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亮[1]（2021）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人口结构深度变化,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社会预期不断提升、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存在质量不高、规模不足、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区域间服务水平差异较大,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服务设施不足,设施利用率较低;公共服务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保障不足;服务尚未有效惠及全部流动人口和困难群体,项目存在覆盖盲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相对完善的日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其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架构及相关主体的作用发挥等内容,并通过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分析,见微知着,深入探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效果,以期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助益。本文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政府单一主体供给向政府、社会、企业多元主体供给不断转变,历经官制型体系、融合型体系后,最终形成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共治体系下,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主体作用,市场则作为纽带推动着官民协同共治的进程,其中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对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不可或缺;非营利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其既可以单独承担社会事务,同时也可以与政府或其他民间事业者合作满足民众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各司其职、相互协同,共同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了考察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子系统的运行,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研究的现实需要,本文针对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做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效率效果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从结构上包括6部分共9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即第1章。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以及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归纳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即第2章。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及其体系的内涵探讨,总结和分析了公共服务体系的一般形式,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及其特征,即第3章。从历史演绎的角度,对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归纳与逻辑梳理,总结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第四部分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及主体作用分析,包括第4、5、6、7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以前文分析内容为基础,采取“总—分”形式对日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进行解构。从总体上,以官民协同治理为角度,分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构成形式、体系形成的动因以及官民协同治理的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显着的主体作用,而市场是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载体。其后,分别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出发,分析三者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各自作用的发挥,以更好地解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期为我国提供切实借鉴。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即第8章。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实际,选取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见微知着,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运行效果进行验证。最后,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即第9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建议。
王曼[2]（2020）在《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方政府要破解资金约束、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离不开政府债务手段。但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潜在风险,可能会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地方政府债务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得失,一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庞大、成因复杂,其本质是一种体制现象,它既彰显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央地之间事权和财权不相匹配的事实。改革开放初期,举债是中国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举债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尤其是近年来,不论是处于经济扩张周期还是紧缩周期,地方政府都具有扩大投资性财政支出、进行债务融资的冲动,呈现出了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这无疑突显了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紧迫性。对日本而言,地方债是战后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补充,对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自日本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来,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一部分原来由国家承担的事务需要由地方自治体承担,为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融资压力。面对经济萧条压力与财政收支增速差的扩大,日本地方政府把增发地方债作为配合中央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使得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攀升。2018年末,日本GDP总量为4.97万亿美元左右,但是国家债务却高达1100万亿日元（近10万亿美元）,负债率200%。相对于居高不下的日本国债而言,日本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科学的规模控制标准,不断强化地方债的发行管理、运行管理和风险管控,2000年以后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直维持在200万亿日元左右,地方政府债券的年发行额也基本保持平稳,地方政府债务初步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而避免了将债务规模过大风险传递到经济增长上。疫情影响之下,中国当前面临两大压力,一是经济增速的下滑;二是地方债放量发行加大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因此,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打好攻坚战,就必须在研判中国地方债态势的同时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吸取教训,避免地方债问题演化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灰犀牛”。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内容展开:（1）在明确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债务的一般理论入手,以经济增长为视角对地方政府的举债原因、适度规模和债务管理理论进行回顾。借助拓展后的IS-LM模型与巴罗模型、新经济增长理论等,厘清地方政府债务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机制,为适度债务规模的测算铺垫坚实的理论基础;（2）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战后日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入手,在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长期博弈中,揭示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在经济增长视角下的动态变化特征,挖掘地方债发行与经济增长阶段间的规律性,为实证分析提供重要的现实基础;（3）在理论分析与现实考察的基础上,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进行实证分析。首先,结合日本都道府县地方债的分布特征,对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其次,使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市场经济发展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第三,以巴罗模型为基础,从长期维度建立二次项模型。运用迭代法中的梯度下降法对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二者间关系进行数据拟合,实现多次函数关系的回归,同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原理,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最后,通过动态面板门槛方法,对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门槛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探寻适度规模;（4）进行分析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管控措施。其在发行、运行和风险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将为中国把握债务管理与稳增长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启示;（5）结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现实问题,积极探索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尤其是从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债务期限、债务规模与地区间差异等方面,为中国地方债务适度规模的控制、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提出具体对策建议。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提出并论证以下命题:（1）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是促进还是抑制作用;（2）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为“倒U型”关系。并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命题进行了论证,结果表明:第一,战后日本地方债的爆发式增长均与应对财政危机、服务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日本利用地方债务配合财政杠杆干预国家经济,对公共事业投资,创造了市场需求,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二,本文收集并整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5年日本34个都道府县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经济增长为非线性关系,呈“倒U型”,梯度下降法下运用Python软件拟合的负债率最优解介于20%—25%之间,门槛模型测得债务阈值为23.7%,表明适度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损害稳态经济增长;除此之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高校教育的投入,仍然是目前拉动日本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少子高龄化的时代,政府消费仍是提振经济中的重要角色,但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逐渐弱化。东京圈、关西圈和名古屋圈这三大都市圈对债务的依赖程度较低,三大都市圈外的地区受债务规模扩张的影响更为明显,表现出债务驱动经济增长的特征。第三,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发行规模与用途等较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经济增长,与日本行之有效的债务规模管理措施密切相关。本文的创新点如下:一是丰富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研究。通过剖析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分配的长期博弈,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动态特征与规律性,体现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密切相关性;二是融合了多种经验分析方法。利用梯度下降法原理并借助Python软件较为直观的可视化优势,模拟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效果;再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计量检验,更增强了日本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控经验的说服力;三是补充了实证领域中,关于日本地方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并将门槛模型应用于探寻其适度规模上。
付娅迪[3]（2020）在《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2020全球债务监测报告指出,截止2019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债务为252.6万亿美元,全球债务/GDP为322%,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全球范围内,公共债务负担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其中日本的政府债务问题最为严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截止2018年末,日本一般政府债务占当年GDP的比重为237%,政府债务率位列世界首位。长期以来,尽管日本政府一直努力改善财政和债务状况,但是始终效果甚微。作为全球最大债务负担国,日本政府债务是否可持续,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研究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对一国控制债务规模,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在全球范围内缓解政府债务负担提供借鉴。本文总结和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府债务及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日本居民部门储蓄充足、国债收益率低以及财政赤字持续增加是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庞大的主要原因,并指出日本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研究日本各个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总结了政策的经济效果。并且选取相关总量指标和结构指标,分析日本财政状况及债务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日本财政脆弱,政府债务危机严重。为了进一步得出日本债务上限,本文根据日本政府债务的动态假设,给定债务约束上限,通过计算从现在到未来较长时间内的政府债务/GDP、居民部门金融资产/GDP等指标,得出日本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结论。本文估计日本政府净债务率将在2029年达到最大值,最大净债务率为262%。2029年之后,日本净债务率将超过最大净债务率,日本政府债务将不可持续。最后,本文对日本政府债务进行总结,并从日本财政经验中得到中国政府债务管理的启示。
田正,李鑫[4]（2020）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文中研究表明在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的具体措施,通过对比分析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日本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效果,指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失序,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方法,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力的货币政策前瞻指引,将有效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提供支撑。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岳凯[5]（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王冰冰[6]（2020）在《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变迁,在金融领域,新时代的货币创造渠道和金融深化水平均发生了显着变化,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提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形势更加复杂严峻,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发挥逆周期调控功能,在此背景下分析并解决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本文从新时代的特征出发,遵循“理论基础——文献述评——现实基础——理论模拟——实证研究——政策分析”的总体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相结合、理论模拟与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学术分析和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框架,综合使用理论和文献归纳方法、NK-DSGE模型、SV-TVP-VAR模型、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系统性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并延伸至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并轨以及其他经济和制度改革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理论和文献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仍有诸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交织影响着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比如“利率双轨制”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量价转型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现有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出的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探讨较少,在构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模型方面也有所欠缺,对经济学以外其他领域的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形成机理以及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关注较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国内外实践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以价格型为主,发达利率体系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量价转型的问题在历史上同样存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中介目标选择与我国的差异性背后更多体现了体制性因素以及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的不同。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均属于典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均是利率指标,其传导机制依赖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主要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最终目标是保持内部和外部均衡,中介目标方面关于数量型和价格型的争论一直存在且仍未结束,政策工具包含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仍然以商业银行广义信贷为主导。第三,本文对货币政策量价调控效果进行了理论模拟,基于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没有传导环节阻塞和摩擦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均可以对最终目标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比分析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工资水平的最大传导效应均明显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最大传导效应,表明现阶段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价格型指标更加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第四,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现阶段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重要变量均可以产生逆周期调控效果。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随着汇率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均有所增强。除通货膨胀率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其他所有指标的调控效果总体强于数量型货币政策,表明价格型中介目标更优。第五,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和融资结构,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效性的主要因素包括利率市场化程度和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同时可以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货币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同时提升数量型中介目标和价格型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结构变化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金融创新可以降低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提升价格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及其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综合来看,我国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下降,价格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提升,货币政策量价转型的必要性凸显。第六,本文进一步对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现阶段已经完成了名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但是实际上的利率管制和利率双轨制问题仍然存在。我国利率双轨制的典型特征是由基准存贷款利率决定的信贷市场利率（计划轨利率）和基本由市场决定的货币以及债券市场利率（市场轨利率）并存,计划轨利率和市场轨利率同时发挥作用。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市场轨利率和计划轨利率均起到了逆周期调控效果,在低波动区制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更强,市场轨利率的调控强度明显大于计划轨利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机制尚未形成、居民储蓄偏好和监管制度导向导致存款利率刚性、商业银行内部资金定价体系和管理能力滞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信贷方面的数量管制和窗口指导。综合上述研究结论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二,在货币市场改革方面,要逐步淡化存贷款基准利率,着力培育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者利率走廊。第三,在资本市场改革和完善监管政策方面,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健全金融体系制度和监管机制。第四,在商业银行改革方面,应提升内部资金定价能力和管理能力。第五,在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应突破单一的金融改革思路,加大财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第六,在信贷政策和汇率改革方面,应减少行政干预,遵循市场化运行机制。第七,在宏观经济调控方向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龙俊鹏[7]（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提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陈丹[8]（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赵方华[9]（2019）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指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重要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提上日程。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和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然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围绕跨境资本流动,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本文以世界经济理论为基础,以资本项目开放为背景,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主线,阐述了资本项目开放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战略性和必要性。以资本项目开放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概括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找出了产生风险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得到了中国当前存在一定的汇率高估风险、汇率市场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跨境资本流入会存在宏观经济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信贷和债务风险,跨境资本流出会增加资本外逃风险;2005年汇改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震荡不断加剧,短暂的异常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等结论。二、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构建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筛选出跨境资本流动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预警综合指数,对流入、流出风险做初步趋势预测,进而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结果表明: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监测风险效果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三、跨境资本流动是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形式。为此,本文对比分析国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相关启示和参考。结果表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重点是注重审慎管理和金融体系发展;加强预期管理、数据统计;强化风险预警并在必要时适时采用资本管制。四、为了在实践中形成一套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本文设计了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从“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出发,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和逆周期调节为基础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及打击违法保证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微观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开放顺序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归纳和综合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形成、传导及防化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个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支撑。二是从汇率、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角度规范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生成机理和传导路径,从而为理解和防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清晰思路。三是提出了一个以“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为基础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机制,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了一套风险预警体系,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这对于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龙小燕[10]（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 |
| 2.1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公共服务供给 |
| 2.1.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
| 2.2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一般形式 |
| 2.2.1 单一主体体系 |
| 2.2.2 多元主体体系 |
| 2.2.3 多中心供给体系 |
| 2.2.4 合作性供给体系 |
| 2.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 |
| 2.3.1 交易成本约束 |
| 2.3.2 公共属性约束 |
| 2.3.3 制度主义约束 |
| 2.3.4 网络嵌入约束 |
| 2.3.5 区域竞合约束 |
| 2.4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4.1 公共产品理论 |
| 2.4.2 公共选择理论 |
| 2.4.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4.4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
| 3.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演进 |
| 3.1.1 官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45-1993 年) |
| 3.1.2 融合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93-2006 年) |
| 3.1.3 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2006 年至今) |
| 3.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的特征 |
| 3.2.1 法规先行,完善制度建设 |
| 3.2.2 政府主导,引入社会资本 |
| 3.2.3 竞争嵌入,发挥市场作用 |
| 3.2.4 目标明确,服务规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治理解析 |
| 4.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协同治理的构成形式 |
| 4.1.1 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 |
| 4.1.2 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 |
| 4.1.3 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 |
| 4.1.4 公民诉求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出发点与归宿 |
| 4.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官民协同治理的动因 |
| 4.2.1 响应理论演变冲击,因应国际环境变化 |
| 4.2.2 缓解国家财政困境,实现政府角色转型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
| 4.2.4 引入多元参与主体,满足公众多样化服务需求 |
| 4.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运行机制 |
| 4.3.1 政府间协同机制 |
| 4.3.2 政府与民间事业者协同机制 |
| 4.3.3 民间事业者间协同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作用研究 |
| 5.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由中央政府构建 |
| 5.1.1 中央政府制定法律体系 |
| 5.1.2 构建公共服务组织架构 |
| 5.1.3 承担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 |
| 5.2 日本公共服务职能多由地方自治体承担 |
| 5.2.1 地方自治体承担公共服务的类型 |
| 5.2.2 地方自治体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途径 |
| 5.2.3 地方自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源构成 |
| 5.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于央地分权改革实践 |
| 5.3.1 地方分权改革动因 |
| 5.3.2 地方分权改革进程 |
| 5.3.3 地方分权改革成效 |
| 5.4 中央地方协调是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方向 |
| 5.4.1 制度协调 |
| 5.4.2 组织协调 |
| 5.4.3 事务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市场作用研究 |
| 6.1 “市场增进论”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 6.1.1 市场增进论 |
| 6.1.2 市场增进论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 6.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实现途径 |
| 6.2.1 公企民营化 |
| 6.2.2 官民竞争与合作 |
| 6.2.3 民间竞争与合作 |
| 6.3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制度构成 |
| 6.3.1 民间委托制度 |
| 6.3.2 PFI制度 |
| 6.3.3 指定管理者制度 |
| 6.3.4 市场检验制度 |
| 6.3.5 PFS制度 |
| 6.4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效果 |
| 6.4.1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成效 |
| 6.4.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非营利组织作用研究 |
| 7.1 日本非营利组织基本情况 |
| 7.1.1 非营利组织内涵 |
| 7.1.2 日本非营利组织发展脉络 |
| 7.1.3 非营利组织类型 |
| 7.1.4 非营利组织的结构 |
| 7.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
| 7.2.1 政府培育支持非营利性组织 |
| 7.2.2 政府向非营利组织委托公共事务 |
| 7.2.3 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协同合作 |
| 7.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机制 |
| 7.3.1 公益活动的自发性 |
| 7.3.2 市场竞争的参与性 |
| 7.3.3 公共事务的受托性 |
| 7.3.4 市民社会的主体性 |
| 7.4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困境与解决 |
| 7.4.1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主要困境 |
| 7.4.2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困境的解决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案例分析: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运行 |
| 8.1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及其体系 |
| 8.1.1 日本公共危机管理 |
| 8.1.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
| 8.1.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
| 8.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作用发挥机制 |
| 8.2.1 法律因应机制 |
| 8.2.2 监测预警机制 |
| 8.2.3 决策处置机制 |
| 8.2.4 信息沟通机制 |
| 8.2.5 市民救助机制 |
| 8.2.6 应急保障机制 |
| 8.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效果 |
| 8.3.1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举措 |
| 8.3.2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成效 |
| 8.3.3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完善的经验 |
| 9.1.1 立法先行,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框架 |
| 9.1.2 政策引导,挖掘非营利组织作用 |
| 9.1.3 路径明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9.1.4 协同治理,构建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机制 |
| 9.2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
| 9.2.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公共服务领域制度建设 |
| 9.2.2 强化市场作用发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
| 9.2.3 着力扶持社会组织,推进公共服务协同供给 |
| 9.2.4 夯实公民参与基础,拓展参与公共决策途径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研究 |
| 1.2.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债务及其相关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 |
| 2.1.2 地方政府债务 |
| 2.1.3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4 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的界定 |
| 2.2 地方政府举债原因及适度规模理论 |
| 2.2.1 公共物品与财政分权理论 |
| 2.2.2 古典学派的适度负债理论 |
| 2.2.3 李嘉图等价定理 |
| 2.2.4 公共选择学派的适度负债理论 |
| 2.3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 |
| 2.3.1 凯恩斯学派及IS-LM模型扩展 |
| 2.3.2 新经济増长理论 |
| 2.3.3 巴罗模型及其拓展 |
| 第三章 日本央地财政关系下的地方债发展历程 |
| 3.1 日本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1.1 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划分与支出结构 |
| 3.1.2 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权划分与收入结构 |
| 3.1.3 租税调整与地方财政收支变化 |
| 3.2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来的地方债发展 |
| 3.2.1 高速增长时期地方债发行剧烈震荡 |
| 3.2.2 石油危机下地方债呈爆发式增长 |
| 3.2.3 泡沫经济时期地方债稳中有降 |
| 3.2.4 长期萧条时期地方债迅速攀升 |
| 3.2.5 全球金融危机后地方债总量趋稳 |
| 第四章 经济增长视角下日本地方债适度规模的实证分析 |
| 4.1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直观分析 |
| 4.1.1 日本都道府县地方债分布特征 |
| 4.1.2 日本地方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 |
| 4.2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4.2.1 向量自回归模型 |
| 4.2.2 数据的选取与检验 |
| 4.2.3 脉冲响应 |
| 4.2.4 结果分析 |
| 4.3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4.3.1 构建研究模型 |
| 4.3.2 变量定义与描述 |
| 4.3.3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4.3.4 计量结果分析 |
| 4.4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门槛特征 |
| 4.4.1 模型的设定 |
| 4.4.2 模型的估计方法 |
| 4.4.3 实证结果与结论 |
| 第五章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管控措施 |
| 5.1 规范的发行制度 |
| 5.1.1 从审批制到协商制 |
| 5.1.2 运用地方债计划控制规模 |
| 5.1.3 明确规定地方债用途 |
| 5.2 市场化的运行模式 |
| 5.2.1 债务发行方式市场化 |
| 5.2.2 债务融资来源多元化 |
| 5.3 严密的风险控制 |
| 5.3.1 对流通渠道进行监管 |
| 5.3.2 设立偿债准备金制度 |
| 5.3.3 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和重组机制 |
| 第六章 日本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中国的启示 |
| 6.1 完善财政制度与创新财政体制 |
| 6.1.1 明确政府间财权事权 |
| 6.1.2 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 |
| 6.1.3 健全准备金偿付制度 |
| 6.1.4 成立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
| 6.2 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控制与监管 |
| 6.2.1 强化地方政府财政信息披露制度 |
| 6.2.2 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债务期限的关系 |
| 6.2.3 处理好债务规模与地区间差异的关系 |
| 6.2.4 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预警响应机制 |
| 6.3 加快市场与相关保障制度建设 |
| 6.3.1 推进市场化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机制 |
| 6.3.2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保障机制 |
| 6.3.3 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资金使用效率 |
| 6.3.4 加大违约惩戒机制实施力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及相关概念界定 |
| 2、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论 |
| 3、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相关文献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二、日本政府债务 |
| (一)日本财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二)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大的原因 |
| 1、日本居民部门储蓄充足 |
| 2、国债收益率低 |
| 3、财政支出规模庞大 |
| 4、税收增长缓慢 |
| 5、社会保障支出具有刚性 |
| (三)日本政府债务潜在风险 |
| 三、日本财政支出政策及其经济效果 |
| (一)日本财政支出政策 |
| 1、经济增长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1965-1990 年) |
| 2、经济停滞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1991-2001 年) |
| 3、缓慢复苏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2002-至今) |
| (二)日本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 |
| 1、经济增长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1965-1990 年) |
| 2、经济停滞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1991-2001 年) |
| 3、缓慢复苏时期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经济效果(2002-至今) |
| 四、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基本状况分析 |
| (一)日本赤字率和赤字依存度 |
| (二)日本国债负担率和国债依存度 |
| (三)日本国债清偿率 |
| (四)小结 |
| 五、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预测模型分析 |
| (一)日本政府债务率 |
| (二)日本居民部门金融资产 |
| (三)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预测分析 |
| 六、结论和启示 |
| (一)结论 |
| (二)日本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1、积极推行结构性改革 |
| 2、合理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
| 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综述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与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 |
| (二)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模型的构建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
| (二)模型框架 |
| 1.家庭 |
| 2.资本的积累方程和投资调整成本 |
| 3.劳动力市场 |
| 4.厂商 |
| 5.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
| 6.市场出清 |
| (三)模型参数校准和估计 |
| 四、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模拟分析 |
| (一)财政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响应分析 |
| (二)货币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冲击的响应分析 |
| (三)货币政策前瞻指引的效果分析 |
| 五、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 |
| (一)日本的经验教训 |
| (二)对中国的启示 |
（5）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 |
| 1.2 研究背景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 1.3.6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 2.3.1 理论分析 |
| 2.3.2 实证检验 |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说明 |
| 5.5.3 面板回归 |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 7.3.1 模型和数据 |
| 7.3.2 实证模型 |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研究框架和方法 |
| 1.3.1 概念界定 |
| 1.3.2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安排和主要创新及不足 |
| 1.4.1 文章结构安排 |
| 1.4.2 主要创新 |
| 1.4.3 本文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货币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货币本质理论 |
| 2.1.2 货币供给理论 |
| 2.1.3 古典货币数量论 |
| 2.1.4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及其发展 |
| 2.1.5 货币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 |
| 2.1.6 现代货币理论 |
| 2.2 货币政策理论基础 |
| 2.2.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政策工具与传导机制 |
| 2.2.2 价格型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 |
| 2.2.3 数量型货币政策与麦科勒姆规则 |
| 2.2.4 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 |
| 2.3.2 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 |
| 2.3.3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研究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货币政策调控及转型的国内外实践 |
| 3.1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1.1 美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1.2 美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1.3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
| 3.2 日本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2.1 日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2.2 日本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2.3 日本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实践 |
| 3.3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3.1 欧元区和英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3.2 欧元区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3.3 英国的价格型和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比 |
| 3.4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
| 3.4.1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变迁 |
| 3.4.2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
| 3.4.3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及操作 |
| 3.4.4 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DSGE理论模拟 |
| 4.1 包含双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构建 |
| 4.1.1 家庭部门 |
| 4.1.2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 |
| 4.1.3 中间产品生产厂商 |
| 4.1.4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
| 4.1.5 市场出清 |
| 4.2 参数校准和先验分布设定 |
| 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模拟 |
| 4.3.1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2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
| 4.3.3 量价调控效果对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对比的实证研究 |
| 5.1 SV-TVP-VAR模型 |
| 5.2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实体经济指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结果 |
| 5.2.2 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2.3 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
| 5.3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3.1 中国资产价格运行的典型特征 |
| 5.3.2 数据和实证结果 |
| 5.3.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3.4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4 货币政策量价调控对汇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4.1 中国汇率制度变迁和运行趋势 |
| 5.4.2 变量、数据和估计结果 |
| 5.4.3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汇率的调控效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量价转型的内在逻辑分析 |
| 6.1 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适用条件 |
| 6.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2.1 中国货币创造渠道的结构分解 |
| 6.2.2 货币创造渠道变迁的影响 |
| 6.3 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转型的影响 |
| 6.3.1 金融深化的影响 |
| 6.3.2 金融创新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利率双轨制、利率市场化与利率转轨政策研究 |
| 7.1 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1.1 利率市场化进程 |
| 7.1.2 利率双轨制特征 |
| 7.2 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实证研究 |
| 7.2.1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
| 7.2.2 变量、数据和经济周期运行区制划分结果 |
| 7.2.3 不同区制下计划轨和市场轨利率调控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3 利率市场化面临的问题和利率转轨政策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7）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8）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规范分析法 |
| 1.3.2 实证分析法 |
| 1.3.3 投入产出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产业结构界定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 2.1.3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 2.1.4 产业结构发展水平测度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产业结构调整目标 |
| 2.2.2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 |
| 2.2.3 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 |
| 2.2.4 最优产业结构测算 |
| 2.2.5 主导产业选择 |
| 2.2.6 产业结构调整方式 |
| 2.2.7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
| 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2.3.1 研究文献评价 |
| 2.3.2 本文拓展方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概念 |
| 3.1.2 产业、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概念 |
| 3.2 产业结构调整一般理论 |
| 3.2.1 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
| 3.2.2 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模式 |
| 3.2.3 产业结构调整的评价指标 |
| 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结构调整理论 |
| 3.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论述 |
| 3.3.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 |
| 3.3.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目标 |
| 3.3.4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 |
| 3.3.5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式 |
| 3.3.6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4.1 进入新时代前中国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历程 |
| 4.1.1 改革开放前特殊的“工业化”阶段 |
| 4.1.2 改革开放后从纠正失衡到均衡发展阶段 |
| 4.1.3 本世纪以来重工业化阶段 |
| 4.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变化新趋势 |
| 4.2.1 产业产值结构逐渐实现高度化 |
| 4.2.2 产业要素配置结构日趋合理化 |
| 4.2.3 产业发展动力结构以技术创新为主 |
| 4.2.4 产业组织结构不断趋于优化 |
| 4.2.5 产业区域布局结构日渐协同化 |
| 4.3 当前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4.3.1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 4.3.2 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5.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1.1 第一产业结构现状 |
| 5.1.2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1.3 第一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2.1 第二产业结构现状 |
| 5.2.2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2.3 第二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3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 |
| 5.3.1 第三产业结构现状 |
| 5.3.2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3.3 第三产业结构存在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 |
| 6.1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选择 |
| 6.1.1 变量的选取 |
| 6.1.2 模型的建立 |
| 6.1.3 实证分析 |
| 6.1.4 实证分析结论 |
| 6.2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选择 |
| 6.2.1 模型的设定 |
| 6.2.2 数据的选取 |
| 6.2.3 影响力系数分析 |
| 6.2.4 感应度系数分析 |
| 6.2.5 赫希曼判别基准分析 |
| 6.2.6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
| 7.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1.2 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2.1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2.2 英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3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3.1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3.2 德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4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及经验借鉴 |
| 7.4.1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演进历程 |
| 7.4.2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 |
| 8.1 多措并举,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1.1 高度重视市场决定性作用 |
| 8.1.2 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 |
| 8.1.3 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2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
| 8.2.1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8.2.2 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
| 8.2.3 加快农业创新驱动速度 |
| 8.2.4 促进农业产业链条延伸 |
| 8.3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机遇,推动工业向4.0 迈进 |
| 8.3.1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
| 8.3.2 积极化解产能过剩 |
| 8.3.3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
| 8.3.4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
| 8.4 以中国制造2025 为指引,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发展 |
| 8.4.1 政府全面统筹规划 |
| 8.4.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 8.4.3 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
| 8.4.4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 8.5 统筹协调,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
| 8.5.1 健全发展机制体制 |
| 8.5.2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
| 8.5.3 推动科技创新建设 |
| 8.5.4 实施一地一策方案 |
| 8.5.5 加大宣传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开放经济相关理论 |
| 一、IS-LM-BP均衡理论 |
| 二、蒙代尔政策搭配理论 |
| 三、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 |
| 四、开放市场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资本流动相关理论 |
| 一、金本位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二、固定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三、浮动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四、资本流动管制理论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理论 |
| 一、金融危机理论基础 |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
| 三、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 |
| 四、跨境资本流动与债务危机 |
| 第三章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分析 |
| 一、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测度 |
| 二、资本项目开放条件成熟度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及潜在风险分析 |
| 一、跨境资本流动现状 |
| 二、跨境资本流动特征及潜在风险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传导路径及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冲击 |
| 一、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冲击的机理 |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下的汇率高估风险 |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
| 一、资本流入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 二、资本流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 第四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
| 一、金融脆弱性的发生机理 |
|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实证检验 |
| 第五节 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基于亚洲金融危机视角 |
|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始末 |
| 二、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 |
| 三、储备变化、外债流动促成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识别及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 一、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点识别 |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目标 |
| 三、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数构建 |
| 一、初选监测指标 |
| 二、提炼先行指标 |
| 三、计算预警指数 |
| 四、预警能力检验 |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构建 |
|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及设定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三、预警模型应用前景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借鉴与启示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成功经验 |
| 一、发达经济体防范经验 |
| 二、新兴经济体防范经验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失败教训 |
| 一、墨西哥短期资本弥补赤字的失败教训 |
| 二、俄罗斯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失败教训 |
| 第三节 国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机制 |
| 三、跨境资本流动逆周期调节 |
| 第三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 一、微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 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设计思路 |
| 三、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指标体系设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D]. 王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经济增长的日本地方政府债务适度规模研究[D]. 王曼. 河北大学, 2020(02)
- [3]日本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分析[D]. 付娅迪. 外交学院, 2020(08)
-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J]. 田正,李鑫.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3)
- [5]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6]新时代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转型问题研究[D]. 王冰冰. 吉林大学, 2020(08)
- [7]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9]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D]. 赵方华. 新疆大学, 2019(06)
- [10]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