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效果评价（论文文献综述）
王玉柱,杨明俊,田芳,夏敏杰,李卫华[1]（2021）在《兼具预防性传播感染功能的避孕药具研发进展》文中研究说明多功能预防技术（multipurpose prevention technologies,MPTs）可以同时避孕和预防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或其他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对我国公共卫生具有重要意义。MPTs可以是针对不同适应证的多种药物的组合,也可以是具有多种适应证的单一产品。通过使用MPTs可解决多种性与生殖健康问题,提高产品的可及性和依从性。目前国际上有二十余个MPTs产品处于研发的不同阶段,绝大多数产品为阴道局部给药,包括女用避孕套、缓释阴道环、阴道凝胶、阴道薄膜、皮埋剂、口服片剂和微针贴片等。本文对国内外兼具预防AIDS/STIs和避孕功能产品的研发进展、研发趋势以及面临的挑战作一综述。
普湘益[2]（2020）在《云南省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云南省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间接受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情况,探讨配偶发生阳转的影响因素,发现单阳家庭随访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为改进随访干预和治疗关怀服务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云南省2017年1月一2018年6月间11个州（市）阴性配偶发生阳转的94对双阳夫妻和配偶未发生阳转的98对单阳夫妻进行回顾性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类家庭夫妻双方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基本健康情况、接受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及相关艾滋病服务情况、行为特征、家庭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和部分艾滋病网络直报系统信息等。同时,通过对部分家庭进行一对一的深入访谈来开展定性调查。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双录入,资料分析采用SPSS21.0进行,单因素分析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共计完成定量问卷调查384份,有效问卷384份,问卷有效率为100%,定性访谈共完成28人。单阳家庭阳性方汉族占59.18%（58/98）,农村户籍占82.65%（81/98）,小学及初中文化占80.61%（79/98）;双阳家庭先证阳性方汉族占54.26%（51/94）,农村户籍占87.23%（82/94）,小学及初中文化占74.47%（70/94）。异性性途径感染在单阳阳性方和双阳先证阳性方中构成比分别为87.76%（86/98）和86.17%（81/94）。两类家人口学特征均无统计学差异（χ2=0.143～9.267,P>0.05）。两类家庭配偶方生殖道感染情况及先证阳性方的就医选择情况无统计学差异。两类家庭性生活频次无统计学差异。（2）单阳家庭双方（阳性方88.98%配偶方80.00%）对于艾滋病可能传播行为的知晓率高于双阳家庭双方（先证方78.30%配偶方69.79%）,两类家庭先证阳性方对于抗病毒治疗中的治疗时机（单阳73.47%双阳78.72%）和治疗中副作用处理（单阳79.59%双阳71.28%）认知率均较低。（3）单阳家庭阳性方确证后2个月内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比例（63.27%）高于双阳家庭阳性方（42.55%,χ2=8.265,P=0.004）。单阳家庭阳性方接受过病毒载量的检测率高于双阳家庭先证阳性方（χ2=8.394,P=0.004）。单阳家庭阳性方VL<50拷贝/mL的比例（94.94%）高于双阳家庭先证阳性方的（79.31%,χ2=7.917,P=0.005）。（4）两类家庭安全套使用频次存在统计学差异（Z=-7.696,P<0.001）,同时,单阳家庭在全程、正确及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方面优于双阳家庭（χ2=15.93747.719,P<0.001）（5）单阳家庭双方夫妻关系好的比例高于双阳家庭双方（χ2=6.093～14.84,P=0.0010.048）。双阳配偶在1个月内接受HIV检测的比例低于单阳家庭。单阳阳性方在检出阳性后,其中分别有83.67%、83.67%的人与配偶谈论过如何预防配偶感染以及如何使用安全套,高于双阳先证阳性方的52.13%、43.62%（χ2=22.026～33.438,P<0.001）。约有30.85%双阳家庭和27.55%的单阳家庭有生育愿望。（7）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抗病毒治疗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的因素为:使用安全套频率、夫妻关系、是否和配偶谈论过使用安全套。[结论]云南省已接受ART的98对单阳夫妻及对照组的94对双阳夫妻,以农民汉族、小学及初中文化为主,先感染方主要是男性。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影响因素最主要有安全套使用频次、夫妻关系、是否和配偶讨论过使用安全套。此外,配偶及时告知、尽早抗病毒治疗、生育愿望、获得卫生服务支持情况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今后应做好单阳家庭配偶尽早告知的工作,加大防治工作的投入,设立专职人员负责单阳家庭的随访及咨询工作,并重视一些关键环节的服务咨询:保护配偶不感染的知识、主动提供安全套、抗病毒治疗中的治疗时机和治疗中副作用处理,以及不能仅凭阳性方单次VL<50拷贝/mL而忽视对配偶感染的风险警示,应加强对感染者定期检测病毒载量并且敦促其坚持使用安全套。
张晓阳[3]（2019）在《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研究》文中提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生活技能（life skills）泛指各种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及作出积极行为的能力,目的是使掌握技能的个人可以有效地应付日常生活的需求,懂得做出恰当的选择和决定。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生活技能教育在国际机构的支持和宣传下成为了教育部门应对性健康和艾滋病的关键措施。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持续流行了25年的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其政府试图从各个角度解决这些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对于非洲的经济状况和医疗水平而言,最好的应对措施是提前预防。与此同时,正规学校教育被证明一直都是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的重要途径,基础教育中的生活技能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9年,南非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艾滋病教育的国家政策,政策的目标对象为学校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南非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制定艾滋病、性传播疾病和结核病教育政策的国家,把艾滋病教育纳入了义务教育内容范畴,以教授“生活技能”为核心,开展综合艾滋病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将有关艾滋病等传染病和与之相关的生活技能融入学校课程中以达到预防和减少艾滋病等传染病毒传播的效果,并为已感染的学生与教师提供护理和支持。课程内容有关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等流行病全面、科学、准确、现实和非评判性的知识与信息,以及需要掌握的各种技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之外,通过创新将生活技能教育引入课外活动中。相关研究认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学校的生活技能教育更好的帮助了儿童和青少年避免被艾滋病毒等流行病感染。但同时存在着许多资源被浪费的情况,例如专项资金、相关材料和培训方案并没有发挥作用。学校相关生活技能教育效果并非特别理想,很多重要且敏感的话题并没有被提及,例如,学生本身没有太多机会参与表达对课程的意见,其他相关组织进入校内的教育空间有限,对于少数族裔、性小众和南非社会多元文化影响的敏感度不足等。因此,如果生活技能教育被当做针对青少年开展的艾滋病相关预防工作的受国际认可的新范式,则需要在生活技能教育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投入。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生活技能的概念最早源于英国精神分析领域,后经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应用于学校艾滋病预防教育领域。第二部分分析了南非政府及教育部制定的与以生活技能为核心的艾滋病教育相关的政策,分别为基础教育综合战略,南非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国家战略计划,与基础教育部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国家政策。第三部分全面介绍了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情况,包括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的基础、课程内容和教学模式。最后的结语部分强调了南非社会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青春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均发生重要发展的时期,容易被文化形成的压力所影响,对此阶段青少年的教育需注意南非特殊的多元文化社会氛围的作用。
刘巧,吴伟伟[4]（2015）在《梅毒的预防和性伴处理》文中研究指明梅毒作为一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可侵犯和损害全身各组织器官,具有传播途径多、传染性强、起病隐匿等特点。近年来国内梅毒发病率呈快速增长趋势,对社会和患者身体健康均造成极大危害,因此梅毒预防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本文综述了近年来梅毒预防和性伴处理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琚腊红,吕繁,曾刚,陈琬莹,郑军,黄惋莉[5]（2015）在《艾滋病单阳家庭女用安全套使用可接受性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艾滋病单阳配偶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并探索影响艾滋病单阳配偶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的因素。方法根据单纯随机抽样计算样本量,2013年5—12月选择湖南省邵阳市、四川省眉山市和乐山市,年龄在1850岁之间的艾滋病单阳家庭,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设计和日志形式记录艾滋病单阳家庭3个月内女用安全套使用过程,并于使用前和使用3个月后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夫妻双方对女用安全套的态度、使用经历和使用意愿等信息,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的主要因素。结果共调查了89个艾滋病单阳家庭,其中以男方阳性为主,占66.3%（59/89）;HIV感染者和阴性配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8.5±8.6）、（37.6±8.3）岁;学历以初中为主,占41.0%（73/178）,职业以农民为主,占42.1%（75/178）,家庭月收入以2 0002 999元为主,占32.6%（29/89）。86.5%（77/89）的HIV感染者是经异性途径感染HIV。调查对象研究实施前3个月性行为频次以23次/月为主,占44.9%（40/89）;研究实施前3个月内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为86.5%（64/74）。研究期间85.4%（76/89）的单阳家庭使用了9只及以上女用安全套,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达到了100.0%。试用后有58.4%（52/89）单阳家庭双方表示愿意接受并继续使用女用安全套。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既往发生过强迫性性行为（OR=5.82）、女方为HIV感染者（OR=3.79）、使用安全套时在阴茎涂抹润滑剂（OR=3.57）、对培训的技能能完全理解（OR=3.31）、≥20年婚龄者（OR=2.85）和首次使用经历负性事件接受女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更高（OR=7.14）。结论艾滋病单阳家庭对女用安全套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接受性,可以对高危单阳配偶家庭采取女用安全套推广措施以完善预防艾滋病配偶间传播策略。
周楚[6]（2014）在《低档暗娼HIV感染率及其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一部分：低档暗娼HIV感染率研究目的：同中高档暗娼相比,低档暗娼HIV感染率更高。同时,低档暗娼亦活动于不同的场所。本研究旨在了解不同场所低档暗娼的HIV感染率。并通过分析不同场所低档暗娼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工作特征、性行为特征等的差别,探讨高HIV感染率场所的人群感染的相关因素。方法：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在广西柳州市和平南县,湖南张家界市和江华县开展横断面调查。研究对象招募为方便抽样。调查过程包括面对面问卷调查及采血检测HIV/梅毒。HIV检测采用高危人群以监测为目的的检测策略,即使用两种（高敏感性和高特异性）ELISA进行初筛和复检。若两种检测方法均为阳性,则将这些阳性研究对象纳入数据分析；梅毒检测采用TPPA和RPR两种检测方法。两种检测方法均为阳性,则记录为梅毒现症感染；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1）低档暗娼HIV感染率招募低档暗娼580名,完成问卷调查和采血检测的研究对象共385名（应答率≈66‰）。根据研究对象所在场所属性的不同,分为组织型低档暗娼（工作场所为按摩屋洗脚屋小发廊小旅社）和自由型低档暗娼（工作场所为个人出租屋或乡镇赶集出租屋）。全部研究对象的HIV感染率为2.5%。其中组织型低档暗娼HIV感染率为0.5%,自由型低档暗娼为5.0%（P<0.0001）；全部研究对象的梅毒感染率为10.4%。其中组织型低档暗娼梅毒感染率为2.0%,自由型低档暗娼为19.9%（x2=33.112P<0.0001）。（2）低档暗娼几类特征比较：——社会人口学特征：组织型低档暗娼平均年龄33岁,年龄大于35岁组占43.6%。自由型低档暗娼平均年龄40岁,年龄大于35岁组占75.1%（x2=39.209,P<0.0001）；组织型低档暗娼在婚者占69.9%,自由型低档暗娼中占76.8%。两者在婚姻状态分布上无差别；组织型低档暗娼中小学或文盲的占57.8%,自由型低档暗娼中占75.1%（x2=12.779,P=0.005）；组织型低档暗娼中,户籍地非本地的比例为52.0%,自由型低档暗娼中占65.2%（χ2=6.902,P=0.009）。——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HIV检测史：组织型低档暗娼未听说过性病的比例为10.3%,自由型低档暗娼为21.0%（x2=8.642,P=0.004）；组织型低档暗娼艾滋病知识得分<6分的占30.4%,自由型低档暗娼中占43.1%（χ2=6.687,P=0.010）；在最近六个月自觉性病症状和最近1年HIV检测方面,两者无差别。——工作特征：37.7%的组织型低档暗娼和48.6%的自由型低档暗娼从事性服务年数大于2年（χ2=4.630,P=0.031）；组织型低档暗娼中每天客人量大于5个占25.0%,自由型低档暗娼中占39.8%（x2=9.635,P=0.002）；33.8%的组织型低档暗娼估计嫖客年龄大于50岁,68.5%的自由型低档暗娼估计嫖客年龄大于50岁（χ2=46.152,P<0.0001）；36.3%的组织型低档暗娼收费到30元及以下,64.6%的自由型低档暗娼收费在30元及以下（χ2=30.870,P<0.0001）。——性行为和吸毒行为组织型低档暗娼与熟客最近1个月每次使用安全套率为44.1%,自由型低档暗娼为27.7%（x2=5.923,P=0.015）；组织型低档暗娼与生客最近1个月每次使用安全套率为52.5%,自由型低档暗娼为32.6%（χ2=15.414,P<0.0001）。全部研究对象中无注射吸毒者。结论：自由型低档暗娼在某些社会人口学特征、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工作特征和行为特征方面均与组织型低档暗娼有差别。年龄大、工作年限久、独特的嫖客群体可能是她们更具HIV感染风险的影响因素。针对自由型低档暗娼的干预措施可从嫖客特征入手,发掘有效的男用安全套使用谈判技巧及尝试在场所开展嫖客干预；扩大检测,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或探索女用安全套和暴露前预防用药的使用。第二部分：低档暗娼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目的：低档暗娼高HIV感染率与低男用安全套使用率为女用安全套和暴露前预防用药在此人群的应用提供了条件。本研究旨在（1）比较组织型和自由型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探讨哪类低档暗娼具有更高的可接受性以及相关因素；（2）比较组织型和自由型低档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可接受性,探讨哪类低档暗娼具有更高的可接受性及相关因素。方法：（1）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研究——使用前意愿性调查于第一部分HIV感染率调查过程中进行,研究现场和样本量相同,有关女用安全套使用前意愿性的问题添加在同一张问卷。——随访调查（使用率及使用后可接受性）2013年6月到11月,在3个研究现场柳州市、平南县和张家界市完成女用安全套基线发放和随访过程。基线过程包括基线问卷调查及每人发放10只女用安全套；发放后1个月后随访,随访过程包括随访问卷调查及使用后包装计数。（2）低档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可接受性研究——服药前意愿性调查于第一部分HIV感染率调查过程中进行,研究现场和样本量相同,有关暴露前预防用药服药前意愿性的问题添加在同一张问卷。——服药随访调查（依从性）自2013年6月至11月,在柳州市、平南县和张家界市招募服药对象。开始服药前完成知情同意、服药前体检。服药后每2周随访,共随访3个月。结果：（1）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研究——使用前意愿性调查结果204名组织型低档暗娼中,112名（54.9%）愿意使用；181名自由型低档暗娼中,116名（64.4%）愿意使用（x2=2.517,P=0.067）。——随访调查结果（使用率及使用后可接受性）共发放312名低档暗娼,其中组织型低档暗娼194名,自由型低档暗娼118名,全部研究对象均完成1个月随访。组织型低档暗娼中158名（81.4%）使用过,115名（97.4%）自由型低档暗娼使用过（x2=17.204,P<0.0001）；在使用的性伴类型方面,42.8%的组织型低档暗娼和生客使用过,自由型低档暗娼有30.5%的人和生客使用过（χ2=4.686,P=0.030）；62.7%的组织型低档暗娼和熟客使用过,自由型低档暗娼有94.8%的人和熟客使用过（x2=38.594,P=0.030）。组织型低档暗娼今后愿意继续使用FC的有50名（31.6%）,自由型低档暗娼有66名（57.4%）（χ2=18.054,P<0.0001）。（2）低档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可接受性研究——服药前意愿性调查结果204名组织型场所研究对象中,114名（55.9%）愿意服药。181名自由型场所研究对象中,125名（69.1%）愿意服药（x2=7.705,P=0.008）。——服药随访调查结果（依从性）共招募服药对象105名,最终85名纳入服药。完整参加3个月随访的研究对象为50名,总体累积保持率为58.8%。其中自由型低档暗娼32名,累积保持率为72.7%。组织型低档暗娼18名,累积保持率为43.9%（χ2=7.396,P=0.0070）；在粗漏服率方面,首次随访漏服率较高,合计达30%。其中组织型低档暗娼首次随访漏服率为40%,自由型低档暗娼为20%（χ2=3.829,P=0.050）。而随着随访次数的增加,两者漏服率逐渐降低,并且之后的漏服率没有差别；在调整漏服率方面,首次随访漏服率较高,合计达20%。其中组织型低档暗娼首次随访漏服率为25%,自由型低档暗娼为15%。两者在首次随访漏服率、以及之后的随访漏服率均没有差别。结论：（1）自由型低档暗娼女用安全套使用率更高、使用后可接受性更高,成为在低档暗娼常规男用安全套发放基础上添加女用安全套的潜在首选对象。具体的发放策略可首先确定自由型低档暗娼聚集地,逐步推进；其次确定宣传重点,使用以熟客为主,逐渐拓展生客；最后需加强女用安全套的使用培训,减少首次使用失败的负面效应。（2）自由型低档暗娼服药累积保持率更高,成为未来在低档暗娼中开展PrEP有效性研究的潜在目标人群。在该人群中开展PrEP有效性研究需综合考虑研究药物的选择、研究人群的入选标准、加强依从性测量及副作用监测等多种因素。
席毛毛[7]（2014）在《两种女用安全套使用性能的随机对照交叉试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安全套作为既能避孕又能有效降低性传播感染率的避孕药具,是我国避孕人群的最主要选择之一。女用安全套（FC）比男用安全套（MC）具有更好的避孕和防病效果而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大力推广。安全套的相关研究主要有避孕效果研究和使用性能研究,在正确并连续使用时,FC的避孕效果与MC相近均在5%以下。另外,我国避孕套作为II类医疗器械,需经注册审批后才能上市,在投入市场供消费者使用之前,需进行一系列严格的检验,通常包括电子检测、漏水检测和空气爆破检测,同时,各生产批次应全部通过以上检测或通过随机抽样检验,各项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批次,才能最终得以封装出厂,这些规定保障了避孕套的质量进而保证了其避孕效果,但大量研究发现不正确或不持续的使用FC是导致避孕失败的关键,因此本研究专注于避孕套的使用性能研究（因使用时出现的问题导致精液接触阴道）。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FDA）对FC是按照Ⅲ类医疗器械标准管理的,即在上市前还必须有临床试验数据支持,同时,WHO对FC的使用性能研究制定了专门的规定,包括研究设计、对象选择到实施过程等各个层面。WHO规定FC使用性能的研究包括FC失败模型（破裂、错插、内陷、滑脱）、安全性（是否有瘙痒、疼痛、皮疹、灼烧感或其他不适感）和可接受性（是否容易放置和取出、性生活情况、是否有噪音等）方面。本研究的试验FC为凤康牌FC（国产FC）,它是由天津市康盾宝医用聚氨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经天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FC。对照FC为FC2（美国妇女健康公司生产的第二代FC,腈合成材料,无接缝,结构与FC1即第一代聚氨酯FC的结构相似）,它是由USFDA批准上市,在2007年通过WHO技术审核并获得所有联合国机构的批量采购,且其结构与国产FC相似,而作为本研究标准对照的FC。本次研究是严格按照WHO有关FC使用性能研究的规定开展的交叉设计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另外,因国产FC的物理性能已达到国际标准,再结合以往的有关国产FC与FC1及FC1与FC2的使用性能相近的研究结果,假设国产FC在使用性能上可以达到非劣效于FC2。[研究目的]主要目的：研究国产FC与FC2的使用性能比较,为推广国产FC提供政策建议。使用性能具体体现为四种失败模型：破裂、错插、滑脱、内陷。非劣效试验比较的是总失败率及总临床失败率。次要目的：研究探讨国产FC与FC2的可接受性及安全性情况,为进一步推广国产FC提供政策建议。具体目的：1.比较总失败率及总临床失败率是否达到非劣效试验要求；2.了解并比较两种FC的四种失败模型情况；3.了解并比较两种FC的可接受性情况；4.了解并比较两种FC使用中的安全性情况；5.探讨FC在普通人群中推广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及方法]自2013年4月开始,在青岛市黄岛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实施本研究,最终入组300名合格对象。潜在的参与者应比较健康,在18岁以上,没有对研究产品过敏的历史,有可靠的非屏障避孕的避孕措施,没有STIs,性生活活跃,已婚有稳定的性伴侣,排除正在妊娠及哺乳期妇女及性工作者,愿意并能够完成试验的妇女。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定量研究采用两阶段的随机对照交叉试验的研究方法,以比较两种FC的使用性能、安全性和可接受性定量。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t检验、卡方检验或确切概率法）,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定性研究采用关键信息人访谈按照信息饱和原则,共对20名相关的关键信息人进行了个人深入访谈,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之后将录音转录成文字,进行编码,列出分类表,撰写定性研究报告。[结果]本次研究期间（2013年4月5日-2013年10月31日）,计划调查300人,调查对象主要为已婚育龄受教育水平高并带有宫内节育器的妇女。实际发出300份问卷,回收问卷299份,其中290份合格。合格表率96.7%。1.两组调查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及比较结果在年龄上,两组女性调查对象平均年龄近33岁,男性平均年龄近34岁；在受教育程度上,A、B组的调查对象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近90%；在户口上,A、B组的调查对象中有本市户口占近90%；在是否已育上,两组调查对象均超过95%已育；在职业上,两组女性调查对象的前四位职业均为社会服务业或公务员、待业、医务人员、制造业,男性前四位职业均为社会服务业或公务员、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医务人员；在家庭平均月收入上,A、B组的平均值为9668.53元和9330.82元。以上各个方面,两组比较结果显示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即两组在基本人口学特征方面都是均衡可比的。2.国产与FC2的使用性能情况及比较2.1总体情况及非劣效结果调查对象应打开国产FC2900个,实际打开国产FC包装2898个,其中报告有1例在打开包装前,FC包装已损坏,实际使用国产FC2897个。国产FC的四种失败模型中,最高的是滑脱率（6.01%）,其次是内陷率（3.00%）,再次是错插率（2.97%）,最少的是总临床破裂率为0.03%。调查对象打开FC2包装2900个,其中有1例报告在打开包装后,发现FC有破裂,实际可以使用的FC2为2899个。FC2的四种失败模型中,最高的是滑脱率（4.97%）,其次是内陷率（2.21%）,再次是错插率（1.93%）,最少的是临床破裂率为0.03%。在总失败率上,国产FC和FC2分别为12.04%和9.17%,在总临床失败率上,国产FC和FC2分别为12.01%和9.14%,根据率差的可信区间计算公式得两种FC总失败率及总临床失败率的率差双侧90%CI均为[1.55%,4.19%],单侧95%上限均为4.45%,其中4.19%和4.45%均小于本研究已设的△=5%,由此可知,国产FC的总失败率和总临床失败率与FC2相比是非劣效的假设成立。2.2A/B组前后10次比较A组前后十次使用比较结果显示,除破裂率一致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即在A组中,错插、滑脱和内陷率方面,国产FC高于FC2。B组前后十次使用比较结果显示,除滑脱率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即在B组中,错插、滑脱和内陷率方面,国产FC与FC2基本相同。2.3两种FC前后10次比较国产FC前后十次使用比较结果显示,除滑脱率不同且前10次的率高于后10次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即在国产FC中,总临床破裂、错插和内陷率方面,前10次与后10次基本一致。FC2前后十次使用比较结果显示,除破裂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三个方面的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即在FC2中,错插、滑脱率和内陷率方面,前10次高于后10次。3.可接受性问题两组比较调查对象共使用国产FC2897个,FC2为2899个,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在性快感、性高潮、阴道润滑方面,两种FC的差别均有统计学显着性,即在性快感、性高潮及阴道润滑程度与平时相比的结果上,两种FC都是有差异的,在此三个方面,国产FC的增强率小于FC2,国产FC的降低率高于FC2。4.安全性问题两组比较调查对象共使用国产FC2897个,FC2为2899个,国产FC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的安全性问题发生率均高于FC2,其中相对于FC2,国产FC安全性问题在女性中的发生率高7%左右,在男性中的发生率高3%左右。另外,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无论男性、女性在安全性问题发生率两种F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即两种FC在男性、女性安全性问题发生率上是有差异的且国产FC大于FC2的发生率。5.临床失败及性快感的影响因素分析FC使用次数靠前的,有性交痛的,缺乏性快感的,不能达到性高潮的,阴道不够润滑的调查对象,发生总临床失败的可能性较大。国产FC,使用次数越靠前,发生FC滑脱的,女方有安全性问题的,同房时感到焦虑的,对性生活不感兴趣的,阴道不够润滑的调查对象,发生总临床失败的可能性较大。[结论]在使用性能上,国产FC略低于FC2,但符合非劣效假设,除错插率两种FC差别有统计学显着性外,总临床破裂率、内陷率、滑脱率两种FC基本相同。在可接受性方面,FC2优于国产FC,安全性问题方面,国产FC的发生率高于FC2。在推广方面,使用次数多少,可接受性问题和女方安全性问题是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国产FC应在保持良好使用性能的同时关注可接受性和安全性问题方面以实现更好的推广。1.两组调查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均衡可比。2.国产FC与FC2相比,其使用性能满足非劣效试验要求。3.A组前后10次使用比较显示,国产FC的使用性能低于FC2；B组前后10次比较显示,国产FC的使用性能与FC2基本相同。4.国产FC的使用性能在前10次与后10次基本一致；FC2的使用性能,前10次高于后10次。5.在可接受性方面,国产FC与FC2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C2的可接受性更好。6.在安全性方面,国产FC与FC2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C2的安全性更好。7.在推广方面,影响性感受和可接受性的因素分别为：性交痛、缺乏性快感、不能达到性高潮、阴道不够湿润；FC滑脱,女方有安全性问题,同房时感到焦虑,对性生活不感兴趣,阴道不够湿润。[政策建议]1.国产FC在使用性能上与FC2差异不大,可在国内外推广国产FC。2.国产FC的可接受性需提高,特别是在性快感、性高潮、阴道润滑方面。3.国产FC的安全性需提高,主要问题是疼痛感方面,可通过改善工艺解决。4.为更好的推广国产FC,应鼓励使用润滑剂,培训FC放置的方法,加强性健康教育（排除焦虑,提高对性生活的兴趣）,充分解释FC的优势及外观设计提高女性主动使用FC的积极性。
茅群霞,董绍壬,肖远鸿[8]（2014）在《青年志愿者国产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调查》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一般育龄青年志愿者对国产女用安全套的接受性及接受原因分布,并探讨未使用人群对女用安全套接受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在南京、青岛和西安3个城市,对332名青年志愿者（近89%为女性）进行自制问卷调查,采用SPSS软件13.0进行分析。结果:未使用人群愿意尝试女用安全套的比例为90.5%。经多因素校正后,OR西安对比南京=0.197（P<0.05）。未使用者和购买者愿意尝试或使用女用安全套的主要原因为"好奇,试试看"（占47.7%）,而未使用者不接受的原因主要为"不了解"或"嫌麻烦、保守"。调查人群对女用安全套的色彩、气味、价格、内外包装及获得场所等分布存在多样性。近55%的调查对象接受彩色或有香味女用安全套;近59%的人可接受价格为12元及以上;接受纸质盒、一对装女用安全套者比例相对较高;药店或计划生育服务站是较易被接受的获得场所。结论:要提高国产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除产品质量、使用便捷外,育龄人群对女用安全套的外观、气味、价格、内外包装及获得渠道的多样性需求和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也不可忽视。此外,进一步加强对女用安全套适宜人群的宣教,提高其对女用安全套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改善该人群对女用安全套的接受性。
刘媛媛[9]（2014）在《山东省两城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行为特征、HIV/STIs感染状况及其危险因素调查》文中研究表明目的1.了解山东省两城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HIV、梅毒及HSV-2的血清感染情况及其危险因素；2.探索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人群的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与普通嫖客、熟客和固定性伴的安全套使用情况及饮酒、吸烟、吸毒等高危行为；3.客观、全面分析HIV在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中的流行形势，为今后控制HIV的流行并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为干预和为政府制定有效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4.以本次调查为契机，巩固当地疾控中心与场所老板的联系和信任关系，为今后干预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基础。方法2012年5-8月，选择济南历城区和德州德城区的中低档娱乐场所，对从业的女性性工作者进行横断面调查。调查采取多级抽样，即先分层，后整群的抽样方法。外展人员联系场所老板，在合适时间进入场所，选择封闭安静的房间，签订知情同意书后，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调查结束后，由采样人员抽取5ml静脉血，放在低温箱里并尽快送至实验室备检。检测项目为HIV抗体、梅毒抗体和HSV-2抗体。使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录入核对校正，导入Excel对数据库进行逻辑核查。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583名调查对象的年龄范围在18-60岁之间，年龄分布18-25岁年龄段占50.9%,平均年龄为27.34±6.73岁；民族以汉族为主，占86.8%；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64.3%；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占53.9%；户籍以外省为主，占58.7%（342/583）；家庭以来自农村为主，占60.4%。2.在调查对象中，55.2%有人帮着联系客人；67.4%需要挣钱供养家人；每周工作6-7天的最多，占68.1%；平均每天接2-3个客人为主，占59.9%；每月接客的收入大多在3001-5000元之间，占51.3%；32.4%提供整晚服务。3.调查对象中，80.8%初次性行为年龄≥18岁；首次商业性行为以20-24岁之间为主，占45.1%；从事商业性行为时间以≥2年的为主，占62.6%；14.1%发生过肛交行为；52.8%发生过口交行为；吸烟饮酒的女性性工作者较多，52.5%目前吸烟，高达83.2%目前饮酒；承认吸过毒的只有9人，没有注射吸毒者。4.调查对象对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问题掌握较好，对于艾滋病非传播途径的问题掌握较差，“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回答正确率最低，只有59.4%；“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正确率次之，为71.9%。5.583名调查对象中，269名有固定性伴，在过去一年、最近一个月和最近一周与固定性伴安全套100%使用率分别为17.1%、20.8%和27.9%；413名有熟客,在过去一年、最近一个月和最近一周与熟客安全套100%使用率分别为33.4%、49.9%和61.55%；583名调查对象与普通嫖客在过去一年、最近一个月和最近一周安全套100%使用率较与固定性伴和熟客高，分别为53.7%、59.2%和66.9%；调查对象在与固定性伴、普通嫖客和熟客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100%使用率随时间的延长（从最近一周、最近一月到过去一年）均呈下降趋势。最近一个月调查对象与普通嫖客安全套100%使用率高于熟客、高于固定性伴。调查对象与普通嫖客100%使用安全套与城市、是否需要供养家人和单次性交易收费有关。与历城区相比，德城区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低（OR=0.12，95%CI：0.08-0.20）；与不需要供养家人者相比，需要供养家人者使用率低（OR=0.40，95%CI：0.25-0.64）；与单次性交易收费≤50者相比，收费在51-200元者安全套使用率高（OR=2.13，95%CI：1.38-3.30）。调查对象与熟客100%使用安全套与城市、单次性交易收费、日接待客人数、艾滋病知识得分及是否吸烟有关。与历城区相比，德城区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低（OR=0.26，95%CI：0.17-0.40）；与单次性交易收费≤50者相比，收费在51-200元者使用率高（OR=2.17，95%CI：1.39-3.69）；与艾滋病知识得分≤6者相比，得分＞6者使用率高（OR=1.73，95%CI：1.09-2.77）。6.未发现HIV阳性者；检测出梅毒35例，感染率为6.0%；检测出HSV-2型108例，感染率为18.5%，其中历城区HSV-2感染率为26.8%，明显高于德城区的10.1%。回顾核查发现：历城区两个较大KTV近80%参与调查者感染HSV-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德城区梅毒感染率较历城区高（OR=2.36，95%CI：1.13-4.92），首次商业性行为≥25岁者HSV-2感染率较＜20岁者高（OR=7.46，95%CI：3.29-16.90）。结论1.两城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以18-25岁未婚的外省年轻女性为主，教育程度低，多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2.大多数女性性工作者需要赚钱养家；低档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时间长、接客量多、收入少，更易受到艾滋病、性病的威胁，是重点关注人群。3.工作年限长，特别是“出列”后又“入列”的女性性工作者性行为方式更具危险性，应强化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作用。4.吸烟、饮酒现象普遍存在，吸烟、饮酒对性行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5.女性性工作者对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认识不足，易产生孤立和歧视情绪；过去1年做过HIV抗体检测者只有37.6%，提示在进行艾滋病知识宣传时，强调“检测即预防”的观念。6.女性性工作者性伴复杂，在面对不同性伴时安全套使用率有差异。与普通嫖客的安全套使用率高于熟客、与熟客高于固定性伴。提示继续大力推广使用安全套，切实提高使用安全套的积极行为态度和意向。7.单次性交易收费低的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低，分层分析发现年龄较大、文化程度低、多来源于路边店等低档场所，提示应针对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特点，制作较为浅显易懂的宣传品，在推广使用安全套时侧重提高劝说使用安全套的技巧。8.HSV-2在历城区两个KTV场所里交叉感染并暴发流行，提示在女性性工作者人群中同样存在HIV暴发流行的可能性，应及早进行行为干预，预防HIV的流行刻不容缓。9.在HIV低流行地区，HIV抗体检测不敏感，梅毒和HCV抗体阳性率也较低，可以尝试将HSV-2抗体检测作为性病的指征性指标纳入监测范围。
丁国伟[10]（2013）在《云南开远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性病流行率及其传播的危险因素研究》文中指出背景女性性工作者（FSW）作为性乱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非法性、隐蔽性,被列为“扫黄”的主要对象,往往被歧视、没有法律救济,造成了她们的脆弱性。由于FSW高危行为,处于感染HIV和性传播疾病感染（STI）的危险之中。在艾滋病疫情严重地区如云南红河州的FSW, HIV感染率高,而且HIV感染与注射吸毒、STI与商业性服务联系紧密的特点,使得商业性服务者成为HIV在各种人群中经性途径传播潜在的传染源。在艾滋病疫情严重,伴随着娱乐行业发达的地区,FSW人群在艾滋病感染与传播过程中,从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染人群控制等的角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不仅对当地艾滋病防治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研究FSW的HIV、STI以及主要危险因素,探讨HIV感染及传播规律和特点,可以为艾滋病防治、以及干预工作效果评价提供数据。开展HIV阳性的FSW行为研究,有利于观察艾滋病持续传播的可能性,可为制定相应的综合干预措施提供数据依据。目的（1）调查开远市FSW人群的HIV-1新发感染率、感染率；评估FSW的静脉注射吸毒、STI和无保护性行为等HIV相关的危险因素。（2）在吸毒严重地区,探索FSW中吸毒行为与HIV感染的联系及变化规律和特点。（3）探索HIV阳性的女性性工作者中,知道了感染状态后,其高危险行为的发生率的变化,评价持续二代HIV传播的潜在的可能性。方法（1）2006～2012年间,针对开远市FSW人群开展十二次连续横断面调查,时间间隔为6个月左右,女性性工作者连续横断面研究,每一次横断面调查都邀请600～800名FSW参加,并鼓励积极参加每一次横断面调查,调查前书面知情同意。调查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信息、毒品使用情况、医疗史、性行为、流动性、对艾滋病和其它性传播感染的知识、态度、行为资料。每次都有妇科检查及实验室检测。（2）FSW吸毒及危险性行为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为期12个月,分别基线调查,第6个月和第12个月随访。收集包括个人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健康状况、毒品使用行为、HIV和性传播疾病感染的知识、以及行为危险因素等。（3）HIV阳性FSW前瞻性队列研究。每隔3个月随访一次,即第3、6、9、12个月分别随访。通过问卷收集有关的性工作、吸毒行为等数据。结果（1）完成了2997名FSW调查,HIV感染率为10.3-21.6%,新发现HIV阳性率为1.2～10.3%,经趋势检验开远FSW人群中新发现HIV阳性率下降有统计学意义。随访发现28例HIV阳转,HIV新发感染率（HIV阳转）为0.2%～1.1%。新发感染密度为1.184/100人年（95%CI,0.746～1.623/100人年）。HIV感染相关的危险因素吸毒（AOR=S.S3,95%CI:6.63～11.75）、近一周客人数3人以上（AOR=1.58,95%CI:1.20～2.10）、低档性服务场所（AOR=1.43,95%CI:1.08～1.89）主要因素。开放队列研究中主要危险因素,户籍为开远（OR=8.5,95%CI:1.1～66.0）、居住当地5年以上（OR=3.1,95%CI:1.5～6.5）、一年内4个场所以上工作（OR=3.2,95%CI：1.3-7.9）、吸毒（OR=4.9,95%CI:2.3～10.6）。（2）开展了316名FSW前瞻性队列研究,一年随访发现该人群流动性大,主要云南省内流动,50%最近三个月去过开远之外的地方,49%来自云南省内开远以外的地方。有17%吸毒,吸毒FSW年龄大,户籍以开远为主。存在不安全性行为,尤其与配偶固定性伴间突出。最近一周4个嫖客以上的比例上升了11%（由基线45%上升第6个月56%）,与最近一周与客人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明显上升7%（由基线87%上升94%）,与固定性伴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上升了15%（21%升至36%）。吸毒行为变化,过去3个月静脉注射毒品的FSW比例增加了34%（由基线21.6%升至第12个56.3%）。参加美沙酮门诊比例增加了11%（由基线26.4%升至37.5%）。（3）开展了99名HIV阳性FSW前瞻性队列研究,年龄偏大（34.0岁）,多数已婚或者同居（60%）,吸毒比例高（83%）。51.5%来自美容美发店,11%来自路边店或者站街。近一个月接客数超过11人的占35%,每次性服务收费50元以下占29%。继续商业性服务比例高（45-59%）,最近一个月的嫖客数在10人以上的比例上升了10%（由17.5%上升到28.0%）。知道感染状况后与嫖客的安全套使用率提高,最近一个月与嫖客的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在95～96%,但与固定性伴的安全套使用率低,与固定性伴间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在59%-70%。吸毒比例高（83%）,多数为静脉注射吸毒（88%-97%）,但接受美沙酮维持治疗比例低（35%-55%）,接受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比例低（20%-30%）。结论（1）吸毒FSW和低档场所FSW是当地目标人群重点干预亚人群。（2）强化安全套推广使用,不仅仅是与嫖客,更要关注与配偶等固定性伴的安全性行为；同时强化吸毒FSW干预措施,降低吸毒行为的危害。（3）HIV阳性FSW中近60%的研究对象知道自己感染HIV后继续从事商业性服务工作,而且以低档场所为主,不安全性行为依然存在,建议出台政策和法律,支持、救助HIV阳性FSW,同时限制继续从事性服务活动。
二、女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效果评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2）云南省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前言 |
| 1.1 HIV的流行情况 |
| 1.2 HIV传播途径 |
| 1.3 单阳家庭配偶间的感染情况 |
| 1.4 研究意义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现场 |
| 2.2 研究对象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研究内容 |
| 2.5 伦理学 |
| 2.6 质量控制 |
| 2.7 资料整理分析 |
| 2.8 技术路线 |
| 3 结果 |
| 3.1 基本情况 |
| 3.1.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 3.1.2 身体健康情况 |
| 3.1.3 性行为频次情况 |
| 3.1.4 均衡性检验结果 |
| 3.2 调查对象其他特征 |
| 3.2.1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 3.2.2 抗病毒治疗情况 |
| 3.2.3 安全套使用情况 |
| 3.2.4 家庭情况 |
| 3.2.5 接受服务咨询情况 |
| 3.2.6 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定性访谈结果 |
| 4 讨论 |
| 4.1 一般情况 |
| 4.2 配偶间经性传播HIV的影响因素 |
| 5 结论 |
| 6 建议 |
| 7 研究创新性 |
| 8 研究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知情同意书 |
| 附录2 抗病毒治疗单阳家庭配偶阳转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两类家庭先感染方篇） |
| 附录3 抗病毒治疗单阳家庭配偶阳转影响因素调查问卷(两类家庭后感染方/阴性方篇) |
| 附录4 抗病毒治疗单阳家庭配偶阳转影响因素访谈提纲(两类家庭先感染方篇） |
| 附录5 抗病毒治疗单阳家庭配偶阳转影响因素访谈提纲(两类家庭后感染方/阴性方篇） |
| 综述 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经性传播影响因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现状 |
| (五)研究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南非生活技能教育兴起的背景与现状 |
| (一)生活技能教育的出现 |
| (二)生活技能教育的发展 |
| (三)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现状 |
| 二、南非生活技能教育政策 |
| (一)基础教育综合战略的制定 |
| (二)南非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国家战略计划 |
| (三)基础教育部艾滋病、结核病和性传播疾病国家政策 |
| 1.政策背景 |
| 2.政策目标 |
| 3.生活技能教育课程(Life skill/Life orientation) |
| 4.教师培训和支持 |
| 5.安全的教育环境 |
| 三、南非生活技能教育:阶段教学与参与式教学法 |
| (一)生活技能教育:知识、态度与价值观 |
| 1.知识 |
| 2.态度和价值观 |
| (二)南非生活技能教育:以年龄为基础的阶段教学 |
| 1.R-3 年级的生活技能教学 |
| 2.4-6 年级的生活技能教学 |
| 3.7-9 年级的生活技能教学 |
| 4.10-12 年级的生活技能教学 |
| (三)参与式教学方法 |
| 结语:南非文化与青春期对生活技能教育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1.中文文献 |
| 2.外文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梅毒的预防和性伴处理（论文提纲范文）
| 1 梅毒的流行病学现状 |
| 2 性伴感染在梅毒流行中的作用 |
| 3 梅毒的预防 |
| 3.1 高危人群梅毒筛查 |
| 3.2 安全套使用 |
| 3.3 自愿咨询 |
| 3.4 性伴通知与追踪 |
| 3.5 梅毒患者和性伴治疗 |
| 3.6 暴露前日常预防性治疗 |
| 3.7 重视心理干预 |
| 3.8 性伴处理 |
| 3.8.1 确诊前90d内 |
| 3.8.2 早于确诊前90d |
| 3.8.3 病期不明 |
| 3.8.4 潜伏期 |
| 4 小结 |
（5）艾滋病单阳家庭女用安全套使用可接受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1对象和方法 |
| 2结果 |
| 3讨论 |
（6）低档暗娼HIV感染率及其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低档暗娼HIV感染率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假设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过程 |
| 4.1 研究现场和研究对象 |
| 4.2 预调查 |
| 4.3 伦理审查 |
| 4.4 横断面调查 |
| 4.4.1 招募研究对象 |
| 4.4.2 知情同意 |
| 4.4.3 采血检测 |
| 4.4.4 问卷询问 |
| 4.4.5 发放补助和安全套 |
| 4.4.6 实验室检测 |
| 4.4.7 结果告知及转介 |
| 4.5 统计分析 |
| 五、研究结果 |
| 5.1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HIV感染率 |
| 5.2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各类特征比较 |
| 5.2.1 社会人口学特征 |
| 5.2.2 性病艾滋病知晓、HIV检测史 |
| 5.2.3 工作特征 |
| 5.2.4 行为特征 |
| 5.2.5 自由型低档暗娼的嫖客特征 |
| 5.3 多因素分析 |
| 六、讨论 |
| 6.1 研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
| 6.2 研究结果的讨论 |
| 6.2.1 自由型低档暗娼HIV感染率更高 |
| 6.2.2 自由型低档暗娼HIV感染影响因素 |
| 6.2.3 自由型低档暗娼干预方法 |
| 七、局限性 |
| 八、创新点 |
| 九、结论 |
| 第二部分：低档暗娼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 |
| 一、研究背景 |
| 1.1 干预措施之一：女用安全套 |
| 1.1.1 女用安全套作用及设计进展 |
| 1.1.2. 我国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研究 |
| 1.2 干预措施之二：暴露前预防用药 |
| 1.2.1 暴露前预防用药临床试验进展 |
| 1.2.2 我国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可接受性研究 |
| 二、研究假设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过程 |
| 4.1 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研究 |
| 4.1.1 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定义 |
| 4.1.2 研究现场和研究对象 |
| 4.1.3 使用前意愿性调查 |
| 4.1.4 使用随访调查 |
| 4.1.5 统计分析 |
| 4.2 低档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可接受性研究 |
| 4.2.1 暴露前预防用药可接受性定义 |
| 4.2.2 研究现场和研究对象 |
| 4.2.3 服药前意愿性调查 |
| 4.2.4 服药随访调查 |
| 4.2.5 统计分析 |
| 五、研究结果 |
| 5.1 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研究 |
| 5.1.1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使用前意愿性结果 |
| 5.1.2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使用随访结果 |
| 5.1.3 多因素分析 |
| 5.2 低档暗娼对PrEP的可接受性研究 |
| 5.2.1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服药前意愿性结果 |
| 5.2.2 不同场所低档暗娼服药随访结果 |
| 5.2.3 多因素分析 |
| 六、讨论 |
| 6.1 研究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
| 6.2 研究结果的讨论 |
| 6.2.1 低档暗娼对女用安全套的可接受性 |
| 6.2.1.1 自由型低档暗娼更适合女用安全套发放 |
| 6.2.1.2 低档暗娼中发放女用安全套的建议 |
| 6.2.2 低档暗娼对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可接受性 |
| 6.2.2.1 自由型低档暗娼更适合纳入PrEP有效性研究 |
| 6.2.2.2 低档暗娼中开展PrEP有效性研究的建议 |
| 七、局限性 |
| 八、创新点 |
| 九、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第一部分：低档暗娼HIV感染率研究 |
| 附件1-1：知情同意书 |
| 附件1-2：调查问卷 |
| 第二部分：低档暗娼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 |
| 附件2-1：女用安全套基线调查表 |
| 附件2-2：女用安全套随访调查表 |
| 附件2-3：暴露前预防用药知情同意书 |
| 附件2-4：暴露前预防用药基线调查表 |
| 附件2-5：暴露前预防用药随访调查表 |
| 附件2-6：暴露前预防用药副作用监测流程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两种女用安全套使用性能的随机对照交叉试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I.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Ⅱ.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研究方法概述 |
| 二、研究现场与对象 |
| 三、样本量 |
| 四、技术路线 |
| 五、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六、质量控制方法 |
| 七、资料分析方法 |
| Ⅲ. 研究结果 |
| 第一部分 定量研究结果 |
| 第二部分 定性访谈结果 |
| Ⅳ. 讨论 |
| 一、数据质量和人口学特征 |
| 二、调查对象对FC的使用情况 |
| 三、四种失败模型及分析 |
| 四、两次政访总结 |
| Ⅴ. 结论 |
| Ⅵ. 政策建议 |
| Ⅶ. 创新与不足 |
| Ⅷ.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青年志愿者国产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1 对象与方法 |
| 1.1 调查对象 |
| 1.2 调查方法和内容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 结果 |
| 2.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2调查对象对女用安全套尝试或使用意愿情况分析 |
| 2.2.1未使用人群女用安全套尝试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2.2调查对象女用安全套尝试或使用与否的原因分析 |
| 2.3调查对象对女用安全套的色彩、气味、价格、包装及期望购买场所的可接受性分布 |
| 3 讨论 |
（9）山东省两城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行为特征、HIV/STIs感染状况及其危险因素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符号说明 前言 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1.1 |
| 调查对象的定义及纳入标准 1.2 |
| 调查点的设置及调查时间 1.3 |
| 样本量的确定 1.4 |
| 抽样方法 1.5 |
| 调查方法及内容(知情同意) 1.6 |
| 实验室检测及结果告知 1.7 |
| 数据录入、整理和分析 1.8 |
| 质量控制 结果 2.1 |
| 一般人口学特征 2.2 |
| 一般工作性问题 2.3 |
| 性行为、吸烟、饮酒、吸毒情况 2.4 |
| 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接受干预情况 2.5 |
| 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6 |
| HIV/梅毒/HSV-2 |
| 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讨论 3.1 |
| 一般人口学特征 3.2 |
| 一般工作性问题 3.3 |
| 性行为、吸烟、饮酒、吸毒情况 3.4 |
| 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接受干预情况 3.5 |
| 安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3.6 |
| 女性性工作者 |
| HIV、梅毒、HSV-2 |
| 的感染状况 3.7 |
| 以单次性交易收费和以场所分类定义女性性工作者的档次 3.8 |
| 调查过程中的体会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结论 对策与建议 创新点 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附录 综述 参考文献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
（10）云南开远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性病流行率及其传播的危险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前言 第一部分 |
| 女性性工作者HIV性病发病率及危险因素的横断面研究 研究背景 (一) |
| 研究目的 (二) |
| 材料与方法 (三) |
| 结果 (四) |
| 讨论 (五) |
| 小结 第二部分 |
| 开远女性性工作者吸毒及危险性行为的队列研究 研究背景 (一) |
| 研究目的 (二) |
| 材料与方法 (三) |
| 结果 (四) |
| 讨论 (五) |
| 小结 第三部分 |
| 开远HIV阳性女性性工作者人群队列研究 研究背景 (一) |
| 研究目的 (二) |
| 材料与方法 (三) |
| 结果 (四) |
| 讨论 (五) |
| 小结 总结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结论与建议 参考文献 英文术语、缩略词及相关定义 致谢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论文完成情况 |
四、女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效果评价（论文参考文献）
- [1]兼具预防性传播感染功能的避孕药具研发进展[J]. 王玉柱,杨明俊,田芳,夏敏杰,李卫华.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2021(08)
- [2]云南省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间性传播影响因素研究[D]. 普湘益. 昆明医科大学, 2020(02)
- [3]南非生活技能教育研究[D]. 张晓阳.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4]梅毒的预防和性伴处理[J]. 刘巧,吴伟伟. 中国医学文摘(皮肤科学), 2015(04)
- [5]艾滋病单阳家庭女用安全套使用可接受性研究[J]. 琚腊红,吕繁,曾刚,陈琬莹,郑军,黄惋莉. 华南预防医学, 2015(02)
- [6]低档暗娼HIV感染率及其对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研究[D]. 周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4(04)
- [7]两种女用安全套使用性能的随机对照交叉试验[D]. 席毛毛.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14(01)
- [8]青年志愿者国产女用安全套可接受性调查[J]. 茅群霞,董绍壬,肖远鸿. 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 2014(03)
- [9]山东省两城市中低档女性性工作者行为特征、HIV/STIs感染状况及其危险因素调查[D]. 刘媛媛. 济南大学, 2014(12)
- [10]云南开远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性病流行率及其传播的危险因素研究[D]. 丁国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