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21世纪的印尼政治经济形势（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指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高颖洁[3]（2021）在《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的历程及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体育外交是指主权国家和地区以体育交流、体育赛事、体育文化等方式,促进各国家和地区公众的理解与信任,改善各国家间的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对外政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正式的、多边的体育外交关系。建国初期,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经济萧条,西方国家的冷战封锁,体育事业的发展处于无序状态。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三大核心外交政策,既维护了国家合法权益,又为体育外交的发展指明方向。体育外交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外交的发展,通过体育外交可以改变国家外交的弱势地位与体育事业发展的无序状态,摆脱西方国家的国际封锁,争取合法权益、实现突破性发展,体育外交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全面发展的最佳路径。本文研究内容如下:主要探讨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体育外交发展的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研究,把体育外交的发展详细划分为五个时期进行系统的研究,即:一是1949年—1958年争取合法权益的体育外交时期,二是1959年—1970年打破封锁,走出去的体育外交时期,三是1971年—1978年从恢复关系到突破发展的体育外交时期,四是1979年—2000年改革创新、蓬勃发展的体育外交时期,五是2001年—2019年走向世界、全面引领的体育外交时期。主要探讨体育外交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本文以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逻辑分析法。全面论述了中国体育外交的发展历程、表现形式、主体机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主要是对体育外交发展的五个历史时期进行探讨。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外交政策、体育外交的发展为基础,以史为鉴,并结合现状进行思考,对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发展历程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主要探讨体育外交的表现形式和主体结构。体育外交是指通过举办体育赛事,进行体育访问,进行体育交流,参与国际性体育活动等主要形式,让外国了解中国、认可中国,进而改善各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媒体和个人体育外交素质成为体育外交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表现形式,具有展示国家形象,影响国家形象的作用。主要探讨体育外交发展的影响因素。体育外交的发展主要受到国际体育组织、国家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影响,体育外交的发展更离不开政策的指引、领导人的重视、国际体育组织的推动。主要探讨体育外交发展的作用。中国体育外交利用其纽带作用,促进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体育外交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壮大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利用体育外交这个国际平台展示中国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从软实力角度出发,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主要探讨体育外交的人才培养。体育人才的培养是体育外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进行体育人才梯队建设,健全体育人才培养机制,对体育外交人才进行全面培养、科学规划,让越来越多的体育人参与国际体育管理工作,是体育外交人才国际化发展的最佳路线。
吴汪世琦[4]（2021）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共建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的重要实践,并且各方先后建立了多个双边和多边的经济走廊合作机制。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走廊合作行稳致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进程不断推进,但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部分经济走廊合作从理念到实践面临重重困境,诸多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推进缓、见效慢等症结。为此,如何厘清这些不确定因素,高效、可持续地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走廊合作就成为一项紧迫性课题。因此,本文对以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它们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一套适应中国与东南亚共建经济走廊的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分析框架对经济走廊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丰富了经济走廊的理论内涵,并依次提出了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以及经济走廊生命周期等理论判断,对经济走廊合作持续衍变的驱动力、影响因子以及具体过程进行了阐释。基于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剖析了现阶段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征。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正处于经济走廊生命周期中的初级阶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内嵌式”目标,地区的经济走廊合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以“亲、诚、惠、容”与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坚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促进大型交通基建统筹规划、联动发展;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其次,本文根据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组成要素,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进行了探析。各成员国希望凭借经济走廊合作所实现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催生了他们参与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强烈动机,构成了地区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的重要驱动力。再次,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剖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经济地理特征的欠佳令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初启面临复杂困境,严重制约了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制度安排能力建设的不足滋生走廊合作中“恶性搭便车”、“公地悲剧”、统筹乏力等问题;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在地区建立的“对冲型”经济合作机制令中国与地区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面临巨大的地缘压力;毗邻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威胁为首的“外部性”影响为经济走廊合作的持续推进埋下了不可估量的安全隐患。最后,本文基于经济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限制性条件,探寻了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推进的具体路径。中国与地区国家应当努力重塑走廊域内及沿线地区的经济地理特征,凭借移民激励、“港产园”协同发展等手段,扭转走廊经济地理特征的劣势,提升经济走廊合作的经济与社会可持续性;各参与方需通过构建走廊项目监管机制、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以及根据属地建立双边的走廊联工委等方式,来强化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以保证经济走廊各项政策与规则贯彻的持续性;中国则需要发挥自身产能与地缘优势,用好“第三方市场”的合作模式,促进各方的发展倡议在地区有机相融,妥善应对美、日、印等国的地区经济制度角力,巩固地区经济走廊合作的政治可持续性;中国和地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追源溯本,采取更为灵活有效的方式,将毗邻地区对走廊合作持续推进的“外部性”影响降至最低。未来,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走廊合作将逐步迈入生命周期的中级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应当以数字与创新为引领,力促地区经济走廊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为地区经济的复苏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注入强劲动力。
梁冠华[5]（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研究指明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马程[6]（2020）在《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从全球性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崛起并行的情况下,作为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重要战略构成的中国伙伴关系如何通过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及其主要成员间互动,促进中国实现从实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转变。在研究思路上,本文沿着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阐释中国伙伴关系思想内涵—在单元互动中研究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在系统互动中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作用—加强中国伙伴关系管理的路径展开。首先,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中国伙伴关系搭建行为分析框架,将国家行为体、伙伴关系和权力流动作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的主要构成。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以目的行为、交往行为、规范行为和自我表达行为存在于国际体系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等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权力要素产生、流动并运行于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权力是交往行为、目的行为的媒介,是目的行为意图获得的资源,是规范行为的对象,是自我表达行为的内容。其次,梳理中国伙伴关系交往进程。归纳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伙伴关系实践和文本分析冷战期间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并从中国伙伴关系初期探索、深化实践和全面展开三个阶段对冷战后中国伙伴关系实践进行总结,分别说明各阶段中国伙伴关系的建设情况、阶段特征和主要成果。再次,总结中国伙伴关系的内涵价值。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国外交思想实践以及国际关系思想中探寻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来源;运用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体系互动框架中思考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权力内涵和战略内涵。认为中国伙伴关系是延续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及深化国际关系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中国伙伴关系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合作关系,因共同利益而汇聚,以共同目标为指引;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构成,中国伙伴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系纽带,同其他外交战略共同服务于中国外交目标;中国伙伴关系在行为上包括宣示定位、国际合作、国家情感和国际机制;权力要素流动于伙伴关系互动行为中而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转换和运用权力、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复次,在单元层面分析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通过归纳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往来内容、横向搭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和纵向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层次,构建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提炼在中国伙伴关系中流动的权力要素来阐释中国伙伴关系如何促进中国积累权力资源和提升影响力,以中国伙伴关系交往中的合作要素解释中国如何在伙伴关系网络中协调与伙伴间的利益,以弹性稳固总结中国伙伴关系面对竞争与冲突始终致力于维系伙伴关系框架的努力。认为经济和安全是中国伙伴关系的主要建设领域;中国在全球层面以中国为核心向外扩散构建非均质辐散式复合型伙伴关系网络,服务于中国外交布局;中国在区域层面发展机制性和区域性伙伴关系,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与不同层次的伙伴开展不同内容的合作,逐层达到支持中国获得权力合法性,积累权力资源和运用、施加权力的作用,并沿着信任—合作—协作的路径建立并深化伙伴关系;在伙伴关系往来中,中国不断与伙伴国积累信任和共识,促进中国伙伴关系从共同利益向共同目标的进发,提升中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在利益和竞争的协调上,中国在宽领域深层次的伙伴合作中与伙伴国协调利益,在反复非零和博弈中建立互信;中国亦与非伙伴国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多边伙伴关系框架下的合作,以共同利益的羁绊管控分歧;对于中国与伙伴国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协调,以有序的竞争稳固伙伴关系。然后,在系统层面探究中国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行为作用。在国际体系朝着去中心性网络化方向发展中,国际体系正在呈现多个大国引领的伙伴关系网络交融的局面,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顺应了这一趋势;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中,中美竞争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中国伙伴关系的作用在于表达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争取国际资源支撑、管控分歧和深化情感;基于全球治理考察中国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伙伴精神、强化了治理共识并在伙伴合作中开展治理实践。基于“一带一路”考察中国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中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中国伙伴关系宣示了正确的利益观和“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供给理念,在伙伴交往中促进理念共识的达成,在伙伴关系实践中丰富合作供给模式并强化供给制度设计。最后,以维护和拓展深化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在中国伙伴关系维护上,基于当前伙伴关系已暴露的问题和潜在风险,中国伙伴关系面临着自我形象和理念传递不到位、国际合作的协调作用仍需细化、伙伴关系共识需进一步汇聚以及伙伴关系机制亟待完善等问题。为此要探索设定有效的管理指标来量化评估伙伴关系,从而更为客观地考量伙伴关系发展情况,明确伙伴关系的问题所在,并从合作成效、交往成本、竞争管理、机制化等方面展开维护。在中国伙伴关系拓展上,要从伙伴关系交往内容上深化、提升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巩固经济优势、发展多元优势,扩大共同利益、汇聚共同目标;在伙伴关系范围上促进更多国际关系进入伙伴关系框架,设置战略支点国家,深化既有伙伴关系层次。
靳晓哲[7]（2020）在《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文中研究说明
黄德雪[8]（2020）在《1950-1967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涉侨工作及其影响》文中研究指明驻外代表机构人员与海外侨民直接接触,在侨务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研究大使馆和领事馆是如何发挥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的,本文以1950-1967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华侨工作为例,收集和整理档案、回忆录等相关资料,归纳分析这一时期中国使领馆是如何在印尼开展侨务工作的及其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深入各地宣传侨务政策,处理侨界纠纷,鼓励华文报刊宣传中国形象,支持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引导华侨社团培养侨领侨干,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展开使得印尼华侨加强了与新中国的联系。在由印尼排华行动引发的撤侨过程中,驻印尼使领馆工作人员到印尼各地统计登记归国人员名单,与当地政府交涉处理华侨归国手续问题,安排难侨到登船点集中等候,安排难侨返国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印尼华侨对中国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大为增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的排华反华活动给印尼华侨带来巨大伤害,而当时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政策、中国驻印尼使领馆对印尼华侨社会的指导和双方的积极互动及其造成的客观事实也是值得反思的。按照作为国内政策产物的侨务政策在海外开展华侨工作总会带有国内特色,中国驻外使领馆应设身处地为海外侨民的长远生计考虑,因地制宜地开展海外涉侨工作。
范亚珍[9]（2020）在《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文中指出1967年8月,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泰国在曼谷签订《曼谷宣言》,东盟启程。1976年东盟各国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准则和宗旨。随后一系列协定、宣言逐步签订,为东盟50余年的地区安全合作发挥着游刃有余,无可取代的作用。新世纪,顺应国际局势、地区形势以及东盟内部发展的需要,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一系列安全机制应运而生,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内容不断调整、更新。区域一体化、大国战略及东盟自身实力的变化成为东盟安全机制发展的重要推力,多边主义及东盟各国安全关切的调整推动着东盟组织权威性、约束性提升,东盟内在结构不断升级,主体设置逐步由边缘化转向中心化。在此发展过程中,东盟安全机制在亚太地区逐渐发挥出凝聚地区力量、制约地区行为、规范地区秩序、平衡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东盟组织的局限性依旧存在,“东盟方式”、“以东盟为中心”等东盟理念根深蒂固,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方式需要在传承和创新东盟精神的过程中寻求突破。
李垣萤[10]（2020）在《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中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安全威胁的紧迫性明显下降,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小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自身能力不足,为了更好地保护民生福祉和“人的安全”,客观上需要外部援助和国际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外部援助有可能带来人道主义干预,进而侵蚀其主权,威胁国内政治安全。在后冷战时代,要实现综合安全,小国需要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对合作进程进行主动塑造和引导。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否可能?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既有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对小国关注较少。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跨地区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广泛合作来应对这类挑战。学者们的讨论主要围绕大国责任和策略展开,即大国如何在新的安全形势下调整思路和战略,如何在维护全球和平与繁荣方面发挥好领导作用,而中小国家的行为和影响则较少进入研究议程。在涉及安全合作的规范问题上,既有研究也多以西方观念和经验为基础,非西方的中小国家则被视为影响和改造的对象,在西方主导的规范体系中处于“失语”状态。总的来说,目前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存在明显的大国研究偏好和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较少关注小国的观念与诉求,也缺乏关于小国塑造和主导非传统安全合作可能性的讨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展,越来越多的小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治理。多元行为体从事多元实践,不同的实践活动又会生产不同的知识。这会对原有的由西方大国主导的知识体系构成挑战,此前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或是进行地位伸张,全球性知识体系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在此基础上,本文假设小国可以在共同的背景知识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实践共同体,通过塑造区域性知识中心主导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知识中心建立在本土知识和信息网络以及互动关系基础上,而不是以物质资源为依托的实质性权力中心。知识中心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管理知识与信息,以及协调区域内外安全关系两个方面。小国实践共同体构建区域知识中心的路径有三条,分别是身份设定、制度创新和能力塑造,这三条路径依次展开并互相加强。身份设定是指小国实践共同体在结合自身背景知识和具体实践情境的前提下,探索和明确知识中心在安全合作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过程。身份定位决定了知识中心的行动目标和方式。为了将行动目标付诸实践,小国实践共同体需要结合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和建设,制度创新反过来也会巩固身份定位。初步建立起来的制度框架会经历合作实践的检验,制度和能力建设中的不足也会显露出来,因此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全面提升和塑造知识中心的能力,从而强化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和制度效力。本文拟结合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案例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东南亚国家在经历了印度洋海啸和缅甸风灾这两场重大自然灾害后,真正认识到通过地区合作管理灾害风险的重要性,并寻求将东盟塑造成为具有协调性主导作用的区域知识中心来管理减灾救灾合作。在明确了知识中心的身份定位后,东盟通过制度创新将协调性主导作用付诸实践,建立了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援助协调中心并确立了涉及灾害管理合作各环节的操作程序和具体机制,初步构建起综合性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在应对台风“海燕”时经历了重大考验。东盟经过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了合作中的新变化、新挑战和新任务,并激发了“一个东盟,一个声音”的构想。台风“海燕”之后,东盟致力于全面塑造和提升知识中心的能力,加强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进一步巩固协调性主导者身份和完善区域合作制度框架,并向着成为未来全球灾害管理领导者的目标努力。东盟作为区域知识中心,通过对知识和信息的管理和对内外合作关系的协调,在地区灾害管理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推动了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不断深化与扩展。
二、进入21世纪的印尼政治经济形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进入21世纪的印尼政治经济形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意义 |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 结论 |
| 研究发现 |
| 研究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的历程及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外交 |
| 2.1.2 体育外交 |
| 2.1.3 体育软实力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 国内研究现状 |
| 2.3.1 改革开放前中国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 |
| 2.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 |
| 2.3.3 进入 21 世纪体育外交的相关研究 |
| 2.3.4 建国70 年来体育外交发展的综述研究 |
| 2.3.5 建国70 年来体育外交发展的关节点研究 |
| 3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历史研究法 |
| 3.2.3 逻辑分析法 |
| 4 对建国70 年来体育外交的历程及发展进行分析与讨论 |
| 4.1 争取合法权益的体育外交时期(1949 年到1958 年) |
| 4.1.1 社会背景 |
| 4.1.2 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4.1.3 体育外交的发展 |
| 4.2 打破封锁,走出去的体育外交时期(1959 年到1970 年) |
| 4.2.1 社会背景 |
| 4.2.2 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4.2.3 体育外交的发展 |
| 4.3 从恢复关系到突破发展的体育外交时期(1971 年到1978 年) |
| 4.3.1 社会背景 |
| 4.3.2 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4.3.3 体育外交的发展 |
| 4.4 改革创新、蓬勃发展的体育外交时期(1979 年到2000 年) |
| 4.4.1 社会背景 |
| 4.4.2 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4.4.3 体育外交的发展 |
| 4.5 走向世界、全面引领的体育外交时期(2001到2019 年) |
| 4.5.1 社会背景 |
| 4.5.2 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4.5.3 体育外交的发展 |
| 4.6 体育外交的表现形式及其主体机构 |
| 4.6.1 体育外交的表现形式 |
| 4.6.1.1 新媒体时代体育外交的主题报道与行为表达 |
| 4.6.1.2 体育参与个体的外交意识 |
| 4.6.2 体育外交的主体机构 |
| 4.6.2.1 政府及体育主管部门 |
| 4.7 体育外交发展的影响因素 |
| 4.7.1 国际体育组织的推动 |
| 4.7.2 国家领导人的推动 |
| 4.7.3 外交政策的导向 |
| 4.8 体育外交发展的作用 |
| 4.8.1 从国家层面看体育外交 |
| 4.8.1.1 体育外交是促进各国之间交流的纽带 |
| 4.8.1.2 体育外交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 |
| 4.8.2 从软实力层面看体育外交 |
| 4.8.2.1 国际竞技体育赛事方面体育外交话语权的表现 |
| 4.8.2.2 竞技体育项目竞赛规则中体育外交话语权的表现 |
| 4.8.2.3 从传播学层面看体育外交的国际影响力 |
| 4.9 对未来的展望 |
| 4.9.1 体育外交人才的国际化发展 |
| 4.9.2 客观认识体育的话语权 |
| 5 结论 |
| 6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价值 |
| 二、文献回顾 |
|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二)经济走廊的概念 |
| (三)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走廊合作的可持续性 |
| 三、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构建 |
|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
| 一、内涵 |
| 二、路径 |
| 第二节 经济走廊相关理论溯源 |
| 一、源生 |
| 二、衍变 |
| 三、产品属性 |
| 第三节 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推进理论分析框架 |
| 一、经济走廊内涵的重构 |
| 二、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的三要素 |
| 三、经济走廊合作可持续性影响因子模型 |
| 四、经济走廊的生命周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实践与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二、“非跨境”的双边经济走廊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经济走廊合作 |
| 一、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
| 二、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 |
| 三、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特点 |
| 一、以“亲、诚、惠、容”和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 |
| 二、秉持绿色与清洁的发展理念 |
| 三、促进大型基建统筹协调、联动发展 |
| 四、筹措多元的融资渠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驱动力 |
| 第一节 战略利益的驱动 |
| 一、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
| 二、维护东盟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
|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提质升级的需求 |
| 第二节 安全利益的维护 |
| 一、缩小传统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消除跨境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 |
| 第三节 经济利益的扩展 |
| 一、中国拓展海外市场的需要 |
| 二、东南亚国家实现“工业4.0”的需求 |
| 三、促进各国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的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的限制性条件 |
| 第一节 经济地理特征的制约 |
| 一、经济密度较低 |
| 二、分割情况严重 |
| 三、与高经济梯度地区之间的距离遥远 |
| 第二节 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欠佳 |
| 一、统筹机制的领导力不足 |
| 二、匮乏有力的工程项目监管机制 |
| 第三节 来自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美国:从“下游行动倡议”到“湄美关系”,步步为营 |
| 二、日本:GMS与“日湄合作”双管齐下 |
| 三、印度:BIMSTEC、MGC、AAGC三箭齐发 |
| 第四节 毗邻地区“外部性”对走廊发展的影响 |
| 一、恐怖主义的威胁 |
| 二、自然灾害的侵扰 |
| 三、跨国犯罪的危害 |
| 四、来自毗邻地区的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可持续性路径分析 |
| 第一节 重塑经济走廊域内的经济地理特征 |
| 一、推出更具吸引力的移民激励政策 |
| 二、积极推行“港产园”协同发展的模式 |
| 三、与地区国家搭建更多“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
| 四、构建走廊域内各级政府与走廊主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
| 五、促进地区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和解 |
| 第二节 增强经济走廊制度安排的能力建设 |
| 一、按照工程所处地域建立双边的联合工作委员会 |
| 二、强化经济走廊合作监管机制的能力建设 |
| 三、建立入驻走廊企业的社会责任考核机制 |
| 第三节 采取综合手段应对域外大国的战略对冲 |
| 一、加大对地区经济走廊建设的资金与人力投入 |
| 二、积极与日本在经济走廊域内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
| 三、力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对接 |
| 第四节 合理削减走廊毗邻地区“外部性”影响 |
| 一、建立多领域的双边信息情报共享平台 |
| 二、推进地区的减贫工作 |
| 三、强化对地区恐怖主义的“去极端化”合作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选题源起 |
| 1.2 理论框架 |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 3.1 引言 |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 3.3 修辞动机 |
| 3.3.1 动机与行为 |
| 3.3.2 动机与否定 |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 3.4 辞屏 |
| 3.4.1 “辞屏”的概念 |
| 3.4.2 “辞屏”的特点 |
| 3.5 同一 |
| 3.5.1 同一与分离 |
| 3.5.2 同一与实质 |
| 3.5.3 同一的方式 |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 4.1 引言 |
| 4.2 中国声音 |
| 4.3 中国身份 |
| 4.3.1 新兴大国 |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4.3.3 负责任大国 |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 5.1 引言 |
| 5.2 同情同一 |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 5.3 对立同一 |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 5.4 无意识同一 |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 6.1 引言 |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 7.1 引言 |
| 7.2 建筑类隐喻 |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 7.3 拟人类隐喻 |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 7.4 旅程类隐喻 |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 7.5 其他隐喻 |
| 7.5.1 疾病类隐喻 |
| 7.5.2 文化类隐喻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伙伴关系研究 |
| 二、国内伙伴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安排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交往行为理论 |
| 一、理论选择的反思 |
| 二、交往行为理论内容 |
| 三、对交往行为的认识和借鉴 |
| 第二节 权力合法性与权力的流动 |
| 一、大国权力与合法性 |
| 二、权力的流动与运行 |
| 第三节 国际社会中的交往行为与互动框架 |
| 一、国际关系领域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应用 |
| 二、构建国际体系互动框架 |
| 第二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二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伙伴关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对伙伴关系的认知转变 |
| 一、1953—1973:批判否定阶段 |
| 二、1973—1981:反思接受阶段 |
| 三、1981—1992:实践准备阶段 |
| 第三节 1993年以来中国伙伴关系建设 |
| 一、1993—2002:初期探索时期 |
| 二、2003—2012:深化实践时期 |
| 三、2013—至今:全面展开时期 |
| 第三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思想基础 |
| 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
| 二、当代中国外交思想 |
| 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 |
| 一、伙伴关系之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有效性 |
| 二、伙伴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行为内涵 |
| 一、宣示定位 |
| 二、国际合作 |
| 三、国家情感 |
| 四、国际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权力内涵 |
| 一、产生和积累权力资源 |
| 二、转换和运用权力 |
| 三、获得和施加国际影响力 |
| 第四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单元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框架 |
| 一、内容上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二、网络状的中国伙伴关系 |
| 三、层次化的中国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运行逻辑 |
| 一、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权力积累 |
| 二、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合作协调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弹性稳固 |
| 第五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系统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国际体系转型 |
| 一、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
| 二、当前国际体系转型与转型危机 |
| 三、大国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体系融合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中美竞争 |
| 一、中美竞争态势 |
| 二、中美竞争原因 |
| 三、中国伙伴关系在中美竞争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全球治理 |
|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 |
| 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作为 |
| 三、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治理实践 |
| 第四节 中国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 |
| 一、“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 |
| 二、“一带一路”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
| 三、“一带一路”与中国伙伴关系的互动 |
| 第六章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管理 |
| 第一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维护 |
| 一、中国伙伴关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量化评估 |
| 三、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维护的建议 |
| 第二节 中国伙伴关系的战略拓展 |
| 一、中国伙伴关系的内容拓展 |
| 二、中国伙伴关系的范围拓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1950-1967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涉侨工作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1950-1967年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从派驻到撤离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关系与使领馆的派驻 |
| 一、起起伏伏:从建交到中断关系 |
| 二、一波三折: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派驻 |
| 第二节 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机构与人员 |
| 一、中国驻外国使领馆 |
| 二、中国驻印尼使领馆人员 |
| 第三节 历任中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 |
| 一、1950年8月—1951年11月:王任叔 |
| 二、1954年11月—1961年6月:黄镇 |
| 三、1961年8月—1966年4月:姚仲明 |
| 第四节 使领馆人员的撤离 |
| 一、排华升级,领馆遇袭 |
| 二、使馆遭毁,被迫撤离 |
| 第二章 1950-1967年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华侨工作 |
| 第一节 中印尼建交前的印尼华侨社会 |
| 一、土生华人社会 |
| 二、新客华侨社会 |
| 三、分散的印尼华侨社会 |
| 第二节 宣传侨务政策,了解反映侨情 |
| 一、新中国海外侨务政策 |
| 二、向华侨宣传侨务政策 |
| 三、了解当地侨情,反馈政策效果 |
| 第三节 鼓励华文报刊,引导华侨舆论 |
| 一、华文报纸的国共两派之争 |
| 二、使领馆对华报工作的支持 |
| 第四节 支持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 |
| 一、华侨学校的国共两派之争 |
| 二、使领馆对华校工作的指导 |
| 第五节 引导华社建设,爱护侨干侨众 |
| 一、华社的国共两党派别之争 |
| 二、使领馆对华社工作的引导 |
| 第三章 排华反华时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护侨工作 |
| 第一节 维护难侨生存权益 |
| 一、印尼总统第十号法令 |
| 二、为华侨小商发声 |
| 第二节 声援:发出抗议 |
| 一、使领馆对印尼排华反华的抗议 |
| 二、在《人民日报》上的声援 |
| 第三节 庇护:排忧解难 |
| 一、爱护侨胞,无微不至 |
| 二、坚决庇护,风雨无阻 |
| 第四节 撤侨:摆脱困境 |
| 一、中国大批接侨,安置难侨 |
| 二、使领馆协助撤侨事无巨细 |
| 第四章 1950-1967年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涉侨工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印尼华侨与使领馆关系的影响 |
| 一、提供帮助促进邦交 |
| 二、坚守服务华侨岗位 |
| 三、自愿承担撤侨工作 |
| 第二节 对印尼华侨亲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 |
| 一、用行动拥护新中国 |
| 二、发出亲新中国心声 |
| 三、印尼华侨社会掀起回国潮 |
| 第三节 对印尼华侨社会团结的影响 |
| 一、政治派别的对立带来华侨社会的分裂 |
| 二、印尼政府对华侨社会政治斗争的反应 |
| 第四节 对华侨融入印尼社会的影响 |
| 一、印尼华侨自身造成的隔阂 |
| 二、对使领馆的抗议变为排华 |
| 三、使领馆涉侨工作的不足与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大事记 |
| 致谢 |
（9）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及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理论基础、研究方法、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东盟与东盟安全机制建构 |
| 第一节 东盟的发展:冷战结束前后东盟的变化 |
| 第二节 东盟安全机制的建构及其逻辑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三个维度 |
| 第一节 区域形势:区域一体化促进东盟团结 |
| 第二节 大国关系:中美对东南亚战略的调整 |
| 第三节 东盟内部:经济、政治及军事的差异化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实践路径及特征 |
| 第一节 主体设置由边缘化转向中心化:东盟组织结构升级 |
| 第二节 多边主义兴起: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例 |
| 第三节 安全关切调整: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的分析比较 |
| 小结 |
| 第四章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的认知与思考 |
| 第一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 |
| 第三节 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的延续与变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 |
（10）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文章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既有研究的解释与不足 |
| 第一节 冷战后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 |
| 第二节 非传统安全合作研究中小国的缺位 |
| 第三节 东盟灾害管理合作相关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一节 前提假定:多元实践与地方性知识兴起 |
| 第二节 知识中心:管理与协调非传统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建构知识中心:身份设定、制度创新与能力塑造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印度洋海啸到缅甸风灾:知识中心的身份设定 |
| 第一节 印度洋海啸前东南亚的减灾救灾机制 |
| 第二节 印度洋海啸:救灾行动引发反思 |
| 第三节 AADMER:奠定区域灾害管理合作的基础 |
| 第四节 缅甸风灾中的东盟:合作进程的协调性主导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AHA中心及相关机制:以制度创新构建知识中心 |
| 第一节 AHA中心:运作与协调中心 |
| 第二节 标准操作程序 |
| 第三节 灾害监测与信息管理 |
| 第四节 灾害评估与报告 |
| 第五节 灾害应急物资管理与分配 |
| 第六节 专业能力培训与人才储备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应对台风“海燕”及反思:知识中心的能力塑造 |
| 第一节 台风“海燕”概况及东盟的应对措施 |
| 第二节 台风“海燕”后的反思及能力提升措施 |
| 第三节 全面的能力塑造:地区团结与全球领导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知识中心与东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一节 以东盟为知识中心的区域灾害管理合作 |
| 第二节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进入21世纪的印尼政治经济形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建国70年来体育外交的历程及发展研究[D]. 高颖洁.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经济走廊研究[D]. 吴汪世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12)
- [5]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6]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的中国伙伴关系研究[D]. 马程. 吉林大学, 2020(06)
- [7]当代东南亚分离运动的起源、发展与治理 ——理论探究与案例分析[D]. 靳晓哲. 南京大学, 2020
- [8]1950-1967年中国驻印尼使领馆的涉侨工作及其影响[D]. 黄德雪. 暨南大学, 2020(04)
- [9]论新世纪东盟安全机制建设[D]. 范亚珍. 暨南大学, 2020(04)
- [10]知识中心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以东盟参与区域灾害管理合作为例[D]. 李垣萤. 外交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