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论文文献综述）
沈骅[1]（2021）在《从“族天下”到“家天下”——先秦公私观念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对先秦时期公私观的考察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西周时期的"公",主要是确切的人指或物指,引申义为共有,与之相对应的是"族天下"的社会现实。春秋时期的"公""私"所指代的对象主要是各国国君和国内的卿大夫,双方的冲突也称为"公室"与"私门"之争,结果是君权逐步摆脱族权的羁绊,君主专制政治逐步取代宗法贵族政治。从春秋后期开始,随着君权日益强大,公私观念的现实内涵也发生重大变化,"公"指各国君主和朝廷国家,"私"由春秋时期的卿大夫转变为百官和普通民众,与"族天下"相对应的共有含义不复存在,公私观念的道德伦理色彩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强化。
孔令通[2]（2021）在《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等传世文献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汉代职官的设置情况,同时,在玺印、封泥、简牍等出土文献中亦存在着大量的汉代职官材料,这些内容对於研究汉代职官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广泛搜1整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职官材料,与《百官表》进行比照,并讨论相关问题。论文分爲上下编:上编爲研究篇。绪论介绍了出土文献中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分爲五节,将出土文献中所见高祖至吕后时期、文景时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的职官与《百官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之中央职官。经过对比发现《百官表》所述职官体系至文景时才开始颇具雏形,至西汉中期方形成,而西汉晚期是“省减”期,注重机构的裁撤与省并。第二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分爲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侯国及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三节。汉承秦制,但其实刘邦称帝前後都部分继承了楚制,因此这一部分着重追溯职官至战国时期,并对其职能进行概括总结。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侯国即已存在侯家吏和上属於中央的两套行政系统。第三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分二节:第一节爲郡职官,第二节爲县职官。重点梳理了西汉早期和西汉中晚期的郡县属吏,通过梳理发现,西汉早期郡守以军事职能爲主,属吏设置相对简单。西汉中晚期,郡属吏设置增多。且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亦存在汉廷所辖职官与少数民族职官两套行政系统。第四章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本章分爲工矿商业类、军事类、农林水利类、畜牧类、仓储类五节,对西汉时期的盐铁官、都水官、工官等秩比县令长的职官进行了考察。下编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编,将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汇集成五个表格,分别是: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王国、郡、县、侯国职官表,其中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分爲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和未见於《百官表》职官两个表格。
李小雪[3]（2021）在《《山海经》的山崇拜研究》文中提出《山海经》的山崇拜是整个山崇拜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一节,对先秦两汉文化乃至后世文化的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但近些年学界中关于《山海经》的山崇拜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其中很大一部分研究都是从山神形象、祭山仪式等方面出发进行分析,有对山崇拜的信仰进行探索,也有对某一特定时期与地点的山崇拜进行研究,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到《山海经》的山崇拜这个命题,也很少深入地对这个命题中的一些问题如山崇拜的地域性特征、山崇拜神话等进行探索。本文着力于《山海经》的山崇拜这一命题的整体性问题与个别性问题的研究,分析山崇拜发生的根源,明确山崇拜包含的因素,结合考古资料研究《山海经》的山崇拜实质,并探索山崇拜神话的意义。本文第一章主要分析山崇拜的起源与演变,研究《山海经》山崇拜的特征,对其地域性特征进行分析。山崇拜产生的原因在于山对先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先秦两汉时期山崇拜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第二章主要对《山海经》山崇拜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对《山海经》的山崇拜所包含的内容进行分析。山体是先民的山崇拜最直接的对象;山神是在对山体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山崇拜最直接具体的表现内容,是因为先民的需要和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代替山体崇拜的偶像;山崇拜神话则是山崇拜的衍生物。具体分析山崇拜与山神之间的关系,分析《山海经》中所存在的山神神话、神山神话和动植物神话。第三章主要研究《山海经》山崇拜的实质,从冢山与山神的意义出发,论证《山海经》的山崇拜实质乃是对殷商时期祖先崇拜的反映;第四章则探究山崇拜在先秦两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主要在文学、政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发展与影响,是山崇拜在这一时期作为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的延续。《山海经》的山崇拜与先秦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是先民的自然崇拜心理和当时社会风俗文化的反映。本文主要以《山经》为底本,结合《海经》和《荒经》,利用出土文献与古籍文献资料,考察山崇拜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意义,剖析《山海经》的山崇拜所产生的影响。
乙小康[4]（2021）在《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文中认为“命”是中国思想史中一个极其重要且本源的概念,“命”字至迟我们在西周的金文中已能看见,若按傅斯年先生“命”“令”同训的观点,则在甲骨文中就已频繁出现。我们也看到在早期的自然宗教社会中,“命”的表达总是与“天”“帝”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早期宇宙论的重要来源及基础。到了西周社会,随着人们价值理性的觉醒,中国人对天命观念的认知和表达愈发清晰,但“天命”作为一种巨大的支配性力量仍然牢牢的占据着人们的世界观,并以其强大的意志和法则支配者人事的运行,这集中体现在政治领域,“君权天授”即是显着的表达。而“君子”这一概念在春秋之前主要是对掌握统治权力的以天子为代表的有位贵族之通称,“位”是其显性特色、应有之义,这与我们后世理解的道德君子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而道德义在“君子”内涵中的完善与确立从文献的角度来看则要归功于孔子的《论语》,也正是在《论语》中,孔子为我们展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也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然“君子”知“命”是孔子认为的君子之为君子的必然命题,那么这种必然性是孔子的创设还是传统的延续与转化?从“君子”与“命”的初始内涵及发展演进来看显然是后者,因为从“君子”初始内涵的第一层意思天子来讲,天子的权力来源正是帝命、天命,这一点我们从可见的殷周两代记载中可以清晰的看出。如记载商氏族起源的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如“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民”（《尚书·康诰》）“受天永命”（《尚书·召诰》）等。可见殷周时期,天子的权力受命于天,天子承接天命以驭万民是社会的基本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天命是天子权力的合法性根源。因此,天子知命就是承接天命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而对天命的不知就是对自身权位的不守,知命方能保命存命。殷商鼎革之际,周人在殷商天命交替的历史脉络中对旧有的天命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方是真正的“知命”,由此将天、民、命三者统摄于“天子知命”这一政治表达中,构建了天子敬德保民知命的内在通路,彰显了“君子知命”这一必然命题的德性价值。而在西周的政治语境中,我们看到周初以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封建宗法制构建了一套上下有序、尊卑有等的贵族等级制度,天子承接天命为天下之大宗,并以王命册封诸侯及官员。由此,就君子的第二层内涵来讲,以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有位“君子”承接王命就是他们知命的应有之义、必然选择,对王命的知就是对自身爵位的守,在这个意义上,“位”与“命”呈现出一致的状态,知命就是知位。而周之制度的最大特征则在于创制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礼乐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范,“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记·礼运》）,在这种制度下,对于有位之贵族君子而言,“命”的具体实际内涵与以王命为代表的礼乐典章制度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知命就是守礼。降至春秋,随着社会人文理性思潮的崛起,人们的天命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对“命”的关注逐渐由天转向了人,而“君子”一词的内涵也逐渐丰富,君子有位不再是君子的唯一特征。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对“君子”一词的内涵进行了有意识的诠释转换,德性成为了君子的首要特征,有德无位亦可称之为君子,“君子”的概念内涵冲破了西周时期“位”的狭义局限,得到了新的转化。由此,“君子知命”的内涵也展开了新的面向。我们看到,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纷纷对“命”的内涵进行讨论,“德”与“命”、“义”与“命”、“时”与“命”、“逢”与“命”、“性”与“命”、“力”与“命”的讨论层出不穷,“命”的内涵被大大的拓展。而这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高扬起人性的大旗,在与“天”和“命”的不断抗争中义无反顾的肩负起“行道”的职责使命,并将其落实到“君子”身上,成为其独特的价值内涵,树立了后世君子形象的人格典范。
翟明女[5]（2020）在《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儒典之尊、政书之祖《尚书》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发展的经典文献见证,上自唐虞、下至东周,记录了虞夏、商、西周、春秋前期的一些重大历史内容,年代久远、底蕴丰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看到华夏古代文明璀璨的不同侧面,在古今中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支柱的传统文化,正是肇端于遥远的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因而,《尚书》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诸多元素的形成与发展关系、极为密切,承载着人类“轴心期”（Axial Period）之前的文化形态,保存着最为广泛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诸元素的始创性论述,堪称华夏文明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概念、观点的渊薮。汉字,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显着标识,是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与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记录、承载、表达、流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又是打开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一字一世界”“字里有乾坤”,作为表意文字,汉字自身的形音义及历史演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尚书》中的汉字因其所在的文献更加熠熠生辉。《尚书》一方面保存了它们早期的涵义与使用情况,另一方面也保存了它们意义变化发展的主要历程。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学术界公认的可信度极高的今文《尚书》正是开展汉字文化研究的上乘语料。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本研究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全面、客观地展示了相关研究的现状与热点,并对近年来《尚书》研究、汉字文化研究、《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进行了述评。基于《尚书》等古典文献的汉字文化研究是探索古典文献、汉字文化研究的新途径,是挖掘、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新的尝试。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既具有代表性,又具有普遍意义。本研究以今文《尚书》为研究语料,根据《尚书》夏商周三代政事史料的文本性质与“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作为我国饮酒文化滥觞文献的重要价值,选取最能代表《尚书》文化特质,且具有很强现实意义的典型汉字“天、德、罚、民、酒”等作为开展研究的首选代表字,由此作为切入口,采取穷尽式的语料整理方法,探究这些代表字形义演变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今文《尚书》中的用法与意义以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唐宋清经典训诂所反映的文化信息等,以期在《尚书》汉字文化研究的系统性、方向性等方面作出些许有益的尝试与探索。经过研究,从整体上来看,今文《尚书》八成左右的“天”“德”“罚”“民”“酒”字均出现在《周书》中。由《虞夏书》至《商书》再至《周书》,“天”“德”的意义均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蓬勃发展趋势,其中“老天”“道德”之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今文《尚书》中“罚”的意义基本上涵盖了“罚”从本义到引申义的所有意义,本义“过错,罪过”基本不用了,除了与刑罚有关的意义外,一般意义上的“处罚、惩罚”之义很活跃;今文《尚书》中的“民”没有使用其本义“奴隶”的情况,出现的意义均为引申义,其中以“庶民”之义为主;今文《尚书》中的“酒”有“乙醇饮料”与“饮酒”两种意义,并以前者居多。近代以前,堪称《尚书》经典训诂之作的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宋蔡沈《书集传》、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既各自独立,又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书》学研究宏大而完整的体系。通过它们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相关语句训诂情况的梳理考察、比较分析,亦能够捕捉到《尚书》训诂文化嬗变的一些轨迹。（1）今文《尚书》中“天”字共184见,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中“天”文化的构建过程。意义主要有自然之天、神化之天、意志之天等。“天”被作为终极标准贯穿今文《尚书》始终。《虞夏书》、《商书》主要是把“天”看成是世人必须绝对服从的万物主宰。《周书》在敬天的同时,强调人为,力推明德尚德,关注民情民意。今文《尚书》“敬天”文化主要包括“君权天授”“行由天命”“天监下民”“天意可察”“天命无常”五大方面,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今文《尚书》中“德”字共116见,其中88见在《周书》中。意义主要包括:本义“升、登”,假借义“道德”,褒义化的“美善”,外化的“德政”“贤人”等。今文《尚书》中的“德”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褒义化倾向;作为我国尚德文化源头的“明德”思想亦愈加清晰。《尚书》明德文化在时代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在儒家的规范中得以升华,明德尚德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显着标识。（3）今文《尚书》中“罚”字共48见,其中41见在《周书》中。意义有罪、罚金、惩罚、刑罚四种。今文《尚书》“慎罚”文化主要包括敬畏刑罚、先教后罚、采用中罚、该轻则宽、当罚必严五个方面。“慎罚”是儒家刑罚思想的滥觞,得到了儒家的大力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华法系有别于其他法系的基本特质。（4）今文《尚书》中“民”字共187见,其中11443见在《周书》中。意义包括“庶民”“臣民”“人”三种,其中意义为“庶民”的情况占比近六成。今文《尚书》在天的视域下审视“民”,从超验的维度解答了执政者保民的必要性、重要性。今文《尚书》“保民”文化着力从君王和官吏两个主体推动商、周文化由“神本”向“民本”方向的转变。（5）今文《尚书》中“酒”字共16见,其中13次见于我国第一部禁酒令《周书·酒诰》。周初,酒被赋予了很多新的内涵,成为关系王朝兴亡之物,关系个人命运之物,关系粮食供给之物,饮而勿醉的祭祀之物,其乐融融的孝亲之物,饮而可醉的进献之物。周公的禁酒,体现的是理性对反理性的遏制而非剿灭,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理性。（6）比较《尚书正义》、《书集传》、《尚书今古文注疏》对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相关语句训诂的情况,初步在《尚书》训诂文化嬗变方面得出了一些判断:从唐到宋至清,对于《尚书》的训诂,主要发生了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尚书》及其汉字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相关研究探索是创新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借助今文《尚书》,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经典代表字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描述更加清晰,论证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开辟了《尚书》与汉字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并为其他古典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范式,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黄鑫涛[6]（2021）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天人感应”思想是儒家杰出代表人物董仲舒思想体系的核心,董仲舒作为汉代大儒,汇聚浓缩以往各个学术流派,在此基础上提出“天人感应”思想,也将古代的天人感应理论推上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了进一步顺应时代需求,董仲舒在继承“君权神授”观念的同时,结合以往儒家学说,对阴阳二字给予特殊解释,也构成“天人感应”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天人感应”思想中构建了“天者,百神之君也”,以此来约束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用天人感应中的“祥瑞”和“灾异”等内容约束王权过大,并实现其倡导的“仁政”。因此,“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不仅符合当时社会局势,也有着当代意义,对当代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着积极启示作用。“天人感应”思想中的“天”和“人”在现代自然生态环境中,分别对应的是“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活”,而“感应”指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也与生态伦理思想所主张宣传的内容相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传入我国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摒弃人类中心价值观,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本文通过四部分,对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进行研究:首先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研究目的与意义,阐述国内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并详细分析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介绍本文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其次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形成,分别介绍了天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形成。天人思想产生与发展包括夏商周时期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天人关系的认识。形成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思想条件、文化条件这几方面。再次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其中基本内容包括天人同类说、灾异谴告说、天命说这几部分。基本特点包括“天为至上的思想理念、天下一统的根本目的、融合百家的方式方法”。最后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研究,其中“天人感应”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契合包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共同的生态意识和道德关怀、“天人感应”的思想适用于生态文明理念构建。“天人感应”思想反映了解决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困境的文化要素,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思想和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辩证思维,反映了技术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时代辩证的应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包括充分借鉴“天人感应”思想的有益之处、合理摒弃“天人感应”思想的不足之处。本文研究包含以下结论:一是通过对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形成是董仲舒总结先秦各学派天人思想,结合西汉时期的现实情况形成的。二是分析出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天与人是同类的,是相互影响的,君王是天选出来的执行者,天会对君王治理国家做出反应。三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并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相契合,能够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传统文化思想基础。
闫文娟[7]（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黄宁宁[8]（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李圣强[9]（2020）在《《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德治思想始于西周之前,殷商也并非无“德”之朝,但德治思想在周朝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天命从大邦殷到小邦周的转移,包括殷商遗民在内的天下臣民需要一个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天下将不会稳定,政权将不会长久。周统治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即天命并非一成不变地佑护统治者已有的政权,而是会依据统治者的“德”进行取舍转移,也就是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统治者用“德”的兴废存亡解释了夏、商、周三代政权的更替,周统治者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构建的核心因素。《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是当今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关于《周易》古经作者争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历代学者分析出的几位可能的作者均是治国者或参与国家治理者,而且都肯定周文王与《周易》有关。文王通过演易、编写卦爻辞和改革易筮系统,使掌握在殷人手中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渠道和权力转移到周人手中,新的易筮系统的使命就是要向天下宣传“天命更新”的原因和必然性,宣传不同于殷商的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转移思想,周人视“德”为影响王权合法性与持久性的核心要素,而《周易》古经也因此成为了周初统治者为完成其克商、建国及治国理民之大业而宣传其治国思想的最理想的载体,《周易》古经也成为了周初统治者实践其德治思想的主要载体。尽管学界对《周易》古经是否涵有德治思想见解不一,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只是后人的解读,但《周易》古经成书的人文语境以及《周易》古经的性质可以提供足够的理由与证据证明《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而是在神秘的卜筮外衣之下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参与治国理民的王者之书。殷周之际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文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在人神关系中得以凸现,“人”在与“天”、“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周统治者所讲的“天命”是以“民心”为其内核的,《周易》古经所蕴涵的民本思想与周统治者所推崇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民本思想是基,周人治国理政主体思想中的民本意识在《周易》的卦爻辞中多有体现:《中孚》卦、《革》卦等讲说了孚信于民的意识,《困》卦、《震》卦、《蒙》卦和《家人》卦等蕴涵了“小惩大诫,教民明耻”的意识,《损》卦、《益》卦等讲述了“损上益下,让利于民”的意识,《谦》卦、《比》卦、《临》卦等讲述了“履谦有终,亲比万民”的思想等等。《周易》古经成书于忧患多难之世,“是故其辞危”,忧患意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人文价值理想,最早、最鲜明、也最集中地体现于《周易》古经之中。忧患意识,标志着一种根源于高度历史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敢于承担人间危难的悲悯情怀,以及对未来之发展当秉持的戒惧敬畏之心。初爻,位一卦六爻之下,事之始也,与二爻相比,又有不中、无为、不利出行之象,六十四卦初爻之辞对忧患意识体现的最多。处忧患多难之世,可以“潜龙勿用”,可以远难待时,虽不可妄动,但不能消极逃避,《周易》乃王者之书,其中蕴涵着建国者、治国者的理想与策略,《周易》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云:“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周易》古经中“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思想,在诸卦九五爻之爻辞和《乾》之卦爻辞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乾》卦六爻之时位更是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正心诚意、修德防患、进德修业的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处忧患之世之时,“潜龙勿用”、远难待时、谨慎思虑、韬光养晦是权宜之计,进德修业、德治天下才是统治者终极之目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在西周时期占据了重要的政治地位,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树立并维护了西周时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威,是当时治国理民的主要指导思想。周人“以德配天”的思想在《周易》卦爻辞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周易》古经德治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以德配天”,在《周易》古经的视野之下,具有“以德配天”精神和视野的人,践行“以德配位”之精神,因循天道,恪守自然规律,参赞天地之化育,以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之境界。《周易》古经与《易传》均有丰富的德治思想,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周易》古经中的德治思想重在具体的德治行为,以德治之术为主,《易传》中的德治思想则以“道”为主,重在建立宏大的德治之大“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是《易传》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从帛书《易传》的记载不难看出,孔子对“祝卜”与“德义”的先后关系问题是很明确的,孔子把人文性的“德义”置于祈神的“祝卜”之前。与《周易》古经一样,民本思想同样也是《易传》德治思想的基础,《易传》认识到了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易传》认为重民、养民、保民、安民才能成就大业。《易传》认为民众应该受到敬畏,统治者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当限制王权、反身修德、损上益下、谦对万民、德主刑辅。《易传》把养贤视为效法天道的必然之举,养贤意义重大,它关系到国家管理是否成功。与《周易》古经相比《易传》的德治思想有了更为系统化的发展,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最终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易与天地准”,“穷理尽性以至于性命”,《易传》指导人们了解天道,使人的行为遵循天道的规范,以天地之大德为最高追求来规范与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同时也是德治思想所要遵循的最根本的依据,“天人合一”是《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德治思想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其极强的实践性。春秋时期,在孔子眼中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探索治世救世之路,拨乱反正、安邦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共同追求,儒家也希望找到有效之策来挽救“礼崩乐坏”的现实和恢复混乱的社会秩序。《易传》接续《周易》古经,继续讲忧患治国之道,《易传》视忧患意识为立国长久的重要政治智慧。只是《易传》的语言风格与《周易》古经己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孔子及其后学的使命感、紧迫感蕴涵在《易传》的德治思想之中,相对于《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德治思想的危而隐,《易传》德治思想的表达是直抒胸臆的,《易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卫国以德”的立国之策。西周王朝被儒家描绘为礼乐文明昌盛的理想时代,儒家以继承和弘扬周之礼乐文化为己任,对“天”的主宰亦即道德之义尤为关注,这在《易传》中更是深有体现。《易传》本着推天道以立人道的天人合一这一基本理论基础,研究与探索治邦安国之道、治乱兴衰的社会政治规律,而《易传》也反复强调其理论体系的履践性如“成务”、“大业”、“吉凶”等,也就是《系辞传》所云:“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己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这实际上就是指易学在实现国家与社会政治理想方面的具体实践性,而且《易传》的实践性要求是高于儒家其他典籍之上的。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以“克己复礼”为己任,推行其以德治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虽各路诸侯无一真正信服与实践,虽然儒家德治思想、治国方略在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真正实践于治国理民,但儒家对德治思想的探索使渊源于周初的德治思想更为完备与系统化,为西汉时儒家德治思想真正服务和实践于治国理民做好了坚实的准备。《易传》所构建的天人关系及对德治思想之探索为历代王朝之治国理政提供了与时俱进地的、因势乘变的理论上、思想上、哲学上的支持。汉代易学与《易传》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易传》是汉代易学的主要思想基础与理论依据,汉代易学的主流是以“卦气说”为核心内容的象数易学。汉代易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与政治的密切结合,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出易学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极强实践性。易学既明天道又切人事,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结合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与了汉代新的统治秩序的构建。武帝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基本形成,与这种局面相适应的统治思想呼之欲出,汉代将五经列为官方认可的大经大法,实际上开启了最高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新的政治运行模式。二是基于天人感应、阴阳灾变的神道设教体系的建立。天人之际、阴阳灾变学说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士大夫阶层可借助“天意”来限制君权、匡救时弊。而《周易》象数易学与阴阳灾变学说合流,作为解释“天意”理论强有力的支持,重塑了新时代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体系,这种蕴涵着丰富德治思想的政治伦理道德思想,以“天意”的名义履践德治思想,对统治者修德标准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神道设教不仅仅是对民众的教化,更重视对统治阶级的警示。三是即使在东汉末年之黑暗统治时期,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末年是圣君贤臣皆无的真空时代,经学则成为统治阶级欺世盗名、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此黑暗环境下注经派象数易学的鼎盛发展证明易学仍不放弃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东汉易学家尊崇易学圣贤的思想,致力于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的整理和文辞的注释,探究《周易》经传的原始本意,力图重现先王、圣贤的易学思想及其治世之用。四是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自始至终就是《周易》古经特别是《易传》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思想精髓。汉代易学的天人之学承继于《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并继续发扬光大,使易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更臻于完善,此与汉代独尊儒术之确立不无关系,也与两汉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有序是《易传》德治思想实践的终极目标。弘扬易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朝历代中,宋朝集中了最多的贤臣,宋儒排斥佛老的“全身苟圣”、“弃道而忘天下国家”的风气,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和“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的人文情怀是宋儒的突出追求。大多数的宋代易学名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他们同时也是治国理政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即亦儒亦吏,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程颐和苏轼等是主要代表。宋代易学家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内圣外王思想指导下的实现王道之治的治国理政架构,易学的本质就是要开示开物成务之道,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认为实现经世外王的王道之治包括三个重要因素:君圣、臣贤与典法。在致力于妥善解决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上,宋代的易学家各有所偏重,李觐、欧阳修和司马光重外王轻内圣,苏轼则偏重内圣轻于外王,周敦颐和邵雍虽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有机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贯通。二程先生集邵雍、张载和周敦颐等探索成果之大成,致力于对“明体达用”的进一步探索,致力于追求理与事的结合,其易学思想的核心归结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周敦颐是宋代易学从“达用”转到“明体”的关键人物,北宋五子中,程颐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其一生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五朝,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有着切身的体会,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易学家们对内圣外王理想治世模式的追求是执着的,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坚持不懈的,对经世外王之路的探索是深入的,对君主无意圣王和臣僚互为朋党之残酷现实是无奈和忧患的,实践上的磨难阻止不了宋儒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内圣与外王体用相依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在易学德治思想体系的构建上,致力于从进德到修业、从内圣到外王的真正贯通。宋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德治实践的探索达到了先秦以后诸朝之顶峰,致力于实现进德与修业、内圣与外王的贯通,相对于汉唐对《周易》经世致用的看重,宋代易学家们更致力于阐发天人性命的贯通,更看重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夏商周三代,文化一脉相承,有损益有维新,“德”的概念在传承中不断维新。历朝历代自周开创的维新传统没有断绝,各朝各代皆力图将三代开创的文化传统与本朝实际相结合,有传承又着意于创造适合当世的新文化,文化传承与维新的过程中一直维系的核心思想就是德治。周人将“德”确定为构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和政权转换之根本依据,从而奠定了德治思想的基础,此思想传至后世,绵延不绝,并历久弥新。儒家思想体系的总追求是以达于德为中心,儒家德治思想体系肇始于《周易》古经和周初先王,完善于《易传》等儒家典籍,弘扬于历代儒家。本于天道的内圣外王是儒家德治思想体系的实践性归宿,内圣外王与《易传》所推崇的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一脉相承的。内圣、进德、厚德载物是本于天道的形上的道德追求,外王、修业、自强不息是在道德追求指引下的德治实践。肇始于易学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组成部分:遵循天道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齐治平、以民为本、德主刑辅、富民安人等等则是具体的德治知行合一之实践;而教化则是德治思想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实践过程,既包括了进德与内圣的过程,也包括了修业与外王的过程。德治思想及其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其局限性,历朝历代处于不同的统治目的,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来描述,指出儒术在很多状态下仅仅用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也有统治者有“泛道德化”的倾向,认为道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一种倾向是从德治走向了人治。德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限性的原因既包括儒家自身的因素也包括后世统治者的因素。从儒家来说,后世儒家可能是认识到了先秦儒家的教训,即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一个诸侯国真正地实践过儒家的德治思想,后世儒家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重新处理了儒家与统治者的关系,即从先秦儒家的劝谏统治者发展到后世儒家的顺应统治者。如果走向了人治的方向,则德治的实践就会过多地依赖最高管理者之“德”,如果最高管理者不贤无德,那德治思想的真正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从维系社会、治国理民的角度来看,道德教化不是德治的全部,德治与法治也不是并行的互不干涉的两套体系,德治与法治同为政治的两翼,二者是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都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维护国家治理。当然,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德治思想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对德治思想内涵的探讨是永远具有价值而且是永无止境的。
张力伟[10]（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研究表明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二、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1）从“族天下”到“家天下”——先秦公私观念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周时期：分封制下的“天下为公” |
| 二、春秋时期：“公室”与“私门”的博弈 |
| 三、战国时期：王权凌驾于个体之私 |
| 四、结语 |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研究史 |
|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高祖至吕后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二节 文景时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三节 西汉中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四节 西汉晚期中央职官对比 |
| 第五节 未见於传世文献且无法判断归属的中央职官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及侯国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王国职官 |
| 二、汉初之异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三、汉初之同姓诸侯王王国职官 |
| 四、西汉中晚期之王国职官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考述 |
| 一、楚汉之际侯国职官 |
| 二、自刘邦称帝至武帝时侯国职官 |
| 三、自武帝时至西汉末侯国职官 |
| 第三节 未见於《百官表》且无法判断归属的王国职官 |
| 第三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县职官考述 |
| 第一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考述 |
| 一、边郡管理系统 |
| 二、内郡管理系统 |
| 第二节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职官考述 |
| 一、西汉早期县职官设置 |
| 二、西汉中晚期县职官设置 |
| 第四章 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特种官署考述 |
| 第一节 工矿、商业类 |
| 一、工类 |
| 二、矿业类 |
| 三、商业类 |
| 第二节 军事类 |
| 第三节 农林、水利类 |
| 一、农林类 |
| 二、水利类 |
| 第四节 畜牧类 |
| 第五节 仓储类 |
| 下编 |
| 一、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出土文献中未见於《百官表》的西汉中央职官表 |
| 二、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王国职官表 |
| 三、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郡职官表 |
| 四、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侯国职官表 |
| 五、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县道邑职官表 |
| 引用谱录简称 |
| 参考文献 |
| 职官索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3）《山海经》的山崇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及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山海经》的山崇拜概述 |
| 第一节 山崇拜的发生与演变 |
| 一、山崇拜的发生与形成 |
| 二、山崇拜的演变 |
| 第二节 《山海经》的山崇拜内容及特征 |
| 一、山崇拜内容 |
| 二、山崇拜的地域性特征 |
| 三、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背景 |
| 第二章 《山海经》山崇拜的具体表现 |
| 第一节 山体崇拜 |
| 一、冢山 |
| 二、神山 |
| 三、帝山 |
| 四、群山 |
| 第二节 山神崇拜 |
| 一、群山山神和一山山神 |
| 二、天帝与山神系统 |
| 第三节 山神形象的特征 |
| 一、原始性 |
| 二、发展性 |
| 三、地域性 |
| 第四节 山崇拜神话 |
| 一、动植物神话 |
| 二、山神神话与神山神话 |
| 第三章 《山海经》山崇拜的实质 |
| 第一节 冢山的意义 |
| 第二节 山神的意义 |
| 第四章 《山海经》的山崇拜在先秦两汉文化中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学方面 |
| 一、神话 |
| 二、地理学方面 |
| 第二节 政治方面 |
| 第三节 社会活动 |
| 一、习俗方面 |
| 二、宗教方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含致谢) |
（4）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2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 “君子知命”的提出 |
| 1.1 “君子”概念溯源 |
| 1.1.1 有位“君子” |
| 1.1.2 有德“君子” |
| 1.1.3 位之“君子”向德之“君子”转变原因分析 |
| 1.2 “命”与“天命” |
| 1.2.1 何谓“命” |
| 1.2.2 何谓“天命” |
| 1.2.3 “天命”观念的早期演进 |
| 1.3 “君子知命”的几重内涵 |
| 1.4 小结 |
| 2 “惟天降命”:“天子”与“命” |
| 2.1 “天命”与王权 |
| 2.1.1 殷商“天帝”信仰的生成 |
| 2.1.2 周人的继承和改造 |
| 2.1.3 “惟命不于常”的确立 |
| 2.2 “惟德动天”:天子敬德保命 |
| 2.2.1 “德”的政治化发展 |
| 2.2.2 以德配天:天子知命的内涵 |
| 2.2.3 敬德保民:天子保命的具体路径 |
| 2.3 天命的运行机制 |
| 2.4 小结 |
| 3 位命一致:君子知命与宗周礼乐秩序 |
| 3.1 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构建 |
| 3.1.1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初分封制的构建 |
| 3.1.2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亲亲尊尊的宗法制 |
| 3.1.3 “立嫡以长不以贤”:嫡长子继承制 |
| 3.2 知命与守礼 |
| 3.2.1 王命与册命的统一 |
| 3.2.2 知命就是守礼 |
| 3.3 礼崩乐坏下的位命分离 |
| 3.3.1 传统天命观的式微 |
| 3.3.2 周礼的衰落 |
| 3.4 小结 |
| 4 春秋战国时期“命”论的分化与君子人格的确立 |
| 4.1 儒家的德命合一 |
| 4.1.1 儒家的天命观 |
| 4.1.2 知命、正命到“制天命而用之” |
| 4.1.3 儒家君子人格的确立 |
| 4.2 道家命论 |
| 4.2.1 “天道自然”的天命观 |
| 4.2.2 安命顺命说 |
| 4.2.3 道家的君子观 |
| 4.3 墨家“非命论”思想 |
| 4.3.1 墨家的天命观 |
| 4.3.2 “非命”思想的展开 |
| 4.3.3 墨家的君子观 |
| 4.4 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5）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天”及敬天文化 |
| 第一节 “天”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天”的意义 |
| 一、自然之天: 天空 |
| 二、神化之天: 老天、天庭 |
| 三、意志之天: 天意、天命 |
| 四、其他之天: 天然、大 |
| 第三节 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敬天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敬天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德”及明德文化 |
| 第一节 “德”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德”的意义 |
| 一、“德”之本义: 升、登 |
| 二、“德”之假借义: 道德 |
| 三、“德”之褒义化: 美善 |
| 四、“德”之外化: 德政、贤人 |
| 第三节 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及规范升华 |
| 一、《尚书》明德思想是我国尚德文化的源头 |
| 二、《尚书》明德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三、《尚书》明德文化的规范升华 |
| 小结 |
| 第三章 “罚”及慎罚文化 |
| 第一节“罚”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罚”的意义 |
| 一、罪 |
| 二、罚金 |
| 三、惩罚 |
| 四、刑罚 |
| 第三节 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
| 一、慎罚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慎罚文化的历史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及保民文化 |
| 第一节 “民”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民”的意义 |
| 一、庶民 |
| 二、臣民 |
| 三、人 |
| 第三节 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形成原因 |
| 一、保民文化的主要内容 |
| 二、保民文化的形成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酒”及饮酒文化 |
| 第一节 “酒”字的形义演变 |
| 第二节 今文《尚书》“酒”的意义 |
| 一、乙醇饮料 |
| 二、饮酒 |
| 第三节 周初“酒”的双面内涵及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一、周初“酒”的双面内涵 |
| 二、周公禁酒的人文理性 |
| 小结 |
| 第六章 《尚书》经典训诂的文化嬗变 |
| 第一节 从天治到人治关注点的明显变化 |
| 第二节 对自然之法关注度逐渐降低的变化 |
| 第三节 对民心民意关注度显着增强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今文《尚书》中“天”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二: 今文《尚书》中“德”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三: 今文《尚书》中“罚”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四: 今文《尚书》中“民”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五: 今文《尚书》中“酒”字出现情况一览表 |
| 附录六: 今文《尚书》中“天”“德”“罚”“民”“酒”字经典训诂示例一览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目的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思路 |
| 1.3.2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难点 |
| 1.4.2 研究创新点 |
| 2.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形成 |
| 2.1 天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2.1.1 天人思想的产生 |
| 2.1.2 天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2.2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形成 |
| 2.2.1 重农抑商的经济条件 |
| 2.2.2 中央集权的政治条件 |
| 2.2.3 反思秦灭的思想条件 |
| 2.2.4 百家融合的文化条件 |
| 3.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
| 3.1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本内容 |
| 3.1.1 天人同类说 |
| 3.1.2 灾异谴告说 |
| 3.1.3 天命说 |
| 3.2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基本特点 |
| 3.2.1 天为至上的思想理念 |
| 3.2.2 天下一统的根本目的 |
| 3.2.3 融合百家的方式方法 |
| 4. 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4.1 契合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
| 4.1.1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
| 4.1.2 共同的生态意识和道德关怀 |
| 4.1.3 “天人感应”思想适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构建 |
| 4.2 增添了解决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困境的文化要素 |
| 4.2.1 反映了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思想 |
| 4.2.2 反映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辩证思维 |
| 4.2.3 反映了技术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
| 4.3 新时代辩证地应用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 |
| 4.3.1 充分借鉴“天人感应”思想的有益之处 |
| 4.3.2 合理摒弃“天人感应”思想的不足之处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1.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
| 2.民生问题的突出要求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民本资源 |
| 3.发扬并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特殊意义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唯物史观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学界主要观点分歧和评析 |
| (四)进一步研究空间及待深化的问题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唯物史观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 |
| 四、研究的核心问题和思路方法 |
| (一)研究的核心问题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一、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与发展 |
| (二)社会政治方面阶级结构的变迁 |
| (三)意识形态方面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 |
| 二、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一)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民为邦本”的记载 |
| (二)周代的民本思想——敬天保民 |
|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开端——孔子的仁者爱人 |
| (四)墨家的爱民、利民思想 |
| (五)道家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以老子为代表 |
| 三、孟子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孟子的性善论是其民本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性善论在社会中的实践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一、民贵君轻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民贵”的出发点——“重民本” |
| (二)民贵君轻思想对君民关系的新认识 |
| 二、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新对君权起源的解释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向现代民主的转化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重民与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实现 |
| 三、对民贵君轻思想的分析 |
| (一)民贵君轻与民意的表达 |
| (二)民贵君轻与原初民权观念的体现 |
| (三)民贵君轻与民主萌芽的出现 |
| (四)民贵君轻与君本位封建阶级基础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 |
| 第三章 孟子的仁政思想 |
| 一、仁政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仁政的政治基础——以民为重 |
| (二)仁政的经济基础——井田制 |
| (三)仁政的人性论基础——推恩 |
| (四)仁政的最高原则——仁义 |
| (五)实施仁政的方法——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重教化 |
| 二、对仁政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仁义到修身治国的思想转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仁政与社会制度的革新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仁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 |
| 三、对仁政思想的分析 |
| (一)仁政在改善民生中对朴素民生观念的表达 |
| (二)仁政与人民在国家中享有真正权利的区别 |
| (三)仁政的实现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联 |
| 本章小结: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分析孟子的仁政思想 |
| 第四章 孟子的王道思想 |
| 一、王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一)王道和霸道区别的源起 |
| (二)王道的前提——民贵君轻 |
| (三)王道的具体措施——施仁政以保民 |
| (四)王道与民本的关系 |
| 二、对王道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
|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王道到王道文化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道与人民的自由结合 |
|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保民而王到以人民为中心 |
| 三、对王道思想的分析 |
| (一)王道对中国儒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 |
| (二)王道理想与空想重民的现实困境 |
| (三)王道的实践与相应制度和法律保障的缺乏 |
| 本章小结: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孟子的王道思想 |
| 第五章 孟子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 |
| (一)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必要性 |
| (二)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可能性 |
| (三)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分析的边界条件 |
| 二、民贵君轻思想与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对民贵君轻中的“民”和“人民”的区分 |
| (二)汲取民贵君轻中的重民思想,坚持以人为本 |
| (三)民贵君轻思想对新时代执政为民的借鉴意义 |
| 三、仁政思想与新时代民生改善的实践 |
| (一)制民之产与精准扶贫 |
| (二)谨庠序之教与科教兴国 |
| (三)推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
| (四)仁民爱物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
| 四、王道思想与国家治理方略 |
| (一)尊贤使能与廉政爱民 |
| (二)教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
| (三)王霸之辩对国际关系处理的启发 |
| 本章小结:从意识能动性的角度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的论文 |
（8）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意义 |
| 二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德”与殷周之际王权合法性的构建 |
| 一“政治上革命,文化上维新”,周对殷商的继承与发展 |
| (一) 法先王 |
| (二) 周承殷制 |
| (三) 盛德必百世祀 |
| 二 商周人神关系的演变与周初的人文觉醒 |
| (一) 巫觋政治 |
| (二) 商人的鬼神观 |
| (三) 从卜与筮的差异看商周人神关系的变化 |
| 三 “德”是影响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因素 |
| (一) 殷商并非无德 |
| (二) 殷鉴与保民思想 |
| (三) 周人天命思想中的“德性基因” |
| (四) 周人对王权合法性的认识 |
| 第二章 《周易》古经的德治思想 |
| 一 《周易》是王者之书 |
| (一) 关于《周易》古经作者及成书时间的争论 |
| (二) 关于《周易》古经哲理性的争论 |
| (三) 关于《周易》“德义”思想的疑问 |
| (四) 《周易》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政典 |
| 二 《周易》古经的“德”释义与民本思想 |
| (一) “孚”信于民,利涉大川 |
| (二) 损上益下,让利于民 |
| (三) 履谦有终,亲比万民 |
| (四) 小惩大诫,教民明耻 |
| 三 以修德为核心的忧患意识 |
| (一) 诸卦初爻蕴涵的忧患意识 |
| (二) 忧患之时,修德为本 |
| 四 德位相配 |
| (一) “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 |
| (二) 以德配位 |
| 第三章 《易传》的德治思想 |
| 一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易传》的以“德”释易 |
| (一)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
| (二)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易学观的转变 |
| (三) 《易传》对《周易》古经的德性诠释 |
| 二 德治的依据——天地之德 |
| (一) 《易》与天地准之“天” |
| (二) 天地之大德曰生 |
| 三 《易传》的民本思想 |
| (一) 劳民劝相 |
| (二) 裒多益寡,施禄及下 |
| (三)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
| (四) 德主刑辅 |
| 四 《易传》的教化思想 |
| (一) 神道设教 |
| (二) 《彖传》的教化思想 |
| (三) 《象传》的教化思想 |
| 五 《易传》的修德思想 |
| (一) 《易传》认为《易经》是圣人以“德”治天下之书 |
| (二) 从《系辞传》“三陈九德”看“修德” |
| (三) 损上益下,修德思想发端于对王权的限制 |
| 六 《易传》德治思想的终极追求 |
| (一) 顺天应人 |
| (二) 天人合一 |
| 第四章 《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的政治实践 |
| 一 “礼崩乐坏”时代,《易传》对恢复社会秩序的探索 |
| 二 汉代易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 |
| (一) 易学与汉代统治秩序的构建 |
| (二) 易学与汉代的神道设教 |
| (三) 东汉易学家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追求与探索 |
| (四) 本于天道的德治思想的构建 |
| 三 宋代易学的政治实践 |
| (一) 教化是德治思想最重要的实践过程 |
| (二) 内圣外王与进德修业是一脉相承 |
| (三) 宋代易学对“内圣”的追求和“外王”的实践 |
| 第五章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和局限性 |
| 一 德治思想的实践意义 |
| (一) 《易经》,是为廉吏谋修身,非为贪官谋私利 |
| (二) 重视“关键少数”的道德建设引领作用 |
| (三) 文王克商方略对当下内政外交的借鉴意义 |
| 二 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现代着作 |
| (三) 相关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相关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
| 二、责任政治的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二)国外责任政治相关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论证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证思路 |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责任政治的内涵阐释 |
| 一、责任的概念框架 |
| (一)责任的词源考释 |
| (二)责任研究的诸学科视角 |
| (三)责任的概念框架与基本关系 |
| 二、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 |
| (一)责任政治的构词法与基本界定 |
| (二)责任政治涵义的辨析 |
| (三)责任政治的逻辑基础 |
| 第二章 责任政治的思想脉络 |
| 一、西方责任政治观念的演进 |
| (一)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伦理政治观的解体与社会契约论的诞生 |
| (三)走向现代社会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中国责任政治观念的源流 |
| (一)儒家思想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二)其他思想流派中的责任政治观念 |
| (三)近现代责任政治观念的嬗变与分流 |
| 三、中西责任政治观念的比较 |
| (一)中西思想传统与政治认知模式 |
| (二)“权利优先”抑或“责任优先” |
| 第三章 责任政治的历史演变 |
| 一、西方国家建构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变迁 |
| (一)城邦与共和时代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前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逻辑 |
| (三)早期现代国家进程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 |
| (四)成熟现代国家中责任政治的塑造 |
| 二、中国政治发展中责任政治形态的发展与嬗变 |
| (一)中国古代分封制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大一统”社会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中国古代责任政治运作之困局 |
|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三、责任政治形态的中西比较 |
| (一)西方“社会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二)中国“伦理契约”下的责任政治形态 |
| 第四章 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 |
| 一、观念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观念的解释力 |
| (二)作为行动原因的观念 |
| (三)道德金规则: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辨析 |
| 二、结构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责任政治中的定责结构 |
| (二)责任政治中的履责结构 |
| (三)责任政治中的究责机制 |
| 三、行动维度下责任政治的建构 |
| (一)建构社会世界意义的责任行动 |
| (二)反思性监控对责任行动的修正 |
| (三)行动理论重思与责任行动的核心 |
| 结语:责任政治的未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族天下”到“家天下”——先秦公私观念的历史考察[J]. 沈骅. 求索, 2021(06)
- [2]出土文献所见西汉时期职官材料整理与研究[D]. 孔令通. 吉林大学, 2021(01)
- [3]《山海经》的山崇拜研究[D]. 李小雪.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君子知命：先秦命论的演变与君子人格的确立[D]. 乙小康. 浙江大学, 2021(02)
- [5]今文《尚书》汉字文化研究[D]. 翟明女. 扬州大学, 2020
- [6]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D]. 黄鑫涛.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5)
- [7]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8]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9]《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D]. 李圣强. 山东大学, 2020(12)
- [10]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