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传》到《聊斋志异》看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者”的变体（续）

一、从唐人传奇到《聊斋志异》看文言小说“叙述者”的变异(续)（论文文献综述）

于红慧^[1]（2021）在《《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聊斋志异》是一部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经典叙述片段和叙述话语有诸多借鉴与模仿的短篇小说集。西方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可利用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艺术特征。本文在梳理互文性理论及其在中国发展的基础上,综述五个方面的相关研究现状:《聊斋志异》对魏晋志怪、唐代传奇、传统诗词、聊斋诗词的借鉴与模仿,以及故事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目前研究更多揭示《聊斋志异》跟哪些材料构成互文,而对这些材料如何影响小说创作尚缺少深入系统探讨,而这才是《聊斋志异》互文性研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基于以上阐述,相关研究重心应该从"引用与改造"的各个环节来展开,从所引用的文本在《聊斋志异》叙事中所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层面展开,这样会让问题显得更加有逻辑性且较为容易把握。

朱柳斌^[2]（2018）在《从《虞初新志》看传记文与传奇小说的互渗》文中提出本论文以传记文与传奇小说各自的文体特征为切入点,对《虞初新志》作品中所存在的两种文体之间的互渗现象进行了细致考察,希望借此管窥在明末清初,这种文体互渗为文体发展带来的影响及意义。第一章在对传记文与传奇小说两种文体的发展情况作历时性的梳理后,重点区分了它们各自的文体特征。叙事体制上,传记文重记录,传奇小说重情节;语言风貌上,传记文遵循古文的雅洁,传奇小说偏重藻绘和诗词;从创作宗旨来看,传记文以求真为主旨,传奇小说注重虚构的作用;就审美风貌而言,传记文注重道德感染,传奇小说则侧重审美愉悦。第二章对《虞初新志》中作品的实际情况加以了分析描述。整体而言,《虞初新志》的叙事是在传记文写人记事的基础上强化了人物的个性化和典型性;其语言则融合了传奇小说的细节和场面描写,形成了简洁而又典型的语言风格;创作宗尚上,它注重真实又有意虚构,既在叙事中生发议论,又在虚构中强化抒情;就审美风貌而言,它既推崇“真情”“任性”之风,又存在对道德理性的复归,展现了明末清初世风的多元。第三章先从共时性角度,以《虞初新志》的作家创作观和选家编选观为切入点,研讨同一时期不同创作观念的兼容现象。再从历时性角度,比较《虞初志》《虞初新志》《虞初续志》作者的创作观,从而确立《虞初新志》在虚与实、文与意、情与理这些范畴的处理上所起到的关键“节点”作用。第四章探讨传记文与传奇小说文体互渗产生的影响及意义。传记文的渗入使传奇小说在“雅与俗”“虚与实”等观念上发生了变化。传奇小说的渗入则使传记文表现出“以小说为古文辞”的鲜明特点。两种文体间的互渗也并非偶然发生,而是文体在演变过程中的必然选择。结语总结并扩展了本论文的研究设想。任何一种文体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都要不断调适以适应时代变化,然而这也难以撼动文体兴衰递变的根本趋势。

陈忙忙^[3]（2017）在《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接受与发展》文中认为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论析唐人传奇小说对六朝志怪小说的接受与发展。全文主体部分凡四章。第一章考察小说观念的嬗变,梳理从“小说”二字的起源一直到唐人传奇小说观念的流变。分析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发展:六朝志怪小说用审慎的笔触补史之阙,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唐人传奇有意为之,带有明显的娱乐性质。第二章从故事母题这一层面来分析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与发展。旨在从同源的母题中,揭示唐人传奇在主题和思想上对六朝志怪的继承与超越。第三章从艺术要素的层面,论证唐人传奇对史传、六朝志怪小说、辞赋等资源的借鉴,阐述唐人传奇“文备众体”的特点,揭示唐人传奇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以及男性叙事中心等方面的特点,从而揭橥唐人传奇艺术上的创新之处。第四章从审美风格的层面,分析六朝志怪小说与唐人传奇在整体表现风格上的差异。从内容的倾向上来说,六朝志怪小说相对“儒雅”,而唐人传奇相对“风流”;从艺术上来讲,六朝志怪小说相对“简淡”而唐人传奇非常“缛艳”。六朝志怪更能体现浪漫主义特色,而唐人传奇更具现实主义色彩。

辛明玉^[4]（2015）在《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初王渔洋以神韵诗歌创作及理论领袖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他不但写小说，而且评小说，作为评点《聊斋志异》的第一人，促进了此书的传播。王渔洋非常重视通俗小说，论述涉及《平妖传》等多部作品。因此，不论在小说创作实践还是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王渔洋在小说史上都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对王渔洋文言小说的研究长期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独立地位，表现在依附于诗歌研究；依附于《聊斋志异》研究；研究局限于志怪与志人内容等。受古今小说观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将王渔洋小说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对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比较重视，而对其他内容则否认其小说价值，对于王渔洋其他小说着作缺乏小说视角的研究分析。王渔洋小说是一个整体，在对传统子史部小说的继承发展，在纵览漫长小说发展史、广泛阅读总结古人小说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师法古、重变通的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具有讲求实录、以笔记体为主、写作风格转益多师等的特点：一是追步魏晋，继承了六朝小说叙事简洁、粗陈梗概的写作传统；二是借鉴唐宋，对唐传奇和宋人笔记采取了学习和对话的借鉴方式；三是博采群书,广泛阅读古人小说作品，汲取前人文言小说创作成果，形成了兼收并蓄、纳百家语成一家言的胸怀和气度。王渔洋小说具有丰富题材类型，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地理物产等领域，主要有佛道鬼神类、人物轶事类、笑话谐谑类、地理博物类、风俗文化类、典章制度类、谈艺论文类、辩订考证类等不同题材。王渔洋出身科举世家、官居高位、一代诗宗、见闻广博等的特殊经历，形成了王渔洋小说独特的文化气质，即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侧重科举俗信，在性别意识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记录了一定的民间人物和故事，表现出与其他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不同的特点，具有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内涵。王渔洋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为：大雅之音、精于剪裁、含蓄隽永。大雅之音指将文人雅士、仕宦生活作为重要写作客体，以忧国为民、匡正时弊的写作目的为雅正志趣，将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花鸟虫鱼、山水美景等高雅情趣纳入笔下。精于剪裁主要表现为篇幅精致、情节精巧、视角精准，小说没有铺陈渲染宏大的篇章结构，但对故事情节进行了曲折多姿的设计，往往以微知着、以近知远、以微观反映宏观，通过对细节、场面的描写，以小见大地表现人物及反映社会生活。含蓄隽永主要表现为：形象潇洒飘逸、意境清远优美、语言生动传神，以简练的笔墨、含蓄的意境，呈现清新悠远、意境空灵、典雅含蓄、简洁凝练的审美风格。王渔洋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集成者、代表者、开拓者之一，从创作动机看小说是王渔洋的“毕生追求”，从心理上看小说是王渔洋的“大隐孤舟”，从小说文化功能看小说是王渔洋的“补史情怀”。这些动因来自于山东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这也是山东地域文化雄踞中国大地的成功秘诀。这些动因表现为明清之际山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物质支撑，家族文化传承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载体，因时代而通变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心理动因，活跃文学结社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平台，天行健君子自强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继往而后开来，鉴古方能知今，明清山东文化的图谱为今天推进山东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启示和思考。

朱莉丽^[5]（2011）在《论“剪灯三话”的人物形象塑造》文中研究说明“剪灯三话”自明初出现直至明末,贯穿了整个明王朝近300年。本文以“剪灯三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多种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文章引言部分重点强调了“剪灯”系类小说的名称“剪灯”二字的意义,并对研究现状进行概述,指明了本篇论文的创新之处。正文则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剪灯三话”人物形象分类研究。先将人物总分为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两大类。在男性形象中,笔者又依据身份地位的不同,将他们分为官宦子弟形象、读书人形象、平民形象、富商形象。女性形象则分为神女形象、鬼女形象、民女形象三类。第二部分：“剪灯三话”人物形象个案分析。选取四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深入研究,即《剪灯新话》中的全生、贾生二人,《觅灯因话》中的姚公子,《剪灯余话》中的胡媚娘。全生、贾生二人是乱世文人的典型代表,胡媚娘是“三话”中唯一的一个由狐狸幻化成的女性形象,而姚公子则是晚明社会人们生活腐朽糜烂的集中表现。第三部分：“剪灯三话”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研究。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有很多种,诸如细节刻画,心理描写,语言简练得体,在曲折的情节中设置人物等等。本文中,笔者只选取三个方面对“三话”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加以论述,即多变的叙事视角,艺术虚构手法的运用和语言风格的多样。探讨了“三话”人物形象的独特性。第四部分：“剪灯三话”人物形象的文化解读。对文学作品进行文化解读,可以采用多种角度。笔者选择从“人生理想”的寄寓、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宗教意味这三个方面做具体分析。总之,“剪灯三话”中的人物形象既有对唐宋传奇的继承,又有自己独特的一面,是中国小说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剪灯三话”的人物形象塑造,不仅仅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更反映出属于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特色。

彭勇^[6]（2011）在《《聊斋志异》的文体研究 ——以情爱小说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短篇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仙界、鬼域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情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作品中四分之一篇什描写的是情爱婚恋故事,这些情爱小说是全书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蕴涵其中那高超的艺术匠心尤其值得我们深挖细究。本文即以《聊斋志异》的情爱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广泛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理论成果,同时联系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小说的文学现象,旨在分析《聊斋志异》情爱小说在文体方面的鲜明特征与独特魅力,同时揭示出聊斋先生成功创作《聊斋志异》的“奥秘”。全文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蒲松龄的生活行止、《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同时对一些基本概念如文体、小说文体和情爱小说进行界定;第二章分析的是《聊斋志异》情爱小说的语言特色,重在揭示作者在口语、民谚方面的巧妙运用,诗词的嵌入技巧和典故的引用等方面的特点;第三章从重复、对比、结尾以及悬念设置这四个方面来阐释作者是如何谋篇布局的;第四章则是对小说典型的叙事模式进行分析和归纳,考察作者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如何就叙事策略的叙事空间、叙事时间以及叙事视角进行处理;第五章是结语,总结了蒲氏小说《聊斋志异》情爱小说文体的突出成就以及对后代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李明中^[7]（2011）在《1911年后唐传奇研究之路的探索》文中认为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宋代就开始了对它的研究,但系统的研究,还是在1911年以后。1911年迄今,学人们对唐传奇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把1911年迄今的唐传奇研究分为:1911年至1949年、1950年至1979年、80年以来三个阶段,从文献、史论、研究路径、作品研究几个视点来把握研究走势,并分析每个阶段的文化走势对其影响。1911年-1949年可再分为三个阶段:新文化运动高扬“德先生”和“赛先生”,其“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文献研究中,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和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几乎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客观、全面的搜集文献;“左翼”文化时期,左倾激进和片面的倾向也反应在唐传奇研究中,集中体现在一些史论研究方面,如对外来文化对唐传奇的影响,唐传奇在传播过程中的嬗变持否定态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在文艺为大众服务,为战争服务的指导方针下,理论研究不足,这一时期的唐传奇理论研究主要发生在国统区,研究重点集中在唐传奇作品上。1949年-1980年,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学术研究方法单一,特别是在唐传奇作品和相关的史论研究中,用阶级论观点来研究一切文学现象,一些研究偏离文学研究的道路,形成一套政治权力话语。也许是文献研究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性相距较远,这一时期,文献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改革开放后,面对文革后的文化荒漠,一些学人从编辑普及性的唐人小说读物到全面、系统的辑录唐五代小说,这起到普及、辑佚作用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条件。同时,西方文化纷至沓来,学人们对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经历了译介、选择的过程,这丰富了学人们的视域,带来研究视角的多样化,而文化全球化加快了这一进程。唐传奇研究的繁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虽主要还是文史路径的研究,但视点丰富。这一时期,唐传奇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从对唐传奇的文化背景研究转向小说本身的审美研究,如主题研究、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等等。从研究史的角度看,唐传奇研究史就是研究方法更替史,其幕后推力是不同阶段的政治、文化力量,所以,唐传奇研究史就是政治、文化发展史。通过本文的一些研究成果,使以后的唐传奇研究者了解研究现状,继往开来,又不重蹈别人走过的路,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献绵薄之力。在古代文学研究过程中,为了研究的发展,借鉴西方研究方法,获取新的研究视角,又要结合中国古代文化的实际,还要关注当前国内文化的现状,使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冀运鲁^[8]（2010）在《《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中国小说而言,文言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文言小说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叙述方式,因而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探究文言小说的叙事特色对于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借鉴,通过对这一文本的仔细分析来探讨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无疑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通过《聊斋》叙事艺术之渊源的考察来探究《聊斋》在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的位置。《聊斋》叙事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长期积累的结晶。蒲松龄秉承“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广泛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叙事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间叙事和史传文学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和基本叙述模式,而传统小说、古文、八股文、书画等艺术则为《聊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叙事技法。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聊斋》叙事艺术的民间渊源。民间文化是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来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国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分不开。《聊斋》虽为文人作品,但与民间叙事渊源极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化是《聊斋》叙事的内核。《聊斋》不仅继承了民间果报叙事观念及其思维机制,而且还化用了民间叙事的时空观念和话语体式。在确定了叙事思维机制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叙事框架来结构全文,而成熟的史传文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这正是第二章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叙事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书谋篇布局、结构全文的方法。《聊斋》借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结构模式,《聊斋》故事虽不再如唐传奇那般冠以“某某传”或“某某记”,但是以人名命名的方式仍是对纪传体的继承。其叙述模式为:开篇首先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身世等,以人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的自然时序贯穿和统领传主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以“传”的形式围绕传主展开叙事。第三章考察了《聊斋》对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作为小说,《聊斋》借鉴吸收前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聊斋》不仅从多个方面借鉴了历代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叙事技法,同时也吸收了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优长。第四章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聊斋》叙事艺术的渊源。蒲松龄从小接受古文熏染,对古文及八股文法是相当娴熟的,因而,《聊斋》中就不难见到古文语言体式及古文笔法的踪迹。同时,对八股文的代言笔法也有继承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蒲氏绝不是照搬古文笔法来叙述《聊斋》故事的,其借鉴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小说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常常从其他非文学门类汲取各种养分。这正是第五章所要探讨的话题。蒲松龄虽不是书画家,但是《聊斋》还是旁征博引,汲取了书法、绘画甚至兵法理论的养分。书法的顺逆、起结理论,绘画的成竹在胸、传神写意、颊上添毫、白描皴染等理论和技法都成为《聊斋》叙事艺术的源头活水。不仅书法、绘画等邻近艺术门类,就连兵学理论也常被小说家借用于小说叙事。民间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史传则为其提供了叙述框架,笔记体志怪和传奇小说、古文笔法、书画兵学理论丰富了其叙事技巧,这些已经足以让《聊斋》叙事曲折动人,然而,蒲松龄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优美而深邃的意境。为了让做到这一点,蒲松龄采用了诗性叙述策略,使得小说获得了诗性品格和诗性意境。这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的总结继承,《聊斋》在借鉴吸收这些艺术的优秀叙事手法的同时,还积极地开拓创新,融多种叙事手法于一身,从而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叙事意境、叙述人称、叙事时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这些努力让《聊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把蒲氏送上短篇小说之王宝座的同时也让《聊斋》成为万口传颂的经典。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聊斋》的叙事艺术也为越来越多的小说所继承,可以说,《聊斋》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块里程碑,它向上总结和承托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向下有着重要的开拓启发意义。

刘尚云^[9]（2009）在《《聊斋志异》对传统全知叙事视角的继承与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叙事视角（视点）是叙述者与故事之间一种最本质的关系,是作者展示一个叙事世界时叙事策略的具体体现,是一部作品看待世界的特殊眼光或角度,诚如卢伯克所说:"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

穆爽^[10]（2009）在《蒲松龄《聊斋志异》叙事视角分析》文中提出叙事视角是叙事理论中的关键性问题。蒲松龄《聊斋志异》绝大多数篇章都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统揽全文,但使叙事艺术呈现出异样光彩的却是限知视角的熟练运用以及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巧妙结合。《聊斋志异》叙事视角艺术的高度纯熟表现了其叙事思想的成熟。

二、从唐人传奇到《聊斋志异》看文言小说“叙述者”的变异(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唐人传奇到《聊斋志异》看文言小说“叙述者”的变异(续)（论文提纲范文）

（1）《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2）从《虞初新志》看传记文与传奇小说的互渗（论文提纲范文）

（3）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接受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4）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剪灯三话”的人物形象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6）《聊斋志异》的文体研究 ——以情爱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1911年后唐传奇研究之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8）《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聊斋志异》对传统全知叙事视角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0）蒲松龄《聊斋志异》叙事视角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唐人传奇到《聊斋志异》看文言小说“叙述者”的变异(续)（论文参考文献）

• [1]《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学作品的互文性研究述评[J]. 于红慧. 蒲松龄研究, 2021(02)
• [2]从《虞初新志》看传记文与传奇小说的互渗[D]. 朱柳斌.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 [3]唐人传奇对六朝志怪的接受与发展[D]. 陈忙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4]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D]. 辛明玉.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5]论“剪灯三话”的人物形象塑造[D]. 朱莉丽.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05)
• [6]《聊斋志异》的文体研究 ——以情爱小说为例[D]. 彭勇. 重庆师范大学, 2011(09)
• [7]1911年后唐传奇研究之路的探索[D]. 李明中. 陕西理工学院, 2011(05)
• [8]《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 冀运鲁. 上海大学, 2010(01)
• [9]《聊斋志异》对传统全知叙事视角的继承与发展[J]. 刘尚云. 飞天, 2009(22)
• [10]蒲松龄《聊斋志异》叙事视角分析[J]. 穆爽.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02)

标签：小说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聊斋志异电视剧论文;  王渔洋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