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亓传峰[1]（2021）在《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输出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活力。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快,近年来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持平。然而,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协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突出,不利于发挥双向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本文基于2003—2020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叉乘积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我国区域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亓传峰[2]（2021）在《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途径,通过资本和技术的输入输出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活力。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近年来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外直接投资逐渐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持平。然而,区域内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协调、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突出,不利于发挥双向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有效拉动作用。基于2003-2020年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及其交叉乘积项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双向直接投资制度,推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实行差异化双向直接投资政策。
韩科振[3]（2021）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和反馈关系,具有很强的时空特性。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要素,解决好了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19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历次会议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绿色发展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举措,绿色经济是实现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保障。绿色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支撑,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绿色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共性的基本要素是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R&D）,特别是研发资本的积累。面对绿色经济这个当今全球共同性的主题,中国在更加开放的过程中,除了要充分利用本国资本不断自主创新和强化内部的研发技术积累外外,还要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研发资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进口的产业集聚效应等引发的竞争效应和技术扩散效应,促进我国绿色技术进步,提高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对人类生存带来的压力,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绿色生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需要深思的课题。绿色技术进步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如何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已成为学术界和实业界的重点研究领域,纵观现有研究,推动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因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国内的自主创新和通过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保障在于研发投入,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可借助或依靠对外直接投资（OFDI）、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进口等渠道实现。不过,相关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两种不同途径展开的,尚鲜有将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统一在同一框架下的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伴随我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是否能够显着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尤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均处于全球前列;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是否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本国的自主创新和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不仅事关如何有效提高我国绿色技术进步,而且与我国绿色发展密切相关,进而关系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而,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为核心,首先在理论上演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在政府要求绿色创新和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双重约束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对企业、区域、国家三个层面的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的内在机理,并提出了对应假设。然后针对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现实情况,从微观层面的企业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以不同视角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层面、制造业行业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国家层面进行测度。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主要通过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进口贸易渠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扩散或溢出,影响绿色技术进步。本文共设九个章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由第1章构成;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和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包括第2章的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及第3章的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检验和分析,包括第4章、第5章、第6章、第7章和第8章;第四部分为总结与研究展望,由第9章构成。第1章描述本文研究主题的相关背景,据此提出研究问题,并阐述该选题的意义,梳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指出本文的创新点。第2章梳理本文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本章主要梳理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和绿色技术进步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理论、绿色经济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了解和掌握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动态。第3章从理论分析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OFDI、FDI和进口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分析了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第4章是基于微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从企业特质层面深入分析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受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影响的异同。第5章是从制造业的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实证分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因为制造业是推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产业,在影响绿色技术进步中占有主导地位。第6章是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探讨技术吸收能力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进步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实证分析自主创新和OFDI逆向技术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第7章是第6章的延伸,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探讨绿色技术进步在区域间的相互影响,还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在区域间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8章是从国家层面实证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一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第9章是总结部分。本章整合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按照本文的逻辑脉络,归纳提炼研究结论,提出政府决策和企业应对两方面的相关建议,还有未来研究展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影响,主要有以下结论。从微观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显着地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国际研发资本是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之一。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企业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企业通过引入外资和进口贸易也能显着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不过,进口贸易所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显着的企业异质性特征。相较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对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要强,FDI和进口渠道的技术溢出相对较弱。从制造业及行业层面看,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OFDI、FDI和进口贸易获得的国际研发资本都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绿色技术水平,但进口贸易的效应相对较弱。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制造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相较于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FDI以及进口贸易的影响要更为显着,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OFDI的绿色技术水平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对于渐进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制造业通过引入外资以及进口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推动作用较大,OFDI的促进效应相对较小,对于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而言,OFDI的促进效果更为显着,FDI的影响相对较弱,进口贸易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着。从区域角度看,国际研发资本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有显着的提升效果。OFDI技术溢出是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受到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自主创新能力越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区域,O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作用越强。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越强、研发投入越多、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本地区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有效果。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具有积极（positive）推动作用。回顾本文研究方法与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点创新。第一,有机结合国内自主创新和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构成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分析框架。对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多个溢出渠道,从微观到宏观,从行业到产业,在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这些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关研究文献关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渠道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大多数研究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渠道其中之一或其中的一部分,同时,鲜有将国内自主创新纳入一个整体分析范畴的研究。结论显示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着地促进作用,特别是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的敏感性受国内自主研发水平的影响,国内自主研发水平越高,OFDI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越强。第二,对绿色技术水平划分更加细化,拓展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并重新测度了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多维度分析了企业不同异质性特征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影响,使得分析更加有针对性,结果精准可靠。将绿色技术创新区分为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还有,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绿色发展指数等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对企业异质性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水平的影响考虑了企业的所有制、企业所属产业或行业、生产率、融资约束、所在区域。第三,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既存在门限效应也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的存在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有关联。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绿色技术创新和突破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认为出存在门限效应,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特征。区域间的绿色技术进步相互影响,一个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其它区域的绿色技术进步也有显着影响,存在空间的相互依赖性,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第四,采用多种方法测度绿色技术水平和多种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路径和程度。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测度采用“让数据说话”的非参数估计方法,运用SBM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测度,该测度方法得到的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更加精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面板门限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了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并探究了一些具有新颖性和可比性的实证结论,为更加深化开放的精准施策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决策依据。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荣婧[5]（2021）在《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色是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绿色发展是提升我国工业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工业绿色效率的有效提高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绿色效率。但是,现阶段我国工业经济增长仍以消耗大量能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存在高能耗、高排放特征,工业绿色效率整体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劳动、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经济产出和污染减排能力在削弱,尚未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工业绿色效率提高面临较大困境。基于此,以工业绿色效率为研究对象,依据扩展的索洛模型厘清工业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系统梳理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层级结构,分析影响路径及驱动机理;运用EBM模型评估工业绿色效率,分析我国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和行业分布特征;运用核密度方法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收敛特征,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研究动态演进规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分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学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研究结论显示:（1）2005-2016年间,工业绿色效率值由0.322上升至0.659,整体上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区域分布来看,大体上以黑河和腾冲为线,工业绿色效率水平由东向西呈逐级递减的趋势,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和空间集聚性;行业分布来看,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高,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较低,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2）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结果显示,区域来看,各地区工业绿色效率的分布在2005年呈明显“双峰”状,2016年各地区的双峰特征慢慢消失,各省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在不断提高,地区间工业绿色效率低水平和高水平差距逐渐扩大;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水平转移体现出来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工业绿色效率较高水平邻域对周围省市的工业绿色效率具有一定带动作用,水平较低的邻域则有一定消极作用;处于低水平的省市更容易陷入低水平马太效应;高水平省市间相邻更容易呈趋同效应。行业来看,2005-2016年间,我国整体各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存在一定程度地提高,部分行业提升速度领先于其他行业;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具有更强的自我锁定效应,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自我锁定效应相对较低,而且资源密集型行业提升效应不足。（3）工业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扩大、人力资本、环境规制因素可以显着驱动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高,行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显着抑制区域工业绿色效率水平发展。区域整体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的有工业企业规模和研发投入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的有行业结构、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对邻省工业绿色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的有能源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因素,能源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4）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差异影响因素中,工业企业规模可以显着推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技术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提升,但促进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人力资本即期显着推动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但是滞后一期显着抑制了其发展,对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滞后一期影响也显着为负,其他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起到显着的推动作用,而且存在非线性影响,但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对其他行业影响均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资源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发展。研发投入当期显着抑制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水平,滞后一期后起到了促进作用。（5）基于系统动力学工业绿色效率路径分析结论表明,从工业绿色增加值角度和工业增加值来看,创新-结构-环保驱动路径是最优路径,该模式兼顾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既保证了工业经济高速增长,又可以有效从源头和末端对工业三废污染进行控制,降低工业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助于帮助工业增长方式由规模、速度、粗放型增长,向绿色效率、环保、集约型增长转变。从保护资源环境的角度看,创新-环保驱动路径的工业污染经济损失模拟值最小,是最佳路径,说明与创新-结构-环保协同路径相比,资本深化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综上,本文从系统论出发,将EBM模型、核密度方法、马尔科夫链、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动力学进行方法集成,在解析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有机整合工业绿色效率的环境规制、技术、结构等各项影响因素,并将线性规划维度扩展为涵盖人口、社会、工业经济、资源与环境多维度的工业绿色效率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八种情景模式下工业绿色效率进行仿真模拟与预测,定量解析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识别最优路径。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提供技术支撑。
王伟杰[6]（2021）在《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技术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其发展状况也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发展水平重要依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量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出口质量相比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FDI一直被称作最具活力的要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打开国门,吸收外来资本,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我国的外资流入量与高技术产业出口量均获得了较大提升。本文对我国利用外资及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外资流入整体数量提升较大,但各区域各行业利用外资发展不均衡,外资来源国主要以亚洲国家或地区。本文通过借鉴前人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模型对我国各省市高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分别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间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差距较明显,东部地区优势明显,但这一差距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各行业出口复杂度差距也明显,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出口复杂度较高,而医药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复杂度较低,但增长速度却成相反态势。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分析了FDI和其他相关因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并建立我国29个省市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全样本,分地区测算了FDI及其他潜在变量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研究表明,FDI对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具有显着提升作用,此外,人力资本、物质基础、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外开放等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也具有显着作用,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均有提升作用,但对各区域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对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高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为了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提出如下建议:FDI方面,提高对FDI的利用效率、培育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促进FDI结构合理化;其他方面建议:加强高技术人才培育,提升人力资本、完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加强创新要素投入,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地区对外交流合作。论文的创新之处有:将国家层面测算出口复杂度的方法运用到中国各省市的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测算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全面地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任长秋[7]（2020）在《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壮大村集体股份经济的关键时期,深入探讨农产品加工工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为研究对象,基于引进农产品加工业FDI可能促进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进而提高本土企业绩效的基本假设,围绕分析回答: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随时间变化的样态是什么?溢出快慢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旨在揭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框架,以便更好的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业领域的引资工作并加快推进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学习速度。1、本论文应用FDI技术溢出、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理论知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和大量统计资料,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的动态过程及整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文献和理论分析。这部分主要对FDI理论进行回顾并调研FDI技术溢出的相关文献。本文首先界定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概念,并回顾它的重要理论基础。然后,围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制、FDI技术溢出经验证据、农业领域FDI研究,特别是农产品加工工业领域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展开文献调研,进而为本研究的视角选择、理论阐述、方法选择、创新点凝练等提供充足的文献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现有文献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主要从静态视角提出,回答FDI技术溢出是否存在,而未涉及FDI技术溢出的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方面拓展FDI技术溢出作用机理的时间维度,另一方面借鉴组织学习、技术追赶、时间压缩不经济、“干中学”、技术扩散等多种理论视角,对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效应做出理论推导。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动机和能力的维度构建影响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整体框架模型,分别选择2个代表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详细论证它们对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速度快慢的作用机理。（2）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FDI投资情况,并初步探索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统计数据基础上,描述我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及FDI利用现状、发展趋势、特点等,并在宏观层面建立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对宏观经济发展、农产品加工业FDI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之间的量化关系。（3）实证研究的主要数据和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来源及清洗,以及数据匹配工作,并围绕本研究理论推导的验证,进行模型构建、样本选择、变量测量等工作。（4）实证结果部分。这部分采用规范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本文提出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溢出速度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使用多种分析方法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2、本文按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表明:（1）从理论上看,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会随着进入我国的时间长短而对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产生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我国的时间和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呈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中能获得的技术外溢也会降低,呈逐渐减弱的发展态势。（2）影响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因素可以纳入一个整体的“机会—动机—能力”分析框架中。机会、动机和学习能力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FDI技术溢出的时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首先要有获得学习FDI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机会才能快速学习农产品加工业FDI的先进技术和管理,但这种机会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本土企业的良好绩效和生产效率,需要本土企业积极主动的寻求和利用这种机遇,而这取决于本土企业的学习动机。最后,有了机会和学习动机,本土企业还需要学习能力去实施学习。当三者都具备时FDI技术溢出才可能发生,并且学习速度和FDI技术溢出才会加快。（3）我国农产品加工业近20年来取得了较快发展,产业发展在细分行业和区域上都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1999—2017年农产品加工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4.18%,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的带动性强,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对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以及就业分别增加5.81%,5.93%和1.87%。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资情况来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产品加工细分行业和区域上也呈现不均衡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纺织业和东部沿海省份。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的FDI和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关系来看,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是推动行业TFP增长的原因,而TFP增长不一定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利用外商投资的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对TFP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滞后5期之后,农产品加工业TFP的变化有约20%来自于其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此外,方差分析表明,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每增加1个单位,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出口和就业人数分别增加35.5%,10.5%和31.7%。（4）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与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的技术外溢成正比关系,但随着FDI进入时间增加,这种正向作用的边际收益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其中,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FDI比来自港澳台农产品加工业FDI的技术溢出速度快,农产品加工业FDI有节奏进入比无节奏进入的技术溢出速度快,但它不调节前向农产品加工业FDI进入时间的作用。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从农产品加工业FDI获得技术溢出速度快,要素市场扭曲负向调节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但是不调节前向FDI进入时间对技术溢出速度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同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之间的技术距离正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地理距离负向调节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速度。3、可能的创新之处:（1）研究视角的创新。从FDI研究的一般情况来看,传统FDI研究大多采取静态、截面、瞬时视角去研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考察FDI技术溢出的时间维度,即动态视角,并以我国农产品加工工业为行业背景。（2）研究内容的创新。首先,本文从时间维度视角重新对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制进行阐释,并采用多理论视角丰富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一个完整、系统的FDI影响因素作用框架,增强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行业及地域关联性,进而极大的拓展现有FDI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内涵、广度和深度。最后,本文除讨论行业内溢出效应,同时还将考虑行业间的溢出时间效应问题,这也是现有研究较少涉猎的范畴。（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农产品加工业微观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对象,克服了宏观层面、行业层面研究对企业的同质性假设,可以引入更多的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企业决策主体,进而可望获得更有效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中引入多种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确保更加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最后,对于农业企业绩效的测量,将同时采用企业总产值和创新绩效指标。这种做法既沿袭了FDI研究的传统,同时更体现了当前创新型国家战略下的企业创新现实需求,也确保了本研究能够提供更加丰富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贾高清[8]（2020）在《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使得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制造业高端化开始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摆脱关键核心技术依存度偏高的窘境,避免产业链断链的不利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制造业向高端化转型,而金融是提升产业链地位、促进价值链升级和实现创新链突破的关键因素。但我国金融发展和制造业高端化存在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与金融机构信贷管理粗放并存,创新的资金需求高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并存。因而,对金融发展与制造业高端化的关系研究,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制造业重点领域突破对中国金融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制造业高端化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必须摆脱过去对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的依赖,依赖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越高端化的产品所具有的核心技术含量越高,人力资本是攻破核心技术的重要载体,这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研发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能够持续参与研发创新,金融体系的资金支持至关重要,发达的金融体系还可以通过对优质项目的选择促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总是出现市场需求规模比较大的地方。循着上述思路,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需求规模纳入本文的研究问题中。基于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划分,将企业家才能加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进行理论刻画,在内生增长模型中考虑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的协调度,同时在需求规模的基础上引入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进行研究。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的绝大多数文献聚焦于产业链本身的评价、对策研究与影响因素,还缺乏从金融相关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要实现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促进,需要提高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寻找出决定金融效率的重要因素,降低金融体系的波动性。通过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对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进行测算,发现当前金融发展和融资结构并未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的效率,银行贷款并未配置到有效率的行业和企业中去。而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改善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改善效应。银行集中度的增加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对外开放度很好地降低了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风险。为了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基于跨国数据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来衡量制造业高端化。检验了金融发展在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以及不包含金融发展和金融与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的交互项其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机制,同时分析了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发展协调度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内在渠道和机制。研究发现,当金融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部门时,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变为负的,当金融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同步时,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也就是说,金融部门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金融和制造业部门增长的协调度。另外,也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高端化的渠道,金融发展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高端化。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中高技术产业则通过人力资本、科技创新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而低技术产业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高端化产生影响。我们也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角度考察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并没有促进技术进步。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制造业高端化,但投机资本会对其产生负作用。民营企业中,金融发展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而国有企业则未发现直接的促进效应。相比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的效率更能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形成。通过对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构建,选取股权融资比率和债务融资比例,运用动态面板门限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变量下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依赖于企业规模、金融发展的水平以及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实证结果支持门限值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企业与金融企业盈利的差异,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是起促进作用,在上述变量门限值之上,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起负面作用。同时,相比传统产业,金融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的提升作用更明显。金融发展在不同规模公司之间对制造业高端化的影响也有差异。通过偏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通过技术创新、交易成本、需求规模对我国制造业高端化具有明显中介效应,这种中介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最后,基于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和实证研究得出相关政策建议;要使金融和制造业部门保持协调发展;加快金融市场体制改革提高金融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促进企业创新;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制造业高端化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张瑞欣[9]（2020）在《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基于大数据和前沿计量方法的实证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外在动力。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为3.2亿美元,2018年增长至1349.7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117.42%,外资利用总量仅次于美国,升至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197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17.92%,2018年上升至59.58%。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镇化水平之间是否存在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另外,制度环境作为众多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外部约束条件,其差异性对微观经济活动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对外贸易相关理论以及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影响机制以及相应数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基于大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方法、空间计量方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等系列应用统计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方法,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探究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及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从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差异,更进一步研究制度因素（包括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积累、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就业等途径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根据进入模式差异,将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外商合资和外商独资,外商独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比外商合资更强;根据来源地差异,将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比港澳台投资更强。在这一部分,首先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了遗漏变量问题,使得回归结果更可靠;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回归结果更加细致的反映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得出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第二,法律制度的改善通过促进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促进城镇化进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保障合作与竞争、建立激励机制等方式推动市场有效运转,促进城镇化进程。另外,完善的法律制度通过降低政府干预、加强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缩减了外资规模、降低了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弱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这一部分分别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依次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使得回归结果得到了不断的优化。第三,地方行政垄断容易引发城市过度建设、政府权力寻租、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等一系列问题,阻碍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政府所主导的地方招商引资,容易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增大引资成本,增加当地环境压力,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减弱。这部分依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解决遗漏变量问题、内生性问题以及异方差问题,以期得到更科学可靠的回归结果。
谷媛媛[10]（2020）在《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大量的国际移民和频繁的人才跨国流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根据UNDESA的相关统计数据,国际移民的数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8446万人增加至2017年的2.57亿人。然而,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均为高收入国家,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移民数量占国际移民总数的63.8%,绝对数量达1.64亿人。其中,技术移民是国际移民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也是东道国最看重的移民群体;这类移民通常是根据申请者的学历程度、专业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等多方面综合实力来申请移民。以澳大利亚为例,2017-2018财年,澳洲政府共发放16.24万个永久居民名额,其中11.09万个为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占总名额将近70%。由此可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最重要要素之一,更是各国竞相争夺的宝贵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是一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的低成本优势,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加快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技术创新优势的转换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既有涉及物质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的讨论,又有对高技术人才、研发等高素质要素的关注。由于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更加依赖于人的能动性,因此人才才是最关键的要素之一。Solow指出技术进步是指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的变动,技术进步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两个方面,经济组织的变化、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及促使生产函数变化的各项因素均可纳入“技术变化”,而创新则更加偏向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发明。一方面,对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是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本国的创新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国际知识溢出的渠道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专利的引用等;与此同时,关于移民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东道国经济中产生更大的文化多样性是移民促进创新的一条重要机制。本研究首先从理论层面剖析和阐释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中国技术进步的四条重要机制,即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累积、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人才流入与多元文化创新;接着,本研究在基于留学视角对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依次检验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国际人才流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的影响。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关于机制检验部分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的增加可以显着的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即在东部地区,该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中部地区,除政府奖学金留学生以外,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学历留学生上;（2）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的负面影响间接促进FDI水平水平的提升;此外,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区域存在一定的差异,即对长三角地区并无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着;（3）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大小以及东道国地理距离的远近发生变化;当来人才流入规模较大时,通过网络效应产生的投资风险规避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当地理距离较近时,人才交流产生的文化壁垒降低效应会更加显着,因此对OFDI的促进作用更有效;而当人才流入规模较小或地理距离较大时,国际人才流入对OFDI的促进机制可能会失灵。关于国际人才流入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层面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发现,（1）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上,对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则没有显着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人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更多的来自非学历留学生和自筹经费留学生人才。此外,通过选择外商投资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单一门槛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呈现出双门槛特征;（2）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差异,即对超大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显着的影响;同时,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也存在差异,即对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地区的影响并不显着;进一步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内生交互效应,即一个城市的创新指数受到其邻近城市创新指数的影响,且国际人才流入规模能够显着促进本城市的创新能力,但对邻近城市却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最后,选择高等教育水平、城市地理面积、基础设施水平以及城市蔓延指数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分析发现,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确存在显着的门槛效应,并且在门槛效应模型下的拟合度比线性估计的更优。最后,本研究基于我国目前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同时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吸引国际人才和推动技术进步的宝贵经验,将“他山之石”与我国国际人才流入现状相结合,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层面以及高校层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建议。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文献综述 |
|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双向直接投资交叉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现状 |
|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特点 |
| 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实证分析 |
| 模型建立 |
| 变量选取（表2) |
|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实证分析 |
| 描述性统计 |
| Pearson检验和VIF检验 |
| 实证分析 |
| 稳健性检验 |
| 结论和建议 |
（2）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三）双向直接投资交叉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
|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现状 |
| （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
| 1. 实际利用外资逐年递增，近几年趋于平稳。 |
| 2.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广，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
| 3. 东、西、中部区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相对稳定，但地区分布不平衡现象突出。 |
| 4. 外商投资主要来源为亚洲，欧盟投资势头上扬。 |
|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1. 对外直接投资先升后降，流量稳居全球第二。 |
| 2. 第三产业仍是对外投资的主要行业，第二产业规模和占比双回升。 |
| 3. 国有经济控股企业对外投资实现正增长，与非国有经济各占半壁江山。 |
| 4. 我国对外投资接近九成流向亚欧两洲。 |
| （三）我国双向直接投资特点 |
| 1. 双向直接投资发展逐渐趋于协调。 |
| 2. 双向直接投资区域发展不平衡。 |
| 四、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1. 资本供给效应。 |
| 2. 技术溢出效应。 |
| 3. 产品竞争效应。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1. 贸易效应。 |
| 2. 逆向技术外溢效应。 |
| （三）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
| 五、实证分析 |
| （一）模型建立 |
| （二）变量选取 |
| 1. 被解释变量。 |
| 2. 解释变量。 |
| 3. 控制变量。 |
| （三）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四）实证分析 |
| 1. 描述性统计 |
| 2. 实证结果 |
| 3. 稳健性检验 |
| 六、结论和建议 |
| （一）结论 |
| （二）建议 |
| 1. 完善双向直接投资制度，为双向直接投资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
| 2.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政策相结合，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 |
| 3. 实行差异化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政策。 |
（3）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国际研发资本 |
| 1.3.2 自主创新 |
| 1.3.3 绿色技术 |
| 1.4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主要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溢出效应基础理论 |
| 2.1.2 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3 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1.4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2.2.2 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3 OFDI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2.4 进口贸易与技术创新的研究述评 |
| 2.3 文献述评 |
| 3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
| 3.1 国际研发资本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路径设计模型 |
| 3.1.3 路径收敛模型 |
| 3.2 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2.1 竞争效应 |
| 3.2.2 模仿-示范效应 |
| 3.2.3 人员流动效应 |
| 3.2.4 关联效应 |
| 3.2.5 研发国际化效应 |
| 3.3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3.1 研发成果逆向转移机制 |
| 3.3.2 要素吸纳机制 |
| 3.3.3 研发人员培养机制 |
| 3.3.4 技术扩散机制 |
| 3.4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
| 3.4.1 技术溢出效应 |
| 3.4.2 中间品进口效应 |
| 3.4.3 竞争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4 基于企业层面的国际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设定 |
| 4.1.2 变量选择 |
| 4.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4.2 全样本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4.2.1 基准模型估计 |
| 4.2.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4.3 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3.1 所有制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2 融资约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3 生产率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4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3.5 产业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4.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渐进性和突破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 |
| 4.4.1 对渐进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4.2 对突破性技术进步影响的估计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国际研发资本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变量选择 |
| 5.1.3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5.2 全样本的基准模型估计与分析 |
| 5.3 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 |
| 5.3.1 要素禀赋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3.2 技术异质性的估计与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
| 6.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指标构建 |
| 6.1.1 区域绿色技术创新 |
| 6.1.2 区域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 |
| 6.1.3 其他变量与数据解析 |
| 6.2 总体与分区域的实证分析 |
| 6.2.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6.2.2 总体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3 分区域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绿色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与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的协同效应分析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基准估计结果 |
| 6.3.3 分区域估计结果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门限效应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门限效应存在性分析 |
| 6.4.3 门限效应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7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
| 7.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设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基本类型 |
| 7.1.2 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 |
| 7.2 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与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 7.3.2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8 宏观视角下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
| 8.1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定 |
| 8.1.1 研究假设 |
| 8.1.2 模型设定 |
| 8.1.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结果 |
| 8.2.2 分样本回归结果 |
| 8.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分析 |
| 8.4 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2 区域和产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2.3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相关文献综述 |
| 1.3.1 工业绿色发展与工业绿色效率研究 |
| 1.3.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工业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绿色效率及相关概念的解释 |
| 2.1.1 效率与经济效率 |
| 2.1.2 绿色效率与工业绿色效率 |
| 2.1.3 绿色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关系 |
| 2.2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生态经济理论 |
| 2.4 系统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与驱动机理分析 |
| 3.1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及影响路径分析 |
| 3.1.1 工业绿色效率推动工业绿色发展 |
| 3.1.2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层级结构分析 |
| 3.1.3 工业绿色效率影响路径分析 |
| 3.2 工业绿色效率驱动机理分析 |
| 3.2.1 工业技术追赶效应 |
| 3.2.2 绿色结构调整效应 |
| 3.2.3 环境规制激励效应 |
| 3.2.4 绿色创新外溢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 |
| 4.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4.1.1 方法选择 |
| 4.1.2 EBM模型构建 |
| 4.1.3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分析 |
| 4.2.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4.2.2 行业异质性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核密度方法 |
| 5.1.2 马尔科夫链 |
| 5.2 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2.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收敛分析 |
| 5.3 工业绿色效率动态演进分析 |
| 5.3.1 各省市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3.2 行业工业绿色效率分布演进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工业绿色效率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6.1 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
| 6.1.1 动态面板空间计量模型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空间自相关检验与模型诊断 |
| 6.2.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2 模型检验与选择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基于动态面板的全样本检验 |
| 6.4.2 分区域样本的异质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工业绿色效率行业异质性影响因素分析 |
| 7.1 动态面板模型与数据来源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估计方法选择 |
| 7.1.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7.2 模型诊断 |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的提升路径 |
| 8.1 系统动力学方法介绍 |
| 8.1.1 系统动力学 |
| 8.1.2 系统动力学建模步骤 |
| 8.2 系统动力学模型构建 |
| 8.2.1 系统边界构建模型选择 |
| 8.2.2 系统边界确定及基本假设 |
| 8.2.3 因果回路图 |
| 8.2.4 系统动力学流图 |
| 8.2.5 模型方程及参数确定 |
| 8.3 系统动力学模型检验 |
| 8.3.1 直观检验 |
| 8.3.2 运行检验 |
| 8.3.3 历史性检验 |
| 8.4 中国工业绿色效率提升路径仿真模拟 |
| 8.4.1 调节参数与情景设置 |
| 8.4.2 不同路径仿真模拟与比较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9.1 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展望 |
| 附录 系统动力学模型主要方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高技术产业 |
| 二、出口复杂度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出口复杂度相关研究现状 |
| 二、FDI 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
| 三、FDI 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
| 四、文献评论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及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利用外资现状分析 |
| 一、FDI流入总量 |
| 二、FDI流入区域 |
| 三、FDI流入结构 |
| 四、FDI来源 |
| 五、FDI流入形式 |
| 第二节 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现状分析 |
| 一、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计算 |
| 二、高技术产业各行业出口复杂度分析 |
| 三、各区域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分析 |
| 第三章 影响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FDI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 |
| 一、投资效应 |
| 二、技术溢出效应 |
| 三、贸易扩张效应 |
| 四、产业关联效应 |
| 五、产业集群效应 |
| 第二节 其他要素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机制 |
| 一、人力资本 |
| 二、物质资本 |
| 三、金融发展 |
| 四、技术创新 |
| 五、政府支持 |
| 六、对外贸易 |
| 第四章 FDI对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指标选取 |
| 三、数据来源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
| 一、全样本分析 |
| 二、区域层面分样本回归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全样本研究结论 |
| 二、分地区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培育利用外资新格局 |
| 二、加强人力资本培育 |
| 三、完善物质资本建设 |
| 四、培育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 |
| 五、加强高技术创新要素投入 |
| 六、扩大对外经济开放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资料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FDI的内涵及理论解释 |
| 2.1.1 FDI概念 |
| 2.1.2 FDI动因的理论解释 |
| 2.2 FDI技术溢出内涵及作用机理 |
| 2.2.1 FDI技术溢出的内涵 |
| 2.2.2 FDI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 |
| 2.3 FDI技术溢出的经验证据 |
| 2.3.1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支持证据 |
| 2.3.2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不支持证据 |
| 2.4 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 |
| 2.5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相关研究 |
| 2.5.1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使用政策及直接效应研究 |
| 2.5.2 农业及农产品加工领域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
| 2.6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述评 |
| 第3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时间效应概念 |
| 3.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及辨析 |
| 3.2.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 |
| 3.2.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内涵辨析 |
| 3.3 FDI技术溢出“四点论”的时间效应拓展 |
| 3.3.1 竞争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2 模仿—示范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3 人员流动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3.4 关联效应的时间作用 |
| 3.4 基于多理论视角的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形成机理 |
| 3.4.1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视角 |
| 3.4.2 基于技术追赶理论视角 |
| 3.4.3 基于时间压缩不经济理论视角 |
| 3.4.4 基于“干中学”理论视角 |
| 3.4.5 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视角 |
| 3.5 基于“机会—动机—能力”模型的FDI技术溢出时间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模型构建 |
| 3.5.1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影响因素的整体分析框架 |
| 3.5.2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机会因素—FDI来源地及进入节奏的作用机理 |
| 3.5.3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动机因素—企业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理 |
| 3.5.4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能力因素—技术距离和地理距离的作用机理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及其FDI利用现状分析 |
| 4.1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现状 |
| 4.1.1 农产品加工业定义 |
| 4.1.2 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情况 |
| 4.1.3 农产品加工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情况 |
| 4.1.4 农产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 4.2 农产加工业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整关系分析 |
| 4.2.1 单位根检验 |
| 4.2.2 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 |
| 4.2.3 建立VAR模型 |
| 4.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2.5 方差分解 |
| 4.3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现状 |
| 4.3.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历史考察 |
| 4.3.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行业及区域分布 |
| 4.3.3 农产品加工业FDI企业情况 |
| 4.4 FDI对农业产品加工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
| 4.4.1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技术进步的协整分析 |
| 4.4.2 农产品加工业利用FDI与其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2 数据来源与数据匹配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数据匹配 |
| 5.3 样本选择与变量测量 |
| 5.3.1 样本选择 |
| 5.3.2 变量测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的实证结果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主效应检验 |
| 6.2.1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的影响 |
| 6.2.2 FDI进入时间对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
| 6.3 影响因素检验 |
| 6.3.1 基于学习机会视角的检验 |
| 6.3.2 基于学习动机视角的检验 |
| 6.3.3 基于学习能力视角的检验 |
| 6.4 内生性及稳健性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模糊匹配主体功能的 Java 源程序及实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8）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研究基本框架 |
| 1.3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研究 |
| 2.1.1 制造业高端化相关研究 |
| 2.1.2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
| 2.1.3 金融促进制造业高端化的路径研究 |
| 2.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1 核心概念内涵及扩展 |
| 3.1.1 金融发展 |
| 3.1.2 制造业高端化 |
| 3.1.3 金融与制造业部门的互融共生 |
| 3.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机制与路径分析 |
| 3.2.1 金融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内生增长模型 |
| 3.2.2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理论框架-基于两部门模型 |
| 3.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理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及效率分析 |
| 4.1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现状 |
| 4.2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
| 4.2.1 引言 |
| 4.2.2 基本模型 |
| 4.2.3 金融支撑制造业部门效率测算与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跨国数据 |
| 5.1 引言 |
| 5.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3 计量模型设定 |
| 5.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 |
| 5.4.1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实证回归结果 |
| 5.4.2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渠道分析 |
| 5.4.3 稳健型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
| 6.1 引言 |
| 6.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选择 |
| 6.3 研究模型 |
| 6.3.1 模型设计 |
| 6.3.2 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所有制差异分析 |
| 6.4.2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和地区差异 |
| 6.4.3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分析 |
| 6.4.4 稳健型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影响的门限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
| 7.1 引言 |
| 7.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
| 7.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设定 |
| 7.4 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的门限效应检验 |
| 7.4.1 以产业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2 以人才链为制造业高端化的回归分析结果 |
| 7.4.3 不同类型企业中金融发展对制造业高端化门限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
| 8.1 研究样本与变量说明 |
| 8.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8.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9）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基于大数据和前沿计量方法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方法、数据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5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局限性 |
| 第2章 文献评述 |
| 2.1 城镇化概述 |
| 2.2 外商直接投资概述 |
| 2.3 制度概述 |
| 2.4 文献综述 |
| 2.4.1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4.2 法律制度环境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4.3 行政制度环境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相关文献 |
| 2.4.4 文献简要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实证方法及统计理论依据 |
| 3.1 主要统计方法 |
| 3.2 理论依据 |
| 3.2.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3.2.2 异方差检验 |
| 3.2.3 固定效应检验 |
| 3.2.4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 |
| 3.2.5 分位数回归方法 |
| 3.2.6 空间计量方法 |
| 3.2.7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
| 3.2.8 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 |
| 4.1 理论机制 |
| 4.1.1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4.1.2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差异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4.1.3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差异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4.2 实证模型 |
| 4.3 变量选取 |
| 4.4 实证分析 |
| 4.4.1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
| 4.4.2 分位数回归 |
| 4.4.3 空间计量方法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4.6.1 主要结论 |
| 4.6.2 政策建议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法律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 |
| 5.1 理论框架 |
| 5.1.1 法律制度环境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5.1.2 法律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影响机制 |
| 5.2 实证模型 |
| 5.3 变量选取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
| 5.4.2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
| 5.4.3 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6.1 主要结论 |
| 5.6.2 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行政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 |
| 6.1 理论框架 |
| 6.1.1 行政制度环境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 |
| 6.1.2 行政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
| 6.2 实证模型 |
| 6.3 变量选取 |
| 6.4 实证分析 |
| 6.4.1 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
| 6.4.2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
| 6.4.3 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6.1 主要结论 |
| 6.6.2 政策建议 |
| 6.7 本章小结 |
|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主要结论 |
|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研究生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全文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国际人才 |
| 2.1.2 国际留学生 |
| 2.1.3 技术溢出 |
| 2.2 国际人才流动文献综述 |
| 2.2.1 国际人才流动相关研究 |
| 2.2.2 留学教育相关研究 |
| 2.3 技术进步文献综述 |
| 2.3.1 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研究 |
| 2.3.2 技术溢出相关研究 |
| 2.4 国际人才流入与技术创新文献综述 |
| 2.4.1 国际移民与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
| 2.4.2 国际移民与城市创新相关研究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制分析 |
| 3.1 国际人才流入与人力资本积累 |
| 3.1.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分析 |
| 3.1.2 人力资本的技术知识溢出效应 |
| 3.2 国际人才流入与外商直接投资 |
| 3.2.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 |
| 3.3 国际人才流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3.3.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 |
| 3.3.2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
| 3.4 国际人才流入与文化多样性 |
| 3.4.1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文化多样性创新的理论框架 |
| 3.4.2 文化多样性的创新效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总体状况分析 |
| 4.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体概况 |
| 4.1.1 国际人才流动的总规模 |
| 4.1.2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目的国分布 |
| 4.1.3 国际人才流动的主要输出国 |
| 4.2 中国国际人才流入的现状分析 |
| 4.2.1 国际人才流入的总规模 |
| 4.2.2 国际人才的来源地分布情况 |
| 4.2.3 国际人才的结构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检验 |
| 5.1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1.1 计量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1.3 描述性统计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5.2.2 国际人才流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总体影响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基于不同类型人才的异质性分析 |
| 5.3.2 基于不同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
| 5.4 内生性处理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
| 6.2.3 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6.3.2 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的总体影响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2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
| 6.4.3 考虑国际人才流入间接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际人才流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检验 |
| 7.1 数据、变量定义与计量模型构建 |
| 7.1.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7.1.2 变量说明 |
| 7.1.3 计量模型的设定 |
| 7.2 实证结果分析 |
| 7.2.1 模型选择与检验 |
| 7.2.2 总样本分析 |
| 7.2.3 分样本讨论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利用对外投资存量数据替换流量数据分析 |
| 7.3.2 利用DKSE方法进行检验 |
| 7.3.3 加入OECD国家的样本进行检验 |
| 7.4 进一步讨论 |
| 7.4.1 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7.4.2 中国政府奖学金政策的有效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
| 8.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8.1.1 计量模型构建 |
| 8.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8.1.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
| 8.2 实证结果分析 |
| 8.2.1 基准回归分析 |
| 8.2.2 稳健型检验 |
| 8.3 内生性处理 |
| 8.4 门槛效应分析 |
| 8.4.1 门槛模型构建 |
| 8.4.2 门槛效应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城市层面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
| 9.1 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9.1.1 计量模型构建 |
| 9.1.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9.1.3 描述性统计 |
| 9.2 实证结果分析 |
| 9.2.1 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 |
| 9.2.2 国际人才流入对规模异质性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3 国际人才流入对处于不同城市群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2.4 不同类型国际人才流入对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
| 9.3 稳健性检验 |
| 9.3.1 利用专利申请数据替换创新能力指数进行分析 |
| 9.3.2 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
| 9.4 内生性处理 |
| 9.5 门槛效应检验 |
| 9.6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国家层面:制定国际人才战略,降低人才流动壁垒 |
| 10.2.2 地方层面:配套人才优惠政策,注重城市品牌建设 |
| 10.2.3 高校层面:提升大学国际声誉,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
| 10.3 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 亓传峰. 金融市场研究, 2021(12)
- [2]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亓传峰. 河北金融, 2021(10)
- [3]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D]. 韩科振. 四川大学, 2021(12)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5]中国工业绿色效率评价及提升路径研究[D]. 荣婧. 吉林大学, 2021(01)
- [6]FDI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影响研究[D]. 王伟杰.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7]农产品加工业FDI技术溢出时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D]. 任长秋. 西南大学, 2020(05)
- [8]金融支撑制造业高端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D]. 贾高清.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5)
- [9]制度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研究 ——基于大数据和前沿计量方法的实证分析[D]. 张瑞欣. 北京建筑大学, 2020(07)
- [10]留学视角下国际人才流入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证研究[D]. 谷媛媛. 东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