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文献综述）
邹欢欢[1]（2021）在《李鸿章与守旧派互动研究（1861～1895）》文中研究说明1840年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不得不面对“千年变局”,清政府内部也不得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应对当时的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官僚群体进一步产生了很大分化。1861年“洋务运动”爆发,洋务派官员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力图使中国在实力上追赶西方各国,李鸿章是这一官僚群体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个洋务群体的思想行为特征,李鸿章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的方式改变中国目前落后的情况。但是冲突也随之产生,李鸿章作为整个洋务官僚集体的重要组成人物,与当时和洋务派官员分庭抗礼的守旧派官僚在诸多方面的主张存在分歧,因而遭到了很大一部分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守旧派官僚大多出身于科甲正途,饱受儒学熏陶,有非常强烈的卫道意识,思想较为封闭,在对待洋务这一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上,他们采取十分警戒的态度,所以在洋务新政进行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对于洋务官员进行弹劾驳正,一旦洋务建设产生弊端,这些弊端就成为了守旧派官员重点弹劾的依据。在洋务建设的过程中,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以及洋务企业创办、海防建设、铁路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行为表达。以李鸿章作为一个切入点,对比他与守旧派官僚集团在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差异,以此来探究他与守旧派官僚的关系和立场。同时,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论争对晚清政局和晚清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郑欣[2]（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董倩[3]（2020）在《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文中研究指明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不仅是新课标的教学要求,更是历史学科育人价值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本就是高中历史教学中较为繁难的问题,且近年来,受西方史观和某些不负责任的公众媒体、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影响,一些中学生在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时,存在着以当下之见衡量历史人物、以碎片盖全面、以“好人”或“坏人”为基准评价历史人物等方面的现象。是以,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是当下中学历史教学中亟待厘清的重点和难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离不开史观的引导。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首,也是其他史观的主导。因之,运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是“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教学的核心和最终旨归。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总标准和总原则,包括标准、原则和具体方法三个范畴。在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方面,应坚持社会发展或进步的标准,具体来说,要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放在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坐标中,综合考察其实践活动是否满足了时代对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民主的要求;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方面,应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原则以及阶级分析法;在历史人物评价的具体方法方面,应实现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和心理活动分析法相结合。除此之外,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授学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应引导学生辩证处理唯物史观与其他史观之间的关系、有效进行“历史神入”、运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具体到实践层面,以李鸿章为教学案例,结合部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第五单元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演示如何将唯物史观人物评价标准运用到“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中。提升教师群体、学生群体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广度和深度,以唯物史观作为历史人物评价的核心要义,无疑是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亟待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亦惟其如此,方能克服当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存在的种种问题,拓宽历史学科的育人维度。
张巍[4]（2020）在《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旅日时期、民国期间撰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李鸿章传》是其中的代表作。梁启超以李鸿章为代表来展现晚清四十年之历史,文中体现着梁启超“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的撰述旨趣,通过对李鸿章一生之行事的叙述来表现出晚清军事、洋务、外交三方面的大事记,故不同于旧史将历史描绘成“人物之画像”,可视为其新史学思想在人物传中的体现。《李鸿章传》的表现形式是以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加以呈现,并附有“序例”“绪论”“结论”,从而显示出与“中国旧文体”的不同,开启了中国近代评传体的先河。在撰述特点上亦有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择取最能体现李鸿章洋务外交活动的奏议公文及与李鸿章“关系极繁杂”湘军人物群体来叙述晚清中外交涉之历史和展现“当时之形势”。其二,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的评价方法,梁氏站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去认清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来评判李鸿章之功过,重在分析时势背景对人物活动之影响,从而对李鸿章得出了较为客观全面的评价。《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和撰述特点不仅在梁氏以后传记作品中运用广泛,更对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之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梁启超在此传中所用的书写方法,多为后世学者为李鸿章作传时加以借鉴,使得此传成为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中的代表。
李成家[5]（2019）在《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跨文化认知是全球化时代国家、民族、文化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构成。本文将跨文化认知定义为:主体对外界异质文化信息的获取和应用,是主体把异质文化信息转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并用这种知识结构指导社会实践的行为。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认知,就是典型的跨文化认知,洋务运动是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实践行为。本文以认知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特别是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发生认识论和传播学中阿克塞尔罗德的信息处理过程模式、戈夫曼关于框架的阐释等理论为直接指导,提出论文的研究框架——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具体来说,当洋务派重臣接触到关于“西方”的新信息时,他们头脑中原有的“西方”图式将自发启动,把“西方”新信息纳入原“西方”图式进行同化处理。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相符,则同化成功,他们将按原图式来认识和解释“西方”新信息,并进一步强化原“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如果“西方”新信息与原图式不符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则同化失败,进入认知的调节,他们会按照“西方”新信息的新特征来对其确定新的认识和解释,据此改造原“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最终达到主客体平衡状态。总之,无论洋务派重臣对“西方”信息处理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原有“西方”图式,还是改造原有“西方”图式或建立新的“西方”图式,这都将成为他们后续处理“西方”新信息的依据。研究可见,洋务运动是洋务派重臣认识“西方”的重要缘起,自此,“西方”成了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的重要对象。洋务派重臣对“西方”的跨文化认知呈现出明确的目的性、鲜明的实践性、价值判断的偏颇性、心理的矛盾性、情感的多维性、个体的差异性等特点,其跨文化认知渠道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西方”器物的传播、文章学说的无声浸润、与“西人”的直接交际、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等。根据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这一研究框架,按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可梳理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历程,把握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图式的发展转变。基于洋务派重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根基,他们对“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初始图式是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庚申之变后,他们对“西方”的认知由“蛮夷”转变为“暴夷”;洋务初始,他们认为“西方”所恃仅是坚船利炮的军事之强;洋务中期,他们认识到“西方”军事之强背后实为科教与商业之强;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他们最终认识到“西方”之强的根本是政制之善。从时间轴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信息处理过程模式处于持续和循环运行中,从而形成了他们“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并可据此归纳出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模式:初始图式:可笼络羁縻的“蛮夷”——“同化”西方:无法完成的任务——认知调节:不断改造并形成新的“西方”图式——主客体平衡:用“西方”图式指导洋务实践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及其发展演变,根植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之本,具体包括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观念、经世致用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从效果上看,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他们主导的洋务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的洋务观由被动走向主动,推动了洋务运动由“自强”向“求富”纵深发展,面对“师夷”困境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策略,并在洋务运动后的清末新政中呼吁清廷进行政制改革。不过,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也存在着“本我”至上的局限,他们坚持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理念,“师夷”旨在“驭夷制夷”,存在着“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奉行的洋务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实质上也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化折衷主义,这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与结局。研究与反思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对当前跨文化认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全球化发展大势所趋的今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但逆全球化的力量依然强大。对此,我们可从国家与个体两个层面寻求推动跨文化认知向善发展的路径。在国家层面,国家之间必须构建国际平等主权的政治基础,发展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与文化贸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促进异质文化的共识;在个体层面,我们应树立尊重“他我”文化的平等意识,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认知能力,以文化间性引领促进“本我”与“他我”的文化融合与共生。
冀豪伟[6]（2019）在《容闳“制器之器”工业理念研究》文中指出“制器之器”在现代意义上即制造机器的机器,是制造及加工机器基本零件的必需工具。在中国近代工业起步阶段,容闳提出了建立机器总厂、引进“制器之器”的理念,被称为晚清“工业建设最重要的新理论”,“勾画出了中国机械工业体系发展蓝图”。而且容闳经办的由国外引进的首批“制器之器”——机床对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重大。本文以“制器之器”与容闳为主线,根据中外历史文献、档案、前人研究成果、实地勘察及口述访问,从以下问题入手:一、容闳提出引进“制器之器”理念的前后过程是怎样?理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成为晚清政府的一项政策;二、容闳所引进“制器之器”的相关经费、生产公司的具体细节有哪些?在江南制造总局应用在何处;三、在以上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这一理念在晚清为何难以实现?又如何开始“制器之人”的培养?基于以上问题,论文主体共分为以下四个章节:第一章,通过对于“制器之器”理念的提出及引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论述,对容闳所处时代背景,尤其对晚清机械工业的发端简要介绍。其次,一方面从教育背景如何塑造了容闳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从社会交游如何影响其商业与机械工业视野两方面出发,对容闳的教育与社会交游背景进行了梳理与考证;第二章,以晚清洋务派中坚相关文献中“制器之器”一词的统计为基础,进而论述洋务派对于“制器之器”一词及这一理念的传播与认识,从而引出被洋务派传播与采用的理念的提出者——容闳。其次分:入曾国藩幕、安庆会晤、赴沪之行、跨洋之旅四个阶段介绍了容闳这一理念的发展过程。最后从内容、地域、产品三个层次尽力还原容闳“制器之器”理念的“真实面貌”;第三章,通过结合中美各类相关史料,尝试对容闳引进“制器之器”过程中出现的引进经费、生产公司——Putnam Machine Shop及引进后在江南制造局的应用三个问题进行了考证与解释;第四章,在前三章研究基础上,从容闳理念本身、企业生产与管理、政治与社会背景三方面对容闳提出的“制器之器”理念为何在晚清难以实现进行了解释。进而对伴随“制器之器”理念相生的“制器之人”理念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曹海东[7]（2019）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形象构建的文本研究》文中认为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是历史的主要构成之一,也是教师进行历史教学、学生进行历史学习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历史人物的挖掘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历史人物众多,许多人物在历史上存在争议等因素,教师在进行有关历史人物形象塑造时,就只能依靠主观经验和相对单一的教材内容。再加之教科书在编写上多采用以事带人手法,忽略对历史人物的描绘,教师很难直接从教科书提炼人物形象,进行历史人物教学。为了在历史教学中合理构建历史人物,以补充常规以事带人手法在历史教学中的不足,凸显人的价值,提高教学质量。本研究以李鸿章为例对高中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形象构建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界对李鸿章的研究和形象构建以及四版教科书李鸿章相关内容。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对高中历史教科书李鸿章形象构建进行研究。本研究首先回顾历史教育学界和史学界对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人物编写、历史教科书人物形象以及李鸿章形象的相关研究。其次,梳理和统计四版教科书与李鸿章有关的内容,对这些内容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研究,能够看出,教科书为读者展现了“近代化的先驱”、“清廷的栋梁、封建的帮凶”、“卖国贼”、“刽子手”四种李鸿章形象。再次,对比史学研究,四版教科书所展现的四种李鸿章形象与史学界对李鸿章形象的构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就此本研究从史学研究和教科书编写两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后,通过整合史学研究对李鸿章形象的构建,重构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李鸿章形象,提炼出“狭义的忠臣”、“近代化的‘探路者’”、“清廷的外交栋梁”、“刽子手和贪墨者”等形象。基于此,引发了关于教科书李鸿章形象构建的几点建议:第一,在教科书历史人物编写方面,要注意对李鸿章有关内容定性的统一,历史人物的编写,还要注意结论和内容尽量跟上史学研究的动态,第二,教师在李鸿章形象构建时,要坚持充分扎实史实积淀、科学提炼教材信息、汲取史学研究成果、科学人物评价标准四个原则。以求能构建一个客观、完整的李鸿章形象,以便应用于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李婵玉[8]（2019）在《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福建船政学堂作为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征途中艰难的日出,同时对当下加快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探讨福建船政学堂,不禁令人追忆官派福建船政学堂的优等生赴欧留学活动,回到历史现场,描绘留欧学生的集体画像,考察留欧学生回国后的历史贡献,进而分析其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和海军事业的开创性意义。本文在搜集大量史料,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洋务运动时期福建船政学堂官派留欧学生的留学情况以及留欧生对于清末新式海军建设的贡献。十九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为尽快培养西学人才,在官派幼童留美的经验基础上,再次派遣学生出国势在必行。在派遣留欧学生前,福建船政学堂接连派遣多批洋员及船政学生出国采买器械或出使别国考察。此外,船政学堂在开授多年近代化课程后,对于留学人员严加选拔,并进行专门培训。1877年,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欧生终于乘上开往欧洲的轮船。此次留学,与几年前的幼童留美在留学生年龄、监督选派、留学经费以及日常管理方面均有所不同。出国留学只是开始,身在异国的学子竭尽所能将先进的科技带回祖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留欧生陆续回国,其中有大量人员被选派到北洋海军任职。他们或在新式学堂任教,为近代海军发展培养后备人才,或担任舰船指挥官训练新式海军舰队,或担任军舰设计工程师,为近代海军制造世界水平的战舰,抑或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启迪民智。船政留欧生是清末光绪年间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多数来自福建,少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海外,中西文化在其心中不断调和,寻求平衡。本文也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船政留欧生:严复、萨镇冰与陈季同进行深入研究。萨镇冰是船政第一届留欧生,在海军界任职达半个世纪,直至民国年间依旧试图建设近代化的海军队伍;严复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从教北洋水师学堂二十年;而陈季同是杰出的外交家,开辟了中国近代外交之路。三人代表了船政生不同的发展方向,在近代中国解放与独立的历史中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洋水师是船政留欧生归国后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以北洋水师为开端,中国近代新式海军建设开始起步。本文在探究洋务运动时期福建船政学堂留欧生派遣始末、船政留欧生与北洋水师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发现船政学堂留欧生的作用不仅在于一时、一事,其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近代留学教育、近代军事教育以及海军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奠基意义。
盛海生,欧阳跃峰[9]（2017）在《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文中指出李鸿章外交思想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李氏"以夷制夷""和戎"外交及李氏对"宗藩体制"的处置,到底是"误国"还是"卖国"?百年来由于研究者剖析视角互异,对于其功过是非的评说可谓见仁见智。立足现有研究成果,展望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未来,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需要进一步拓展李鸿章外交思想与近代中国部分重大论题之间关系研究;应抓紧时间做好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运用史学方法,拓展李鸿章研究领域。
叶文丹[10]（2015）在《虚实之间 ——合肥城市形象传播中的“李鸿章”符号》文中提出历史名人资源是城市重要的文化符号和城市形象的组成部分,尤其城市化的发展,千城一面,很多城市越来越重视历史名人,但随之也产生了很多名人争夺之战和滥用名人资源现象,那么如何更好利用名人资源来丰富城市形象也成为了很多城市面临的问题。合肥自2003年开始大建设,朝着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迅速迈进,其发展状态在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鸿章是合肥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但由于在历史的复杂地位,因而合肥对李鸿章这一文化符号的利用又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本文通过分析在合肥李鸿章这一历史文化符号是如何被利用和重塑的,同时这样的重塑与合肥的城市形象传播又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探索在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市如何更好的利用历史文化名人,如何更好的进行城市形象的定位。城市形象是通过方方面面对外进行传播的,本文主要选取影响较大的大众传媒和实体空间两个层面,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探讨李鸿章形象的重塑。大众传媒层面分为纸媒和影像两部分。纸媒笔者主要选取了《合肥晚报》从1998年到2014年与李鸿章有关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通过对这些报道的分析发现,在2003年以前几乎没有李鸿章相关的报道,自2003年以后逐渐增多,尤其到了2008年之后。报道的内容也主要是宣传李鸿章重情重义、改革精神以及其在外交层面的作为等,这些报道通过为受众补充相关的史实,呈现出一个完全正面形象的李鸿章。影像方面笔者将《淮军》和《淮·敞开的门》这两部由合肥市政府主导拍摄的影片与以往产生较大的影响的《甲午风云》、《北洋水师》《走向共和》等进行对比,发现在《淮军》和《淮·敞开的门》这两部影片中针对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及洋务运动的解读与前期几部影片有着明显的区别,更加注重突出李鸿章的无可奈何的爱国之心和改革精神。实体空间层面,笔者选取了合肥目前与李鸿章相关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景点——李鸿章故居、李鸿章享堂以及李鸿章故里进行研究。空间是社会记忆和城市形象的传播的重要途径,空间自身的变化及其内部的呈现都具有一定的传播作用。从一系列大规模的李鸿章相关实体空间建设的开展可见李鸿章这一历史文化资源价值逐步得到重视。另一方面,空间中的文本——本文中主要是指景点的解说词——对李鸿章形象的传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对相关实体空间解说词进行分析后,发现解说词通过对不同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凸显了李鸿章的爱国和改革精神。媒体对李鸿章的宣传逐渐增多,李鸿章的实体空间建设也逐渐受到关注,这与合肥市对李鸿章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李鸿章在历史的正面作用逐步得到认可,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李鸿章作为合肥城市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是合肥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元素之一,其形象的正面塑造对合肥的城市形象建设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目前合肥对李鸿章的利用仍然是停留在较为潜的层面上,其实随着合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其城市形象也应以一种更加改革的姿态来迎接挑战,而李鸿章恰恰契合了这样的需求,在今后合肥应该更加深入有效的利用“李鸿章”
二、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提纲范文）
（1）李鸿章与守旧派互动研究（1861～189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选题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相关史料集 |
| (二)相关着作 |
| (三)相关文章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一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与开新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时期守旧思想溯源 |
| (一)明末清初守旧思潮的产生 |
| (二)洋务运动时期守旧思潮的发展 |
| 第二节 李鸿章从传统士人到开新者的转变 |
| (一)传统士人的仕途思想 |
| (二)以军旅而开新 |
| 第三节 守旧派官僚集团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演化 |
| 第二章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在洋务建设中的对立与论争 |
| 第一节 李鸿章任职北洋大臣前 |
| (一)洋务发轫阶段文化观念上的分歧 |
| (二)文化冲突中的具象表达——同文馆建设中的官员立场研究 |
| 第二节 李鸿章执政北洋大臣时期 |
| (一)洋务留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筹办海防,各业并举 |
| (三)洋务改革中的“求富”篇章:轮船招商局的建设 |
| (四)铁路建设的樊篱 |
| 第三章 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与守旧派官僚的论争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滞后:社会进步的延误 |
| 第二节 前进:促进社会进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3）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六)概念界定 |
| 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难点 |
| (一)“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点问题 |
| 1.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体现 |
| 2.历史教科书编写的重要组成 |
| 3.高考命题的重要指向 |
| (二)“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难点问题 |
| 1.“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本身及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 |
| 2.当前“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教学存在诸多问题 |
| 二、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 |
| (一)为什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 |
| 1.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 |
| 2.唯物史观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灵魂 |
| 3.唯物史观是其他史观的主导 |
| (二)坚持唯物史观人物评价标准的方法论 |
| 1.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标准 |
| 2.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原则 |
| 3.历史人物评价应坚持的具体方法 |
| 三、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教学策略 |
| (一)引导学生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与其他史观的关系 |
| (二)引导学生有效进行历史“神入” |
| (三)引导学生运用案例比较的方法 |
| 四、教学案例:用唯物史观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人物”——以评价李鸿章为例 |
| (一)教学设计 |
| (二)教学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史回顾 |
| 二、研究意义与方法 |
| 第一章 梁启超人物传记撰述概述 |
| 第一节 以“起民权移旧俗”为旨趣的传记 |
| 第二节 以“采补其所本无”为目标的传记 |
| 第三节 以“淬厉其所本有”为目标的传记 |
| 第二章 《李鸿章传》的撰述旨趣 |
| 第一节 新史学与梁启超对人物传的认识 |
| 第二节 “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 |
| 第三章 《李鸿章传》的撰述特点 |
| 第一节 中西结合的体裁体例 |
| 第二节 “举重明轻”的采择方法 |
| 第三节 知人论世与古今中外比较 |
| 第四章 《李鸿章传》与梁启超人物传记研究 |
| 第一节 梁启超人物传记作品的代表 |
| 第二节 梁启超人物研究方法的体现 |
| 结语 |
| 附录:《李鸿章传》史事考辨三则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认知与跨文化认知的研究 |
| 1.2.2 关于洋务派重臣“西方”认知的研究 |
| 1.2.3 对相关研究史料的梳理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 |
| 2.1 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 |
| 2.1.1 “图式”理论 |
| 2.1.2 发生认识论 |
| 2.2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2.2.1 信息处理过程模式理论 |
| 2.2.2 框架理论 |
| 2.3 其他相关理论 |
| 2.3.1 跨文化心理学的民族心理与文化差异理论 |
| 2.3.2 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障碍与“移情”理论 |
| 2.4 核心概念界定 |
| 2.4.1 洋务派重臣 |
| 2.4.2 跨文化认知 |
| 第3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生与渠道 |
| 3.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缘起 |
| 3.1.1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过程 |
| 3.1.2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
| 3.1.3 洋务派重臣的主要洋务活动 |
| 3.1.4 作为洋务派重臣跨文化认知对象的“西方” |
| 3.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特点 |
| 3.2.1 明确的目的性 |
| 3.2.2 鲜明的实践性 |
| 3.2.3 价值判断的偏颇性 |
| 3.2.4 心理的矛盾性 |
| 3.2.5 情感的多维性 |
| 3.2.6 个体的差异性 |
| 3.3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渠道 |
| 3.3.1 中国传统鄙“夷”观念的影响 |
| 3.3.2 “西方”器物的传播 |
| 3.3.3 书籍与报刊文章的无声浸润 |
| 3.3.4 与“西人”的直接交际 |
| 3.3.5 亲访“西方”的耳闻目睹 |
| 第4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与心理过程模式 |
| 4.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发展历程 |
| 4.1.1 “庚申之变”前后从“蛮夷”到“暴夷”的认知 |
| 4.1.2 洋务初始对“西方”军事之强的认知 |
| 4.1.3 洋务中期对“西方”科教与商业之强的认知 |
| 4.1.4 洋务末期到清末新政对“西方”政制之善的认知 |
| 4.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发展的心理过程模式 |
| 4.2.1 初始图式 |
| 4.2.2 同化“西方” |
| 4.2.3 认知调节 |
| 4.2.4 主客体平衡 |
| 第5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与影响 |
| 5.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根源 |
| 5.1.1 尊孔崇儒与尊华鄙“夷”的文化取向 |
| 5.1.2 忠君卫道与保守排外的思想意识 |
| 5.1.3 经世致用但又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哲学 |
| 5.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影响 |
| 5.2.1 促使自身的洋务观由被动向主动转变 |
| 5.2.2 推动洋务运动从“自强”向“求富”方向发展 |
| 5.2.3 加速“中体西用”调和之道的诞生 |
| 5.2.4 催生无力实现的政制改革 |
| 第6章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与启示 |
| 6.1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局限 |
| 6.1.1 从“本我”出发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 |
| 6.1.2 “本我”与“他我”的冲突及对抗 |
| 6.1.3 “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主义 |
| 6.2 洋务派重臣“西方”跨文化认知的启示 |
| 6.2.1 对国家层面的启示 |
| 6.2.2 个人层面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容闳“制器之器”工业理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容闳“制器之器”理念的形成背景 |
| 1.1 时代背景:晚清机械工业的肇始 |
| 1.2 成长背景:西方科技与商业文化浸染 |
| 1.2.1 教育背景 |
| 1.2.2 社会交游背景 |
| 第二章 “制器之器”理念的传播与内容 |
| 2.1 理念在洋务派中的传播 |
| 2.1.1 “制器之器”表述缘起 |
| 2.1.2 洋务派对“制器之器”的认识过程 |
| 2.2 容闳理念的发展过程 |
| 2.2.1 入曾国藩幕:“魂梦不忘之教育计划”有望实行 |
| 2.2.2 安庆会晤:正式提出“制器之器”理念 |
| 2.2.3 赴沪之行:主张购“制器之器”以“徐图自强” |
| 2.2.4 跨洋之旅:首批“制器之器”由纽约运抵上海 |
| 2.3 还原容闳的“制器之器”理念 |
| 2.3.1 内容上兼顾军工与民用 |
| 2.3.2 地域上着眼全国布局 |
| 2.3.3 产品上进行全球竞争 |
| 第三章 “制器之器”引进及应用 |
| 3.1 “制器之器”采购经费详考 |
| 3.1.1 采购经费的不同记载 |
| 3.1.2 采购经费考释 |
| 3.2 Putnam Machine Shop——“制器之器”的生产公司 |
| 3.2.1 Putnam Machine Shop(朴得南机械厂)简史 |
| 3.2.2 Putnam Machine Shop的产品 |
| 3.3 在江南制造局的应用 |
| 3.3.1 江南制造局的机床设备 |
| 3.3.2 “制器之器”的用途考释 |
| 第四章 对“制器之器”理念的反思 |
| 4.1 容闳“制器之器”理念在晚清为何难以实现 |
| 4.1.1 从容闳理念本身看 |
| 4.1.2 从企业生产与管理看(以江南制造局为例) |
| 4.1.3 从政治与社会背景看 |
| 4.2 “制器之器”到“制器之人” |
| 4.2.1 “制器之人”表述缘起 |
| 4.2.2 “制器之人”理念发展历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形象构建的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综述 |
| (一)历史教科书人物研究 |
| 1.历史教科书人物编写研究 |
| 2.历史教科书人物形象研究 |
| (二)史学界的李鸿章研究 |
| 1.国内史学界的李鸿章研究 |
| 2.国外史学界的李鸿章研究 |
| (三)研究述评 |
| 二、四版教科书李鸿章表述及形象分析 |
| (一)四版教科书李鸿章表述统计 |
| 1.人教版李鸿章表述统计 |
| 2.人民版李鸿章表述统计 |
| 3.岳麓版李鸿章表述统计 |
| 4.大象版李鸿章表述统计 |
| (二)四版教科书李鸿章形象分析 |
| 1.“近代化的先驱” |
| 2.“清廷的栋梁,封建的帮凶” |
| 3.“卖国贼” |
| 4.“刽子手” |
| 三、四版教科书与史学界李鸿章形象差异原因分析 |
| (一)史学研究层面 |
| 1.不同社会时代背景影响史学界李鸿章研究 |
| 2.不同政治立场左右史学界李鸿章形象构建 |
| (二)教科书编写层面 |
| 1.阶级分析法在教科书编写的应用 |
| 2.教科书的稳定性与史学研究的创新性 |
| 3.教科书具有特殊性 |
| 四、基于教科书内容和史学研究的李鸿章形象构建 |
| (一)“狭义的忠臣” |
| (二)近代化的“探路者” |
| (三)清廷的外交栋梁 |
| (四)“刽子手”和“贪墨者” |
| 五、高中历史教科书李鸿章形象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一)教科书李鸿章内容编写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
| 1.教科书李鸿章内容编写存在的问题 |
| 2.教科书李鸿章内容编写的建议 |
| (二)教师进行李鸿章形象构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
| 1.教师进行李鸿章形象构建存在的问题 |
| 2.教师进行李鸿章形象构建的建议 |
| 六、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历史文献中的洋务运动时期赴欧留学教育与海军建设 |
| 1.2.2 相关专着与期刊论文中的洋务运动时期赴欧留学教育与海军建设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前期准备 |
| 2.1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背景 |
| 2.1.1 国内背景 |
| 2.1.2 国际背景 |
| 2.2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前的游学活动 |
| 2.3 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前教育 |
| 第3章 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的具体实施 |
| 3.1 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管理制度 |
| 3.1.1 留学监督的选派 |
| 3.1.2 留学生的选拔与奖惩 |
| 3.1.3 留学生的经费计划 |
| 3.2 福建船政学堂留学生的派遣 |
| 3.2.1 第一、二批留学生的派遣 |
| 3.2.2 第三、四批留学生的派遣 |
| 3.3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留学期间课程安排 |
| 3.4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比较 |
| 3.4.1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之相同点 |
| 3.4.2 福建船政学堂生赴欧留学与幼童留美之不同点 |
| 第4章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与北洋水师建设 |
| 4.1 留欧学生归国与现代文化理念引入 |
| 4.1.1 留欧学生与新式教育 |
| 4.1.2 留欧学生归国与现代知识引入 |
| 4.2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建设 |
| 4.2.1 北洋水师发展概况 |
| 4.2.2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前期发展 |
| 4.2.3 留欧学生归国与北洋水师后期发展 |
| 4.3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像及杰出人物 |
| 4.3.1 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群像 |
| 4.3.2 船政留欧生中的杰出人物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9）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以夷制夷”和“和戎”外交论 |
| 二、“误国”和“卖国”论 |
| 三、李鸿章与近代宗藩体制 |
| 四、余论 |
（10）虚实之间 ——合肥城市形象传播中的“李鸿章”符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三、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
| (一) 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
| (二) 社会记忆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中的不足 |
| 第二章 李鸿章与合肥：城市发展与城市形象建构 |
| 一、现代化大都市建设道路上的合肥：由保守到改革 |
| (一) 保守的中部城市 |
| (二) 二十世纪初的突围,建设现代化大城市 |
| 二、“李鸿章”在合肥的记忆：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利用 |
| (一) “宰相合肥天下瘦” |
| (二) 多方博弈下的李鸿章故居修复 |
| (三) 合肥城市文化符号：包公与李鸿章之争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媒介空间中的“李鸿章”符号：被重塑的改革领袖 |
| 一、“纸媒”中的李鸿章 |
| (一) 紧跟城市发展的报道节奏 |
| (二) 多层次的正面形象建构 |
| 二、影像文本中的李鸿章 |
| (一) 影像记忆中的李鸿章：从卖国贼到民族英雄 |
| (二) 被重塑的无能为力的裱糊匠 |
| (三) 被强调的艰辛的改革者 |
| 三、作为城市文化符号的李鸿章：宣传主导下的碰撞与重塑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空间中的“李鸿章”符号：被重新解读的晚清重臣 |
| 一、声势浩大的李鸿章相关实体空间建设 |
| (一) 多方重视的的李鸿章故居扩建 |
| (二) 与爱国人士齐名的李鸿章故里建设 |
| (三) 李鸿章形象：从仿真官服到半身铜像 |
| 二、空间中的文本解读：解说词中的选择与强调 |
| (一) 无奈的爱国忠臣 |
| (二) 晚清重臣 |
| 三、作为城市文化资本的李鸿章：政治经济双重作用下的重新解读 |
| 四、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参考文献）
- [1]李鸿章与守旧派互动研究（1861～1895）[D]. 邹欢欢.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3]坚持唯物史观：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评价[D]. 董倩.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试论梁启超的人物传记撰述 ——以《李鸿章传》为中心[D]. 张巍. 兰州大学, 2020(01)
- [5]洋务派重臣的“西方”跨文化认知研究[D]. 李成家. 湖南大学, 2019(07)
- [6]容闳“制器之器”工业理念研究[D]. 冀豪伟. 山西大学, 2019(01)
- [7]高中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形象构建的文本研究[D]. 曹海东.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8]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活动与清末北洋水师建设研究[D]. 李婵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J]. 盛海生,欧阳跃峰. 广西社会科学, 2017(08)
- [10]虚实之间 ——合肥城市形象传播中的“李鸿章”符号[D]. 叶文丹. 安徽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