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换技术演进新说 第一讲 交换技术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王鹏飞[2](2021)在《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洗涤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洗涤技术是人类保持健康、维持生存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追求美好生活、展示精神风貌的重要方式。人类洗涤的历史与文明史一样悠久绵长,从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到我国的先秦,无不昭示着洗涤与洗涤技术的古老。但现代意义上的洗涤及其技术,是以表面活性剂的开发利用为标志的,在西方出现于19世纪末,在我国则更是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前身可追溯至1930年成立的中央工业试验所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是我国日化工业特别是洗涤工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专业技术研究机构,是新中国洗涤技术研发的核心和龙头。以之为研究对象和视角,有助于系统梳理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全貌。迄今国内外关于我国洗涤技术发展的研究,仅局限于相关成果的介绍或者是某一时段前沿的综述,且多为专业人员编写,相对缺乏科学社会学如动因、特征与影响等科技与社会的互动讨论;同时,关于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系统学术研究也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基于丰富一手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院史档案,本文从该院70年洗涤技术研发的发掘、梳理中透视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的历程、动因、特征、影响及其当代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对档案资料进行初步分类、整理时,笔者提炼出一些问题,如:为何我国50年代末才决定发展此项无任何研发究经验的工业生产技术?在薄弱的基础上技术是如何起步的?各项具体的技术研发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究竟哪些关键技术的突破带动了整体工业生产水平的提升?在技术与社会交互上,哪些因素对技术发展路径产生深刻影响?洗涤技术研发的模式和机制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技术的发展又如何重塑了人们的洗涤、生活习惯?研究主体上,作为核心研究机构的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在我国洗涤技术发展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其体制的不断变化对技术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其曲折发展史对我国今天日用化工的研发与应用走向大国和强国有哪些深刻的启示?……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国内外洗涤技术的发展为大背景,分别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它离子型(非离子、阳离子、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助剂及产品、合成脂肪酸等四大洗涤生产技术入手,以关键生产工艺的突破和关键产品研发为主线,重点分析各项技术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突破过程,以及具体技术研发之间的逻辑关系,阐明究竟是哪些关键工艺开发引起了工业生产和产品使用的巨大变化;同时,注重对相关技术的研发缘由、研究背景和社会影响等进行具体探讨,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的发展。经过案例分析,本文得到若干重要发现,譬如表面活性剂和合成洗涤剂技术是当时社会急切需求的产物,因此开发呈现出研究、运用、生产“倒置”的情形,即在初步完成技术开发后就立刻组织生产,再回头对技术进行规范化和深化研究;又如,改革开放后市场对多元洗涤产品的需求是洗涤技术由单一向多元转型的重要动因。以上两个典型,生动反映出改革开放前后社会因素对技术研发的内在导向。经过“分进合击”式的案例具体研究,本文从历史特征、发展动因和研发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认为:我国洗涤技术整体上经历了初创期、过渡期、全面发展期和创新发展期四个阶段,而这正契合了我国技术研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从精到新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以技术与社会的视角分析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反映出社会需求、政策导向、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环保要素在不同时代、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共塑了技术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伴随洗涤领域中市场在研究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我国洗涤技术的研发机制逐渐由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过度和转化。本文仍有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和全面拓展,如全球视野中我国洗涤技术的地位以及中外洗涤技术发展的比较、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核心力量的潜力发挥等。
陆露[3](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苏日娜[4](2020)在《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文中提出数理逻辑,又称符号逻辑、理论逻辑或逻辑斯蒂,数学的一个分支,用数学方法研究的逻辑或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诞生于17世纪末,迄今为止,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数理逻辑最初是作为“运用数学方法的逻辑”而兴起的。随后,数学的发展提出并要求解决数学的逻辑和哲学基础问题,于是数理逻辑又进一步发展成主要是“关于数学的逻辑”,并且与数学基础理论相结合,成了一门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应用的数学科学。1920年,随着英国着名哲学家、数学家、社会活动家,数理逻辑的集大成者罗素(1872-1970)来华,数理逻辑正式传入中国。本文以1920-1966年间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地挖掘、收集和整理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较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整体上厘清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呈现主要科学家的贡献和中外数理逻辑交流等情况,较为客观地反映其发展水平和特点。本文主要包括以下4部分内容:1.分前史时期、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梳理数理逻辑的诞生及其各分支的发展历史。2.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数理逻辑的引介工作。分析了罗素来华之前,中国学者关于数理逻辑的探讨以及罗素《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内容与影响。围绕中国第一部数理逻辑译着《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探讨了数理逻辑被最初引进时中国学者的态度、学术水平与传播范围等问题。搜集了早期中国学者的数理逻辑论文,介绍了他们对集合论、数学基础、数理逻辑基础理论3个方面的引介工作。3.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中国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以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现代逻辑》和金岳霖的《逻辑》3部具有代表性的着作为切入点,探究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数理逻辑研究的方向、水平与贡献。特别探讨了各层次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情况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第一批数理逻辑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4.回顾和总结了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的发展历史与特点。重点讨论了这一时期数理逻辑界为消除科学界和大众对数理逻辑的歪曲和误解所做的宣传与普及工作。分析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开展与“12年远景规划”对数理逻辑的助推作用,总结了中国学者在数理逻辑理论与应用领域取得的主要成绩。以1952年“院系大调整”为背景,讨论了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情况。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民国时期,以傅种孙、张申府、金岳霖、汪奠基为代表的先行者们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的引介工作是谨慎的、负责的,也是先进的。他们的工作使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了较高的起点和良好的基础,迈出了历史性的、坚实的一步。2.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时期(1920-1949),国内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的人屈指可数,并没有广泛和稳固的发展基础。一些科学家的工作和具有前瞻性的成果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数理逻辑只是中学、大学课堂里讲授的内容,并没有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3.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时期(1949-1966),为使数理逻辑具备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中国数理逻辑学家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宣传与普及工作。20世纪五十年代,数理逻辑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数理逻辑发展已经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阶段进入专门研究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数理逻辑在逻辑演算、递归论及数理逻辑的应用等领域有比较集中的研究,尤其在逻辑演算、递归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4.大学数理逻辑教育的开展为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转折。192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开设数理逻辑课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内接受数理逻辑教育的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深造,师从世界知名大师学习。他们回国后,投身教育与科学研究第一线,开创了我国数理逻辑崭新的局面。5.国家政策是助推数理逻辑发展的重要动力。1956年,《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颁布后,数学界及全国各地高等学校相应地开展了远景规划的实施工作。数理逻辑界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科学研究,构建了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新格局。
宋晋凯[5](2020)在《民国前期数学现代转型的文化观照(1912-193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的学术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数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中国现代数学在民国后期(1936-1949年)出现了一次研究的高潮,许多数学家逐渐进入了世界数学舞台的中央,一些研究成果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审视民国后期的数学发展成就,不可不追溯民国前期(1912-1935年)的数学现代转型。民国前期,文化变革剧烈,社会思潮汹涌,在科学文化空前繁荣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数学伴随着“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转向,逐步完成了体制化进程,现代转型初步完成。民国前期的数学现代转型,使中国传统数学在学术、学科、学人、学会等建制建设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至为重要的是,在民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浪潮中,学界对数学本质、数学价值、数学真理等数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哲学审视,构筑起具有独特时代文化特质的数学思想文化形态。民国前期的数学思想文化颠覆了中国传统数学的观念认知,与数学现代转型相互耦合、互为促进,也为国民政府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本文遵循学术现代转型的史学研究路径,以“契机→内容→主体→途径”为主线牵引通篇,分为绪论、正文(共七章,首章为契机,中间四章为内容,后二章分别为主体和途径)、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围绕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以及概念释名等内容进行阐释,重点对选题研究的合理性、可行性给予论证。第一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现代转型的文化背景及基本概况的相关内容。民国数学现代转型的研究,必须将其置放于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也必须通晓国外数学潮流的发展情况。本章简要介绍了民国科学文化、世界数学思想潮流的相关情况,重点对民国数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和体制化完成的重要节点给予着墨论述,为正文后续部分的展开进行铺垫。第二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本质探讨的内容。事物的本质最可从其定义中体现,从定义出发也可探寻事物本质的“元问题”。本章围绕数学界说在中国传统数学中的历史演变、民国前期数学界说的形态等内容,重点从数学基础研究、实在论的视角进行数学本质属性的挖掘。民国前期的数学本质体现出自然属性、哲学属性以及实在论等方面的特征。第三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认识论的内容。认识论是对事物本质探寻的纽带。围绕数学知识能否被人类所认知这一问题,民国学界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中,尤以罗素的数学不可知论影响最为深远。受罗素来华带来的文化效应影响,数学不可知论成为这场论争的焦点。本章重点讨论数学不可知论的历史演变及传播概况,系统梳理了数学不可知论自身体现出的“空洞无物”“不辨真妄”的典型特征,并对民国学者利用唯物辩证法对其发起诘难的情况进行了回溯。第四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价值观嬗变的内容。价值观是数学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国传统数学为“六艺之末”,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导向。进入民国之后,现代数学的价值被学界重新认知,此时的数学被理解为是“科学之基”“科学之母”,数学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围绕数学的价值,民国学界对数学之于社会、文化和人生的作用,以及数学与统计学、经济学、艺术学等现代学科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第五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真理性研究的内容。真理性研究是数学哲学关注的重要主题。民国学界对数学真理所体现出的保守性、递进性、自足性等特点进行了总结。实证主义思潮传入使数学真理的特性受到了挑战,数学真理的相对性以及数学公理主义倾向成为学界论争的重点。康德哲学、实证主义、公理主义等哲学理论与非欧几何学、极限理论等数学学说相互交织、相互援引,成为民国学界真理性探讨的特色。第六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主体寻源的内容。留学生是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建构的主体。民国以前,实业是留学生学科选择的主要方向,数学留学生的数量极少。及至民国,西学被大规模建制化的持续引入,学界对数学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识,数学留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不仅是民国数学现代转型的骨干,更是数学思想文化变革的中坚,引领了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的发展。本章还以数学留学生的典型代表——胡明复为对象进行具体研究,点面结合勾勒数学留学生在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构建中的重要作用。第七章是关于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传播途径的内容。期刊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国现代意义期刊的创办受益于来华传教士群体。在民国以前的期刊中刊载过一些数学文化方面的文章,但数量较少,并未产生特别的影响。数学思想文化在民国前期的传播途径体现出综合性期刊→大学期刊→专业期刊的典型特点。《科学》《少年中国》《学生杂志》等综合类期刊成为数学思想文化的重要传播平台。外国名哲来华访学,促进了民国数学思想文化的发展,人物学说研究类专门期刊开始出现。《罗素月刊》是此类期刊的嚆矢,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以《罗素月刊》为研究素材,可以管窥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经由期刊传播之原貌。结束语是对本文的总体回溯。主要包括民国前期数学思想文化特点的归纳总结、本文研究的不足与仍需努力的方面、本文研究的展望及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等内容。
周少妍[6](2020)在《认知负荷模式下汉英模拟交传记忆困难及应对策略实践报告 ——以公共课《认识武汉·大国工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武汉,作为我国中部中心城市,从国家老工业基地向国家先进制造业迈进。公开课《认识武汉·大国工业》贯彻教育部“课程思政”行动计划,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城市独特魅力与“工业大国”的转型决心。因此,本报告选取公开课中的三章课程内容为语料,旨在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城市工业发展,展现中国的经济实力,促进经济合作与交流。本次口译实践发现的主要问题为记忆方面的困难,分为原语专业知识记忆障碍,笔记记忆混乱,听辨记忆信息缺失,心理焦虑和字幕影响等。通过对认知负荷模式中理解、记忆和产出等认知活动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合理分配负荷,包括充分准备专业知识,完善笔记系统,调节心理压力等。通过本篇实践报告,译者发现记忆困难问题归根结底是认知负荷问题。因此,提升口译综合能力保证各项负荷不超载至关重要。同时,对于记忆方面的原因分析与解决策略也是提高口译质量的关键。希望本文对交传中记忆策略的相关研究及实践运用提供一些启示。
崔艳英[7](2020)在《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文中指出心智表征是认知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尚没有解决的谜题。笛卡尔的接触力学没能解决“思维物质”和语言创造性问题,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解决了力学难题,但是对于“语言创造性”和“心智”无能为力。洪堡特提出“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说明语言创造性,但只是为心智换了一种说法,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乔姆斯基迎难而上,反对行为主义,发起一场认知革命,研究语言能力,研究心智表征问题。他的心智表征观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这几方面问题通过七个部分展开讨论。首先,心智表征研究可以追溯到经院哲学时期,其路径研究主要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研究,无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不能成为心智解读的理想路径。乔姆斯基的心智研究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通过语言维度研究心智。其次,他的理性主义心智,以“语言创造性”为切入点,追本溯源,找到历史依据,复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他的普遍语法假设可以在波尔·罗亚尔语法中找到原型;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非空穴来风,源于历史文献;他的生成理论源于洪堡特的“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第三,他对心智的研究主要是对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心智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不是可以计算?方法论自然主义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可否用于心智表征研究?心智表征是否具有意向性?第四,这些问题的解答,使得意向性成为乔姆斯基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他尝试通过思维的计算表征维度对心智的意向性问题进行解读,但他的解读面临困境,这个困境是概念问题还是术语问题?如果是术语概念问题,那乔姆斯基理论是否要摒弃意向性?摈弃意向性似乎意味着乔姆斯基支持还原论?第五,心智还原论问题,是心智哲学避不开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何处理心智表征还原问题?乔姆斯基像牛顿一样,怀疑物理主义,坚持自然主义方法论。他的普遍语法是语言能力问题,是心智表征问题。第六,普遍语法说明人类具有语言器官,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不受其他认知能力影响。然而,诸多证据说明模块独立不可行,模块互动是真谛。心智模块论具有系统性、互动性。最后,乔姆斯基理论不是终极理论,也有局限性。心智表征的意向性研究不适合自然主义路径研究,意向性自然化构成乔姆斯基理论的局限性。心智表征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研究之成果,借鉴视觉研究之成果,借鉴语言研究之思路。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提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杨兴夏[9](2019)在《我国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我国零售业的不断发展,零售业的创新活动进入高度活跃期。与丰富的零售业创新实践相比,零售业创新的系统理论研究仍显滞后。零售业创新内涵和机理还未形成共识,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围绕零售业创新的绩效与影响,采用“内涵—测度—经济效应”依次递进的研究思路展开。首先,结合创新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流通经济理论,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法探讨零售业创新内涵、创新的微观和中观机理。其次,依据零售业创新内涵并利用2016—2017年全国企业创新调查数据,构建零售业创新测度指标并进行验证。再次,分别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消费二元增长理论和交易外部性理论依次分析零售业创新的产业绩效、零售业创新对消费经济效应以及零售业创新对产出的经济效应,同时根据样本特性,采用解决截面异方差问题的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回归方法和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方法对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从创新的生产函数本质出发,零售业创新是指零售商创新及其扩散形成零售业新生产函数的过程,包括零售商创新和零售商创新扩散两个方面。零售商内、外创新模型表明,零售商创新的根本逻辑在于零售商追求实际产出持续增长所采用的节约成本的内部创新与扩展市场的外部创新。零售商内部创新集合形成零售业内部创新,零售商外部创新集合形成零售业外部创新。进一步的理论分析表明,从零售商创新到零售业创新,交织着合成放大效应和合成谬误问题,零售业外部创新具有合成放大效应,零售业内部创新同时具备合成放大效应和合成谬误问题;(2)零售业外部创新可用成功实施服务创新或营销创新零售企业数量占比指标测度,零售业内部创新则以成功实施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零售企业数量占比指标测度。指标测算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零售业外部创新水平高于内部创新,西部地区零售业创新活跃,“一带一路”省域零售业具有较高创新水平;(3)零售业创新对产业绩效和消费具有显着影响。目前,我国零售业外部创新以合成放大效应为主导效应,对产业本身和消费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效应;零售业内部创新虽然也存在合成放大效应,但在当前我国零售业组织化程度较低的背景下,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了行业进入壁垒,促进了中小零售商发展,不利于整合资源发挥零售业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其带来的投资潮涌不利于零售业产能充分利用。零售业创新通过激励生产性劳动带动产出增长,在零售业具有较高市场集中度的前提假设下,基于交易外部性理论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零售业外部创新有利于满足生产者的商品需要,零售业内部创新及生产商利润共享机制能够满足生产者的收入需要,均对生产性劳动具有激励作用。论文的主要边际贡献有三点:一是进一步明确了零售业创新的内涵及其在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机理;二是基于新指标、新数据测度了我国零售业的创新;三是从零售业绩效、零售业创新的消费效应与产出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
汪书路[10](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研究指明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二、交换技术演进新说 第一讲 交换技术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交换技术演进新说 第一讲 交换技术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框架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2.2 国外研究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2.2.3 争议与评价 |
2.3 国内研究 |
2.3.1 介绍性研究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2.4 小结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3.2 生物学说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3.3 历史主义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3.4 人道主义者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3.4.2 实地考察 |
3.5 小结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4.3.1 何谓“正常”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4.4 小结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5.1 人的发展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5.2.1 企业家才能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5.4 小结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6.2.3 政策主张 |
6.3 小结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7.3 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2)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0.2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0.4 创新之处与主要不足 |
第一章 中外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1.1 洗涤技术的相关概念 |
1.1.1 洗涤、洗涤技术及洗涤剂 |
1.1.2 表面活性剂界定、分类及去污原理 |
1.1.3 助剂、添加剂、填充剂及其主要作用 |
1.1.4 合成脂肪酸及其特殊效用 |
1.2 国外洗涤技术的发展概述 |
1.2.1 从偶然发现到商品——肥皂生产技术的萌芽与发展 |
1.2.2 科学技术的驱动——肥皂工业化生产及其去污原理 |
1.2.3 弥补肥皂功能的缺陷——合成洗涤剂的出现与发展 |
1.2.4 新影响因素——洗涤技术的转型 |
1.2.5 绿色化、多元化和功能化——洗涤技术发展新趋势 |
1.3 中国洗涤技术发展概述 |
1.3.1 取自天然,施以人工——我国古代洗涤用品及技术 |
1.3.2 被动引进,艰难转型——民国时期肥皂工业及技术 |
1.3.3 跟跑、并跑到领跑——新中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历程 |
1.4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发展沿革 |
1.4.1 民国时期的中央工业试验所 |
1.4.2 建国初期组织机构调整 |
1.4.3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筹建 |
1.4.4 轻工业部日用化学工业科学研究所的壮大 |
1.4.5 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的转制和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2.1 我国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开端(1957-1959) |
2.2.1 早期技术研究与第一批合成洗涤剂产品的面世 |
2.2.2 早期技术发展特征分析 |
2.2 以烷基苯磺酸钠为主体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1960-1984) |
2.2.1 生产工艺的连续化研究及石油生产原料的拓展 |
2.2.2 烷基苯新生产工艺的初步探索 |
2.2.3 长链烷烃脱氢制烷基苯的技术突破及其它生产工艺的改进 |
2.2.4 技术发展特征及研究机制分析 |
2.3 新型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与研究(1985-1999) |
2.3.1 磺化技术的进步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盐、α-烯基磺酸盐的开发 |
2.3.2 醇(酚)醚衍生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2.3.3 脂肪酸甲酯磺酸盐的研究 |
2.3.4 烷基苯磺酸钠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
2.3.5 技术转型的方式及动力分析 |
2.4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全面产业化及升级发展(2000 年后) |
2.4.1 三氧化硫磺化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
2.4.2 主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技术的产业化 |
2.4.3 油脂基绿色化、功能性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2.4.4 新世纪技术发展特征及趋势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生产技术的发展 |
3.1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初步发展(1958-1980) |
3.2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技术的迅速崛起(1981-2000) |
3.2.1 生产原料的研究 |
3.2.2 咪唑啉型两性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3.2.3 叔胺的制备技术的突破与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开发 |
3.2.4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技术更新及新品种的开发 |
3.2.5 技术发展特征及动力分析 |
3.3 其它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绿色化品种的开发(2000 年后) |
3.3.1 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开发及乙氧基化技术的利用 |
3.3.2 糖基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开发 |
3.3.3 季铵盐型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进一步发展 |
3.3.4 技术新发展趋势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助剂及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 |
4.1 从三聚磷酸钠至4A沸石——助剂生产技术的开发与运用 |
4.1.1 三聚磷酸钠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65-2000) |
4.1.2 4 A沸石的技术开发与运用(1980 年后) |
4.1.3 我国助剂转型发展过程及社会因素分析 |
4.2 从洗衣粉至多类型产品——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开发 |
4.2.1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初步开发(1957-1980) |
4.2.2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全面发展(1981-2000) |
4.2.3 新世纪洗涤产品生产技术发展趋势(2000 年后) |
4.2.4 洗涤产品生产技术的发展动力与影响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 |
5.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及技术发展 |
5.1.1 合成脂肪酸的生产原理 |
5.1.2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发展历史 |
5.1.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研发路线的选择性分析 |
5.2 我国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初创(1954-1961) |
5.2.1 技术初步试探与生产工艺突破 |
5.2.2 工业生产的初步实现 |
5.3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1962-1980) |
5.3.1 为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开展的技术研究 |
5.3.2 为提升生产综合效益开展的技术研究 |
5.4 合成脂肪酸生产的困境与衰落(1981-90 年代初期) |
5.5 合成脂肪酸生产技术的历史反思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洗涤技术历史特征、发展动因、研发机制考察 |
6.1 我国洗涤技术的整体发展历程及特征 |
6.1.1 洗涤技术内史视野下“发展”的涵义与逻辑 |
6.1.2 我国洗涤技术的历史演进 |
6.1.3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特征 |
6.2 我国洗涤技术的发展动因 |
6.2.1 社会需求是技术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
6.2.2 政策导向是技术发展的重要支撑 |
6.2.3 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是驱动的双轮 |
6.2.4 环保要求是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要素 |
6.3 我国洗涤技术研发机制的变迁 |
6.3.1 国家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6.3.2 国家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化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6.3.3 市场经济主导下的技术研发机制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二、研究问题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三、文献综述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四、研究方法 |
(一)微观历史法 |
(二)个人访谈法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后记 |
(4)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数理逻辑发展史概述 |
2.1 前史时期(古典形式逻辑时期) |
2.1.1 古典形式逻辑发展史简述(至17 世纪末) |
2.1.2 数理逻辑诞生的科学基础与思想基础 |
2.2 第一阶段 |
2.2.1 数理逻辑指导思想的提出 |
2.2.2 布尔代数与关系逻辑的建立 |
2.3 第二阶段 |
2.3.1 集合论及其悖论 |
2.3.2 数学基础三大学派对数理逻辑的贡献 |
2.3.3 公理集合论的创建 |
2.3.4 “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及其意义 |
2.3.5 逻辑演算的建立与发展 |
2.4 第三阶段 |
第3章 20世纪上半叶数理逻辑的引进 |
3.1 罗素《数理逻辑》讲演及其影响 |
3.1.1 《数理逻辑》讲演的历史背景 |
3.1.2 《数理逻辑》讲演的内容及其影响 |
3.2 《罗素算理哲学》及其引起的学术争论 |
3.2.1 《罗素算理哲学》成书背景与内容 |
3.2.2 《罗素算理哲学》引起的学术争论 |
3.3 张申府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贡献 |
3.3.1 张申府生平 |
3.3.2 数理逻辑学术活动与贡献 |
3.4 数理逻辑其他方面的引介 |
3.4.1 集合论与数学基础的引介 |
3.4.2 数理逻辑基础理论的引介 |
3.5 小结 |
第4章 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初步奠基(1920-1949) |
4.1 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与《现代逻辑》 |
4.1.1 《逻辑与数学逻辑论》 |
4.1.2 《现代逻辑》 |
4.2 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贡献 |
4.2.1 金岳霖生平 |
4.2.2 《逻辑》及其影响 |
4.3 数理逻辑教育的初步开展 |
4.3.1 中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4.3.2 高等教育中的数理逻辑 |
4.4 留学人员的数理逻辑学习与研究 |
4.4.1 留学人员基本情况 |
4.4.2 留学人员的学习与研究 |
4.5 小结 |
第5章 数理逻辑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49-1966) |
5.1 数理逻辑的宣传与普及 |
5.1.1 对数理逻辑唯心主义的批判 |
5.1.2 数理逻辑科学价值的宣传 |
5.2 数理逻辑科学研究的全面开展 |
5.2.1 数理逻辑领域的学术交流 |
5.2.2 “12 年远景规划”中的数理逻辑 |
5.3 数理逻辑各领域重要研究成果 |
5.3.1 理论研究成果 |
5.3.2 应用研究成果 |
5.4 数理逻辑专门人才的培养 |
5.4.1 高等院校专门人才的培养 |
5.4.2 科研机构专门人才的培养 |
5.5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6.1.1 第一代数理逻辑学家的卓越贡献 |
6.1.2 数理逻辑是引介的对象,而非研究的对象 |
6.1.3 数理逻辑留学人员回国后开创新的局面 |
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数理逻辑发展的特点 |
6.2.1 数理逻辑从教学研究相结合到专门研究的阶段 |
6.2.2 国家政策助推数理逻辑的发展 |
6.2.3 中国数理逻辑学家的国际影响 |
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民国前期数学现代转型的文化观照(1912-1935年)(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重点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六、概念释名 |
第一章 民国前期数学现代转型的文化背景及演进情况 |
1.1 民国前期科学文化的发展 |
1.2 民国前期现代数学思想的发展 |
1.3 民国数学之现代转型 |
1.3.1 数学教育制度的发展 |
1.3.2 大学数学系的创设 |
1.3.3 数学学会制度的发展 |
1.3.4 国外着名数学家来华交流 |
1.4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本体论追问:民国前期数学界说及其哲学意蕴 |
2.1 数学界说的历史演变 |
2.2 民国前期数学界说之形态 |
2.2.1 数学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
2.2.2 数学具有哲学学科的属性 |
2.2.3 数学基础论争视角下的数学界说 |
2.3 实在论视域下的数学界说 |
2.3.1 数学对象的实在性 |
2.3.2 数学对象的非观念性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认识论探讨:民国前期数学不可知论的传播 |
3.1 数学不可知论溯源 |
3.2 不同视角下的数学不可知论 |
3.2.1 民国前期数学不可知论的译介 |
3.2.2 数学不可知论的数学之极善界说 |
3.2.3 空洞无物:观念论视域下的数学不可知论 |
3.2.4 不辨真妄:公理系统视域下的数学不可知论 |
3.2.5 数学基础构建视域下的数学不可知论 |
3.3 “虚”“妄”之辩:唯物辩证法对数学不可知论的批驳 |
3.3.1 数学概念的实在性 |
3.3.2 数学公理的真理性 |
3.4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对数学不可知论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价值观嬗变:民国前期“六艺之末”到“科学之母”的数学 |
4.1 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数学 |
4.1.1 实践导向,实用为尚 |
4.1.2 儒学为本,数学为末 |
4.2 民国前期的数学价值 |
4.2.1 数学之于科学 |
4.2.2 数学之于社会 |
4.2.3 数学之于人类精神世界 |
4.3 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
4.3.1 数学与统计学 |
4.3.2 数学与经济学 |
4.3.3 数学与艺术学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真理性探究:民国前期数学真理的特征及其意义 |
5.1 数学真理的特征 |
5.1.1 数学真理的保守性 |
5.1.2 数学真理的递进性 |
5.1.3 数学真理的自足性 |
5.2 实证主义视域下的数学真理观 |
5.2.1 实证主义真理观的内容 |
5.2.2 实证主义真理观的诘难 |
5.2.3 康德哲学真理观的佐证 |
5.3 民国前期对数学公理的诘难 |
5.3.1 对公理自明性的批驳 |
5.3.2 对公理主义的批驳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主体寻源:留学生与民国前期的数学文化 |
6.1 留学生学科专业选择之变迁 |
6.2 数学留学生群体 |
6.2.1 民国以前的数学留学 |
6.2.2 民国前期的数学留学 |
6.2.3 数学博士群体分析 |
6.3 留学生与民国前期的数学文化 |
6.3.1 留学生对科学的传播 |
6.3.2 留学生对数学文化的传播 |
6.4 数学文化传播主体的个例分析 |
6.4.1 胡明复的数学贡献 |
6.4.2 胡明复的数学思想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途径审视:民国前期期刊中的数学文化 |
7.1 民国以前的报刊及数学文化 |
7.2 民国前期的期刊与数学文化 |
7.2.1 综合类期刊中的数学文化 |
7.2.2 大学期刊中的数学文化 |
7.2.3 数理期刊中的数学文化 |
7.3 数学文化传播途径的个例分析 |
7.3.1 《罗素月刊》刊创 |
7.3.2 《罗素月刊》概貌 |
7.3.3 《罗素月刊》中的数学文化 |
7.3.4 《罗素月刊》的影响 |
7.4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认知负荷模式下汉英模拟交传记忆困难及应对策略实践报告 ——以公共课《认识武汉·大国工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引言 |
二、任务描述及口译过程 |
2.1 任务描述 |
2.1.1 任务背景及来源 |
2.1.2 任务内容 |
2.1.3 目标受众 |
2.1.4 任务目的与意义 |
2.1.5 任务计划 |
2.2 口译过程 |
2.2.1 译前准备 |
2.2.2 译中过程 |
2.2.3 译后总结 |
三、交传记忆困难问题剖析 |
3.1 专业知识繁杂造成记忆障碍 |
3.1.1 百科知识繁杂 |
3.1.2 生僻名词密集 |
3.2 笔记不规范造成记忆混乱 |
3.2.1 笔记内容冗余 |
3.2.2 笔记结构不清 |
3.2.3 笔记反应速度慢 |
3.2.4 数字笔记信息遗漏 |
3.3 口译不良习惯造成记忆缺失 |
3.3.1 听辨听词不听意 |
3.3.2 短时记次不记主 |
3.4 外部因素造成记忆困难 |
3.4.1 译员焦虑 |
3.4.2 字幕干扰 |
3.4.3 讲者习惯 |
四、合理分配认知负荷应对记忆困难问题 |
4.1 专业知识的认知负荷分配 |
4.1.1 译前百科知识预测 |
4.1.2 译前生僻名词积累 |
4.2 笔记系统的认知负荷分配 |
4.2.1 译中笔记信息省略 |
4.2.2 译前笔记规范训练 |
4.2.3 译中脑记笔记结合 |
4.2.4 译前数位转换学习 |
4.3 口译习惯的认知负荷分配 |
4.3.1 译前意群听辨练习 |
4.3.2 译前短时记忆训练 |
4.4 外部因素的认知负荷分配 |
4.4.1 译前自我心理暗示 |
4.4.2 译中视听信息修正 |
4.4.3 译前讲者资料准备 |
五、口译实践总结 |
5.1 交传记忆问题总结 |
5.2 交传记忆建议 |
5.3 交传实践不足与改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原文及译文 |
附录二 术语表 |
附录三 记忆自评表 |
致谢 |
(7)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章 心智表征的思想渊源 |
1.1 心智表征研究的术语形成和哲学背景 |
1.2 心智表征的方法论 |
1.3 心智表征研究的问题和进路 |
1.4 小结 |
第二章 理性主义:乔姆斯基的内在论基础 |
2.1 语言创造性:有限形式的无限运用 |
2.2 深层表征形式与表层表征形式 |
2.3 杜·马赛斯的构式-语法理论 |
2.4 普遍语法——语言刻画与解读 |
2.5 语言习得机制与语言能力 |
2.6 小结 |
第三章 心智计算论:心智表征的自然主义追问 |
3.1 方法论自然主义:乔姆斯基心智研究的方法论 |
3.2 内在论:心智理论的范式 |
3.3 意向性:自然主义研究的天敌? |
3.4 计算与内容:心智表征的实质 |
3.5 自然主义能否最终解释意向性问题 |
3.6 小结 |
第四章 心智表征需要意向性理论吗 |
4.1 乔姆斯基对思维计算表证承诺了什么 |
4.2 思维计算表征理论存在什么问题 |
4.3 表征是不是具有意向性 |
4.4 意向性问题是术语概念问题所致? |
4.5 乔姆斯基需要意向性吗 |
4.6 小结 |
第五章 心智还原论:心智表征的终极方案? |
5.1 心身问题:心智哲学的永恒话题 |
5.2 牛顿革命的理解:物理主义批判的原石 |
5.3 心智模块论: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交融 |
5.4 两大主题反对物理主义的一致性 |
5.5 心智与意识的同一性 |
5.6 小结 |
第六章 心智模块论:语言是心智的一个模块? |
6.1 心智模块论——语言本能的结果? |
6.2 语言天才还是智障 |
6.3 模块论能不能解释心智表征问题 |
6.4 复杂系统论:模块理论的替代方法 |
6.5 小结 |
第七章 乔姆斯基范式:视域与局限 |
7.1 方法论自然主义:科学研究是否行得通 |
7.2 常识概念问题是不是方法论二元论问题 |
7.3 形而上学自然主义存在何种问题 |
7.4 方法论自然主义可否用于意向性研究 |
7.5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I 乔姆斯基生平及其贡献 |
附录II 乔姆斯基着作与文章 |
附录III 诺姆·乔姆斯基研究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9)我国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产业创新内涵研究 |
1.3.2 零售业创新理论研究 |
1.3.3 零售业创新测度研究 |
1.3.4 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研究 |
1.3.5 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框架与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论文创新之处 |
第2章 零售业创新内涵与机理 |
2.1 概念界定 |
2.1.1 零售商和零售业 |
2.1.2 创新、企业创新和产业创新 |
2.1.3 零售商创新与零售业创新 |
2.1.4 经济效应 |
2.2 零售商创新机理 |
2.2.1 零售商生产过程的理论解释 |
2.2.2 零售商内、外创新模型 |
2.2.3 基于零售业态演进的零售商内、外创新模型实证 |
2.3 零售业创新:零售商创新集合 |
2.3.1 零售商创新到零售业创新:合成放大效应 |
2.3.2 零售商创新到零售业创新:合成谬误问题 |
2.3.3 零售业创新数理模型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零售业创新测度分析 |
3.1 零售业创新测度指标构建原则 |
3.1.1 整体性原则 |
3.1.2 全面性原则 |
3.1.3 可分性原则 |
3.1.4 可验性原则 |
3.2 零售业创新指标构建 |
3.2.1 指标来源 |
3.2.2 统计指标含义 |
3.2.3 指标构建假设提出 |
3.3 零售业创新指标构建验证 |
3.3.1 验证方法 |
3.3.2 拟合评价和参数估计 |
3.4 我国零售业创新现状分析 |
3.4.1 我国零售业创新总体现状 |
3.4.2 我国零售业创新区域现状分析 |
3.4.3 我国零售专利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零售业创新对零售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分析 |
4.1 产业绩效的理论基础及测度指标 |
4.1.1 产业绩效的理论基础 |
4.1.2 产业绩效的测度指标 |
4.2 零售业创新对零售业市场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 |
4.2.1 我国零售业市场结构现状及评价 |
4.2.2 零售业创新影响零售业市场结构优化的机理分析 |
4.2.3 零售业创新影响零售业市场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
4.3 零售业创新对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
4.3.1 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及测度方法 |
4.3.2 零售业创新影响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
4.3.3 零售业创新影响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零售业创新对消费的影响效应分析 |
5.1 消费增长内涵 |
5.1.1 二元边际理论与消费增长 |
5.1.2 消费扩展增长 |
5.1.3 消费集约增长 |
5.2 零售业创新对消费影响效应的机理分析 |
5.2.1 零售业外部创新对消费影响效应的机理分析 |
5.2.2 零售业内部创新对消费影响效应的机理分析 |
5.3 零售业创新对消费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 |
5.3.1 模型构建 |
5.3.2 回归过程和结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零售业创新对产出的影响效应分析 |
6.1 零售业创新对产出影响效应的理论机制 |
6.1.1 增长理论的要素投入视角 |
6.1.2 以需求为中心的生产理论 |
6.1.3 零售业外部创新促进商品需要的机理 |
6.1.4 零售业内部创新满足收入需要的机理 |
6.2 零售业创新对产出影响效应的数理模型 |
6.2.1 模型假设 |
6.2.2 零售商独享创新收益的模型均衡 |
6.2.3 零售商分享创新收益的模型均衡 |
6.2.4 模型结论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10)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本章小结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本章小结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本章小结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本章小结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交换技术演进新说 第一讲 交换技术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中国洗涤技术发展研究 ——以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研究院为中心[D]. 王鹏飞. 山西大学, 2021(01)
- [3]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1920-1966)[D]. 苏日娜.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5]民国前期数学现代转型的文化观照(1912-1935年)[D]. 宋晋凯. 山西大学, 2020(12)
- [6]认知负荷模式下汉英模拟交传记忆困难及应对策略实践报告 ——以公共课《认识武汉·大国工业》为例[D]. 周少妍.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7)
- [7]乔姆斯基的心智表征观研究[D]. 崔艳英. 山西大学, 2020(12)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我国零售业创新的经济效应研究[D]. 杨兴夏. 山西财经大学, 2019(02)
- [10]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