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江县水祖乡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

一、榕江县水族乡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陈吉,顾晓艳^[1]（2021）在《基于多点民族志的水族村落武术传承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章通过文献资料法、多点民族志等方法,对水族村落武术进行调查、研究,认为当下水族村落武术总体呈现出"化整为零"的现象:传承体系破碎、传承方式断裂、传承内容消逝,武术文化碎片化,武术传承青黄不接。水族村落武术"化整为零"的现象不仅仅是武术文化的破碎,更是蕴涵在武术文化中民族精神的解构与消逝。而水族地区村落武术"化整为零"的现象,只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武术的一个缩影。这种碎片化的现象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加以干预,抓以抢救、传承和保护。

余丽^[2]（2021）在《技术、市场与文化复合性的形成：清代以来丹江地区的族群互动》文中研究说明

肖祥莹^[3]（2020）在《大瑞村侗族处罚习惯法调查与研究》文中提出侗族同胞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形成了本地域特有的侗族文化,侗族习惯法就是其中一种。侗族习惯法,是指在一定的文化基础范围内,存在于国家法之外,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渐自然形成,在当地具有一定社会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一种内部行为规范。大瑞村位于贵州省榕江县乐里镇,地属雷公山腹地,位于都柳江流域。是榕江县侗族分布最广的地区,解放以前是整个七十二侗寨的中心村。在大瑞村,过去涉及刑事的习惯法已经被国家法所取代,至今仍有少量民事习惯法得以保留下来,逐渐演变成为村规民约,得到广大村民的认同与执行。本文以榕江县典型侗族村寨大瑞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新旧刑事、民事处罚案例及规则进行对比,分析习惯法在在不同时期与国家法的协调适用,结合地方法院探索的民族地区矛盾治理新模式产生的效果,从而引发自己对完善民族村寨治理的思考。正文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大瑞村村民在日常生产与生活中较多产生的处罚行为,通过传统习惯法处罚规则与现行村规民约相比较的形式进行分析。重点分析村寨的偷盗行为、失火行为、婚姻家庭问题、相邻关系问题以及其他几种较为常见的处罚案例,通过新旧规则对比,体现大瑞村处罚规则的逐步规范化、合法化。第二部分,阐述侗族处罚习惯法制度的变迁与传承,主要从执行组织的变迁、处罚规则在不同时期下存在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处罚习惯法的执行组织及职责的变化。主要变现为:习惯法的执行组织逐渐由村委会取代以往的寨老组织、老年协会组织、款组织成为村规民约的执行者与监督者。二是对较为典型的新旧处罚规则进行对比,分析二者在不同时期下适用的意义以及变化的原因。三是分析处罚习惯法规则产生变迁的原因,从政治渗透、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对大瑞村处罚习惯法的合理性进行价值分析,将习惯法存在的优点与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习惯法适用进行对比,分析其存在的优势及局限性。一是对传统权威组织的信仰、侗族习惯法的依赖性以及习惯法灵活的处罚程序等方面进行合理性分析。二是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评价大瑞村侗族处罚习惯法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及与国家法产生的冲突。第四部分,从立法、执法、司法等角度思考国家法与习惯法相冲突情形的协调适用。在立法上,对能维持村寨良好管理秩序的村规民约制度考虑将其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范围。在执法上,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实施过程中温和执法,尊重民族地区人情关怀。在司法上,文中列举榕江县人民法院为解决少数民族村寨而创建的“民歌法庭”“社会法庭”,在国家法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民族村寨村规民约,运用情感感化的方式进行纠纷解决。自“民歌法庭”“社会法庭”实施以来,调解率达到100%。通过列举榕江法院的典型做法,一是对完善大瑞村以及更多民族村寨“法庭模式”提供借鉴意义;二是思考进一步完善“民歌法庭”“社会法庭”的方法与途径。全文以大瑞村侗族处罚习惯法为视角,通过对典型侗族村寨调研反映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得到学术界一定的关注。也能提醒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同时,不违背国家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使少数民族习惯法规则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职能和调整作用,进而更好为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农村基层治理提供一定的价值。

笪玲^[4]（2020）在《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脱贫攻坚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贫困人口分布的新格局使得扶贫开发工作必须下沉到村、扶持到户。传统的扶贫思路缺乏对贫困社会复杂性的充分认识,破解贫困的过程中脆弱性、无力感及排斥等社会问题严重。村寨旅游扶贫过程中暴露的种种问题正在消弭扶贫成效,迫切需要重新审视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轨迹,科学分析其内生的减贫因子,探索新时期让经济增长成果精准“滴落”到贫困阶层的可持续途径。贵州村寨旅游扶贫经过40余年的发展,在探索减贫道路、培育乡村业态、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统村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全国性经验。梳理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探索村寨旅游扶贫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命题并有效激活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整合民族学、经济学、旅游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按照“背景思考—文献梳理—案例分析—实地调研—咨询交流—专题研究—重点突破”的程序,形成“理论研究—样本分析—案例田野”的研究思路。首先,分析村寨旅游扶贫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锁定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的核心命题,确定研究的主要内容、思路、技术路线,整合研究方法,明确论文创新,形成数据来源、案例选择及调研过程的依据;第二,厘清相关概念及理论,对村寨旅游扶贫的功能及特点、可行性及局限性等要素进行系统辨识,为后续研究搭建平台;第三,选择贵州这个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为典型的省份为研究对象,分析发展村寨旅游扶贫的现实选择及主要阶段;第四,依托“省级层面的整体效果-特定区域的扶贫绩效-样本村的福利感知”搭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评价体系,运用统计描述、扶贫绩效（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福利评估等要素,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果进行科学、全面的量化评估;第五,系统总结贵州村寨旅游扶贫中政府主导、国际合作、生态补偿、管护机制、文旅融合、村民主体等成功做法,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经验。辨析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乡村异化、机会萎缩、贫富差距、公地悲剧、文化消弭等现实挑战,洞悉深层次的约束缺陷;第六,以贵州传统村寨旅游扶贫模式中暴露的问题为逻辑起点,对资源、资金、技术等影响旅游扶贫的常规因子进行分析,把基层治理、产权制度、土地改革、文化资本、政策整合、产业融合等纳入分析框架,锁定“乡村治理”、“土地产权（产业发展）”、“文化增值”三个视角,分别选择典型的案例村寨,探索提升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质量的科学路径;第七,在理论研究、数据分析及案例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未来减贫的任务及特点,形成村寨旅游扶贫质量提升的战略体系、创新模式、差异化路径及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研究方法依托文献收集与综合集成有机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及统计分析法系统集成等思路。质性研究,采用多案例研究的视角,锁定深度田野调查村寨三个,通过“案内分析”及“案间较差”的程序,提高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定量研究,设计三个研究层面:（1）全省范围内的统计描述。刻画民族村寨旅游对贫困减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生态优化等方面的贡献;（2）典型区域的计量分析。选取典型样本（黔东南州）,构建村寨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对扶贫绩效进行科学评估;（3）问卷统计及分析。通过问卷跟踪及田野调查,运用重要度-满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 Analysis,IPA）分析模型进行村寨旅游扶贫的福利效应评价。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民族村寨旅游扶贫进入由单维走向多维、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由效率走向共享、由产业单一走向产业协同的重要时期,理顺乡村治理夯实减贫基础、释放资源能量推动产业发、依托地方基因推动文化振兴,是提升村寨旅游扶贫质量、实现振兴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研究获得以下结论:第一,村寨旅游扶贫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创造,这一扶贫模式在民族地区具有可行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二,村寨旅游扶贫是贵州的重要选择,是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经验;第三,将基层政府的公共性扎根于乡村社会是推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重要基础;第四,土地是重要的减贫资本,产权制度改革是实现产业融合的重要力量;第五,文化资本是内生的减贫资本,旅游是促进文化资本增值并减缓贫困的重要动力;第六,我国未来的减贫特征,决定贵州村寨旅游扶贫必须形成以巩固主体多元的减贫格局、构建资源联动的减贫体系、撬动资金整合的投资机制、落实“益贫”的制度安排、建立公平发展的产业格局及激活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源为核心质量提升战略,落实创新多元化的村寨旅游扶贫模式、探索差异化的村寨旅游扶贫路径、推动市场化的文化价值实现机制等质量提升举措。

梁倩^[5]（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方雪儿^[6]（2019）在《贵州省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为确保对贫困人口的有效支持,中国建立了有针对性的扶贫机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中国教育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由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地位、历史背景和宏观区域政策的差异,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和程度因地区而异,西部地区教育贫困问题尤为严重。贵州属于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范围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西部省份,教育扶贫现状不容乐观,目前所实行的教育精准扶贫更加侧重的是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资金上的供给,更多地是出于国家的公共利益,忽视了个体对教育发展的需求。本文首先论述了教育扶贫中相关的理论依据,即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公平理论和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与教育扶贫的内在联系;其次,梳理了贵州省教育扶贫行动背景,认为其演绎路径是由以农民培训为中心到以义务教育为中心,接着由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转向学前和高中教育,直至现今针对特殊人群和特困人群;再次,通过调查问卷、访谈观察,运用SPSS分析所得数据,得出贵州省深度贫困乡镇的政策宣传及扶贫意识、硬件配置及资金投入、师资供给及专业发展和学生学业及个人发展的状况,根据现状发现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中所存在的问题分别是教育扶贫意识较为落后、扶贫对象个人发展窒碍难行、配套硬件设施资源匮乏、人力资本供求矛盾突出和合力扶贫力量有待加强;最后,深入剖析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教育扶贫职能未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扶贫缺乏长效机制、学校教育扶贫日常管理不当、家长与教育环境的双重束缚和学生基础知识薄弱与人为关怀缺失并存,并且从政府、学校及社会多个维度,提出对了强化贵州省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的对策,分别为强化扶贫思想宣传工作,实行校际规范化管理、调整投入结构,建立专项资金精准对接、倡导机构和企业对口精准帮扶、助力本土化教师培养,提供个人精准帮扶、提升教师生活质量、优化教师个性化培训、为学生个人提供发展机会、宣扬民族自信心。

陈吉^[7]（2019）在《贵州水族传统武术研究》文中提出水族是一个以古老、勇敢、勤劳而闻名的民族。水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水族武术也是水族文化的一部分;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发现,水族传统武术的资料极少,水族人民对水族传统武术也知之甚少。从秦征百越至黔南事变,水族一直遭受着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外来侵略者的袭击,水族生活在斗争与反斗争的历史背景,为水族传统武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故此,对水族传统武术的研究和对水族传统武术的挖掘整理不仅可以丰富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的资料库,保护中华武术的多元一体,也可以通过水族武术来认识水族,了解水族文化。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水族聚居地,对水族传统武术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水族传统武术在水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贯穿水族发展的整个历史之中,为一直遭受压迫的水族保存生命的火种。水族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因素:（1）在战争中孕育,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水族传统武术,安身立命;（2）居住于西南山区,通过习练水族传统武术抵御潮湿多雨的气候环境,强身健体;（3）水族拳师将许多中原拳师的武艺融入水族武术之中,多元结合;（4）长年来,水族文化对水族传统武术的渗透和交融,本源融合。对水族传统武术当下传承村寨及传承人的统计发现:在黔南及黔东南水族聚居地共发现水族武术传承村寨5个,传承人不到30人,平均年龄大于50岁。水族传统武术的传承面临着由后继乏人到后继乏术的传承窘境。第二,水族传统武术文化主要包含传承的武艺、传承的制度和传承的精神。原本水族传统武术拥有着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但是,在田野中只整理出拳械13套、功法4套,以前传承的功法、套路十不存一,传承人数骤减,传承陷入僵局;而传承的制度大多都是在习武过程中形成约定成俗的规矩、言传身教的规范;水族传统武术的传承精神则是水族拳师身体力行展现和水族文学资料当中记载的意志和意识。第三,水族传统武术的传承模式有血缘师徒传承、业缘传承和交叉传承三种:以血缘师徒传承为主,这种模式有着极强的宗族意识,使得传承受众小,传播区域窄极少对外传承;业缘传承则是水族武术内部或者与其他武术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交叉传承是水族武术支系内部进行的一种传承模式。在田野工作中梳理出五个水族武术支系的传承谱系:达地王氏、归兰韦氏、归兰蒙氏、三洞潘氏以及松寨支系,由于时间久远和文革的影响,大部分传承谱系的梳理在文革时期中断,无法向前追溯。第四,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水族武术当下的发展总体呈现“化整为零”的现象,水族传统武术的传承青黄不接,随着老一辈拳师的逝世,水族武术的传承也出现由后继乏人至后继乏术的问题。当下水族传统武术文化呈现出传承体系破碎、传承方式分裂、传承内容丢失等一系列的现象。

王晓甜^[8]（2019）在《民族地区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研究 ——基于T校校长生活史的分析》文中提出在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近些年,民族文化教育问题不断引发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后来学者们的民族文化教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以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T校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民族学、教育学、民族教育学（教育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理论方法,从T校校长生活史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T校（2008-2018）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情况,以“他者的眼光”试图探析教师在民族文化教育中如何发挥其作用,最后对小学民族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作出思考。T校坐落在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苗族自然村寨,在浓郁的苗族文化氛围中不断发展。T校是蔡校长一手创办,从最初的小学堂蜕变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完整小学,无论是师资力量的壮大还是学生数量的增加,其中都凝聚了蔡校长辛勤的汗水和心血。生于斯长于斯的蔡校长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了学生时代,也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因此,读书梦破灭后,他对人生重新定义,决定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一切,于是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在艰难的办学途中,默默地付出和奉献。同时在教育中不断感悟,深刻认识到民族文化在小学教育中的价值,从而促使他对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进行思考。在教育的岗位上,蔡校长最大的希望是让山里的孩子们快乐而有尊严的成长。这需要让孩子们从根本上认识自己的文化、肯定自己的文化,从中找到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于是蔡校长把民族文化融入校园,通过创建校园文化环境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孩子们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快乐地学习和成长,学校逐渐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民族文化教育的过程中,蔡校长常常因为现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但民族文化教育的责任和担当,使他一直不忘初心,坚持努力实现着他的梦想。笔者作为研究者,从客位的角度对小学民族文化教育进行思考。民族文化教育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到教育目的、社会需要、政策保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促进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持续有效地健康发展,就需要从国家政府、社会及学校等层面寻找民族文化教育的源头活水。

黄渊基^[9]（2017）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文中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贫困和反贫困。贫困现象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相伴而生、相伴而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不断和贫困作斗争,不断丰裕自身物质生活、丰富自身精神世界的过程。我们看到,世界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贫困仍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中国扶贫开发成绩斐然,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但离目标还有差距,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等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实践证明,发展旅游业对反贫困作用很大,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适合开展旅游扶贫,通过旅游业发展促进脱贫攻坚。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丰富旅游扶贫理论成果,并为旅游扶贫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借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世界反贫困的时空背景和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生动实践,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进行认真思考和分析。首先,通过民族八省区面板数据建模实证分析,论证旅游业发展与居民减贫的关联;其次,总结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扶贫开发特别是旅游扶贫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选取湖南省武陵山片区部分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生命周期模型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进行评价;最后,总结国内外旅游扶贫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启示,解析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模式类型及其创新,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机制及其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关政策建议。既丰富旅游学和反贫困理论研究,也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旅游扶贫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研究表明,发展旅游业能够有效降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从整体上看,湖南省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且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发展战略定位不准,旅游设施建设不力,产品业态创新不够,资金筹措来源不广,宣传营销意识不强,管理体制机制不顺,人力资源能力不足,配套服务水平不高,贫困人口识别不准,脱贫帮扶措施不实,精准管理工作不细,扶贫腐败监管不易,贫困人口参与不畅,贫困人口受益不多等;旅游扶贫模式分类有多种角度,如旅游资源禀赋类型角度、旅游扶贫开发和帮扶主体角度、贫困人口参与及受益方式角度、旅游扶贫产业链条角度、旅游者需求角度等,未来应整合各类模式进行综合创新和系统应用;旅游扶贫的机制主要涉及动力机制、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绩效评估机制、保障机制及合作机制等,未来应进一步对各类机制进行优化整合和系统创新;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做好旅游扶贫战略规划、强化旅游扶贫设施建设、创新旅游扶贫业态产品、丰富旅游扶贫融资方式、加强旅游扶贫人才建设、实施精准旅游扶贫方略、健全贫困人口参与机制、完善贫困人口受益机制、突出旅游扶贫政治保障。

吴宗平^[10]（2017）在《阶序格局视野下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以黔东南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今许多民族传统村落正面临着“空巢化”、民居多年失修、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村落经济滞后、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落失去活力等问题。因此,探究民族传统村落的原真完整、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和谐统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民族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保护的可持续和发展的可持续两个方面。民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主要针对的是村落原住民、文化遗产、生态环境、村落的经济和社会。在阶序格局视野下,探讨民族文化旅游型、民族手工艺产业型、民族原生态文化型和乡村营造型民族传统村落可能的保护和发展的方式。立足于各类型民族传统村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阶序格局视野下探讨各自的保护和发展的路径。针对民族原生态文化型传统村落给出成立保护与管理机构、有机更新传统村落、发展绿色农业和农村淘宝的建议;针对民族手工艺产业型传统村落给予对传统建筑进行有机更新、改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民族手工艺产业化发展、绿色农业相促进的建议;针对民族文化旅游型传统村落提出保护村落建筑和自然环境、保护文化遗产、发展绿色生态种植业、发展民族村寨旅游的具体对策;针对乡村营造型传统村落建议采用改造民宿、进行绿色设计、发展绿色农业、继续完善示范性建筑、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弘扬非遗文化的方法。

二、榕江县水族乡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榕江县水族乡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多点民族志的水族村落武术传承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大瑞村侗族处罚习惯法调查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贵州省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贵州水族传统武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族地区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研究 ——基于T校校长生活史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阶序格局视野下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以黔东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榕江县水族乡社会发展现状调查与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多点民族志的水族村落武术传承调查研究[J]. 陈吉,顾晓艳.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1(03)
• [2]技术、市场与文化复合性的形成：清代以来丹江地区的族群互动[D]. 余丽.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3]大瑞村侗族处罚习惯法调查与研究[D]. 肖祥莹. 贵州民族大学, 2020(07)
• [4]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D]. 笪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2)
• [5]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
• [6]贵州省深度贫困乡镇教育扶贫问题研究[D]. 方雪儿.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7]贵州水族传统武术研究[D]. 陈吉. 贵州大学, 2019(12)
• [8]民族地区小学民族文化教育研究 ——基于T校校长生活史的分析[D]. 王晓甜.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8)
• [9]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研究[D]. 黄渊基. 湖南农业大学, 2017(05)
• [10]阶序格局视野下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 ——以黔东南为例[D]. 吴宗平. 贵州财经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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