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出、外来务工人员七大费用将被取消(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亮[1](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杨柳[2](2020)在《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各地开始推进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一乡一品”“一村一品”逐步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与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同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改变农产品的销售形式。在农村,农户除了在传统市场上进行交易外,还利用互联网有效地选择、并自发地建立了一些网络信息平台,借以推进农产品的交易,这使得不同类型平台的结构(尤其是信息结构)对农户的交易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题。本论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为调查点,对该县416户地瓜种植户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农户从事地瓜交易的平台为切入点,以平台中的信息结构为关键点,将施坚雅等人分析的基层市场视为农户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参照,探讨自主网络平台和既定网络平台这两类网络平台在交易中的运用,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传统交易平台,农户的销售渠道选择较为多元,他们既可以在专业地瓜交易市场上同外来的地瓜采购商进行跨区域地交易,又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瓜“代办”进行面对面的交易;同时,传统集市平台的兴盛使得地瓜的零售交易仍然存在,而新型综合性交易市场(如超市)的兴起亦使得优质产品获得独立的交易机会。就信息结构来看,传统交易市场平台仍依附于原有的地域空间,交易形式仍以面对面沟通达成为主,但是,当“代办”和收购经纪人这类“中间人”日益增多时,传统地瓜交易市场的层级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同时市场信息得以在既定的空间内针对性地传达。农户选择传统平台进行交易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传统平台而言,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2018年家庭纯收入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传统交易平台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与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拥有地窖、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只有户主的年龄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在自主网络平台(微信交流群)中,虚拟的时空结构使外来采购商的采购半径大大拓展,也使得农户获得了更具发散性的交易链接通道。微信交流群通过成员身份选择,使交易信息在不同成员之间有选择地传递,不同的交易对象能借助自主网络平台来突破空间的限制,进而进行交易对象选择、价格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由于农户种植规模及产品品质的差异,其在微信交流群的平台准入、信息发送和交易对象的选择等信息的获取上具有层级性特征。对影响农户选择微信交流群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相对于不选择地瓜微信群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交易量、地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地瓜微信群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只有家庭的代际层级数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对影响农户在微信交流群交易效果的因素分析表明,农户的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的信息发送方式对其在微信群的交易均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成功交易也有一定影响。相比于从高到低报价和从低到高报价而言,农户不报价、从客户中间选择一个最高价的交易策略有助于帮助其更好的达成交易。在既定网络平台(“一亩田”平台)中,信息的内容、种类、频率均被平台设置成既定模式。此类平台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基础上,采用了控制单边卖方(农户)准入来实现与买方对接的信息发送模式,这使得此类平台更类似于全天候卖方集市,其通过对信息的甄别而实现匹配交易。此类平台的信息结构虽然具有虚拟时空的特点,但是却因为信息量大而具有横向匹配的层级性特点。这就使得在争取信息流通效率的过程中,那些交易量大、品质优、更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地瓜农户愿意为了追求更高的交易匹配率而支付更高的平台使用费,去搜寻更合宜的交易对象。对影响农户选择“一亩田”作为交易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地瓜交易量对农户的平台选择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地瓜种植经验对农户能否成功在“一亩田”上达成交易有显着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与其平台选择在统计上呈负相关。对影响农户在“一亩田”平台交易效果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注册与农户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关系;是否发送信息、农户收到的信息反馈速度、地瓜采购量对农户的平台交易量有正向影响;然而,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影响。本文最终得出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夏津农户在从事地瓜种植时,由于资金、技术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种植规模及种植方式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导致农户之间出现分化,并影响他们的地瓜交易行为;第二,传统市场平台、自主性网络平台与既定网络平台所蕴涵的信息结构特征影响着农户的交易平台选择,且不同的农户在这些平台中的交易行为存在差异;第三,当农户通过网络平台来促进农产品的交易时,互联网自身的超时空性则使得农户不必再囿于农村的基层市场体系逐级向上运输,这令传统的具有等级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第四,农户通过分散建立地窖来储存产品而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使得该产品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发生改变,此类特色产业的产业链拓展需要应对产业利润分配的事实,而提升终端产品的附加值。
车志远[3](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张延曼[4](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刘卫平[5](2020)在《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文中指出纵观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史,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传统乡村聚落基本延续着其乡土性,即乡村聚落紧紧依附于特定地域范围的土地空间,并逐渐发展为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内生型封闭共同体。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乡村聚落演变日益加速,并逐渐成为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和土地利用转型等研究领域以及土地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日益繁荣,乡村地域系统陷入人口、土地、产业和治理等要素全面衰退的境况。近年来,土地集约利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需求构成了农村聚落从分散到相对集聚的农村社区化过程的直接动力。在“人本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导向下,农村社区建设势必朝着系统化和内涵式的方向发展。然而,诸多自上而下的实践凸显了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功利化倾向、功能定位模糊、机械式整合和政策机制不匹配、规划理论薄弱等问题。鉴于中国乡村的地域差异,农村社区的发展需以全面认识区域传统聚落特征及转型的客观规律为基础,从而制定适宜的规划策略和政策机制。借助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优势,成渝地区通过农村政策创新推动了广泛的农村聚落整治实践,大量分散的聚落被整合为相对集聚的农村社区。典型的地域特色、优越的政策资源以及广泛的实践使四川盆地成为研究新时期乡村聚落转型的理想试验场。目前国内关于乡村聚落格局及其演变的研究仍侧重物理和经济功能层面,而对聚落的人文社会内涵的认识不足,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仍有待加强。主流的研究认为,地形地貌、耕地破碎以及改革开放后确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是导致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传统农村聚落呈现高度分散格局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以乡村聚落由“散”到“聚”的空间转型为切入点,结合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和当今城乡发展战略,试图从社会文化视角揭示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传统农村聚落高度分散性的根源,并从乡村场镇演变的视角探索农村聚落从“散”到“聚”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效应以及农村社区规划的策略。研究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如下:(1)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聚落的高度分散性与该区域奇高的垦殖率及血缘多样化存在显着关联,根源于清初的移民潮和土壤宜耕性引发的土地利用策略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变。按照控制变量、可比性的原则,本研究在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四川盆地平原区和江南丘陵区分别选取重庆市合川区、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和江西泰和县作为典型样区。通过对比三个区域案例村的大比例尺聚落空间特征以及三个区域共计698个抽样农民的主观认识,初步判定以姓氏表征的血缘结构与聚落形态的潜在联系;借鉴景观格局指数构建适宜的聚落分散度指标,以2010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比较三个区域共计431个行政村的聚落分散度;并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识别村级和社级尺度下地形、坡度、区位、耕地资源和姓氏结构等潜在因子与聚落分散度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四川盆地两个样区的农村聚落模式均表现为高度的分散性,即“空间散布而密集”和“规模小而均匀”,而在丘陵山地地形为主导的江西省泰和县,农村聚落以“空间集聚”和“规模分异”的宗族聚落为主。有序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三个样区的农村聚落的分散度总体上均与血缘多样性和垦殖率呈显着正相关。结合历史资料和文献推断,本研究推断清政府在清初推动和引导的中国史上最大规模移民潮——“湖广填四川”是导致四川盆地农村姓氏多样化和垦殖率攀升的关键触发事件。持续和大规模的移民潮、特定的移民政策、农作物的多样化以及宜耕的土壤条件等因素引发不同来源的人口的空间混杂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暴增。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地矛盾的加剧导致垦殖活动大幅扩张和宗法意识的加速衰退,即人地矛盾对血缘聚合力的“稀疏化”过程。换言之,大规模的移民潮和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四川盆地农村聚落转向农业功能导向的发展路径,而传统宗族聚落的形成基础日趋弱化。因此,高度散居模式源于宗族结构的松散性以及紧张的人地矛盾下的一种积极的土地利用策略。(2)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的农村社区化是在城乡二元制度下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对乡村场镇和城市转型发展的再适应过程。美国人类学家Skinner(施坚雅)在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乡村场镇的研究中发现,四川盆地乡村场镇结构与Christaller(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高度吻合,且在当地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Skinner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进一步阐释了四川盆地乡村场镇空间有序性与农村聚落高度分散性之间的关联机制。从场镇体系的动态发展角度,农村聚落的高度分散化蕴含的是农民较强的商品化意识和开拓创业精神,有利于农业的商品化和农户市场参与程度的提高,进而促进乡村场镇的兴起。反过来,乡村场镇的繁荣有助于增强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进而刺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和密集而有序的场镇之间的互馈过程驱动了四川盆地乡村地域逐渐朝着市场偏向的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在当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扰动下,这种结构有序、功能互补的乡村场镇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演变。在2007至2015年间,伴随着合川城区快速扩展,乡村场镇增长的规模和空间格局均呈现出显着的分化。以乡村场镇结构演变为视角,本研究借助广义最大熵估计(GME)对合川区同时期新建的87个农村集中社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以识别农户集中居住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中级场镇可达性、公共交通服务和工业发展在推动农户聚居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基础场镇的作用并不显着。研究区的城镇体系转型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相似,而农村社区化的实施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也受制于现行的城乡二元制度。立足于中国现行制度和城乡一体化战略,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的农村集中社区规划不应脱离传统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结构,而应依靠其固有的地缘资源实现对城镇体系转型的适应性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三种农村社区化模式,即中级场镇导向、就地集中安置以及城市辐射带动模式。(3)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驱动了镇域尺度的“村-镇”体系的建立,集中安置农户的社交网络得到扩大;而经济和社区治理转型相对滞后。以合川区钱塘镇为案例,通过对该镇于2012至2015年期间新建的11个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以及相关政府人员、村干部、社区管理者和209户搬迁农户的访谈,比较了“村域拆旧建新”和“镇域农民新村”两种农村社区化模式,并对农村社区化引发的镇域、社区和农户等尺度下的空间、社会、经济和治理转型进行解析。结果表明,农村社区化带来了显着的空间和社会重构效应,“村-镇”体系得以建立,社区居民的社交网络得以扩大;而经济结构转型相对滞后,新型社区劳动力外流的趋势未能扭转,并直接导致社区治理的涣散或缺位。然而,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类似实践,本研究描述的农村社区化案例提供了一种通过地方民主结构来应对农村服务和基础设施挑战的途径。尽管存在经济和治理效应方面的不足,但农村社区化对于四川盆地的乡村转型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于将农村社区建设有效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4)依托当地政府领导、基层自治和传统地缘关系,村域社区化推动了土地、人口、居住和社会服务等乡村发展要素的整合,但社区规划须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以合川区两个行政村(大柱村和凤寺村)的社区化案例对比为主线,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相关参与者的访谈,对村域背景、项目的由来、组织形式、方案决策、实施过程和规划结果以及政府人员、村干部、代建商和农户等参与者的反馈进行细致的考察。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大柱村采取了更大程度的集中安置方案,而在这些方面相对落后的凤寺村则采取了相对“分散”的集中安置策略。二元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大柱村,户主年龄越小,土地流转率越高,原房屋结构和交通条件较差的农户更倾向于搬迁;在凤寺村,户主年龄越小,户主外出时间越短,非农收入占比越高和原房屋结构越差的农户更倾向于搬迁。抽样农户的主观反馈进一步表明,驱动农户搬迁的主要因素是改善居住和交通条件、优惠的安置政策、承包地流转以及农户间固有的地缘关系;相应地,农户搬迁的障碍因子在于原住房条件较好、散居的习惯、城镇化倾向以及对传统农业的依赖。总体而言,村域社区规划是政府、村委和农户等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受到村域基础条件、当地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农户适的应性决策的共同影响。案例村的集中安置策略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有效降低农村聚落的分散度、农村住房福利的供给和传统自然社会环境的持续;其局限性主要包括农户集中居住意愿总体偏低、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困难以及新社区治理的薄弱。村域集中安置策略就地整合了土地、人口、住房、公共服务和传统社会资源等要素;然而,当地政府不仅要根据当地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水平确立以农村社区为核心的系统规划,还要衡量城镇化、工业化、城乡联系等外部因素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强调了社会形态与传统农村居住模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当前聚落改造规划中认识传统聚落模式内在涵义的必要性。宗族研究为认识乡村聚落提供了新视角,是链接中国乡村聚落地理学和乡村社会学的重要桥梁。同时,本研究突出了四川盆地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模式在中国主流的集聚型村落模式中的独特性。四川盆地传统聚落空间体系的发展偏向以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化农业为导向的发展路径,其内在涵义是宗法意识的薄弱、社会的原子化、商品意识、个人主义和进取精神等。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驱动下,散居农户的集聚化过程折射出四川盆地传统乡村场镇结构的转型。然而,在城乡二元制度和丘陵山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农村聚落的集聚化过程难以完全摆脱原有中心地体系的发展路径,而是表现为一种对城镇转型发展的适应过程。从四川盆地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来看,当前的农村社区化过程可视为大移民初期人口剧增以及场镇大量增殖的逆过程。新型农村社区面临的实际挑战主要体现在经济潜力和社区治理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当地政府、基层组织和农户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相互协作,并依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水平做出适宜的规划策略。本研究弥补了当前乡村聚落研究对特定地域社会结构关注的不足,为未来农村社区的规划和发展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莫智斌[6](2019)在《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文中指出产权不仅可以明确人与人之间关于物的关系还可以促进物品流通和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科斯,1994),即在维护公平和提升效率两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产权安排的规则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亦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住宅用地由于其承载人类居所的特殊属性,则更加需要科学合理的产权安排,以实现居民个体对幸福的追求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但大部分时期仍处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框架内,呈现出产权结构和权能的差异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生产关系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否则将会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2013)。我国城乡差异化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安排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发展至今,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许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城市房价增长过快而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城市居民居住保障缺乏而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和乡村社会衰败等等。因此,本文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和对社会现实进行观察的基础上,试图对我国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进行横向的内容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变迁比较,对城乡产权制度在各个时期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以此总结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规律,并结合不同阶段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目标,分析现行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论文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主体内容由绪论和其后的八章组成。在绪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提纲挚领的表述。论文的第二章则主要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产权变迁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有效梳理和归纳,为后续研究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及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等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第三章开始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则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差异所引致的权能差异进行分析,主要从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两个方面进行展开。在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内容和权能差异有所了解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开始从政府行为目标和国家发展要求的角度对形成这种差异化产权安排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描述性的归纳总结。论文第六章则对当前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承认其对社会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引发的城乡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关于其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设计失衡。第七章则引入小产权房问题对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失衡所引发的问题进行更为直观的描述和论证。在第八章,本文结合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提出“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和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的整体发展思路,并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模式等外部影响因素发生变化的角度出发,对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实施方案进行了创新式的探索。基于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城乡住宅用地在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民和农民两对权利主体所具备的资产权能和居住保障权能上都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城乡地域的发展和城乡居民自身幸福的实现产生了不同影响;(2)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变迁与不同时期政府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呈现出“外部环境变化→政府行为目标改变→制度变迁发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社会经济进步/衰退→新的外部环境变化发生”的国家发展导向下的住宅用地产权制度的渐进式动态变迁模式。(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制度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居民和国家发展的效用并不是完全一致,在部分时期国家以牺牲城乡土地产权的居住保障/资产权能来实现国家的发展。(4)从新时期城市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现行的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安排已然不适应国家发展的要求。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不足和居住保障权能的过剩、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的过度和居住保障权能的不足两组问题。改革的方向则是:其一,城市住宅用地权能要实现居住保障权能的回归,降低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难度、赋予城市现有居民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促使地方政府逐步摆脱土地财政的依赖并最终实现城市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其二,农村宅基地权能要实现资产权能的归回,盘活闲置的农村宅基地资源、提升农村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能力、促进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
张世定[7](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具有从细微处形塑人行为的规范力,其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价值取向深刻影响着人的日常生活。乡村文化源于乡村社会,历经持久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乡村民众的精神面貌、价值理想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精神塑造、力量凝聚以及秩序安排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先进文化引领与乡村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步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富有成就的实践探索,为当下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了乡村全面发展与繁荣而做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由于文化所具有的铸魂特质与功用,决定了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实现的关键与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为研究主题,必会在乡村文化建设价值认知的增强、乡村文化建设路径选择的丰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学术视界的拓展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研究历史深度的挖掘等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从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发展、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绪论与结束语在内,共七个部分。绪论部分,涵括了研究意义、学术回顾、研究重难点与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第一章系统阐释了乡村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从历史传统、理论依据与现实背景廓清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出场逻辑;第三章细致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从宏观与微观两个维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以L村为调研对象,具象呈现了微观镜像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第四章全面审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在总结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深层原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提供思考的维度;第五章构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在基本内涵、方法创新、具体路径、经验借鉴以及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束语部分,笔者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认为乡村文化之魂、乡村文化之体与乡村文化之基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核心之义。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的宏大逻辑,构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整体化图式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笔者通过系统研究发现,由于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耦合关系,新时代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建设,在主要内容上,要聚焦于乡村思想道德建设的深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在方法论上,从学科交叉的多维视界出发,需要汲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也要吸收公共管理学与法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还要借鉴政治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进行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在建设路径上,乡村主流价值建构、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乡村非物质文化传承、乡村教育结构优化与乡村现代文化重塑等构成了基本谱系;在经验借鉴上,传统中国、近代中国以及国外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给我们提供经验借鉴;在保障体系上,明确乡村经济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乡村政治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乡村民众是乡村文化建设的社会条件,旨在通过调动乡村社会各要素来确保实践的顺利推进。此外,乡村文化建设推进的最关键之处在于“魂、体、基”的整体性构建,也就是乡村主流价值是文化之魂、乡村民众是文化之体、乡村优秀传统是文化之基。方法是认知事物的桥梁,也是抓住事物本质的基本途径。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本文在研究方法选择上,基于基础理论、历史逻辑与现实问题相融通,把历史思考与现实需求相结合,借用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希冀从整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有: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学科交叉法,通过综合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廓清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过程的严谨性、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研究指向的针对性提供了有效保障。关于本文的创新,笔者谋求在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即在研究视角上,借助长时段历史视野,对原有研究场域的拓展与研究视界的转换,打破了城市视角支配下所持有的乡村文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文化范本改造乡村文化的误区,从乡村社会内在逻辑来重建乡村文化秩序与乡村生活方式;在研究内容上,将宏大叙事与微观探查相结合,从理论创新、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等方面全方位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并以L村为对象进行了具象考查;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为基础,吸收了历史文献法、比较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学科交叉法等方法;在研究结论上,从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主要内容、保障体系、经验借鉴等多方面着手,旨在构建起一个整体化图式,进而谋求乡村文化的“魂、体、基”建设。总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当下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回顾历史、汲取经验、反思不足、服务当下,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宏大历史为基础,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与乡村问题的高效解决提供文化之维,这是本文研究的初心。
阳斌[8](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提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冀红梅[9](2019)在《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激发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同时也带动了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拉开了我国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序幕。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人才,提高了要素生产率,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也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了 2018年的2.88亿人,多年来其规模持续增长。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实现了工作方式和居住地点的转变,然而,受限于城乡二元制度,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直接、彻底地转变为市民,而是在城镇社会结构中处于隔离状态,在城市内部形成了新的二元结构,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严重影响了人口市民化的质量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进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平等的市民身份和权利的诉求,日益强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等一系列重要规划、政策,又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中新生代占比超过了 50%,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也是人口市民化的主体。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加快推进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先需要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进行科学的研判。本研究以Tiebout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DMS)2016》,综合运用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呈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偏好为逻辑起点,探寻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本研究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证明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以足投票”的选择机制。农业转移人口早期外出务工是以就业为目的的临时性进城,赚到收入后返乡消费,这种“候鸟式”流动的需求偏好集中表现为追求经济利益。当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相当一部分出生、成长在城市,即使是由农村初次流向城市的群体,也表现出对城市强烈的向往,他们积极向城市文明聚拢,希望成为城市的一员,这种市民化迁移方式的需求偏好表现为追求平等的身份和权利,进而从心理上认可、融入城市。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破除农村退出障碍、城市进入障碍,以及近些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各大城市实施人口竞争政策,我国已经具备了人口自由流动的条件。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处、在何处定居成为一名真正的市民,是个体对流入地条件综合评价并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只有流入地能够满足他们对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公共服务、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时,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才会选择在该城市定居。第二,分析了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是政府重新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的过程。流入地政府真正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是人口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在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端来看,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完全相同。本文选择问卷中“是否愿意长期在流入地城市定居(5年以上)”作为“市民化意愿”的替代指标,并以其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人口学、流动、就业、收入与支出等变量的情况下,实证检验了流入地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业公共服务、住房保障显着提升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与工作相关的社会保险降低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与市民身份相关的社会保险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发生比影响不显着。第三,探索了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由公共经济学供求均衡理论可知,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仅要关注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更要聚焦公共服务的需求侧,只有实现公共服务的供求均衡,才能使公共服务总量匹配、质量提升、布局完善,进而使受益对象达到效用最大化。目前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的政策设计,基本上是从政府视角出发,带有较强的自上而下“强精英性”和自下而上的“弱参与性”逻辑。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应该以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为依据,量体裁衣精准施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教育程度、子女年龄、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家庭收入与支出、就业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流动时间、流动范围等,都可能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产生影响。在梳理和分析以上三个问题的同时,本研究还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进行了比较分析,总结了当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加快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原则、优化路径和具体策略等政策建议。
车若语[10](2019)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来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无法独自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风险。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成为身份与职业割离的城市边缘群体,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所暗含的排斥,也使农民工很难实现城市融合:受到资本层面的制约,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社会资本质量偏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很难通过就业来获得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受到基础公共服务层面的制约,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依据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受教育权利以及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受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加剧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源自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制度性壁垒,将农民工群体阻隔在城市边缘。如果说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原因,那么制度层面的设计壁垒以及政策层面的城市偏向则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可见,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明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责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不断探索与调整。首先,制度方面:户籍制度方面,2014年,政府着力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变,对于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相应的户籍改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依然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偏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依然显着;劳动保障制度方面,2019年,政府进一步推进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力争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国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出售公房”阶段(1978-1993年)、以权力下放为特点的住房商品化阶段(1994-2000年)、调控价格为手段的住房市场建设阶段(2001-2015年)以及还原住房功能的规范市场阶段(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政府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住房制度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住有所居,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其次,资本支持方面,政府不断提高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比重,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及素质水平,这些举措对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民化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综合素质及职业技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保障和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助力,然而农民工子女教育程度偏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单一的问题依旧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综上,从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政府制度设计、资本支持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责任”这一科学问题,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为研究起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科学论断,通过构建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内容。具体地,本文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搭建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要点是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而市民化是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政府责任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定位,讨论在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国家比较分析,构建政府责任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由第一章构成,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详述市民化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构成要素。基于此,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构建相对完整的政府责任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依据本文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而分析和概括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情况,根据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表现,明确市民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陷。第四章论述国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通过分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各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获得政府履责的启示。第四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构成,主要论述政府责任的体系。第五章论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基于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阐明政府责任理念的转变;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履行政府责任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形成政府责任的价值构图。第六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结合国外政府在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启示,从政府责任构成要素的三个方面阐述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各项内容。第七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构建政府履责方式--政府责任评估--政府责任监督的责任体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二、外出、外来务工人员七大费用将被取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出、外来务工人员七大费用将被取消(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1.1 选题缘起 |
1.1.1 选题缘由 |
1.1.2 问题意识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3.1.1 样本选择 |
3.1.2 现实表现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2)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引子:问题的提出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主题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2 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
2.2 概念界定 |
2.3 研究方法 |
2.4 研究数据描述 |
3.研究区域及农产品属性概述 |
3.1 夏津县简介及其农业区域特征 |
3.2 夏津县的地瓜种植与储藏 |
3.3 地瓜种植、窖藏的成本与收益 |
4.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市场行为 |
4.1 夏津的传统交易平台及农产品交易的演变 |
4.2 地瓜交易的传统交易平台:类型与特征 |
4.3 传统交易平台的信息结构 |
4.4 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地瓜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5.自主网络平台的农户交易行为 |
5.1 夏津县地瓜交易中的自主网络平台 |
5.2 自主网络平台中农户信号发送与交易对象选择 |
5.3 自主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5.4 自主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6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 |
6.1 既定网络平台的组织概况:基于“一亩田”的分析 |
6.2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信息发送与信息反馈 |
6.3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6.4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搜寻与信号发送 |
6.5 既定网络平台上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7 结论与讨论 |
7.1 群体分化、信息不完整与有限理性:对于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
7.2 网络平台的运用与市场体制的嬗变 |
7.3 特色产业发展与产业链的拓展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新工人”:概念界定、建构与想象 |
(一)概念的界定:谁是“新工人”? |
(二)“新工人”文学的建构与想象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
(一)国内研究状况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三、选题依据、写作路线与方法 |
(一)选题依据 |
(二)写作路线与方法 |
注释 |
第一章 历史与现实:“新工人”的“前生今世” |
一、有关“新工人”的“发现”与诸种“话语”构建 |
(一)启蒙话语:“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 |
(二)革命话语:“左翼文学”与“人民文学” |
(三)底层话语:“新左翼”文学与“新人民性”文学 |
二、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乡下人”进城 |
(一)现代性危机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二)“生产性城市”与“招工进城” |
(三)“现代化想象”与“乡下人”进城叙事 |
三、当代文学史中“工人”的书写 |
(一)英雄的创业者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 |
(二)“改革者”遭遇“现实冲击”的工人书写 |
(三)“无名的底层”与“看不见的主体” |
注释 |
第二章 发现与转向:《那儿》的讨论与新世纪文学书写新变 |
一、现实背景:《那儿》与转型期中国社会 |
二、作为“事件”的文学——有关《那儿》讨论以及知识界转变 |
三、作为方法的《那儿》:社会转型期文学的位置 |
四、从《那儿》到《问苍茫》:阶级想象、新左翼话语实践与反思 |
注释 |
第三章 表述与再现: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一、“新工人”书写与作为方法的现实主义 |
(一)从“落地”到“生根”——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正反合” |
(二)“主义”之后“新工人”现实书写的“返场” |
(三)困境与可能:“新工人”书写如何现实主义? |
二、从代言到立言:我们如何讲述“新工人”? |
(一)观看“他者”之痛——代言者如何讲述“新工人” |
(二)反观自身之维——“新工人”如何表达自身? |
三、城乡书写与“新工人”空间想象 |
(一)城市“他者”的生存苦难 |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精神漂泊 |
(三)另类想象与返乡叙事的可能 |
注释 |
第四章 形式与类型:“新工人”诗歌、非虚构与影像表达 |
一、“新工人诗歌”与新世纪诗学的新趋向 |
(一)诗歌风景——作为问题与方法的“新工人诗歌” |
(二)美学原则——“新工人”何以“诗歌”? |
(三)文化反思——以“我的诗篇”为例 |
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与局限 |
(一)何以“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的意义 |
(二)何是“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出场与生成 |
(三)如何“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 |
(四)反思“非虚构”——新工人“非虚构”写作局限及新的可能 |
三、影像如何表达转型期的“新工人”与“老工人”形象? |
(一)“静物”与“流动”——厂区“空间”叙事 |
(二)“间离”与“互文”——工厂经验的“时间”书写 |
(三)“断裂”与“融合”——如何看待“老工人”与“新工人”? |
注释 |
结语:反思与重构:“新工人”书写的意义、困境与可能 |
一、“新工人”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
(一)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与文学意义 |
二、“新工人”书写的困境与可能 |
(一)题材热与“类型化”写作困境 |
(二)苦难叙事与“现实感”缺乏 |
(三)理论建设不足与批评话语窘困 |
(四)重构一种新的文学——“新工人”文学建构的可能 |
注释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4)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时代背景 |
1.1.2 政策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城乡关系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2.4 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3.4 小结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4.4 小结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5.5 小结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6.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5)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文献综述 |
1.1 农业经济模式下的农村聚落“分散-集聚” |
1.1.1 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的研究视角 |
1.1.2 国外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研究 |
1.1.3 国内农村聚落“分散-集聚”研究 |
1.2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
1.3 农村聚落“集中”策略及其效应 |
1.3.1 发达国家乡村聚落规划 |
1.3.2 社会主义运动下的乡村聚落“集中”策略 |
1.3.3 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化及其效应 |
1.4 农村集中社区规划 |
1.5 小结 |
第2章 绪论 |
2.1 研究背景 |
2.1.1 农村社区化的重要角色 |
2.1.2 农村社区化的现状及其根源 |
2.1.3 四川盆地农村社区化的区域背景 |
2.2 科学问题 |
2.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2.3.1 研究目标 |
2.3.2 研究意义 |
2.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2.4.1 研究内容 |
2.4.2 技术路线 |
第3章 四川盆地农村聚落分散性的根源探究 |
3.1 宗族文化与农村土地制度环境 |
3.1.1 宗族文化概述 |
3.1.2 当代宗族组织和乡村聚落发展的制度环境 |
3.2 研究区选取与方法 |
3.2.1 研究区选取 |
3.2.2 研究方法 |
3.2.3 数据收集 |
3.3 结果与分析 |
3.3.1 农村聚落的姓氏构成与居住模式:野外调查证据 |
3.3.2 村域聚落分散度的区域比较 |
3.3.3 乡村聚落分散度的关联因素识别 |
3.4 讨论 |
3.4.1 传统聚落的“集聚和分散”是农村社会结构的空间表征 |
3.4.2 四川盆地农村血缘多样化和聚落高度分散的触发事件: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 |
3.4.3 四川盆地农村聚落高度分散的直接原因:与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积极的土地利用策略 |
3.5 小结 |
第4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的动力机制 |
4.1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的动力机制剖析 |
4.1.1 传统聚落模式和空间组织结构 |
4.1.2 高度分散的农村聚落与乡村场镇体系的关联机理 |
4.1.3 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场镇体系演变和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 |
4.2 实证研究 |
4.2.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4.2.2 合川区乡村场镇体系的演变 |
4.2.3 合川区农村社区化的驱动因素辨析 |
4.3 讨论 |
4.3.1 城乡二元制度下的农村聚落与乡村场镇相互关系转变 |
4.3.2 农村社区化是传统农村聚落对城镇体系演变的再适应过程 |
4.4 小结 |
第5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效应 |
5.1 农村集中安置驱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 |
5.1.1 乡村空间重构 |
5.1.2 乡村经济转型 |
5.1.3 乡村社会重构 |
5.1.4 乡村治理革新 |
5.2 案例研究 |
5.2.1 研究区概况 |
5.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5.2.3 两种农村社区化模式的对比 |
5.2.4 镇域农村社区化驱动的乡村重构 |
5.3 讨论 |
5.3.1 地方民主结构与集中社区规划 |
5.3.2 农村社区化驱动乡村“空间-社会”的耦合转型 |
5.3.3 新农村社区的经济脆弱性与社区治理的涣散 |
5.4 小结 |
第6章 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集中社区规划策略—基于两个村级案例 |
6.1 材料与方法 |
6.1.1 案例村概况 |
6.1.2 研究方法 |
6.1.3 数据收集 |
6.2 两个案例村集中社区规划案例对比 |
6.2.1 集中安置的决策与规划 |
6.2.2 分散农居点复垦与农户集中安置 |
6.2.3 农村社区规划的农户响应 |
6.3 讨论 |
6.4 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及政策启示 |
7.1.1 主要结论 |
7.1.2 政策启示 |
7.2 研究特色与创新点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发表论文及主持和参与课题 |
博士阶段发表的论文 |
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
(6)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主要研究内容 |
1.3 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 |
1.3.1 写作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特色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2.国内外文献梳理 |
2.1 产权与土地产权研究 |
2.2 城市土地(住宅)产权制度研究 |
2.3 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研究 |
2.4 政府行为研究 |
2.5 城市发展研究 |
2.6 乡村振兴研究 |
2.7 文献评述 |
3.城乡住宅用地产权差异比较 |
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差异 |
3.1.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主体与客体 |
3.1.2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取得 |
3.1.3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内容 |
3.2 城乡住宅用地使用权差异 |
3.2.1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3.2.2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内涵及其主体和客体 |
3.2.3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 |
3.2.4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
3.2.5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期限 |
3.2.6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 |
3.3 城乡住宅用地处分权差异 |
3.3.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处分权 |
3.3.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3.3.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处分权 |
3.4 城乡住宅用地收益权差异 |
3.4.1 城乡住宅用地(所有权)之收益权 |
3.4.2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3.4.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收益权 |
3.5 城乡住宅用地产权结构差异汇总表 |
4.城乡住宅用地产权权能差异比较 |
4.1 城乡住宅用地资产权能差异 |
4.1.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4.1.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资产权能 |
4.1.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4.1.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资产权能 |
4.2 城乡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差异 |
4.2.1 城市住宅用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4.2.2 农村宅基地所有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4.2.3 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4.2.4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居住保障权能 |
5.权能差异的逻辑演进:城乡住宅用地权能与政府目标 |
5.1 土地权能的同质化与国家经济的恢复:1949— |
5.1.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5.1.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1.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1.4 权能安排施成效分析 |
5.2 土地权能差异的萌芽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奠基:1979— |
5.2.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5.2.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2.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2.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5.3 土地权能差异的深化与国家住宅经济的崛起:1999— |
5.3.1 产权安排背景分析 |
5.3.2 中央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3.3 地方政府发展目标分析 |
5.3.4 权能安排实施成效分析 |
5.4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的特征 |
5.4.1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是渐进式的变迁 |
5.4.2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的变迁是政府强制性的变迁 |
5.4.3 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变迁受到政府目标的影响 |
6.现行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效应 |
6.1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正面效应 |
6.1.1 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
6.1.2 推动城市经济繁荣 |
6.1.3 客观上实现了局部农村的被动城市化 |
6.1.4 农村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 |
6.2 住宅用地权能差异在城乡发展中的负面效应 |
6.2.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房价高企阻碍人的城市化 |
6.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弱化:使用权续期未定“无恒产者无恒心” |
6.2.3 城市住宅用地资产权能过强:人口结构变化引发地方财政危机 |
6.2.4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机会困境下的城乡社会阶层固化 |
6.2.5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效率困境下的农村资源配置低效 |
6.2.6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失序困境下的社会治理成本增加 |
6.2.7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正义困境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 |
7.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效应的缩影之一:小产权房问题 |
7.1 小产权房问题简述 |
7.1.1 小产权房概念及本文语境下的小产权房 |
7.1.2 小产权房的发展情况 |
7.1.3 政府对小产权房的态度 |
7.2 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7.2.1 广州市白云区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7.2.2 湖南省永州市小产权房案例分析 |
7.3 小产权房问题与城乡住宅用地产权能差异的联系 |
7.3.1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保障权能弱势催生小产权房需求 |
7.3.2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残缺诱致小产权房供给 |
8.面向未来:土地权能的本质回归与国家发展的转型需求 |
8.1 新时代背景: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 |
8.1.1 城市发展带动和支撑乡村振兴 |
8.1.2 乡村振兴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
8.2 住宅用地权能回归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
8.2.1 农村宅基地资产权能的回归与乡村振兴 |
8.2.2 城市住宅用地居住权能的回归与城市发展 |
8.3 以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为导向的住宅用地制度创新 |
8.3.1 基于居住权能回归的城市住宅用地产权制度改革 |
8.3.2 基于资产权能回归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 |
9.研究总结 |
9.1 研究结论 |
9.2 不足与展望 |
9.2.1 不足之处 |
9.2.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 |
(一)国内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二)国外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重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存在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存在不足 |
第一章 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建设 |
第一节 乡村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
一、乡村文化的内涵 |
二、乡村文化的特征 |
第二节 乡村文化的价值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一、乡村文化的价值 |
二、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性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传统 |
一、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开启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 |
三、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定位 |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深化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体系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文化建设理论的科学品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 |
一、乡村经济基础的优化 |
二、乡村基层政治的发展 |
三、乡村思想文化的多元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进程 |
一、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 |
二、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阶段 |
三、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微观镜像——历时性视角下的L村 |
一、改革开放后到党的十六大的文化建设(1978-2002) |
二、新世纪初期的文化建设(2002-2012) |
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2012 年至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效果审视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
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提高 |
二、农民科学文化素质逐步增强 |
三、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初步构建 |
四、乡村文化制度建设日渐完善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
一、乡村文化城市化倾向明显 |
二、乡村公共文化发展不充分 |
三、多元价值取向普遍存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面临挑战的原因分析 |
一、乡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影响 |
二、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的影响 |
三、文化全球化的影响 |
第五章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推进图式 |
第一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
二、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耦合 |
三、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
第二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 |
一、乡村物质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二、乡村制度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三、乡村精神文化建设的方法创新 |
第三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具体路径 |
一、建构乡村主流价值,培育乡村核心价值观 |
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 |
三、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丰富民众文化选择 |
四、传承乡村非物质文化,留存优秀文化基因 |
五、优化乡村教育结构,营造乡村文化发展氛围 |
六、重塑乡村现代文化,彰显乡村文化时代魅力 |
第四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借鉴 |
一、传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二、近代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三、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
第五节 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乡村文化建设的保障体系 |
一、发展乡村经济,夯实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基础 |
二、增强政治引领,明晰乡村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
三、重视乡村民众,激活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
结束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整体性框架 |
参考文献 |
附录 :L村文化建设情况调查问卷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1.3.3 研究创新点 |
1.3.4 研究方法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1.4.1 治理 |
1.4.2 乡村治理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理论意义 |
1.1.2 实践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关于Tiebout模型及其发展的研究 |
1.2.2 关于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合的研究 |
1.2.3 关于人口迁入对地方财政影响的研究 |
1.2.4 关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 |
1.2.5 关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 |
1.2.6 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主要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的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2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 |
2.1.2 城镇化与市民化 |
2.1.3 城市定居意愿与市民化意愿 |
2.2 Tiebout模型的内涵 |
2.3 Tiebout模型的发展 |
2.3.1 财政分权 |
2.3.2 地方政府竞争 |
2.3.3 税收-支出资本化 |
2.3.4 财产税 |
2.3.5 财政分区 |
2.3.6 人口迁移 |
2.4 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应用 |
2.4.1 Tiebout模型在地方政府竞争研究领域的应用 |
2.4.2 Tiebout模型在房地产市场研究领域的应用 |
2.4.3 Tiebout模型在城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 |
2.5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Tiebout模型的分析框架 |
2.5.1 公共服务供给:新时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指向 |
2.5.2 公共服务需求: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偏好 |
2.5.3 理论推演:Tiebout模型修正 |
2.5.4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点:流入地公共服务 |
2.6 本章小结 |
3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现状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
3.1.1 数据来源 |
3.1.2 样本筛选 |
3.2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特征现状 |
3.2.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增速与分布统计 |
3.2.2 人口学特征统计 |
3.2.3 经济特征统计 |
3.2.4 流动特征统计 |
3.2.5 就业特征统计 |
3.3 享有公共服务的现状 |
3.3.1 随迁子女托育情况统计 |
3.3.2 社会保险参保情况统计 |
3.3.3 就业公共服务享有情况统计 |
3.3.4 住房保障情况统计 |
3.4 城市定居意愿统计 |
3.4.1 城市定居意愿总体情况 |
3.4.2 不同区域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 |
3.4.3 不同经济带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定居意愿 |
3.5 本章小结 |
4 流入地公共服务对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方法选择 |
4.1.1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4.1.2 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4.1.3 主成分分析 |
4.2 理论分析与假设 |
4.2.1 理论分析 |
4.2.2 假设 |
4.3 模型构造与变量说明 |
4.3.1 模型构建 |
4.3.2 被解释变量 |
4.3.3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
4.3.4 社会保险变量的主成分分析 |
4.3.5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4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4.4.1 随迁子女享有流入地义务教育服务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4.4.2 参保流入地城市社会保险没有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4.4.3 享有流入地就业公共服务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4.4.4 享有流入地城市住房保障有助于提高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 |
4.4.5 结论 |
4.5 本章小结 |
5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获得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 随迁子女获得流入地城市义务教育的影响因素分析 |
5.1.1 研究假设 |
5.1.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1.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5.1.4 结论 |
5.2 参保流入地社会保险(F_1)的影响因素分析 |
5.2.1 研究假设 |
5.2.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2.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5.2.4 结论 |
5.3 获得流入地城市就业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
5.3.1 理论分析 |
5.3.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3.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5.3.4 结论 |
5.4 获得流入地城市住房保障的影响因素分析 |
5.4.1 理论分析 |
5.4.2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5.4.3 实证结果分析与假设检验 |
5.4.4 结论 |
5.5 本章小结 |
6 政策建议 |
6.1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遵循 |
6.1.1 坚持公平的价值追求 |
6.1.2 坚持效率的行动逻辑 |
6.1.3 坚持成本—收益的理念认识 |
6.1.4 坚持法治的管理体制 |
6.2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优化路径 |
6.2.1 破除人口流动障碍,健全“以足投票”机制 |
6.2.2 深化改革,构建适应人口市民化的财政管理体制 |
6.2.3 提高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精确性,建立健全成本分担机制 |
6.2.4 优化城市群布局,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
6.3 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策略 |
6.3.1 强化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融合,促进教育公平 |
6.3.2 加快社会保险整合,完善社会保障 |
6.3.3 夯实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就业质量 |
6.3.4 创新保障性住房供给,改善居住条件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研究 |
(二)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三)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四)研宄综述评述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一)农民工 |
(二)农民工市民化 |
(三)政府责任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二)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础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 |
(一)分析框架构建的依据 |
(二)分析框架的内容分析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演化及特点 |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及政府责任演化 |
(一)农民工显性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78-1983年) |
(二)农民工就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4-1988年) |
(三)农民工波动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9-1991年) |
(四)农民工异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92-2000年) |
(五)农民工规范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01-2012年) |
(六)农民工全面市民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13年至今) |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一)从严格控制到放松管制(1978-1988年) |
(二)从限制紧缩到合理引导(1989-2000年) |
(三)从城乡统筹向公平共享(2001年至今)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表现原因及其政府责任的审视 |
一、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表现 |
(一)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统计差异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着 |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
(五)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缺失 |
二、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成因及政府责任的反思 |
(一)政府责任价值与政策导向偏见 |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固化 |
(三)组织支持与资本供给约束 |
(四)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服务匮乏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 |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一)英国政府强制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二)美国市场主导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三)德国均衡发展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四)日本政府干预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二、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启示 |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
(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
(四)注重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有效措施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 |
一、政府责任的理念转变 |
(一)从片面追求GDP发展向平等公正转变 |
(二)政府责任多元化与有效性的结合 |
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目标 |
(一)职业与地域转变的目标 |
(二)身份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 |
(三)价值观念与自我发展的目标 |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遵循的原则 |
(一)平等与公正原则 |
(二)渐进与有序原则 |
(三)统筹与协调原则 |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 |
一、制度设计责任的革新 |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政府责任 |
(三)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政府责任 |
(五)法律体系构建的政府责任 |
二、资本支持责任的提升 |
(一)人力资本供给的政府责任 |
(二)社会资本支持的政府责任 |
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完善 |
(一)提升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的政府责任 |
(二)完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政府责任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 |
一、政府履责方式的革新 |
(一)协商沟通:提升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
(二)合作参与:提高政府责任履行的精准度 |
(三)公平补偿:体现政府责任履行的人本关怀 |
二、政府履责评估的构建 |
(一)政府责任评估的主体 |
(二)政府责任评估的内容 |
(三)政府责任评估的准则 |
(四)政府责任评估的结果 |
三、政府责任监督的完善 |
(一)行政问责制度 |
(二)司法问责制度 |
(三)社会问责制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四、外出、外来务工人员七大费用将被取消(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2]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D]. 杨柳.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1)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5]四川盆地丘陵山地区农村社区化:动力机制与规划策略[D]. 刘卫平. 西南大学, 2020
- [6]城乡住宅用地权能差异研究 ——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维度[D]. 莫智斌. 浙江大学, 2019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研究[D]. 张世定. 兰州大学, 2019(02)
- [8]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9]基于TIEBOUT模型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D]. 冀红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10]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车若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