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南省1996～1998年伤寒流行特征和防治措施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杨筱[1]（2019）在《长江中游滩地造林抑螺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血吸虫病是仅次于疟疾的全球第二大热带寄生虫病,严重危害人类健康。钉螺是血吸虫病传播的唯一中间宿主,因此控制钉螺是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实有钉螺面积36.3万ha,95%以上分布在长江流域滩地。我国实施的林业血防工程,通过滩地造林,改造钉螺的孳生环境,抑制钉螺生长发育,在钉螺控制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有关滩地造林抑螺机理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对钉螺孳生产生抑制作用的关键要素以及影响钉螺分布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已有研究主要是针对造林后非生物要素（土壤理化性质）对钉螺分布的影响,关于生物要素（草本植物群落和藻类）影响钉螺分布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生物要素与非生物要素对钉螺分布的交互作用的研究未有相关报道,这严重制约了我国林业血防工作的深入开展。基于此,本论文以长江流域典型的苔草、芦苇以及3a、5a和8a不同林龄人工杨树林等5种类型滩地为研究对象,每种类型设置3个样地,每个样地布设30个调查样方,通过对钉螺分布、草本植物群落结构、藻类分布以及土壤理化性质等生物和非生物要素的分析,定量分析各生物与非生物要素对滩地造林抑螺效果的贡献度,筛选影响钉螺分布的关键要素;以不同生物要素与非生物要素影响钉螺分布的交互作用研究为突破点,揭示滩地造林的抑螺作用机理,为科学评价林业血防工程质量与效益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和结论如下:（1）滩地造林会显着降低钉螺密度,随林龄增长,抑螺效果显着增大。在长江流域的苔草滩地、芦苇滩地和3a生杨树林地,钉螺密度分别为12.74±7.57只/m2、3.89±2.75只/m2和2.12±1.25只/m2。在5a和8a生杨树林下未查到钉螺,密度均为0只/m2。这表明苔草滩地最适宜钉螺孳生,造林后,林地中的钉螺密度显着降低（p<0.05）,且5a和8a生杨树林地均为无螺环境。（2）滩地造林改变了林下草本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抑螺植物（对钉螺有杀灭作用的植物种）益母草（Leonurus japonicus）、蛇床（Cnidium monnieri（Linn.）Cuss）和喜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等替代了短尖苔草（Carex brevicuspis）和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成为群落中的优势种且重要值随林龄增长而增加,对钉螺的抑制效果逐渐增强。滩地造林后,林下草本植物群落的稳定性显着高于苔草群落和芦苇群落,且随林龄增长稳定性有进一步提升。造林通过提高草本群落的稳定性,保持抑螺植物在群落中的优势度,发挥显着的抑螺效应。群落相似性分析表明,苔草和芦苇的相似系数最高,为0.45,表明苔草和芦苇滩地具有相似的群落结构和自然草地生境,适宜钉螺孳生。在不同林龄杨树林地,5a和8a生林下草本植物群落相似系数最高,达到0.55,表明5a和8a生林地的草本群落结构和生境条件高度相似,均属非钉螺适生区,有显着抑螺效果。（3）藻类是钉螺重要的食物来源,滩地造林后,土壤中的绿藻（Chlorophyta）、蓝藻（Cyanophyta）和硅藻（Bacillariophyta）含量均显着减少,硅藻减少幅度最大。藻类食物短缺是导致钉螺密度显着降低的原因之一。在5a和8a生林地土壤中,硅藻基本消失,且未查到钉螺分布,这表明硅藻是限制钉螺分布的主要生物要素之一。（4）土壤是钉螺孳生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为钉螺提供所需的水分和食物,与钉螺种群分布密切相关。滩地造林后,土壤含水率、有机质、全氮、全磷、全钾等营养元素含量均显着减少（p<0.05）,pH显着升高,土壤环境由弱酸性向弱碱性变化,且pH随林龄增长仍持续升高。林下的碱性土壤环境对藻类和钉螺分布均有显着负作用。（5）滩地造林引起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的显着改变,是造成钉螺密度降低的主要原因。不同要素影响钉螺分布的交互作用分析表明,影响钉螺密度的关键生物要素包括:硅藻、草本植物群落盖度、密度以及抑螺植物优势度（抑螺植物重要值的加权平均值）;关键非生物要素主要为土壤pH。硅藻、群落密度和抑螺植物优势度对钉螺密度有直接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690*、0.526***和-0.225*。土壤pH和群落盖度对钉螺密度有间接作用,路径系数分别为-0.516*和0.219*。所有关键生物要素和非生物要素共同解释了钉螺密度79.9%的空间变异程度,其中硅藻的作用强度最大。综上所述,硅藻是反映钉螺分布状况最关键的生物要素。滩地造林后,草本群落的盖度、密度,土壤pH和抑螺植物优势度等关键要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导致钉螺密度显着降低、产生稳定的抑螺效应,其中生物要素（草本植物群落和藻类）的作用强度显着大于非生物要素（土壤理化性质）。
阳波,廖巧红,阚飙,闫梅英[2]（2018）在《2014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特征及西南5个省份空间聚类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分析2014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特征,探索西南5个省份疫情聚集区域。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对大疫情报告系统的2014年伤寒/副伤寒疾病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使用ArcGis 10.5软件绘制病例地理分布特征图,采用SaTScan时空聚类方法扫描分析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和广东5个省（自治区）的伤寒/副伤寒疫情的时空聚集性。结果 2014年我国共报告伤寒/副伤寒病例13 768例,总发病率为1.02/10万,与2013年相比,总发病率下降1.92%,无死亡病例,其中伤寒10 460例（75.97%）,副伤寒3 308例（24.03%）,发病数与2013年相比,伤寒降低了2.44%,副伤寒降低了3.10%;伤寒/副伤寒的发病高峰为6—9月,占全年病例数的46.23%;伤寒/副伤寒病例均以农民为主,其次为散居儿童和在校学生。西南5省（区）时空扫描分析显示,一类和二类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相邻省份的县（市、区）。结论我国伤寒/副伤寒发病率逐年降低,高发省份伤寒/副伤寒的防控不能放松,尤其是非监测点的疫情上升应引起重视,调查并探索危险因素,根据风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综合防控策略。高发省相邻省份之间病例聚集明显,可能存在跨地域传播。
曾文[3]（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阳波,张静,刘凤凤,阚飙,闫梅英[4]（2018）在《2015-2016年全国和高发省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分析》文中提出目的分析2015-2016年伤寒、副伤寒法定报告病例数,了解全国及高发省份流行病学特点和变化趋势,为防控措施和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网络直报系统中2015-2016年伤寒、副伤寒报告病例数进行分析。结果 2015-2016年全国共报告伤寒、副伤寒病例22 536例,死亡2例,年平均发病率为0.83/10万,较2014年的伤寒、副伤寒发病率下降18.63%。监测点共对14 465份血样标本进行培养,分离出菌株289株,阳性分离率为2.00%,伤寒与副伤寒之比为1.21∶1。病例均以农民和民工为主,其次为散居儿童和在校学生,伤寒、副伤寒发病率均以04岁组儿童最高（分别为1.70/10万和0.80/10万）。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和新疆为疫情高发省份,非监测点病例数上升。结论 2015-2016年全国伤寒、副伤寒发病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10岁儿童是防控重点人群,伤寒菌成为优势菌型,应加强非监测点疫情监测。
万心[5]（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曾凡勇[6]（2016）在《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自20世纪初萌芽,经过11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去110多年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不仅有助于理清学科的发展脉络,总结经验,发现不足,并且对于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也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老一辈学者们积累了丰富的本底资料,但是,尚未有人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将致力于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通过书籍、期刊、网络、专家访谈等方式,获取了大量与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和科学研究相关的文献和史料。作者利用历史与逻辑、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获得的文献、史料、访谈材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结合每个时期学科的特点,作者把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期（1949年以前）、形成期（1950-1976年）、发展期（1977-1999年）和完善期（2000-今）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学科的历史沿革、科学研究进展、教材和专着、重大科技成果、政府部门颁布的法律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经过110多年的发展,我国森林保护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过程一波三折,到今天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学科定位日益清晰、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科学研究成效显着、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国际合作得到加强等,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的森林保护专门人才,产出了一大批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的实用技术,为国民经济发展、国土生态安全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研究,发现了学科发展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促进学科发展的5条政策建议、5个发展方向以及12个重点研究领域,对于我国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王薇[7]（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马颖[8]（2013）在《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及策略研究》文中指出背景近些年，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国外学者广泛应用于健康问题的研究。然而，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健康问题的研究较少，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十分艰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可以有机的整合艾滋病防制（艾防）工作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有形的资源，降低艾防工作成本，放大艾防工作功效，成为探寻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第三条道路”。目的了解微观层面（个体水平，本论文关注高危人群）、中观层面（组织水平）和宏观层面（国家水平）的社会资本现况；分析三个层面的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探讨我国艾滋病防制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的策略。方法微观层面：2010年9月12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使用课题组设计的问卷，在安徽省通过面对面现场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定量资料采用Epi Data3.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PSS13.0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使用AMOS20.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中观层面：在艾滋病高、中、低流行地区各选取2个省，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山西省、湖南省、吉林省和安徽省。2012年4月至11月，对6省的省级艾滋病防治委员会办公室（艾办）和成员单位的关键知情人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在安徽省选择江淮同心工作组（工作组）和萧县孙圩子社区关怀救助小组（救助小组）两个草根组织开展案例分析。录音资料由调查员使用Word97软件转录成文本资料。使用SPSS13.0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宏观层面：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世界银行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既往统计资料，应用SPSS13.0开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微观层面主要结果：（1）实际调查到女性性工作者583人、美沙酮维持治疗人员508人和男性同性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369人。前两类人群已由另两名硕士研究生完成。本论文只重点介绍MSM人群的调查结果。（2）调查的MSM人群的基本特征。超过半数（52.85%）的调查对象年龄在25岁及以下，大多数（69.92%）没有结过婚，接近半数（46.34%）的月收入在10012000元，绝大多数来自本地（72.90%）。（3）调查的MSM人群的社会资本现况。社会资本4个核心构成要素分别为组织参与、社会支持、信任和朋友网络。其中社会支持和信任因子高水平的比例较高，分别为68.56%和50.68%。组织参与因子情况：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没有参加任何组织（52.03%）以及没有参加过组织开展的活动（55.56%），经常参加“社区”活动的较少占16.53%；社会支持因子：遇到困难总能得到经济上帮助的比例（17.61%）要低于总能获得精神上支持的比例（31.98%）；信任因子：调查对象表示完全信任父母亲戚朋友的比例最高（42.28%），完全信任身边大多数人的比例最低（10.57%）；朋友网络因子：接近半数（48.51%）的调查对象密切交往的朋友数为≥5，密切交往的朋友职业种类以12种为主（72.09%），密切交往的朋友关系种类≥3的较少（27.10%）。（4）调查的MSM人群的艾滋病防制效果。艾滋病基本知识总体知晓率为89.16%，条目2：“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吗？”的知晓率最低（74.25%）；最近六个月有偶然性伴的147人（39.84%）；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有188人（50.95%）。（5）社会资本与调查的MSM人群的艾滋病防制效果的关系。完全信任和基本信任自己父母亲戚朋友的调查对象知晓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可能性分别是完全不信任的8.47倍（P=0.044）和5.54倍（P=0.015）。完全信任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调查对象知晓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可能性是完全不信任的8.48倍（P=0.039）。参加组织数量≥2个的调查对象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是从未参加的3.27倍（P=0.002），经常参加组织活动和“社区”活动的调查对象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是从不参加的3.12倍（P<0.001）和3.27倍（P<0.001）；参加MSM志愿者组织的最近一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可能性是不参加的3.10倍。密切交往的朋友职业种类和关系种类越多最近一次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的可能性就越大。遇到困难不能完全得到精神支持的调查对象拥有偶然性伴的可能性是总能得到支持的1.96倍（P=0.008）。（6）社会资本对三类高危人群艾滋病防制影响的总体情况。社会资本测量条目对艾滋病防制效果的影响因高危人群而异。中观层面主要结果：（1）问卷调查了6省艾办及成员单位关键知情人79人，深入访谈关键知情人89人。（2）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社会资本现况。本研究从网络与参与、规范、信任、共同语言和共同愿景5个维度测量了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的社会资本。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信任因子高水平比例最高（69.62%），规范因子高水平比例最低（37.97%）。网络与参与因子：各部门联络员在艾防工作中经常见面的比例最低（20.25%）；规范因子：当前艾防工作尚未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信任因子：表示信任艾办工作的能力的比例最高（88.61%）；共同语言因子：大部分了解其他成员单位艾防工作职责的比例最低（44.30%）；共同愿景因子：对国家和省级重大艾防政策或活动表示高度认同的比例最高（81.01%）。（3）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自评艾防工作情况。绝大多数调查部门（81.01%）对本部门艾防工作能力和效果表示满意，超过半数（59.49%）的表示对本部门艾防工作经费表示不满意。（4）社会资本与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自评艾防工作的关系。信任与自评艾防工作能力、防治效果和防治经费满意度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03，0.317和0.341。（5）调查地区艾办及成员单位定性访谈结果。网络与参与因子：大部分调查对象表示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和合作交流平台；部分非政府组织重视组织间的非正式合约关系，并激活了有形的艾防资源。规范因子：目前艾防工作尚未建立有效的奖惩制度，大多数调查对象表示有必要建立，以便规范各部门艾防工作。信任因子：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示相信艾办有能力协调艾防工作，低流行区少数调查对象表示不能认可艾办的工作。共同语言：低流行区的大部分调查对象表示基本掌握了艾防工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和能力，不需要培训；而中、高流行区的部分访谈对象表示还需接受培训；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示不太清楚其他部门的艾防工作职责。共同愿景：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示认可国家和省级层面的艾防工作目标，部门之间艾防工作冲突的情况较少。（6）草根组织案例分析结果。工作组和救助小组的社会资本最突出的问题是“规范”因子水平较低，主要由于没有健全的组织体系和明确的规章制度。他们最大的优势是组织成员志愿精神较高，主动参与意识较强，发挥着正式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宏观层面主要结果：（1）20052009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我国的组织参与水平位于53个国家的第50位；信任水平位于第12位。（2）“组织参与水平”对HIV感染率（15-49岁）和抗病毒治疗覆盖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及策略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1）社会资本在不同的高危人群中对艾滋病防制效果的影响也不同，尚未发现负面影响；（2）艾滋病防制相关人员普遍缺乏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的意识；（3）信任因子可以提高成员单位对艾防工作经费的满意度；（4）草根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规范水平较低成为他们参与艾滋病防制工作的障碍；（5）国家层面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本研究提出以下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策略：（1）微观层面：积极培育个体水平的信任型社会资本，巩固高危人群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效果。充分开发亲缘中的社会资本，弥补艾防资源的不足。培育和利用结构型社会资本，增强高危人群艾防工作的长期效果。（2）中观层面：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人际沟通为纽带，培育组织间的信任型社会资本，减少艾防工作的成本。以分类指导培训为突破口，培育共同语言型的社会资本，切实提高多部门开展艾防工作能力。以法制建设为突破口，培育规范型的社会资本，保证多部门合作机制的落实。以搭建现代化的艾防工作信息平台为突破口，培育网络与参与型社会资本，创新艾防工作的手段。以壮大艾防工作中的社会组织力量为突破口，培育公民社会型的社会资本，创新艾滋病防制模式。（3）宏观层面：树立社会资本意识，在顶层设计层面保证社会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重视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因素对艾滋病防制工作的共同作用。
刘富强[9]（2009）在《湖南省1988～2007年狂犬病流行病学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分析湖南近20年狂犬病的流行特征,探讨狂犬病发病和潜伏期的影响因素,为制定狂犬病防制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湖南省1988-2007年狂犬病法定疫情报告数据,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对湖南省2004-2007年1059份狂犬病个案资料采用Epidata3.1软件录入数据库,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采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潜伏期长短的影响因素,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暴露后接种人用狂犬疫苗的影响因素。结果1988-2007年20年间,湖南省共报告狂犬病例4401例,年均发病率为0.35/10万,疫情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形趋势。全省14个市（州）均有病例报告,病例数多集中在湘南与湘中地区,永州、郴州、邵阳、衡阳、怀化5个市共报告2378例（占全省54.03%）。发病数以7-10月较多,2-4月较少；发病率最高是5-9岁年龄组,其次是10-14岁、65-69岁年龄组。农民占的比例最大（61.21%）,其次是学生（18.95%）。1059例狂犬病例中,潜伏期范围为7天-2760天,潜伏期中位数是56天,病程范围为O-13天,病程中位数是3天。病例潜伏期长短与年龄、职业、暴露程度、暴露部位、伤口处理方法、伤口冲洗、伤口消毒、伤口缝合、暴露后接种人用狂犬疫苗、暴露前免疫、以及伤人动物种类、伤人动物来源、动物伤人原因、共13个因素有关（经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P<0.05）。暴露程度为Ⅱ级（OR=0.450,95%CI0.247-0.820）、未处理（OR=0.365,95%CI0.173-0.768）、伤口处理方式为其它（OR=0.102,95%CI0.023-0.464）是暴露后人用狂犬疫苗接种的保护因素,医疗机构处理（OR=31.467,95%CI 13.839-71.550）,伤口处理方式为伤口冲洗（OR=2.300,95%CI 1.145-4.622）,伤口处理方式为伤口缝合（OR=2.556,95%CI 1.090-5.993）是暴露后人用狂犬疫苗接种的危险因素。结论湖南省狂犬发病经历了1988-1996年下降期后,近年来又呈现上升的趋势。家犬的免疫接种率低、疫苗质量不高、伤后处理不及时,不规范、各部门之间缺乏协作等是狂犬病发病的原因,加强农村地区重点人群预防狂犬病的健康教育、提高暴露后伤口处理率及免疫接种率,是狂犬病防制的主要措施。目的了解湖南省家犬狂犬病病毒的感染状况,建立狂犬病实验室诊断技术平台,为防制狂犬病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05年11月-2006年1月在狂犬病高、中、低发病地区按照分层抽样原则分别选择冷水滩区、邵东县、桃源县、湘乡市、泸溪县5个县（市、区）,2007年4月-2008年3月选择在全省14个市州的14个县（市）,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按随机抽样的方法收集市售家犬的脑组织标本,冷冻条件下送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法（DFA）初筛检测狂犬病病毒抗原和巢式RT-PCR方法检测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核酸进行确证。结果2005-2008年共检测犬脑组织标本1613份,通过DFA检测阳性80份,而经巢式RT-PCR确证阳性标本为67份,犬只狂犬病病毒感染率为4.15%。2005-2006年检测冷水滩区、邵东县、桃源县、湘乡市、泸溪县家犬感染率分别为1.83%、7.24%、5.88%、2.63%、1.97%,不同的地区犬只的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673,P<0.05）。2007-2008年检测邵阳县、湘乡市、茶陵县、蓝山县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26.87%、13.83%、10.42%、6.94%,其余10个县未检测出阳性标本,不同的地区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3.846,P<0.01）,以邵阳市、永州市、湘潭市等地区的家犬感染率较高。雄性、雌性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分别是4.68%和2.85%（χ2=2.556,P>0.05）；大型、中型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57%和3.02%（χ2=1.542,P>0.05）；成年犬、幼年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4.95%和1.57%（χ2=11.133,P<0.01）；注射、未注射过兽用狂犬疫苗的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率为1.29%、4.63%（χ2=4.762,P<0.05）；春、夏、秋、冬季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率分别为9.56%、7.53%、2.31%、3.23%（χ2=22.254,P<0.01）。2005-2006年各监测点狂犬病病毒感染率与2006年各监测点人间狂犬病发病率呈正相关（Pearsonr=0.796,单侧P=0.047）；2007-2008年各监测点狂犬病病毒感染率与2007年各监测点人间狂犬病发病率秩次也呈正相关（Spearmanr=0.900,单侧P=0.019）。结论湖南省家犬狂犬病毒感染率较高,而且与人间狂犬病发病率呈正相关关系,需加强犬只免疫,严格犬只管理,遏制人间狂犬病疫情的发生。DFA法和巢式RT-PCR在狂犬病病毒的病原学监测中有实际应用价值。目的了解湖南省狂犬病病毒的病毒类型及其地理分布、病毒的变异动态特征,为制定有效的防制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将在狂犬病高、中、低发病地区的5个代表性县（市、区）所获狂犬病毒株N基因进行测序,然后进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和系统发生分析等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利用DNAstar等生物信息学软件将N基因片段核苷酸、氨基酸序列与湖南省内历年狂犬病毒株、国内外狂犬病毒疫苗株、国内代表性狂犬病毒株、国外代表性的狂犬病毒株的核苷酸、氨基酸进行同源性比对、系统发生分析。结果湖南省2006年分离的20株病毒均为基因1型,各株间N基因片段核苷酸同源性为88.8%-100%（中位数98.1%）,氨基酸同源性为99.2%-100%（中位数99.6%）,系统发生可以分为A、B、C三群；与湖南省内历年狂犬病病毒株比较,核苷酸同源性为88.5%-100%（中位数97.9%）,氨基酸同源性为98.3%-100%（中位数99.6%）,系统发生分为A、B、C三群,狂犬病病毒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与国内外狂犬病疫苗株比较,研究毒株与中国疫苗株CTN同源性89.9%-94.2%（中位数90%）,亲缘关系最近。与国内代表性狂犬病病毒株比较,湖南省狂犬病病毒株与贵州、湖北、广西等周边相邻省份毒株的亲缘关系较近,与江苏、河南等省份的毒株也有较近的亲缘关系,系统发生可以分成A、B二个大群,A组以中国东部为主,B组以中国西部为主。与国外代表性狂犬病病毒株比较,系统发生可分为二个大群,本研究分离的20株狂犬病病毒全被分在同一组群,与印度尼西亚狂犬病病毒株进化关系最近且分在属同一分支,但与亚洲其他国家、美洲、非洲、欧洲等的狂犬病病毒株进化关系较远。结论湖南省2006年分离的20株狂犬病病毒均为基因1型。湖南省内狂犬病毒株N基因核苷酸与氨基酸同源性均较高,湖南省狂犬病毒株与国内邻省或较远的多个省份毒株的亲缘关系较近,研究毒株与亚洲印度尼西亚株亲缘关系较近,而与其他洲的亲缘关系较远,狂犬病毒株具有地域性分布的特征,狂犬病毒株与中国疫苗株CTN同源性最高,亲缘关系最近,因此在湖南省使用CTN疫苗株效果可能较好。
罗丹[10]（2009）在《四类HIV/AIDS预防重点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自从1981年美国发现第一个艾滋病（Acquired ImmuneDeficiency Syndrome,AIDS）病例后,艾滋病疫情蔓延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艾滋病仍然是全球性的重要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的病原体已被明确为是艾滋病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其在人群间发生和流行被证实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尽管世界各国在HIV疫苗研制和抗HIV药物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经费且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到目前为止,通过行为干预改变HIV感染的危险行为,仍然是是当前艾滋病防治最有效、最主要的策略。在全球所有HIV感染者中,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约占75%。我国自1998年进入艾滋病流行快速增长期后,性接触已经发展成为HIV传播最重要的途径。因此,危险性性行为,即所有可能导致包括HIV感染在内的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STIs）的性行为,已被公认为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的高危行为。由于性行为的特殊性,对艾滋病经性传播流行的控制比对经血液和母婴传播途径的控制更为困难。在艾滋病的防治领域中,商业性性工作者（Commercialsexual workers,CSWs）、性传播疾病（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STD）患者、吸毒人员、流动人口、男男同性恋者等都因其具有危险性性行为和其它高危行为而被列为HIV/AIDS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加强对HIV感染高危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研究及干预已成为世界各国AIDS研究及防治工作的重点。但目前已有的大多数研究对危险性性行为缺乏明确的定义,没有包括所有的危险性性行为类型,对影响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因素缺乏全面的分析和有力的理论解释。进一步了解重点人群中危险性性行为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通过健康教育、行为干预等手段,改变重点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减少HIV的性行为传播提供科学依据,是HIV/AIDS预防和控制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目的通过对HIV/AIDS预防的四类重点人群（女性性工作者、STD患者、农民工和吸毒人群）危险性性行为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为降低HIV经性途径传播提供科学依据。具体研究目标包括:1.描述上述四类人群的主要社会人口学特征、主要的行为特征,性态度状况及HIV/AIDS知识知晓程度。2.研究上述四类人群中危险性性行为（包括商业性性行为,临时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和无保护性行为等）的发生率及其分布。3.在国外类似工具的基础上,以前期设计和测试的“性态度开放程度量表（The scale of sexual permissiveness,SSP）”为工具,对上述四类人群的性态度开放程度进行评估。4.对研究对象性行为HIV感染的危险性和性伴HIV感染的危险性进行评估。5.研究上述四类人群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社会人口学因素,行为特征因素,性态度开放程度,AIDS/STD相关知识等。6.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对四类重点人群的HIV预防策略提出建议。方法采取横断面研究,用非概率抽样（方便抽样）确定研究现场,用概率抽样（分层随机抽样）获得研究样本,包括某省会城市1个城区内21家娱乐场所的210名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ualworkers,FSWs）、某综合性医疗机构性病门诊的300名STD患者、在某社区内流动务工的328名农民工及两所强制戒毒机构的314名吸毒人员。全部以面对面访谈的调查方式,在取得知情同意的条件下,以定式访谈问卷分别对四类人群进行现场调查,具体调查内容包括:1.以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分别调查四类重点人群的主要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每类重点人群的行为特征,如FSWs的开始从业年龄,STD患者的求医行为,农民工的返乡探亲频率,吸毒人员的毒品使用特征等;2.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分别设计“性行为调查问卷",调查四类重点人群样本的性行为及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现况,主要调查和分析指标包括:（1）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包括商业性性行为、临时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情况;（2）各人群样本与不同类型性伴的性行为发生频率、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或不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情况;（3）不同类型性伴HIV感染危险程度评分及分级:通过四个条目询问被调查对象性伴的感染危险。询问内容为:“在过去一年中,您的性伴:①有无性病/艾滋病感染;②是否与别的异性有过性行为;③是否与同性有过性行为;④是否有注射吸毒行为。根据被调查对象对其性伴上述四个方面情况的知晓程度,设置了“是”、“不清楚”和“否’’三项回答,分别将危险程度计为2分、1分和0分,以总得分表示该性伴的HIV感染危险;（4）对研究对象本人的性行为危险程度进行评分和分级。将性行为中的HIV感染危险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①仅有唯一固定性伴,但对其固定性伴的HIV感染危险评估等级不为0;②有多个固定性伴且性行为中非100%使用安全套;③有临时性伴且性行为中非100%使用安全套:④有商业性性伴且性行为中非100%使用安全套;⑤有同性性伴且性行为中非100%使用安全套。上述任何一种情况如有发生,则计“1分”。最后的总分即为该样本的性行为危险评分。危险性性行为分值范围为0～5分,相应的性行为危险程度等级范围为0～V级。3.在参考Reiss等编制的“婚前性行为接受程度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性态度开放程度量表”,并已在一个大学生样本中进行了初步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用该量表对四类人群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进行评估。4.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艾滋病性病综合监测指南及方案》中AIDS/STD相关知识条目为基础,编订“AIDS/STD相关知识问卷”,分别调查了解四类人群样本的相关知识知晓程度。结果1.在各研究现场,根据各样本入组标准:共有210名FSWs样本入组,172人完成访谈,应答率为81.9%（172/210）,得到有效问卷140份;共有300名门诊STD患者入组,212人完成访谈,应答率为70.7%（212/300）,得到有效问卷200份;共有328名农民工样本入组,268人完成访谈,应答率为81.7%（268/328）,得到有效问卷250份;共有323名吸毒人员样本入组,309人完成访谈,应答率为95.7%（309/323）,得到有效问卷309份。总共完成961名重点人群样本的访谈,得到有效样本899人。2.在调查时点前一年内,四类重点人群样本的各类性行为发生情况为:（1）140名娱乐场所FSWs样本在商业性性行为中,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为42.5%（54/127）;122人（87.1%）报告有非商业性性行为,其中临时性性行为发生率为43.4%（53/122）。（2）200名STD患者样本中,192人（96.0%）有固定性伴,22.0%（44/200）有多个固定性伴;临时性性行为发生率为26.5%（53/200）,商业性性行为发生率为40.5%（81/200）,既有商业性又有非商业性性行为的的发生率为39.5（79/200）,多性伴性行为总发生率为62.0%（124/200）;（3）250名农民工样本中,238人（95.2%）有固定性伴;1.6%（4/250）有多个固定性伴,临时性性行为发生率为4.1%（10/250）,商业性性行为发生率为10.0%（25/250）,既有商业性又有非商业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为8.0（20/250）,多性伴性行为总发生率为13.2%（33/250）;（4）309名吸毒人员样本中,279人（90.3%）有固定性伴;27.5%（85/309）有多个固定性伴;临时性性行为发生率为38.2%（118/309）,商业性性行为发生率为25.9%（80/309）,既有商业性又有非商业性性行为的发生率为23.9（74/309）,多性伴性行为总发生率为62.8%（194/309）。3.对性伴的感染危险程度评估:（1）共有80名（40.0%）STD患者样本认为其性伴无感染危险,46人（23.0%）的性伴感染危险等级为Ⅰ级,74人（37.0%）的性伴危险程度为Ⅱ级;（2）210名（84.0%）农民工样本认为其性伴无感染危险,16人（6.4%）报告的性伴感染危险等级为Ⅰ级,24人（9.6%）的性伴危险程度为Ⅱ级;（3）共有70名（22.7%）吸毒人员样本认为其性伴无感染危险,68人（22.0%）的性伴感染危险等级为Ⅰ级,171人（55.3%）的性伴危险程度为Ⅱ级。因为FSWs样本对其性伴（尤其是其“顾客”）的感染危险程度难以评估,故对该人群没有进行此项调查。4.对STD患者、农民工和吸毒人员三类人群样本的自身性行为危险程度的评分结果为:（1）105名（52.5%）患者样本性行为危险等级最低为0级,其余95人（47.5%）的危险等级在Ⅰ级或以上;危险等级最高为Ⅳ级,有6人（3.0%）。（2）223名（89.2%）农民工样本危险性性行为等级为0级,其余27人（10.8%）的危险等级在Ⅰ级以上;危险等级最高为Ⅱ级,有4人（1.6%）。（3）56名（18.1%）吸毒人员样本性行为危险等级为0级,其余253人（81.9%）的危险等级在Ⅰ级以上;危险等级最高为Ⅲ级,共11人（3.6%）。5.性态度开放程度评定结果显示,72.8%的FSW样本、53.0%的STD患者样本、50.0%的农民工样本和52.1%的吸毒人员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得分在中位数分以上。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发现,FSWs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与其人口学特征、行为特征之间未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性;性别为男性是STD患者、农民工和吸毒人员三类人群样本性态度开放程度高的主要影响因素,OR值分别为10.150（95%CI=4.776～21.569）、26.214（95%CI=14.322～47.979）、20.311（95%CI=11.081～37.230）。6.相关知识知晓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在总分为18分的FSWs知识调查问卷中,FSWs样本的知识中位数得分为13分(P25=11,P75=14);其他三类人群样本在总分为25分的知识调查中:STD患者的中位得分为18分(P25=15,P75=21)、农民工的中位得分为17分(P25=15,P75=19)、吸毒人员的中位得分为18分(P25=15,P75=20)。7.四类人群样本性伴危险等级及自身危险性性行为的单、多因素分析发现:（1）无稳定婚姻关系（OR=3.087,95%CI=1.148～8.301）、农村户籍（OR=2.431,95%CI=1.285,～4.599）是FSWs与商业性性伴发生无保护性性行为的危险因素;（2）单因素Ordinal分析发现,性态度开放程度高（OR=3.857,95%CI=2.239～6.646）是STD患者样本性伴感染危险等级增高的危险因素;多因素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为男性（OR=12.280,95%CI=5.419～27.854）是患者样本性伴感染危险等级增高的危险因素,而初次性行为年龄每增高2岁（OR=0.702,95%CI=0.520～0.947）是其性伴感染危险等级降低的保护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性别为男性（OR=4.764,95%CI=2.027～11.200）、无稳定婚姻（OR=2.533,95%CI=1.057～6.068）及性态度开放程度高（OR=2.563,95%CI=1.177～5.464）是患者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初次性行为年龄等级每增高一个级别,发生危险性性行为的危险性下降,（OR=0.621,95%CI=0.439～0.877）,提示初次性行为开始越晚者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危险性越低。知识知晓程度以及其它人口学及人群特征变量对患者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3）单因素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为男性(OR=5.882,95%CI=3.223～19.163、婚姻状况不稳定（OR=5.517,95%CI=2.918-12.466）、性态度开放程度高（OR=3.397,95%CI=1.609～7.185）是农民工样本性伴危险程度上升的危险因素,多因素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OR=5.947,95%CI=2.560～13.818）和性态度开放程度(OR=3.455,95%CI=1.197～9.915是农民工性伴危险程度升高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稳定婚姻关系（OR=7.059,95%CI=2.892～17.230）、性态度开放程度高（OR=6.985,95%CI=1.481～32.939）是农民工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初次性行为年龄开始晚（OR=0.553,95%CI=0.316-0.968）是农民工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知识知晓程度以及其它人口学及人群特征变量对患者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4）多因素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不稳定（OR=2.219,95%CI=1.328～3.629）是吸毒人员样本性伴危险程度上升的危险因素,性别为男性（OR=0.376,95%CI=0.204～0.696）、无注射吸毒史（OR=0.494,95%CI=0.262～0.931）、无STD感染史（OR=0.226,95%CI=0.095～0.540）是吸毒人员样本性伴危险程度上升的保护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等级增高（OR=0.774,95%CI=0.616～0.974）、初次性行为年龄每增高2岁（OR=0.690,95%CI=0.499～0.955）是吸毒人员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农村户籍（OR＝2.268,95%CI=1.039～4.953）、无稳定婚姻关系（OR=1.982,95%CI=1.001～3.924）、性态度开放程度高（OR=2.730,95%CI=1.415～5.266）是吸毒人员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知识知晓程度以及其它人口学及行为特征变量对患者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结论1.四类重点人群均存在较高比例的危险性行为,采取措施改变这四类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对预防和控制HIV向普通人群传播和扩散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四类重点人群的混合型性行为（即既有商业性又有非商业性性行为）均有一定的发生率,以FSWs样本最高,其次为STD患者样本,农民工样本最低（P< 0.001）。3.性行为危险等级评分方法可直观地体现HIV感染重点人群整体的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状况,且能鉴别不同重点人群间的危险性性行为严重程度及分布情况,可作为重点人群危险性性行为监测的参考指标。4.多因素分析发现,有稳定婚姻关系是四类重点人群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主要保护因素;性态度开放程度高是STD患者、农民工和吸毒人员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5.娱乐场所FSWs样本的无保护商业性性行为和非商业性行为的发生率均较高。6.吸毒人员是除FSWs外的三类人群样本中,性行为危险程度最高的群体（P<0.001）,要将对吸毒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干预放在与对其共用针具行为干预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在干预中要以该人群中无稳定婚姻关系、有性病感染史和有注射吸毒史的人员为重点。本研究的主要意义与创新点本研究以完整、全面、系统的性行为现况调查指标,以省内四类有代表性的HIV/AIDS预防重点人群为样本,清晰、详实地描述了四类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创新点及其意义有:（1）根据对危险性性行为的操作性定义,全面研究了四类人群危险性性行为（商业性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临时性性行为,无保护性性行为等）的发生和分布情况,为估计HIV感染从特定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危险性提供了基础数据;（2）首次对自身性行为的HIV感染危险程度,性伴的HIV感染危险程度进行了等级评估,可作为与艾滋病防治控制相关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效果的评估指标;（3）从社会人口学变量、行为特征变量、性态度开放程度和相关知识知晓程度几个方面,较全面地分析了四类目标人群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艾滋病防治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4）在国外类似工具的基础上,以笔者前期的研究为基础,首次在国内运用“性态度开放程度量表（The scale of sexualpermissiveness,SSP）”为工具,对HIV/AIDS预防四类重点人群的性态度开放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分析四类重点人群性态度开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与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关系。SSP可作为将来长期观察我国人群性态度开放程度及其变化趋势的工具。
二、湖南省1996～1998年伤寒流行特征和防治措施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湖南省1996～1998年伤寒流行特征和防治措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长江中游滩地造林抑螺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血吸虫病流行现状及防治进展 |
| 1.2.1 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
| 1.2.2 血吸虫病防治进展 |
| 1.2.3 我国林业血防工程发展概况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草本植物群落和钉螺分布的关系 |
| 1.3.2 土壤特性和钉螺分布的关系 |
| 1.3.3 造林对林下草本植物群落和土壤特性的影响 |
| 1.3.4 其他要素对钉螺种群的影响 |
| 1.4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4.4 技术路线图 |
| 2 研究区概况 |
| 2.1 研究区地理位置 |
| 2.2 自然状况 |
| 2.2.1 水文地貌 |
| 2.2.2 气候 |
| 2.2.3 土壤 |
| 2.2.4 植被特征 |
| 2.3 社会经济状况 |
| 2.4 土地利用现状 |
| 2.5 血吸虫病流行及防治现状 |
| 2.6 林业血防工程发展现状 |
| 3 研究方案与分析方法 |
| 3.1 样地设置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螺情分析 |
| 3.2.2 草本植物群落调查 |
| 3.2.3 土壤剖面分析 |
| 3.2.4 风干土样采集 |
| 3.2.5 土壤藻类样品采集 |
| 3.3 样品测试 |
| 3.3.1 土壤理化性质 |
| 3.3.2 土壤金属微量元素 |
| 3.3.3 土壤藻含量 |
| 3.3.4 钉螺体内藻含量 |
| 3.4 数据分析 |
| 3.5 统计分析 |
| 3.6 结构方程模型(SEM) |
| 4 滩地钉螺分布特征分析 |
| 4.1 不同滩地类型对钉螺分布的影响 |
| 4.2 不同林龄杨树林对钉螺分布的影响 |
| 4.3 不同类型滩地钉螺体内藻类含量分析 |
| 4.4 讨论 |
| 4.5 小结 |
| 5 滩地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特征影响分析 |
| 5.1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 |
| 5.2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数量特征和多样性影响 |
| 5.3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物种生态位的影响 |
| 5.4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稳定性的影响 |
| 5.5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相似性的影响 |
| 5.6 讨论 |
| 5.6.1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影响 |
| 5.6.2 造林对草本植物群落结构特征的影响 |
| 5.7 小结 |
| 6 滩地造林对土壤特性影响分析 |
| 6.1 造林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分析 |
| 6.1.1 不同类型滩地的土壤剖面特征 |
| 6.1.2 不同类型滩地土壤物理性质特征 |
| 6.1.3 不同类型滩地土壤化学性质特征 |
| 6.1.4 不同类型滩地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
| 6.2 造林对土壤藻类分布特征影响分析 |
| 6.2.1 土壤藻的藻种组成 |
| 6.2.2 土壤中不同藻种分布占比 |
| 6.2.3 土壤中不同藻种含量分析 |
| 6.3 讨论 |
| 6.3.1 造林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6.3.2 造林对土壤中不同藻种含量的影响 |
| 6.4 小结 |
| 7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草本植物群落特征和土壤特性分析 |
| 7.1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草本植物群落特征分析 |
| 7.1.1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草本植物组成 |
| 7.1.2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草本植物群落特征和多样性分析 |
| 7.1.3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草本植物生态位变化分析 |
| 7.1.4 不同林龄人工杨树林地草本群落稳定性分析 |
| 7.1.5 不同林龄人工杨树林地草本群落相似性分析 |
| 7.2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藻类分布特征分析 |
| 7.2.1 土壤中不同藻种分布占比 |
| 7.2.2 土壤中不同藻种含量分析 |
| 7.3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土壤理化性质分析 |
| 7.3.1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土壤剖面特征 |
| 7.3.2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土壤物理性质特征 |
| 7.3.3 不同林龄杨树林地土壤化学性质特征 |
| 7.3.4 不同林龄杨树林土壤微量元素含量分析 |
| 7.4 讨论 |
| 7.4.1 林龄变化对林下草本植物群落特征的影响 |
| 7.4.2 林龄变化对土壤藻类含量的影响 |
| 7.4.3 林龄变化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
| 7.5 小结 |
| 8 不同要素影响钉螺分布的交互作用分析 |
| 8.1 影响钉螺分布的关键要素分析 |
| 8.1.1 影响钉螺分布的非生物要素筛选 |
| 8.1.2 影响钉螺分布的生物要素筛选 |
| 8.2 影响钉螺分布的关键要素重要性分析 |
| 8.3 交互作用模型构建 |
| 8.4 交互作用影响分析 |
| 8.4.1 影响钉螺密度的关键要素分析 |
| 8.4.2 影响钉螺密度的直接效应分析 |
| 8.4.3 影响钉螺密度的间接效应分析 |
| 8.5 讨论 |
| 8.6 小结 |
| 9 结论和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创新点 |
| 9.3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一 |
| 导师简介二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3）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 二、污水的治理 |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 第五章 评价 |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 一、主要经验 |
| 二、主要教训 |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2015-2016年全国和高发省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统计学分析 |
| 2 结果 |
| 2.1 疫情概况 |
| 2.1.1 季节分布 |
| 2.1.2 人群分布 |
| 2.1.3 地区分布 |
| 2.2 高发省 (区) 疫情特点 |
| 2.2.1 发病率变化趋势 |
| 2.2.2 高发省 (区) 的三间分布 |
| 2.3 监测点监测结果 |
| 2.3.1 病例监测 |
| 2.3.2 重点人群监测 |
| 2.3.3 菌株耐药性监测 |
| 2.3.4 病原菌构成 |
| 3 讨论 |
（5）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 四、流行史 |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 一、政府“缺位” |
| 二、医疗界无奈 |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 一、调查摸底 |
| 二、制定规划 |
| 三、全面防治 |
| 四、巩固成果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 三、吃苦耐劳 |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附录1 |
| 附录2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几个定义 |
| 1.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 研究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2 研究目标 |
| 1.2.3 主要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资料分析法 |
| 1.4.2 专家访谈法 |
| 1.4.3 综合分析法 第二章 萌芽期（1949年前） |
| 2.1 历史沿革 |
| 2.1.1 我国古代对资源昆虫的利用 |
| 2.1.2 我国古代对害虫的防治 |
| 2.1.3 我国近代昆虫学的兴起 |
| 2.1.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萌芽 |
| 2.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2.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2.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2.2.3 教材和专着 |
| 2.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2.3.1 国立中央大学 |
| 2.3.2 江苏昆虫局 |
| 2.3.3 上海商检局 |
| 2.3.4 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 |
| 2.3.5 中央林业实验所 |
| 2.4 政府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形成期（1950-1976年） |
| 3.1 历史沿革 |
| 3.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3.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3.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3.2.3 教材及专着 |
| 3.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3.3.1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 |
| 3.3.2 中国森林病虫通讯 |
| 3.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3.5 本章小结 |
| 3.5.1 教学体系基本形成 |
| 3.5.2 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完善 |
| 3.5.3 科学研究系统深入 |
| 3.5.4 防治理念由化学防治向综合治理转变 第四章 发展期（1977-1999年） |
| 4.1 历史沿革 |
| 4.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4.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4.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4.2.3 教材及专着 |
| 4.2.4 重大科技成果 |
| 4.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4.3.1 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 |
| 4.3.2 中国林学会森林病理分会 |
| 4.3.3 森林保护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3.4 森林病虫害生物学国家林业局重点实验室 |
| 4.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4.5.1 学科体系逐渐完善 |
| 4.5.2 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
| 4.5.3 国际交流得到加强 |
| 4.5.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4.5.5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第五章 完善期（2000至今） |
| 5.1 历史沿革 |
| 5.2 森林保护学研究进展 |
| 5.2.1 森林昆虫学研究进展 |
| 5.2.2 森林病理学研究进展 |
| 5.2.3 教材及专着 |
| 5.2.4 重大科技成果 |
| 5.3 重要学术组织及机构 |
| 5.3.1 国家林业局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中心 |
| 5.3.2 北京林业大学省部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 5.3.3 昆嵛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 5.3.4 全国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检验鉴定技术培训中心 |
| 5.4 政府部门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科研成果产出丰硕 |
| 5.5.2 教学体系日趋完善 |
| 5.5.3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着 |
| 5.5.4 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广泛 |
| 5.5.5 人才培养成效显着 第六章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现状分析 |
| 6.1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取得的主要成绩 |
| 6.1.1 学科定位日益清晰 |
| 6.1.2 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
| 6.1.3 科学研究成效显着 |
| 6.1.4 创新平台建设初具规模 |
| 6.1.5 国际合作得到加强 |
| 6.2 我国当代森林保护学科的研究特征 |
| 6.2.1 研究目标紧扣国家需求 |
| 6.2.2 研究对象从病原或害虫个体到整个生态系统 |
| 6.2.3 研究尺度从基因、细胞至全球 |
| 6.2.4 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合 |
| 6.2.5 防控理念与时俱进 |
| 6.3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迅速发展的原因 |
| 6.3.1 国家的高度重视 |
| 6.3.2 林业生产的稳步增长 |
| 6.3.3 林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 |
| 6.3.4 交叉学科和通用技术的快速发展 |
| 6.3.5 国外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引入 |
| 6.4 我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6.4.1 基础研究力量薄弱 |
| 6.4.2 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
| 6.4.3 创新平台建设投入不足 |
| 6.4.4 国际合作交流有待加强 |
| 6.5 本章小结 第七章 学科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发展方向建议 |
| 7.1 促进森林保护学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7.1.1 加大国家财政投入 |
| 7.1.2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 7.1.3 强化基础研究 |
| 7.1.4 凝练学科方向 |
| 7.1.5 追踪国际前沿 |
| 7.2 森林保护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建议 |
| 7.2.1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 |
| 7.2.2 多学科交叉融合 |
| 7.2.3 重大森林病虫害自我调控机理 |
| 7.2.4 外来有害生物风险评估及生物安全 |
| 7.2.5 重大森林病虫害人为调控措施 |
| 7.3 森林保护学科重点研究领域建议 |
| 7.3.1 基础研究方面 |
| 7.3.2 应用研究方面 |
| 7.4 结论与讨论 |
| 7.4.1 结论 |
| 7.4.2 讨论 |
| 7.5 展望 参考文献 在读期间的学术研究 致谢 |
（7）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及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中文摘要 Abstract 前言 1 |
| 问题的提出 2 |
| 国内外研究现况 3 |
| 研究目的和意义 4 |
| 研究设计及内容 5 |
| 本研究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6 |
| 创新点 第一部分 |
| 高危人群个体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 1 |
| 资料与方法 2 |
| 结果 3 |
| 讨论 4 |
| 结论 第二部分 |
| 组织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 1 |
| 资料与方法 2 |
| 结果 3 |
| 讨论 4 |
| 结论 第三部分 |
| 国家水平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 1 |
| 资料与方法 2 |
| 结果 3 |
| 讨论 4 |
| 结论 第四部分 |
| 艾滋病防制领域社会资本综合开发和利用策略 1 |
| 微观层面(高危人群) 2 |
| 组织层面 3 |
| 国家层面 不足及今后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附件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致谢 综述一：中国大陆地区社会资本与健康研究综述 摘要 Abstract 1 |
| 引言 2 |
| 方法 3 |
| 结果 4 |
| 讨论 5 |
| 结论 附表 参考文献 附检索式 综述二：社会资本与艾滋病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
（9）湖南省1988～2007年狂犬病流行病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语缩写词表 |
| 前言 |
| 第一篇 湖南省1988-2007年狂犬病流行特征及防制现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诊断标准 |
| 2.3 研究时间范围 |
| 2.4 研究内容与分析方法 |
| 2.5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全省流行状况 |
| 3.1.1 一般概况 |
| 3.1.2 1988年-2007年湖南省狂犬病疫情动态分析 |
| 3.2 1988年-2007年湖南省狂犬病疫情的三间分布 |
| 3.2.1 地区分布 |
| 3.2.2 月份分布 |
| 3.2.3 人群分布 |
| 3.3 2004年-2007年1059例狂犬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
| 3.3.1 病例一般情况与潜伏期、病程 |
| 3.3.2 流行因素调查 |
| 3.3.3 暴露后是否接种人用狂犬疫苗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 4.2 湖南省1988年-2007年狂犬病流行基本特征 |
| 4.3 湖南省狂犬病例潜伏期长短影响因素特点 |
| 4.4 暴露后是否接种人用狂犬疫苗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湖南省狂犬病疫情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
| 4.5.1 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 |
| 4.5.2 犬只管理的问题 |
| 4.5.3 狂犬病暴露后处置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
| 4.5.4 健康教育力度不足 |
| 4.6 湖南省新时期预防和控制狂犬病的对策 |
| 4.6.1 政府重视,多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 |
| 4.6.2 加强犬只管理与动物狂犬病疫情的监测 |
| 4.6.3 提高狂犬病暴露后处置质量 |
| 4.6.4 加大狂犬病健康教育力度 |
| 4.6.5 建立公共卫生应对系统,加强狂犬病疫情报告、疫情调查与监测 |
| 4.6.6 增加经费投入,加大科研力度,加强狂犬病生物学研究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二篇 湖南省家犬感染狂犬病病毒现况调查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监测点选择 |
| 2.2 标本采集数量、采集和保存及编号方法 |
| 2.2.1 标本采集数量 |
| 2.2.2 标本的采集和保存方法 |
| 2.2.3 标本编号方法 |
| 2.2.4 生物安全 |
| 2.3 检测方法 |
| 2.3.1 直接免疫荧光法(DFA)检测狂犬病病毒抗原 |
| 2.3.2 巢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方法检测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核酸 |
| 2.4 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结果判定 |
| 2.5 统计分析 |
| 2.6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湖南省家犬感染狂犬病病毒状况调查结果 |
| 3.1.1 一般情况 |
| 3.1.2 不同地区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 |
| 3.1.3 不同性别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 |
| 3.1.4 不同体型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 |
| 3.1.5 不同年龄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 |
| 3.1.6 家犬兽用狂犬病疫苗免疫对狂犬病病毒感染状况的影响 |
| 3.1.7 不同季节家犬的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 |
| 3.2 湖南省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与人间狂犬病发病率间的关系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外表行为正常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概况 |
| 4.2 湖南省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调查分析 |
| 4.3 湖南省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地域影响 |
| 4.3.2 家犬性别、体型、年龄的影响 |
| 4.3.3 家犬兽用狂犬病免疫状况的影响 |
| 4.3.4 季节的影响 |
| 4.4 湖南省家犬狂犬病病毒感染情况与人间狂犬病发病间的关系 |
| 4.5 狂犬病病毒检测方法比较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三篇 湖南省狂犬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标本收集 |
| 2.2 狂犬病病毒N基因片段扩增及测序 |
| 2.3 狂犬病病毒N基因序列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
| 第三章 结果 |
| 3.1 狂犬病病毒N基因核苷酸测序情况 |
| 3.2 狂犬病病毒基因型的确定 |
| 3.3 湖南省20株狂犬病病毒N基因序列的同源性及系统发生分析 |
| 3.3.1 N基因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
| 3.3.2 N基因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
| 3.3.3 湖南省20株狂犬病病毒N基因片段核苷酸序列系统发生分析 |
| 3.4 与湖南省历年狂犬病病毒株的同源性与系统发生分析 |
| 3.4.1 湖南省历年狂犬病病毒株基因背景信息 |
| 3.4.2 与湖南省历年狂犬病病毒株N基因核苷酸同源性分析 |
| 3.4.3 湖南省历年狂犬病病毒株N基因片段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
| 3.4.4 与湖南省历年狂犬病病毒株系统发生分析 |
| 3.5 与国内外狂犬病疫苗株的同源性及系统发生分析 |
| 3.5.1 疫苗株背景信息 |
| 3.5.2 与疫苗株N基因片段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
| 3.5.3 与疫苗株N基因片段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析 |
| 3.5.4 与疫苗株N基因的系统发生分析 |
| 3.6 与国内狂犬病代表性毒株N基因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和系统发生分析 |
| 3.6.1 国内狂犬病代表性毒株背景信息 |
| 3.6.2 与国内狂犬病代表性毒株N基因的核苷酸同源性分析 |
| 3.6.3 与国内狂犬病代表性毒株N基因核苷酸系统发生分析 |
| 3.7 与国外狂犬病病毒代表株N基因核苷酸同源性与系统发生分析 |
| 3.7.1 国外狂犬病病毒代表株背景信息 |
| 3.7.2 与国外代表性毒株N基因核苷酸同源性分析 |
| 3.7.3 与国外狂犬病病毒代表株N基因核苷酸系统发生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4.1 湖南省20株狂犬病病毒株N基因间的同源性与系统发生分析 |
| 4.2 湖南省内狂犬病病毒株N基因内部同源性与系统发生分析 |
| 4.3 研究毒株与狂犬病疫苗株的同源性与系统发生分析 |
| 4.4 研究毒株与国内周边省份狂犬病病毒代表性株的系统发生分析 |
| 4.5 研究毒株与国外狂犬病病毒代表性株的系统发生分析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
| 附表2 |
| 综述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的研究成果 |
（10）四类HIV/AIDS预防重点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相关术语(缩略语)一览表 第一章 前言 |
| 1.1 HIV/AIDS的流行与传播 |
| 1.2 HIV/AID控制的策略与重点人群 |
| 1.3 危险性性行为与HIV/AIDS的传播 |
| 1.4 中国控制艾滋病流行的危险性性行为研究 |
| 1.5 本研究的意义和目标 第二章 对象和方法 |
| 2.1 研究对象与样本 |
| 2.1.1 样本量的确定 |
| 2.1.2 女性性工作者 |
| 2.1.3 门诊STD患者 |
| 2.1.4 农民工 |
| 2.1.5 吸毒人员 |
| 2.2 研究内容与工具 |
| 2.2.1 人口学变量和四类重点人群的特征性指标 |
| 2.2.2 性行为及危险性性行为特征指标 |
| 2.2.3 性态度开放程度 |
| 2.2.4 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
| 2.3 研究程序与质量控制 |
| 2.3.1 研究技术路线 |
| 2.3.2 质量控制 |
| 2.4 资料分析方法 |
| 2.5 伦理学考虑 第三章 结果 |
| 3.1 FSWs样本的调查结果 |
| 3.1.1 FSWs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1.2 FSWs样本的性行为现况 |
| 3.1.3 FSWs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 |
| 3.1.4 140名FSWs的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 |
| 3.1.5 FSWs样本无保护性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2 STD患者样本的总体情况 |
| 3.2.1 STD患者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2.2 STD患者样本的性行为现况 |
| 3.2.4 STD患者样本的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
| 3.2.5 STD患者样本的危险性性行为及相关因素分析 |
| 3.3 农民工样本的调查结果 |
| 3.3.1 农民工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3.2 农民工样本的性行为现况 |
| 3.3.3 农民工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 |
| 3.3.4 农民工样本的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
| 3.3.5 农民工样本的危险性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
| 3.4 吸毒人群样本的总体情况 |
| 3.4.1 吸毒人群样本的一般情况 |
| 3.4.2 吸毒人群样本的性行为现况 |
| 3.4.3 309名吸毒人员样本的性态度开放程度 |
| 3.4.4 吸毒人员样本的相关知识知晓程度 |
| 3.4.5 309名吸毒人员样本危险性性行为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
| 3.5 四类人群样本危险性性行为发生情况的的比较 |
| 3.5.1 四类样本群体间混合型性行为发生情况的比较 |
| 3.5.2 STD患者、农民工、吸毒人员三类样本间性行为危险等级比较 第四章 讨论 |
| 4.1 危险性性行为研究的方法问题 |
| 4.1.1 样本的代表性 |
| 4.1.2 调查资料的可靠性 |
| 4.2 四类重点人群危险性性行为的总体特征 |
| 4.2.1 娱乐场所FSWs样本的危险性性行为特征 |
| 4.2.2 STD患者样本的危险性性行为特征 |
| 4.2.3 吸毒人员样本的的危险性性行为特征 |
| 4.2.4 农民工样本的危险性性行为特征 |
| 4.3 人口学变量、群体特征变量与危险性性行为 |
| 4.3.1 主要人口学变量与危险性性行为 |
| 4.3.2 人群特征变量与危险性性行为 |
| 4.4 性态度开放程度与危险性性行为 |
| 4.4.1 性态度开放程度的测量 |
| 4.4.2 样本人群性态度开放程度的影响因素 |
| 4.4.3 性态度开放程度对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影响 |
| 4.5 相关知识知晓程度与危险性性行为 |
| 4.5.1 相关知识知晓程度的影响因素 |
| 4.5.2 相关知识知晓程度对危险性性行为发生的影响 |
| 4.6 四类重点人群危险性性行为干预策略的建议 |
| 4.6.1 对娱乐场所FSWs群体的干预建议 |
| 4.6.2 对STD门诊患者的干预建议 |
| 4.6.3 对农民工群体的干预建议 |
| 4.6.4 对吸毒人员的干预建议 |
| 4.7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
| 4.8 本研究不足之处 第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综述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湖南省1996～1998年伤寒流行特征和防治措施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长江中游滩地造林抑螺作用机理研究[D]. 杨筱. 北京林业大学, 2019
- [2]2014年全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特征及西南5个省份空间聚类分析[J]. 阳波,廖巧红,阚飙,闫梅英. 疾病监测, 2018(12)
- [3]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4]2015-2016年全国和高发省份伤寒、副伤寒流行病学分析[J]. 阳波,张静,刘凤凤,阚飙,闫梅英. 疾病监测, 2018(05)
- [5]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
- [6]中国森林保护学科发展历程研究[D]. 曾凡勇.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2016(02)
- [7]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8]社会资本与艾滋病防制的关系及策略研究[D]. 马颖. 安徽医科大学, 2013(12)
- [9]湖南省1988～2007年狂犬病流行病学研究[D]. 刘富强. 中南大学, 2009(04)
- [10]四类HIV/AIDS预防重点人群的危险性性行为研究[D]. 罗丹. 中南大学, 20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