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本效益分析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应用（论文文献综述）
陈振生[1]（2021）在《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疗资源极大丰富,医疗技术不断提高,为我国居民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不断下降。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等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分级诊疗制度初步建立,实现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公立医院公益性淡化、“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一直阻碍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事关居民的健康和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2009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医疗体系改革的开始,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其中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主要探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相关内容,如医疗服务如何定价、财政补助的标准如何制定、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起付线和自付比如何设置来平衡“保大病”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两个目标,当支付方式从后付制向预付制转换后,预付制支付标准如何确定等。具体如下:第一,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利用因果关系图分析补偿机制改革实施前后公立医院的应对。研究发现,在资源投入数量不变的前提下,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之间存在资源竞争关系;如果财政补助减少,公立医院会减少社会职能产出、增加人均医疗服务量或增加人均药费进行应对;考虑社会效益后,政府应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第二,以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为例,估测预付制支付方式的支付标准。研究发现支付标准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分担的保留效用、患病的平均治疗成本和弥补医院亏损的风险成本。分担医院的保留效用具有一定的人数门槛,需要达到一定人数后达到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风险分担的作用。为有效实施按人头付费支付方式,提出了对患者、公立医院、医保机构的建议。第三,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基于共同代理模型,分析医疗服务价格标准、财政补贴标准及相应的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制定。研究发现政府为了激励公立医院在社会职能上付出更多努力,对公立医院的经济职能进行了负向激励,即惩罚。这不仅导致患者获得医疗服务支付的成本超过了所获得的效用,导致“看病贵”,而且造成公立医院经济职能的供给减少,产生“看病难”。为了保证消费者均衡,医疗保险应对重症患者采用高起付线和低自付比,实现保大病;对轻症患者,应采用低起付线和高自付比,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第四,分析不同市场结构下,公立医院面对不同的竞争对手和竞争方式时的补偿标准。研究发现,当政府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由公立医院自主定价时,医疗保险的出现不仅会使医疗服务潜在的最高价格上升,而且会降低患者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而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大;需求价格弹性越小,医疗服务供给量越小;在公立医院完全垄断市场供给条件下,公立医院存在改善医疗服务质量的可能。同时,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医疗服务价格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改善质量的内容。如果改善质量对成本产生的净效应为负,则改善质量会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而净效应为正,则会使医疗服务价格上升;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可能不会提高质量、抑制价格上涨。在寡头市场——质量模型中,与公立寡头市场的均衡结果相比,混和寡头市场中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竞争使均衡结果出现四种可能情形,分别是: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上涨;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下降;产量增加、质量投入增加、价格下降;产量减少,质量投入减少,价格上涨。第五,利用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公立医院效率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发现,在公立医院效率评价中,忽略公立医院社会职能产出会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在对公立医院2011-2018年生产效率评价中,发现改革效果不显着,且生产效率总体来说有小幅下降。在影响公立医院效率的因素中,财政补助对公立医院的效率变化影响不显着;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的改革也未使公立医院效率得到改善;医疗服务价格对公立医院效率变化影响显着,但门诊服务价格和住院服务价格产生影响的方向相反。第六,为了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对公立医院效率的影响,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进行评价。消除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后,公立医院整体效率有改善,表明由于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存在,导致对公立医院效率的低估。降低门诊服务价格、提高住院服务价格、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需求,既有利于公立医院生产率提高,也有利于静态效率改善;但参保比例、财政补助和竞争对公立医院的生产率没有显着影响,而对公立医院静态效率既存在正向影响,又存在负向影响,最终结果是正负影响抵消,没有对公立医院效率产生显着影响。本研究有三点创新:首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参与约束为条件,对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标准进行测算;其次,以消费者均衡为视角进行分析,提出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并形成与财政补助、起付线、自付比等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再次,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产出变量共同纳入效率评价模型,对公立医院进行更准确的效率评测。
管淑慧[2]（2021）在《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文中研究说明当前,许多国有企业都建立了包含内部审计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是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国家相关政策下,国有企业的内部审计面临着升级的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改善内部审计形象、细化职能定位、注重内外部风险的管控、建立新型增值型内部审计体系,以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
叶子平[3]（2021）在《基于需求角度的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研究》文中提出研究背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疗卫生费用支出逐年递增,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作为提高医药资源分配效率的决策工具,药物经济学评价,尤其是成本-效用分析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成本-效用阈值是成本-效用分析的经济性判定标准,其科学合理与否决定备选方案的取舍,进而直接影响医药资源配置科学程度。我国开展的成本-效用分析往往采用WHO 2003年推荐的1-3倍人均GDP作为阈值标准。虽然此阈值为我国的成本-效用分析提供了经济性判断标准,但是其本身存在许多弊端与局限性。国外关于成本-效用阈值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重点同时关注理论层面也关注实证层面。在判断干预措施是否具有经济性时,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其机会成本作为衡量标准,另有大量学者认为应该以健康的消费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前者为供给方视角,后者为需求方视角,后者代表的是社会愿意为额外的健康收益所支付的最大金额,常表示为对一个额外QALY的最大意愿支付值（Willingness-to-pay for a QALY gain,WTP/Q）。分析相关国内研究发现,我国关于阈值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方法学和应用现状的探讨上,实证研究较少,且往往样本往往不具有代表性,或健康结果的测量方式不是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常用的QALY。研究目的及内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总目的是从需求角度出发,探索以QALY作为健康结果指标、能够指导实际药物经济学评价的成本-效用阈值。具体研究内容如下:①系统阐述成本-效用阈值研究的背景、现状、概念理论、阈值测量方法和意愿支付调查法;②对基于需求角度的成本-效用阈值研究进行系统综述,总结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情境,同时利用meta回归探索WTP/Q的影响因素;③结合理论分析和文献计量研究,构造需求角度阈值设置调查方案和调查问卷,采用配额抽样,对中国人群的成本-效用阈值进行问卷调查,利用两部分回归构造阈值的多重决定因素模型。研究方法首先,基于概念分析和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梳理总结,详述以1～3倍人均GDP作为成本-效用阈值的弊端,探讨最佳成本-效用阈值的设置方式,并对意愿支付调查法进行系统研究。其次,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和meta回归技术,对需求角度的成本-效用阈值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归纳,总结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情境,为本研究的后续开展提供基于证据的方法学指导。本部分应用随机效应meta回归模型,采用矩量法评估经过Knapp-Hartung修正的真实研究间方差,通过用4分位数代替WTP/Q极值进行敏感性分析,以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第三,基于理论研究和文献研究的结果,构建调查问卷,开展问卷调查。本次调研问卷由引导词、生命质量评估、虚拟健康状况展示、意愿支付、个体特征等5大部分组成。本研究最终采用配额抽样结合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以受教育程度、年龄、收入、性别和常住地类别作为配额变量。以《中国统计年鉴2020》的我国人口数据的分布为基准,设定本研究的样本配额比例。本次调研的访问员均为在校本科生或硕士生。所有访问员均需参与为期两次的调查员培训,在调查员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正式调查。最后,以如下方式展开数据分析:对于个体特征数据,连续变量以平均值、标准偏差（SD）、中位数、四分位数范围（IQR）和实际取值范围表示,而分类变量则由每组中样本的数量和比例表示;区分实际零值、抗议值及非理性值,在后续数据分析中不纳入抗议值和非理性值;基于前景理论调整概率值,描述各虚拟情境WTP/Q的均值;依据医疗服务需求理论,采用基于probit模型和广义线性函数的两部分回归模型构造阈值的多重决定因素模型。主要研究结果概念分析与理论研究结果:①以1-3倍人均GDP作为成本-效用阈值的局限性主要有:健康结果指标为DALY而非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常用的QALY;WHO推荐的阈值为平均成本效果比的阈值,其与成本-效用分析中增量成本效用比的阈值为不同概念。②最佳成本-效用阈值的设定方式应结合供需两方视角。依赖单一来源的阈值最终必导致社会资源的次优分布。③针对意愿支付调查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问卷设计和数据处理。在开展调研时应设置尽可能多种类的问卷,以使调研数据更具有代表性;而针对引导技术的改善,详细且贴近实际的支付卡数值设置更能引导出受访者真实的意愿支付值。关于意愿支付调查法的数据分析方式,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对抗议值的区分和对0意愿支付值的处理。系统综述和Meta回归结果:本研究在系统综述中纳入33篇相关文献。结果表明多数研究仅以提高生命质量作为虚拟情境中健康结果,且健康结果往往具有确定性。同时,超过一半的研究使用支付卡法作为其意愿支付引导技术。Meta回归结果表明,WTP/Q值与不同种类的健康结果（提高生命质量或延长生命）、健康结果的确定性（概率性健康结果,风险性健康结果或其二者的混合）、QALY值的大小和样本的平均年龄等因素相关。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WTP/Q值,相关研究人员在开展阈值调研时,应该同时包含提高生命质量和延长生命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虚拟情境,还应该纳入不同概率、QALY大小不同的健康结果。并且,应保证样本的社会人口学数据具有代表性。基于需求角度的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研究结果:本研究共纳入有效样本2008人,样本的性别构成、年龄组成、受教育程度、常住地和收入分布基本符合我国人群的特征,整体样本代表性良好。本次调研结果共包含4016个意愿支付回答,其中抗议值共270个,非理性值298个。剔除抗议值和非理性值,共3058个意愿支付值纳入后续数据分析。最终结果表明WTP/Q平均值为113,987元,中位数为36,236元。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WTP/Q平均值为96,760元。对于提高生命质量的WTP/Q,平均值82,204元,而对于延长生命情境WTP/Q平均值为174,838元。基于需求角度的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本研究以WTP/Q值为因变量,以社会人口学、受访者健康状况和虚拟情境三大类变量为自变量,在考虑聚合效应的基础上,应用probit和广义线性模型对影响WTP/Q的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大,人们选择去花钱购买医疗干预措施的概率越低,但年龄对于WTP/Q的大小没有显着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WTP/Q值越大;同时,受访对象的身体感受如疼痛、抑郁也会影响WTP/Q结果;虚拟情境的QALY越大,WTP/Q越小。绝症情境的WTP/Q值显着高于可治愈疾病的WTP/Q。在其它变量一致的情况下,和50%健康结果概率的虚拟情境相比,在100%的可能获得健康的情境下WTP/Q更低。未来研究展望首先,应对以QALY作为健康结果的供给角度成本-效用阈值进行研究;其次,鉴于受访对象对绝症情境的WTP/Q远远高于普通可治愈疾病,未来研究应对癌症和罕见病等特殊疾病领域的成本-效用阈值进行研究;最后,应综合供给和需求角度,建立成本-效用阈值的长期研究视角。
姚建森[4]（2020）在《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糖尿病为代表的慢性疾病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首要问题。我国糖尿病存在着“一高三低”的特点,即“高患病率、低知晓率、低治疗率和低控制率”,由此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作为一种渐进性、尚无法治愈的慢性疾病,糖尿病控制要求为患者提供包括健康教育、行为干预、药物治疗、康复和护理等在内的长期的、多方面、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服务。这就要求现有的卫生体系适应糖尿病控制的要求,朝着综合性、整合型的方向转变和发展。全球实践经验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慢性病管理是实现糖尿病控制的关键策略。我国糖尿病管理的探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并逐渐从以医院为主导的管理方式转向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模式。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为指导,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为平台,以社区为优选路径,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主要手段的糖尿病管理实施框架。然而,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错位配置、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薄弱、以及医疗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等,符合患者需要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在现有的实施框架难以有效地发挥出作用;与此同时,糖尿病患者管理最为关键的血糖控制指标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下也未得到明显改善。如何从社区层面进一步提高糖尿病控制效果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迫切需要对我国现有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以找出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障碍因素,进而总结和提出具有推广价值的关键策略。通过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和问题的分析大部分是基于患者层面的,涉及患者血糖控制、自我管理行为、服务利用和满意度等;从卫生系统层面的评价研究较少,也缺乏理论的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的这些研究多为定性或者定量的描述,缺少政策评价方法的应用,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内在的机制揭示不足。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的研究多关注患者个体的因素,较少的研究分析了卫生系统因素对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同时,卫生系统因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被忽视。因此,现有的研究尚未能全面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为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做出回答: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实施框架下,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如何?影响效果的因素有哪些,包括卫生系统因素和需求方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基于卫生系统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级,系统地分析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现状,探索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出优化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具体目标为:（1）以WHO卫生系统框架和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2）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现状,探索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社区管理服务对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和机制;（3）从需方层面,分析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探讨影响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关键的认知和心理因素;（4）从供方层面,分析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探讨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差异以及造成该差异的关键卫生体系要素;（5）基于供方和需方两个层面的分析,系统地提出改善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关键策略和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的研究设计,以宏观的WHO卫生系统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为指导,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和实证模型。三个实证模型紧扣研究目标和分析框架,在关系上相互递进,以全面揭示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具体分为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细分为主效应和交互效应两个子模型）、患者层面的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和卫生体系层面的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分析模型。实证模型中包含的指标主要有患者血糖控制指标、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指标、自我管理行为指标、患者认知和心理因素和宏观的卫生体系要素。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山东省糖尿病社区防治管融合试点项目》,项目实施时间为2016年4月-2018年4月。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县（区）作为样本地区,数据收集包括定量和定性两部分。定量数据主要为患者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机构问卷调查和医务人员问卷调查;定性数据主要为政策文件收集、关键人物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具体而言,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八个样本县（区）的72个社区（村）中,随机选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管理系统的2型糖尿病患者2520名,对其进行空腹血糖测试和问卷调查;采用目的抽样,对为72个样本社区（村）提供糖尿病管理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进行问卷调查;在机构调查基础上,有目的地选取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以及糖尿病管理有关的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此外,从每个样本县（区）随机抽取一个样本社区（村）进行焦点小组讨论（成员: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和卫生室成员6-8人）。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患者空腹血糖和问卷调查数据2166份（完成率86.0%）;机构问卷86份,包括24家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和62家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共收集有效的医务人员问卷444份;完成访谈134人,焦点小组讨论8组。本研究中,定量资料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分类回归树模型、交互作用分析、多水平模型、潜在类别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等。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用于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影响的主效应;分类回归树模型主要用于识别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中可能存在交互作用的因素,并进一步采用交互作用分析,验证和判定交互作用的大小;潜在类别分析主要用于分析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特征,将多维度的自我管理行为变量转变成单一维度变量;中介效应分析是在潜在类别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自我效能在糖尿病知识与自我管理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大小;多水平模型主要用于分析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定性访谈资料主要采用主题框架分析法。研究结果（1）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分析:2166名2型糖尿病患者的平均空腹血糖水平为8.0mmol/L;血糖控制达标率为42.8%。不同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患病时长和是否有并发症划分）的患者在血糖达标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血糖控制率要高于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48.7%v.s36.9%,p<0.05）。（2）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在自我管理行为方面,患者进行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规律服药和自我血糖监测的比例分别为74.5%、54.6%、50.4%和25.8%。基于潜在类别分析,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分为积极自我管理和消极自我管理两个类别;患者归属两个类别的比例分别为65.7%和34.3%。在服务提供方面,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主要包括药物治疗、随访管理和健康教育,分为由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和由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直接提供两种类型,且以后者占大多数;调查的两类基层医疗机构报告为患者提供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比例均为100%。在服务利用方面,患者主要选择在基层医疗进行药物治疗、在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以及不进行药物治疗的比例分别为36.7%、49.5%和13.9%;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规范的随访管理服务的比例为49.6%;患者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的比例为57.9%。（3）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和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在疾病严重程度轻的患者中,患者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3.07,95%CI:2.05～4.60）、是否利用健康教育服务（OR=1.38,95%CI:1.05～1.80）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药物治疗服务利用与体育锻炼行为、随访管理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服务利用与自我血糖监测行为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主要从基层医疗机构之外进行药物治疗且不进行体育锻炼（OR=0.87,95%CI:0.77-0.97）,较少地利用随访管理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48,95%CI:0.30～0.78）,未利用过健康教育服务且自我血糖监测≥1次/月（OR=0.62,95%CI:0.41～0.94）,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在疾病严重程度重的患者中,患者的年龄（OR=1.61,95%CI:1.22～2.14）、婚姻状况（OR=1.67,95%CI:1.13～2.47）、人均家庭收入（p<0.05）、是否进行药物治疗（OR=6.22,95%CI:3.36～11.5）、规律服药行为（OR=0.71,95%CI:0.54～0.93）以及自我血糖监测行为（OR=0.62,95%CI:0.45～0.84）对血糖控制具有主效应。同时,患者随访管理服务利用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规律服药行为、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行为、体育锻炼和规律服药行为对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患者不利用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随访管理服务且不规律服药（OR=0.77,95%CI:0.63～0.89）,不控制饮食且不规律服药（OR=0.64,95%CI:0.47～0.87）,不控制饮食且不体育锻炼（OR=0.58,95%CI:0.35～0.95）,不体育锻炼且不规律服药（OR=0.60,95%CI:0.40～0.89）,血糖控制不达标的可能性更大。（4）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患者糖尿病知识的平均得分为10.3分（满分16分）,正确回答率为64.7%;患者平均的自我效能得分为31.9分（满分40分）;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和自我管理行为三者之间均为正向的相关关系（p<0.05）。中介作用分析显示,自我效能是糖尿病知识对自我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5.3%。（5）卫生体系要素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在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服务上,村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糖尿病患者对该服务利用的比例高于乡镇级基层医疗机构管理的患者（p<0.001）;但在随访管理服务上,两类机构的患者服务利用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患者对乡镇级医疗机构提供的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受到该类机构所在地区、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和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糖尿病患者个体水平的差异后,患者对村级基层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药物治疗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该类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的影响;随访管理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每千服务人口机构卫生人员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和基本公共卫生糖尿病管理绩效考核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健康教育服务的利用主要受到机构配备的糖尿病药品种类数、基层医疗机构间信息系统联通程度以及机构医务人员糖尿病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1）山东省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较差,亟待提升;（2）不同疾病严重程度患者血糖控制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病情轻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糖尿病管理服务利用因素的影响;病情重的患者血糖控制主要受到自我管理行为因素的影响;（3）患者糖尿病知识水平低和自我效能差是阻碍患者自我管理,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重要因素;（4）尽管糖尿病药物治疗服务、随访管理服务和健康教育服务在基层医疗机构有着较高的可获得性,但患者对这些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较差;（5）基层医疗机构糖尿病治疗药品种类不全、信息系统缺乏联通、卫生人员数量不足和能力较差以及绩效考核不合理等卫生体系问题制约着患者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的利用,影响着糖尿病社区管理的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基层慢性病分级管理制度建设,推动糖尿病患者分级管理;（2）重视患者健康赋能教育,有效提升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3）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改善患者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1）研究视角的创新:与以往单一地从供方和需方角度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采用了系统的思维,基于卫生体系的视角,从供需双方两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目前我国糖尿病社区管理的运行效果、问题和相关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策略和建议。（2）分析模型的创新:本研究将宏观的WHO卫生系统分析框架和微观的社会认知理论相结合,构建了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分析的综合框架;并以此建立了相互关联、彼此递进的三个实证模型,实现对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的有效揭示。（3）分析方法的创新:本研究的一大特色是依照研究框架,将多水平模型、路径分析、交互作用分析和主题框架法等多种定量和定性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中,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了影响社区管理效果的关键因素,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应用较少。本研究的不足:（1）本研究在探究影响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的因素时,重点从卫生系统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和服务提供层面的因素;对卫生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社会网络和支持、宏观的政治文化环境等因素较少,仍待进一步的研究。（2）本研究以山东省八个样本县（区）代表山东省整体状况,结论适用于山东,尚不能推广至全国。
李红敏[5]（2020）在《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医疗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是全球性的问题。研究表明,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增强资源缺乏地区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互联网的可及有助于缩小城市和农村居民健康知识获取和卫生服务利用差距,提升健康公平。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卫生人力数量不足、服务能力欠缺,需要提升卫生服务可及性;西部农村居民在获取卫生服务过程中,还存在医疗机构地理距离远、自身经济能力差等方面的障碍。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居民的卫生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是我国卫生体系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相关卫生政策将通过互联网技术以在线的形式提供卫生服务以提升西部和偏远地区的卫生服务可及性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在线卫生服务的形式已经发展成为传统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补充部分。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提升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方面有很大的潜力,与此同时,在线的卫生服务提供形式也有加剧卫生服务不公平的可能:经济水平更高、支付能力更强的发达地区更有可能利用在线卫生服务,而如何让信息技术真正成为提升西部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的途径,真正解决这些地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是卫生服务相关政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到,在线卫生服务提供策略需要以改善健康结果为目的,以居民真正的健康需求为在线卫生服务的出发点。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形式明显的需求不足,是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线卫生服务相关研究视角广,从技术、服务提供和服务接受等方面对在线卫生服务发挥作用进行了探讨,可以为我国在线卫生服务发展提供一些证据;但是现有的研究在以下方面存在不足:研究的理论框架多数以技术理论为核心,而卫生服务的本质是提升健康,不能以发展技术为导向,需要更多的关注健康需求特征对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的影响;针对居民的研究以现有的实际利用特征为主,很少有研究关注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而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是实际利用的前提;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优质卫生服务资源缺乏,更需要发展在线卫生服务,是其发挥作用的重点,而针对偏远地区的研究少。为了让在线卫生服务在提升不发达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更好的发挥作用,需要以下研究证据:研究理论需要打破现有技术理论主导的情形,转而从健康需求的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更好的体现卫生服务的本质;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需要探索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是经济条件主导还是健康需要主导,哪些因素是可以通过社会干预策略改变的,可以更有针对性的促进其利用;实际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选择在线卫生服务的意愿和支付在线卫生服务费用的能力,需要从支付能力、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方面开展,为未来在线卫生服务市场的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证据。研究目的和意义我国在线卫生服务相关研究存在不够深入的问题,尤其是缺乏需求方的研究已经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本研究拟回答的问题包括:1)如何以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为基础,从需求方的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特征及影响因素?2)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实际的利用是否以健康需要为导向?3)西部农村地区居民遇到健康问题时,是否愿意选择在线卫生服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4)西部农村地区居民是否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取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从研究问题出发,本研究的总目标是通过对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特征和选择意愿、支付意愿深入分析,明确影响因素,为西部地区在线卫生服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达到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医疗服务质量和可及性的最终目的。具体的研究目的包括:全面了解西部农村地区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和影响因素;构建在线卫生服务利用、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分析模型;分析和揭示在线卫生服务利用、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测量和分析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探讨在线卫生服务支付意愿与价格的关系;提出西部农村地区在线卫生服务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选取西部省份宁夏的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和支付意愿的实证研究,主要的理论意义:理论上以卫生服务利用模型为基础,提供除技术理论之外新的研究思路,为推进在线卫生服务提升卫生服务可及性提供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在支付意愿分析的基础上评估居民的在线卫生服务需求,探讨价格与需求量的关系,为卫生服务领域中条件价值法和需求评估的应用积累方法学经验。研究现实意义包括:宁夏已经成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试点区,承担着重要的政策价值,本研究从宁夏农村居民角度探讨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和支付意愿,对在线卫生服务的发展策略、筹资政策具有直接的政策参考价值,对于服务提供方式、服务内容优化、服务定价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研究方法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其中体现家庭在线卫生服务利用的指标包括两方面:实际的利用状况和潜在的利用意愿。实际利用状况为:过去一年,调查家庭是否利用过在线健康信息获取、在线问诊、在线与医生交流、其他在线卫生服务方式（如在线挂号等）;利用意愿包括调查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自变量的选取基于安德森卫生服务利用模型,包括调查家庭的倾向性特征、使能资源、健康需要特征、卫生服务可及性四方面。调查于2018年6-7月进行,调查样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方法获得。从宁夏选取同心县、西吉县、青铜峡市、惠农区四个县区的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四个县区分别位于宁夏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医疗卫生资源等方面具有代表性。最终共调查了 49个村的1354户家庭,以每户家庭的关键知情人作为调查对象,获取家庭基本信息、在线卫生服务的实际利用、选择意愿、支付意愿;调查抽样点内村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了解在线卫生服务的开展情况;目的抽样抽取32名调查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具体包括农村居民和基层卫生服务人员。同时,本研究还对宁夏地区在线卫生服务供给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和分析,包括宁夏远程会诊系统和智慧互联网医院的供给。数据分析方法:单因素分析用来描述调查家庭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及选择意愿特征,Logit回归分析农村家庭利用和选择在线卫生服务的影响因素;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调查家庭的支付能力;条件价值法获取调查家庭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意愿和支付意愿;Tobit回归分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支付意愿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需求曲线拟合,分析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需求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计算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对比实际定价水平、居民支付意愿及需求弹性,探讨需求量与定价水平的关系。主要结果1.调查对象的基本特征:宁夏政府相关部门对互联网技术在卫生领域的应用探索走在全国前列,在政策环境、实践策略方面都有重要突破。在线卫生服务实践方面,宁夏的主要做法包括建设在远程医疗服务平台、智慧互联网医院等方面:宁夏现在已经建成了国家-自治区-市-县-乡五级联动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覆盖了全区的基层医疗机构、市级和区级医院,并达到了初步提升基层机构服务能力的效果;好大夫与银川市政府合作建立的互联网医院也是宁夏在线卫生服务的重要形式,网站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医生提供在线卫生服务的平均价格为65.52±67.87元,医生的不同级别、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级别等会对定价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了宁夏四个县区的农村居民作为在线卫生服务需求的调查对象,共调查了来自1354户家庭的关键知情人,平均年龄44.54±10.22岁,汉族占三分之二（67.95%）,约一半（47.78%）的调查对象为女性。调查家庭中,健康知识测试平均分为3.57±1.18分;过去一年（2017年）的家庭收入平均为39150.17±51196.30元;调查家庭距县医院的平均距离为21.39±30.04公里;调查家庭中,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为406户,占29.99%;有5岁及以下儿童的394户,占29.10%;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的家庭为512户,占37.81%。2.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和影响因素分析:调查家庭过去一年中,总体上使用过一种及以上在线卫生服务（包括在线健康信息查询、在线问诊、与医生在线交流、其他形式）的为640户,占被调查家庭的47.27%;其中,使用最多的服务形式为在线健康信息查询,占37.08%;使用在线问诊的占7.24%,与医生在线交流沟通的占15.51%。总体来看,调查家庭的倾向特征因素、使能资源、健康需要、卫生服务可及性都对在线卫生服务利用有影响。从倾向特征来看,受教育程度影响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在使能资源中,较高的健康知识得分和收入水平会促进利用;在健康需要因素中,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与家庭中有慢性病患者、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及过去一年有住院病人有关;在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的家庭,更可能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各种卫生服务。其他不同的在线卫生服务类型也呈现了类似的特征。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分析结果看,宁夏农村家庭是否利用在线卫生服务更多的是由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态;健康需要因素只是决定是否利用的次要因素。因此,宁夏农村家庭总体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并不是以健康需要为导向,利用过程中存在电子鸿沟。3.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能力和选择意愿分析结果支付能力分析: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结果看,家庭人均收入小于等于5301.33元的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无支付能力,占总体调查对象的6.57%;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301.33元到19562.19元之间家庭的对在线卫生服务支付能力弱,占总调查家庭的22.60%,可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获取部分支付能力;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9562.19元以上的家庭,对在线卫生服务有支付能力,占总体的70.83%。其中,对在线卫生服务无支付能力和支付能力弱的家庭可以认为对在线卫生服务没有客观的支付能力,共占被调查家庭的三分之一。选择意愿分析:在健康咨询情境中,如果家庭成员出现了不熟悉的症状,可能会有较大的健康问题时,分别有60.27%和62.48%的家庭会选择在线咨询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的医生;当所遇到的健康问题涉及到隐私时,选择利用在线咨询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的家庭比例分别是55.24%和58.94%。调查家庭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健康需要、卫生服务可及性及以往在线问诊的经验,都会影响到假设情境下的选择。在检查确认情境下,分别有57.09%和60.93%的调查家庭愿意使用在线问诊的方式向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进行咨询;在利用当地医院远程设备进行在线咨询的情境下,分别有62.32%和66.54%的调查家庭愿意选择对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进行咨询。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高、家中有慢性病病人或近一个月有患病者的家庭、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有过在线问诊经验会促进调查家庭对检查确定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意愿。4.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分析在健康咨询情境下,情境1中,愿意选择二级医院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5.69±97.36元和97.98±119.73元,中位数分别为30元和50元。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调查家庭的民族、健康需要和卫生服务可及性,及是否有过使用在线问诊服务的经历。有慢性病患者、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使用过在线问诊、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会增加此情境下的支付意愿。从需求曲线来看,相同价格水平下,有更多的家庭会选择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如价格定为100元,分别有15%和30%的家庭选择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健康咨询情境下,需求价格弹性随着价格水平提高而提高,当价格为56元或87元时,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当价格高于56元或87元时,在线卫生服务为富有弹性。在情境2下,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对象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65.87±93.71元和100.37±123.25元,中位数分别为30元和50元。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和需求曲线看,调查对象呈现与一般健康问题相似的特征。需求价格弹性在此情境下随着价格的增加而升高,当价格大于56元或89元时,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为富有弹性。以此为标准,好大夫网站上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医生的定价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但是仍高于农村居民支付意愿的中位数。在检查确认情境下,情境3中,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或者三级医院医生的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82.18±105.18元和121.54±136.29元,中位数分别为50元和80元。支付意愿值的影响因素包括调查家庭的民族、健康需要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及使用在线问诊服务的经验。调查家庭中有慢性病人、过去一个月有患病者、使用过在线问诊、距离地市级医院较远,会增加此情境下的支付意愿。从需求曲线来看,相同价格水平下,有更多的调查家庭会选择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如价格为100元时,选择二级医院或三级医院医生提供在线卫生服务的家庭分别为22.49%和37.81%。需求价格弹性随价格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当价格为70元或108元时,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咨询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1。在情境4下,愿意选择二级医院医生和三级医院医生的调查家庭平均支付意愿值分别为87.00±109.25元和131.80±141.41元,中位数分别为50元和90元。从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和需求曲线看,调查家庭与情境3呈现相似的特征。需求价格弹性随着价格的增加上升,当价格大于75元或119元时,二级医院医生或三级医院医生提供的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为富有弹性。以此为标准,宁夏政府远程服务的定价处于富有弹性的价格区间,降低价格可以更好的释放需求。讨论与政策建议研究的主要发现:互联网在宁夏农村地区居民获取卫生服务和健康信息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宁夏农村家庭现在的在线卫生服务利用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不是健康需要因素,电子鸿沟存在于服务利用过程中;宁夏农村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有相当高的选择意愿,并且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在线卫生服务,但从中位数看,支付意愿值偏低;宁夏现在开展的在线卫生服务需要考虑当地居民的健康需求和支付意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相应的政策建议:1)以服务提供为核心、健康需求为导向发展在线卫生服务;2)加强互联网健康教育项目,提升居民信息和服务搜集和鉴别能力;3)完善准入政策和监督体系,创建互联网健康信息环境;4)关注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弱势群体,满足多元化的在线健康需求;5)充分发挥在线卫生服务功能,加强西部农村地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6)建立可持续的筹资发展机制,为在线卫生服务提供资金支持;7)全社会参与,促进在线卫生服务的发展。创新点和不足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上:研究对象选择宁夏农村地区的居民,为互联网技术提升西部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提供直接的证据;2)研究和分析方法上,以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和潜在需求为切入点,从需求方全面深入的探讨在线卫生服务的利用状况、选择意愿、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并分析了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为此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定价和筹资参考,目前尚未发现有类似研究;3)研究结果:得到了西部地区居民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支付意愿值,构建了需求评估模型,得到了不同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需求曲线,为在线卫生服务定价、筹资政策提供了参考,在该领域具有先进性。本研究的不足在于,1)研究设计为横断面研究,因果推断还需要未来更深入、周期较长的研究;2)本研究设定了简化的情境,描述了服务提供者来自医院的层级情况,而现实中情况更为复杂,未来研究可以针对具体疾病探讨病人对在线卫生服务的潜在需求状况;3)互联技术发展迅速,研究可能忽略其他新兴的服务提供方式,如健康相关App的使用、在线医药服务等。
毛一晴[6]（2020）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旨在剖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以多层面理论整合模型为指导,识别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主体及产生的动力作用,以此为基础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模型。探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实现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间的关系,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靶点、作用路径与作用方式。以促进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为目标,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发展完善提供理论支持。【方法】（1）资料收集方法:（1）文献研究:对社会交换理论、组织制度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场域理论进行文献回顾;对稳定协作、乡村卫生协作、乡村一体化等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分析,界定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内涵;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关的政策、报告、文献、资料等,着重分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推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价值。（2）现场调查:在湖北省、河南省、重庆市等样本地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评价及影响因素部分进行研究;采用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间的关系进行梳理;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动力主体的识别、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辖区居民在促进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的筛选、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的程度打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情况评价指标筛选;采用资料收集与分析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2）资料分析方法:（1）统计分析方法,采用Epidata进行所有数据的录入、整理与分析;采用χ2检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人员基本特征因素的差异进行分析;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实现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采用Spearman一致性相关分析,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2）模糊决策实验与实验评估法,采用该方法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3）系统动力学:运用Vensim PLE软件,通过构建各变量间的流位流率系、流率入树模型、极小基模、生成系统流图,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路径,构建作用机制模型。（4）典型案例分析法: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作用机制进行验证优化。以相同县域内两家乡镇卫生院、相同省份内两个县级市、一个县级市近十年的发展变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主体识别与动力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动力主体包括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场域核心位置）、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场域中间位置）与辖区居民（场域边缘位置）。乡镇卫生院动力作用包括能力提升、资源整合、有效管理、观念引导,村卫生室动力作用包括能力改善、服从管理、社会关系,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动力作用包括政策设计、宏观管理、协调指挥、文化倡导,辖区居民通过对服务提供的配合与认可产生动力作用。四种动力主体相互联系,彼此影响,共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作用。（2）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现状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乡村两级卫生协作稳定状态处于中等程度的情况较多（65.6%）,乡镇卫生院人员的协作稳定状态要优于村医（χ2=62.188,P<0.001）。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共有23个因素可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影响。影响因素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层面因素,文化引导、健康知识传播、协作制度的设计与推动,主要作用于组织层面因素服务能力、整体效益、管理水平（服从管理程度）、服务规范、服务配合,关系层面因素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机构协调、医患关系,个体层面因素协作收益、协作成本、利益保障、居民健康;宏观制度压力可直接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组织层面因素、关系层面因素、个体层面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12个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键要素（即影响因素）间存在相关关系,包括社会层面因素健康知识传播、社会宏观制度压力,组织层面因素服务能力、整体效益、管理水平、服从管理程度、服务规范,关系层面因素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医患关系,个体层面因素协作收益、居民健康。从定性分析的结果中提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产生影响的关键要素,结果显示12个要素均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产生作用的靶点。（4）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作用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无法直接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而是通过作用靶点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影响。服务提供作用于健康知识传播、制度压力、机构整体效益、人员协作收益、居民健康水平与健康素养5个靶点;服务支持作用于健康知识传播、制度压力、机构管理水平、服务规范与服务能力、村服从管理程度、人员协作收益7个靶点;绩效考核作用于制度压力、机构管理水平、服务规范与整体效益、村服从管理程度、人员协作收益6个靶点;资金管理作用于制度压力、村服从管理程度、机构效益、人员协作收益4个靶点;靶点之间相互影响,且影响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医患关系,因此分别通过8条、24条、129条、40条作用路径,形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复杂机制。【结论与建议】结论:目前乡村卫生稳定协作普遍处于中等水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服务提供、服务支持、绩效考核、资金管理,影响社会、组织、关系、个体四个层面中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关键要素,从而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产生作用。因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优化可以促进乡村卫生协作稳定状态的提高与维持。在社会层面,通过健康知识传播,改善居民健康水平与健康素养,从而协调居民与卫生人员间关系,与服务项目形成的社会宏观制度压力共同发挥作用;在组织层面,通过增加管理渗透与县级对服务规范监管,提高机构服务能力与整体效益发挥作用;在个体层面,通过保障卫生人员收益发挥作用;在关系层面,通过影响组织与个体层面因素,改善乡村两级人员信任、对县级部门管理制度信任、居民信任的程度,共同产生作用。建议:社会层面,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制度化”进程,调节卫生人员的制度压力感知;组织层面,以“公共卫生”促“基本医疗”,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计,提高基层机构整体效益与服务能力;关系层面,改善协作关系,促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发展与基层卫生改革相衔接;个体层面,兼顾供需双方利益,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监管与结果应用。【创新与不足】创新:（1）研究视角的创新。以促进农村基层卫生改革为目标,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价值研究的全新视角,弥补了过往研究中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供方价值研究的不足。（2）研究理论的创新。构建涵盖社会、组织、关系、个体的多层面理论整合模型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结合场域理论推断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各个主体的动力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实现模型、动力分析框架,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模型。（3）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往的研究中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卫生服务体系的作用研究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本研究分别采用模糊决策实验与实验评估法、Spearman一致性相关分析、系统动力学等多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服务提供、服务支持、绩效考核、资金管理四个维度梳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路径。不足: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的验证采用典型案例分析,但典型案例无法代表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因此存在一定局限性。基于数据样本的可获得性限制,对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与辖区居民促进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较少的样本量难免出现偏倚。研究的机构样本中以实施乡村一体化的样本单位为主,缺乏对未推行乡村一体化的机构进行分析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充足。
李超[7]（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何伟[8]（2020）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研究》文中指出人口与健康是关系国家生成与发展的最基本问题,健康是决定人力资本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日益提升,对健康的需求也快速增加。然而医药卫生资源是有限的,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生命和健康的需求与医药卫生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合理的配置资源,以有限的医药卫生资源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是世界各国都普遍面临的议题。我国许多资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医药卫生资源占有量也相对较低,而我国人民对生命和健康的渴望和需求并不亚于发达国家,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慢性疾病比例的增加,相比发达国家,提高我国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效率的需求更加必要和紧迫,也更凸显出在我国进行药物经济学研究与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随着不可治愈重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增多,卫生干预后的健康产出难以货币化计量,并且成本-效果分析不足以全面反映卫生干预方案的健康产出,进而以多维健康效用指标（QALY或DALY）作为结果的成本-效用分析的研究和应用日益广泛成本-效用阈值是成本-效用分析中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经济性与否的外生指标,将卫生干预项目的增量成本-效用比值与（ICUR）成本-效用阈值比较,可直接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的经济性。缺乏成本-效用阈值难以判断卫生干预项目的经济性,限制了成本-效用分析指导卫生资源分配决策的实践应用。本研究探索了在我国应用机会成本法估算成本-效用阈值的实施路径,并分别估算了 2015年—2017年我国的成本-效用阈值。研究结果显示,在2015年—2017年的成本-效用阈值均值中,2015年最大,约为当年人均GDP的0.908倍,其他两年的成本-效用阈值均值分别为当年人均GDP的0.706倍和0.763倍,均未超过当年人均GDP的0.8倍,低于WHO推荐的1-3倍人均GDP/DALY。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为我国医药卫生技术评估研究和医药卫生决策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成本-效用阈值,进而促进我国医药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利用。
谢婷婷[9]（2020）在《基于SE-SBM模型和RD-Malmquist指数的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县级公立医院在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地位特殊,即是连接上级医疗机构的基础,也是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体系的龙头,其服务效率对于满足县域居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至关重要。效率性是公立医院发展过程中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效率的高低是直接影响医院是否长久稳定发展的前提,也是能否满足群众不同层次健康需求的基本保障。了解安徽省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变化和医院的投入是否达到有效产出,为分析评价安徽省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科学依据,为优化安徽省综合性县级公立医院资源配置和提高医院运行效率提供决策基础。方法本研究以29家安徽省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为研究样本,基于安徽省县级医疗机构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系统收集样本医院2007-2016年度财务数据。结合文献优选法、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变异系数及定性咨询结果遴选投入、产出核心指标,构建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评价模型。采用RD-Malmquist指数动态评价安徽省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纯技术变化（pure technological change,PTC）、规模变化因子（Scale Change,SCH）和纯效率变化（pure efficiency change,PEC）,结合SE-SBM模型分析样本医院投入和产出指标投影值情况。结果（1）根据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及变异系数分析结果,最终选取5个投入指标,分别为年末在职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医疗支出、编制床位数、年末房屋及建筑物面积和4个产出指标,分别是门急诊人次、实际占用总床日数、药品收入、医疗收入。（2）2007-2016年间样本医院TFP均数为1.058,TFP平均增长率为5.8%,其中PTC平均增长率达到2.1%,SCH为3.2%,PEC为0.3%。（3）2007-2009年期间,TFP、PEC和SCH三者变化趋势一致,2010-2016年,TFP与PTC变化趋势一致,且TFP增长的原因是由PTC所致。（4）2007-2016年间,各样本医院间的效率差异较大,TFP最大的医院1.338,最小的医院0.993,PEC、PTC、SCH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分别为0.045、0.383和0.353。（5）SE-SBM模型计算2016年15家非DEA有效医院发现,投入指标中除医疗支出外,其他投入指标均存在冗余现象,且平均冗余率均超过20%,其中固定资产与编制床位数平均冗余率超过40%。产出指标中门急诊人次与实际占用总床日数指标在15家样本医院中均存在产出不足的现象,且门急诊人次不足率最高达235.92%,最低为7.06%,实际占用总床日数不足率最高达74.01%,最低为0.74%。结论2007-2016年安徽省29家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医疗服务能力、医疗支出、财政补助、运行效率等方面均得到有效改善。同时,研究发现,各县级医院运行效率存在一定差距,纯技术变化（PTC）和规模变化因子（SCH）是其主要原因;部分县级医院的资产负债和财政补助有待改善;一些县级医院投入尚未达到有效产出,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下一步,各地政府应落实财政投入责任,帮助县级医院化解历史债务;同时根据县域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区域卫生规划,在公平分配卫生资源时,既要关注医院的效率改善,也要合理控制同级别医院间的效率范围,缩小彼此间的发展差距。县级医院除了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外,应优化技术与管理理念,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合理调整发展规模,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进医院转向质量效益型模式;同时注重优化资源配置,合理配比投入与产出量,发展新学科、提升服务能力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有效提高医院运行效率。
成轩浩[10]（2019）在《数据驱动的H医药公司渠道优化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存与健康是关乎人类切身利益的恒久话题,缘此,医药产业也被誉为永远的朝阳产业。近5年来,全国医药工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医药消费增长率持续下滑至10%以下。在化学药市场,药品低水平重复、同质化严重;密集的政策法规发布使得监管力度更加严苛,以“4+7”集中带量采购的全国性推进,企业的定价能力再被削弱。产品与定价等多重因素的集合将进一步造成行业竞争格局态势的难以估量。面对外部环境的瞬息变化和现有运营模式的增长疲态,渠道资源的稀缺性与战略意义日渐凸显,渠道优化已成为医药营销非常重要的研究聚点。本研究的核心是提出以数据驱动的核心思想,贯通于整套渠道优化方案。全文汲取服务利润链理论作为策略优化的重要框架,创新性的将渠道优化的半径延伸至企业内部并强调其重要性。深读交易费用理论的内涵,关注到企业在交易中的高额信息不对称成本。启发性地指导本文设计出基于增效与降本、组织内与跨组织间的渠道优化矩阵,形成以建设数据平台、优化组织结构、设计客户分类、组建战略联盟4个优化部分,层层递进,逐步激发渠道效能。本研究以H医药公司营销现状为现实背景,运用PEST模型和波特五力模型,深入分析医药行业外部环境,结合企业内部四大财务能力指标、运营现状和客户现状理清企业内部环境,聚焦渠道管理的核心问题,多维度反映当前渠道变革的急迫性与必要性。通过理论的指导与文献的支撑,提出渠道优化目标与基本方向;其一,以商业智能体系为蓝本搭建企业营销数据平台,切实解决业务模式转变中渠道低效的痛点;其二,采用冲突管理TKI模型中“合作”的方式,缓解组织内冲突现状,降低冲突成本;其三,基于经典的客户价值理论中RFM模型,做好渠道客户的分类与策略针对;其四,在战略联盟伙伴3C的原则指导下制定与企业自身契合渠道伙伴选择指标体系,为升级“共赢共生”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最后提出以“战略引领,组织、人才、文化协同”的保障体系,推动策略的落地实施。此外,通过横向对比同行企业的客户分类实践,以验证本策略的可行性与价值。本文抛砖引玉,希望通过在H企业的数字驱动策略的引领及实施结果,为同行企业提供借鉴,共同推动数字化渠道的发展。
二、成本效益分析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应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成本效益分析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公立医院 |
| 2.1.2 公益性 |
| 2.1.3 补偿机制 |
| 2.1.4 看病“贵”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市场失灵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博弈论 |
| 2.3 国内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2.3.1 政府财政补助 |
| 2.3.2 医疗服务价格 |
| 2.3.3 医保支付方式 |
| 2.4 国外补偿机制研究现状 |
| 第3章 国内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历程 |
| 3.2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实践 |
| 3.2.1 江苏宿迁医改 |
| 3.2.2 陕西神木医改 |
| 3.2.3 福建三明医改 |
| 3.3 典型国家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与启示 |
| 3.3.1 公费医疗保障模式——英国 |
| 3.3.2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德国 |
| 3.3.3 自费医疗保险模式——美国 |
| 3.3.4 强制性医疗储蓄模式——新加坡 |
| 3.3.5 对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与改革 |
| 4.1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利益相关者 |
| 4.1.1 政府与公立医院 |
| 4.1.2 社会公众与公立医院 |
| 4.1.3 患者与公立医院 |
| 4.1.4 医保机构与公立医院 |
| 4.1.5 医药企业与公立医院 |
| 4.2 公立医院的功能定位 |
| 4.3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因果关系 |
| 4.3.1 取消“药品加成”前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2 财政补助收入减少后公立医院的对策 |
| 4.3.3 取消“药品加成”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3.4 考虑社会效益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
| 4.4 补偿机制改革建议 |
| 4.4.1 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助 |
| 4.4.2 加强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管 |
| 4.4.3 合理测算医疗成本,确定服务价格 |
| 4.4.4 系统思考,形成合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估测与模型 |
| 5.1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1 按人头付费方式支付标准研究现状 |
| 5.1.2 按人头付费支付标准估测 |
| 5.1.3 实施按人头付费方式的要求 |
| 5.2 共同代理与公立医院补偿标准 |
| 5.2.1 公立医院补偿标准现状 |
| 5.2.2 共同代理基本假设与模型 |
| 5.2.3 委托人非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4 委托人合作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
| 5.2.5 研究结果与建议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市场结构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关系 |
| 6.1 市场结构与补偿标准 |
| 6.2 市场结构与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2.1 市场结构的选择 |
| 6.2.2 竞争方式的选择 |
| 6.3 垄断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3.1 垄断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3.2 垄断市场——质量模型 |
| 6.4 寡头市场与补偿标准 |
| 6.4.1 寡头市场——市场份额模型 |
| 6.4.2 寡头市场——质量模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效率的影响 |
| 7.1 我国公立医院补偿现状 |
| 7.2 补偿机制改革对公立医院生产效率的影响 |
| 7.2.1 相关文献回顾 |
| 7.2.2 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3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估测 |
| 7.2.4 生产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7.2.5 结果及分析 |
| 7.3 基于三阶段DEA方法的公立医院静态效率评价 |
| 7.3.1 三阶段DEA方法 |
| 7.3.2 投入、产出指标及影响因素的选择 |
| 7.3.3 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
| 7.3.4 结果及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三阶段DEA中第二阶段松弛变量值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 0 引言 |
| 1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面临的挑战和难题 |
| 1.1 职能定位模糊，业务层级较低 |
| 1.2 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不够，没有形成一致的认同度 |
| 1.3 内部审计的职能定位和升级将面临文化与认知的挑战 |
| 2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分析 |
| 2.1 细化审计职能定位，构建增值型审计业务体系 |
| 2.2 塑造内部审计形象，使增值型审计身份得到认同 |
| 2.3 扩大风险控制范围，提高增值型审计的风险管控能力 |
| 3 结束语 |
（3）基于需求角度的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遭遇挑战 |
| 1.1.2 药物经济学评价作为卫生资源配置决策工具在我国发展迅速 |
| 1.1.3 成本-效用阈值作为经济性标杆决定医疗资源的高效分配 |
| 1.1.4 以1-3倍人均GDP作为成本-效用阈值的局限性 |
| 1.2 现有研究状况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效用 |
| 2.1.2 健康效用 |
| 2.1.3 质量调整生命年 |
| 2.1.4 成本-效用分析 |
| 2.2 福利主义理论和超福利主义理论 |
| 2.2.1 对资源的高效分配:帕累托最优原则和帕累托改进 |
| 2.2.2 阿罗不可能定理 |
| 2.2.3 超福利主义 |
| 2.3 前景理论 |
| 2.3.1 前景理论的基本原理 |
| 2.3.2 价值函数 |
| 2.3.3 前景理论在健康价值测量中的应用 |
| 2.3.4 前景理论对本研究的启发 |
| 2.4 医疗服务需求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阈值测量方法概述 |
| 3.1 基于需求角度的成本-效用阈值测量方法 |
| 3.1.1 统计生命价值法 |
| 3.1.2 意愿支付调查法 |
| 3.2 基于供给方视角的成本-效用阈值测量方法 |
| 3.2.1 影子价格法 |
| 3.2.2 先例法 |
| 3.2.3 卫生费用效果法 |
| 3.3 最佳成本-效用阈值设置方式——结合需求方和供给方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需求角度的成本-效用阈值设定——意愿支付调查法 |
| 4.1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产生 |
| 4.2 意愿支付调查法经济学理论基础 |
| 4.3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引导技术概述 |
| 4.3.1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引导技术分类 |
| 4.3.2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可能偏差和解决办法 |
| 4.3.3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统计分析方式 |
| 4.4 意愿支付调查法的研究进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需求角度成本-效用阈值研究的系统综述和META回归 |
| 5.1 背景 |
| 5.2 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和检索策略 |
| 5.2.2 文献筛选和纳入标准 |
| 5.2.3 信息提取和数据准备 |
| 5.2.4 Meta回归模型 |
| 5.3 结果 |
| 5.3.1 文献筛选过程 |
| 5.3.2 文献基本信息 |
| 5.3.3 WTP/Q的均数及中位数 |
| 5.3.4 Meta回归结果 |
| 5.4 讨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意愿支付调查法的成本-效用阈值研究:问卷设计与调研设计 |
| 6.1 调查问卷设计 |
| 6.1.1 问卷结构 |
| 6.1.2 虚拟情境设计 |
| 6.1.3 意愿支付调查方法的设计 |
| 6.1.4 其它问卷内容设计 |
| 6.1.5 提高意愿支付问题有效性的相关举措 |
| 6.2 调研设计 |
| 6.2.1 抽样方法的确定和设计 |
| 6.2.2 数据收集过程 |
| 6.3 分析方法 |
| 6.3.1 个体特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意愿支付基本情况统计 |
| 6.3.3 阈值的影响因素研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调查结果描述性分析 |
| 7.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7.1.1 性别构成 |
| 7.1.2 年龄组成 |
| 7.1.3 受教育程度分布 |
| 7.1.4 调查对象常住地情况 |
| 7.1.5 调查对象收入分布 |
| 7.2 调查对象生命质量 |
| 7.2.1 EQ-5D-5L效用值描述性分析 |
| 7.2.2 EQ-5D-5L各维度描述性分析 |
| 7.3 意愿支付基本情况 |
| 7.3.1 零值、抗议值及非理性值描述 |
| 7.3.2 总体WTP/Q描述 |
| 7.3.3 提高生命质量WTP/Q描述 |
| 7.3.4 延长生命WTP/Q描述 |
| 7.4 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基于需求角度的成本-效用阈值影响因素研究 |
| 8.1 单因素分析 |
| 8.1.1 社会人口学因素 |
| 8.1.2 健康因素 |
| 8.1.3 虚拟情境因素 |
| 8.2 多因素分析 |
| 8.2.1 全样本分析结果 |
| 8.2.2 敏感性分析结果 |
| 8.3 讨论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与发现 |
| 9.2 未来研究与展望 |
| 9.3 创新点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1 调查问卷示例 |
| 附件 2 调查员手册 |
| 附件 3 督察员考察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术语缩写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和问题提出 |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4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糖尿病管理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
| 2.2 糖尿病管理全球实践和经验探索 |
| 2.3 糖尿病管理效果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糖尿病管理研究的总结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2 理论框架 |
| 3.3 实证模型 |
| 第四章 资料来源与方法 |
| 4.1 资料来源 |
| 4.2 样本地区和调查对象 |
| 4.3 调查工具和调查内容 |
| 4.4 资料收集过程和质量控制 |
| 4.5 数据处理与分析 |
| 4.6 医学伦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患者基本情况与血糖控制 |
| 5.1 调查患者的基本特征 |
| 5.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患者自我管理与服务利用的现状分析 |
| 6.1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状况 |
| 6.2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状况 |
| 6.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利用状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自我管理行为和卫生服务利用对血糖控制的影响分析 |
| 7.1 患者血糖控制单因素分析 |
| 7.2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两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 |
| 7.3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的分类树模型 |
| 7.4 患者血糖控制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机制分析 |
| 8.1 糖尿病患者认知和心理特征的分析 |
| 8.2 糖尿病知识、自我效能对自我管理行为的作用路径分析 |
| 8.3 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卫生体系要素对服务提供和利用的影响分析 |
| 9.1 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要素特征分析 |
| 9.2 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能力特征分析 |
| 9.3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
| 9.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和利用差异定性分析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方法学讨论 |
| 10.2 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状况及影响因素的讨论 |
| 10.3 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与机制的讨论 |
| 10.4 糖尿病社区管理服务提供与利用差异的讨论 |
| 10.5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附录1 样本县(区)基本情况 |
| 附录2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
| 附录3 样本县(区)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公共卫生政策概况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意义 |
| 1.5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6 本论文的结构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卫生服务可及性理论 |
| 2.2 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 |
| 2.3 在线卫生服务 |
| 2.4 国内外实证研究进展 |
| 2.5 研究视角 |
|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 3.1 理论框架 |
| 3.2 数据来源和抽样 |
| 3.3 调查指标与方法 |
| 3.4 数据分析方法 |
| 3.5 质量控制 |
| 3.6 技术路线图 |
| 第四章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与在线卫生服务供给特征 |
| 4.1 调查地区基本特征 |
| 4.2 宁夏在线卫生服务政策 |
| 4.3 宁夏在线卫生服务实践 |
| 4.4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在线卫生服务利用 |
| 5.1 在线卫生服务总体利用 |
| 5.2 在线健康信息查询 |
| 5.3 与医生在线交流 |
| 5.4 在线问诊 |
| 5.5 定性访谈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健康咨询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6.1 情境1: 健康咨询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6.2 情境2: 涉及隐私健康咨询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检查确认情境下在线卫生服务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7.1 情境3: 检查确认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7.2 情境4: 远程检查的选择和支付意愿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8.1 方法学讨论 |
| 8.2 研究主要发现 |
| 8.3 研究结论 |
| 8.4 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局限性 |
| 附录1 在线卫生服务居民调查表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资料收集方法 |
| 1.3.2 资料分析方法 |
| 1.4 论文思路与结构 |
| 1.5 技术路线 |
| 2 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与核心概念分析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交换理论 |
| 2.1.2 组织制度理论 |
| 2.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
| 2.1.4 场域理论 |
| 2.2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 |
| 2.2.1 内涵界定 |
| 2.2.2 变量归纳 |
| 2.3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
| 2.3.1 发展历程 |
| 2.3.2 内容分析 |
| 2.3.3 价值探讨 |
| 2.4 本章小结 |
| 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主体及作用分析 |
| 3.1 动力主体的识别 |
| 3.1.1 识别过程 |
| 3.1.2 识别结果 |
| 3.2 动力主体的作用分析 |
| 3.2.1 乡镇卫生院的动力作用 |
| 3.2.2 村卫生室的动力作用 |
| 3.2.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的动力作用 |
| 3.2.4 辖区居民的动力作用 |
| 3.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动力分析框架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4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机制分析 |
| 4.1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现状评价 |
| 4.1.1 样本基本情况 |
| 4.1.2 评价指标 |
| 4.1.3 评价结果 |
| 4.2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乡镇卫生院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 4.2.2 村卫生室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 4.2.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保障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 4.2.4 辖区居民促进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分析 |
| 4.3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3.1 乡镇卫生院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3.2 村卫生室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3.3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保障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3.4 辖区居民促进稳定协作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4 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实现模型构建 |
| 4.4.1 实现路径梳理 |
| 4.4.2 实现模型构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情况 |
| 5.1.1 调查样本与方法 |
| 5.1.2 运行模式梳理 |
| 5.1.3 运行情况评价 |
| 5.1.4 运行问题挖掘 |
| 5.2 服务项目与乡村卫生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2.1 服务提供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2.2 服务支持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2.3 绩效考核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2.4 资金管理与稳定协作关系分析 |
| 5.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靶点确定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分析 |
| 6.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复杂反馈模型构建 |
| 6.1.1 流位流率系确定 |
| 6.1.2 流位流率入树模型构建 |
| 6.1.3 极小基模构建 |
| 6.1.4 系统结构流图生成 |
| 6.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路径分析 |
| 6.2.1 服务提供作用路径 |
| 6.2.2 服务支持作用路径 |
| 6.2.3 绩效考核作用路径 |
| 6.2.4 资金管理作用路径 |
| 6.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用机制模型构建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提出研究假设 |
| 6.4.2 典型案例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讨论与建议 |
| 7.1 讨论 |
| 7.1.1 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分析 |
| 7.1.2 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1.3 组织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1.4 关系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1.5 个体层面的作用机制分析 |
| 7.2 建议 |
| 7.2.1 社会层面:以“制度”代“项目”,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化”进程 |
| 7.2.2 组织层面:以“公共卫生”促“基本医疗”,优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设计 |
| 7.2.3 关系层面:改善协作关系,促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发展与基层卫生改革相衔接 |
| 7.2.4 个体层面:兼顾供需双方利益,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运行监管与结果应用 |
| 8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8.1 创新与价值 |
| 8.2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研究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件2 调查工具 |
（7）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 三、小结 |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 结语 |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 一、宋代法医 |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 一、宋代的僧医 |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 小结 |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药物经济学研究和应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 1.1.2 成本-效用阈值的重要性 |
| 1.1.3 成本-效用阈值的确定方法 |
| 1.1.4 成本-效用阈值的制定和应用概况 |
| 1.1.5 我国成本-效用阈值估算研究的重要价值及估算方法选择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内容 |
| 1.6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回顾 |
| 2.1 价值与生命价值相关理论 |
| 2.1.1 价值 |
| 2.1.2 人的生命价值 |
| 2.1.3 价值判断 |
| 2.2 福利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及效用理论 |
| 2.2.2 福利的判断标准 |
| 2.2.3 福利经济学的规范性讨论 |
| 2.3 可行能力方法 |
| 2.3.1 可行能力方法的思想源泉 |
| 2.3.2 福利主义 |
| 2.3.3 森的可行能力观点 |
| 2.4 超福利主义思想 |
| 2.4.1 超福利主义思想的源泉 |
| 2.4.2 超福利主义 |
| 2.5 卫生干预方案经济评估方法 |
| 2.5.1 成本-效益分析 |
| 2.5.2 成本-效果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 |
| 2.5.3 CBA、CEA和CUA的关系 |
| 2.5.4 卫生干预方案的经济性判断过程 |
| 2.6 健康需求模型 |
| 2.6.1 健康需求模型的研究背景 |
| 2.6.2 健康的双重含义 |
| 2.6.3 健康需求模型的基本模型 |
| 2.6.4 纯投资模型 |
| 2.6.5 纯消费模型 |
| 2.7 QALY的含义及计算 |
| 2.7.1 QALY的历史及含义 |
| 2.7.2 QALY的计算 |
| 2.8 DALY的含义及计算 |
| 2.8.1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和DALY |
| 2.8.2 群体DALY的计算 |
| 2.8.3 个体DALY的计算 |
| 2.9 QALY和DALY的比较分析 |
| 2.9.1 QALY和DALY的算法比较 |
| 2.9.2 QALY和DALY在成本-效用分析中的应用比较 |
| 2.9.3 QALY或DALY作为健康效用对成本-效用分析结果的影响 |
| 第三章 机会成本法估算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路径分析 |
| 3.1 价值判断与成本-效用阈值 |
| 3.1.1 从价值判断角度定义成本-效用阈值 |
| 3.1.2 成本-效用阈值的表现形式 |
| 3.1.3 成本-效用阈值相关问题的讨论 |
| 3.2 机会成本法估算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实施 |
| 3.2.1 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范围 |
| 3.2.2 本研究成本-效用阈值的计量单位 |
| 3.2.3 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步骤 |
| 第四章 我国公共卫生费用与死亡率的定量关系研究 |
| 4.1 模型的设计 |
| 4.1.1 相关研究分析 |
| 4.1.2 健康需求模型 |
| 4.1.3 健康生产函数 |
| 4.1.4 死亡率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联分析 |
| 4.1.5 模型变量的选择 |
| 4.1.6 模型类型的设定 |
| 4.1.7 模型函数关系的设定 |
| 4.2 2015年公共卫生费用与死亡率的定量关系 |
| 4.2.1 数据来源以及描述性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 |
| 4.2.3 模型的检验 |
| 4.3 2016年公共卫生费用与死亡率的定量关系 |
| 4.3.1 数据来源以及描述性分析 |
| 4.3.2 模型的构建 |
| 4.3.3 模型的检验 |
| 4.4 2017年公共卫生费用与死亡率的定量关系 |
| 4.4.1 数据来源以及描述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构建 |
| 4.4.3 模型的检验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 |
| 5.1 由死亡率的变化推导DALY变化的过程 |
| 5.1.1 避免损失YLL值的计算 |
| 5.1.2 避免损失YLD值的计算 |
| 5.1.3 调整YLL值的计算 |
| 5.1.4 避免损失的DALY值的计算 |
| 5.1.5 成本-效用阈值的计算 |
| 5.2 数据来源 |
| 5.3 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结果 |
| 5.3.1 2015年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结果 |
| 5.3.2 2016年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结果 |
| 5.3.3 2017年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结果 |
| 5.4 讨论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在不同的应用范畴内估算成本-效用阈值 |
| 6.2.1 价值判断主体目标的变化 |
| 6.2.2 价值判断范畴的变化 |
| 6.3 机会成本法估算成本-效用阈值的建议 |
| 6.3.1 建立多个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
| 6.3.2 促进成本-效用阈值估算相关数据的获取 |
| 6.4 应用多准则分析指导医药卫生资源分配决策 |
| 6.4.1 多准则分析 |
| 6.4.2 将成本-效用阈值作为MCDA的准则之一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基于SE-SBM模型和RD-Malmquist指数的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目的与内容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技术路线图 |
| 3 结果 |
| 3.1 样本医院医疗资源配置 |
| 3.2 样本医院医疗服务情况 |
| 3.3 样本医院经济运行情况 |
| 3.4 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3.5 RD-Malmquist指数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 3.6 SE-SBM模型分析结果-以2016年为例 |
| 4 讨论 |
| 4.1 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资产负债和财政补助有待改善 |
| 4.2 样本医院全要素生产率上下波动,呈增长趋势 |
| 4.3 样本医院运行效率存在差距,同级医院间发展不平衡 |
| 4.4 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规模效率仍应兼顾 |
| 4.5 样本医院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升 |
| 5 建议 |
| 5.1 引导医院内涵式发展,优化技术与管理理念 |
| 5.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保持长久内生力 |
| 5.3 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强化服务体系 |
| 5.4 落实政府财政投入责任,化解历史债务 |
| 5.5 合理调整发展规模,推进医院转向质量效益型模式 |
| 5.6 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助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
| 6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个人简历 |
| 致谢 |
| 综述 医院效率评价方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10）数据驱动的H医药公司渠道优化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基本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论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综述 |
| 2.1 医药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药品及其分类 |
| 2.1.2 医药市场概况 |
| 2.1.3 医药渠道特征 |
| 2.2 国内外研究动态及评述 |
| 2.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2.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2.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3 相关理论工具 |
| 2.3.1 交易费用理论 |
| 2.3.2 客户生命周期价值理论 |
| 2.3.3 服务利润链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医药营销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营销环境分析 |
| 3.1.1 人口环境 |
| 3.1.2 政策与法律环境 |
| 3.1.3 经济环境 |
| 3.1.4 社会文化环境 |
| 3.1.5 技术环境 |
| 3.2 行业营销环境分析 |
| 3.2.1 医药行业的规模特征 |
| 3.2.2 医药行业结构现状 |
| 3.2.3 医药企业竞争格局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H公司营销渠道现状及问题分析 |
| 4.1 H医药公司概况及SWOT分析 |
| 4.1.1 公司介绍 |
| 4.1.2 营销组织架构 |
| 4.1.3 营销渠道模式 |
| 4.1.4 H公司SWOT分析 |
| 4.2 H公司渠道现状与问题 |
| 4.2.1 企业财务现状 |
| 4.2.2 内部渠道运营现状 |
| 4.2.3 外部渠道客户现状 |
| 4.3 聚焦渠道存在问题与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渠道优化目标与方案 |
| 5.1 渠道优化的基本目标 |
| 5.2 渠道优化的主要方向 |
| 5.2.1 数据驱动 |
| 5.2.2 建设数据平台 |
| 5.2.3 优化组织结构 |
| 5.2.4 设计客户分类 |
| 5.2.5 组建战略联盟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优化策略实施保障及效果评估 |
| 6.1 策略实施的保障 |
| 6.1.1 战略支撑 |
| 6.1.2 组织保障 |
| 6.1.3 人才保障 |
| 6.1.4 文化保障 |
| 6.2 优化方案纵向评估 |
| 6.2.1 数据平台建设实施效果 |
| 6.2.2 组织结构优化实施效果 |
| 6.2.3 客户分类设计实施效果 |
| 6.2.4 组建战略联盟实施效果 |
| 6.3 优化方案横向对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及展望 |
| 7.1 结论与不足 |
| 7.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成本效益分析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应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新医改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研究[D]. 陈振生. 南昌大学, 2021(02)
- [2]国有企业内部审计职能定位与升级路径[J]. 管淑慧. 当代会计, 2021(09)
- [3]基于需求角度的我国成本-效用阈值研究[D]. 叶子平. 沈阳药科大学, 2021(01)
- [4]山东省2型糖尿病社区管理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D]. 姚建森. 山东大学, 2020(02)
- [5]宁夏四县/区农村居民在线卫生服务利用与支付意愿研究[D]. 李红敏. 山东大学, 2020(12)
- [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乡村卫生稳定协作的作用机制研究[D]. 毛一晴.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7]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8]我国医药卫生领域成本-效用阈值的估算研究[D]. 何伟. 沈阳药科大学, 2020(01)
- [9]基于SE-SBM模型和RD-Malmquist指数的县级综合性公立医院运行效率研究[D]. 谢婷婷. 安徽医科大学, 2020(02)
- [10]数据驱动的H医药公司渠道优化策略研究[D]. 成轩浩.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4)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糖尿病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