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负担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金龙[1](2020)在《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金融学理论基于理性人假说和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取决于预期投资带来的总财富期望效用水平,即行为应该向“前”(未来)看。但现实中,投资者的行为却会向“回”(过去)看,最典型的就是投资者在出售时,更倾向于卖出已经盈利的股票而继续持有已经亏损的股票,即处置效应(Shefrin&Statman,1985)。处置效应广泛存在于金融市场中,被认为是“个人投资者交易行为最稳健的特征之一(Barberis&Xiong,2009)”和“最显着的交易异象(Ben-David&Hirshleifer,2012)”。处置效应会对股票的成交量和价格产生系统性影响,造成动量效应(Grinblatt&Han,2005;Li&Yang,2013;Shumway&Wu,2005)和盈余公告后漂移(Frazzini,2006)等异象。David&Hirshleifer(2012)发现美国个人投资者具有V形处置效应,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着盈利或亏损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盈利时出售概率增加得更快。虽然处置效应是投资者交易行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对其研究并不算充分,因为该领域研究必须依赖投资者的账户数据。本文使用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成交与持仓数据来研究A股投资者是否具有V形处置效应及其对A股价格的影响。本研究有助于发现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为研究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参考;有助于厘清处置效应的来源,探究投资者偏好在处置效应形成中的作用。V形处置效应为理解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股价提供了新视角,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会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会产生更高的收益,这有助于加深对资产价格形成机理的理解,V形处置效应对股价的影响尚未得到广泛验证,也需要来自更多样本实证结果的支持。长期以来,A股市场一直呈现个人投资者主导的投资者结构,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行为偏差的表现更明显,这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研究环境。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A股个人投资者处置行为的理解,对投资者能否以及怎样才能实现收益有启发,也有助于加深对A股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解。本文按照如下研究思路展开。第一步,分别对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进行V形处置效应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投资者是否具有“扳本”偏好,即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会陡增;(2)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大小间的关系是否呈现V形,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是否分别随着持股盈利规模和亏损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在持股收益为零时最低;同时检验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否大于对亏损的敏感性,即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随盈利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是否比随亏损规模扩大而增加的速度更快。第二步,研究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投资者不仅倾向于出售持股盈利较大的股票,同时喜欢出售持股亏损较大的股票,这会使得这类具有极端损益的股票当前因承受较大的卖出压力而被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于个人投资者,本文研究发现:首先,证实了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及与持股时间的关系,发现A股个人投资者90%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持股时长越短,处置效应越明显。其次,发现A股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具有特殊的形状:(1)当持股收益由负变正时,股票卖出概率向上跳跃,存在“扳本”偏好;(2)卖出股票的概率对盈利和亏损敏感性的差异更大(V形不对称更严重):盈利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大约增加1.17个百分点;亏损每增加1%,投资者出售挂票的概率增加约0.44个百分点,股票卖出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是亏损的2.64倍,美国只有1.05倍。再次,发现凸显性(salience)理论、资本利得税以及持股时长的差异可以解释中美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形状的差异。最后,发现了V形处置效应在不同投资者群体中的差异性。不同理性程度投资者的处置效应强度应该不同,因为处置效应的差异主要来源于股票卖出对盈亏敏感性的差异,所以理性程度更低的投资者的卖出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按照投资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划分子样本进行检验后,发现女性、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投资者卖出决策对盈利更敏感,对亏损更不敏感。对于公募基金,本文研究发现:首先,公募基金的个股持股时长绝大部分情况下不超过120个交易日(半年),占比为92.91%;约有一半的情况下持股时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一个月),占比53.91%。其次,作为专业投资机构,公募基金具有比个人投资者更好的盈利能力,持股期间52%的情况下处于盈利状态。再次,公募基金出售盈利股票的概率并没有系统性高于出售亏损股票股票的概率,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为零附近不存在向上的跳跃,即不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最后,公募基金出售股票的概率与持股收益间表现出V形,V形关系具有不对称性:股票出售概率对盈利的敏感性为对亏损敏感性的50%。公募基金对盈利的敏感性只有个人投资者的21%。中国公募基金整体上不存在处置效应。A股投资者的V形处置效应可以显着影响股票未来收益。本文通过构造反映股票当前盈亏程度的指标VNSP来度量股票当前承受的卖出压力,进而考察VNSP指标对股票未来一个月收益了是否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首先,基于VNSP指标进行了投资组合分析。发现VNSP指标可以显着预测A股未来1个月的股票收益。买入VNSP大的股票、卖空VNSP小的股票的对冲投资组合可以获得经FamaFrench三因子调整后的0.88%~1.16%的月度,在分别控制了股票规模、账面市值比、收益反转、特质波动率、换手率和流动性的影响后,该对冲组合依然可以获得0.74~1.21%的月度。此外,该策略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多头仓位即买入VNSP大的股票部分。然后,在股票层面进行Fama-Macbeth回归同时控制多个影响因素后,发现VNSP可以显着预测未来股票收益,VNSP每增加1%可以带来约0.14%的月超额收益。在控制了流动性、计算VNSP所使用的数据频率等市场微观结构因素和改变计算VNSP时交易数据的时间跨度后,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依然显着存在。最后,证实VNSP指标对未来股价的预测作用来源于投机性交易动机。投机性交易特征越明显的股票样本,VNSP对未来股票收益的预测作用越强。本文发现在规模更小、机构持股比例更低、分析师跟踪数量更少、换手率更高、特质波动率和股价波动更大等投机特征更明显的股票样本中,VNSP的预测作用更强。以机构持股比例为例,在低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VNSP每变动1%可以带来近0.15%月超额收益,而在高机构持股比例股票组中这一数值只有0.10%。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本文发现了中国A股投资者交易行为的特征事实,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通过使用大样本数据系统刻画中国个人投资者和公募基金的的股票出售行为,发现总体上,个人投资者存在一种新型出售行为特征——V形处置效应:在极端盈利和亏损处,出售倾向都加大,且极端盈利处的出售倾向比亏损处更高。而且,A股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比美国个人投资者更明显,主要是因为A股个人投资者存在明显的“扳本”偏好以及卖出决策对盈利敏感性与对亏损的敏感性的差异更大。以往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往往关注处置效应的存在性和影响因素,而且对于持股收益只区分是否盈利,本文关于处置效应形状的研究同时考察了持股收益的符号和大小对投资者卖出决策的影响。此外,本文发现我国公募基金不存在处置效应。(二)本文发现投资者这种V形处置效应会影响资产定价。A股个人投资者数量众多且交易活跃,市场投机氛围较重,这为检验投资者行为偏误对股价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但目前鲜有论文研究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净卖出压力指标VNSP,证实了盈利或亏损规模较大的股票因面临较高的卖出压力而被暂时低估,从而在未来股价回复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更高的收益,导致股票收益的可预测性。这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处置效应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A股股价形成机理的理解,同时对投资实践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三)本文证实投资者的“实现偏好(realization preference)”至少可以部分解释处置效应的形成。Ben-David&Hirshleifer(2012)对投资者偏好能否解释处置效应提出了质疑,指出直接考察股票出售决策与持股收益大小的关系无法区分对持股盈亏偏好和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的影响。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Weisbrod(2019)通过选取股票盈余公告发布这一事件来控制投资者对未来股价的认知,由于存在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盈余公告发布后对投资者未来股价的认知应该是明确的,但该研究发现,在盈余公告发布窗口期内,依然存在处置效应,说明投资者对于盈亏的不同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本文则通过证实投资者出售股票的概率在持股收益由负转正时出现陡增,即存在“扳本偏好”来说明投资者对盈亏的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且“扳本偏好”可以解释处置效应的13%。(四)本文丰富了投机性交易对股价影响的研究。本文从股票持有者出售股票的角度研究投机性交易对股价的影响,发现投机性交易叠加处置效应会造成股价低估。以往研究往往从股票购买者出于投机动机买入股票的角度展开研究,更关注投机性交易对股价高估的影响。本文和已有研究分别关注了投机性交易影响股价的不同阶段。(五)本文使用独特的投资者账户数据展开研究。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2011年至2017年间随机抽取的50万名个人投资者和全部公募基金的日度A股交易与持仓数据,数据来源权威,时间跨度较长并且时效性很强,结论具有代表性。
朱明亮[2](2020)在《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流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延长了预期寿命,降低了个体对抚养后代的偏好(Ladd和Murray,2001),同时个体也不再追求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更加关注劳动力质量。而老龄化社会下个体和家庭成员为了能提高技能水平以获得更高的长期报酬,会增加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投入(Boucekkine et al.,2002;Gradstein和Kaganovich,2004),从而又促进了技术进步。所以人口老龄化虽然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但并不是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Barro,1995)。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趋势,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例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选择。在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是有差别的,而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本国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形成内因等。中国正在经历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2018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7.9%;而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1.9%。中国生育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开始了。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劳动力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失衡、未来劳动力缩减等在中国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促使中国人口政策进行调整。2016年1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同时开展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研究。“未富先老”、“老年人数最多”、“老龄化速度快”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并且有足够的数据验证和支撑。但是这些研究结论已经持续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之伴随的是人口老龄化也在进一步加深。为了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及老龄化带来的影响,需要科学的看待中国人口老龄化在国际中处在什么位置,横向的跨国对比也能更合理的借鉴不同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无论是从储蓄还是从生产的视角,人口对于经济增长都至关重要。过去数十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数量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由于人口发展阶段,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学者把过多的目光放在了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人口质量。随着全球人口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新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逐渐把重点转移到人口质量的研究上。以健康、教育指标来衡量的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日益增加,人口质量的研究意义也在不断深化。目前学术界认为最好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指数,世界银行也统计了157个国家人力资本指数,以此来衡量和预测下一代劳动力的生产率,进而推测各国经济发展动力。中国1970年代到1980年代出生的人口将近占到了中国总人口数量的一半,这部分人见证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科技水平的大幅提高、也享受着医疗卫生条件快速进步带来的福利,这两代人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还是健康水平都前所未有,人口质量也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30年代到2040年代,随着这两代人口进入老年期,预示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的显着提高则预示着中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到来。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学术界的探索越来越深入,充分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应对老龄化过程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从人口数量的角度出发,认为老龄化社会生育意愿降低,新出生人口数量减少,从而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因而提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是从人口质量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影响人口质量,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为止,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并且多数研究局限于中国层面,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国际对比也有实际意义。与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进行了以下创新和改进:第一,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在该模型中同时引入了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并且这两项指标共同影响人力资本存量;而本文中人口老龄化也是通过影响人口数量指标和人口质量指标引起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变,最终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人力资本这一中间变量,既证明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结果,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且本文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增长模式下结果的差异性,因此分别分析了在新古典增长模式和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本文的数学模型中,还分别验证了延迟退休政策、育儿补贴政策和教育补贴政策的效果,为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第二,在实证方法层面,本文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将中间变量人力资本存量拆分成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然后分别选取了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作为人口数量的衡量指标;选取了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作为人口质量的衡量指标。这样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时不再局限于某一方面,并且这种拆分不仅可以让实证结果更加稳健,而且能更加全面的了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第三,在研究范围方面,本文将研究扩展到国际层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进行对比。通过国际间实证分析的结果不同,然后再逐一对比各国人口政策。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既扩展了该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更近一步证明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丰富了实证检验。结合前文总结的创新和改进,本文首先建立了新的代际交叠模型,并得到结论和证明;为了检验数学模型的结果,本文又进行了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四国之间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中国1997-2017年省级层面的数据,并分别通过全样本面板模型、分区域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美国、日本和韩国选取了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在美国和日本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AR(1)时间序列模型,在韩国的实证检验中建立了一般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本文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以及对中美四国人口政策的对比,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数学模型的证明结果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个体抚养后代的偏好,当个体在面临更长的生命预期时会在自我投入和抚养孩子数量之间进行权衡,在不降低抚养单个孩子成本的同时增加自我投入,个体的最优选择是减少抚养孩子的数量。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的下降在长期会引起人口总数的下降,进而导致未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在短期,由于新出生人口减少,而现有劳动力老龄化速度加快,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降低。因此,在老龄化社会中,出生率可以反映出国家劳动力供给情况。(2)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并且影响方向取决于其对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影响的相对大小: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大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当其对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小于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数学模型的推导结果来看,延迟退休政策是否能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老年人工资水平;育儿补贴政策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会抑制经济增长,在内生增长模式下会促进经济增长;教育补贴政策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下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3)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可知,在基于全样本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2007-2017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负效应。这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但与此同时人口质量显着提升,而由于不同时期对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影响不同,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效应。实际人均人力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显着的正效应,并且在2007-2017年期间正效应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在分区域面板模型中,1997-2006年期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不太显着,而西部地区这种正效应则非常显着;但在2007-2017年期间,这三个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都非常显着。而且由于东、中、西部人力资本存量不同以及各地区对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不同,因此人力资本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不同,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西部地区。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可知,这种区域差异性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当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着提高。(4)在国际层面的实证分析中,对于美国和日本采取了AR(1)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对韩国采用多元时间序列模型进行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对美日韩三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在这三个国家中,人口老龄化引起的人口质量的提高效应大于人口数量的减少效应,最终促进了经济增长。(5)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同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人口政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不断下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进一步加快了这种下降趋势。与美国、日本、韩国相比,目前中国的养老金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和抚幼政策还有待完善。由于美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最长,因此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并且美国一直以来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让其长时间享受着人口质量红利;日本作为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口寿命最长的国家,教育、医疗系统极其完善,国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并且越来越多健康的老年人仍然在高效的工作弥补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韩国人口对教育的偏执让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并且国家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提倡家庭养老,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的负担。
王玲[3](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提出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苟斐斐[4](2019)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的合理性问题。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势地日益推进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地日益到来,各界人士对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学费标准认识以及关注度也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受教育者即学生个人为了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缴纳一定的高等教育学费是符合高等教育这种准公共性产品的性质的,同时也符合成本分担的原则以及“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而随着高等教育学费的上涨以及学费的价格与其价值不符的问题日益逐渐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上出现了一些模糊,这在一方面使得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公平以及效率出现问题,另一方面社会随之对这些问题呈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因此,为了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得以更好地发展以及使我国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更加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通过对现阶段我国受教育者接受高等教育时所缴纳的学费现状和问题的分析,以及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即从制度上来说学费定价的机制欠缺其合理性,如定价主体的单一、学费定价参与方的参与程度不够、收取标准的来源缺乏依据、定价程序中缺乏绩效和控制等等。其次,在上述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含国家政治层面的因素、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以及其他的社会因素等等。同时,借鉴美国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中较为可行的一些做法为我国的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的优化提供一些可参考的建议。最后,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我国高等学校所处的现状,对我国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的优化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以期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以及效率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刘同洲[5](2019)在《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我国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导向的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税制日益优化,税率级次不断简并,抵扣链条逐渐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制日趋完善,税收优惠力度不断加大。然而,税改后的减税效应似乎未被充分认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企业“税负痛感”在近年来集中凸显,企业投资呈现“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趋势。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税费负担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核心问题聚焦于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的测度,以及导致企业“税负感”加重的原因判定。基于此背景,相关学者提出税收“无谓损失”效应,为企业“税负感”加重与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关联性给予理论诠释,认定高税负挤占了企业净利润,进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引发了税收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税收负担问题的大讨论。是何原因导致制造业税负痛感近年来集中凸显?究竟是减税政策出了偏颇,还是制造业自身出了问题?税负因素是否为企业投资“断崖式下滑”、“脱实向虚”、“国际性转移”的主导因素,上述问题的逻辑起源都要从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入手,而这也是本文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点、重点与难点。毋庸讳言,税费负担与投资的关系是税收学与金融学交叉领域的核心议题,是提升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水平的重要路径。尤其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基本理论、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有助于我国营商环境的优化与我国税制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从而以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引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研究了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本文以“一条主线,二种状态”来阐述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其中,“一条主线”是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传导机理线,即税费负担→投资收益→投资决策。“两种状态”是围绕该主线的静态和动态的机理分析,静态机理仅涉及税费负担这单一投资成本因素的分析;动态机理为涉及税费负担、现金流、融资约束等多投资成本因素的一般均衡分析。即基于综合税费负担视域下的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在Laeven(2003)1的企业投资分析框架基础上,运用动态投资欧拉方程方程,分析投资收益最大化时企业最优投资决策。本文研究结果概括如下:从税负视域而言,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并不算重,主要是费用负担较重。总体而言,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中口径)为25.69%,其中社保费费负为6.80%,增值税税负为7.13%,企业所得税税负为3.91%;制造业而言,2016年制造业综合税负为5.86%,其中国营企业综合税负率为4.2%,民营企业为8.8%,民营企业综合税负显着高于国营企业,并不存在“死亡税率”;从投资视域而言,2008-201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实业投资下滑,金融投资上升,两者变化趋势恰好相反。就税负与企业投资的关联性而言,总体视域与制造业视域下都有显着相关性,而中美税负差异视域下没有显着相关性。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与动态机理实证研究表明:其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而税费负担是一个该循环路径的外生冲击,当税费负担率改变时,该循环也发生改变;其二,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并非只受该行为所涉及税种税项的影响,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是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的过程。即综合税负率并非只影响企业实业投资,也影响金融投资;同理,所得税税负率也亦然;其三,综合税负率的降低会加强资本选择金融投资的倾向。综合税负率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实业投资行为。当企业综合税负率降低时,对金融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实业投资行为,这会增强资金流入资本市场进行金融投资的偏好,可能会加剧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其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的抑制效应高于金融投资行为。当企业所得税税负率降低时,对实业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激励效应要高于金融投资行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实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大于金融投资行为,有利于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市场,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现阶段企业投资行为的“脱实向虚”;同时也应看到,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对金融投资偏弱的激励效应的非正常性,即反映出现有所得税政策针对企业金融投资行为并未起到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相当部分的金融投资收益可能并未纳入应纳税所得额,产生税收流失,弱化了其作为直接税的收入分配效用,这与企业金融投资涉及的资本利得问题尚有政策缺陷有关。其五,现金流与净资产收益率是导致企业“脱实向虚”与“民间投资下滑”的主因。现金流对企业实业投资行为与金融投资行为的正向激励效用远大于税负(综合税负或企业所得税税负)对其的负向抑制效用。即企业即使有充裕的现金流,也不投向实业领域,而是选择投向金融领域,该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兼具有之,但民营企业更为显着;此外,就净资产收益率而言,无论是何种税负视域下,其对企业金融投资的正向影响远大于企业实业投资,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的影响。基于金融投资的净资产收益率高于实业投资的客观现实,故而可诠释民营企业放弃实业投资而转向金融投资的“脱实向虚”的投资行为。在“民间投资下滑”问题上,在所得税税负视域下,现金流对民营企业实业投资的影响度大于其对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同时,在所得税税负与综合税负视域下,净资产收益率对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度要大于国有企业。且现金流的影响度要大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度;其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即随着销售增长率的上升,企业的实业投资反而下降。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欲根据发达国家“降税负、促投资”的目标导向,探寻其税制改革历史变迁与最新趋势,总结了发达经济体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优化的一般性规律,以解决我国“民间投资下滑”、“制造业脱实向虚”、“企业投资跨国转移”等问题。在结合我国促进企业投资与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一是秉承“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的改革理念,全盘指导;二是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进一步规范和整合间接税制,深入完善和健全所得税制,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三是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四是企业自身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张玲[6](2019)在《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属高校数据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高校经历了从免费到部分收费再到全面收费的历史性转变,这在我国高校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高校收费制度一方面增加了高校经费来源,极大地缓解了财政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为我国高校扩大规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快速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从历史角度来看,高校收费制度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但是,全面收费制度实行的二十年来,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新的问题,不断阻碍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收费与成本补偿政策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通过文献阅读和整理,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一方面,对教育成本、高等教育成本、高校收费、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梳理了我国实行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理论基础主要有人力资本理论、公共产品投资理论、教育投资收益理论以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理论;而我国实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政策主要是基于我国居民投资高等教育意愿及能力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优质发展的需要等。其次,分别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分析了国外几个国家的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制度,并且以江苏省为例具体分析了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分担的实施现状,从而比较分析了国内外高校收费与成本分担水平。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结构不合理,政府公共投入比例较低,而社会投入比例较高,各高校自主创收能力不足。最后,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国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相应的提出了部分政策建议,政府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水平、建立完善的高校学费动态增长机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资高等教育等措施。
彭显琪[7](2019)在《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水平及影响因素 ——与美国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在人口持续老龄化、信息技术与金融自由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水平从而改善其家庭金融福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学界的普遍关注。与此同时,消费者金融素养也被认为是一项影响国家经济、金融发展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学界和社会力量便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家庭金融问题;经过多年努力,美国政府和一些金融教育机构在如何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改善家庭金融福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教训;从总体来看,美国家庭现阶段的金融资产及其结构也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和改善,这可部分归因于美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因此,在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起步较晚的现实背景下,为有效提升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水平,除需要具体了解、分析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特征、影响因素等问题以外,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情景化素养模型和金融社会化理论,科学地比较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将有利于有效提升我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目标的实现。首先,本文在梳理了国内外消费者金融素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素养理论对金融素养的概念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区分了文献中与之混用的相关概念,明确了本文所研究的消费者金融素养内涵;并对金融素养测量理论和方法、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其次,为明确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未来研究的目标和重点,本文依据情景化素养模型的思想,采用宏、微观数据分别对美国和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其进行了比较。本文发现,一方面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同美国当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例如,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养老压力、房地产和房地产金融市场过快发展下消费者房屋抵押贷款行为的激增。另一方面,与美国相比,金融市场参与率的低水平和政府对普惠金融的战略部署则构成了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特殊研究背景。所以,未来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应该重点围绕:(1)如何基于金融素养视角来缓解政府、家庭面临的巨大养老压力来展开,并可借鉴美国在此领域的成功经验;(2)如何通过提升金融素养,促进消费者直接或间接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积累家庭财富、满足生活品质提升需求的同时,警惕并防范家庭金融风险。再次,为全面了解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特征,根据对金融素养维度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中国客观和主观消费者金融素养测量体系,并基于现代测量理论——项目反应理论,采用CFPS2014提供的数据,分别对这两类指数进行了估算,分析了不同人口统计变量下中国消费者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水平的特征。同时,根据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测量理论和方法,本文也对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比较的可行性和实施框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本文依据对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进行国际比较条件的分析结论,以及Lusardi-Mitchell的基本测量题项构成了国际比较核心内容的事实,构建了中、美两国消费者金融素养可比的测量体系——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基于经典测量理论下的测量方法,采用CFHS2013和NFCS2015提供的数据,对中、美两国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水平分别进行了测量、比较。本文发现:(1)就所构建的消费者金融素养测量体系而言,相比金融基础知识水平,金融技能是中国消费者的薄弱环节;相比消费行为管理,长期财务管理行为是中国消费者严重欠缺的。(2)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的水平并不能完全代表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的水平,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和主观金融素养水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例如,中国男性消费者的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高,但是其主观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低;客观金融素养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的趋势,主观金融素养水平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未婚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高,但是其主观金融素养水平却相对较低。(3)在同美国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比较后发现,中国消费者远远落后于美国消费者。(4)中、美两国受教育程度越高或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越多的消费者,其客观基础金融素养也越高。(5)两国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水平在一些关键人口统计变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如美国老年人的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比年轻人高,美国男性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比女性消费者高,美国已婚状态消费者比其他婚姻状态消费者的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水平高,而中国正好呈现相反趋势。此外,基于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的最优金融素养水平解和金融社会化理论,本文提出了影响金融素养水平的五大类因素,基于该五大因素本文对中国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同时,结合客、主观消费者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结论,本文也对中国消费者主观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还对影响中、美两国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比较了两国实证分析的结果。由于金融教育是国际上各国政府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部分学者对金融教育和消费者金融素养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验证金融教育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的影响,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中、美金融教育和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本文发现:(1)中国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主要的显着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因素中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别,家庭因素中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父母金融知识水平,个人因素中的个人能力、时间和风险偏好以及金融社会化媒体代理人中的互联网;中国消费者主观金融素养水平主要的显着影响因素包括消费者客观金融素养水平、人口统计因素中的性别、家庭因素中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父母金融知识水平和个人的语言能力。(2)同时考虑人口统计变量、家庭经济、金融教育和风险态度因素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种族、家庭可支配收入、金融教育是影响中、美两国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的显着变量。针对上述实证分析所反映的问题,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为科学了解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分析金融素养测量具体维度是十分必要的;(2)与美国目前相似,女性、低收入、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应该是未来消费者金融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3)年龄对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影响再次证明未来中国老年消费者金融教育和权益保护应该成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4)借鉴美国金融教育普及的具体措施是实施中国政府维护消费者金融权益、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5)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科学测量、数据系统的建立是一项重要的长期工作,政府可以借鉴学术界的力量及公开数据和共同使用的方式来完善之。最后,本文的整个研究工作都是基于截面数据展开的,随着中国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工作的推进,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相关研究成果和数据会越来越丰富,笔者未来将针对不同专项金融素养或特殊群体的金融素养测量、同一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金融素养的变化轨迹和影响因素、消费者金融素养如何促进金融市场等问题展开研究。
刘兴璀[8](2018)在《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文中指出德育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形式,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多元主义文化背景之下的美国高校如何造就一批适应技术发展、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高素质人才,这得益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文献搜集、访问调查、历史归纳、案例分析以及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主要理论、主要方法以及方法的具体实践进行了深入、完整的研讨,力求在真实还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植根于美国特有的文化状况、政治制度和民族特点,剖析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对其创新发展的趋势进行推理,以求对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提供合理借鉴。梳理美国建国以来240年的高校发展历史,其德育教学方法的理论和实践经历了不断的质疑和再质疑的进程,最终形成了多元开放的体系。建国初期美国高校的德育方法继承了殖民地时期9所教派学院的宗教德育方法色彩,但民族国家的独立以及宗教教派的内部分化,单调的宗教方法严重阻碍了统治阶级倡导民主、共和、爱国的道德价值取向,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改革与宗教德育方法的有限度的调整在不断的冲突、调和中并存。直到19世纪,随着对人的智力的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实用哲学的出现,德育方法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世俗主义与宗教主义的论争演变成传授知识与教会技能之间的斗争,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方法、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和基于实用哲学的经验性方法构成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科学理性的框架。这种理性方法体系基本满足了美国精英化高等教育的需要。二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普及化,大学生更多地追求以生活为目的的教育,高校德育方法领域的正规方法逐渐弱化,高校德育效果降低,乃至发生学生运动,直到7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开始进行道德的反思,力图恢复和重建高校德育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特色化、国际化、市场化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等的发展,任何一种主导的德育方法理论或实践都难以满足需要,多元开放的高校德育方法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展现了一个高效运行的高校德育方法领域。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人本主义理论不同程度上为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奠定了思想基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支撑着每一历史时期高校德育方法变革的主导;人本主义从人的存在出发,阐释人的道德发展与教育的关系,体现人在道德以及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提供了高校德育方法构建的人性论基础;而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强调经验主义的立场、自然主义的原则、工具主义的价值,奠定了德育的实用价值取向。在这三种理论来源基础之上,美国高校德育领域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德育方法理论流派。比较典型的就是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和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流派,这些流派内部又涌现了各具特征的理论派别,代表了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德育方法理论发展的特征。如进步德育方法理论将德育教学与社区、事务、服务和活动联系起来,拓展了德育方法的覆盖面,也有效解决解决了道德与现实的冲突;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强调“道德两难问题”、“公正团体”等德育方法,肯定了人自身的思维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影响;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致力于“评价”和“价值澄清”过程,通过价值教育活动策略以及具体操作方式的设计,澄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这是三种德育方法理论立足于全面主义德育的立场,是杜威实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积极倡导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自由选择,鼓励学生在道德学习中要发扬个性,通过学生自我的积极探讨来获取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准则;关怀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建立在“关怀”基础上开展德育教学,这两种德育方法理论充分显示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坚持人本主义的德育理念。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则强调知识路径的德育教学;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强调将完善人格的要素作为内容进行传授,体现了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的显着特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恢复和重建的效果就是涌现了大量的高校德育方法主张,用以指导和变革高校德育具体方法的实施,尤其是近40年以来,美国高校德育专家和倡导者一直积极探索指导有效德育教学的方法,也探索出了众多的成果。例如在高校德育课堂直接教学方法方面,有道德问题论证法、探究教学法、理解性教学法、批判教学法、多元文化教学法等;在高校德育的间接学习法方面,有服务-学习法、联通主义学习法、分散式学习法、科研规范结构等;还有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倡导者提出的整合教学方法,如宽阔学习经验法、整合的学术法、跨学科学习法以及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等。这些有关高校德育方法的主张,不仅深化了人们对高校德育功能的认识,而且确立了方法在高校德育中的地位,为开展丰富多彩的高校德育活动提供了方法指导。理论付诸实践,不仅能够检验理论的科学性,而且能够真正促进目标的实现。在高校德育方法主张下的高校德育方法的具体实践形式是实现高校德育目标的关键。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形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各高校德育方法呈现各具特色、多彩缤纷的局面。但总体上离不开以讨论、讲授、渗透为主的课堂教学方法和以网络、科研、服务体验、文化熏陶为主的日常德育方法两种形式。每一种方法都在不同的高校中体现为不同的形态,如讨论法中有新生研讨会、小班讨论、大班分组讨论;讲授包括互动式讲授、办公室时间、校园励志演讲等;渗透教学方法包括“课程串”、跨学科课程等;网络育德法如计算机辅助教学、开放课程、MOOC等;科研育德法如伦理研究、研究伦理、绿色实验室运动、学术诚信教育等;实践育德法包括慈善服务、周末活动等;校园文化育德法如关怀社区、宗教文化、海外游学等,由此体现了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多元开放的特征。通过对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系统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全面的德育方法体系,形成开放多样的德育方法实践模式,而且注重采用最新技术更新方法系统,保持其先进性;同时,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多样性又容易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方法发展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弊端,忽视了其在具体实践中可能产生反面道德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立足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缺陷,积极构建高校大德育课堂,融合直接德育课、德育渗透课以及各种跨学科德育课,推进我国高校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引进和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等,促进我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变革。
濮筠[9](2018)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法律地位的确立和社会舆论的看法转变并不能掩盖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于政策层面上的不足和操作层面上的缺陷。我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发展之后,为了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主动换挡降速,进入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稳定的增长和就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主要集中表现为现阶段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总投入是否能够满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经费在省域间投入是否平衡;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率是否得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以及高等职业教育学费能否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等方面。基于以上问题的提出,本研究从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概况的分析着手引入对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现状的解读,通过阐述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以及分配比例安排等会受到诸如经济发展情况、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起步阶段的2011年和2015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审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使用GEODA分析软件开展描述性统计、空间统计,探索普通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水平在省域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测算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支出情况的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描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区域特征;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2011至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发展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回归分析;从学生和家长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基础理论着手,阐述了我国学生及家庭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意愿及负担能力,影响个人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因素,实证分析我国居民高等职业教育支付能力与最大经济承受能力;通过数据包络(DEA)的方法测算我国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和非财政性经费投入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以及毕业生人数等因素的影响,计算出了各省在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同时通过对“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的预测,对于“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及投入总需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由于高职教育起步晚,中间发展阶段曾经一度退步等因素制约,高职教育经费在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同时,教育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杂费收入,社会投入比例偏低,高职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的生均经费差距仍然较大。2)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尽管分级拨款机制已经确立,教育经费渠道多元化的格局初步形成,但仍然存在高等职业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缺位,地方性补贴经费拨款不到位,高等职业教育财政管理体制中的事权和财权不一致等现象。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还不是很高。这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领先于区域经济发展;第二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滞后于区域经济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果脱离了协调的发展态势,无论是哪一种局面都是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和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4)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事业性经费投入不存在比较显着的空间关联性,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地区间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差异还很大,中西部地区生均高职公共财政预算经费偏低,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猛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薄弱的现状制约了本地区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5)我国的GDP与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关系中,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是GDP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我国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借助于回归模型,发现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可以达到1.7231%。因此本研究建议: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中央政府应该关注各省份财政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支出状况,通过建立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或者建立专项扶持政策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高等职业教育中发展较弱的省份加大财政资金资助的力度,保障人民群众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2)增加高等职业教育经费的渠道来源,多角度筹集财政性教育经费。一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安排增加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譬如对于教育附加费的征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的教育资金等等;另一方面,借助社会资金来支持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3)合理使用财政教育经费,提高对于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利用教育资金,拓宽教育办学资金的来源必须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对于国家财政拨款的教育资金,需要健全教育经费管理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进行成本核算,建立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预算体制,达到对于资金使用的效率最大化。4)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政府应该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于各省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考虑,制定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并且应该结合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所需成本,考虑到我国家庭教育费用承担的能力,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5)落实高等职业教育奖助学金制度,提高高职院校吸引力。通过大力发展高等职业院校奖助学金制度可以支持和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同时,也需要鼓励我国高等职业院校采取各种形式对贫困家庭学生进行资助。
战湛[10](2017)在《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研究 ——基于教育消费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教育交流成为常态,自费留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中国的出国留学人数已达到了每年约50万人的水平,其增速也远远超过全球范围内约7%的年均增长率。个人的留学行为是个人面临高等教育需求时作出的有选择性的消费行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留学教育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服务型产品被其消费者选择,取决于其对于国家、高等学校和个人的政治经济意义。对个人而言,在本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满足需求时,自费出国留学,就成为个人向更宽广的发展平台迈进的必经之路,被认为是个人成长和获得职业技能的捷径。在社会文化由单一走向多元的今天,新兴的文化也使拥有留学经历成为值得羡慕和彰显社会地位的方式之一。年轻人对其他社会文化的好奇甚至追捧也成为留学教育产品得到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文化交流作为留学教育产品的特性和价值得到广泛的认可,并满足了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者在面临高等教育需求时,其动机的基础是个人的认知,这关系到个人自身的特质与自我认知,也关系到个人内心世界对外部环境与信息的分析与解释。信息被个人感知和解释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个人对信息的关注程度、信息本身的质量和渠道、说服方式都决定着信息最后的作用方式。对留学教育产品认知的发展还关系到态度的形成方式,卷入度越高,态度越倾向于通过学习和信息搜集形成,反之则通过情感因素或直接行为导致态度形成。个人的自费留学行为还会受到社会和人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亚文化、生活方式、社会规范和从众心理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影响因素。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自费留学消费决策是比较理性的,大多数消费者的决策都是基于较高的产品卷入而作出的。然而消费者对风险的感知尚有不足,尤其对潜在的心理风险重视程度不够。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动机、卷入度和风险感知,这些因素在实际的决策环节中能够更好地解释和预测消费意愿。尽管家庭收入不能够直接代表支付能力,但是通过对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的分析,那些年收入超过20万元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留学教育产品的消费能力和较强的消费意愿。具体的自费留学消费决策取决于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是一个对信息反复评估的过程,涉及到留学时机、留学目的地、学校、专业课程、预算、可行性评估、准备期计划及备选方案的选择。一般而言,自费留学的消费决策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由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所决定的“去留”选择决定,其二是具体的决策内容,即留学方案。“去留”与否取决于国内教育和国外教育之间的比较,而决策内容取决于留学教育产品之间的比较。自费留学的消费决策是消费者反复论证其教育需求、理清留学动机、搜集和分析留学信息、巩固消费意愿、评估消费风险及支付能力的过程,决策时间一般很长且具有反复性的特点。留学教育市场环境和个人认知是引发中国自费留学行为中的问题的根源。其中市场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和留学教育的市场化趋势有关,而个人认知则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行为偏差。应对这些问题,消费者需要调整自身的认知方式;作为留学产品提供者的学校和中介机构需要提高自律、遵守社会道德底线;政府作为主管部门需要承担起维护市场良性环境的社会责任。
二、中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负担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负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第四节 主要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处置效应的经验证据 |
一、处置效应的提出 |
二、个人投资者处置效应 |
三、机构投资者处置效应 |
四、处置效应的检验方法 |
五、V形处置效应的提出 |
第二节 处置效应的影响 |
一、对股票成交量的影响 |
二、对股票价格的影响 |
三、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
第三节 处置效应产生的原因 |
一、Shefrin& Statman(1985)的理论框架 |
二、实现偏好理论 |
三、投机性交易动机 |
第三章 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第三节 实证结果 |
一、个人投资者交易特征 |
二、回归分析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第四章 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研究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历程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一、机构投资者交易特征 |
二、回归分析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第五章 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二、变量定义 |
第三节 V形处置效应与A股定价 |
一、股票净卖出压力VNSP的计算 |
二、描述性统计 |
三、投资组合分析 |
四、横截面回归检验 |
五、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进一步分析 |
第五节 结论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个人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二、机构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 |
三、V形处置效应对A股定价的影响。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第三节 研究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VNSP的计算 |
附录 B 我国基金行业发展历程 |
附录 C A股投资者数量 |
附录 D 个人投资者持股和交易占比 |
附录 E 持股时长的计算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2)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问题与思路 |
1.3 内容安排和研究框架 |
1.4 创新性和不足 |
1.4.1 本文的创新之处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
2.2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 |
2.2.1 公共财政支出途径 |
2.2.2 劳动力供给途径 |
2.2.3 家庭代际关系途径 |
2.2.4 人力资本途径 |
2.3 关于人力资本的相关论述 |
2.3.1 人力资本的现实意义 |
2.3.2 人力资本的测量方法 |
2.3.3 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 |
第3章 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 |
3.1 模型框架 |
3.2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分析 |
3.3 基于内生增长模式的分析 |
3.4 人口政策分析 |
3.4.1 延迟退休政策 |
3.4.2 育儿补贴政策 |
3.4.3 组合政策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现状及实证分析 |
4.1 现状分析 |
4.1.1 中国老龄化问题严峻 |
4.1.2 人口老龄化下的劳动力现状 |
4.1.3 中国人口受教育现状 |
4.1.4 中国人力资本现状 |
4.1.5 人口老龄化的双面性 |
4.2 实证分析 |
4.2.1 模型的构建 |
4.2.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4.2.3 全样本面板模型分析 |
4.2.4 分区域面板模型分析 |
4.2.5 门槛效应模型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日韩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
5.1 对美国的研究 |
5.1.1 美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5.1.2 美国人力资本现状 |
5.1.3 美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2 对日本的研究 |
5.2.1 日本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5.2.2 日本人力资本现状 |
5.2.3 日本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3 对韩国的研究 |
5.3.1 韩国人口老龄化描述和社会影响 |
5.3.2 韩国人力资本现状 |
5.3.3 韩国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美日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比较 |
6.1 中国人口政策 |
6.1.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6.1.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6.1.3 生育政策的转变 |
6.2 美国人口政策 |
6.2.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6.2.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6.2.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6.3 日本人口政策 |
6.3.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6.3.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6.3.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6.4 韩国人口政策 |
6.4.1 社会保障体系的变化 |
6.4.2 教育制度的改革 |
6.4.3 育儿政策的转变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 文献述评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一) 主要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的不足 |
(一) 创新之处 |
(二) 存在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1.1 概念界定 |
1.1.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1.2 高等学校学费 |
1.1.3 学费定价 |
1.1.4 学费定价机制 |
1.1.5 研究地域的界定 |
1.1.6 教育成本 |
1.2 相关理论基础 |
1.2.1 学费的性质 |
1.2.2 教育产品 |
1.2.3 高等教育公平论 |
第二章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现状及其定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
2.1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的发展现状 |
2.1.1 高等学校学费呈现上涨趋势 |
2.1.2 我国高等学校的学费与受教育者家庭收入不匹配 |
2.1.3 高等学校学费的价值与价格不对等 |
2.1.4 差异化学费定价未能真正体现 |
2.2 我国现阶段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 |
2.2.1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的定价主体 |
2.2.2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的标准 |
2.2.3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的原则 |
2.2.4 我国现行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法 |
2.3 我国现阶段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存在的问题 |
2.3.1 定价主体及参与方方面 |
2.3.2 定价原则方面 |
2.3.3 制定收取标准比例方面 |
2.3.4 定价方法方面 |
第三章 影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因素分析 |
3.1 政治因素 |
3.2 经济因素 |
3.2.1 成本分担方的承担能力 |
3.2.2 生均教育成本 |
3.2.3 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 |
3.2.4 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 |
3.3 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
3.4 其他因素 |
第四章 国际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的经验与启示——以美国为例 |
4.1 美国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 |
4.1.1 美国学费定价的理论基础 |
4.1.2 美国学费定价的原则 |
4.1.3 美国学费定价时考虑的因素 |
4.1.4 美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的标准 |
4.1.5 美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的程序 |
4.2 经验与启示 |
4.2.1 学费定价标准灵活性大 |
4.2.2 依高校的任务和性质的不同定价学费 |
4.2.3 高校有学费定价的自主权 |
4.2.4 完善的高等学校财务管理 |
第五章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完善与优化 |
5.1 完善政府在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确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
5.1.1 政府在学费定价机制确立中的角色定位 |
5.1.2 完善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 |
5.2 合理地制定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担标准 |
5.2.1 以“标准培养成本”代替“实际培养成本” |
5.2.2 科学地计算标准培养成本分担的项目 |
5.2.3 标准培养成本下的“标准”的确定须合理 |
5.3 普通高等学校的学费定价机制应因“地”制宜 |
5.3.1 高校类型之差异 |
5.3.2 地区发展之差异 |
5.3.3 办学定位之差异 |
5.3.4 学科专业之差异 |
5.4 采用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听取学生方的意见 |
5.4.1 能力支付原则 |
5.4.2 公平及效率原则 |
5.4.3 有效学费定价原则 |
5.4.4 听取学生方的意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三、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税费负担的内涵 |
二、税费负担的类型 |
三、税费负担的本质 |
四、企业投资行为的内涵 |
五、企业投资行为的类型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一般关系 |
一、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激励效应与抑制效应 |
二、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
三、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的漏损效应与效率损失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衡量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指标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衡量方法 |
第二章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影响的传导机理 |
一、基于企业投资心理行为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二、基于宏观经济循环的税费负担与投资决策传导机理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静态影响机理 |
一、税费负担对投资收益的影响机理 |
二、投资收益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三、税费负担、投资收益与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态影响机理 |
一、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模型构建 |
二、企业投资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 |
第三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的总体现状 |
一、企业税费负担的总体现状分析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现状分析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总体相关性分析 |
第二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 |
一、税费负担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二、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现状分析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制造业相关性分析 |
第三节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现状分析 |
一、税费负担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二、企业投资的中美现状比较分析 |
三、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中美相关性分析 |
第四章 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静态机理实证分析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计量模型设定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静态机理验证结果 |
第二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动态机理实证分析 |
一、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计量模型设定 |
二、税费负担与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三、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动态机理验证结果 |
第三节 税费负担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主要结论 |
一、投资收益是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逻辑起点 |
二、任何税种的实施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行为 |
三、降低综合税费负担会增强企业投资“脱实向虚”的偏好 |
四、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是激励投资“脱虚向实”的最优路径 |
五、现金流与收益率是企业投资“脱实向虚”与下滑的主因 |
六、企业优质的营运能力并未激发企业实业投资动力 |
第五章 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国际经验及借鉴 |
第一节 美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一、里根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二、特朗普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三、里根税制改革与特朗普税制改革逻辑共性 |
第二节 英国促进企业投资的税制改革历史逻辑 |
一、撒切尔时代的税制改革逻辑 |
二、金融危机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三、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下的税制改革逻辑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
一、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促进企业投资已成国际共识 |
二、税制改革应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 |
三、减税降费应秉承适度性原则 |
第六章 激励企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基本理念:适度降负,结构调整,协同并进 |
一、秉承适度性原则,把控减税空间 |
二、以“宽税基、低税负、简税制、优结构”为税制改革导向 |
三、注重税制改革的内部协同与外部协同 |
第二节 税制优化:构建减税降费长效机制 |
一、构建宽税基、低税率、简税制、环环抵扣的增值税税制环境 |
二、优化企业所得税税制设计 |
三、构建低费率、统费基、优结构的社会保险制度环境 |
第三节 制度协同:深化配套制度改革,减轻综合运行成本 |
一、优化劳动力供给体系,降低企业用工成本 |
二、构建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内在需求相匹配的新型金融体系 |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
第四节 补短板:提升微观主体税负转嫁力 |
一、破解现金流约束,提升税负转嫁能力 |
二、贯通税负转嫁链,提升税收管理能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属高校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 文献评述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教育成本 |
(二) 高等教育成本 |
(三) 高校收费 |
(四)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五、论文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
一、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的理论基础 |
(一) 人力资本理论 |
(二) 公共产品理论 |
(三) 教育投资收益理论 |
(四) 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理论 |
二、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的现实依据 |
(一) 我国高校收费制度的调整 |
(二) 高等教育个人支付能力的提高 |
(三)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
三、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内外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现状分析 |
一、发达国家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现状分析 |
(一) 美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模式 |
(二) 日本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模式 |
(三) 法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模式 |
二、发展中国家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现状分析 |
三、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现状分析 |
(一) 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投资水平 |
(二) 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成本政府分担现状 |
(三) 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成本家庭及个人分担现状 |
四、中外高校收费与成本分担水平比较 |
(一) 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
(二)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及其变化趋势 |
(三) 高等教育社会投入的国际比较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江苏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的实证研究 |
一、江苏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总体概况 |
(一) 江苏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二) 江苏高等教育经费来源 |
二、江苏省城乡居民对高校收费支付能力比较 |
(一) 江苏省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变化情况 |
(二) 江苏省城乡居民经济承受能力 |
三、江苏省不同类型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现状分析 |
(一) 江苏省不同类型高校经费收支情况 |
(二) 江苏省不同类型高校经费来源情况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中的问题 |
一、政府财政投入水平较低 |
二、不同高校教育成本补偿差异较大 |
三、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负担较重 |
四、高校自主创收能力不足 |
五、社会捐赠等收入不足 |
六、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
一、政府提高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水平 |
(一) 加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力度 |
(二) 缩小各地区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差距 |
(三) 缩小不同类型高校的政府投入差距 |
二、拓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 |
(一) 建立鼓励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 |
(二) 制定吸引社会捐赠的政策措施 |
三、建立完善的高校学费动态调整机制 |
(一) 完善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机制 |
(二) 建立高校学费动态调整机制 |
四、完善我国高校奖助学金制度 |
(一) 建立和完善我国高校奖助学金体系 |
(二) 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
五、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水平及影响因素 ——与美国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涵义、相关概念及理论 |
第一节 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涵义和相关概念 |
一、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涵义 |
二、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相关概念 |
第二节 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测量理论和方法 |
一、消费者金融素养测量的理论 |
二、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测量的方法 |
第三节 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的理论 |
一、基于跨期资产选择模型的金融素养影响因素 |
二、基于金融社会化理论的金融素养影响因素 |
三、消费者金融素养影响因素的理论小结 |
第三章 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 |
一、养老保险体系并轨改革催生了金融教育研究 |
二、养老压力持续增长推动了金融素养研究 |
三、次贷危机加速了金融素养的研究 |
四、消费者的非理性金融决策行为促进金融素养研究 |
第二节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 |
一、家庭养老负担加重凸显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的重要性 |
二、社会养老支出急剧上升凸显了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的紧迫性 |
三、普惠金融战略部署推进了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 |
第三节 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研究动因的微观比较 |
一、中美消费者储蓄和养老规划行为的比较 |
二、中美消费者借贷消费行为的比较 |
三、中美消费者房贷行为的比较 |
四、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研究动因比较的启示 |
第四章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测量:与美国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测量 |
一、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测量的研究进展及分析 |
二、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测量体系构建 |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
四、估算结果与分析 |
第二节 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比较的理论分析 |
一、采用国际数据进行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比较的困难 |
二、采用跨国数据进行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比较的基本标准 |
三、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测量维度差异形成的合理性分析 |
四、中美消费者金融素养测量数据库及题项的选择 |
第三节 中美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水平的比较分析 |
一、模型设定 |
二、数据来源 |
三、指数计算方法 |
四、测量结果的分析 |
第五章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与美国的比较研究 |
第一节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一、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因素 |
二、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
第二节 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定义 |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
第三节 中美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水平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
一、模型构建 |
二、变量定义 |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研究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中美消费者客观基础金融素养测量题项和选项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过程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致谢 |
(8)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论文创新点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实践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发展进程 |
一、建国初期高校德育方法的世俗化变革 |
(一) 高校世俗德育方法的萌芽 |
(二) 宗教德育方法有限度的调整 |
二、19世纪高校德育方法的科学确立 |
(一) 基于知识价值的学术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二) 以研究为中心的德育方法的确立 |
(三) 基于实用价值的经验性德育方法的确立 |
三、二战之后高校德育方法的曲折发展 |
(一) 战后大学正规德育方法的弱化 |
(二) 60年代学生运动与高校德育方法系统的崩溃 |
(三) 70-80年代高校德育方法的恢复与重建 |
四、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校德育方法的多元发展 |
(一) 高校特色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二) 高校国际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三) 高校市场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四) 高校技术化德育方法的发展 |
第三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理论渊源 |
一、自由主义的理论影响 |
(一) 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溯源 |
(二)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发展 |
二、人本主义的理论呼吁 |
(一) 存在主义的理论思考 |
(二) 个人主义的理论担当 |
三、实用主义的理论基石 |
(一) 经验主义的理论立场 |
(二) 自然主义的理论原则 |
(三) 工具主义的理论张扬 |
第四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理论 |
一、全面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进步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二) 价值澄清德育方法理论 |
(三) 认知发展德育方法理论 |
二、人本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存在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二) 关怀德育方法理论 |
三、德目主义德育方法理论 |
(一) 理性为本的德育方法理论 |
(二) 完善人格德育方法理论 |
第五章 美国高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
一、直接德育方法 |
(一) 道德问题论证法 |
(二) 探究教学法 |
(三) 理解性教学法 |
(四) 批判教学法 |
(五) 多元文化教学法 |
二、间接德育方法 |
(一) 服务-学习法 |
(二) 联通主义学习法 |
(三) 科研规范结构 |
三、整合德育方法 |
(一) 宽阔学习经验法 |
(二) 整合学术法 |
(三) 跨学科学习法 |
(四) 科研-教学-学习联合体 |
第六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美国高校课堂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 研讨模式 |
(二) 讲授模式 |
(三) 渗透模式 |
二、美国高校日常德育方法的实践模式 |
(一) 网络育德模式 |
(二) 科研育德模式 |
(三) 实践活动育德模式 |
(四) 校园文化育德模式 |
第七章 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与启示 |
一、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的评价 |
(一) 合理性 |
(二) 局限性 |
二、美国高校德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
(一) 构建大德育课堂 |
(二) 教学-科研-实践三结合 |
(三) 开发新技术型德育方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概况 |
1.1.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现状 |
1.1.3 转型期与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制约因素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研究框架 |
1.5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理论基础 |
2.1 教育投资 |
2.1.1 教育投资的内涵与特点 |
2.1.2 教育投资的性质 |
2.1.3 教育投资基本规律 |
2.2 人力资本理论 |
2.3 教育公平理论 |
2.3.1 科尔曼报告对于教育公平的论述 |
2.3.2 胡森教育公平理论 |
2.3.3 帕森斯教育公平理论 |
2.3.4 罗尔斯教育公平理论 |
2.4 公平与效率协同理论 |
2.5 区域协调、供求均衡以及教育适度超前发展 |
2.5.1 区域协调 |
2.5.2 供求均衡 |
2.5.3 教育适度超前发展 |
2.6 新综合平衡理论 |
2.7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历史变迁与发展特征 |
3.1 高等职业教育投资发展背景 |
3.2 政府主导下的教育投资 |
3.2.1 政府投资的教育 |
3.2.2 政府投资教育的作用 |
3.3 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 |
3.4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 |
3.5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拨款方式特征与问题解析 |
3.5.1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拨款方式特征 |
3.5.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存在主要问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特征 |
4.1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
4.1.1 德国的学制 |
4.1.2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简介 |
4.1.3 德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模式分析 |
4.1.4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投资保障 |
4.1.5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费资助的主要形式 |
4.1.6 德国高等职业教育拨款方式的发展趋势 |
4.2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
4.2.1 美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简介 |
4.2.2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简介 |
4.2.3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保障 |
4.2.4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
4.3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
4.3.1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基本情况 |
4.3.2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来源 |
4.3.3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拨付方式 |
4.4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
4.4.1 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简介 |
4.4.2 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
4.4.3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 |
4.4.4 战后日本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政策相关法案 |
4.4.5 日本高职教育投资方面的挑战与应对 |
4.5 我国台湾省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情况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经济转型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规模、速度与结构 |
5.1 经济转型与高职教育经费概念 |
5.2 数据来源 |
5.3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数据分析 |
5.3.1 我国高职教育投资的总体面貌 |
5.3.2 我国高职教育投资的结构分析 |
5.3.3 转型期我国髙职教育投资概况 |
5.3.4 转型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占教育总投入的比重情况分析 |
5.4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发展特征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
6.1 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 |
6.1.1 经济发展层面的解读 |
6.1.2 高等职业教育层面的解读 |
6.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6.2.1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6.2.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发达省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
6.2.3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
6.3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协调度 |
7.1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与经济水平协调度的研究背景 |
7.2 研究方法与数据 |
7.2.1 研究方法 |
7.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
7.3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实证分析 |
7.4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度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空间关联性与平衡性 |
8.1 研究缘起 |
8.2 空间关联性与平衡性相关理论 |
8.2.1 区域一体化理论 |
8.2.2 区域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8.2.3 空间计量理论 |
8.3 变量的确定与数据描述 |
8.4 高职教育投资的空间自相关性 |
8.5 转型期我国省际间高职教育投资平衡发展的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算 |
8.6 政策建议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高等职业教育学费和个人投资收益率 |
9.1 学生和家长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基础理论 |
9.2 学生及家庭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意愿及负担能力 |
9.3 影响个人分担高等职业教育成本的因素 |
9.4 我国居民高等职业教育支付能力与最大经济承受能力的测算 |
9.5 国外高等职业教育学费现状 |
9.5.1 美国高等职业教育学费现状 |
9.5.2 澳大利亚高等职业教育学费 |
9.5.3 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学费 |
9.6 高等职业教育个人投资收益率 |
9.7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及未来总需求预测 |
10.1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效率 |
10.1.1 数据包络方法简介 |
10.1.2 方法、变量和数据 |
10.1.3 结果分析 |
10.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投入总需求预测 |
10.2.1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总规模预测 |
10.2.2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及投入总需求预测 |
10.3 本章小结 |
第十一章 结论与建议 |
11.1 研究结论 |
11.2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改革建议 |
11.3 基于投资分析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10)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研究 ——基于教育消费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自费留学的需求 |
(二) 自费留学的社会经济意义 |
(三) 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自费留学行为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三) 现有国内外研究的不足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 自费留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一、自费留学行为 |
(一) 留学行为 |
(二) 自费留学 |
(三) 留学教育消费 |
二、留学教育产品 |
三、自费留学市场 |
(一) 自费留学市场的运行逻辑 |
(二) 自费留学市场的竞争 |
四、自费留学行为的影响因素 |
(一) 需求与动机 |
(二) 信息的感知、搜寻与处理 |
(三) 态度、意愿与支付意愿 |
(四) 社会中的消费行为 第二章 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的特征 |
一、留学信息的获取与判断 |
(一) 留学信息的搜寻模式 |
(二) 留学信息的渠道与类型 |
(三) 留学信息的可信度 |
二、消费者的态度 |
(一) 消费者的态度差异 |
(二) 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 |
三、消费者的自我效能 |
(一) 留学行为中的自我效能 |
(二) 留学人员的自我效能 |
四、自费留学行为的风险 |
(一) 风险的类型 |
(二) 个人对风险的感知 |
(三) 个人对风险的评估 |
五、经济成本、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 |
(一) 自费留学的经济成本 |
(二) 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与支付意愿 |
六、自费留学决策的内容与机制 第三章 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的实证研究 |
一、留学动机 |
(一) 留学动机的结构 |
(二) 留学动机的差异性分析 |
(三) 留学动机的影响因素 |
二、留学教育产品的卷入度 |
(一) 经济因素对卷入度的影响 |
(二) 信息搜集模式对卷入度的影响 |
(三) 卷入度的影响因素 |
三、留学教育产品的消费意愿与决策 |
(一) 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 |
(二) 决策情境下的消费意愿 |
(三) 自费留学行为的决策框架 结论与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的问题及其原因 |
(一) 市场环境引发的问题 |
(二) 个人认知引发的问题 |
三、对策与建议 |
(一) 对消费者的建议 |
(二) 对院校和教育中介的建议 |
(三) 政府的对策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一) 研究的创新点 |
(二) 研究的不足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
四、中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负担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投资者V形处置效应与资产定价[D]. 李金龙.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2]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 ——中美日韩的对比[D]. 朱明亮.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3]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4]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学费定价机制研究[D]. 苟斐斐. 广西大学, 2019(01)
- [5]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D]. 刘同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6]我国高校收费与成本补偿问题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属高校数据分析[D]. 张玲.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7]中国消费者金融素养的水平及影响因素 ——与美国的比较研究[D]. 彭显琪. 湖北大学, 2019(04)
- [8]美国高校德育方法研究[D]. 刘兴璀. 武汉大学, 2018(01)
- [9]我国经济转型期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的现状与发展研究[D]. 濮筠. 苏州大学, 2018(01)
- [10]中国自费留学行为研究 ——基于教育消费的视角[D]. 战湛.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