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河南民办教育研究院课题组,胡大白[2](2020)在《河南民办教育70年》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河南的民办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经历了艰难坎坷、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1949年5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全省没有一所民办高校。当年上半年,全省有私立中等学校35所,占全省中等学校总数131所的26.16%;在校生5584人,占在校生总人数35 286人的15.82%。下半年统计,全省有私立小学1884所,占全省小学总数14 282所的13.19%;民办幼稚园2处,占全省幼稚园总数15处的13.33%。到2019年,河南省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21 429所,在校生709.75万人,教职工59.12万人。民办教育在校生数占到全省各级各类教育在校生总数的26.51%。70年河南民办教育发展成就,超过了此前任何时代。
宋刚[3](2020)在《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文中研究说明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在党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上助推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但会上所集中讨论的经济问题和通过的文件以及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和插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成都会议提出了改革农具运动、发展军垦农场、发展地方工业等方针政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成都会议初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扩大专署部分权限的方针政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上,成都会议提出了在地方建立科研机构的方针政策和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和古典的观点,为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提出具体指导方针。这些方针政策观点有完全正确的、有不完全正确的、有的是理论上正确但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总的来看,这些方针政策观点都是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比较积极的探索,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或多或少的积极作用。有些方针政策观点直到现在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成都会议树立的经济发展高速度思想和制定了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在客观上助推了“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成都会议盲目地提出把小社合并成大社的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此外,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两种个人崇拜论,并支持“正确的个人崇拜”,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贯彻。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两个剥削阶级论,则助长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上述这些都是成都会议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造成了不良的后果,给后世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永远记取。历史地看,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是较为丰富较为积极的,但错误也不少,有些甚至还很严重。“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无论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成功的多还是失败的多,更为重要的是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扬经验,吸取教训,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历史智慧。
李国亮[4](2020)在《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遏制和最后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在反对国际绥靖主义、争取苏联及世界人民援助、推动英美加入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发展东方各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等的过程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维及中国国内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其理论内核、根系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则是其内在气质、文化土壤。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统战工作的经验、教训为其提供了实践基础。此外,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动及相互作用下,它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瓦窑堡会议召开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其思想具体表现为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到苏德战争爆发,其思想表现为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从苏德战争爆发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其思想体现为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英法在远东均有保全殖民地的意图,美日在经贸上又有密切往来,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皆采取了妥协与绥靖的态度。从批评美国孤立主义者“不应隔岸观火”、批评英国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到揭露英日东方慕尼黑阴谋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坐山观虎斗”,再到揭穿、反对日美策动的东方慕尼黑新阴谋、严密关注美日谈判进程,奉劝美国不应与日本订立任何妥协,上述一系列实践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期望各国能够同舟共济,反对以邻为壑。抗战时期,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首先,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共党内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得以树立和巩固,其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尽管这种弱化并不妨碍双方继续保持基于相同意识形态而产生的特殊关系)。其次,毛泽东也极为关注苏德战局的发展,并根据苏德战况灵活调整国共关系。抗战时期的国、共、苏、美三国四方是处在一种相互咬合的链条关系中。这一链条包含三个要素:欧战态势、日苏关系、国共关系。作用机制则为:欧战态势影响日苏关系,日苏关系又进而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关注苏德战况就是关注中共自身的生存、发展状况。再次,毛泽东在对苏联及共产国际开展的国际统战活动中突出体现了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苏德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向其提供了情报和军事等方面的援助。最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经历了由苏到美、由美到苏的转换过程,表明毛泽东抗日国际统战思想并非缺乏现实主义的逻辑。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随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形象认知实现了由帮凶到盟友的转变。皖南事变后,美国在调解国共冲突上的举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此他逐渐将国际统一战线的重心置于美国,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共七大期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反动,毛泽东的对美统战策略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刚开始的团结为主、斗争为辅转为斗争为主、团结为辅。抗战时期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揭示出中国民族解放经验对其他国家革命具有重要引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关心、支持、指导在华日本人民开展反战斗争,不仅阐述了运动的必要性、可能性、发展规律,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并大力援助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关注国际政治、军事局势乃是一种常态,他的很多决策都基于此。本文选取了三个极富代表性的案例来对此进行分析。第一,认同、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世界战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舆论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过数次论战,借此可管窥这三种声音在当时社会的横向互动、竞争。此外,本文在论证毛泽东对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的关注时,特别就中共“今年打垮德国,明年打垮日本”口号的出台、调整、废止,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的互动过程作了详细考察,揭示出了抗战时期中共决策、执行机制的复杂性。第二,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抗战时期,面对同盟国间的高层互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未沉默,其在关注、评论的同时,于决策层面也给出了相应的应对之策。第三,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本文通过考察毛泽东对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评价,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创建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原则灵活运用到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具体而言,其方法论原则可概括为: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毛泽东通过建立、驾驭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纵横捭阖、折冲尊俎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具体而言,其历史意义可概括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积累了经验、培育了人才、奠定了基础。新时代条件下,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共同诉求使得我们今天学习借鉴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成为必要。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中蕴含的外交智慧及方法论原则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也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更为当前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因此,回顾研究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把握世界前进大势提供了重要启示。
孙雪[5](2020)在《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文中指出1958年,河北省徐水县因集体化的农田水利建设创造出“徐水经验”,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试点”,更一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焦点,在环境史、革命史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安肃(徐水)县由于西部群山环抱、山土薄瘠,东南临近淀泊、地洼土碱,境内漕、瀑、萍三条河流河身狭小、源短流急,气候寒暑皆烈,降水不均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处于一种较低的水平。自然条件的有限性,水、旱、风、雹、虫等灾害的频繁发生,都影响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在灾害与战争的消耗中,徐水陷入了深刻而持续的自然与社会危机之中。全面抗战以来,徐水军民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共积极介入徐水后,处于游击区的徐水党政军民互助合作坚持生产,使张瑞合作社发展成晋察冀合作社的一面旗帜。解放战争期间,以集体化为导向的生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贫困与灾荒的历史包袱,“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选择。围绕农业生产,徐水的党政军民开展起生产救灾、互助合作,走上了“大家发财、共同富裕”的集体化道路,使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体化劳作成为可能。1957年冬—1958年春,徐水县通过全县统一规划领导,实现了水利化。经过陈正人的总结,“徐水经验”初步形成。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徐水成为领导大跃进的先进典型而受到全国瞩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徐水开展起全县范围的“劳动大协作”和“全民食堂化”,呈现出“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特征,被盛赞为共产主义性质的萌芽。伴随着毛泽东视察徐水,“徐水经验”得到质的提升与固化,其核心“三化”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人民公社”的特征而内化、泛化到全国;暴得大名的徐水则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开展起“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出现许多过火行为,遭到“冷处理”而黯淡收场。当然,“共产主义试点”的失败不足以否定徐水人民的浩大实践,对“徐水经验”的考察则有助于理解中共前三十年的集体化理想传承与变迁。
高宏[6](2020)在《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志广泛编纂,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理论和经验,本文以省级旅游志为研究对象,从编纂的角度考察了旅游志编修源流、背景和体例,对旅游志的内容、特点、价值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旅游志内容梳理的基础上回顾了当代旅游的发展变迁。当代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经四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当代旅游业白手起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挫折但徘徊前行,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之初,旅游业开始崭露头角,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被国家确定为支柱产业。为适应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不断调整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扩大旅游的空间和地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居民收入增加,旅游出行人数和旅游消费大幅度增长,旅游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旅游业资料的收集和汇编,总结旅游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反映旅游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开始编修旅游志。旅游类志书的编纂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地方志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旅游元素就是志书记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旅游类专志开始产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志书也愈来愈丰富,出现了包括山志、水志、寺庙志、湖泊志、名胜志等诸多的旅游类志书,民国时期,名胜、古迹被纳入志书定例,逐步奠定了当代旅游志的基础。当代志书编纂过程中,旅游起初是作为部分区域志的篇章之一,随着旅游发展,逐步单独成志,并成为省级志书中一个重要的分志。首轮省级旅游志各地启动时间不一,发展极不平衡,纂修部门多,既有旅游部门,也有外事部门,还有外事部门和旅游部门联动修志。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开始部署,省级旅游志的续修也开始启动,但由于首轮志书进展不一,故仅有7个省份完成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的编纂。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过程中呈现出工作体制的一致性、机构人员的趋同性、工作程序的相似性、志书编纂和旅游业发展不对称等特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根据各省旅游的实际情况和资料情况,按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拟定的相关规定,对志书结构进行设计和规划。篇目主要采用篇(编)、章、节三级,涉及旅游资源、旅游者、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经营与管理等篇章。两轮志书基本都采用了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设序言、凡例、概述、卷目等,为全书之纲。省级旅游志的文体,在遵循传统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旅游志记述内容的情况,尤其景区景点景色的记述,略微有些创新和变通。两轮志书相比较,体例结构既有继承,也有变革和发展。篇章数量有所损益;篇目分类由“静”到“动”,与时俱进,更加科学;体裁运用更加丰富和合理;文风更加精炼、简洁和实用。省级旅游志主要记述了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线路与规划、旅游类型、旅游市场、旅游服务施设、旅游管理等事象。在这些记述的内容中,展现了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和变迁:旅游活动类型更加丰富、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后起勃发、消遣性旅游幅度增大、自费旅游和自助旅游增加;旅游的时空极大拓展,客源地和目的地全球化,旅游时间更加灵活;旅游业的属性从外事接待逐步向经营接待型转变,最终形成旅游产业;旅游管理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机构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旅游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得到极大的改善;旅游功能也更加多元。省级旅游志在多方面都具有价值,不仅是记录区域旅游发展的载体,也是经济和文化史料的重要来源;在旅游开发中,是旅游宣传的重要工具和信息来源,旅游规划与开发的重要参考,旅游商品开发的重要借鉴。对于旅游文化研究、旅游史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意义重大。省级旅游志编纂成果丰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编纂组织时,存在组织机构的临设与调整、修志人员的不稳定性、内容不断调整和变化、编纂工作持续周期长等问题;在体例编排方面,篇目分类不够科学、篇目设置存在太“全”和太“简”等现象;在内容记述方面,存在遗漏、失真、地图运用不足、关联性不够等问题;在理论运用方面,对方志学理论和旅游学理论有待进一步融汇贯通。针对省级旅游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有待从资料收集、篇目设置、内容建构和理论创新四个方面进行着手,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在资料收集方面,加强微观资料、口述史料、网络资料和旧方志资料收集;在篇目的设置时,注意行业分工实际和发展、篇目标题客观简洁、篇目设置注意整体性和逻辑性;在内容建构上,凸显地域特色、彰显时代变化、突出专业性;在理论方面加强创新,尤其是加强对省级旅游志的续修理论的研究、正确处理旅游志和其他志之间的关系,力争早日构建形成旅游方志学。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指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赵娜娜[8](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立芳[9](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指出“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李贵[10](2017)在《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建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共乡村治理的基本线索可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线索的起点自然是土地改革运动,通过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践,农村社会不仅实现了土地、财富的再分配,而且每个人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都与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继土改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缺少经验,产生了许多问题。为此,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各地结合着整党整风,对合作社、人民公社进行了长期的、时断时续的整顿。在整风整社的过程中,有两种思路一直在起着作用,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技术式整顿,在不同的阶段,两者往往交替居于主导地位。1962年,随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体制的确立,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的重提,农村整风整社融入到了新的"四清"运动中,中共乡村治理的模式几乎完全为阶级斗争所取代。因此,可以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是改革开放前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乡村治理链条上的重要环节。相对于土改、"四清"的研究而言,学界对农村整风整社的关注度不高,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一运动的影响不及土改、"四清";二是整风整社持续时间长、时断时续,中央文件对此记载不甚清晰,做全国层面的系统梳理有一定难度。为此,本文以河南省开封专区为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档案资料,考察了 1958一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在专区范围内的开展过程。研究的需要,文章对开封专区合作化时期的整风整社也做了论述。合作化时期开封专区对初级农业社的整顿有1955年春、1956年春两次,对高级农业社的整顿有4次,分别在1956年春、1956年秋、1956年底至1957年初、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其主要特点是:运动主要由基层党委领导,工作队起辅助作用;强调整党、整团、整社的一致性;重视对三类社的改造。1958—1962年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大致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8月到10月,整风整社主要是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左"倾方针服务,同时对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经营管理、公共食堂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和试验。第二阶段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整风整社主要是贯彻纠"左"政策,开展针对"共产风"的清算旧账工作。第三阶段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即庐山会议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整风整社以贯彻"反右倾"为中心,先从农村党员干部整风开始,接着以社会主义教育的形式扩展到了全体农村人口中。第四阶段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整风整社主要是整肃农村干部,大致以1960年11月"十二条"的下发为界,前段以改造"三类队"和开展"三反"为主要内容,后段以开展"民主革命补课"和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第五阶段1961年4月至1962年10月,整风整社以贯彻《农业60条》为主,内容上包括调整社队规模、民主办社、小队核算、甄别平反等。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考察,本文认为:首先,开封地委对不同阶段整风整社运动的部署,基本遵循中共中央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技术式整顿交替居于主导地位。在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段,专区内下级机关往往会迎合上级,制造一些阶级斗争形势紧张的虚假材料,从而使运动有种错误放大化的效应。其次,开封专区1960年4月至1961年3月的整风整社是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理论进行的。在运动开始前,先划清"敌我",在社队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出一、二、三类,然后在所谓"敌人掌权"的三类社队重划阶级成分、成立贫下中农阶级组织,开展夺权斗争,对疑似有问题的干部采取集特训的方式处理。这些做法都延续到了"四清"运动时期。另外,"四清"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提法的雏形就是在此阶段整风整社中孕育的。因此,可以说此阶段的整风整社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最后,受"大跃进"中开封、商丘两专区合并的影响,两地干部存在竞争性的派系结构,从而使整风整社运动在开封专区的"地方化"转换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 选题依据 |
(二) 选题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三) 运动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三) 研究方法 |
四、研究材料 |
(一) 材料来源 |
(二) 材料的甄选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四) 简要评议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结语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致谢 |
附件 |
(2)河南民办教育70年(论文提纲范文)
一、原私立学校的改造与接办(1949—1952年) |
(一)从“保护维持”到“完全自办” |
(二)从“完全自办”到“全部接办” |
二、探索、试验:公社、大队、厂矿集体办学(1953—1981年) |
(一)需求与狂热(1953—1965年) |
1.“民办小学”概念的提出 |
2.教育“跃进” |
3.民办基础教育发展 |
(二)盲乱与探索(1966—1976年) |
(三)苏醒与寻觅(1977—1981年) |
(四)两种民办公助教育形式 |
1.“五七”学校 |
2.“七二一”大学 |
三、民办教育的当代形态(1982—2019年) |
(一)法律铺路,春潮涌动(1982—1993年) |
1.政策引领 |
2.发展状况 |
(二)登堂入室,天下为先(1994—1999年) |
1.政策法规推动 |
2.发展状况 |
(三)层次提升,全面发展(2000—2003年) |
1.政府导向 |
2.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和规范 |
(四)规模扩张,实力凝聚(2004—2012年) |
1.政府态度 |
2.规范管理 |
3.发展成就 |
(1)快速发展 |
(2)民办教育体系基本建立 |
(3)民办教育事业形成特色 |
(五)成熟思考,健康转型(2013—2016年) |
1.政府支持 |
2.规范管理 |
3.发展成就 |
(六)新法实施,面临机遇挑战(2017年—) |
四、结语 |
(3)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 ) 选题缘由 |
( 二 )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 研究思路 |
( 二 ) 研究方法 |
( 三 ) 创新点及不足 |
第1章 成都会议的召开 |
1.1 成都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 |
1.1.1 国内背景 |
1.1.2 国际背景 |
1.2 会议的基本情况 |
1.2.1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 |
1.2.2 会议的性质和主题 |
1.2.3 对成都会议有关问题的考证 |
第2章 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
2.1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 |
2.1.1 以农具改革运动推动农业机械化 |
2.1.2 以转业复员军人为主发展军垦(农垦)事业 |
2.1.3 以发展地方工业具体落实“两条腿走路”方针 |
2.2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 |
2.2.1 初步确立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2.2.2 以扩大专署权限的形式适当扩大地方权力 |
2.3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的探索 |
2.3.1 在地方建立科研机构 |
2.3.2 提出中国诗的出路是民歌和古典 |
2.3.3 为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提出具体指导方针 |
第3章 成都会议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
3.1 成都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积极贡献 |
3.1.1 成都会议取得的一些比较积极的探索成果 |
3.1.2 成都会议深化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方法论基础 |
3.2 成都会议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历史局限性 |
3.2.1 成都会议助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 |
3.2.2 成都会议助长了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蔓延 |
3.3 历史的评说 |
3.3.1 如何评价成都会议 |
3.3.2 如何看待成都会议探索中的成功与失误 |
3.3.3 当代启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述评 |
(一)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史料 |
(二)涉及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相关研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
第一节 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发展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二、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统战理论的继承发展 |
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智慧的借鉴吸收 |
一、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联盟”思想 |
二、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理念 |
第三节 对中国共产党国内统战工作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 |
一、对大革命时期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汲取 |
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批判总结 |
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的借鉴发挥 |
第二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演进历程 |
第一节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1935 年 12 月—1939 年 9月) |
一、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 |
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阐述 |
三、“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国际和平阵线 |
四、坚定抗战必胜信心,提出争取外援办法 |
第二节 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1939 年 9 月—1941 年 6 月) |
一、用革命的统一战线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 |
二、利用矛盾,部分突破共产国际指示 |
第三节 重建、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
一、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二、关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发展与扩大 |
第三章 反对国际绥靖主义 |
第一节 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一、委婉、私下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二、直接、公开批评英美妥协政策 |
第二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 |
一、国民党反共投降危险的国际背景 |
二、拉开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序幕 |
三、掀起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高潮 |
四、落下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帷幕 |
第三节 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一、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 |
二、反对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的缘由 |
第四节 关注、批评美日谈判 |
一、“劝告英美勿对日容忍,勿蹈张伯伦覆辙” |
二、“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 |
第四章 正确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 |
第一节 终止从属关系,实现独立自主 |
一、灵活抵制苏联、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 |
二、开展整风运动,强化独立自主政治路线 |
三、支持共产国际解散,终止双方从属关系 |
第二节 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调整国共关系 |
一、关注苏德战局,坚信苏联必胜 |
二、纠正党内悲观情绪,鼓舞全党必胜信心 |
三、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 |
第三节 坚持爱国主义,践行国际主义 |
一、坚持爱国主义,婉拒苏方不合理要求 |
二、践行国际主义,战略策应苏军 |
第四节 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与回归 |
一、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转移 |
二、苏联重拾远东影响力 |
三、国际统一战线重心的回归 |
第五章 争取、开展同美国的合作 |
第一节 对美国形象认知的转变 |
一、批评美国充当日本侵华帮凶 |
二、“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
第二节 从中外记者团到美军观察组 |
一、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 |
二、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 |
第三节 借助美国调处,促进国内政治改革 |
一、签署《延安协定草案》 |
二、“必须攻掉”美国政府的扶蒋主张 |
第四节 批评、应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
一、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容共滑向扶蒋反共 |
二、“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
第六章 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 |
第一节 重视发展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一、组织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 |
二、关心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
第二节 支持日本人民开展反战运动 |
一、阐述支持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缘由 |
二、提出争取日本士兵及宽待俘虏的办法 |
三、援助野坂参三来华开展反战工作 |
第七章 关注、参与国际政治、军事局势 |
第一节 认同、支持同盟国反法西斯世界战略 |
一、围绕反法西斯世界战略问题展开论战 |
二、关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 |
三、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阴谋 |
第二节 关注、回应同盟国高层会议 |
一、对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二、对开罗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三、对德黑兰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四、对雅尔塔会议及波茨坦会议的关注及回应 |
第三节 关注、参与联合国创建事宜 |
一、关注联合国创建事宜 |
二、“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 |
第八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方法论原则 |
第一节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
第二节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
第三节 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
第四节 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
第五节 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
第六节 两条统一战线,相互促进配合 |
第九章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
第一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意义 |
一、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谣言,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力 |
二、抑制国民党反共摩擦,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三、为中共争取到了外援,加速了抗战胜利进程 |
四、战略配合盟军作战,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程 |
五、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积累经验、培育人才、奠定基础 |
第二节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启示 |
一、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原则性指导 |
二、为新时代谋求合作共赢,促进地区和平提供启发性思考 |
三、为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提供方法论支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年谱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方法 |
(四) 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山河为患:徐水的自然环境与居民的生计选择 |
(一) 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 |
(二) 连年被灾之下的生计选择与社会关系 |
第二章 “大家发财”:集体化导向在徐水的初步形成和发展 |
(一) 抗战与灾荒中的党政军民互助合作 |
(二) 解放战争时期徐水的土改、救灾与生产 |
第三章 “铁打的江山金饭碗”:新中国成立后徐水的集体化实践 |
(一) 救荒、治贫、共富:上下互动中的集体化理想与实践 |
(二) 改土、造田、治水:1957年徐水农田水利建设的浩大实践 |
(三) 生活、劳动、战斗:1958年徐水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调整 |
第四章 从沸腾到冷却:“徐水经验”的幕后与台前 |
(一) 陈正人与“徐水经验”的初步总结 |
(二) “沸腾的徐水”:毛泽东的徐水之行 |
(三) 北戴河会议与“徐水经验”的泛化和异化 |
(四) “徐水经验”的冷处理及时人的反思 |
结论: 中共集体化理想的传承与变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概念界定 |
五、研究架构 |
第一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背景 |
第一节 当代旅游业快速发展 |
第二节 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 |
第三节 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增长 |
小结 |
第二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概要 |
第一节 旅游志编纂溯源 |
第二节 首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三节 第二轮省级旅游志编纂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编纂特点 |
小结 |
第三章 省级旅游志体例安排 |
第一节 省级旅游志结构设计 |
第二节 省级旅游志的体裁 |
第三节 省级旅游志的文体 |
第四节 两轮省级旅游志体例比较 |
小结 |
第四章 省级旅游志记述的事象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开发 |
第二节 旅游线路与规划 |
第三节 旅游类型 |
第四节 旅游市场 |
第五节 旅游服务设施 |
第六节 旅游管理 |
小结 |
第五章 旅游志中旅游业的发展变迁 |
第一节 旅游活动类型的变化 |
第二节 旅游时空的拓展 |
第三节 旅游业属性的变迁 |
第四节 旅游管理规范化和法制化 |
第五节 旅游设施的发展 |
第六节 旅游功能多元化 |
小结 |
第六章 省级旅游志的价值 |
第一节 资料价值 |
第二节 应用价值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小结 |
第七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存在的问题 |
第一节 组织工作问题 |
第二节 体例编排问题 |
第三节 内容记述问题 |
第四节 理论应用问题 |
小结 |
第八章 省级旅游志编纂优化建议 |
第一节 资料收集 |
第二节 篇目设置 |
第三节 内容建构 |
第四节 理论创新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 |
二、地方志 |
三、资料汇编 |
四、着述 |
五、期刊论文 |
六、硕博论文 |
后记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7.5 镇压反革命 |
第8章 “支前征粮”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第9章 “双减反霸”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12.1 建政特点 |
12.2 历史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一、“大跃进”运动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一、“合伙吃饭”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三、粮食大丰产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二、推广经验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一、供给制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一、出现问题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二、救助灾荒队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一、基本概况 |
二、初步整顿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三、继续“大跃进”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五、反瞒产私分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一、学习林县 |
二、整顿措施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一、保粮运动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二、中毒事件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一、艰难的维持 |
二、保人保畜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一、供给不足 |
二、分配不均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选题缘由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难点和创新点 |
五、研究方法 |
六、论文结构 |
第一章 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运动的背景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区划及地理环境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 |
第三节 合作化运动时期的整风整社 |
一、开封专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二、对初级社的整顿 |
三、对高级社的整顿 |
小结 |
第二章 1958年8月至1959年7月间的整风整社运动 |
第一节 开封专区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的实现 |
第二节 1958年8月至10月整风整社运动的发起 |
第三节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开封专区带来的困难局面 |
第四节 纠"左":第一次郑州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一、纠"左"的开端: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间的整风整社 |
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传达 |
三、整社算账 |
四、救灾和公社的体制调整 |
小结 |
第三章 "反右倾":庐山会议后的整风整社 |
第一节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 |
第二节 "反右倾":1959年11月至1960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小结 |
第四章 "以阶级斗争为纲":1960年春至1961年春的整风整社 |
第一节 "三反":1960年4月至10月间的整风整社 |
一、1960年春整风整社运动的发动 |
二、改造"三类队" |
三、"三反"整风 |
第二节 1960年10月至1961年3月间的整风整社 |
一、1960年底开封专区农村的严峻形势 |
二、"十二条"及新一轮整风整社的发动 |
三、"民主革命补课" |
四、反"五风"和退赔 |
五、对农村干部的安抚 |
小结 |
第五章 为贯彻《农业六十条》进一步整风整社 |
第一节 调研试行《农业六十条(草案)》 |
第二节 民主办社 |
第三节 小队核算 |
第四节 甄别平反 |
小结 |
结语 |
一、开封专区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特点 |
二、对农村人民公社时期整风整社运动的评价 |
三、整风整社运动的现实参考意义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河南民办教育70年[J]. 河南民办教育研究院课题组,胡大白. 黄河科技学院学报, 2020(12)
- [3]1958年成都会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D]. 宋刚. 湘潭大学, 2020(02)
- [4]毛泽东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李国亮. 湘潭大学, 2020(12)
- [5]回望“天堂”:“徐水经验”研究[D]. 孙雪. 山东大学, 2020(01)
- [6]省级旅游志编纂研究[D]. 高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9)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
- [10]河南省开封专区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研究(1958-1962)[D]. 李贵. 山东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