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宗应用文学理论及其意义

一、唐宋八大家的应用文理论及其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吴昊男^[1]（2021）在《金昌协文体思想研究》文中指出

熊礼汇^[2]（2020）在《论曾巩古文醇厚严密、简淡明洁所蕴涵的文学美感》文中认为在唐宋古文大家中,曾文以醇厚严密、简淡明洁着称,这既决定了曾巩的文风走向,也带来了他古文特有的文学美感。本文按文体门类分别论述曾巩书牍古文、目录序、集序、送序、杂记作品的基本写法和文学美感。论书牍,分上书、与书两类言之。言上书,又细分为干谒进见、感恩致意、陈情请调和言事"慰勉"执政之被谗而去者四项,逐项言说其写法及美感特质。论目录序等,既注意到其作为说理文的写作特点和美感价值,也充分考虑到作者特有的艺术趣味和习惯做法,如谓其惯于引经据古以说理,导源千里以说理,纡徐往复以说理,一意数层以说理,平心静气以说理,爱用长句、问句、反诘句句式以说理等。论杂记中的亭台楼堂、观门佛殿记时,则在言及以论为记基本写法的同时,注意到他有意吸纳和采用多类文字为记的特点。谓其有以考证文字为记者,有以说理文字为记者,有以抒怀文字为记者,有以传论文字为记者,有以非议文字为记者,有以描叙文字为记者。论及救灾、治湖等记事文时,则从叙事、议论入手探析诸记"一篇之中兼有二美"的写作模式,以及各自的美感特征。

刘畅^[3]（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认为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张剑^[4]（2020）在《中日韩曾巩研究管窥》文中指出中日韩三国的曾巩研究,中国是主导和主力,不仅成果数量相对庞大,且地方政府热心标举乡贤,做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以1983年的"纪念曾巩逝世9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为契机,曾巩研究打破了之前较为沉寂的局面,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2019年的"纪念曾巩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有更多学者参与,曾巩研究出现新的气象。日、韩两国的曾巩研究虽然数量较少,但有值得借鉴之处,他们非常注意吸收中国的研究成果,由于国别和地域因素,他们引用中国研究成果时呈现一种滞后性。比较而言,中国学者对日、韩成果引用较少。随着相互交流的频繁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中日韩三国之间有望形成一种更为良性的文化互动。只有各国之间的学术与文化相互馈赠,世界文明才能更加多元生动。

宋定坤^[5]（2020）在《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徐州承接苏轼密州与黄州两个时期,此时他的文学创作既有前期对政治的关怀,也开始展现出后期对人生的思考,具有比较明显的过渡阶段的特征。苏轼在徐州为官一年零十一个月,本是遭受冷遇而带有愤愤不平之气,却因洪灾、旱灾等带来的繁忙政务而不复消沉,文学作品中的感伤情绪也逐渐消融。用典是苏轼极力推崇又擅长的一种写作手法,他主张“以才学为师”,经常在诗文中运用典故来表达内心所思所想,既展示出过人的才学,又寄寓深远、增加了诗文内涵。而苏轼在徐州因为政务繁忙,又未曾因言获罪,此时他的作品中依然表现出对个人政治生涯的反思、对国家政治活动的审视等独特的“徐州特色”,这些都可以从他的用典中管窥一二。首先受当时文化大繁荣的影响,宋代文学开始融入其它文化形式的元素,为诗文用典提供了丰富素材。苏轼阅读广泛,又重视借鉴前代的文学和文化遗产,因而他的眼界较之前代文人更加开阔,文学作品的典故来源更加丰富。同时由于徐州是苏轼取得重大政治成就的时期,苏轼此时的文学作品带有更加明显的政治倾向,相较于他其它时期,他的文学作品在典源上更倾向于使用历史典故。其次苏轼在徐州时期诗、词、文的用典明显扩大了典面、丰富了用典手法。宋代之前并不主张用典,对于用典的手法也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到了北宋中叶,苏轼丰富了用典手法,他在文学创作中往往采用句群、足句、词组、词、字等形式组成典故,同时采用正用、反用、借用、暗用等手法灵活地使用典故,既准确的保留了诗歌原旨,又得以展示才力,增加了诗歌的趣味性和说理性。与其他时期相比,徐州时期的词作在用典上虽然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但是由于样本较少,还不够具有代表性。而他的散文多为政论文,为了能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苏轼多采取正用的手法用典,反而不如诗歌那样丰富。最后苏轼在徐州时期的文学活动具有相当独特的指向性。他组织了以黄楼集会为代表的文学活动,确立了自己的文坛领袖地位,展示了相当独特的创作心境。此时的苏轼仍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在政治上得到了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舞台,并也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这样的心境在整个生涯中都属少见。从苏轼围绕黄楼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看,其创作心境既有对抗洪所遭受的苦难的无限追忆,又有对徐州百姓的关怀以及对后生晚辈的提携,还有对王安石的某些新政所表达的不满。

白俊怡^[6]（2020）在《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文中指出北宋一代名相王安石,在政治上一往无前、勇为新法,导致近千年来骂名与褒誉并存,但即便后世学者因各自立场差异,对王安石的政治举措与学术思想或揄扬、或贬斥,但对其文学成就,却几乎众口一词,给予极高的评价。本文在前人研究与论述的基础上,借助历代文话材料和文章选本,对王安石文章在历代的接受情况进行梳理,以补充王文在接受研究方面的不足。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价值,通过梳理王安石文章研究现状和文章学研究现状,笔者发现,学界对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一块尚存在系统全面研究的空间。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对王安石文章在历代的接受情况作一个概述,按照宋、元明、清的时代顺序对接受情况进行历史脉络上的梳理。在整个接受史中,以宋高宗时期为节点,在此之后,王安石文章的接受开始难以摆脱政治和学术的负面评价的影响,但在整体上,王安石文章的地位是受到认可的。第二章阐述王安石文章创作渊源的接受情况,一是经学渊源,王安石文章“原本经术”为人所共知,但在政治身份的影响下,后人对其经术思想的接受存在褒贬不一的情况;二是文学渊源,王安石主要学习《史记》论赞、扬雄、韩愈,同时,后人也关注到了“《史记》论赞——韩愈文——王安石文”,“扬雄文——韩愈文——王安石”,“韩愈文——王安石文”的一脉相承关系。第三章主要论述王安石四六文、碑志文和记体文的接受情况。后人对其四六文的接受主要有:创作渊源、风格特点和艺术手法、影响与接受三个角度;碑志文接受有:创作渊源、艺术特色、有无“史、汉之法”三个角度;记体文接受有:理论上的“尊体”和具体创作上的“破体为记”两个角度。第四章以“唐宋八大家”文章风格接受为研究范围,探讨王安石文风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后人对王安石文章三个独特文风的接受:简洁古雅、拗折峭深、瘦硬有力,而这三种风格又是相通的:语言简洁,造成文风简劲;文句拗折,使得文章瘦硬有力。第五章主要选取宋、明、清三个时期的三十四部古文选本,笔者分时代统计“唐宋八大家”文的入选数量,总结八大家文的地位升降变化,以关注王安石文章的收录情况为主,统计其在八大家文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在不同时期受古文选本关注度较高的选篇,最后对受历代选本关注度最高的《读<孟尝君传>》作经典化梳理。

谭科^[7]（2019）在《韩愈书信研究》文中认为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文成就斐然,尤其文章方面被称为“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书信作为韩愈文章的一体,不仅在其文章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但学术界对韩愈的书信研究不多。本文拟对其创作情况、情志表达、艺术特征及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四个方面加以深入探究,以期对韩愈书信进行全面的评价。本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四章。第一章主要对韩愈书信的创作背景和分类加以分析,先从社会背景和个人背景两个方面来探讨其书信创作的大背景,接着将韩愈书信按照性质、写作时间和受书对象的不同来划分类别,对其内容加以探究。第二章从整体着眼,立足文本,从情志表达的角度来分为五类,即罹遭坎坷时的耿耿之心;匡时济世时的雄壮之情;干谒求进时的卑恭之意;作为良师益友时的真挚之情;直言极谏时的凛然之骨,并分析这些情志产生的原因和具体表现。第三章从韩愈书信的文本着手,主要论析韩愈书信独特的艺术特征,包括句式多变,挥洒自如;善用修辞,妙语连珠;遣词造句,严谨得体;义理明晰,思辨雄健和真情浸润,如话家常五个方面。第四章主要阐述韩愈书信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即分为韩愈书信对唐代古文运动的作用和唐代古文运动对韩愈书信的影响两个方面。一方面,韩愈书信对唐代古文运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解释古文之义、宣扬古文思想和阐释古文文论;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赋予韩愈书信之气格和缔造韩愈书信之精品。结语则总结了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研究价值和不足之处。

唐琛^[8]（2019）在《柳宗元骈文研究》文中指出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创作颇丰,诗词文赋各体兼长。一直以来,他的古文颇受关注,但对其骈文关注较少。其实,柳宗元的表、启、奏状、碑志、记、序等多用骈体,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唐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文地位一时衰落。作为古文运动领袖的柳宗元不仅在古文创作上独领风骚,而且在骈文创作上也独树一帜,其骈文不仅在对偶与用典处时有革新,还蕴含了极为真挚的情感。尤其是他贬谪之后的表启,更是直抒胸臆,再现了其困顿时期的生活窘态。可见,宦海浮沉与他的骈文创作关系密切。全文分为三章,分别是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骈文创作概况、柳宗元骈文与政治的关系、柳宗元骈文的新变及其意义。第一章主要梳理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及其骈文创作概况。在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一节中,将以柳宗元的文论和文本分析为基础,并结合前人的骈文理论,阐述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与骈文的关系。在骈文创作概况一节中,将以表的方式较详细地统计柳宗元的骈文体类,并就表、启、奏状、碑志、记、序的代表作品稍作分析,从而窥探柳宗元文章的骈俪特征。第二章主要论述柳宗元骈文与政治的关系。柳宗元骈文主要为表启,其表启以永贞革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对应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为柳宗元表文与其早年的仕宦生涯,此时期的表文具有代人行文,效犬马之力;歌颂皇恩,尽臣子之责的特点。第二节为柳宗元启文与其中年后的贬谪生活,此时期的启文较详尽地反映了其无奈、谦卑、孤寂、执着的四种心态。此外,柳宗元还有少部分骈文与中唐政局相关,如《邠宁进奏院记》等。第三章主要探讨柳宗元骈文的新变和意义,此章分为四节。第一节是对传统表启的革新,其具体表现为:骈散结合的句式、明白晓畅的用典、深婉曲折的笔法和简练雅洁的文辞。第二节是对传统骈体序文的创新,其创新处主要表现在开拓写作内容与革新行文风格两方面。第三节是对传统碑志改用传记的创新,其碑志打破了传统碑志“铺陈郡望,藻饰官阶”的模式,而以人物的典型事件突出人物的典型特征,以多种表现手法还原人物的立体形象,从而使碑志更为真实生动。第四节是柳宗元骈文的意义,其骈文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继承初唐骈文关注现实、雄健雅正的一面,向下开启宋代“以古文为四六”的先河。

孙伟^[9]（2019）在《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论文以由中唐古文运动开辟的政治性、文学性、思想性三个层面的建设要求为线索,将“唐宋派”的历史定位问题置入宋元以来科举制度施行、儒学教化普及、理学思想变化的文化传统中加以考量。论文通过厘清“唐宋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与文学理论及其实践的具体情况,并将之纳入宋明理学发展进程的具体环节,勘定出“唐宋派”的具体历史地位。论文共计七章。前两章主要梳理上述三个层面在两宋以至明嘉靖以前的发展状况,将欧阳修、朱熹、王守仁视为在文道离合轨迹上呈现出不同性质与程度的文道和谐统一状态的三个节点,揭示出“唐宋派”出现的思想传统与时代背景,重点突出以理学思想为根底的兼综文理的雅正文学传统的形成。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的学术思想在时代环境下的发展历程,旨在将其文学理论置入其整体学术思想的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揭示其文学理论的学术渊源及其实践价值与不足。王慎中主要在蔡清理学的基础上,借助阳明心学诠释蔡清的重“虚”宗旨,形成兼重外部道德规范与内在超越境界的思想结构;晚年则进一步吸收佛道思想而偏向内在,形成三教圆融的思想色彩。王氏的理学思想取径是心学的,但其更重视通过对闽中理学的心学化诠释来发扬闽学传统,旨在使之摆脱训诂化的思维模式以适应时代思潮。王氏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出意法兼重的特征,能容纳失中的道德情感,深刻影响其创作实践。王氏晚年表现出超越秦汉、唐宋界限与接近“本色论”的理论倾向,但未能及时反映在创作中。唐顺之主要在其早年对庄学精神的容受基础上深化对阳明心学的体验,同时受到程朱理学及其自身实学兴趣转向的影响,最终形成混融朱、王并容纳进实务操作的理学体系,对道与器、经与心以及神明与法度的兼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想。唐氏的理论成果主要变现为理学上的“天机说”与文学上的“本色论”,但其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忽视法度的运用,其表现内容也大多是其对“心体”状态的体验描述与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并且深刻地受到早岁时文训练的牵制。归有光主要在理学上沿袭魏校理学对“心”与“敬”的重视,赞同会通朱陆而以朱子学为主,同时突出“心”的本原地位,并在心性理论的基础上重视普遍人情;在经学诠释上则还原朱熹经典诠释方法,突出“心”与“经”在本原上的同质性,在具体的经典诠释操作中表现出儒道结合的心学倾向,并且将“心”的外部发见扩充到史学领域,由此提出“通经学古”的实学主张。归氏的文学理论较为传统,但其创作实践则呈现出较为纯粹的宋文风貌,但是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心学化的诠释内涵与表现手段。茅坤在无法理解阳明后学思想时选择的思维出路是转向阳明遗着中所载的原教旨,借助“本色论”将自身定位为文学家。茅氏文学理论主要为“情至说”与“文统论”,前者进一步廓清阳明心学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但因建立在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理论上而呈现出心学思辨色彩;后者使其与“台阁体”相互隔离,与“七子派”分疆而治,遂完成将“唐宋派”建设为主流古文创作流派的使命,但也在理论传播与实践中“唐宋派”在自我消解中汇入色彩斑斓的晚明文艺思潮。最终章在前章的宏观叙述与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将“唐宋派”定位为在明中期理学思想的心学化风潮中,主动以心学化的理学思想为指导精神来维护兼综文理的雅正文风传统的,以诸多理学家为其外部理论与创作支援的,为抵抗单纯文学复古思潮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的,但是最终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家与理学家身份互相剥离的,推崇唐宋古文法度并上承秦汉古文神理的,针对“秦汉派”称名而有的古文创作流派。

张秉竹^[10]（2018）在《高中语文应用文写作的教材编排与教学现状研究 ——以人教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语文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写作具有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特点,文学性写作承载着人文性,应用性写作体现出了工具性。此二者本是“分庭抗礼,同等重要”,但是现如今在我国语文基础教育中,文学性写作独占鳌头,应用性写作却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而且学生的应用文写作能力整体比较低下。这一局面绝非“一日之疾”,也非一方导致,而是长期以来多方面原因所积的苦果。本文就是针对目前这一畸形的写作现状,探究其原因,从而找出兴盛应用写作的策略。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阐释高中阶段重视应用文写作教学的意义,同时此部分也涉及到了本论文选题的缘由。第三部分是对新课标人教版语文教材（必修和选修）应用文选文及写作练习编排现状的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教材中应用文写作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教材阅读部分中应用文的选文篇目少,类型单一,且系统性不强;其二,教材中应用文选文后的练习题注重内容分析,忽略写作练习;其三,教材中有关应用文写作教学的指导和相应的写作练习几乎是空白。第四部分以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应用文写作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包括学生卷和教师卷,分别从以下四个角度切入调查:第一,对于应用文写作,师生的认知和态度现状;第二,对于应用文写作,师生教与学的内容现状;第三,对于应用文写作,师生教与学的方法现状;第四,对应用文写作的评价现状。第五部分从明确教与学内容、改进教与学方法、丰富评价方式、优化高考作文考查形式四个方面着手,提出改善目前高中语文应用文写作教学现状的策略和方法。第六部分为结语,是对当前应用文写作实际教学现状和教材编排现状的概括,以及对本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

二、唐宋八大家的应用文理论及其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唐宋八大家的应用文理论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论曾巩古文醇厚严密、简淡明洁所蕴涵的文学美感（论文提纲范文）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韩愈书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柳宗元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高中语文应用文写作的教材编排与教学现状研究 ——以人教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唐宋八大家的应用文理论及其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金昌协文体思想研究[D]. 吴昊男. 延边大学, 2021
• [2]论曾巩古文醇厚严密、简淡明洁所蕴涵的文学美感[J]. 熊礼汇. 斯文, 2020(02)
• [3]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4]中日韩曾巩研究管窥[J]. 张剑.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0(03)
• [5]苏轼徐州时期诗、词、文用典研究[D]. 宋定坤. 中国矿业大学, 2020(11)
• [6]王安石文章接受研究[D]. 白俊怡. 郑州大学, 2020(02)
• [7]韩愈书信研究[D]. 谭科.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8]柳宗元骈文研究[D]. 唐琛.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9]宋明理学视域下的唐宋派定位研究[D]. 孙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10]高中语文应用文写作的教材编排与教学现状研究 ——以人教版为例[D]. 张秉竹. 延安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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