界定与评析 |
| 3.1.3 医疗服务的属性评析 |
| 3.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相关概念 |
| 3.2.1 生产效率的涵义 |
| 3.2.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 |
| 3.3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3.1 完全市场经济下的效率 |
| 3.3.2 市场失灵 |
| 3.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3.4 生产前沿面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4.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构成要素分析 |
| 4.1 医疗服务投入 |
| 4.1.1 医疗服务投入概述 |
| 4.1.2 各地区医疗服务投入现状分析 |
| 4.1.3 卫生总费用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 |
| 4.2 医疗服务产出 |
| 4.2.1 医疗服务产出的分类 |
| 4.2.2 医疗服务产出的性质 |
| 4.2.3 医疗服务产出核算的现状 |
| 4.2.4 医疗服务产出核算的思路 |
| 4.3 医疗服务质量 |
| 4.3.1 医疗服务质量的概述 |
| 4.3.2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 |
| 4.3.3 基于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的医疗服务质量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的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 |
| 5.1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测算方法 |
| 5.1.1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5.1.2 随机前沿分析法 |
| 5.1.3 两种方法的比较 |
| 5.2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 5.2.1 指标体系建立的基本原则 |
| 5.2.2 测算指标选取的方法 |
| 5.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指标的选取 |
| 5.3.1 国内外测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使用的指标综述 |
| 5.3.2 本研究使用的投入指标 |
| 5.3.3 本研究使用的产出指标 |
| 5.3.4 相关指标的调整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实证分析 |
| 6.1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测评 |
| 6.1.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6.1.2 医疗服务顾客满意度指数的估计方法 |
| 6.1.3 基于耐抗性分析的双截面数据处理模型的实证分析 |
| 6.2 医疗服务投入产出指标分析 |
| 6.2.1 投入、产出指标的确定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产出指标的调整 |
| 6.2.4 投入产出指标分析 |
| 6.3 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1 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2 基于SFA方法的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测算 |
| 6.3.3 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相关性和一致性检验 |
| 6.4 中国各地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差异分析 |
| 6.4.1 综合效率分析 |
| 6.4.2 技术效率分析 |
| 6.4.3 规模效率分析 |
| 6.4.4 松弛变量分析 |
| 7. 结论与政策 |
| 7.1 结论 |
| 7.2 提高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政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1996～2000年百色地直医疗单位物品消毒效果监测（论文参考文献）
- [1]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D]. 王瑶华.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1)
- [2]广西高中生HBV和HCV感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D]. 蒙明虑. 广西医科大学, 2017(01)
- [3]灾害事故现场急救与卫生应急处置中国专家共识 2017[A]. 岳茂兴,王立祥,李奇林,梁华平,曹佳. 2017第13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学术年会与第12届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灾害医学学术年会暨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卫生应急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2017灾害医学与急危重症高端论坛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灾害医学十年回顾资料集, 2017
- [4]生态环境阈限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协同发展研究 ——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D]. 马骏.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1)
- [5]2014年中国麻疹的流行病学和四种麻疹病毒基因型H基因特征分析[D]. 任丽.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6(03)
- [6]我国基层疟疾监测的能力现状和成本效益分析[D]. 方海清. 华中科技大学, 2016(11)
- [7]宁强县健康教育现状与健康促进对策研究[D]. 朱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3)
- [8]广西结核病防治模式的应用效果研究[D]. 吴腾燕. 广西医科大学, 2014(10)
- [9]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D]. 袁建军. 苏州大学, 2013(06)
- [10]中国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DEA和SFA方法的组合研究[D]. 陶春海. 江西财经大学, 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