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行政区划沿革跃然纸上 行政区划沿革地图集成就文化精品(论文文献综述)
韩天[1](2021)在《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及其作者考证》文中研究指明
马立志[2](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邸小松[3](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陈斯亮[4](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指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王瑶[5](2020)在《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图的本质是表达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既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化的传承方式,然而惯性思维总是将地图默认为认知空间环境的科学工具而忽视地图的文化功能。民国时期风云巨变,一方面政治制度上经历封建专制向共和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各方思想论战交锋,出版物抓住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走向历史舞台。本文选取民国作为时间节点,研究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地图出版群体,从社会文化价值的角度研究地图编绘的意义探索民国时期地图出版业的发展动态及编辑特色,以此丰富民国出版史的内容。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研究民国地图出版的缘由和意义,并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简单说明。第二部分是地图出版发展历史的回顾,以民国为时间节点划分然后分别概括,古代地图部分主要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归纳出各时期的地图特征、编绘特色等;民国地图部分则围绕时间分布、空间分布、机构分布进行宏观描述,力求给读者以全面而整体的印象。第三部分是对民国时期地图出版兴起的动因分析,地图与其他出版一样兼具文化性和商品性,因此除了考虑到时代背景还需要考虑读者的知识需求与出版社的商业驱动。第四部分对地图进行个案分析结合上文的宏观分析,进一步阐释民国地图的编绘特征和出版特色,与现代地图进行对比分析,第五部分是对民国地图出版的总体评价,亦是对前文的总结。总的来说,民国地图出版是民国出版史的重要组成,在传统舆图与现代地图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地理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地图的出现不仅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还是读者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书”,对开拓视野、启迪民智、推广地理科学等方面启到了重要作用。
马卓[6](2020)在《唐诗中咸阳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理和历史对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依托。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对文化的选择与地理、历史的关联体现为文学创作中因其特质而产生的某种审美倾向和艺术张力。咸阳是中国古代第一帝都,秦帝王在此完成统一大业、坐拥江山,也在此失信于民、退出历史舞台。唐人钟情于吟咏咸阳,不仅与这个地方的空间地理位置有关,还与它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那是历史长河中一颗陨落的璀璨星辰。本文共分为四章,主要从唐诗中咸阳书写的概况、题材内容、意象特征和价值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通过梳理咸阳城市历史沿革,区别秦都咸阳、唐咸阳县和现代行政区划咸阳市的规格和治所,定义本文所研究咸阳书写的概念范畴,分析唐诗中咸阳书写趋于繁盛的原因;第二章从创作题材和内容对咸阳书写进行梳理,题材分为五类:即行旅诗、送别诗、咏史诗、怀古诗和登临诗,分述每类诗歌的创作特点和诗人表达的情感内涵;第三章以少年游侠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咸阳原、咸阳道、阿房宫、细柳营这四个具体物象的运用为核心,探究唐人笔下咸阳书写的意象特征和这片土地生发的迷人魅力,并结合有唐一代不同阶段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面貌思考文人士大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第四章叙述唐诗中咸阳书写的文化价值,从中窥探咸阳对于唐朝社会生产和百姓日常生活的作用以及唐人对待历史、对待政治的态度。
刘睿珺[7](2020)在《近代广东台山侨乡城镇地理初探(1840-1949年)》文中指出台山,被誉为中国的“第一侨乡”。近代台山侨乡城镇发展的基础因素是它自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台山城镇的分布,同时多灾多难的人文地理背景也促使台山较早地演变为侨乡社会。随着台山侨乡的日益发展,该地的交通网络和侨汇网络得以建构并日趋完善。出于爱国救乡和投资逐利等目的,台山华侨将大量侨汇投入家乡,大力支持家乡的城镇建设,再加上政府市政改造运动的极力推动,台山侨乡城镇的发展在20世纪2、30年代蒸蒸日上。步入清后期之后,台山侨乡城镇体系便有了较明显的“侨”的特征和变化。近代以前的城镇体系基本以军政要地和交通枢纽为高一级的城镇,末级为乡村墟市。近代以后,由于侨乡社会的形成,消费型城镇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商业职能愈加突出,城镇体系也相应有所变化,可以得出台山侨乡城镇体系地域空间和规模结构的演化,更加受到自然交通、军事行政、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台山县城在民国时期,打破了城墙的限制,构成了“一城两墟”的新形态,同时也使城镇的内部空间得以扩展,但仍保留了旧城区的传统空间结构。这当中呈现出来的是华侨群体的“下层”意志和政府改造的“上层”意志的共同作用。在布局和内部空间上的表现是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新形态。另外,如股份制建墟的新方式、建筑制度的完善以及建筑形态的转变都表现出了华侨和政府在城镇建设当中的突出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台山为代表的侨乡更应该结合地域特点,汇集多方力量,凝聚各方智慧,充分发挥侨资侨智侨力,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献计献策。
林炫臻[8](2020)在《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文中指出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对疆域进行有效管理而对其进行层级划分的区域。通过设置若干层级、不同类型的政区,使国家权力在空间上实现再分配。行政区划体系是国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在中国传统行政区划体系中,县级政区属于直接管理基层社会的基层政区,自秦“废分封,行郡县”以来,一直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本文所述之桂西地区,是指今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岭南极边、荒蛮化外之地。在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之前,历代中央政府的官僚系统都难以深入进行有效管辖。中华民国建立后,广西地方实力派无论是旧桂系还是新桂系,出于扩充自身实力、加强社会治理等需要,均对广西地方政区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不仅彻底完成了改土归流,还通过厘清县界、调整基层地方归属、析置新县、迁移县治等措施,使桂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趋于合理,有效巩固了桂系对广西的统治。总体而言,这些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不仅促进了桂西地区政区的现代化,而且奠定了当今桂西地区政区格局的基础。纵观整个民国时期,桂西地区的县级政区变动频繁,既有出于政府的主观意愿因素,又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但政府主导始终是民国时期桂西县级政区变动的源动力;由于县级政区直接面向基层,所以地方社会因素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影响政区调整的走向。总之,民国时期桂西地区县级政区的频繁变动,是当时广西当局与桂西各县地方派系势力互动交流甚至博弈妥协的结果,经过复杂的变动过程,才最终形成桂西县级政区的格局。
康琦[9](2019)在《基于园记文献的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及其流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宋山水画风格发生了嬗变,本文希望通过对两宋私家园林园记文献的解析,对园记中的私园造园风格进行系统研究,解答与绘画关系密切的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是否也发生了转变。为此本文通过查阅《全宋文》和国图中华基本古籍库,共收集两宋私家园林记400篇,并针对所收集到的园记文献运用科学的拆分比较、归纳总结、统计对比、精选等方法,同时结合其它园林文献和少量的考古资料、园林遗迹作为旁证,总结出两宋私园造园风格概貌,并发现其具有共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流变现象。进而通过综合考察两宋之前私家园林的发展历史、两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迁,尝试性地剖析了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流变的动因。研究主要成果如下:(1)初步勾勒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概貌。具体包括:①营建背景:两宋巴蜀地区私园持续兴盛;选址类型与明代计成在《园冶》中所总结出的六种一致;园主身份有五类,其中士人始终是造园主力;造园目的有五类,以寄意林泉为营建初衷者最多。②造园要素理法总结:山石造景理法有筑室见山、因山构室、人工掇山三种;水景利用,或借景自然或人力造设;建筑布局中平舒点缀型始终占主导地位,建筑类型中亭、堂的使用最为普遍,多建台与楼阁也是一大特色;园林观赏植物尤以松竹柏与观花植物为盛,种植方式以品别种列为主。③园林空间组构类型有广水无山、高台(亭)临水、背山面水或临水面山、两山间水、峰间萦涧、以建筑、植物为主六种类型,应用贯穿两宋始末。④园林生活精彩纷呈,主要包含个人栖居、宴宾交游、家族团聚三类;“隐”与“乐”则为两宋私园的核心思想内蕴。(2)研究发现两宋私园造园风格具有共性,同时确实存在明显的流变现象,且认为该流变是一种持续的渐变而非两宋之际的突变。具体表现为:①营建背景流变:造园高峰从北宋末年转为南宋开朝;造园重兴区域由中原转向江南;南宋私园选址城市地的数量明显减少,山林地、村庄地和江湖地明显增加;宗室贵族营园的比例增多;兴教后世、观物明理的私园比例上升。②造园要素理法流变:南宋私园筑室见山理法应用明显增多,更加注重对石头的应用,掇山能主之人也由文人主导变为山匠参与;城市私园造设水景的比例极大地提高,且愈发注重对动态水景的欣赏;因高就下进行建筑布局的私园比例上升,船形建筑与藏书楼阁的应用也在北宋后期逐渐增多;观花植物的应用愈发兴盛,植物象征意义也进一步理性深化,杂艺散植的种植方式应用也略有增多。③“两山间水”成为北宋私园新辟的主流空间组构类型,“峰间萦涧”则在南宋得到极大地发展,并对后世园林影响深远。④南宋私园中妓乐百戏和教习子弟的园林活动增多;隐逸思想始终与社会环境联动变化,“三乐”中的名教之乐上升为两宋社会的普世价值,观物之乐则为宋代新见。(3)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尝试性地剖析了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流变的动因。①两宋以前的园林实践与园林思想均对两宋私园风格产生影响,其中尤以中唐以降所确立的“中隐”思想和“壶中天地”空间指导原则为最。②两宋地理环境资源的嬗变对造园风格的流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③两宋的文官政治国策、士人党争、权相政治、对外军事失利对造园主体士人心态影响甚大,进而影响了整体造园风格的形成;同时理学思想、土地制度、商品经济与城市变革和其他类型的文化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两宋私园造园风格的形成与流变。
曾雅洁[10](2019)在《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背景下的洛阳大遗址保护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城市营建历史悠久,从区域到城市均呈现层积性和连续性的历史环境。特别是对于都城型大遗址这类规模较大的遗产,当代城乡景观往往叠加于都城遗址之上而成为一个综合的历史性城镇景观。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对于整合了叠加的历史环境和城乡的现状基底的大遗址,其保护发展作为统筹遗产保护与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媒介而成为关键议题。论文以当代“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金三角示范区-中原城市群”构建的中部城市集群为背景,聚焦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提出“宝鸡-咸阳-西安-渭南-运城-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一线的千里巨型古都文化长廊。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梳理都城叠加的大遗址历史环境,从中观-微观层面分析大遗址的空间形态和大遗址所处的城乡梯度环境,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出综合大遗址保护和城乡国土空间优化的保护发展策略。论文首先梳理了夏宋之间3000多年关中-中原都城建置分合的演变特征和都城稳定流动的现象,分析了关中-中原从聚落遗址时代到都城遗址时代的空间、年代分布特征,聚焦分析重点都城型大遗址的历时空间分布,总结大遗址带的总体空间轴带结构,最后突出了“大长安”与“大洛阳”两大核心都城型大遗址极核,提出相离、相邻、相交、包含、覆盖五种都城空间叠加模式以及对应的新生、再生、转化、替代四种都城连续演变机制。在大遗址带的区域背景下,聚焦洛阳大遗址,分析洛阳都城型大遗址叠加的都城遗址空间形态,深入剖析山南水北的洛“阳”格局、“宅墓一体”到“城陵一体”的空间格局沿革和“分散区划”到“封闭里坊”再到“开放街巷”的空间规制沿革,总结都城型大遗址价值特征。进一步探索大遗址现状空间的梯度化城乡基底,总结自然乡村区、乡村建设区、城中村落区、一般城市区、城市核心区、特殊地区六种空间梯度分区,提出差异化的都城遗址斑块保护发展现状基底,深入剖析其与历史城镇建置演变之间的历史溯源。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型城镇化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提出国家历史文化公园概念作为整合城乡发展的都城型大遗址创新型保护发展模式,构建大遗址与城乡居民在保护管理、展示利用、生态农业、功能产业、休闲生活、文化游憩各个层面协同融合的创新型保护发展框架策略。将其实践运用于洛阳大遗址,初步提出洛阳-偃师巨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国土空间规划框架,针对洛阳大遗址内差异化的都城遗址斑块提出相应的保护发展策略。最后聚焦历史环境层积且连续的隋唐洛阳城大遗址斑块,通过差异化的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分区,实现差异化的都城空间格局活化和功能产业活化策略。并近一步在微观层面提出城门大道、环城城墙、历史建筑等历史功能的现代转译方法和里坊坊墙、寺庙、宅院等历史空间的景观转译方法。
二、我国行政区划沿革跃然纸上 行政区划沿革地图集成就文化精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行政区划沿革跃然纸上 行政区划沿革地图集成就文化精品(论文提纲范文)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绪论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一)邦 |
(二)侯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四、选题的意义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第一节 密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二、密国的位置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二、“ (?) ”和“ (?) ”的性质 |
第三节 |
一、“ (?) ”字的释读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第四节 吕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第五节 西申 |
一、“申”字的释读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三、西申地望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第六节 (?) |
一、金文中的(?)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第七节 (?)(豳) |
一、 (?)字释读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四、夨的族姓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六、夨、虞之关系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第一节 西虢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第二节 (?) |
一、 (?)氏墓葬分析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第一节 无终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第二节 梁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第三节 芮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第四节 韩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二、西周之韩国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第一节 杨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第二节 (?) (疏) |
一、 (?)字释读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第三节 昜(唐)-晋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第四节 霸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第五节 朋(倗)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第六节 荀(郇、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二、西周郇国 |
三、荀的地望 |
第七节 虞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二、虞国铜器 |
三、虞国地理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第一节 孤竹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第二节 匽(燕)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四、西周匽都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第三节 北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第一节 軝(泜)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第二节 邢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第三节 楷(黎) |
一、 (?)字释读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四、楷国地理 |
第四节 康-卫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二、从康徙卫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附:“康侯鬲”跋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一、凡 |
二、柞(胙)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二、陕北高原区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一、山西地区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五、穆王时期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一)恭王 |
(二)懿王 |
(三)孝王 |
(四)夷王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结语 |
附录 |
地图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论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一)“奠都”的考量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附录二 表格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1.6 研究框架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3.7 小结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4.2.1 岁奏制度 |
4.2.2 祭祀制度 |
4.2.3 守护制度 |
4.2.4 维修制度 |
4.2.5 惩罚制度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5.2.1 祭祀制度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5.2.4 修缮制度 |
5.2.5 惩罚制度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6.2.1 岁奏制度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6.2.3 维修制度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7.2.1 崇圣寺概况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7.3.1 灞桥概述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11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图录 |
表录 |
附表 |
附文 |
附图 |
致谢 |
(5)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基本概念 |
第二章 地图出版的时间脉络 |
2.1 古代地图出版概况 |
2.1.1 原始地图时期(西晋之前) |
2.1.2 传统地图时期(西晋至明初) |
2.1.3 实测地图时期(明清) |
2.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概况 |
2.2.1 地图出版时间分布 |
2.2.2 地图出版空间分布 |
2.2.3 地图出版机构分布 |
2.3 民国时期地图对古代地图的继承与创新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兴起动因 |
3.1 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需求 |
3.1.1 “睁眼看世界”的地理意识觉醒 |
3.1.2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身发展需求 |
3.1.3 划分界限、收归主权的军事需求 |
3.2 读者的知识需求 |
3.2.1 地理教学用图 |
3.2.2 实用性科普用图 |
3.2.3 反映局势的时局图 |
3.3 民营出版机构的商业驱动 |
3.3.1 民国时期各地的舆图出版的机构统计 |
3.3.2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经营模式分析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地图编绘及出版特色 |
4.1 地图的编辑群体 |
4.1.1 学者型人才 |
4.1.2 技术型人才 |
4.2 地图的编稿与编绘——以《申报》地图为例 |
4.2.1 信息采集 |
4.2.2 地图编辑 |
4.2.3 地图印制 |
4.3 地图的出版特色 |
4.3.1 实用主义影响下的教学地图 |
4.3.2 爱国主义影响下的国耻图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的评价 |
5.1 军事色彩鲜明 |
5.2 政治性和商业性并存 |
5.3 中西合璧的过渡产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6)唐诗中咸阳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1.研究思路 |
2.研究方法 |
三、特色和创新点 |
第一章 唐诗中咸阳书写的概况 |
1.1 咸阳政区历史沿革及城址变迁 |
1.2 唐诗中咸阳书写的范畴 |
1.3 唐人诗歌钟情咸阳书写的原因 |
小结 |
第二章 唐诗咸阳书写的题材内容 |
2.1 行旅诗 |
2.2 送别诗 |
2.3 咏史诗 |
2.4 怀古诗 |
2.5 登临诗 |
小结 |
第三章 唐诗咸阳书写的意象特征 |
3.1 咸阳原——战场与归宿 |
3.2 咸阳道——告别与前行 |
3.3 细柳营——军威与纪律 |
3.4 阿房宫——评价与反思 |
3.5 少年游侠——自由与责任 |
小结 |
第四章 唐诗咸阳书写的文化价值 |
4.1 窥探唐人对秦王朝的记忆与评价 |
4.2 绘制唐人的社会生活图景 |
4.3 探析唐代文人的政治态度与命运归宿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近代广东台山侨乡城镇地理初探(1840-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二、研究时段及区域 |
三、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第一章 近代广东台山城镇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第二节 人文地理环境 |
第二章 侨乡的形成与侨乡网络的发展 |
第一节 台山侨乡的形成与发展 |
第二节 台山侨乡网络的发展 |
第三章 广东台山侨乡城镇的发展与城镇体系的演变 |
第一节 近代以前城镇及城镇体系的初步发展 |
第二节 近代台山侨乡城镇体系的演变 |
第四章 台山县城城镇形态的演变 |
第一节 台山县城外部形态的演变 |
第二节 台山县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
第五章 近代城镇体系与城镇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 |
第一节 近代台山侨乡城镇体系演变的特征 |
第二节 近代台山侨乡城镇形态演变的特征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致谢 |
(8)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四、基本框架与时空范围 |
第一章 1912—1921 年旧桂系时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第一节 旧桂系时期桂西地区政区体制的变动 |
一、清末桂西地区的政区体制及政区设置 |
二、1911—1912 年广西暂行的政区体制 |
三、1913—1914 年广西政区体制的逐渐定型 |
第二节 旧桂系时期土属政区的裁撤与改流 |
一、清末民初桂西地区土属政区的设置和管理 |
二、旧桂系执政初期对“改土归流”的初步准备 |
三、旧桂系“改土归流”的全面实施 |
第三节 旧桂系末期桂西地区的政区设置情况 |
小结 |
第二章 1925—1929 年新桂系初期桂西行政区划的变动 |
第一节 新桂系初期政区体制的变动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政区体制的规范 |
二、新桂系初期对桂西政区体制的改革 |
第二节 新桂系初期的彻底“改土归流” |
一、新桂系初期的“改土归流”规划 |
二、新桂系“改土归流”的过程 |
第三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地区县治的择定与迁移 |
一、奉议县治的迁移 |
二、绥渌县治的迁移 |
三、上金县治的选定 |
第四节 新桂系初期桂西各县的等第变化 |
小结 |
第三章 1931—1949 年新桂系对桂西地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
第一节 1931—1949年桂西县行政区域的改动 |
一、中央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相关举措和法令 |
二、“旧田南道”辖境县级政区的大范围调整 |
三、桂西其他各县区域的小范围改动 |
第二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县治的改变 |
一、雷平县治迁至太平 |
二、“田南整理县界计划”中县治的改变 |
第三节 20 世纪30 年代桂西各县的等第变更 |
第四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桂西各县与准统县政区之间隶属关系的变动 |
一、民团区的设置与变动 |
二、行政监督区的设置与变动 |
三、行政督察区的设置与变动 |
小结 |
结论 |
一、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趋势 |
二、民国时期影响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因素 |
三、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变动的特点 |
四、民国时期桂西地区政区改革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基于园记文献的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及其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资料 |
1.1.1 研究两宋私园造园风格及其流变之缘由 |
1.1.2 以园记文献作为主要研究资料之原因 |
1.2 研究对象与内容 |
1.2.1 研究对象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研究现状综述 |
1.4.1 两宋私家园林的研究现状 |
1.4.2 园记作为主要资料的研究 |
1.4.3 评述 |
2、园记中造园风格及其流变的研究方法 |
2.1 园记的收集与筛选 |
2.1.1 收集来源确定 |
2.1.2 收集方法与筛选条件 |
2.1.3 收集结果 |
2.2 园记中造园风格的研究方法 |
2.2.1 园记信息拆分与同类信息整合 |
2.2.2 共性归纳总结与个性比较分析 |
2.2.3 园记精选,文字解构与重组,提取抽象园林空间结构 |
2.3 园记中造园风格流变的研究方法 |
2.3.1 统计两宋私园园记各项记述内容与其在相应时期所占比例 |
2.3.2 对比两宋私园园记各项记述内容与其在相应时期所占比例 |
2.3.3 两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私园营建的影响 |
2.4 研究框架 |
3 、园记中的私园背景述要 |
3.1 时代背景 |
3.1.1 私园营建时间与作记时间 |
3.1.2 两宋私园营建数量的发展脉络 |
3.2 地理环境背景 |
3.2.1 两宋疆域范围变化 |
3.2.2 两宋私园地理位置分布与变迁 |
3.2.3 两宋私园相地选址 |
3.2.4 两宋私园相地选址的流变 |
3.3 人文背景 |
3.3.1 两宋私园园主社会身份 |
3.3.2 两宋私园园主社会身份的流变 |
3.3.3 两宋私园营造园林目的 |
3.3.4 两宋私园营造园林目的的流变 |
3.3.5 园林记录方式 |
3.4 本章小结 |
4、园记中的私园山石造景 |
4.1 宋人对山石的欣赏 |
4.2 山石造景理法 |
4.2.1 筑室见山,一览可尽 |
4.2.2 因山构室,天成自然 |
4.2.3 人工掇山,游心寓意 |
4.3 山石造景流变 |
4.3.1 南宋较之北宋,筑室见山理法应用明显增多 |
4.3.2 南宋较之北宋,私园更加注重对石头的应用 |
4.3.3 掇山能主之人:从文人主导到山匠参与 |
4.4 本章小结 |
5、园记中的私园水景造设 |
5.1 宋人对水景的欣赏 |
5.2 水景造设方法 |
5.2.1 水景来源处理 |
5.2.2 多种形态的水景理法 |
5.3 水景造设流变 |
5.3.1 南宋较之北宋,城市私园水景造设明显增多 |
5.3.2 南宋较之北宋,郊野私园水景造设略有增加 |
5.3.3 南宋较之北宋,私园动态理水手法应用增多 |
5.4 本章小结 |
6、园记中的私园建筑营造 |
6.1 宋人私园中建筑的功能与作用 |
6.2 建筑布局 |
6.2.1 建筑空间布局 |
6.2.2 建筑平面形式 |
6.3 建筑类型 |
6.3.1 常见建筑类型及其位置经营 |
6.3.2 特殊建筑类型的出现及意义 |
6.4 建筑营造流变 |
6.4.1 建筑空间布局流变 |
6.4.2 建筑类型的变化 |
6.4.3 建筑构造与细部的适应调整与深化 |
6.5 本章小结 |
7、园记中的私园植物造景 |
7.1 宋人对植物的欣赏 |
7.2 植物应用种类 |
7.2.1 食用植物 |
7.2.2 药用植物 |
7.2.3 观赏植物 |
7.3 植物种植方式 |
7.3.1 品别种列,种植分区 |
7.3.2 杂艺散植,复层混交 |
7.4 植物种植技术 |
7.4.1 植物谱录的大量出现 |
7.4.2 植物栽培、引种、嫁接技术 |
7.5 植物种植特点 |
7.5.1 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
7.5.2 多样的植物空间塑造 |
7.5.3 注重植物色彩与季相搭配 |
7.6 植物造景流变 |
7.6.1 植物应用种类流变 |
7.6.2 植物种植方式变化 |
7.7 本章小结 |
8、园记中的私园空间组构类型 |
8.1 空间组构类型 |
8.1.1 广水无山 |
8.1.2 高台(亭)临水 |
8.1.3 背山临水或临水面山 |
8.1.4 两山间水 |
8.1.5 峰间萦涧 |
8.1.6 以建筑、植物为主 |
8.2 空间组构类型的流变 |
8.2.1 两宋私园空间组构类型的流承 |
8.2.2 山石在私园造景中的地位变化与空间组构类型的发展 |
8.2.3 空间组构类型流变影响 |
8.3 本章小结 |
9 、园记中的园林生活与思想内蕴 |
9.1 园林生活 |
9.1.1 个人栖居 |
9.1.2 宴宾交游 |
9.1.3 家族团聚 |
9.2 思想内蕴 |
9.2.1 隐——政治抉择 |
9.2.2 乐——人生追求 |
9.3 本章小结 |
10、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流变探因 |
10.1 两宋之前私家园林的发展 |
10.1.1 先秦园林文化萌芽 |
10.1.2 两汉隐逸风尚流转 |
10.1.3 魏晋山水风骨浸润 |
10.1.4 隋唐壶天中隐开启 |
10.1.5 五代江南蜀地幸存 |
10.2 两宋地理环境的嬗变 |
10.2.1 山水资源变化 |
10.2.2 林木资源变迁 |
10.2.3 石材资源改变 |
10.3 两宋社会变迁与士人心态转变 |
10.3.1 杯酒驱将,文官崛起,士得与君共治天下 |
10.3.2 改革变法,士人党争,中隐思想继续发展 |
10.3.3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心态转向逸豫习玩 |
10.3.4 权相遮天,迫害义士,心态转向内敛自适 |
10.3.5 理学兴盛,观物究理,心态转向寻微研深 |
10.4 两宋经济发展的变迁 |
10.4.1 族田义庄的开创与发展 |
10.4.2 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革命 |
10.5 两宋繁荣文化的渗透 |
10.5.1 皇家造园艺术对私人营园影响 |
10.5.2 山水画与画论对园林营建启示 |
10.5.3 山水散文诗词与私园相互成就 |
10.5.4 科技发展推动造园技艺的进步 |
10.6 本章小结 |
11、结论与讨论 |
11.1 研究总结 |
11.1.1 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具有共性 |
11.1.2 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存在流变 |
11.1.3 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流变评价 |
11.2 创新之处 |
11.3 研究展望和未尽事宜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附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10)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背景下的洛阳大遗址保护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1.1.1 中国特色历史环境:层积而连续的古代都城群 |
1.1.2 中国城建史前半段历代都城选址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
1.1.3 区域视角下都城型历史城市群的关联性认知需要 |
1.1.4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保护与国土空间发展的高度融合需求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1.2.1 都城 |
1.2.2 都城型大遗址 |
1.2.3 洛阳大遗址 |
1.2.4 “城叠城”的历史环境——城市之上的城市 |
1.3 研究范围 |
1.3.1 研究空间范围的界定 |
1.3.2 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 |
1.4 研究综述 |
1.4.1 关中-中原地区的都城变迁及遗址分布研究 |
1.4.2 洛阳都城历史和大遗址相关研究 |
1.4.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大遗址保护发展研究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论文组织结构 |
1.5.3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关中-中原地区的都城流转 |
2.1 关中-中原地理环境 |
2.2 关中-中原“城叠城”的历史沿革概况 |
2.3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
2.4 夏商周——春秋战国 |
2.4.1 夏商:王畿初态,伊洛为尊 |
2.4.2 西周东周:自关中东迁中原,西安丰镐二京与洛阳三代都城 |
2.4.3 春秋战国:都城东迁,中原城邑扩展 |
2.5 秦汉:建立长安、洛阳都城地位,末年都城二元化 |
2.5.1 秦:八易都城,东进咸阳 |
2.5.2 两汉:长安洛阳的典型都城地位 |
2.6 魏晋南北朝:都城星罗棋布 |
2.6.1 魏晋政权林立,中原洛阳为都 |
2.6.2 十六国政权更迭,据关中长安要塞 |
2.6.3 南北朝政权对峙,都城回归长安洛阳 |
2.7 隋唐宋金:重新聚拢与回归,长安-洛阳与洛阳-开封两京制 |
2.7.1 隋:大兴城与东京洛阳城 |
2.7.2 唐:长安城与东都洛阳城 |
2.7.3 宋金:东京开封城与西京洛阳城 |
2.8 都城流转叠加的区域特征 |
2.8.1 都城建置分合现象:从一元到多元 |
2.8.2 稳定的都城流动现象:长安-洛阳-开封的摆动关系 |
第三章 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的分布特征 |
3.1 千里古都文化长廊: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 |
3.1.1 关中-中原不可移动文物分布概况 |
3.1.2 古遗址分布概况:聚落遗址到都城遗址 |
3.1.3 古墓葬分布概况:宅墓一体到城陵一体 |
3.1.4 关中-中原重点都城型大遗址分布概况 |
3.2 关中-中原重点都城型大遗址带的历时分布 |
3.2.1 石器时代聚落文明发源地:郑州聚落集群,多组团散布 |
3.2.2 夏商周-春秋战国:两线性遗址带,三集中遗址群 |
3.2.3 秦汉-魏晋南北朝:长安与洛阳都城型大遗址群 |
3.2.4 隋唐-宋金:两经典都城型大遗址群,开封新型都城遗址点 |
3.3 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的空间格局特征 |
3.3.1 空间结构:一带一区两核三线三斑块 |
3.3.2 “大长安”与“大洛阳”的哑铃式东西关联格局 |
3.3.3 两个都城型大遗址极核:“大长安”与“大洛阳” |
3.3.4 都城叠加的空间形态和演化机制 |
第四章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的空间形态 |
4.1 洛阳的区域性历史意义 |
4.2 洛阳的历史区域屏障 |
4.2.1 防御体系 |
4.2.2 山水格局 |
4.3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城叠城”的历史环境 |
4.3.1 洛阳叠加的都城建置 |
4.3.2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概况 |
4.3.3 洛阳叠加的都城遗址空间形态 |
4.3.4 都城轴线的时空格局 |
4.3.5 洛水之北-邙山之南的洛“阳”格局 |
4.3.6 都城与墓葬的关系沿革:从宅墓一体到城陵一体 |
4.3.7 都城空间的规制沿革:分散区划-封闭里坊-开放街巷 |
4.4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的城镇空间现状 |
4.4.1 洛阳-偃师的城乡景观 |
4.4.2 伊洛盆地内的线性廊道 |
4.5 差异化的洛阳都城遗址保护发展基底 |
4.5.1 城乡空间梯度分区 |
4.5.2 差异化的洛阳都城遗址现状基底 |
4.5.3 差异化都城遗址现状基底的历史溯源 |
第五章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的保护发展策略 |
5.1 都城型大遗址保护发展的时代新背景 |
5.1.1 核心历史价值——都城空间格局规制 |
5.1.2 都城型大遗址现实价值——促进新型城镇化 |
5.1.3 都城型大遗址保护发展需求的特殊性 |
5.2 都城型大遗址的差异化保护发展策略 |
5.2.1 理念升级: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到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
5.2.2 都城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内涵构建 |
5.2.3 都城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差异化保护发展框架 |
5.2.4 差异化的都城空间格局和功能产业活化策略 |
5.2.5 遗产与人共融保护-共荣发展的创新性机制 |
5.3 洛阳都城型大遗址的保护发展策略应用 |
5.3.1 洛阳-偃师巨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山河一体与城乡一体 |
5.3.2 洛阳都城遗址差异性的空间功能活化策略 |
5.3.3 二里头遗址——郊野自然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
5.3.4 汉魏洛阳城遗址——农业生态+郊野自然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
5.3.5 偃师商城遗址——中央绿心+休闲生活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
第六章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差异化保护发展 |
6.1 微观“城叠城”:隋唐洛阳城的历史环境 |
6.1.1 隋唐洛阳城空间叠加沿革 |
6.1.2 隋唐洛阳城功能叠加沿革 |
6.1.3 隋唐洛阳城“城叠城”的综合历史价值评估 |
6.2 隋唐洛阳城范围内的现状概况 |
6.2.1 城乡建成环境现状梯度 |
6.2.2 遗址保存状况梯度 |
6.3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保护发展空间框架 |
6.3.1 保护发展总体定位 |
6.3.2 运河文化框架 |
6.3.3 交通结构框架 |
6.3.4 都城格局框架 |
6.3.5 基于历史格局的生态景观保育框架 |
6.4 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的差异化保护发展策略应用 |
6.4.1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保护发展分区 |
6.4.2 差异化的空间功能活化模式 |
6.4.3 洛北宫皇城区:梳理宫城遗迹格局,嵌入宫城中央绿心 |
6.4.4 金中京城区:叠加隋唐东城和里坊格局,勾勒叠城绿环 |
6.4.5 洛北里坊区:勾勒洛北里坊轮廓,打造旧城开放空间体系 |
6.4.6 天街中轴区:打造“天”字轴线,凸显都城气派 |
6.4.7 洛南里坊区:现代农业背景下的隋唐里坊乡村景观 |
6.5 微观策略:历史功能的现代转译 |
6.5.1 历史建筑的现代功能转译 |
6.5.2 城门大道的现代功能转译 |
6.5.3 环城城墙的现代功能转译 |
6.6 微观策略:历史空间的景观转译 |
6.6.1 里坊-坊墙空间的景观转译 |
6.6.2 历史建筑组团空间的景观转译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成果 |
7.1.1 区域视角的千里古都文化长廊: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 |
7.1.2 历史地层的层积性和连续性:宏观-中观-微观的都城叠加历史环境 |
7.1.3 新型城镇化的大遗址国土空间规划:洛阳-偃师巨型国家历史文化公园概念 |
7.1.4 基于我国城乡建成梯度分区的大遗址空间格局和功能产业活化策略 |
7.1.5 以人为本、以史为源的遗址与人共融保护-共荣发展机制 |
7.1.6 历史空间功能展示的现代转译方法 |
7.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我国行政区划沿革跃然纸上 行政区划沿革地图集成就文化精品(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方志中的地图及其作者考证[D]. 韩天.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3]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民国时期地图出版研究[D]. 王瑶. 河北大学, 2020(08)
- [6]唐诗中咸阳书写研究[D]. 马卓. 西北大学, 2020(07)
- [7]近代广东台山侨乡城镇地理初探(1840-1949年)[D]. 刘睿珺. 暨南大学, 2020(08)
- [8]民国时期桂西地区行政区划变动研究 ——以县为中心[D]. 林炫臻.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5)
- [9]基于园记文献的两宋私家园林造园风格及其流变研究[D]. 康琦. 北京林业大学, 2019(07)
- [10]关中—中原都城型大遗址带背景下的洛阳大遗址保护发展研究[D]. 曾雅洁. 东南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