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

一、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谢书磊^[1]（2021）在《吐蕃统治时期沙州汉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贞元二年（786）,在围困沙州十余年却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吐蕃答应了“毋徙它境”的条件,从而和平占领了沙州。至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各族民众起事并推翻吐蕃在沙州的统治讫,吐蕃统治沙州的时间达62年之久。吐蕃统治时期的沙州汉人数量,在传世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可以根据安史之乱爆发前有关沙州户口数的记载和敦煌文书中的有关吐蕃统治时期以及张氏归义军时期的零星材料,共同推测吐蕃统治时期的沙州汉人数量。通过对《旧唐书》《新唐书》《通典》《元和郡县图志》等汉文史籍中沙州汉人户口数的爬梳,我们认为在天宝元年（742）沙州汉人约有30000余人。而之后吐蕃十余年的围城无疑造成了沙州汉人的大量伤亡。但也要看到,河西节度使府的西迁和河西东部各州部分人口迁至沙州给这一地区增加了大量的汉人户口,并补充了沙州的守备力量。这些外来人口包括河西节度使府辖下的部分士卒、官吏和家眷,还有从河西东部州县逃难而来的部分汉人。同时,陷蕃前沙州汉人的自然增长,也不容忽视。沙州境内的战争伤亡人口与迁入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大致相互抵消,所以,陷蕃前的沙州汉人约有30000余人。陷蕃前后,沙州确有部分官民逃离、吐蕃放归部分唐军将士和汉人起义失败等汉人户口减少的现象。但随着吐蕃在沙州统治的巩固、汉人地位的提高和农业经济的恢复,汉人数量有了缓慢的回升。至吐蕃在沙州的统治瓦解之时,沙州的汉人数量至少有三万余人。而这也可以在敦煌写卷S.11345号《达多等状（?）》中“三万余口是吾远祖”得到证明。

冯雨晴^[2]（2020）在《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朝京师长安由于地缘因素,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族南下的威胁之下。为了抵御其势力南下,唐前期诸位皇帝不断经营,最终建立了守卫京畿的京北屯防体系。本文即以京北屯防体系为考察对象,探讨京北屯防系统的构建过程及阶段性特点。第一章的内容为唐初对京北地区的军事开拓,时间是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到高宗弘道元年（683）。在唐朝建立之初,唐朝在京北地区掌控的地域仅至灵州、庆州、延州一线,以北皆属突厥及其附属势力。在此情况下,唐朝的首要目标是开拓北疆,至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灭亡突厥,之后唐太宗调整了京北都督府的布局,形成丰-胜第一防线、灵-夏第二防线及原-鄜第三防线这三道军事防线。唐朝军队继续向北征战,灭亡薛延陀,令漠北诸部纷纷臣服。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设置燕然都护府管辖漠北羁縻府州。唐朝建立了以京北都督府和都护府监管羁縻府州的安边体系。高宗时期,羁縻府州安边体系继续发展,直至调露元年（679）的突厥部落叛乱冲击了这一体系,唐朝没有能力彻底平息叛乱,使得京北都护府丧失原本的职能,羁縻府州安边体系也因此失效。第二章的内容为以三受降城修筑为标志的京北屯防体系的初步构建,时间是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到玄宗先天即位（712）。从高宗调露元年（679）开始的突厥叛乱不断加剧,而唐朝军队难以根除边患,唐廷只能寻求其他方法,目的是解决突厥南侵的问题。但是,武周朝的绥靖政策并不奏效,唐朝只能更加专注于朔方军及军城的建设。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唐朝在灵州西部修筑了丰安军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东、中、西三座受降城。三受降城的修筑,阻断了突厥南下抄掠的道路,扭转了此前唐朝在京北屯防上的被动局面,成为京北屯防体系初步构建的标志。初步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主要依靠驻屯的朔方行军及新筑的朔方军城构建,而不是过去的京北都督府之兵。第二,三受降城的修筑,让京北屯防体系的丰-胜第一防线从“守在黄河”变成了“守在阴山”,改变了整个京北的屯防格局。第三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稳固构建与特点,以玄宗开天时期朔方节度使的设置与屯防布局为中心的研究。唐玄宗即位后,首先是解决突厥南侵唐朝安西及东北疆的问题,在尝试和亲无果后,玄宗定计北伐突厥,诛杀默啜可汗,使得突厥对唐政策发生转变,由南下抄掠变为对唐称臣。至此,玄宗解决了困扰唐朝多年的突厥南侵问题。随后,唐玄宗顺势解决了河曲降户带来的北防隐患问题:开元八年（720）,朔方道大总管王晙诛杀河曲突厥降户殆尽;开元十年（722）,朔方节度使张说解决了六胡州的后续叛乱。另一方面,唐玄宗不断发展朔方军,设置朔方节度使,又扩充节度使职权,以朔方节度使兼领支度、营田等使职,最终构建了稳固的京北屯防体系。这一时期京北屯防体系有三个显着的特点:第一,京北屯防体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唐朝中央对朔方军权的掌控及对朔方节度使的选任控制。第二,京北屯防体系包括军队、屯田、马政、盐政、和籴,形成相互交织的网状形态。第三,京北屯防体系的防御重心逐渐从丰-胜第一防线和灵-夏第二防线转向原-鄜第三防线。第四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的瓦解与崩溃,时间是从安史之乱爆发（755）到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了平叛,将屯驻京北地区的大部分朔方军内调,使得京北仅余少量军城兵屯戍。这些军城兵多为老弱残兵,无法抵御河曲蕃族部落的反叛以及西南方吐蕃对京北地区的蚕食,京北三道防线逐渐瓦解,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侵入长安,京北屯防体系彻底崩溃。第五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京北屯防体系既要防御突厥,又要抵御吐蕃,与防御突厥的河东屯防体系及抵御吐蕃的河陇屯防体系组成了环京畿屯防布局。微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第三防线支援河陇屯防体系,是抵御吐蕃侵袭京畿的“河陇-京北”屯防体系的第二道军事防线;京北屯防体系第一防线与河东屯防体系第一防线连为一体,组成“京北-河东”屯防体系的第一道军事防线。宏观层面上,京北屯防体系北防突厥、西御吐蕃,成功阻断了吐蕃与突厥之间联兵入侵的可能,在环京畿屯防整体布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六章的内容是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的比较。历史上除了唐王朝之外,秦朝、西汉及隋朝的京师也位于关中地区,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相近,使得这些王朝同样存在防御北方游牧族南下抄掠、守卫京师地区安全的问题,而这些王朝也都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另外,安史之乱后唐前期构建的京北屯防体系崩溃,唐代宗在吐蕃等侵袭京师的压力下,构建了新的京西北屯防体系。将京北屯防体系与秦、西汉、隋北防体系及唐代宗朝京西北屯防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京北屯防体系与这些军事防御体系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主要在于军事防线的构建。在防御工程、后勤保障等方面,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有着自身特点。

陈明迪^[3]（2020）在《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文中提出边疆与民族问题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墓志作为唐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保存了部分与唐代边疆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材料。通过研究墓志中所涉及的唐代粟特人与吐蕃相关问题,以个案的形式研究粟特人入仕唐朝以及唐蕃关系的发展,由此延伸至唐朝的边疆局势与民族问题。《翟天德墓志》涉及诸多隋唐之际的历史事件,主要记叙了隋末原州起义,义宁二年（618）李渊第一次遣使招慰河西李轨,唐初与突厥之关系以及监牧制度的发展。结合传世文献,为了解原州起义与唐王朝创建之关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材料。唐代墓志记载了多位史书未载的唐朝派往吐蕃的使者。李思谅于贞观年间出使吐蕃,抚慰高原诸部。金城公主府典籖贾令琬和宗室子弟李知新曾在唐中宗时作为随行使臣,随金城公主入蕃,负责与吐蕃的交涉。裴伷先作为唐睿宗的亲信,于景云年间唐蕃关系紧张之时出使吐蕃,消除两国间猜疑,促使唐蕃关系走向和睦。《甘元柬墓志》为了解唐高宗至武周时期的西域局势、唐与突厥关系、唐蕃关系提供了新材料。甘元柬与裴行俭关系密切,唐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叛乱,裴行俭向唐高宗建议选用唐人出任六胡州刺史,并推荐甘元柬出任其中的塞州刺史,其后六胡州唐人刺史多为文武兼备之人。吐蕃兴起后,与唐在西北、西南地区展开争夺,结合汉藏文献和《甘元柬墓志》可知在武周长安年间,吐蕃曾诱使西南诸部族进犯川蜀地区。同时根据墓志和相关史料可断定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的703年出使吐蕃的唐廷使者甘卿（kam keng）正是甘元柬,其身份是唐派往吐蕃的和亲使,其任务是协调两国关系,商讨和亲事宜。甘元柬对唐中宗时期亲善吐蕃之政策的制定起到了积极影响。《元释墓志》涉及唐蕃关系,墓志内容表明在唐高宗永隆年间至武周时期,唐与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姚州、巂州有过长期的争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西洱河诸蛮臣服吐蕃便是这场姚巂之战的最终结果,并非传统史料所认为的安戎城失陷所致。吐蕃势力进入云南的时间要早于姚巂之战,应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吐蕃经略四川和云南是由两支军队分别进行,而非沿四川西部南下云南地区。《樊偘偘墓志》所载志主樊偘偘与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初期的边疆局势密切相关,涉及到唐与突厥、契丹、吐蕃、西洱河诸蛮之间的关系。唐朝为了防备突厥与契丹,在河北地区增设多个镇军,墓志所载五回军正是在突厥南下要道五回岭附近驻扎,为史书所未载。渔阳军的驻地在幽州渔阳,后改为静塞军,而非檀州的威武军。唐玄宗开元初年,吐蕃曾与西洱河蛮联合进犯剑南地区,而这正是唐睿宗景云年间李知古发兵进讨姚州所引发,自唐中宗神龙盟会以来形成的唐蕃友好局面在睿宗时期逐渐被打破,至开元时期唐蕃战争再次爆发,唐蕃和平告终。康太和系唐玄宗时期重用的一名粟特裔蕃将,曾长期在禁卫军系统任职,参加了唐与吐蕃之间的多场战争以及开元二十一年（733）平定东北两蕃叛乱的战事。唐玄宗时期唐蕃战争频繁,在唐蕃前线活跃着一批粟特裔蕃将。唐代存在两个“赤岭”,一个是唐蕃分界立碑之地,即今青海日月山;另一个是在唐军掌控下的洮州境内的军事据点,名为“赤岭戍”,两处不可混为一谈。合门府作为唐朝安置内迁的吐谷浑部众的举措,有羁縻府州和折冲府之别。作为羁縻府州的合门府成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后,其地点在凉州南山,而非青海门源,最初以合门州形式出现,武周圣历三年（700）升级为府;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后,由凉州迁置延州,用于安置归附唐朝的李如暹部众。高宗仪凤年中延州出现的另一合门府是折冲府,而非羁縻府州。作为羁縻府州的合门府,其成立、迁置过程与唐蕃关系紧密相关,反映了唐和吐蕃对吐谷浑部众的争夺以及管理政策的变动。

闫章虎^[4]（2019）在《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政治制度的视角出发,对唐代书法史进行深入考察,旨在揭示唐代书法史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那一层面。基于这种观察视角,本文对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讨论。根据论述主题,可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揭示了唐代书法的“政治属性”,并考察唐代国家典仪中的书法因素,分析书法活动及相关书迹背后的政治意涵,解读它们在处理政治关系、维护统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第二部分,论文从文书行政的角度出发,思考唐代铨选制度中为何会设置“楷法遒美”及“工书”这两个关于书法的标准,探究“楷法遒美”与“工书”的具体内涵并梳理它们和唐代书法史的关系。基于以上讨论,这一部分还对“书判拔萃科”中“书判”的具体所指进行了考证。论文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凭借书法技艺为皇室服务的翰林书待诏,对这一群体的性质、供职模式、工作内容、选拔方式、仕途、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最后结合传世及新出石刻资料,考察唐代宫廷书法对翰林书待诏书法的影响,以及书待诏书法的群体性特征。第四部分关注的则是在行政及文馆机构中供职的文书吏、楷书手、书直等群体,揭示他们在当时整体制度框架中所处的不同位置、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并结合敦煌文献及吐鲁番文书,从职能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书法特征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研究的是唐代的“书法教育制度”,这一部分的目的不是对相关制度进行全面介绍,而是重在分析这些“书法教育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对唐代书法发展的影响。结论表明,除侍书之外,书学、弘文馆等机构在唐代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明显被夸大了。

黄毓芸^[5]（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指出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龙成松^[6]（2019）在《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文中提出洛阳新出汤贲墓志中记载其曾祖汤允为沙州刺史一事,根据汤贲本人的生卒年月,以及汤贲子嗣墓志所提供的相对代际,可以推测汤允为沙州刺史的时间大致在武后时期至开元时期。根据现有沙州刺史的资料,及唐代刺史任期、转迁频率之规律,汤允最有可能在长安四年至景龙四年中担任沙州刺史。又根据传世文献中所载汤嘉惠之生平履历与汤允比对,以及二人名字训诂的契合,可以推测唐代河西节度使汤嘉惠可能即汤允其人。汤允官沙州刺史这一关键信息,与汤嘉惠的生平和官历正好衔接在一起,对于重新认识汤嘉惠在经营安西、北庭地区的经历有重要意义。

秦凯^[7]（2019）在《唐代敦煌的记忆空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集中探讨唐代作为边地的敦煌如何摆脱边缘的标签,为此借助记忆空间的概念,从两个取径出发进行研究:首先考察汉唐间敦煌在不同地域人群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及敦煌作为新纳入帝国的疆土,应该如何营造相关的历史记忆。其次考察唐代敦煌记忆空间本身,即记忆与空间的互动如何帮助敦煌进一步内地化。这两个取径分别主导这篇论文的上下两部分。在论文的上半部分,第一章考察在汉唐语境中有关敦煌的定位与评价,及帝国如何控制位于边缘的城市,控制的深入与否反映在行政区划的变化上。第二章考察在唐代仍作为边缘的敦煌,如何通过地志图经的编修,将本地历史传达给在地与他乡的观众。晚唐时,敦煌已被营造成历史丰厚、古迹众多的宗教圣境。在论文的下半部分,第三章主要聚焦唐代敦煌城内的记忆空间,因为空间本身是全方位的,本文只选取了若干面相来解释,以期充实记忆空间的基本内涵:斋会场景不仅具有弘法传教的功能,还是进行历史故事的再现现场。城墙作为权力展示的政治作用可能大于他的防御功能。此外,所谓记忆空间还是一个双向概念,第四章考察记忆如何形塑空间。张芝墨池作为敦煌记忆的代表,早先并非位于敦煌城中,而是位于渊泉。之后墨池的记忆随着敦煌张氏大族的迁徙,也随之播迁至北齐邺都。唐代以降,因王羲之深受唐太宗的推崇,墨池也与王羲之的形象渐渐紧密,甚至影响到敦煌。不过,敦煌也有相关应对措施:张芝墨池重新在沙州城中被“发现”,坊市规划中出现了墨池的因素,也相应形成墨池张氏郡望。墨池记忆的流转,反映了地方、国家记忆间的互动和离合,背后实际呈现的是历史记忆在各方利益碰撞情况下的传承、变迁和认同机制。第五章展示空间如何呈现记忆。丧葬空间作为连接生死的场所,也是敦煌一处蕴藏记忆的空间。丧葬地点的转换,不仅是反映了敦煌城市功能的变化,也是当时人们关于死亡、自身的认识的改变,甚至成为我们窥探政局的窗口。

梁振涛^[8]（2019）在《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可区分为三种类型。西州方式,即实行与内地相一致的州县乡里制。唐制在西州推行的社会基础是留居高昌的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旧官人”当主要指在高昌国时期任第五等级以下的中低级官吏;“首望”指乡闾之中的名望之家;“景行淳直,及为乡闾所服者”指百姓之中为人正直、处事公平,为乡民所钦服之人。唐王朝通过授勋、任职和授田等方式,维护旧官人、首望及为乡闾所服者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以达到与之“共守”西州的目标。北庭方式,唐王朝将北庭地区的民众分为“百姓”和“部落”两大类,“百姓”指“根民”、附户及商胡等不同形式的着籍民户;“部落”指在北庭地区归降的西突厥部落及其所役属的诸蕃部落之众。唐朝在北庭地区实行二元行政管理体制,即以县-乡之制管理着籍“百姓”,以羁縻府、州之制管理诸蕃“部落”。编户制度、县乡制及羁縻府州等管理制度实现了北庭民众政治身份的统一。作为政治身份的“百姓”与“部落”,也掩盖了政治身份之下民众社会与族属身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四镇方式,唐代四镇地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城邦体制到羁縻体制的转变。羁縻体制下的镇戍之镇,演变为军镇之镇。形成羁縻府州和军镇相结合的二元体制。军镇体制强化了唐朝对四镇地区的社会控制。

张磊^[9]（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王晶^[10]（2019）在《敦煌图经中的景观与权力》文中研究说明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借助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P.2005中的缺失部分以及《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复原。敦煌图经在修撰过程中,增删变化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官员的政绩景观,二是地方人文景观。官员对图经的渗透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图经的不断修订,政绩景观逐渐隐退,人文景观得以长久存续。"图"未能全面逐一绘制"经"中的地理条目,也无法对"经"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地图式的转写与表达。"经"彰显地方社会权力的功能是"图"无法实现的。

二、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吐蕃统治时期沙州汉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论文提纲范文）

（7）唐代敦煌的记忆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8）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敦煌图经中的景观与权力（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吐蕃统治时期沙州汉人研究[D]. 谢书磊. 兰州大学, 2021(12)
• [2]唐前期京北屯防体系研究[D]. 冯雨晴. 山东大学, 2020(04)
• [3]墓志所见唐代边疆与民族若干问题研究[D]. 陈明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4]政治制度视角下的唐代书法史研究[D]. 闫章虎. 吉林大学, 2019(02)
• [5]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6]新出墓志与唐代沙州刺史汤允献疑[J]. 龙成松.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03)
• [7]唐代敦煌的记忆空间[D]. 秦凯.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8]唐代西域地方行政管理方式研究[D]. 梁振涛. 武汉大学, 2019(06)
• [9]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10]敦煌图经中的景观与权力[J]. 王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9(02)

标签：突厥论文;  唐代书法论文;  唐朝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吐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