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给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与应对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刘志永[1]（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李洋[2]（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谢锐勤[3]（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钱路波[4]（2018）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市场经济理论是人类对实际经济生活中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结构等客观关系和实际作用的一种理论抽象。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就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市场及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中心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主线。因此,学界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如何认识、运用、发展市场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梳理研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结合,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崭新面貌在21世纪中更加发展完善。论文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生产方式的客观实践出发,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寻求实践总结和理论跃升。首先,在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研究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对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思想渊源开篇,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论述与评价。随后,论文分别从实践、理论、时代、特色四个维度,分别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研究。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大致经历了历史前奏、起步试验、初步进展、持续推进、逐步完善、以及全面深化等历史阶段,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等经济实践,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从理论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市场决定论、宏观调控模式和“五大发展理念”,并从经济基础、分配制度、服务目的、社会矛盾、上层建筑等方面,形成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从时代维度看,中国市场经济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既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还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特色维度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不是遵循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复制所谓西方标准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创造性地进行了制度选择与安排,使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经济的具体情况相契合,避免了那种强制性的制度移植输入和制度外部依附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的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归纳总结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特征。最后,论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提出了深化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推进产权制度的发展完善、加快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力供能。
陈炜[5]（2017）在《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和措施之一就是进行自由贸易区的探索。作为一个经济制度化的命题,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并且有了很多成功的范例。研究自由贸易区必须和中国特定的经济制度相结合,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并可以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开放和市场体制改革的法制化进程提供借鉴。在特定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牵涉到法律制度的重新建构,尤其是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对经济规制进行符合国际规则的改造,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大意义。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虽然有地域的局限性,但是为中国彻底市场化经济改革与全球化经济开放提供制度范例,其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均不言而喻。区别于国与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一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进行制度试验,是基于本国应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全面反映市场经济开放性的法律诉求,其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失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具有理论意义。这种试点,是超越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范畴的经济法意义上的空间重构。本文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出发,结合全球自由贸易园区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从竞争政策的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将市场准入与自贸区的贸易业态模式创新、投资开放创新、离岸型功能创新及政府管理服务创新等重点举措相结合,进行深入分析。通过比较借鉴中外竞争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制度设计和实践运用,为建构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竞争政策和完善社会创新体系提供有益参考。基于对现实和理论的综合考量,本文提出:第一,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自贸区的试点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尤其是市场竞争的制度化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从制度上确立了不同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对既有的行政性垄断予以颠覆;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采用则为国家利益、公共诉求的保留提供了有限度的保障。政府作为一个“中立”的调控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利益并不能以行政性垄断的方式予以保障,这是对公平、自由的市场秩序的基本要求。自贸区在准入制度上的改革,在竞争法上的意义也在于此。第二,自贸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特别是市场准入的创新,也是政府自身对改革开放的一种现实回应,是对行政性垄断在制度上的改进。这种改革趋势使得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法律架构和制度安排上融入世界投资和贸易规则,并在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保障国家利益进行了探索。第三,在微观层次上,自贸区的竞争制度试验也是为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自由市场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标志的举措将使得中国的市场化与法治化改革真正触及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以竞争政策为研究思路,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研究市场竞争和反垄断规制在自贸区的建构和实施,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二是以利益分析来界定现实中的开放与规制、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对自贸区竞争制度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三是以规制来分析自贸区市场准入问题与风险规避等命题之间的政府机制。本文将经济学与法学概念之中的市场竞争予以再定位,并在自贸区的概念中予以重新分析,以期对我国市场开放和竞争倡导的现实改革提供法经济学视角下研究的新路径。
朱正阳[6]（2009）在《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中国与国际接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是当今时代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所在。这一过程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将导致游戏规则的同一化,各国将在相同的规则中展开竞争与合作,排斥这一规则的国家将会丧失合作伙伴和发展机遇。这就要求我们要主动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要全面实现与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接轨,积极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接轨提供了后发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如果政策不当,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这就存在一个限定性与自主性的矛盾问题。全球化趋势要求我们必须主动与国际接轨,不接轨就必然导致落后,不接轨就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这是时代发展的限定性;而接轨的话又必须讲究策略,不能失去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是接轨过程的自主性。可以说,与国际接轨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限定性与自主性平衡的过程,这对矛盾贯穿于接轨过程的始终,是研究接轨问题的一条主线。本文正是从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的时代背景出发,紧紧抓住限定性与自主性这对主要矛盾,对为什么要接轨、哪些方面能接轨哪些方面不能接轨、怎样进行接轨这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试图回答如何通过全球化促进现代化、如何借助接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如何在新一轮竞争中实现国家的和平崛起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希望借此能为现实实践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共分四章,遵循界定概念,而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析框架,紧紧抓住限定性与自主性这对核心矛盾,围绕我国与国际接轨这一主题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是对与国际接轨的理论基础作了先行铺垫。对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与内在本质、与国际接轨的内涵与方式、限定性与自主性的理论含义与矛盾关系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做出了界定和说明,从而为后面主体内容的展开做了一些理论上的准备。第二章,提出了为什么要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对接轨的原因与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一章分别从限定性的外在要求、自主性的内在需要、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三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综述,回答了与国际接轨是世界潮流、势之所趋,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有成本、有收益、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一种新型发展战略,在接轨中重在寻找到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第三章,提出了在哪些方面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是对接轨内容与边界的静态分析。这一章着重于对与国际接轨的结构和内容进行分析,圈定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边界,论述了与国际接轨的主要方面和内容,并给出了不可接轨的相关领域。其中重点论述了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的接轨内容,探讨了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四个接轨层面,就其中的主要方面展开了一定的分析。然后,结合接轨工作的实际内容,对与国际接轨的矛盾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意在把握好限定性与自主性之间的平衡。第四章,对如何与国际接轨这一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回答,从哲学和现实角度探讨了相应的方法与策略,是对接轨问题的动态控制。在这一章里,首先对我国目前的接轨现状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指出了其中的成就和问题,从实际情况角度论述了掌握好矛盾平衡的重要性;接着对限定性方面如何接轨、自主性方面如何接轨分别进行了策略方面的论述,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观点和看法;最后对接轨的过程管理和效果评价进行了探讨,旨在建立起一套合理的机制,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保证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从而推动接轨工作的顺利进行。通过这四个大的方面的分析论证,从而构筑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研究框架,在此基本上比较完整地完成了全文的论述。
宋敏[7]（2008）在《“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外交策略》文中指出当今国际贸易救济制度中有关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相关规定已经严重危及中国正常的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这首先是因为与“非市场经济地位”规定相关的、在反倾销调查中确定倾销成立与幅度的替代国制度、反倾销报复中的一国一税制度让中国很难做出有力和到位的回应。其次,由于受“非市场经济”条款的约束,国外对华反补贴调查中也大量采用替代国的方法确定补贴率,从而更容易做出补贴成立的裁决、征收更高的反补贴税。另外,专门针对中国制定的特保措施设定了比一般的保障措施更低的门槛,这又成为国外对华滥用保障措施的根源。“非市场经济”问题是冷战思维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遗留的具体表现,其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美国在该规则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之中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为了早一些融入到WTO所倡导的、以保护自由公平竞争为目标的多边贸易体制中,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权衡利弊后在相关入世协议中加入了“非市场经济”条款,这就为其他国家抵制或限制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提供了“合法的”借口。“非市场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措施等国际贸易救济的整个体系中。受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相关规定的影响,中国不仅连续12年多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大的国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受反补贴措施危害最大的国家。反补贴调查的对象不仅包括涉案企业,而且包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认为其无关大局、等闲视之,而是要理性看待、冷静分析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真实意图和要价,通过合理利用、参与构建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手段,并针对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之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策略,重点争取美国、欧盟等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以点带面,争取在全球范围内尽早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将可能遭受的损失降到最低,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王珏[8]（2008）在《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对外经贸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为例》文中认为本文从国际行为体多元化理论的视角出发,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对外经贸中的影响、作用及其局限性,并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本文首先界定了非政府组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然后对其特征作了归纳和分析。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和企业而言,不以营利为目的,带有志愿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它们一般具有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独立性、不以营利为目的公益性和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志愿性以及遵从法律为取向的合法性四大基本特征。本文在理论上梳理了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治理理论等对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论述,指出西方国际关系已经开始从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心论”向“行为体多元论”演进,强调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潮流之一。本文认为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安全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非政府组织在《京都议定书》签订实施过程的活动和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在上海应对“入世”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为个案,对国际和国内的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经贸中的作用、地位、影响和局限性做了分析和探讨。本文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国内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社会分层化以及公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使中国非政府组织获得了快速的成长,活动领域也开始从国内事务逐渐拓展到国际事务。特别在对外经贸中,非政府组织不仅有效弥补了政府职能的“缺位”,也为企业与政府间架设了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半官半民”特征。不少机构对外以非政府组织身份活动,对内则从事公益服务,但是经济上却属于政府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或基本上靠政府的官方资金注入开展工作。因此,如何引导这类组织“去官向民”成为真正独立地开展活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进一步规范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任务和新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一）、“去官向民”,加强中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1）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改变原有的与政府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通过政府委托的方式,接受政府资助,为政府提供有偿服务;（2）提升组织内部管理能力。通过建立合理的评绩效估体系、科学的管理体系、以及行业自律机制,提高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自立、自强、自律能力。（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非政府组织活动空间。（1）加快法制监管建设。通过立法来为非政府组织定位,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在管理方面,建议逐步取消许可批准制,试行登记备案制,并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2）拓展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放宽非政府组织筹集活动资金的渠道,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经验和新的发展动力;（3）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空间。通过合理赋权,有效分工,从对政府的“拾遗补缺”到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互律”,最终实现善治的公众参与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周燕[9]（2008）在《WTO条件下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加入WTO后,一方面给非公有制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会给非公有制企业带来很大的挑战。面对"入世"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非公有制企业应该确立以大力发展新技术、外向型经济为主线,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运营为手段,以参与国内、国际市场平等竞争与合作为目标,走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发展思路和目标,以"入世"为契机,制定有效的发展对策,变压力为动力,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的更快发展。
林莹[10]（2006）在《WTO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入WTO对我国经济来说影响很大。但就不同产业、部门和不同所有制经济来说,其利弊又有区别。按不同的所有制经济来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产业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等结构方面,在企业的运行机制方面以及在企业经营状况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在加入WTO后,不同所有制经济在与国际企业的竞争中的强弱的态势也是不同的。
二、加入WTO给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与应对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给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与应对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2）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市场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
|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 |
| 1.1.3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奇迹般腾飞的体制根源 |
| 1.1.4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
| 1.1.5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
| 1.2 国内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学者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学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基本现状述评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 1.3.1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
| 1.3.2 文献研读法 |
| 1.3.3 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法 |
| 1.3.4 系统科学研究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内容、创新探索和分析框架 |
| 1.4.1 本文的主要内容 |
| 1.4.2 本文的创新探索 |
| 1.4.3 本文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肯定性分析 |
| 2.1.1 社会经济三形态理论 |
| 2.1.2 世界市场理论 |
| 2.1.3 东方社会理论 |
| 2.1.4 对市场经济一般原理的具体论述 |
| 2.2 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市场关系的认识与处理 |
| 2.2.1 从消灭商品交换到利用商品交换 |
| 2.2.2 从限制市场到引导市场 |
| 2.2.3 探索“以市场、商业为基础”的路子 |
| 2.2.4“整个看法根本改变”和经济范畴的运用 |
| 2.3 毛泽东的商品经济思想在新中国的初步发展 |
| 2.3.1 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
| 2.3.2 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性质需要辩证看待 |
| 2.3.3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前途命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联系 |
| 2.3.4 要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 |
| 2.4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提出 |
| 2.4.1 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最初运用 |
| 2.4.2 主政西南时期邓小平市场思想的继续发展 |
| 2.4.3 计划经济体制下邓小平市场思想的不断深化 |
| 2.4.4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市场思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飞跃 |
| 2.5 东欧国家对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
| 2.5.1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探索——兰格模式 |
| 2.5.2 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布鲁斯模式 |
| 2.5.3 宏观间接调控的自由市场协调——科尔内模式 |
| 2.6 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理论研究的有益借鉴 |
| 2.6.1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
| 2.6.2 马歇尔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 |
| 2.6.3 凯恩斯的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 |
| 2.6.4 萨缪尔森的混合调节市场经济理论 |
| 2.7 对中国古代市场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
| 2.7.1 高度重视市场对发展生产的重要作用 |
| 2.7.2 主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 |
| 2.7.3 重视对国家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景像 |
| 3.1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前奏(1949—1978) |
| 3.1.1“第二次结合”的尝试:计划经济背景下市场因素的曲折成长 |
| 3.1.2 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 |
| 3.2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试验(1978—1984) |
| 3.2.1 农村改革的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 3.2.2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 |
| 3.2.3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 |
| 3.2.4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 |
| 3.3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进展(1984—1992) |
| 3.3.1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
| 3.3.2 企业改革的推进: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 |
| 3.3.3 流通领域改革的力度加大: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 |
| 3.4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进(1992—2002) |
| 3.4.1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 |
| 3.4.2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 |
| 3.4.3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 |
| 3.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2003—2012) |
| 3.5.1 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 |
| 3.5.2 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培育与完善 |
| 3.5.3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
| 3.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面深化(2012——) |
| 3.6.1 经济新常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境遇 |
| 3.6.2 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
| 3.6.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刻革命 |
| 3.6.4“一带一路”倡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3.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实践价值 |
| 3.7.1 推进了中国市场化进程步伐 |
| 3.7.2 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
| 3.7.3 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 |
| 3.7.4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
| 第四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集成 |
| 4.1 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深化 |
| 4.1.1 对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反思 |
| 4.1.2 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原则 |
| 4.1.3“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的形成 |
| 4.1.4 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 |
| 4.1.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 4.2 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1 结合的理论前提:商品经济二重性 |
| 4.2.2 结合的现实前提: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4.2.3 结合的逻辑前提:市场经济中性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 |
| 4.2.4 结合的关键节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
| 4.2.5 结合的基本途径: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优化各自的实现形式 |
| 4.3 形成了中国特色市场决定论 |
| 4.3.1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内涵 |
| 4.3.2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围限定 |
| 4.3.3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基础性作用的区别 |
| 4.3.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背景下的政府作用解析 |
| 4.4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模式 |
| 4.4.1 宏观调控的常态化 |
| 4.4.2 调控目标的多元化 |
| 4.4.3 调控机制的一体化 |
| 4.5 形成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完善的新发展理念 |
| 4.5.1 创新发展:着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 |
| 4.5.2 协调发展: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 |
| 4.5.3 绿色发展:指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4.5.4 开放发展:拓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间张力 |
| 4.5.5 共享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格局 |
| 4.6 彰显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
| 4.6.1 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2 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所引致的后果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3 以人民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目的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6.4 党的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与之联系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不同 |
| 4.7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价值 |
| 4.7.1 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完善增加了崭新内容 |
| 4.7.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 |
| 4.7.3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 |
| 4.7.4 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方位 |
| 5.1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维度 |
| 5.1.1 理解时代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
| 5.1.2 实践基础的重要构件: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变革 |
| 5.1.3 理论标志的主要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5.1.4 立论依据的突出表现: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5.2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要求 |
| 5.2.1 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 |
| 5.2.2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基础 |
| 5.2.3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途径 |
| 5.2.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
| 5.3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体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
| 5.3.1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时代内涵 |
| 5.3.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逻辑一致性 |
| 5.3.3 经济体制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 |
| 5.3.4 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抓手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
| 5.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
| 5.4.1 为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改革和发展模式 |
| 5.4.2 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
| 5.4.3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力支撑 |
| 5.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时代价值 |
| 5.5.1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
| 5.5.2 推动中华民族赶上时代潮流的必要条件 |
| 5.5.3 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
| 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创新经济发展的特色呈现 |
| 6.1 充分发挥创新型制度变迁对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6.1.1 注重制度建设“破旧”与“立新”的动态磨合 |
| 6.1.2 从单项制度变迁向制度结构变迁演进 |
| 6.1.3 宏观经济制度变迁与微观经济制度变迁同步进行 |
| 6.2 坚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改革方式的稳步推进 |
| 6.2.1 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市场化 |
| 6.2.2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 |
| 6.2.3 从局部性改革到整体推进 |
| 6.3 凸显以市场配置资源为目标的价格改革 |
| 6.3.1 价格改革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
| 6.3.2 价格改革促进了市场制度建设 |
| 6.3.3 价格改革促进企业制度改革 |
| 6.4 注重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
| 6.4.1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是唯物史观的应有之义 |
| 6.4.2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
| 6.4.3 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 |
| 第七章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径指南 |
| 7.1 继续推进基本经济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1.1 持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
| 7.1.2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
| 7.1.3 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
| 7.2 深入推动产权制度的更加完善 |
| 7.2.1 建立健全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 |
| 7.2.2 健全产权交易和流转制度 |
| 7.2.3 加强对产权市场运转的有效监管 |
| 7.3 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更加完善 |
| 7.3.1 不断健全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 |
| 7.3.2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
| 7.3.3 着力推进要素市场体系建设 |
| 7.4 促进宏观调控方式和体系的更加完善 |
| 7.4.1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7.4.2 调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
| 7.4.3 完善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 |
| 7.5 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7.5.1 以要素新供给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
| 7.5.2 以结构性新供给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7.5.3 以制度政策新供给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7.5.4 推进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协同统一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的理论根基 |
| 8.2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发展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8.3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 |
| 8.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5）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一、现实层面 |
| 二、理论层面 |
| 三、研究的切入点 |
| 第二节 市场竞争的制度化脉络 |
| 一、市场准入制度与竞争倡导的协调 |
| 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沿革和理论分析 |
| 三、政府和市场：竞争政策中的规制问题 |
| 四、关于自贸区“市场准入”的研究与实践 |
| 第三节 分析路径和方法 |
| 第四节 文章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基本议题：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总体设计思路 |
| 第一节 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
| 一、国际贸易投资谈判 |
| 二、亚太经济合作 |
| 三、地缘政治关系 |
| 第二节 措施: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 |
| 一、自贸区准入的制度目标 |
| 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
| 第三节 路径：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体系的设计 |
| 一、市场竞争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
| 二、结构性改革的案例分析 |
| 三、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设计的总体思路 |
| 第二章 制度架构：基于市场准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市场准入的一般分析 |
| 一、市场准入概述 |
| 二、基于合法性和稳定性的设计 |
| 第二节 市场准入的国际规则 |
| 第三节 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
| 一、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现状 |
| 二、国内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不足 |
| 第四节 基于现实问题的自贸区准入改革 |
| 一、国际规则在自贸区实现的要求 |
| 二、国内准入制度现有障碍和规则出路 |
| 第三章 制度比较：各国的市场准入实践 |
| 第一节 国际竞争视域的“负面清单” |
| 一、负面清单的竞争性特征 |
| 二、负面清单的法理梳理 |
| 第二节 各国准入制度的竞争性分析 |
| 一、各国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和差异化安排 |
| 二、自贸区准入制度比较 |
| 三、市场准入与市场行为的双重规制 |
| 第三节 投资准入的中国实践 |
| 一、历史沿革 |
| 二、以负面清单为对象的分析 |
| 第四章 竞争中立：自贸区竞争体系的制度展开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总体思路 |
| 第二节 竞争中立的价值内核 |
| 一、竞争中立的界定 |
| 二、竞争中立的内容范畴 |
| 三、自由公平市场的制度基础 |
| 四、竞争中立框架下的国有企业 |
| 第三节 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构建 |
| 一、完善法律规制,弱化行政管制 |
| 二、建立社会化综合监管体系 |
| 三、拓宽优化监管途径 |
| 第五章 竞争倡导：自贸区竞争政策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竞争倡导与反垄断规制 |
| 一、行政性垄断的外部性分析 |
| 二、自贸区反垄断的法理基础 |
| 三、竞争倡导的建构原则 |
| 第二节 竞争倡导与市场准入框架 |
| 一、扩大开放制度 |
| 二、深化政府改革制度 |
| 三、功能制度突破 |
| 四、法律制度创新 |
| 五、探索涉外税制改革 |
| 六、放大辐射带动效应 |
| 第三节 开放与限制性措施的法律授权 |
| 一、 上海自贸区投资管理基本框架 |
| 二、上海自贸区贸易管理基本框架 |
| 三、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基本框架 |
| 四、上海自贸区金融管理基本框架 |
| 五、上海自贸区重点服务业基本框架 |
| 六、以风险防范、规范运作为中心的法制架构 |
| 七、上海自贸区税收管理基本制度 |
| 八、上海自贸区信用管理基本框架 |
| 第六章 风险管控：制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市场规制 |
| 第一节 制度不确定性背景下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一、以开放为目标的竞争风险管控 |
| 二、上海自贸区法律制度的不确定性 |
| 三、法律冲突限制下的竞争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竞争风险管制的法律维度 |
| 一、基于“行政法定”的风险规制 |
| 二、基于“私法自治”的风险规制 |
| 三、基于“平衡和谐”的风险规制 |
| 第三节 国家安全审查机制 |
| 一、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例外的内核 |
| 二、美国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
| 三、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
| 第七章 结论：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竞争政策 |
| 第一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目标设定 |
| 第二节 “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界限 |
| 第三节 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的制度建议 |
| 一、竞争政策的制度化路径 |
| 二、竞争政策的执行路径 |
| 三、竞争政策的司法规制路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中国与国际接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第一章 与国际接轨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全球化 |
| 一、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
|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三、全球化的内在本质 |
| 第二节 与国际接轨的含义 |
| 一、接轨 |
| 二、与国际接轨 |
| 三、接轨的内容 |
| 四、接轨的方式 |
| 第三节 限定性与自主性的矛盾关系 |
| 一、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含义 |
| 二、限定性与自主性的辩证关系 第二章 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原因与意义 |
| 第一节 限定性的外在要求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呼唤世界统一的游戏规则 |
| 二、拒绝全球化只会导致封闭与落后 |
| 三、参与全球化就必须与国际接轨 |
| 第二节 自主性的内在需要 |
| 一、接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向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 |
| 二、接轨有助于后发国家更快地实现现代化发展 |
| 三、接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祖国的和平崛起 |
| 第三节 接轨的关键在于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
| 一、接轨过程本身带有一定的风险性 |
| 二、风险性的存在要求我们在接轨的过程中必须坚守自主性 |
| 三、接轨的关键在于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第三章 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内容与边界 |
| 第一节 限定性方面：积极进行接轨 |
| 一、接轨的内容：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 |
| 二、接轨的层面：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与社会 |
| 第二节 自主性方面：不可盲目接轨 |
| 一、基本制度 |
| 二、核心价值 |
| 三、国家安全 |
| 四、特色文化 |
| 第三节 接轨边界的设定在于把握好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
| 一、与国际接轨是有条件与无条件、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
| 二、与国际接轨是整体与局部、量变与质变的统一 |
| 三、与国际接轨是连续性与跳跃性、开放性与主导性的统一 第四章 中国与国际接轨的方法与策略 |
| 第一节 接轨现状评述 |
| 一、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接轨成就 |
| 二、接轨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 |
| 第二节 限定性方面的方法与策略 |
| 一、主动接轨，融入国际社会 |
| 二、全面接轨，分层分步推进 |
| 三、发扬正效应，屏蔽负效应 |
| 四、博采众家所长，平衡利害关系 |
| 第三节 自主性方面的方法与策略 |
| 一、积极防御，维护自身安全 |
| 二、张扬自我，发挥民族特色 |
| 三、以斗争促和谐，以和谐谋发展 |
| 四、提高定价能力，引领全球标准 |
| 第四节 建立合理的机制实现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
| 一、接轨的目标设定 |
| 二、接轨效果的阶段性检验与反馈 |
| 三、接轨进程的矫正 |
| 四、在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中成功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过程 结束语 参考文献 后记 |
（7）“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外交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 |
| 四、结构安排及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国际法渊源 |
| 第一节 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GATT第6条的解释性注解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救济制度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 |
| 第三节 非市场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国家利益 |
| 第二章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及实质 |
| 第一节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
| 第二节 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表象和实质 |
| 第三章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
| 第一节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正常的对外贸易的影响 |
| 第二节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国际投资和宏观经济决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政治稳定和国家形象的影响 |
| 第四章 积极谋求“市场经济地位”的政府外交策略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合理利用与主动参与构建国际机制 |
| 第三节 重点争取美欧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外交策略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8）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对外经贸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经济全球化与非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非政府组织的界定和分类 |
| 一、非政府组织的定义和基本特性 |
| 二、非政府组织的分类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非政府组织 |
| 一、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对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论述 |
| 二、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非政府组织的相关论述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
| 一、经济全球化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 |
| 二、《京都议定书》签订实施过程中的非政府组织 |
| 三、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 |
| 四、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与中国非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 |
| 一、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结构多元化 |
| 二、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化 |
| 三、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 |
| 第二节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 |
| 一、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中国非政府组织 |
| 二、政府职能转变推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 |
| 三、中国非政府组织"半官半民"独特个性 |
| 第三节 中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与中国非政府组织 |
| 一、"民间外交"在中国的兴起 |
| 二、由政府包揽到民众参与的对外经贸交往 |
| 三、非政府组织与中国对外经贸战略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
| 第三章 从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看中国非政府组织 |
| 第一节 "入世"催生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
| 一、上海"入世18条"的产物 |
| 二、"去官向民"的组织宗旨 |
| 三、官民结合的组织结构 |
| 四、独具特色的专业服务 |
| 第二节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与中国"入世"承诺 |
| 一、"50100工程"与"入世"人才储备 |
| 二、国民待遇原则与汽车拍照拍卖 |
| 三、对加拿大烧烤架案的技术支持 |
| 第三节 深入参与应对"入世"的局限 |
| 一、官办非政府组织的经济自立两难 |
| 二、来自政治体制的制约 |
| 三、民间志愿精神的匮乏 |
| 结束语 |
| 第一节 "去官向民"是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当务之急 |
| 一、弱"官性"谋求独立自主 |
| 二、强"民性"争取自律发展 |
| 第二节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非政府组织提供发展空间 |
| 一、加快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制建设 |
| 二、拓展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 |
| 三、寻求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WTO条件下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一) 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 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现状 |
| 二、加入WTO后对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影响 |
| (一) 加入WTO后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机遇 |
| (二) 加入WTO后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挑战 |
| 三、加入WTO后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思路和目标 |
| 四、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应对入世挑战的发展对策 |
| (一) 体制创新是非公有制企业应对入世挑战的治本之策 |
| (二) 管理创新是非公有制企业应对入世挑战的首要问题 |
| (三) 从单纯的竞争战略走向竞争合作战略 |
（10）WTO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加入WTO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影响 |
| 二、WTO下非公有制经济应对策略 |
| 三、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
四、加入WTO给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发展空间与应对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2]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3]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发展研究[D]. 钱路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上海自贸区竞争政策问题研究 ——以市场准入制度为中心[D]. 陈炜.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5)
- [6]寻求限定性与自主性的平衡 ——中国与国际接轨问题研究[D]. 朱正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09(03)
- [7]“非市场经济地位”与中国的外交策略[D]. 宋敏. 暨南大学, 2008(03)
- [8]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对外经贸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为例[D]. 王珏. 复旦大学, 2008(03)
- [9]WTO条件下浙江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对策研究[J]. 周燕. 消费导刊, 2008(01)
- [10]WTO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讨[J]. 林莹. 当代经理人, 200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