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张权[1]（2021）在《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提出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李树忠[3]（2020）在《改革与宪法关系论》文中指出改革与宪法的关系一直是转型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二者存在紧张关系,但在一定时期内又需要并肩同行,互相支撑。这种事实与规范的调和左右了中国宪法的变迁,成为中国宪法学理论发展的源动力。整体来说,"八二宪法"作为改革的产物,带着改革的烙印,体现了改革的精神。随着改革的深入,宪法规范滞后于改革现实的局限性日趋明显,只能追随改革进程,被动确认改革成果,为改革背书。经过五次修改并不断调适的我国现行宪法,为改革提供合法性基础,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方向,引领改革方向,规范改革进程。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树立宪法权威,推动宪法实施,而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亦要求改革的有序进行。在处理改革与宪法关系时,应当淡化"确认改革成果"的宪法属性,强化"规范改革进程"的宪法功能,真正将改革全过程纳入到宪法的框架之中,树立宪法的权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
张伟军[4]（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董政[5]（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指出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王炎[6]（2019）在《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要融入宪法。宪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表达,经由宪法的确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法律体系,获得规范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宪法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聚,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宪法核心价值观与共同体生活形成双向互动,巩固了根本法的正当性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必须处理好法外价值与法律体系的融合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十二个价值”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价值,如果逸脱整体而单独进入法律体系,那么都有可能破坏法的安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被视为法外价值入法入规的绿色通道,而应被定位成法外价值融入法律体系的筛查要素。基此于上述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需先完成三种“解释立场”的转化:一是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二是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三是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从道德哲学向法律哲学的转化,重在将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中关于“善与恶”的判别立场,从伦理意义上的“黑白之争”转向现实关系中的“义利权衡”。通过考察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理念对现实规范的影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家国事业的关切、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人的发展的倡导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在近现代变迁中对实践要求的回应,进而凝合出一种“个人—共同体—个体”的新集体主义价值诠释立场。从政治决断向宪法规范的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两者密不可分。不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是冰冷的法律条文,不经宪法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空洞的政治口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是对宪法价值体系的高度凝聚,是对“核心价值观”入宪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是宪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回应现实生活的道德困境、不断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宪法文本填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表达的抽象性,赋予了核心价值观“法治语境”下的规范意义,使普通法可以经由合宪性解释与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内涵建立规范联系。从建构主义向超验主义的转化。宪法核心价值观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价值结构,所谓“多元”是指其在表述上包含了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的纵向分布与多元价值平等共存的横向陈列;所谓“一体”是指其在纵向上可以经由某种共同善,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价值勾连,在横向上“十二个核心价值观”之间可以通过内部的自我调和、自我完善而成为一种超验的价值共同体。宪法核心价值观多元一体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其理论定位应是一种超验主义的价值引导,是一种可以独立于法律体系而存在的“客观价值秩序”。它始于人理性的道德启蒙,又止于人知性的道德需求,是人在共同体道德生活中类特性的反向觉醒。申言之,核心价值观的超验性有别于深藏在自由主义宽容原则背后的虚无主义,而是认为人有自省的能力,可以在多元交互的过程中通过相互理解达成一种“止于至善”的共同追求。它既承认建构主义中纯粹理性居于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但又否定纯粹理性对实践理性的支配作用;它既承认经验主义的实践理性可以孕育出一种符合共同体生活需要的道德规则,但又否定这种道德规则的终局性。在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调和中,康德把良善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作为道德公设的认知逻辑,不能当然推出道德理性与行为德性的必然联系。只有通过人格化的“天”与致良知的“人”之间的双向耦合,才能实现“天理”与“人情”在“道德情理”上的交融。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天”是有人格化意志的超验体,能感知世间的“仁”,因此,作为伦理欲求的法外价值应当有合理的入法进路,也应当被包含在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释义当中,并通过多元价值的整全不断趋近某种“天人合一”的善端。第一种解释立场展现了一种文化基因中的“情”,第二种解释立场确立了一种规范结构中的“法”,而第三种解释立场则为“情”与“法”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理”。但是,在法释义学的运用中,核心价值观“理一分殊”的价值结构,还需预设一种“元价值”进行整全。从“和谐”在宪法文本中的深度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根本地位、法律体系中的原生构造、释义脉络中的语用条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经验整合来看,宪法核心价值观中的元价值当属“和谐”。“和谐”要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应遵循一定的整全路径。建构解释,将蕴含现实关切的实体性概念导入抽象的价值法则之中,通过人作为类存物的共性来建立法内价值与法外价值之间的解释性联系。个案权利,将价值作为一种“最佳化命令”,为权利的实现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当一个法外价值与法内价值发生冲突时,两个的相互冲突的价值基于某种共同善,从而在其可接受的“不完整意义”上指向一对相互支持的权利,这种支持使法外价值和法内价值可以在权利的表达上实现相融。宪法作为串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天然媒介,为上述两种法内外价值的融合,提供了一条规范的证成路径。在此三条路径的导控下,某个蕴含“人情”的法外价值可以经由元价值的导控,重塑其自身的价值内涵,获得进入法律体系的正当性依据,进而实现法内外价值秩序的协调。此亦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秩序协调上的释宪功能。除此之外,法律体系在规范层面有一套特定的适用规则,这套规则要符合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法则。通过上位法与下位法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效力控制说,进而论证了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特别法与一般法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导出了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样态,进而论证了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通过新法与旧法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导出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以及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之间的区别,进而论证了新法与旧法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的统一。此即宪法核心价值观在规范冲突控制上的释宪功能。法律规范的统一是协调价值秩序的前提,只有先处理好规范的选择问题,才能继续处理价值释义的融合问题。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两种释宪功能,分别从价值秩序与规范秩序的层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治建设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秩序规则。
宁凯惠[7]（2019）在《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文中研究指明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宪法结构中,宪法序言有其自身的特征,并发挥着特殊的效应或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尚未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宪法序言作为主权者人民行使制宪权作出政治决断的始原的、集中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源于人民的制宪活动,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根本利益;这种意志和利益首先以制宪目的的形式呈现出来,并形成一定的价值结构。宪法序言价值一旦构造,便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迁。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通过变迁处于不断的动态调整中,其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以―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模式进行价值构造,体现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价值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而我国宪法序言则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国策+地位与效力‖等内容所构成的―多元共生‖的价值构造模式。这一价值构造模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从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维度来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普遍确立了个人自由或人的尊严、平等、民主、分权（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治（包括社会自治、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法治、正义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而我国宪法序言则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等为基本要素的价值构造。较而言之,西方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相对中性,而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则带有具体的针对性、突出的政治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西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间之所以如此不同,决定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构成的截然不同的宪法文化。比较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不可比拟的科学性、进步性和优越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强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尊崇宪法基本价值和维护宪法至上权威。面对我国宪法序言在构造要素、构造结构、构造模式、构造功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升华的现实需要,必须在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中继续完善我国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具体地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改革创新实践为基础,将能够全面反映人民共同价值目标的内容纳入到宪法序言中,通过增加、删除、调整和修改的方式不断优化宪法序言的价值结构,构建符合人民改革创新实践要求的宪法序言价值结构。其次,实现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转变。近代立宪主义兴起以来,宪法普遍确立了―人民主语+价值目标‖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宪法序言以人民为主体,通过制宪权将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固化在宪法序言中,以体现人民的政治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宪法序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构建了“历史叙事+基本国情+国家任务+基本政策+地位与效力”的价值构造模式,这种构造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了鲜活的时代精神,在世界立宪及宪治史上具有“中国性”的价值特质。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宪治文化,顺应世界宪法变迁的主潮流和大趋势,借鉴“人民主语+价值目标”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模式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与此相关的是,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功能的强化还必须加强我国宪法实施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尤其是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和机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形成价值构造要素更加丰富多样、构造结构更加合理优化、构造功能更加强化有效的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从而推动我国宪法价值实现,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治国家。
徐淑云[8]（2019）在《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卫兴华是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杰出代表、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卫兴华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60多年来,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发展和创新,提出了许多有创建的观点。卫兴华还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卫兴华经济思想包含的许多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依据,对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本文以卫兴华经济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观点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卫兴华的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本文研究所涉及的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等。论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多角度阐释卫兴华的经济思想,在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概况和评析,并总结了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点,提出卫兴华经济思想对我国当前经济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结论:第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奠基者,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卫兴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研究、创新与发展,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理论观点和创新独到的政策建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第三,卫兴华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卫兴华教授始终强调的“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和“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的研究学风,力守“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论证、严谨的学风”的“四严”治学格言,为后来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培养产生重要影响。
单新国[9]（2018）在《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市场监管权和宏观调控权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两种手段,前者针对微观经济市场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保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后者针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市场监管权对于宏观调控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市场监管权的行使可以为宏观调控权造就一个宏观调控的有序基础环境;二是市场监管权可以为宏观调控权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推行提供一种执行保障,将调控政策和指标具体化为对被监管对象的监管内容。由于市场监管权的行使直接作用于市场主体,其对市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影响更加的明显和有效,人们对市场监管权行使的结果感受也更为强烈。宏观调控权的行使由于具有间接性、引导性、软法性,其作用的发挥具有缓慢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而市场监管权作为行政权力的表现可以迅速的将行政经济管理的意志贯彻到经济市场的内部去。没有市场监管权对经济市场秩序的维护,就没有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每一次宏观调控的失败都表现为市场竞争秩序的失控和市场监管权力的失职。有权力就有腐败,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监管权的异化即可以导致其违背公众对其“社会契约”的委托,也可能会误导市场经营者的经济决策取向。更为严重的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在政治上既败坏了行政机关的公信力和伤害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在经济上使市场公平合法竞争得不到保护并导致投机炒作行为横行,整个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受到严重压制。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行政体制改革,在举措上大力推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国家治理方式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服务效率,激发全社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将我国的现代化和法治化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这其中发出的信号就是依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政府服务于市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格局。治国在于治吏,发展经济在于减少行政干预,一切要点都在于行政权力的依法运行,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细节决定事物的成败。无论多么宏伟的社会愿景或者激情无比的变革动机,在缺乏详细的制度设计的情况下,最终都会流于形式或者导致一败涂地。对行政管理机关的市场监管权力的改革需要在经济法律制度上理清脉络,然后在具体的规则制定上做好准备。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对“如何从经济法的角度监督好市场监管权的正确行使”这一基本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研究探讨。第一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市场监管权概念的界定的意义。法学研究需要界定好问题对象的基本概念,法律概念的明确在哲学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将研究对象与其他事务区分开来,使问题研究的背景变得明晰;其次法律概念的明确在社会认识论上可以使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加深对它的认识,并在以后发展和改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第二,对市场监管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它是法律赋予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权力。第三,对市场监管权产生和发展的中外历史做了纵向梳理,揭示了市场监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的重要性。第四,对市场监管权的经济性、规则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分析了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含义以及进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的意义.第二章,关于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对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对市场监管权依法监督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经济自由、经济民主和依法治国等理论之上的。第二,对典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监管权力监督模式进行了考察,包括美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依法拥有对本国市场进行干预的权力,在此方面各市场经济国家的认识均无差别,但在对政府监管权力的监督上有所不同。美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较大,独立监管委员会和议会审查制度使得政府监管权处处受限;德国更偏重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英国的行政监督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英国政府的自我监督机制也比美国大得多,而美国偏重于议会和司法监督。这告诉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权力的监督,对政府经济管理职权的监督机制建设要依据本国国情。第三,分析了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应有选择以及该选择对监管权规制立法的影响,强调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要围绕行政中心主义来加强立法对市场监管权的制度约束。第三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何为市场监管权主体,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第二,依据不同的标准将市场监管权主体划分为政府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等类别。第三,要对市场监管权主体进行法律规制,就必须依法建立其市场监管权主体的资格取得、变更和丧失制度,使主体地位的取得有法可依。第四,进一步从预算和立法授权角度探讨了完善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第四章,关于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论述了完善市场监管权力合理配置的理论原因,包括政治模式改革的需要和权力运行协调的需要。第二,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市场监管权力分工上的基本原则以及分工方式。第三,研究了市场监管权在政府与社会性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工协作问题,并对“如何对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监管权行使进行监督”进行了论证。第五章,关于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监管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领域范围。第一,分析了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的历史实践经验和经济法的法律性质三个角度。第二,分析论证了对市场监管权的行使范围进行法律规制的具体方法,包括依法明确其权力边界,切实推行中央规定的政府权利和责任清单制度。第六章,关于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促使法律主体守法的保障手段,没有法律责任的追究,市场监管权主体就会无所顾忌的滥用监管权。本章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分析了什么是市场监管权的不当行使以及其含义,接着对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下的法律责任与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的区别进行了分析。第二,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第三,论述了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的具体内容。
朱军[10]（2019）在《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权限制是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因社会权权利属性的特殊性,其能否直接适用传统的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存在争议。社会权不是单一权利,而是一种基本权利类型,一种权利束。故社会权的权利内涵需要从抽象的层面提取,而“权利—权力”的宪法范式所引出的人与国家的关系范畴成为界定社会权内涵的关键。“人”的层面,社会权表现为保障人的尊严;追求实质平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国家”层面,社会权表现为国家权力和国家义务的协同,前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可行性条件,后者是社会权实现的必要性条件。社会权外延的梳理应坚持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路径,构建阶层式的权利框架:（1）符合最低限度尊严的生活水准为核心内容;（2）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为第二层次内容;（3）健康权、环境权和文化权等构成社会权的第三个维度;（4）特殊群体权利、发展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则为外围权利类型。界定社会权内涵和外延是为社会权限制服务,社会权限制理论需理清三组概念:即权利冲突、位阶和限制;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社会权的形成作用是确定权利的构成范围,限制作用是国家权力对权利的干预和影响。社会权限制的具体内涵包括社会权未获实现、社会权实现不充分和社会权实现过度。任何主体限制社会权都应从理论或实践层面提供相应理由,以使限制行为正当化。理论上,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因方法上的“拿来主义”,规范上社会权条款效力不足,公共利益与社会权之间关系模糊,以及否定基本权利限制要素类型化等原因,导致在限制目的、限制本体、限制要素和违宪阻却事由等层面缺失对社会权的考量,从而需要以社会权为切入点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实践中,社会权过度保障会威胁社会发展:社会权实现具有条件性,国家应在合理限度内干预;资源有限性理论要求限制人类需求,保障公共利益;而社会权滥用亦会造成社会动力不足,浪费公共资源,甚至侵犯自由权。虽然社会权实现程度存在静态兜底标准和动态发展标准,但正面评价体系存在多方面的弊端,从而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议,而限制理论因包含权利构成理论,并能反向保障社会权,从而有助于形成三层次实现程度的评价体系。社会权的限制要素可以从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个层面予以考察。规范上的社会权限制内容呈现在国际人权公约、宪法和具体立法之中。第一,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限制规定可分为概括式限制条款和区别式限制条款,两类限制条款在数量、内容设置、权利类型分置以及语词选择上都存在不同。限制条款中包含的限制要素有最低核心标准、合法性、合目的性、主体、正当性以及功能性要素等。上述要素具有强、中、弱不同的适用强度,在适用步骤上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区分。第二,宪法上的社会权限制条款,呈现出不同的属性和效力。其中的限制要素可分为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内在限制要素包括内涵性限制、享有主体限制、义务主体限制和保障内容的限制;外在限制要素则包含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条件等。其中,第14条第4款规定的“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乃典型限制要素。第三,立法对社会权的限制主要是社会权具体化过程中的限制作用。立法限制社会权的具体形式包括内涵性性限制、享有主体的限制、保障内容限制、义务性条款规定以及立法不作为等。社会权实现程度还受现实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国家财政水平和治理能力,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的基础性要素,决定着社会权的总体保障程度,影响其他客观限制要素。社会权需要国家履行给付义务,投入相当大的财政支出,故国家财政给付规模以及国家财税收入和支出的限度也限制社会权的实现程度,因此应从宪法的高度,完善财税收支法律体系,实现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国家能力对社会权保障质量的影响是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因素,其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权立法不健全,政府执行能力怠惰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和效率,而传统司法机关的救济能力则可能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除此之外,社会权的实现力度还受到法律传统与权利观念等文化层面的限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权的承认和实现产生直接影响,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则可能造成社会权享有主体的不充分,导致公民平等享有社会权的机会受到限制。凡限制社会权的立法和行为,都要受到宪法的审查和控制。一般而言,规范限制要素的合宪性控制程度高于客观限制要素,故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应尽可能从宪法文本上寻求规范化依据,从而提高社会权实现程度,限制公权力的滥用。社会权的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具有一定的高低序列,即租税限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家能力>文化和意识形态,它们存在难以规范化和不能规范化的可能。相反,客观限制要素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其宪法控制路径一般通过宪法商谈推进客观限制要素进入公共领域,以公议民主促使其实现程序法治控制,以宪法理念提升国家能力现代化,以“改革宪法”的精神指引经济社会发展,以宪法教育为核心建立人权和法治教育体系。就社会权的规范限制要素而言,应依托对话式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运用相应的合宪性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实现合宪性控制。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尚在构建,为避免传统审查模式的弊端,立法、司法与合宪性审查机关对话的审查模式适用于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审查。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需要自身的审查原则和审查基准:审查原则主要包括由法律保留和正当程序构成的形式审查原则,由合乎人性尊严的社会权核心内容不受限制与比例原则构成的实质审查原则,以及对立法不作为的审查;合宪性审查基准的构建则主要借鉴美国的阶层式三重审查基准和德国的比例原则下的三层次审查基准,并进而围绕社会权的权利内涵、社会权规范制定主体和社会权的国家义务内容等因素,构建特色的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二、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改革与宪法关系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作为改革产物的“八二宪法” |
| 二、确认改革成果的宪法 |
| 三、引领改革方向的宪法 |
| 四、迈向规范改革的宪法 |
| （一）以宪法规范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 |
| （二）以宪法规范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
| 五、宪法规范改革的具体举措 |
| 六、结语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对象与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价值 |
| 二、学术文献梳理与评价 |
| (一)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的评价 |
| 三、研究思路、框架和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目标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及其后果 |
| 一、传统中国的总体性结构 |
| 二、近代以来中国总体性结构危机及后果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可行路径 |
| 一、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与挑战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国家类型选择 |
| 三、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践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党观念的生成 |
| 一、政党观念及其起源 |
| 二、政党观念在中国的生成与发展 |
| 三、政党制度的内涵及其选择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历程 |
|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生成与探索的基础 |
| 二、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尝试 |
| 三、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的实践 |
| 四、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失败的反思及其启示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基础条件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思想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的要义及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实践的苏联模式及影响 |
| 三、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社会文化根基 |
| 一、经济结构基础 |
| 二、阶级结构基础 |
| 三、政治文化基础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政治现实需求 |
| 一、对外主权独立需求 |
| 二、内部秩序整合需求 |
| 三、现代民主政治需求 |
| 四、推进国家发展需求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的历史脉络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建构与政党制度生成的互生型逻辑 |
| 一、历史生成的因果性 |
| 二、制度形态的匹配性 |
| 三、实践机制的关联性 |
| 四、价值追求的同一性 |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初步探索 |
|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关系实践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 |
| 一、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与民主党派的反应 |
| 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三、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恢复和发展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构造及特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型内涵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概念分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属性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类型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组织构造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价值逻辑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组织构造的政治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构成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关系结构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特质 |
| 一、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 |
| 二、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 |
| 三、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 |
| 四、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机制形态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国家治理形态基础 |
| 一、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形成 |
| 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形态的规范内涵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依据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制度依据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领导机制 |
| 二、政党协商机制 |
| 三、党际监督机制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外部运行机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政权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人民政协中运行的机制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运行的机制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整合优势 |
|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合统一的政治保障 |
| 二、多党合作是国家和合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 |
| 三、政治协商是政治共同体沟通交往的重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监督优势 |
| 一、一党执政及其权力监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
| 二、中国特色政党监督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包容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发展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价值向度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秩序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民主价值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法治价值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社会价值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问题挑战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内外挑战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话语短板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实践进路 |
| 一、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内外结构 |
|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主体能力 |
| 三、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机制执行 |
| 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重难点 |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重点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域外国家核心价值的法理逻辑 |
| 一、域外“核心价值”的法理之争 |
| 二、英美式: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 |
| 三、法德式:社会本位的共和主义 |
| 四、东亚式: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 |
| 第二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传承 |
| 一、“内圣外王”的尊严观 |
| 二、“为民而王”的民本观 |
| 三、“尽其在我”的群己观 |
| 四、“均和以安”的和谐观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继受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取向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立场 |
|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目标 |
| 第四节 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近现代发展 |
| 一、新旧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导性价值(1840年—1949年)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探索(1949年—2006年)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升华(2006年—2018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规范结构与法治化进路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渊源 |
|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宪经过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统一 |
|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宪法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
| 第二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条文结构与属性 |
| 一、“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显性规范及其属性 |
| 二、“核心价值观”在宪法文本中的隐性规范及其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化进路 |
| 一、域外国家核心价值融入法治的宪法路径 |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实施进路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结构与元价值预设 |
| 第一节 多元价值的体系化建构与元价值预设 |
| 一、宪法核心价值观的多元一体结构 |
| 二、多元价值体系化的理论意义与实践困境 |
| 三、西方“核心价值”的实践启示 |
| 四、元价值的理论预设与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考证因素 |
| 一、规范解读——宪法条文中的“和谐演绎” |
| 二、文化沉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
| 三、体系解析——法价值体系的“和谐构造” |
| 四、释义脉络——文义解释中的“和谐内涵” |
| 五、经验整合——司法裁判中的“和谐取向” |
| 第三节 “和谐”作为元价值的作用机理 |
| 一、“和谐”的统合价值——生存驱动的共生关系 |
| 二、“和谐”的人本价值——仁爱驱动的伦理秩序 |
| 三、“和谐”的安定价值——安宁驱动的稳定秩序 |
| 四、“和谐”的衡量价值——中和驱动的内力衡平 |
| 五、“和谐”的调和价值——均和驱动的外力协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价值秩序的协调功能 |
| 第一节 价值多元化的和谐导控:情与法的交融 |
| 一、价值分立的整合路径——建构解释 |
| 二、价值冲突的调和路径——权利衡平 |
| 三、价值共存的导向路径——依宪说理 |
| 第二节 元价值与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关系 |
| 一、“富强”是“和谐”的物质条件 |
| 二、“民主”是“和谐”的政治基础 |
| 三、“文明”是“和谐”的精神依托 |
| 第三节 元价值与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的关系 |
| 一、和谐的自由观 |
| 二、和谐的平等观 |
| 三、和谐的公正观 |
| 四、和谐的法治观 |
| 第四节 元价值与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关系 |
| 一、“和谐”要求爱国为根的国际交流观 |
| 二、“和谐”要求敬业为先的职业道德观 |
| 三、“和谐”要求诚信为本的商业交往观 |
| 四、“和谐”要求友善为上的人际伦理观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宪法核心价值观中元价值对规范冲突的控制功能 |
| 第一节 法制统一性的和谐建构:法与法的统和 |
| 一、在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和谐 |
| 二、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和谐 |
| 三、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和谐 |
| 第二节 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 |
| 一、从规范来源说到效力控制说的和谐导控 |
| 二、不同效力规范的冲突认定 |
| 三、上位法优先原则的适用例外 |
| 四、下位法的合法性审查与处理 |
| 第三节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
| 一、特别法与一般法关系的和谐样态 |
| 二、特别法与一般法的识别标准 |
| 三、《立法法》中特别法优先适用的条件 |
| 四、特别法优先的适用例外 |
| 第四节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
| 一、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和谐内涵 |
| 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
| 三、溯及法律的识别标准与具体类型 |
| 四、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 |
| 第五节 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
| 一、新法优先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和谐分殊 |
| 二、新法的识别与优先适用的条件 |
| 三、新法优先原则的限制与例外 |
| 四、新旧法的过渡条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宪法价值研究现状 |
| 二、宪法序言研究现状 |
| 三、价值构造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规范分析法 |
| 二、价值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献分析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宪法序言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的含义 |
| 一、宪法序言的称谓 |
| 二、宪法序言的内涵 |
| 三、宪法序言的功能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的特征 |
| 一、形式多样性 |
| 二、内容多元性 |
| 三、价值普遍性 |
| 四、文明归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的定位 |
| 一、宪法序言的文本性定位 |
| 二、宪法序言的规范性定位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的类型 |
| 一、“明示性序言”和“非明示序言”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 |
| 三、西方国家宪法序言和非西方国家宪法序言 |
| 四、英美法系宪法序言和大陆法系宪法序言 |
| 五、基督教国家宪法序言和伊斯兰国家宪法序言 |
| 第五节 宪法序言的效力 |
| 一、宪法序言有效说 |
| 二、宪法序言无效说 |
| 三、宪法序言效力折衷说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本体 |
| 第一节 作为法的价值最集中体现的宪法序言价值 |
| 一、法的价值 |
| 二、宪法价值 |
| 三、宪法序言的价值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者——人民 |
| 一、“我们人民” |
| 二、价值构造 |
| 三、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本质属性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要素 |
| 一、制宪目的 |
| 二、宪法原则 |
| 三、价值元素 |
| 四、国家任务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类型 |
| 一、“立宪宗旨型” |
| 二、“基本原则型” |
| 三、“宏观纲领型” |
| 四、“价值宣示型” |
| 第五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功能 |
| 一、法律体系整合功能 |
| 二、宪法修改约束功能 |
| 三、宪法解释指导功能 |
| 四、宪法变迁规制功能 |
| 五、宪法评价基准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发生概述 |
| 一、制宪权理论 |
| 二、宪法序言与制宪权 |
| 第二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主体 |
| 一、间接主体:人民 |
| 二、直接主体:制宪者 |
| 第三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客体 |
| 一、间接客体:人民意志 |
| 二、直接客体:制宪者意志 |
| 第四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中介 |
| 一、作为主客体联结的中介 |
| 二、制宪权作为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发生的中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概述 |
| 一、宪法变迁的内涵和类型 |
| 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的类型 |
| 第二节 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一、美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二、法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三、德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发展概述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比较 |
| 第一节 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一般理论 |
| 一、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的概念 |
| 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的标准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同 |
| 二、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异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一致性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差异性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比较 |
|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共性 |
|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个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演变、特征与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发生 |
| 一、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发生 |
| 二、我国宪法价值构造的定型 |
| 第二节 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之变迁 |
| 一、1954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二、1975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三、1978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四、1982 年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五、我国宪法序言价值构造变迁的超稳价值 |
| 第三节 现行宪法序言的价值构成 |
| 一、现行宪法的序言 |
| 二、现行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 |
| 第四节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特征 |
| 一、宏观纲领性 |
| 二、意识形态性 |
| 三、高级背景性 |
| 四、党导立宪性 |
| 五、结构层级性 |
| 六、结构开放性 |
| 第五节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价值构造的完善 |
| 一、构造结构之优化 |
| 二、构造模式之转型 |
| 三、构造要素之合理 |
| 四、构造功能之强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形成 |
| 一、家庭背景对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熏陶 |
| 二、抗日战争年代曲折求学经历 |
| 三、建国初期走进经济学殿堂 |
| 四、任教初期对经济学理论的探索 |
| 第二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坚持与发展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 |
| 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三节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深化 |
| 一、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的理解 |
| 二、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
| 三、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内涵 |
| 第二章 卫兴华对《资本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劳动及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及贡献 |
| 一、对马克思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阐发 |
| 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化与发展 |
| 三、在争鸣中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 |
| 四、对马克思价值论和财富论的关系探索 |
| 五、对生产劳动论的理解 |
| 第二节 卫兴华对生产力理论及再生产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
| 一、对生产力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资本论》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 |
| 一、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探究 |
| 二、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认识 |
| 三、对马克思股份制理论的认识 |
| 四、对《资本论》当代价值的研究 |
| 第三章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探索与创新 |
| 第一节 卫兴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
| 一、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 |
| 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的分析 |
| 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的把握 |
| 第二节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 |
| 一、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性 |
| 二、阐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
| 第三节 卫兴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究 |
| 一、对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形成与实践成就的分析 |
| 二、阐明实行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依据 |
| 三、对公有制存在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辨析 |
| 四、对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
| 五、主张应扭转公有制为主体向私有制为主体演变的趋势 |
| 第四章 卫兴华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 |
| 一、强调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基础作用 |
| 二、对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与实践的探索 |
| 三、对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探讨 |
| 四、对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认识 |
| 第二节 对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问题的探索 |
| 一、关于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
| 二、对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考察 |
| 三、提出消除贫富分化,实现公平分配的对策 |
| 第三节 对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研究 |
| 一、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阐释 |
| 二、对公平和效率提法演变的考察 |
| 三、主张效率与公平并重和统一 |
| 四、对效率与公平问题不同意见的评析 |
| 第五章 卫兴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研究 |
| 一、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认识 |
| 二、阐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依据 |
| 三、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与辨析 |
| 第二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过程的总结和评析 |
| 一、准确把握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 |
| 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和发展过程的探索 |
|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曲折原由的探析 |
| 第三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一、从资源配置视角阐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 二、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
| 三、对新时代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 |
| 第四节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研究 |
| 一、阐释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
| 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 |
| 三、强调宪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框架 |
| 四、主张以法治引领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
| 第六章 卫兴华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
| 第一节 关于国有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
| 一、强调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
| 二、坚持公有制经济是党的执政基础的观点 |
| 三、主张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
| 第二节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研究 |
| 一、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
| 二、对贬公扬私、妖魔化国企、主张“国退民进”等观点的辩驳 |
|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重点把握的问题 |
| 四、强调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加强管理的重要性 |
| 五、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环节 |
| 第三节 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解 |
| 一、从生产力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视角把握经济发展问题 |
| 二、强调创新驱动和体制转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 三、重视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问题 |
| 第七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特征 |
| 第一节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阵地 |
|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
| 三、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 四、从系统性和整体性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勇于对重大经济理论是非问题进行辨析 |
| 一、对错解、误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观点的批驳 |
| 二、对错解、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观点的辨析 |
| 三、对经济概念的混淆和误解进行澄清 |
| 第三节 紧密联系经济发展实践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
| 一、关注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课题 |
| 二、紧扣经济发展实践,把握时代脉搏 |
| 第四节 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 |
|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 |
| 第八章 卫兴华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
| 一、注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生产力的关系研究 |
| 二、提出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三、厘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
| 一、卫兴华提出的许多经济理论观点与中央决策精神相吻合 |
| 二、卫兴华对改革开放实践进行科学评价 |
| 第三节 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教材的编写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关键 |
| 三、关注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的进展 |
| 四、对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支持 |
| 第四节 卫兴华治学精神对后来理论工作者的启示 |
| 一、严谨的治学方法和严格的治学态度 |
| 二、把教书和育人相结合,传递马克思主义信仰 |
| 三、心系祖国和人民,关注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市场监管权及其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概述 |
| 一、市场监管权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历史镜像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的基本特征 |
| 一、市场监管权内容上的经济性 |
| 二、市场监管权功能上的规制性 |
| 三、市场监管权监管手段的综合性 |
| 四、市场监管权关系主体的多样性 |
| 五、市场监管权的法定性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基本理论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自由理论 |
| 三、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经济民主理论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法治理论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考察 |
| 一、美国议会主导模式 |
| 二、英国专门机构模式 |
| 三、德国行政主导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一、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反思 |
| 二、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选择的本土要素 |
| 三、行政中心主义模式对我国市场监管权规制法律的影响 |
| 四、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模式的我国选择 |
| 第三章 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 |
| 一、市场监管权主体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的特征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的分类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 |
| 一、法律资格的功能 |
| 二、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取得 |
| 三、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的变更和丧失 |
| 四、市场监管权主体资格法律规制的完善 |
| 第四章 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的制度背景 |
| 一、政府治理模式改革 |
| 二、市场监管权的协调配置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央地之间的纵向配置 |
| 一、市场监管权央地纵向配置的回溯 |
| 二、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
| 三、央地之间市场监管权配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的横向社会配置 |
| 一、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分权对象 |
| 二、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内容 |
| 三、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存在的问题 |
| 四、横向社会配置的市场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
| 第五章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理论依据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哲学基础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实践需要 |
| 三、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法律要求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法律规制的方式 |
| 一、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法律限定 |
| 二、市场监管权行使范围的权力清单 |
| 第六章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第一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 |
| 一、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法律责任与其他责任的区别 |
| 第二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表现 |
| 一、市场监管违反法律程序 |
| 二、市场监管权超越权限范围 |
| 三、市场监管权的滥用 |
| 第三节 市场监管权不当行使的法律责任 |
| 一、不当监管行为的纠正责任 |
| 二、不当监管行为的行政赔偿责任 |
| 三、不当监管的其他责任 |
| 四、不当监管法律责任的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权限制的基本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社会权的定义 |
| 一、社会权首先是一种“权利” |
| 二、人权法范畴中的社会权 |
| 三、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社会权 |
| 第二节 作为权利束的社会权保障范围 |
| 一、社会权在基本权利分类中的地位 |
| 二、社会权的权利内涵 |
| 三、社会权的外延 |
| 第三节 社会权限制与相关概念的理清 |
| 一、权利冲突、位阶与限制 |
| 二、基本权利冲突、形成与限制 |
| 三、社会权的形成与限制作用 |
| 第二章 社会权限制的正当性基础:理论与实践 |
| 第一节 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的成因与补正 |
| 一、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的社会权缺失现象 |
| 二、基本权利限制理论缺失社会权之成因 |
| 三、以社会权为中心补正基本权利限制理论 |
| 第二节 实践层面社会权限制的必要性考量 |
| 一、基于权利实现的限制必要性 |
| 二、基于社会发展的限制必要性 |
| 三、基于权利滥用危害的限制必要性 |
| 第三节 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需要限制理论 |
| 一、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判断标准存在争议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的正面评价标准及其局限 |
| 三、社会权限制理论有助于完善社会权实现程度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规范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内在限制 |
| 第一节 国际和地区性人权公约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具体规定 |
| 二、人权公约中关于社会权限制条款的特征 |
| 三、人权公约中社会权限制的要素类别及解释适用 |
| 第二节 宪法中的社会权限制 |
| 一、我国宪法中社会权规范的性质及效力 |
| 二、宪法中社会权的内在限制与外在限制要素 |
| 三、宪法中社会权典型条款:第14条第4款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立法限制 |
| 一、立法对基本权利的多元作用 |
| 二、立法限制社会权的正当性证成 |
| 三、立法限制社会权形式的类型化 |
| 第四章 功能主义视角下社会权的客观限制因素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功能主义选择 |
| 一、公法中的功能主义界定 |
| 二、功能主义在确定社会权限制要素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社会权的经济限制:财税收支决定社会权的给付总量 |
|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社会权客观限制之基础因素 |
| 二、社会权实现程度依赖于国家财政给付 |
| 三、国家财税收支的限度制约社会权实现程度 |
| 四、宪法视野下租税正义与社会权保障的动态平衡 |
| 第三节 社会权的政治限制:国家能力决定社会权保障质量 |
| 一、国家能力对社会权实现程度的影响 |
| 二、政党政治的局限影响社会权政策的连续性 |
| 三、国家立法能力不足导致社会立法缺陷 |
| 四、政府执行能力影响社会权给付的质量与效率 |
| 五、司法救济能力阻碍社会权可诉性程度的提高 |
| 第四节 社会权的文化限制: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影响社会权的实现力度 |
| 一、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权保障的影响 |
| 二、传统宗教和文化观念造成享有社会权的主体受限 |
| 第五章 社会权限制的合宪性控制模式与方法 |
| 第一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必要性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可能性及其路径 |
| 三、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规范化程度序列 |
| 四、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规范化的局限 |
| 第二节 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方式 |
| 一、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独立存在意义 |
| 二、社会权客观限制要素的宪法控制路径 |
| 第三节 社会权规范限制的对话式合宪性审查模式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的正当性证成 |
| 二、我国当前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
| 三、功能定位对构建社会权限制规范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影响 |
| 四、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对话式审查模式的构建路径 |
| 第四节 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审查原则与审查基准 |
| 一、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原则 |
| 二、社会权限制规范的合宪性审查基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硕博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相关成果 |
| 致谢 |
四、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现行宪法发展机制研究[D]. 张权. 武汉大学, 2021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改革与宪法关系论[J]. 李树忠. 比较法研究, 2020(05)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6]宪法核心价值观的结构体系与释宪功能研究[D]. 王炎. 东南大学, 2019(01)
- [7]论宪法序言的价值构造[D]. 宁凯惠.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卫兴华经济思想研究[D]. 徐淑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市场监管权法律规制研究[D]. 单新国.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10]社会权的限制及其合宪性控制研究[D]. 朱军. 东南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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