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和道德的经济分析

一、信誉、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甄正^[1]（2021）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个人失信惩戒机制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关于“信”的讨论,古已有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活跃程度不断提升,信用这一概念逐渐在市场活动中产生了新的含义,与此同时,国外市场上,信用制度已经悄然蔓延开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接轨国际、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今天,我国商业交易中的信用制度建设和管理显得滞后于市场,由此衍生出许多信用相关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度让人们认为我国的信用体系已然全面崩塌,急需进行彻底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改革,才能全面扭转信用缺失的社会风气,重建我国社会信用体系。2014年,国务院颁布《社会信用体系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建立完善以奖惩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信用运行机制,进行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中,惩戒制度是信用体系的最终保障和必须手段,想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如同《纲要》所说,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近年来我国信用机构也逐渐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正在朝着完整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迈进,作为整个信用体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个人,却仍然面临着诸多信用服务方面的窘境,本文从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对失信人的惩戒机制入手,探析个人信用服务中失信惩戒机制的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从语义和渊源上梳理关于“信用”、“征信”、“失信惩戒”的概念并进行了解释,同时指出学界关于此类概念的最新研究成果。第二部分主要讲述我国目前失信惩戒的主要方式及其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问题,进而明确我国个人失信惩戒机制的缺陷。第三部分主要包含对当今几大信用管理模式的特点分析及其代表国家关于个人失信惩戒的措施的梳理,从中分析其异同,提炼其共性。第四部分,结合对于我国个人失信惩戒的缺陷分析,同时借鉴外国个人失信惩戒的经验,提出我国个人失信惩戒体系建设的框架,试由此建构符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展需要的个人失信惩戒机制。

黄慧微^[2]（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安强身^[3]（2020）在《信任视角下的网贷投资者决策行为及其风险缓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凭依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借贷曾以去中介化的“脱媒”优势在降低借贷双方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拓展交易范围以及提升社会资金配置效率上显示其价值。但自2007年网络借贷在我国出现以来,偏离信息中介定位的“异化”趋势日渐明显,风险不断集聚。基于市场风险频发、行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客观情况,理解、剖析网络借贷在我国的运行特征,分析风险根源,提出风险防范以及规范路径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诉求。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本文沿袭诺思（1994）“形塑制度变迁方向的主角是组织及其企业家”以及马尔科姆·卢瑟福（1999）“众多个体相同目标下的决策行为将促进组织、系统甚至社会变迁”的理论思想,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网贷模式运行主角——“出借人”的决策行为。作为网贷风险的主要承接者,出借人的投资风险主要集中于平台和借款人违约风险、道德风险,考虑已有文献有关出借人对借款人、投资标的选择的研究异常丰富,加之平台在出借人投资决策中的首位性和重要性,本文将研究切入点定于出借人对异质化平台的选择决策及其风险防范。进一步地,考虑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模型并不适合信息不完全的网贷市场,借鉴行为金融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相关理论,从信任这一借贷交易基石入手,分析出借人对异质化平台的信任倾向、选择决策成为本文与已有研究的区别所在。同时,将行为人个体决策分析引入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一个基于行为人决策分析视角下的制度变迁研究框架,融合并发展信任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羊群行为等不同学科理论,由个体的决策行为特征分析风险根源,进而提出市场风险防范与制度规范路径,成为本文在理论与实践上尝试性的边际贡献。在整体内容上,本文在考察我国网贷市场发展现状基础上,借助交易信任相关理论,深入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网贷市场交易信任困境以及缓释机理;并借助网贷市场交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厘清影响出借人对异质化平台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信任倾向,研究出借人的平台选择是否存在羊群行为及其是否理性;对信息披露与声誉约束在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出借人资金安全风险的作用加以实证检验,最终提出规范网贷行业发展的具体建议。在理论分析部分,借助信任理论、模糊规避理论以及博弈论方法,本文首先就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出借人决策影响因素加以理论分析,为后文实证检验出借人的平台选择影响因素提供支撑;进而在平台交易信任理论模型构建基础上,分析出借人投资决策与交易信任倾向的关系,剖析“委托-代理”关系下平台与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在理论上对出借人决策风险根源加以阐释,也为后文出借人在平台选择上的羊群行为及其理性判断提供理论支持;最后,通过信息披露机制、声誉约束机制等不同理论模型分析缓释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的作用机理,为本文相关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利用网贷市场交易数据,验证影响出借人决策的平台因素及交易信任决策倾向;检验出借人在平台选择上是否存在羊群行为及是否理性;验证信号传递、声誉约束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缓释风险上具有的作用,从而为相关建议奠定实证基础。相关研究的主要结论有:（1）不同平台因素对出借人投资均具有正向作用,但认知型信任对出借人投资决策的影响强于制度信任。本文将出借人对平台信息的信任类型划分为制度信任与认知型信任,实证检验出借人的平台决策影响因素以及两种信任在出借人平台选择决策中的权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平台信息所对应的各解释变量对出借人投资均具有正向作用。网贷平台合规性以及风险保障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出借人的制度信任水平;网贷平台在规模、知名度以及背景上的特性差异,显着影响出借人的认知信任水平。利用主成分分析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虽然出借人的投资决策由制度信任与认知信任共同驱动,但认知型信任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要强于制度信任。（2）出借人的平台选择决策存在显着羊群行为,且并非完全理性。本文基于市场不同平台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系统GMM估计检验出借人在网贷平台选择决策上是否存在羊群行为,并利用Logit模型检验出借人羊群行为的理性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网贷市场中出借人的平台选择决策存在显着的羊群行为,而且该行为并非完全理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羊群行为特征。虽然有银行托管、发展排名靠前、国资系、银行系等不同标签的平台在保障出借人资金安全上具有优势,但出借人在面对不同平台披露的信息时并不能选择最优平台,出借人根据平台属性进行投资时无法达到完全理性。（3）投资者基本能够有效识别平台披露信息的价值,因此,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平台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投资者识别和缓解决策风险。本文使用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衡量信号传递,使用平台有无提供高管信息衡量声誉约束,采用Logit模型和OLS分别进行回归,实证检验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上的作用。研究发现:平台信息披露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平台为问题平台的概率越低、投资者人数越多,由此表明,投资者借助平台的信号传递识别了平台信息和风险;另一方面,主动披露高管信息且高管教育背景越好,平台是问题平台的概率越小,且投资者人数越多,这表明投资者可识别高管声誉约束价值,并以此来辨别平台风险。基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认为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出借人决策理性,健全网贷监管相关制度是防范网络借贷风险、规范网贷行业发展和良性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具体上,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网贷平台的信息披露主体责任,降低信息不对称,引导投资者由认知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变;二要加强网贷金融消费者教育,强化投资者风险意识,提高出借人决策理性水平,并积极推进网贷平台纳入第三方征信系统,完善平台信息报送管理制度。同时,要建立监管沙盒制度,发展数字化监管科技,从源头入手防范网贷风险。借鉴己有研究成果,本文创新点集中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引入制度变迁思想,借助不同学科理论,研究出借人的平台信任倾向、平台选择决策行为以及风险缓释机制,构建了一个基于个体决策分析视角下的网贷规范发展理论研究框架;二是有别于己有研究更多集中于出借人对借款人及借款标的选择决策的现状,本文在交易信任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网贷市场交易信任理论模型,探讨了网贷交易的信任困境和缓释机制,并选取出借人对平台的信任倾向、选择决策行为及理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以更为真实地解释当前的网贷市场风险;三是针对现有研究主要在理论上分析信号传递、声誉约束在降低信息不对称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不足的现状,本文在实证上分别检验了信号传递、声誉约束在降低网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缓释市场风险的价值,不仅完善了该领域研究,对网贷平台、监管者和投资者的运营、监督与决策也具有积极意义。

何松龄^[4]（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许丹琳^[5]（2018）在《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文中提出冷静期制度是一项通过扩大消费者权利以保护消费者的制度,采倾斜保护的方式调整在特殊领域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趋于均衡。它也是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相关制度共同组成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这一制度的构建,是基于在社会分工出现伊始便随之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并且伴随分工的不断细化,信息不对称更加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信息不对称本身是一个中性现象,之所以产生消极影响,是由于信息通常与利益休戚相关,因而在制度规制不足的情况下,信息优势方在行动选择过程中更容易倾向于为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劣势方受到损害。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也存在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新型消费方式与消费品不断推陈出新的背景之下,多元化的消费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便捷,不断创新的消费品也更好的满足了消费者攀升的消费需求。但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随之产生的则是程度更为严重、消极影响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消费者保护立法应当实现在对信息不对称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加以规制。以信息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能够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提供分析方法。将信息经济学的既有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运用于冷静期制度的研究中,能够对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产生与程度的差异性进行准确分析,同时也能够为冷静期制度的改进提供新的思路,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尽可能的实现效用最大化。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冷静期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过度适用不仅无法实现其应有效果,更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因而在现阶段,其适用范围应当予以严格界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与产生原因是界定制度适用范围的重要来源,结合我国市场现状与域外立法经验,将冷静期制度分为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两类,更有利于未来制度的优化与体系化建设。在对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之前,厘清其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必不可少。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可见,概念的明晰是制度建立的基础。而与冷静期制度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即是信息,冷静期制度虽然并不直接调整信息,但信息却是其制度建立的关键要素。在任何决策之中,信息都必然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信息总是与不确定性相关联,当一个决策主体面临着选择时即表明他面临着多种可能性,与之相伴的还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也就意味着存在通过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而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则影响了通过信息来降低风险的可能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更会使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信息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主体间的均衡实现有着较为全面的分析与阐释。也正是利用这些分析方法与理论工具,我们能够对市场中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并为论证冷静期制度的理论基础提供新的视角。在冷静期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分析上,信息经济学视角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仅从制度本身来看,目前冷静期制度已经被大部分国家与地区的消费者立法所采纳,在不同的立法中对其的规定不尽相同,通过对制度间设计的差异进行梳理,能够为冷静期制度的研究提供更完整的视域。在我国,冷静期制度正式构建的时间较晚,早期仅在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等法规中有类似规定,直至2014年新《消法》才将其规范纳入。虽然现阶段这一制度已经初具雏形,但对其正当性的论证却仍显薄弱。采信息经济学分析方法,将消费者问题置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之下,通过制度功能作用的论证、制度的比较分析,能够给予冷静期制度的构建以更有力的证成。在信息可核实性理论的验证之下,可知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通常与信息的可核实性相关,而冷静期制度正包含着能够提升信息不可核实情形下对消费者实现有效保护的功能,既能够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一定的事前规制效果,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低成本且便捷的信息不对称事后策略。在实践中,一方面,冷静期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适用应当具有明确的范围,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各有差异、程度不同。是故,一项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对信息不对称的精准克服作用,必须要以制度的实施效果为考量。将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的具体情形相连接,逐步划定制度适用之界限,再以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同原因、不同程度为依据将之类型化,可作为冷静期制度改进与完善的起点。以不同类型的信息不对称为基础,可将冷静期制度分为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在此应当再次予以明确的是,冷静期制度的适用是具有局限性的,过度适用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导致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受损。因此,在制度的适用界定过程中,类型化有着重要作用。此外,类型化对于制度的具体行使规则与法律后果的设置也都意义重大。首先,就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立法来看,在各国立法中都主要包含以特殊交易方式订立的合同,即上门推销与远程交易。在新型消费方式大受欢迎的今天,传统的线下交易虽然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但无可否认的是采用网购、邮购等方式进行的消费也已经占据了消费者的部分生活。以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两类特殊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予以论证,并对各国立法回应予以分析,阐明制度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作用,能够为我国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其次,在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研究中,由于我国冷静期制度目前的适用范围较窄,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尚未建立,因而先就标的规制型消费者保护的理论基础进行论述与阐释。在此基础上,对各国立法中此类冷静期制度的规定予以分析总结,最终勾勒出制度轮廓。具体来说,即是通过与要约规制型冷静期制度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由于二者间存在的差异所衍生出的制度设计异同。此后对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适用对象进行类型总结,可知在各国立法中主要包括金融商品和分时度假产品。再通过对制度立法的国内外评述,对域外立法从立法模式到立法内容进行逐一分析,并对我国制度的缺失予以反思,以推进我国该类型下的制度构建与发展。通过一系列的综合分析与论证,我国冷静期制度的不足之处已显而易见。能够明确其未来的改进方向,以促进提升制度实施的有效性,是针对这一制度进行研究所期望实现的目的。申言之,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来探讨我国制度的完善或许是可行的,即以信息经济学分析为出发点,以成本—效益理论为基础对不同模式选择下可能付出的成本与可能取得的收益进行分析,可知采纳半统一式立法模式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立法需求。此后,以制度的严格适用为前提,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差异性进行类型化,并以此为依据分别明晰要约规制型与标的规制型冷静期制度的完善方向。通过两类冷静期制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则设置,改进要约规制型存在的制度缺陷,填补标的规制型的立法空白。在具体适用范围的确定上,应当对两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影响等因素进行充分考量,结合我国立法需求将制度适用限制在四种特殊类型的对象之内,避免过度滥用造成市场运行效率降低。具体到行使规则与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则应当以均衡理论为基础,充分考量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既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同时防止经营者对策行为的出现。最后,再辅以配套制度的规则完善,更能够有效提升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综合能力。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全面且有效的保护框架,更维护了市场的稳定性。

刘闻^[6]（2016）在《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文中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因素。任何人若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外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物美价廉的商品、宾至如归的服务、新奇奥妙的构想、先人一步的策略等。相比其他类型的竞争,经济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永恒循环。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睿智的市场主体会更加注重长远发展而非眼前小利,商业信誉存在的重要性也因而得以展现。作为对市场主体过往经济行为的积极评价,商誉可以呈现给社会公众一种良好的商业印象,这无疑能够带来更多的经济利润。各市场主体通过自身努力经营来培育商誉不仅是自由、公平竞争的直接反映,还是维护商业伦理的应然要求。然而,某些别有用心之人自己不愿意付出辛劳,而是选择通过诋毁他人商誉的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这样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竞争的规则,同时也逾越了法律规定的红线,故应受到禁止与制约。随着近年来商业诋毁相关案件的增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法律规制力不足等问题开始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为此,本文将针对上述疑问逐一展开分析。全文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界定了商业诋毁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商业诋毁是由诋毁和商业两个词语共同组成的。论文首先从诋毁的词源解析出发,对于古往今来有关诋毁的含义进行了汇集；其次解释了商业的含义,从而划定了这类诋毁行为的范围。基于以上论证,最后总结出了商业诋毁的定义：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言辞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商业诋毁是一种信息行为。由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可知,发生商业诋毁的社会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它虽然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普遍现象,但应杜绝信息优势者滥用优势地位之情形。为了缓解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可尝试发挥商业言论的积极效用：但同时也要坚守言论自由的底线,法律须对非法的商业言论如商业误导、商业诋毁予以规制。第二章针对商业诋毁所侵害之商誉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而言,商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会计学的相关理论如三元论、核心商誉论认为,在以经济竞争为主题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誉已然演变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它对于市场主体的持久盈利有着非凡的意义。就其外在表现和内在特征来说,商誉和其他包含经济利益的范畴如名誉、荣誉、商标、商号、信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也存在着可以辨识的差别。通过这些比较分析,可以明确商誉独立的财产属性,故有必要在未来将其确认为一种新型的财产性权利予以保护。另外,商业信誉是一个内容较广的名词,除了最为常见的商品信誉之外,还应包括服务信誉以及其他与商业活动有关的信誉。第三章探讨了商业诋毁的主体认定问题。根据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规定,实施商业诋毁之人须为经营者,且诋毁行为只能针对竞争对手实施；故在进行行为认定时,务必要遵循经营者与竞争关系这两个硬性要求,若有任一缺失则不能构成商业诋毁。但在实践中,早已出现了有悖于以上要求却产生了诋毁效果的案例。若不将这些不法行为纳入商业诋毁之列予以规制显然有违竞争法的立法本意,也将不利于对市场失灵的纠正。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裁判文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破除经营者资格论与直接竞争关系的束缚,扩大商业诋毁的主体范围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笔者亦支持这一观点,并对其进行了细致分析。第四章围绕着诋毁的行为表现展开了分析。激发人们实施商业诋毁的心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最为常见的因争夺竞争机会、经济利益的行为动机之外,还可能由于过度维权、纯粹泄愤、盲目跟风等原因而引起诋毁。此外,根据捏造、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方式可知,商业诋毁的主观状态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确立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责任大小的判定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中的具体案例来看,传播不完整、无法证实的信息亦能达到商业诋毁的负面效果,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滥发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和不当同业监督,因而有必要对于这些行为的法律边界进行探讨与分析。另需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诋毁并不一定要求造成实际损害后果,只要达到可能损害的效果即可。第五章就当前立法的不足提出了完善商业诋毁规制的建议。从理论上看,对于是否规制商业诋毁的思考可以从禁止搭便车、消费者主权、社会福利最大化等研究成果中寻求理论支撑。与此同时,考虑到商业诋毁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于实践中运用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规制应是本文的落脚点所在。由于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其中的诸多内容已不能有效地规制现今发生的诋毁行为；具体问题包括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行政责任的缺失、刑事处罚的局限性等。故本文主张从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刑事制裁三个角度对于商业诋毁的规制条款予以革新,从而使之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李文中^[7]（2011）在《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在我国筹资公平性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对卫生服务利用下降,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研究指出卫生体制改革既失去了效率也丧失了公平的背景下对我国建国以来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综合运用了基尼系数、集中系数、Kakwani指数和直接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保障筹资公平、健康状况公平等进行了测度；运用时间序列DEA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技术效率进行了估算。计量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直到政府先后大规模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才明显改善。再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条件和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健康保障融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分三步走建成“覆盖全民、层次多样、家庭互济、供需协调、运转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王建^[8]（2008）在《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引起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的重要根源是因医疗保险体制性缺陷造成的道德风险。这一问题的存在不仅加剧了医疗费用的激增,影响了稀缺性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医疗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及其控制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课题。本文在回顾国内外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基础上,从医疗服务需求方、供给方、保险机构三方角度,详细分析了当前社会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不同的表现形式,针对不同表现形式进行原因分析。进一步地,运用经济学经典理论和博弈模型,文章深入挖掘了道德风险产生的深层机理,并基于信任机制理论深入揭示道德风险在医疗保险中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在总结国内外规避道德风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我国实际情况,论文探讨了我国规避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的基本思路以及具体对策措施。最后,介绍了天津市建立医疗保险信誉等级制度的一些做法并进行实效分析,旨在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基本构想的合理性。本文在总结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所作的创新性研究主要有几个方面:根据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信任机制的研究,提出道德风险的社会影响一方面是对医疗保险系统制度信任的破坏,另一方面则是对该系统内专家信任的破坏。这一分析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目前医疗领域广泛存在的医患矛盾等问题;设计了规避道德风险的全新的信誉制度体系,如建立执业医师信誉档案制度、定点医疗机构信誉等级评价制度、保险机构的社会监督制度以及医疗保险基金督察制度等;主张建立参保患者信息档案管理制度,提出参保患者信息档案由参保患者的健康档案和信誉档案为主要内容的全新设想;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独立见解,如提出改革医院等级评定制度和医生职称评定办法,由卫生行业协会评定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技术资质等级和技术职称,由医疗机构的服务方评价定点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信誉等级。

丁浩^[9]（2008）在《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之根,企业和社会应是共生共荣的和谐共同体。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履践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不可阻挡的国际洪流。在日趋白热化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也正逐步成为刚性的制度化约束,是企业竞争制胜不可逾越的门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命脉,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贡献良多。然而,我国在获得经济蓬勃发展和社会繁荣进步的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却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与经济飞跃发展的繁荣局面产生了巨大反差,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和履践现状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不相适应。鉴于此,本文在对我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和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综合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及其动态整合的作用机理进行了详尽论证和阐释,进而揭示了只有当企业社会责任履践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实现耦合时,企业社会责任才能内化,企业才能由被动适应转变为主动履践,进而实现企业发展和社会责任履践螺旋上升的动态和谐,并提出了以国有企业为主体构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机制路径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阮茂荣^[10]（2006）在《企业信誉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为了赢得未来企业竞争的胜利,企业主体必须从各个方面完善自己,特别是要“独善其身”,努力提高企业信誉。然而,近些年来,我国企业信誉不但没有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出现了大量弄虚作假、欺骗愚弄公众、侵害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等恶性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的深刻反思。众所周知,与剩余价值规律支配下的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社会主义企业除了实现投资者的盈利目标以外,还有自己的社会目标,就是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主要是:第一,对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尽到责任。即要以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给社会（造福社会）,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唯如此,才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竞争力。第二,对企业的员工尽到责任。员工是财富的创造者,是企业之根本。企业既要给员工提供一个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平台,又要给员工提供不断提高和发展的条件和环境。第三,对客户尽到责任。坚持以人为本、客户至上,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下,实现双赢。第四,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尽到责任。保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上这“四大责任”,有些是由正式的法律性契约规定的,有些是无正式契约文件的承诺,还有许多是属于社会通行惯例与道德准则要求的。一个企业,对所有这些责任的履行程度,就是该企业的信誉程度,也是这个企业生存发展的可持续程度。社会经济活动体系,由若干作为基本经济组织的企业组成。所有企业都坚持诚信,全面履行上述责任,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就能顺畅有效。如有部分企业甚至一个企业不守信、不履行责任,就会破坏这个经济运行链,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受损。企业信誉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实践问题。经济学对信誉的分析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就可以看到,英国从19世纪初逐步建立起信用制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尽管出现了像“安然”、“安达信”这类失信事件,但信用制度在西方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在我国企业信誉问题却刚刚起步。信用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开辟专章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商品货币经济,交易方式的货币化、信用化是其突出的特点。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变动和发展的过程时,逻辑地揭示信用的产生及其作用,阐述了信用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深刻影响。尤其重要的是,在对资本主义信用的作用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信用的二重性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信用是促使资本集中进而垄断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股份制产生的重要基础,同时,信用又会助长投机盛行,并加速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马克思的信用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当时的市场经济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抛开资本主义这一制度因素,其对一切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都是适用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的功能和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生产和消费、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全面调节经济生活等等。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有关信誉问题的研究大致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信誉本质和职能等一般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信誉理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

二、信誉、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信誉、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个人失信惩戒机制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信任视角下的网贷投资者决策行为及其风险缓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企业信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信誉、道德的经济学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之个人失信惩戒机制探究[D]. 甄正. 兰州大学, 2021(02)
• [2]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信任视角下的网贷投资者决策行为及其风险缓释研究[D]. 安强身. 山东大学, 2020(08)
• [4]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5]信息经济学视野下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研究[D]. 许丹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商业诋毁行为的解析及规制论要[D]. 刘闻. 武汉大学, 2016(01)
• [7]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D]. 李文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12)
• [8]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及其规避研究[D]. 王建. 天津大学, 2008(07)
• [9]转型经济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研究[D]. 丁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8(08)
• [10]企业信誉问题研究[D]. 阮茂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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