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国期间被选为国家学术界院士的院士郭沫若

一、郭沫若民国时期曾被选定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提出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沈发亮^[3]（2020）在《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立武汉大学为研究对象,从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这个视角切入,考察探究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1928-1933）的学府关系。国立武汉大学作为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五大名校”之一,从其筹划组建到名声在外,用时极短,是哪些原因促使其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呢?作为“国立”性质的大学,其筹划、建设和发展等各个阶段必然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国立武汉大学在初创过程中对其与各级政府关系的准确恰当把握,是其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分析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的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筹划组建国立武汉大学,随即组建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并开始招生,10月31日开学上课,国立武汉大学正式诞生。国立武汉大学筹划的时期正好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效仿法国在国内推行“大学区制”改革,尽管湖北当时不是大学区实验的区域,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关于武汉大学的“性质”定位,湖北省地方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博弈,最终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直接介入,将武汉大学定位在“国立”大学之列。国立武汉大学与同时期的其他国立大学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新校园的兴建,初期筹划的国立武汉大学以位于武昌的旧两湖书院为校址,并未计划修建新校园。但是这一计划发生了改变,要另建新校园。而在新校园的选址过程、动土兴建和经费来源等具体环节的实施,至最后的完成状况,都与中央、地方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新校园建设过程中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本文的重点。而在新校园的兴建过程中,作为校长的王世杰起到了沟通学校与政府的中介作用,因此王世杰对于国立武汉大学的初创功不可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南京国民政府加强教育管控的大背景下,作为“国立”性质的武汉大学,设置了以校长为领导核心的“校务会议”和“院务会议”,管理学校的日常教学工作,以保证学校的正常发展。在刘树杞和王世杰等为代表的国立武大校方的艰辛创办和努力经营下,学校在学生的招考、教师的聘任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要求,以保证办学的质量。不断完善的办学基础设施和新校园的逐步建成,又为国立武汉大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流的办学“载体”,从而使得国立武汉大学的迅速崛起有了根本的物质保障。

陈先桦^[4]（2019）在《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文中认为学术独立——中国的学术能够自立于世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原子能时代”的来临使这个目标越发遥远,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学术独立的急迫性,“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战后的中国依然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学校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一个“小炮”——“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1947年8月底,胡适在南京参会时,向蒋介石与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了一个旨在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大意是节省留学经费并分两个五年计划全力培植十个世界一流大学。9月初胡适将此意透露给报界,引发知识界关于大学教育、留学政策、学术与政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其中邹鲁、陈序经等人的质疑与批评影响重大,迫使胡适写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进行回应,此文的发表推动了论争的持续与发展。到1948年1月论争结束,超过160人参与了论争,他们主要来自教育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论争涉及报刊60余份,报纸是最主要的平台,但1947年11月以后杂志的重要性超过了报纸。高等教育是重点扶持还是平均发展是争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胡适基于学术救国的公心与救济北京大学的私念而提出的五个重点大学名单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各大学校长、教务长、学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予以支持或反对。少部分人认为普遍救济为当务之急,更有人呼吁先把基础教育办好。虽然评论者大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确实反映出学校与院（科）系、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作为实现学术独立的重要手段,留学不应废止但当前的留学政策应当加以改进。不过部分人误以为胡适提倡废止留学而对其展开批评,也有人认为胡适不该使用“学术独立”一词,这反映出知识界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在10月中旬的中研院评议会上,胡适与李石曾因留学问题爆发冲突,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只是两人争夺学界霸权斗争的缩影。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论争中比较受重视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比较关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呼吁政治不应干涉学术。而左翼知识人及共产党员大多认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变革才是学术独立的基础,不过他们只是评论者中的极少数,观点也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胡适与冯玉祥之间的误会揭示出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分野,但关于“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本身所提示的,毋宁说是思想文化界还远没有达到非此即彼的程度。1947年知识界围绕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是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事。校长、教授、学生、报刊编辑频频发声,在学术救国的旗帜下,既有教育资源的争夺,也有教育理念的差异,更有学界派系的斗争,并夹杂着些许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场论争不仅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与矛盾,更彰显了战后中国社会的纷繁复杂。

沈卫威^[5]（2019）在《郭沫若当选首届院士的原始文献举证》文中指出现代新文学阵营中,"五四"时期的三位诗人胡适、郭沫若、傅斯年,于1948年的首届院士选举中,分别在中国文学、考古学、历史学三个学科内当选院士。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郭沫若当选为国民政府的首届院士,这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就首届院士选举的过程,学界先行者已有若干文章呈现,我在此前的相关着述中依据《胡适日记》《夏鼐日记》《傅斯年手札》,也有初步的论述,新近发现的原始档案文献——在最初的提名推荐过程中,胡适、梅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刘文祥^[7]（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白林海^[8]（2017）在《于道泉评传》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中国现代着名藏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于道泉并没有受到与之相应的重视。在相关研究中所显示是他的翻译着述,而对他的翻译研究没有深入,并且翻译作品也仅仅是他学术人生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着名学者家族之中,论名气他不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王静如、萧乾等学者,但他的成就则不亚于以上一类学者。形成目前的这样形态是人们对他的人生历程及其作品了解的局限,以及对中国藏学的关注力度不足所致。目前,有关于道泉的研究者不多,在中国国内关注他的还远远不及国外,比如日本关注得早。于道泉1992年仙逝至今已有二十五个春秋,在此期间,除了 2001年王尧的一部概述于道泉生平和整理其相关着述外,至今没有一部较完整论述于道泉的生平和学术的论着。本论文力图在史料上为后来研究者所提供详实的研究基础和事实依据,并注重于道泉生平的系统考述,证实他为构筑中国藏学而奋斗的历程。另外,我们着重于着述的系统考析,力图在着述的分析中彰显于道泉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以便于探讨于道泉及其着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于道泉来自于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齐鲁大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后起之栋梁。他早在齐鲁大学就读时,就已登上了中国文坛,成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最初的两部译着迅速地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受到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赞誉。他在进入北平北海图书馆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后,反映在梵蒙藏满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化方面研究的作品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从于道泉的作品来分析他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仅仅相连,与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密不可分。他的创作思想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因此,研究于道泉的生平、创作历程以及作品特色,就能感受到社会风云的变幻,及其社会变迁更替给知识分子的心灵里的投影和深奥厚重的民族语言文化。于道泉生于山东省临淄县齐都镇葛家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庭训,又目睹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更替,以及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劫取祖国宝藏,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残害祖国同胞。后立志读书救国,接受民国政府“实业救国”的教育,1916年,考入山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化学科。毕业后,1920年又考入齐鲁大学,接受西方基督教会大学较为先进的教育,又受到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想的启发,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新格局的影响。1922年他翻译了许地山着的《空山灵雨》为世界语,1923年翻译卜赖尔（B.Baxter Blair）所着的《世界地理之改造》（World Remapped）为汉语。1924年于道泉放弃考取官费赴美留学机会,转入北京大学跟随钢和泰先生修习梵文、藏文和研究佛典,1926年入北平北海图书馆特藏部整理与研究蒙藏满典籍文献,1928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钻研藏文典籍文献,最终他走进研究中国藏学的殿堂。1934年赴欧洲游学,先后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学习了法文、德文、土耳其文等语言文字,专修藏文、藏文文法等,又教授汉语、藏语和蒙古语等语种。先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SOAS）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查阅法藏和英藏的藏文古籍文献,并把一些文献资料抄录或拍照寄回祖国。期间,他译介了多首藏族民歌和多部反映中国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让西方人民及时了解到西藏民族文化和中国解放区的文化新面貌,充分反映了他心系祖国的学术思想。194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兼任北京图书馆不带薪的研究馆员,他致力于创建中国藏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成为现在世界的一门显学。展现了他的光辉人格和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了他的梦想蓝图。在人生的历程上,于道泉是一位特立异行的行者横跨“四朝”堪称传奇;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奇才,一位东西方的“骑士”。从对中国现代学术贡献看,我们是透过分期分类考述为背景,层层深入探讨,再结合作品分析予以评析。我们首先从于道泉的梦想起航分析,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在从事藏语文献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工作中孕育了他的梦想,并为实现这一梦想而一路西游寻梦,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得以实现梦想——建立中国藏学。其次,在中国藏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国内外学者名流的帮助、影射与反衬。因此,又通过于道泉与国内外学术界学者名流的交往展开论述。三是沿着中国藏学的建设路线进行分类分期展开讨论,论述于道泉在中国藏学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作出的贡献。由于中国藏学的研究和藏传佛教的研究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本章中把佛教研究列出来讨论。四是语言学的研究,包括翻译学和词典学,分别以三大节展开,梳理并分析了他在语言学的现代化、翻译学的顺适原则和词典学的藏文标音化等等具有的突出贡献,是研究人类语言学史上独树一帜的。特立异行的人格和丰富的人生阅历锻造于道泉做学术研究的灵魂。虽然他所着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因此,我们通过对于道泉的精品着作分析,得出他的治学方法及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应有他的一席之地。

沈卫威^[9]（2014）在《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2年8月,全国大学共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次年12月16日,又有15人当选为第二批部聘教授。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他们几乎都是校长、院长或着名教授。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公布了81人的院士名单,其中既有部聘教授,也有"最优秀教授党员"。民国教授的这三大荣誉,体现了这一时期学术与政治交叉互动的复杂情形。

胡志刚^[10]（2014）在《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文中研究表明梁思成是近代中国最着名的建筑学家之一,其学术实践活动涉及建筑史研究、文物建筑保护、建筑教育、建筑设计、城市规划、艺术史研究等多个领域,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一代宗师。1930年代,梁思成以中国营造学社为学术平台,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实践之中,在开创性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逐渐理清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其多项研究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工作,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审定国歌、国旗方案,组织设计国徽,这些活动不仅使梁思成得以充分发挥其学识和能力,而且赢得了新政权的信任。进入1950年代之后,梁思成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建筑保护、探索建筑的民族形式实现路径等领域表现出了一名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前瞻意识,并努力构建以“梁陈方案”为中心的北京旧城保护及未来发展范式,但由于其观点不被新政权所认可,其学术思想亦受到质疑与批判,学术实践屡遭挫折,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与学术批判中逐渐失去学术话语权,亦失去学术研究的活力和创造力。1955年之后,梁思成基本上再未开展大的创新性的学术实践。梁思成一生还创办了两个大学的建筑系,即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是近代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其对建筑教育的理解和改革,对中国建筑人才的培养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1928年至1955年期间梁思成的学术实践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5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研究,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的关系,中国营造学社转型的过程及典型做法,梁思成及中国营造学社在古建筑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二是梁思成与近代中国的高等建筑教育,研究重点是梁思成早期建筑教育思想,建国前后梁思成的建筑教育理念变革及实践；三是梁思成与新政权的创建,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对新政权的选择及其政治参与意识的转变,梁思成与新中国国歌、国旗方案的审定和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四是梁思成与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重点是梁思成与北京城市规划及北京文物建筑保护；五是梁思成与建国初期的建筑民族形式问题,研究重点是梁思成“大屋顶”建筑理念的转变。

二、郭沫若民国时期曾被选定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民国时期曾被选定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论文提纲范文）

（4）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8）于道泉评传（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论文提纲范文）

（10）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论文提纲范文）

四、郭沫若民国时期曾被选定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学校与政府关系探究（1928-1933）[D]. 沈发亮.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D]. 陈先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郭沫若当选首届院士的原始文献举证[J]. 沈卫威. 名作欣赏, 2019(04)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 [8]于道泉评传[D]. 白林海.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9]民国教授的三大荣誉——部聘教授、最优秀教授党员、院士[J]. 沈卫威. 民国研究, 2014(01)
• [10]梁思成学术实践研究（1928-1955）[D]. 胡志刚.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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