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孙丽霞,郑梦如^[1]（2021）在《庄子“物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物化"是庄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庄子》中,它共有物我合一、心手合一、物的转化三种含义。物我合一是一种审美状态,达到这种状态需要"心斋""坐忘"的工夫。心手合一是一种自由的创造活动,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技艺的精熟。物的转化是万物之间的转化,之所以能转化是因为万物本质上都是由气构成的,对这一点的觉解使庄子对死亡有一种达观态度。

李海燕^[2]（2021）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音乐心理美学是一门对音乐进行哲学式思考的学问,是从音乐心理学角度上研究音乐审美的交叉学科,这是对传统音乐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的特点在于音乐学与心理学和美学的结合,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音乐审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捉摸不定,产生脚踏实地的学术依据。当前的音乐心理美学还没有独立、确定的概念和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随着心理美学的发展,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已经不限于心理实验,而进入对更为复杂的关于审美感情、审美想象、审美趣味、审美理想等的心理分析。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1、研究音乐家的心理活动,音乐创作心理。2、研究音乐作品的心理逻辑,音乐表演心理。3、研究音乐欣赏心理,由此推断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律。心理美学进入我国研究者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前期探索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与模仿,在本世纪的我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但基于本土化音乐心理美学的系统研究,仍处于长期缺位的状态。本研究试图将中国古代朝代发展的时间作为纵向脉络,以音乐心理美学学科体系为理论基准的同时,遵循我国心理美学研究的规律及范式,展开横向的理论探究与创新构想,即对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思想进行整体梳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与音乐作品结合进行分析,主要围绕音乐实践活动中的音乐创作活动的心理美学、音乐表演活动的心理美学和音乐欣赏活动的心理美学原理进行研究,旨在梳理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发展脉络,总结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特征,推断出中国古代音乐创作所遵循的心理规则,将这些理论研究更好地反馈给创作者、表演者和欣赏者,为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提供补充材料,对促进音乐教育发展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作用。研究一,回顾音乐心理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及所涉及的理论学说,发现能够对研究本土化有所贡献的理论部分,并对其进行重点叙述。本文第一、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历史流变、发展现状和价值意义,具体而言,音乐心理美学作为综合了哲学、心理学与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型特点,在研究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发展的根基,对促进音乐艺术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不够系统完善的状态。因此,本文力图搭建突破中国古代经验理解方式的思维框架,从认知神经科学、认知能力结构等学科中挖掘心理美学发生的作用与机制。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不仅存在于视听等表层认知中,还存在于心灵感官的深层结构中,分别具有独立的概念、作用和影响机制,并对音乐现象的的认识产生辅助作用。进而在思维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心理美学的相关研究进行延展性讨论,认为以中国古代音乐作品为研究对象的音乐心理美学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补充如音乐教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还对未来的音乐审美、音乐欣赏及音乐创作等实践具有启发性的重要意义。研究二,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代音乐按朝代发展、美学思想等进行历时性梳理,复礼、兼容与重情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历时性考究。第三章节主要论述了先秦时期的上古音乐、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乐、隋唐后期的近古音乐三个历史分期下的音乐心理美学全览。旨在更明晰地发现其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影响,并将《乐记》为代表的音乐理论专着、“情本论”等新的音乐思想、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名士作为分析对象穿插其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音乐作品进行总结和再现,以研究古人创作作品时的心理活动,并梳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古代音乐作品对大众心理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三,总结归纳出: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特征——尚悲、通感与想象。第四章结合理论与作品实例,从音乐审美活动不同环节的角度,即音乐作品创作的心理逻辑、表演的心理动向和欣赏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总结,对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的历史性进行复盘,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具有“发端早、历史悠久,可持续且不间断”的特征,且每一朝代都有相关的论述语境,“复礼”、“兼容”、“重情”是分别占据了三个阶段分期的主流特征;在宏观特征的基础之上,本文进而在微观层面对比发现了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具有的三个审美创作特征,分别为“尚悲”、“通感”与“想象”。总体来说,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跨越时代、跨越民族甚至跨越社会阶级的传播中表现出了尤其的共通性,本研究认为这个“共通”便是通过悲情、通感与想象得以延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美学在审美范畴上以“悲乐”为主要取向,在“以悲为美”的人类本质基础上,又与儒家的“中庸”美学产生碰撞,最终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怼”的“中和美”;想象与通感是音乐实践过程中的惯用手段,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演奏者、创作者、欣赏者的心理活动勾连在一起,形成求同存异的艺术世界,在这种艺术世界中获取美的感知,达到音乐与人类心理息息相关的艺术意境。因此在音乐创作的审美活动中,“尚悲、想象及通感”三者看似不同,实则都统筹在各个主体的内心活动中,证明了在绵延不绝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的音乐心理功能于艺术审美的领域之外得到了剥离与发展。研究四,溯源中国音乐心理美学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明确音乐心理美学学科发展的现代意义,推进中国音乐心理美学的研究发展。在整合了研究内容,整理了研究对象的特征后,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整体归拢和把握。在本研究的探究进程中,发现古代中国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开花结果的宝库,不仅留存有成果丰硕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心理美学的成果上也并不落后于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学界从未肯定过古代中国在独立的心理美学学科方面形成的理论贡献,认为倾向于直觉体悟,经验主义指导下的东方思维具有先天的封闭性,不具备广泛的延展性,与西方广泛认可的重概念、判断、推理的线型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然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更多的研究空间在于对其相关观点的思辨性研究上。在本土化的贡献之外,本研究的价值还在于推进该交叉学科在传统与现代方向的结合。三、四章已然论述了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从中国古代乐论中可以找到例证的事实,由此可见,推进学科交叉是现代学科建设,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美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举措,这不仅要求它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不仅如此,本文也为音乐心理美学的学科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认为其首先就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摆正认识态度;其次,当代的音乐研究者们应该正确认识不同分支学科研究的价值,以促进社会的长久进步与良性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与艺术推广的共同最终目标;最后,则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呼吁音乐教育者们的重担聚焦于此,帮助下一代树立对传统乐论的尊敬与重视,在西方乐论基础上进行正确扬弃,从而为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一份贡献。综上所述,在经验主义主导的中国古代,先贤们仍然在长期的实践、应用与总结中,勾勒出了音乐具有塑造人的心理状态、促进社会协调和培育人才审美方面的审美功能,发现了音乐对人身心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性质,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音乐心理美学的重要研究范畴,是古代音乐在心理建构与体验并得以持续的关键维度。本研究将推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作为研究重心,在音乐与心理学的密切联系为切入口,推进中国古代乐论和现代心理学、美学研究的交叉分析,并指明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音乐心理学来说,既要与现代的音乐学科产生联系,又要与心理学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跨时代共鸣。需要音乐研究者、教育者、推广者从认识的角度合理化传统乐论中音乐心理美学思想的存在,使其兼具美学思想和现代心理、理论认识和演奏实践两个层面的作用和影响,旨在推进外在的演奏和内心的情绪、传统的现象和现代的理论、民族的艺术和世界的观念之间的有机结合,为我国古代艺术的传播、民族瑰宝的复兴和文化自信的建立贡献力量。

刘怡^[3]（2021）在《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文中提出动物观是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目前学术界对先秦时期动物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学史、动物文化史以及动物伦理学等方面,但有关先秦儒家动物观的内容、特征、实质等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先秦儒家动物观旨在探索先秦儒家如何认识动物以及如何处理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不仅要把握人类对动物的基本认识,而且要探索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作用和地位,考察动物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先秦儒家对动物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即动物的起源和动物的特征。先秦儒家从天地化育的宇宙论模式、动物的生殖以及化生现象等角度考察了动物的起源。动物与人类共享同样的起源方式和生殖模式,两者共存于统一的宇宙体系当中。动物与人一样,都是天地化育的产物,都是由血气构成的“血气之属”,都是有血有肉、有知觉、有情感、有语言的生命体。但动物和人类有本质区别,这主要表现在动物是无仁无义、无社群组织、无劳动创造能力的生命体,只能依靠本能而生活,而人类独具有理性与道德的能力,能够建立有人伦秩序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所论人禽之辨一方面肯定了动物与人类在生物特征方面的共通之处,另一方面确立起两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差异,这深刻影响到两者的地位和关系。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道德世界和信仰世界中。在两者的生活联系方面,动物能够广泛运用于饮食、衣物饰品、商品贸易、运输畜力、礼物交换、祭祀牺牲等活动中,是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基本物质条件。动物管理是合理使用动物的重要条件。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到《周礼》动物职官体系的设置,动物管理逐渐纳入到人类社会制度体系中,使动物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相得益彰。在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先秦儒家主张人类对动物的管理应当遵循礼制的约束和道德的要求,这与西方动物福利论可能产生某种共鸣。在动物的法律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并没有赋予动物独立的法律地位,但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了人类对动物的职责和义务。人兽冲突实质上是礼法分歧,是一项政治管理问题。人类也是动物的保护者。先秦儒家注重从利益需求、王道政治、礼仪规范、仁义道德等方面提出保护动物的思想。动物的合理使用、有序管理、妥善保护,是先秦儒家王道政治的重要表现,也是圣王明君实现国泰民安的展现。动物与人类在道德方面有密切关联,这主要表现在动物的道德形象、道德地位及其道德教化等方面。在道德形象方面,禽兽是无仁无义的象征,但某些动物却可以因其生活习性、情感特征而升华成为仁禽义兽,由此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寓意和道德含义。这种变化为动物敞开了道德领域的大门。在道德地位方面,先秦儒家尽物之性、仁民爱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当关爱动物,一方面扩展了道德的视野,使动物成为了儒家扩充仁心、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又确立起人与动物的道德阶梯。仁民爱物与西方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敬畏生命的哲学不同,实是一种拓展式的伦理,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先秦儒家认为圣王明君不仅应当关爱动物,而且能够以仁爱道德驯化动物。儒家的乐教理论能够实现百兽共舞、游鱼倾听的场景,不仅能有效遏制动物的残暴之心,而且能实现人类与动物的和谐相处。表面上看,这是对动物兽性的遏制,实质上反映出儒家仁义道德的教化作用。动物还能够进入人类的信仰体系中,这主要集中在动物神灵、动物献祭与动物占卜等方面。动物神灵是人类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拒斥精怪,排除淫祀,将动物神灵集中在农业动物神与灵禽瑞兽的范围内,表达出对农业的关注和对人文道德的重视。先秦儒家坚持动物献祭的仪式,同时悬置人神关系,在献祭对象、祭品样式、献祭仪式等方面进行了变革,动物牺牲由沟通神灵的媒介演变成象征礼仪秩序的符号。动物与占卜的关系主要涉及到龟甲占卜、占梦术、占星术等。先秦儒家批判了占卜的神秘成份,但继承了占卜的思维方式,经此转化,动物由沟通人神的工具转变为天道的承载者。先秦儒家虽然深受原始巫术的影响,但更强调人文的信仰,倡导神道设教。动物在先秦儒家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领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构建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先秦儒家动物观基本确定了儒家动物观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确定了中国古代动物观的基本状况。通过动物而思,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而且能够深入理解先秦儒家对人与动物伦理关系的思考。

程蕉^[4]（2021）在《针对汉硕留学生的《中国古代经典选本》“庄子”部分的研究与编写》文中研究说明

刘雅^[5]（2021）在《矛盾与消解 ——庄子哲学及其审美内涵研究》文中认为庄子思想的矛盾张力,为历来解庄的一大难题。吊诡之言说、奇崛之语词,流变之文风,矛盾表现在《庄子》的方方面面。这与庄子所处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与思想文化上的道术分裂,使庄子处于历史的大变革之中,新旧的摩擦与龃龉在其思想上便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矛盾性。就庄子思想自身而言,矛盾源于庄子对道的精神境界化问题的思索,即如何将本体之道落实为个体的精神境界。从道本体看,这是道之“无为无形”与其显现间的矛盾。从个体体道看,则存在认识论上“知”与道的矛盾,及体验论上的一般生存体验与以身体道的矛盾。庄子对三重矛盾的消解,也是其体悟精神之道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以艺术性升华的审美方式实现的。即在一种内心净化的功夫中,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向上超化。这始于庄子对本体之道的“象”化,又以认识的生活化与体验的境界化为最重。首先,庄子将本体之道“象”化。具体而言,即以天将道实象化、以寓言将道言象化,及以技艺将道之体验可感化。其次在认识论上,对道的把握须破除对象化的认识,将我从世界的对立面拉回到寓于世界之中。据此,庄子将知从语言概念的游戏转移到生活日用的体验,于生活日用中以重言之仰观俯察体悟德之“道枢”。最后,消解一般生存体验对身体的遮蔽,需要生命体验的境界化。庄子的境界化是寓乐于其中的快乐修行,是将艺之乐延续到琐碎生活。

张晓璐^[6]（2021）在《《庄子》之技巧者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庄子》一书因其想象的丰富奇特与笔法的灵活多变,而被誉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从“文学的哲学”方面分析,庄子行文“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1）,郭沫若先生赞庄子“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他的书中有无数的寓言和故事,那文学价值是超过他的哲学价值的。”（2）从“哲学的文学”方面来看,庄子继承了老子天道无为的自然观,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3）,要求文艺崇尚自然;庄子作为横跨中国哲学与文学双国度的无冕之王,是个特异而伟大的存在,这也使得《庄子》虽属于哲学作品但却很少抽象说教,而多是通过讲述寓言故事,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艺术化地展示庄子的哲学理念与文学思想。庄子对“技”秉持着两种态度,一方面庄子反对程式化、规范化的机械技术,并对这种技术所造成的人的异化、道德堕落等弊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批判;另一方面,庄子又十分赞赏技巧者在手艺劳作的过程中发现物与自我的价值,由此而体悟“道”的技艺实践。对技术弊端的深刻反思、批判和对技巧者技进乎道的赞赏、发扬,两相结合构成了庄子对技的完整的认知与态度。故本课题以对《庄子》之技巧者形象的解读为切入点,分析技巧者之“技”的内蕴,由此深入挖掘技巧者“由技入道”的意义所在。课题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庄子》中的“技”的辨析,第二部分是对《庄子》之技巧者形象的文学塑造的解析,第三部分是对《庄子》之技巧者审美意蕴的论述,第四部分是结语,是对技巧者形象研究意义的概括与总结。庄子通过对技巧者技艺的宣扬,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人类执着于物利的机心和以物易性的生存状态,启发了人们对人的异化、道德的堕落、生存意义的缺失等困境的反思。技巧者“由技进道”的理路,不仅是对人与天一的技艺的赞扬,更是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思路。学习技巧者以“道”审视万物,理智地使用现代技术,重新构建一种新型的“人—物”关系,不仅有助于促进天与人的和谐发展及人类自身的不断完善,也在人类面临生存困境及本性中“何以向道”的迷茫之时,提供了一种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只有深刻体悟到技巧者所展现技艺是“技”和“艺”的综合体,包含着个体心灵的独特创造这一真谛,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这种对艺术的高度驾驭和透彻领悟相结合的“自调节运动”,人类才能开辟出一条凭借精神修行以追求本然、自由人性的出路,开启诗意的生存模式。

陈铭^[7]（2021）在《《庄子》身体观-由梅洛·庞蒂、毕来德“身体观”说起》文中认为穿过中华民族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庄子》文本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和耐人寻味的语言表达,吸引着后来不可胜数的文人、学者紧随其后。他们或探佚其人,或研究其文,推动“庄学”日益蓬勃,积累日益丰厚。在我国传统“庄学”研究中,对《庄子》文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对“道”的探知、对《庄子》中人生哲学、美学思想的追索等方面。而西方法语世界里,自1945年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发表以来,对“身体”的认知和讨论引起学界兴趣。进入21世纪,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姜志辉翻译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华书局出版了由毕来德讲稿整理而成的《庄子四讲》一书,“身体”话题成为了人类学、美学、哲学等不同学科青睐的话题,并涉及至“庄学”研究中。尽管《庄子》文本中并无对“身体”概念的具体陈述,然而身体作为个人最亲密、最切身的部分,势必与个体思想、生命哲学无法割离。且《庄子》文本在“保生”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无论是对身体的修养、天命的颐养、名实的剥离、身体内在与外在的协调与张力等方面均对“身体”有所涉及。同时,庄子对个体的关注、对社会的反思经由其对“身体”的描述和所透露的态度也略可见一斑,借由“身体观”而打开《庄子》,是为经典解读可尝试之一进路。于是,在此种种前提下,本文试图以《庄子》文本为基点,借助身体现象学相关理论,引入梅洛·庞蒂和毕来德关于“身体”的观点,借由《庄子》文本及相关寓言,探讨《庄子》文本中展现出的“身体观”,论证《庄子》以对“身体”做“减法”而求取“身体”最大能量的思维取向。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身体”概观,对西方“身体”研究稍做牵引之余,集中笔墨综合论述我国学界范围内《庄子》“身体观”研究状况,试图厘清“身体”概念的边界,并析出笔者研究、讨论之话题。第二部分则主要引入外籍学者梅洛·庞蒂与毕来德关于“身体”的相关理论观点,作为《庄子》文本解读的理论基础。其中,梅洛·庞蒂的理论主要侧重其突破身心二元论,给予身体知觉基础性、首要性哲学地位的方面;毕来德观点中,主要侧重身体在实践活动中摆脱意识指挥,自发实现实践目标的方面。准备工作完成后,第三部分进入本文重点。第三部分主要聚焦《庄子》文本,择取寓言如鲲鹏自化、庖丁解牛与吕梁丈夫蹈水。通过文本细读,论证鲲鹏自化以“形体”寓示“身体”,说明庄子对身体能量的极致想象和追求;庖丁无数次成功解牛的经验,关键在于能够以“空杯心态”实行“自我否定”,从而不断“自我更新”;而吕梁丈夫在惊涛骇浪中怡然自得则是由于使“身体”足够空阔,以随时适应波浪并随之翻转。最后,“结语”部分,通观西方理论与《庄子》文本,尽管存在理论未必能百分百全然解释、契合文本的状况,如毕来德“身体”观点不能穷尽《庄子》文本中“性”、“命”等宏大概念的内涵,同时,《庄子》文本中,如对“藐姑山神人”水火皆不能伤之于身的描写,存在飘渺理想,难以落实,泛化“身体”内涵的倾向。但是文本与理论间的碰撞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身体”,从而为我们在高速运行的现代化生存处境中保护身体、发挥潜能带来有益的启示。

朱韬^[8]（2021）在《“坐忘”思想史论》文中指出“坐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后世好道者、庄学阐释者的关注。南北朝时期,“坐忘”被道教人士接受,并将之改造为道教众多炼养方术的一种,随着道教义理研究的逐渐深入,道教人士对于“坐忘”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借鉴老庄思想展开译经活动,“坐忘”“槁木死灰”等术语便借此机会进入佛教视野,而“坐忘”“槁木死灰”等带有特定思想内涵的理论术语,一旦被借用,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交流,站在特定立场的借用,必然要以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前提;又因“坐忘”是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口讲述的,所以儒者对“坐忘”较为重视,在构建自身学术理论时也常借用“坐忘”。“坐忘”受到儒释道三家广泛关注,承载着儒释道三家的独特思考,本文在探讨“坐忘”在中国思想史上发展演变的同时,也试图描绘更为立体的儒释道交流图景。作为修养论的庄子“坐忘”,具体展开为“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和“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其中“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包括与庄子独特认识论相匹配的“忘仁义”“忘礼乐”“隳体黜聪”的次第性修养,和“心斋”一类的“坐式行气”两方面;“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即“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身心状态,落实到日常生活,最终呈现为游于世的“庸人”。魏晋玄学主要发展了“坐忘”的修养境界义。郭象消解了庄子“坐忘”的修养方法义,将“坐忘”视为圣人统合“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自得”“应物”是圣人“内圣外王”的特质。韩康伯以“坐忘遗照”注解圣人“神”的境界,将郭象以“坐忘”境界塑造“圣人”理想人格时所隐含的神秘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道教更重视“坐忘”的修养方法义。早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已开始从方术的角度去理解“坐忘”,随着佛道论衡的不断深入,道教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庄子“兼忘”的思维方式受到道教徒的重视,并由此发展出重玄思潮,“坐忘”也因其心性修养义的解读空间,成为与重玄学相匹配的修养方法;到了唐代,道教徒思考的问题,从义理深化转移到如何将新兴的重玄义理与传统修养实践的肉身成仙说相协调,也就是“心”“形”如何沟通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最终“坐忘”被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所吸收。“坐忘”与佛教“禅”的交流、融合,以及与理学“静坐”的渊源,也值得重视。“禅”在印度包含繁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实践步骤,但这种“禅”,自传入中国始便为适应中国文化土壤逐步简化,最终在完全中国化的禅宗那里,“禅”的理论核心已被庄子“坐忘”的思想内涵所取代,反而是强调“坐禅”时,常被斥责为小乘“枯木禅”。在佛道教的影响下,很多儒家学者也采用“静坐”这一修养形式,但为理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二程兄弟不满足于此,他们既批判“静坐”,又以儒家“主敬”说重新定义“静坐”,并最终使“静坐”这一修养形式在理学中得以传承。

韦婷^[9]（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研究指明《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闫咚婉^[10]（2021）在《黄帝神话传说研究》文中指出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历程贯穿着整个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在历代史籍中,黄帝是一位集武功、发明、盛德等于一身的圣王典范;在汉画像石中,黄帝时而是威严的天神,时而是凡人羡慕的升仙者;在道教文献中,黄帝是一位潜心修道、拥有道门法术、升天得道的宗教偶像;在俗文学作品中,黄帝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有道、有术、有德的明君。可以说黄帝神话传说在历代的发展中呈现出形象多元化、事件丰富化、意义多重化、体裁多样化的特点。黄帝神话传说的内涵实则为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体现,例如民族的思维模式、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民众的信仰需求等。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立足于讨论这样的黄帝形象——存在于历史、文学等书面文献,民间口承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黄帝”,不对其作历史真实性的专门考证工作。本文无意于对黄帝神话传说进行古史考据方面的突破,而是希望较为全面、客观地呈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背景中,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中重要的几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以丰富的黄帝神话传说文本为基础,注重多学科知识的交叉利用,展现黄帝神话传说在不同时代的面貌以及以重要人物关系为基础进行的叙事活动。发轫于民族觉醒初期、古史考辨运动中的黄帝神话传说研究,其发展不仅与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与各个参与学科的研究趋势也密不可分。历史学、古代文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不仅为黄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同时也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黄帝神话传说之于上古史建构、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民族精神构筑等的重要意义。全文概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第一章到第四章,以阐述黄帝神话传说形成演变历程为主。第一章围绕先秦时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形成展开叙述。以《山海经》为代表的黄帝故事展现出黄帝神话较为原始的形态,在其后的《左传》等史书中又呈现出古史传说的面貌。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言黄帝的盛况,诸子所载的黄帝神话传说反映出战国时期的文化风貌,在记录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已经显现出“造神话”的主动性。这一时期黄帝身份的建构以祖先与圣王最为典型,先秦时期的黄帝神话传说,为汉及以后的黄帝神话传说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围绕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繁荣发展进行叙述。汉代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具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出现在正史《五帝本纪》中,二是出现在汉代流行的谶纬神话中,三是保存在汉画像石中的神话内容。汉代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高潮期,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深受汉代政治文化、社会信仰等影响。黄帝既是上古五帝之首,又是感生圣王,同时还是显赫的天神与升天的仙人。汉代黄帝神话传说呈现出多态性的发展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的文化内涵。为黄帝最终形成华夏民族始祖与道教创教道宗两大民族文化代表提供了契机。第三章围绕道教文化影响下黄帝神话传说的演变与因此衍生的神话文本类型展开叙述。汉代以后,黄帝神话传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道教化。道教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唐成为国教,在宋代又备受统治者推崇。因此道教文化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影响成为唐宋时期黄帝叙事发展的主要背景。道教信仰影响下黄帝形象由最初的黄神演变为道宗,在道教文献中,他不仅是道门各类法术的重要传承者,更是当时为与佛教对抗而塑造的宗教偶像。围绕黄帝形成的道教神话包含着丰富的叙事类型,在传统故事类型的基础上浸染了宗教意味所以更加生动。对道教黄帝神话文本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信仰。第四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由雅至俗的发展变化展开叙述。从中国古典神话的载录规律来看,文献性质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黄帝神话传说作为民间文学的“俗化”品格。在宋代以及明清时期俗文学的大力发展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充分的俗化发展。宋代史学新变中上古史的重新整理、民间讲史之风的盛行等背景为它提供了契机,在讲史话本、早期文人拟作以及章回小说等俗文学类型中黄帝神话传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演绎。这一“俗化”运动,在保存旧情节、编创新情节的过程中丰富了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同时也完成了在民间普及上古历史、传承神话资源的任务。下编为第五章到第七章。主要以黄帝神话传说中与黄帝密切相关的三组人物关系及其事迹展开讨论。客观来说,人物只存在于关系和行为中（1）,探讨它们对神话传说叙事发展的意义有助于全面把握黄帝形象、事迹的发展过程。第五章围绕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主流叙事——炎、黄二帝的故事展开论述。炎、黄神话主流意义的生成来源于中华民族追溯民族起源的客观需要,先秦、秦汉时期炎、黄神话的书写是其主流意义生成的基础,因此该时期的炎、黄神话传说是本章的聚焦点。重点对炎、黄二帝关系的缘起、异德之战的发生与意义等进行分析,展现二者形象向民族始祖发展的过程。第六章围绕黄帝群臣神话传说展开叙述。上古神话中君臣治世神话传说滥觞于此,君臣神话传说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文化的折射,同时群臣集群形象构成的“叙事母题”是黄帝神话传说叙事发展重要的推动因素。对群臣形象及事迹的集中探讨,可以有效揭示黄帝神话传说中的政治意义,并且挖掘黄帝帝王形象建构的内部逻辑。第七章以女性视角对黄帝神话传说的发展进行解析。20世纪中期兴起的女性主义神话学,使得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向上古神话中的女性问题。在上古帝王神话中,女性往往处于话语的边缘。帝妃与帝女的形象在帝王神话中总是作为附属角色存在,反映出父权制社会的文化史影。从嫘祖养蚕之功、嫫母巫觋之责、三女助父事功等女性对黄帝部族发展的贡献中皆可得到印证。同时黄帝三女传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叙事,对三女故事流传演变过程的关注,可以形成典籍与民间叙事的对话空间,进一步探讨民间神话传说的演变规律。

二、庄子技术思想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庄子技术思想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庄子“物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5）矛盾与消解 ——庄子哲学及其审美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庄子》之技巧者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庄子》身体观-由梅洛·庞蒂、毕来德“身体观”说起（论文提纲范文）

（8）“坐忘”思想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9）《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10）黄帝神话传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庄子技术思想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庄子“物化”思想研究[J]. 孙丽霞,郑梦如. 今古文创, 2021(42)
• [2]中国古代音乐的心理美学研究[D]. 李海燕. 吉林大学, 2021(01)
• [3]先秦儒家动物观探究[D]. 刘怡. 西北大学, 2021(12)
• [4]针对汉硕留学生的《中国古代经典选本》“庄子”部分的研究与编写[D]. 程蕉. 西南大学, 2021
• [5]矛盾与消解 ——庄子哲学及其审美内涵研究[D]. 刘雅.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6]《庄子》之技巧者形象研究[D]. 张晓璐. 安庆师范大学, 2021
• [7]《庄子》身体观-由梅洛·庞蒂、毕来德“身体观”说起[D]. 陈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8]“坐忘”思想史论[D]. 朱韬. 西北大学, 2021(12)
• [9]《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10]黄帝神话传说研究[D]. 闫咚婉. 山西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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