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纸理论文章写作导论》面世(论文文献综述)
马越[1](2021)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文中研究表明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从中国古籍中挖掘、整理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打破了欧洲中心论,帮助中国人找回文化自信,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李约瑟属于热门老话题,已出版的着作有李约瑟的传记、文集,论文有考察李约瑟的生平及贡献、科学思想及治学方法、“李约瑟”难题、二战时期李约瑟援华工作情况、评论《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的价值等。但现有研究在揭示李约瑟融合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后,转向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动因仍停留在表层研究,并未探究李约瑟如何将其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逐步转化为科技史活动。若想理解李约瑟思想变化的轨迹,我们需要回看李约瑟的文本,借助书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的研究视角,将他撰写的文本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参与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理解李约瑟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了解李约瑟在冷战时期,从政治舞台走向中国科技史研究是其政治隐喻的表达。书籍史是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书籍史研究经历了费夫贺、麦肯锡、达恩顿等学者在方法论层面的改进,本文从认识论的层面博采众长,从书籍认识论视域中研究李约瑟如何塑造文本并引导其传播。本文以李约瑟为何进入科学史领域;为何关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如何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史观;SCC的编史学方法带来的研究困境、合作难题;SCC的传播影响以及为何遭到西方学者的持续批判五大问题为导线,察看SCC从李约瑟创作到读者反馈的闭合回路,了解李约瑟在作品中隐藏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对其学术追求的影响,在尊重、肯定李约瑟具体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剖析西方学者严厉地批评其推论有失严谨的论据,以及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科学史方法的进展。文本是认识作者言行的首要证据,是揭示其主观动机的客观基础,书籍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工具,能深入认识论的层面,洞察李约瑟投入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因及多元复杂性。本文通过盘查国内外李约瑟与科学史主题相关的资料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复杂的科学和政治关系促使李约瑟选择中国科技史研究,SCC既是李约瑟承担政治责任与学术关注的产物,又代表着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及编史学方法。然而,在合作者和读者看来,SCC是1930年代政治科学的产物;李约瑟“科学普世性”的观点同样遭到现代科学史家的批判,他们认为科学史研究应呈现科学知识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而非普遍性;由批评者构成的阅读圈在持续争论中推动着东亚科学史编史方法不断提升,并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SCC的编撰策略、国际合作、批判与争论的过程揭示出:SCC既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照系,也是这条路上的绊脚石,我们需要用多元的理论分析搭建中国特色科学技术史研究,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向全球化时代迈进。尽管科学史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但李约瑟的人文主义、反狭隘主义、跨文化桥梁的建立以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持续批判,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构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理解不同文明。通过本文对SCC的创作、合作、阅读三个重点环节的考查,证明科学史已成为国际政治角逐场的有力武器,是国家制定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周小渟[2](2021)在《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语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国际通用语,其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酵,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交流必然带来语言的碰撞。鸦片战争爆发后,中英语言激烈碰撞,社会动荡与大批西人的到来使晚清社会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英语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因此,晚清时期可以被看做英语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起始阶段。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教学和西学东渐,偶有涉及中英语言接触,但信息比较零散,未有针对此阶段的英语传播进行的系统分析与归纳。本研究基于对“史料”与“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借助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以晚清社会为时代背景,以路径、动因、影响及规律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总结这一阶段英语传播的状况和效果,力图建构语言传播的研究模式。具体研究问题如下:一、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路径是什么?体现了怎样的语言传播机制?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传播机制是如何产生的?最终效果如何?三、英语在中国晚清社会的传播揭示了哪些语言传播规律?对当下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有怎样的启示和借鉴?语言传播具有社会性,对某一时期某种语言传播进行研究需采用跨学科视角。本研究以库柏语言传播变量、夸克语言传播模式和语言选择主义为理论框架,建构由路径、动因、影响、规律构成的语言传播研究模型,对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进行较全面的探讨。笔者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大量与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奏折、地方志等史料汇编和当时出版的中英文报纸等)、近代着作(包括晚清时期英语传播过程中亲历者的着作及其它相关着作)以及当代论着(包括期刊论文、专着等)。以质性研究为方法,同时利用史料进行相互佐证,从中提取相关数据和信息,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发现如下:首先,受晚清时期历史背景影响,英语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主要由来华西人群体及晚清政府洋务派群体主导。其中,来华西人主要指“英美传教士群体”和“英美商人群体”。“英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英语传播活动集中在教会教育与翻译出版上,体现了传播的文化路径;而“英美商人群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引导以商务英语教学为主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创办,促使中西交往中产生了“皮钦英语”这种语言变体,显露出经济对语言传播的影响。晚清政府洋务派则通过政府支持,从政治层面推动了英语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由不同群体主导的文化、经济、政治传播路径共同构成了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机制。其次,语言传播的主体是人,人们基于生活环境刺激产生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做出语言传播行为。晚清时期英语传播的主导群体与被主导群体在当时环境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传播英语,导致以文化、经济、政治为路径的传播机制的产生。最终促使中文吸收了大量英语外来词,在促进汉语语法研究完善的同时,为民国时期外语教育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给后世带来了语言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双重影响。最后,晚清时期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下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一)英语在晚清外语传播中一家独大的局面体现了语言传播中的竞争规律;(二)晚清来华西人群体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不断进行传播路径的调整,这体现了语言传播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规律;(三)当时的英语传播对后世的影响说明了语言传播由下及上,再到由上及下的受众规律;(四)晚清时期的英语传播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经济、政治层面既平行又交互的传播规律。综上所述,晚清时期不同群体受客观环境与自身目的驱使,通过文化、经济、政治路径主导了英语在中国的传播,对后世中国的语言和社会产生了影响,并揭示了一定的语言传播规律。这就提醒我们,我国在制定汉语推广政策时应注意外语竞争和受众规律的影响,利用“路径依赖”规律,制定适用于目的国的汉语传播政策。期望该研究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语言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田慧[3](2021)在《《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的叙事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新媒介环境格局,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精英意识与单向传播路径被瓦解,纸媒作为就旧媒介代表如何存活成为新闻界的重要议题,而《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成功,为报业困境带来曙光。其中人物形象塑造是《南方周末》深度报道成功的关键要素,针对《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塑造出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笔者以叙事学理论为根基,以人物形象塑造为支点,综合《南方周末》的报道理念、受众定位、发展历程等,《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真实性与深刻性的特质,还有人物形象塑造手法借鉴小说文体的三维关系中研究分析,认为丰富的叙事策略和多元的叙事话语是《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的重要手段,虽其中大量借鉴小说文体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但基于二者文体根本属性的不一致,延伸出在叙事意图、塑造手法和互联网环境中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出现的新特征三方面明确区别二者,最终对《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塑造作出相应的反思与建设性意见。第一章首先界定“深度报道”相关概念,明确与《南方周末》二者的渊源与关系,归纳出《南方周末》深度报道具有理性精神、报道理念宏观性和始终坚持人文性三大特点,还揭示了《南方周末》深度报道成功的两大原因,一是竞争策略上的差异化,做到了紧跟时代媒介环境变化,精准定位读者群和开创全媒体的经营模式;二是做到内容为王,报社秉持优秀办报理念去选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去报道,借鉴文学的写作手法为内容加持。第二章宏观角度总结《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的整体属性。《南方周末》一贯以深度报道见长,具有与其他新闻体裁没有的特质,为其人物形象之间产生共性奠基,从而将《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共性特征归纳为真实性、平民性、复杂性和典型性。第三章以叙事学理论为根基分析《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的叙事策略。首先叙事声音中言语正面塑造和非言语隐秘构建人物形象的功能;其次抓住叙事视角中大量运用的限知视角和“反复”,深化受众对于人物形象认知;再者叙事时间上提炼出具有以倒叙为主,时距多重组合,及叙事节奏变化多端的特点,清晰交代新闻事件的同时还控制着情节发展速率,都让人物形象更富有张力。第四章具体分析塑造人物形象的话语,手法上运用意象的反复出现强调突出人物性格,词语隐喻的功能隐射指向人物情感;细节描写中细化人物的肖像、动作、语言,加之受众的联想与想象视觉再现,人物形象更鲜明与真实;词语中应用方言词通俗形象传达人物特色,旧词新用使人物形象传达更为准确凝练。第五章论述《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与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叙事区别,体裁本质属性的不同导致在叙事意图上的审美和真实诉求产生偏差;二者对人物形象塑造手法二者有侧重和争议,深度报道中倾向描写手法中肖像、动作、语言、环境等和修辞手法中比喻、拟人、排比、反复等,对心理描写和修辞的夸张、想象等借鉴具有争议性,因而不将二者混为一谈;此外紧随互联网时代,《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相对于小说中人物形象出现“可预测性”新特征,新闻中“标签化”良好运用起着快速建立与传达人物鲜明性格作用。
张挺玺[4](2021)在《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这一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1943年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诸体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发展状况,对该年段发生的若干重大文学现象进行全方位探视,分析它们的文化生成机制,评估他们的美学价值进而重估其文学史意义。论文共分为六章,前三章为上篇,后三章为下篇。上篇为文学生态上的宏观考察,重点考察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文化生态要素中分析它们对生存在此间的文学创作者的影响,进而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微观的作家生活生态来考察文本生成的内外因素。下篇为美学新变的微观探索,重点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三个区域重点作家作品进行个体分析,开掘他们作品的美学价值,凸显作品中不同以往的“异质性”和“开拓性”,注重这些作品的时代转折意义,进而从整体上来重估1943年在整个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史意义。第一章考察1943年解放区的文化生态。随着解放区根据地的建设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整体形势的掌控,从草创队伍到建设自己的文学方针,解放区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创作到服务政治主旨、从表现自我到着重意识教化功能的转折和嬗变。文学与政治的一元化格局形成,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在《讲话》思想指导下,文学生产体制更趋规范。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为“遵命”而趋向“一元”的革命性。第二章探索1943年沦陷区的文化生态。揭示日伪政权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的统治本质。不同的政治立场分野出不同的文学创作趋向。日伪的高压文化管控使沦为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不得不在“言”与“不言”中做出艰难的中华民族“文学体认”。第三章观照1943年国统区的文化生态。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导致时局纷乱。通货膨胀致使民生危难,文化审查引发文艺乱象,在艰难时局和生存危机的威逼下,人们开始正视严厉的现实,审视个人的历史选择,对民族的未来、国家形势以及个人的前途进行了深入的求索。第四章探讨在《讲话》思想指导下解放区文学实现“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实绩。重点剖析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的“喜闻乐见”与“中国气派”作品风格,并探索“新秧歌运动”和“旧剧改革”的历史意义。第五章研究沦陷区文学创作在日伪的残酷统治及其文化高压下,一方面走向乡土寻求自我身份的民族确认,一方面走向寻求生命的自适、作暂时的感官自慰和精神宽慰的两个美学向度。重点关注1943年段乡土小说创作的“时代新变”,重新评估被遗忘的乡土作家;重点剖析张爱玲、苏青等上海沦陷区作家在题材上的开拓,在文学美学上的创新;同时对小说和戏剧在此间的“异质性”跨越给与充分的关照。第六章探求国统区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诸体取得的斐然成绩。不仅关注文坛宿将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等在四十年代(尤其在1943年)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却又各有特色的创作转型,而且关注他们和新锐作家形成的多元探索的文学现象。特别对此间做出美学突越的路翎、徐訏、冯至、吴祖光、穆旦、沈从文等作家给与个体关照,籍此烛照1943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高点。本文在对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文学现象研究的基础上,客观透视三个不同“文化生态区域”的文学活动,揭示各自区域内作家作品的不同的文学面向和美学风格。虽然各个区域内作家创作题材不同,但他们在1943年的文学发展流变中具有同质意义。即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一年对文学发展历史上那种雅俗对峙、互不交通的单线趋向给予了校正和超越,实现了文学发展从“雅俗并立”到“超越雅俗”,从“新旧不容”到“相得益彰”的历史性飞跃。通观1943年如此恢弘的文学创建,我们发现,1943年是新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倡导者所提倡的“白话文”文学革命,只有到了1943年诸位作家的笔下,才真正实现。总而言之,本论文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兼收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具体而微研究1943年的文学现象,努力挖掘这个“特别年段”文学创作的“特别现象”,重估并凸显1943年在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中的价值和地位。
胡贝克[5](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沈思芹[6](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洪涛[7](2020)在《《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文中提出《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是韩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中最主要的核心内容。要想充分理解韩国《资本论》的翻译与传播发展,就离不开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总体把握。介于此,本文对韩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状,首次提出了三大阶段的区划分期: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期至30年代中期日本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为止的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而作为本文主题内容的《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与传播发展,依次放在上述韩国马克思主义三大阶段分期的历史背景之中。到目前为止,韩国翻译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的《资本论》共有七种:首尔版、理论与实践版、白衣版、比峰版、道路版、工社研版和Raum版。第一章概述了全文的前提背景,主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韩国的传入及其相关的翻译情况。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正式开始传入韩国是在20世纪初期,到1919年汉城爆发三一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当时韩国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主流。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最早翻译的两部马克思经济学着作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原着翻译史上的起点,而《雇佣劳动与资本》是在当时条件下替代《资本论》一书的最好途径。第二章,首先是20世纪40年代新闻报纸中有关七则《资本论》的原始资料——在韩国理论界都不太清楚首尔版《资本论》的翻译与出版的情况下,掌握第一手资料成为研究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首要问题。其次,对首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解放时局时期韩文版《资本论》原书的去向和遗存情况给出一个由来说明。再次,我们依据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其它各种相关信息,对韩国第一个正式出版的《资本论》做了一个历史的还原,从而填补了首尔版《资本论》在版本学、文献学与理论研究上的空白,并修正了韩国学者在《资本论》出版问题上的错误推论。最后,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资本论》在韩国的状况做一个必要的梳理前提下,通过说明这段时期韩国出现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等现象,分析了韩国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近三十年沉寂时期的状况。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比较的是目前韩国国内通行的金秀行的“比峰版”和姜信俊的“道路版”、以及两个人各自的学术研究情况。首先,通过段落句子的举例和概念统计,比较了《资本论》“序、跋”和“第一章、商品”中两个《资本论》韩文版的翻译情况。再次,金秀行危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及其内部矛盾中寻找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以这一矛盾性趋向的展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契机和状况来说明这个原因。此外,金秀行在《资本论》翻译中的货币度量本土化,是世界各国翻译的《资本论》版本中唯一采用的一种方式。最后,姜信俊提出了以马克思实现变革的三重要素来重建《资本论》解决方案的总体性结构,而对于两个马克思论战出发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焦点不在于理念目标,而在于达到目标的策略手段。本文首次把当代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划分为:受苏联哲学教科书影响的“正统期”、苏联解体后失去理念目标的“徘徊期”、和朝鲜半岛《南北共同宣言》为契机的“开放期”。由此,在第四章,阐述了韩国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复兴和《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现状与新动态。1980年代“正统期”的左翼进步阵营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展开的三次大争论,是韩国左翼知识分子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最早的有益尝试。之后1990年代“徘徊期”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转向,虽然是韩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一种倒退,但是从根源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探索的层面上依然具有肯定性的积极意义。而从2000年代开始,韩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文献翻译、学术阵地、研究队伍、经典翻译、学科建设、以及实践运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其中,“中韩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作为中韩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高端对话平台,为促进中韩两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交流与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韩隽[8](2020)在《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当代的非虚构写作“现象级”躁动始自2010年。先是由文学界《人民文学》杂志发起,随后成为多学科响应以及社会与技术“双轮驱动”互动共构的特有景观,这使得“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非虚构写作概念无论是边界和路径都有了明显改变,十年之间,非虚构写作被裹挟着成为互联网时代原生内容产品,已经具备了特有的“写作姿态”和“文体形态”,成为典型的“实践文本”,形成了跨界“文学共同体”。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具备多元化价值的核心概念。目前已经面临新媒体场域天然带来的“大众化”与“商品化”问题、隐忧和焦虑。论文开始在对“非虚构写作”核心概念做了界定、对其研究文献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并明确了研究方向。本文论文采用文学观察和史性阐释方法,立足国际不同社会脉络语境,期求对非虚构写作的命题发端、历史源流、文体特征、叙事规范、价值追求做基于写作现状考察之上的本体理论研究。正文分为五章。第二章对当前文学和新闻两域的发展景观和作品展开定量研究,并明晰其内在特征和精神内核。第三章与第四章梳理了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发展进路和文体特征,重点勾勒了从古至今的中国纪实文化精神,以及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尤其延安时期的写作经验对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影响;同时阐释了此间中西非虚构文体、体裁形成以及个性结构细微异同。第五章是带有方法论特质的非虚构叙事论,总结了非虚构写作的共识、观念、范式、文本阅读契约、内在原则、经验、技巧和伦理边界,力求为非虚构写作提供内容生产规范,同时还论述了非虚构影像等样态作为新型非虚构文本接续叙事创新,以及随着疫情语境进入公众视域的非虚构灾难叙事表达。第六章对非虚构美学内涵、非虚构后现代特性、非虚构跨界价值做了系统性概括,将“人文”和“理想”作为非虚构写作的根本性价值追求。余论是论文小结也试图唤起讨论:非虚构写作已然成为作为文学新思潮要以理论规范防止虚妄狂欢;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提升深度同时能够更快捕捉鲜活现实生活,同时回应了非虚构写作强调的“真实”与“现实”意涵和相关伦理问题。论文总体基于对当代国内非虚构写作概貌的观察与总结,力图推进确立非虚构写作范式,探究写作方法,将非虚构写作本体理论研究系统化、深入化、学理化。
刘尹[9](2020)在《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作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海顿所处时代究竟对其音乐创作产生何种影响?海顿的音乐在不同身份下产生了何种变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海顿的社会身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同时代作曲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造成这种社会身份转变的最根本最深层次原因为何?本论文旨在研究海顿社会身份,全文围绕海顿两个身份:规定性社会身份及自致性社会身份展开,分别论述海顿双重社会身份在其音乐、职业中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身份仅仅作为影响作曲家风格创作的一个因素存在,对整体风格产生一定修饰作用。质言之,本文试图阐明海顿两种身份对其音乐创作的影响,其次阐明海顿身份转变的社会缘由。本论文绪论部分对所选择论题从研究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就此论题展开的相关研究的已有成果作出评价。随后的章节基于分总的逻辑展开,第一章对文内出现的三个主要概念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海顿的规定性社会身份扮演,聚焦于海顿作为乐正的职业身份,从雇主的要求与迎合雇主两个方面展现海顿这一身份下的音乐创作;第三章为海顿的自致性社会身份的扮演,此段将抽象的自致性社会身份分为三个角色:作为乐正时的自致表现及商人、贵族身份,笔者分别选取了与之对应的三个阶段音乐创作进行论述:代表自主创作的《告别》、迎合公众创作的“伦敦风格”及象征个人意识表达的《创世纪》;第四章从宏观整体对海顿所处的古典时代进行审思,剖析海顿身份转变所反映的较为典型的时代缘由以及通过与莫扎特、贝多芬的对比阐述其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非典型缘由。
孟翊洁[10](2020)在《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历史学经历了转型。在新的史学语境下,记忆在历史话语体系中受到很大关注,记忆本身以及有关各种历史事件和经历的记忆,成为学界的研究对象,由此出现了“记忆的繁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叙事、创伤、集体记忆、个体记忆等概念相互交织。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大屠杀的研究对于推动记忆在历史话语中的发展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大屠杀记忆作为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是考察历史编纂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视域下记忆话语的兴起、现状及走向的绝佳视角。本文旨在透过对纳粹大屠杀记忆在史学视域下的历史流变、时代特性、叙事突破及理论反思,揭示大屠杀记忆研究对于历史学在理论发展和叙事实践方面的启示与价值。本文按照首先分别考察一般意义上与历史学相关的记忆研究和已成熟的纳粹大屠杀研究,再以二者之间理论上的关联与相互渗透作为反思的切入点进行,并依照此思路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对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总体考察,并按以下三步进行。第一步考察历史学的当代转型,重点梳理后现代思潮挑战下历史学在研究旨趣、观念和方法上的变化,及其与记忆研究兴起的关系。第二步是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再梳理。整个20世纪,在记忆兴起之前及之后的语境下,历史学对历史与记忆关系的研究旨趣也经历了从强调区分对立到更关注二者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历史与记忆在方向和目的两个方面的共同指向是大屠杀记忆史学考察的重要基础,笔者还就此作了重点梳理和分析。第三步笔者提出,20世纪历史话语体系对记忆的关注中,大屠杀是焦点事件,大屠杀记忆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与创伤记忆这两重属性,然后分别对集体记忆、创伤记忆作了概念梳理,进而对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进行了进一步界定和分析。其次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和特性的分阶段考察。笔者分别以1961年艾希曼审判和1986年德国“历史学家之争”为节点,将20世纪下半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演进分为战后初期、“黄金时代”和后大屠杀时代三个阶段,以此对时代变化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背景、关键事件、社会氛围及学术观念等方面展现的特性进行总结。为了区分不同主体的立场,每一阶段的考察都以德国和犹太世界为不同阵地进行。总体来说,战后初期以沉默与外属化为特征,“黄金时代”以神圣化与道德化为特征,后大屠杀时代则以历史化与多元化为特征,呈现出较鲜明的阶段特性。随后,本文以后大屠杀时代为背景,重点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屠杀记忆走向多元化和私有化的背景及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语境下,大屠杀记忆在历史表现上的困境与理论突破。笔者以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召开的探究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极限的学术会议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参会并在之后进一步就此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海登·怀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三位史家。他们各自的理论阐述和相互交锋,分别涉及大屠杀在历史表现问题上与文学理论、史学实践、创伤理论的交融。本文基于三位史家的不同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记忆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效应。最后,笔者就大屠杀记忆在当下史学理论领域中引发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极限事件,难以对其作出充分准确的历史解释,已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笔者梳理和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纳粹主义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认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反犹主义是大屠杀发生的思想根源。同时,西方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反映了其冷战式思维惯性,这也是过往在西方学界未被真正重视但值得批判和警惕的方面。同时,笔者也对大屠杀记忆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进行了反思。首先通过选取时间性与历史性为例,揭示大屠杀记忆的各种因素在当前及未来的历史书写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道德张力问题。之后,利用玛格利特的理论模型对大屠杀记忆道德属性的复杂性进行反思。最后,通过批判二元对立式的理论惯习,尝试提出一种理论假设,即以道德性为核心的“魔方式”多面体来考察和定位大屠杀中各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此外,本文还以“记忆、正义与纪念”为主题进行了延伸性思考。笔者结合当前西方记忆研究的前沿关注点,对与记忆相关的历史正义、纪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思考,旨在强调职业历史学应注重大屠杀记忆的复杂性,并以更清醒的视角、更开放的态度为保持记忆的理论活力和社会功能而持续进行有价值的探索。
二、《报纸理论文章写作导论》面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报纸理论文章写作导论》面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0.2 学术史回顾 |
0.2.1 书籍史的学术发展脉络 |
0.2.2 书籍史在中国的研究状况 |
0.2.3 科学史与书籍史的有益互动 |
0.2.4 国内外对李约瑟及其着述的研究概况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0.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李约瑟的“文本实践” |
1.1 李约瑟的文本和知识的形成 |
1.2 李约瑟的文字生涯 |
1.2.1 追踪生物化学前沿问题,关注学科史学研究 |
1.2.2 密切关注基督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 |
1.2.3 反思科学目的,为社会主义发声 |
1.2.4 初探科学史研究(1950-1960) |
1.2.5 深耕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1962-1988)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多重身份的李约瑟 |
2.1 两个英格兰,两个李约瑟 |
2.1.1 早期教育与实践活动 |
2.1.2 社会主义信念的萌芽 |
2.2 怀疑论者的转变 |
2.2.1 世界观的社会化过程 |
2.2.2 193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科学家运动 |
2.3 中国,科学主义的解药 |
2.3.1 赴华前的工作准备 |
2.3.2 援华工作情况 |
2.4 “圣保罗”的皈依 |
2.4.1 政治活动的“一朵乌云” |
2.4.2 李约瑟与剑桥科学史系的交往 |
2.4.3 从政治走向科技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不变的SCC事业与变化的科学史研究 |
3.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与SCC编史学方法 |
3.1.1 李约瑟的科学史观 |
3.1.2 SCC的编史学方法 |
3.1.3 SCC编撰特色 |
3.2 SCC的机遇与挑战 |
3.2.1 冷战氛围中SCC的面世 |
3.2.2 两种文化的对立与SCC的回应 |
3.2.3 李约瑟回应“对抗文化”运动 |
3.2.4 SCC事业的扩张 |
3.3 全球化背景下SCC的研究困境 |
3.3.1 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史的互动 |
3.3.2 科学、技术和社会领域活动的繁荣 |
3.3.3 李约瑟角色的转变 |
3.3.4 无法回答的“李约瑟难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合与分:各自为阵的合作者卷册 |
4.1 李约瑟的协助小组 |
4.1.1 王铃:理想的协助者 |
4.1.2 鲁桂珍:及时的救援者 |
4.2 SCC合作者的平衡术 |
4.2.1 何丙郁的外交援助 |
4.2.2 席文的学术补充 |
4.2.3 中国学者的鼎力相助 |
4.3 各自为阵:SCC的合作难题 |
4.3.1 白馥兰的人类学视角 |
4.3.2 “道家的散漫与惊喜” |
4.3.3 “多头马拉车”的总结卷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李约瑟范式”的终结与“后李约瑟”时代的降临 |
5.1 对李约瑟思想体系的评价 |
5.1.1 30 年代学术、政治一体化的反思 |
5.1.2 50、60 年代“正统史学派”的科学史研究 |
5.1.3 70、80 年代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 |
5.1.4 对“李约瑟难题”的争论 |
5.2 对SCC使用的方法论的批判 |
5.2.1 跨文化比较法 |
5.2.2 知识传播的标准与技术分析 |
5.2.3 SCC编史方法再思考 |
5.3 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新大局 |
5.3.1 SCC编史方法的重生 |
5.3.2 东亚科学史的本土化研究转向 |
本章小结 |
结论 |
1.书籍认识论是全方位透彻解析李约瑟的最适宜进路 |
2.科学家运动为李约瑟撰写SCC提供了原始动力 |
3.李约瑟与合作者的分歧源于学术与政治的深度关联 |
4.学者批判“李约瑟范式”源于否定其科学史观 |
5.文化共同体观念体现了李约瑟遗产的战略价值 |
6.科学史升级为东亚国家软实力竞争的博弈领域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论文结构 |
1.研究问题 |
2.论文结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
1.研究方法 |
2.理论基础与认识依据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研究回顾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1.英语传播 |
2.晚清时期 |
3.晚清时期传教士 |
第二节 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1.国外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2.国内英语传播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晚清以前英语传播回顾 |
第四节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研究 |
1.晚清社会传教士的相关研究 |
2.晚清社会翻译情况的相关研究 |
3.晚清社会近代化教育的相关研究 |
第三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路径 |
第一节 传播的文化背景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传教士 |
第三节 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1.前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2.后期教会学校与英语传播 |
第四节 翻译出版与英语传播 |
1.翻译机构与英语传播 |
2.报刊出版与英语传播 |
第五节 传教士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文化特征 |
1.双向语言文化传播 |
2.群体性书面语传播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经济路径 |
第一节 传播的经济背景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来华英美商人 |
第三节 民间英语培训机构与英语人才培养 |
第四节 “皮钦”英语与英语传播 |
第五节 英美商人主导的英语传播的经济特征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政治路径 |
第一节 传播的政治背景 |
第二节 传播主体:晚清政府洋务派 |
第三节 近代化教育与英语传播 |
1.三类新式学校与英语传播 |
2.官派留美与英语传播 |
第四节 翻译活动与英语传播 |
1.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学传播 |
2.京师同文馆翻译活动与译员培养 |
第五节 洋务派主导的英语传播的政治特征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晚清社会英语传播规律及其影响 |
第一节 外来语言传播竞争激烈 |
1.其他外语的传播情况 |
2.影响外语竞争的因素 |
第二节 路径依赖及其体现 |
1.路径依赖及其内涵 |
2.英语传播路径依赖 |
第三节 英语传播中人的因素 |
1.晚清来华西方人 |
2.晚清政府洋务派 |
3.个体被动传播者 |
第四节 传播受众:底层-精英-群众的传播模式 |
第五节 文化、经济、政治层面的平行交互传播 |
第六节 英语在中国传播带来的影响 |
1.对汉语的影响 |
2.对社会的影响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传播的局限及启示 |
第一节 主导性局限及表现 |
1.来华西人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2.洋务派们主导的传播的局限性 |
第二节 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
1.应对传播中的竞争现象 |
2.注重主导者的路径依赖 |
3.尊重受众传播相关规律 |
4.结合“场论”防范预警 |
第三节 对外语政策与规划的启示 |
1.应对英语的语言霸权 |
2.提高中华文化自信心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总结 |
第一节 结论与贡献 |
第二节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的叙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一)研究理论:叙事学、新闻叙事学、深度报道相关发展 |
(二)研究对象:《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研究综述 |
(三)研究成果:叙事学下《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人物形象塑造 |
三、课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
(一)本文的研究内容 |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 |
(三)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 |
一、《南方周末》与“深度报道” |
二、《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特点 |
(一)坚持贯彻理性精神 |
(二)报道理念的宏观性 |
(三)人文关怀依旧 |
二、《南方周末》深度报道成功的原因 |
(一)差异化的竞争策略 |
(二)重塑内容力 |
第二章 《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人物形象特征归纳 |
一、人物存在的真实性 |
二、人物身份的平民性 |
三、人物形象的复杂性 |
四、人物形象的典型性 |
第三章 《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人物形象的叙事策略 |
一、叙述声音在人物形象上言语与非言语形式 |
(一)言语形式的正面塑造 |
(二)非言语形式的隐秘构建 |
二、建构意义指向,人物形象不断深化 |
(一)文本的反复,聚焦人物特质 |
(二)限知视角的聚焦,“镜子式”的反映人物 |
三、倒序为主,时距多重组合 |
四、富于变化的叙事节奏,赋予人物张力 |
第四章 《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人物形象的话语分析 |
一、意象化的手法,深化人物形象 |
(一)意象与叙事母题 |
(二)意象的反复 |
(三)词语的隐喻 |
二、视觉上的场景化 |
(一)人物身体特征的独一无二性 |
(二)人物行为动作外显人物性格 |
(三)独白与对话形式的直接引语 |
三、词语上的创新与变异 |
(一)方言词语的创新 |
(二)旧词新用的变异 |
第五章 《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与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叙事区别 |
一、叙事意图中真实与审美的诉求 |
(一)人物形象在深度报道与小说中真实性 |
(二)人物形象在深度报道与小说中审美性 |
二、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倾向与争议 |
(一)深度报道借鉴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倾向性 |
(二)深度报道借鉴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的争议性 |
三、互联网时代中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新特征 |
(一)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可预测性” |
(二)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标签化”的应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理论视野 |
一、为什么选择1943年 |
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视野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现状 |
一、断代史和区域文学研究 |
二、20 世纪40 年代文学史研究 |
三、“1943 年文学”研究的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上篇 文学生态:政治割据下的三区并存 |
第一章 解放区的政治治理与文化领导 |
第一节 解放区社会的政经“一元化” |
一、经济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
二、军事威协下的政治治理 |
第二节 《讲话》规范下的“文学遵命” |
一、《讲话》带来的文艺新思想 |
(一)《讲话》思想的政治阐释 |
(二)解放区文艺的管理制度 |
(三)《讲话》影响下的创作转向 |
二、《讲话》开辟的文学新局面 |
小结 |
第二章 沦陷区的异族压迫与文学万象 |
第一节 日伪的政治奴役与文化殖民 |
一、日伪的政治奴役 |
(一)经济“统制化” |
(二)政治社会化 |
(三)新国民运动 |
二、汪伪的文化殖民 |
(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
(二)思想文化的强化管制 |
第二节 异族入侵下的自我言说与文坛万象 |
一、沦陷区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
二、商业期刊与演出支撑的沦陷区文学 |
(一)商业期刊提供的言说平台 |
(二)《万象》与进步文人的文学坚守 |
(三)商业演出与市民戏剧 |
小结 |
第三章 国统区的纷繁乱象与文坛百态 |
第一节 腐败政治激化的社会矛盾 |
一、国民党的腐败统治 |
(一)日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
(二)专制独裁的政治治理 |
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管制 |
(一)加强引导的文艺政策 |
(二)逐步收紧的审查管制 |
第二节 艰难时局下的文坛百态 |
一、文人的坚守与阵地的对恃 |
(一)窘迫生活下的文人坚守 |
(二)期刊阵地的国共对恃 |
二、国统区冲突缠绕下的文学现象 |
(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
(二)以期刊为依托的文学团体 |
(三)“借古讽今”历史剧的兴盛 |
(四)乱世中各类文学探索的杂陈 |
小结 |
下篇 美学新变:多元向度中的美学突越 |
第四章 解放区文学的新形式与新体裁 |
第一节 以“评书体”为代表的小说新变 |
一、赵树理:“评书体”小说的开创者 |
二、“山药蛋派”作家的集体绽放 |
第二节 诗歌散文的“合势应时” |
一、“歌诗体”的复兴 |
二、报告文学的“应时”效应 |
第三节 旧剧革新的历史召唤 |
一、平剧(京剧)改革 |
二、秦腔改革 |
第四节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和影响 |
一、《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开山之作 |
二、《周子山》:走向新歌剧 |
小结 |
第五章 沦陷区文学的家国情怀与个人书写 |
第一节 小说:“言”与“不言”中的生命诉说 |
一、市民小说的“生命自适” |
(一)张爱玲:世俗生活的俗中见雅 |
(二)苏青:女性经验的坦率表达 |
(三)“获奖作品”的个体书写 |
二、乡土小说的“家国情怀” |
(一)雷妍:《良田》里的故土坚守 |
(二)其他作者的乡土小说 |
第二节 戏剧:“演”与“不演”中的现实博弈 |
一、秦瘦鸥:因《秋海棠》带出的家国隐喻 |
二、黄佐临和费穆:用“笑”与“哭”实现情感宣泄 |
三、杨绛:以“喜剧双璧”洞彻市民社会 |
四、陈绵:于黑暗中等候光明 |
第三节 诗歌散文中个体生命的突围与反思 |
一、南星:“庭院”中的生命突围 |
二、周作人:焦虑的文化反思 |
三、俞平伯:《独语》中的自我解脱 |
小结 |
第六章 国统区文学的众声喧哗与纵深推进 |
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转型与创新 |
一、成熟作家的创作转型 |
(一)茅盾:回归古典传统 |
(二)巴金:潜入庸常人生 |
(三)老舍:直面血泪现实 |
(四)沈从文:穿越牧歌回落染污世俗 |
(五)张恨水:从鸳蝴言情到辛辣现实 |
二、小说文体的创新探索 |
(一)徐訏:间谍传奇框架下的哲理思考 |
(二)路翎:以“主观战斗精神”张扬生命蛮性力量 |
第二节 话剧舞台上历史与现实的独特呈现 |
一、郭沫若:用历史影射现实 |
二.曹禺:直截反映当下的“急就篇”尝试 |
三、吴祖光:叩问人性的诗意廻响 |
第三节 “跨界文体”的惊艳亮相 |
一、冯至:诗化与散文化的小说精品 |
二、穆旦:杂糅多种手法自成一家的哲理长诗创制者 |
三、沈从文:新体散文的尝试开拓人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小结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小结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小结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小结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缘由 |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三、研究方法与体例 |
第1章 殖民时期《资本论》的考察及其相关翻译 |
1.1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 |
1.1.1 1920 年代殖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翻译 |
1.1.2 《资本论》在韩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局限性 |
1.2 马克思经济学着作的早期翻译 |
1.2.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与唯物史观 |
1.2.2 《赁金劳动与资本》与日本要素 |
第2章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的考证及其后续 |
2.1 解放时局时期《资本论》韩文第一版的考证 |
2.1.1 七则关于《资本论》出版的信息:国家中央图书馆 |
2.1.2 寻找解放时局时期的《资本论》:首尔大学图书馆 |
2.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其沉寂 |
2.2.1 1940 年代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复兴及《资本论》韩文版的还原 |
2.2.2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资本论》及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沉寂 |
第3章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比照及其评述 |
3.1 两种《资本论》韩文翻译的文本对照 |
3.1.1 《资本论》“序、跋”的语句翻译比较 |
3.1.2 《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概念翻译对照 |
本节小结 |
3.2 对金秀行与姜信俊的学术评述 |
3.2.1 金秀行的《资本论》大众化与经济危机理论 |
3.2.2 姜信俊对《资本》的再建构与工联运动研究 |
本节小结 |
第4章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韩国马克思主义新动态 |
4.1 韩国《资本论》现状及其新动态 |
4.1.1 三卷本《资本论》的出现 |
4.1.2 《资本论》翻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 |
本节小结 |
4.2 韩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复兴及其新动态 |
4.2.1 1980 年代“正统期”与马克思主义大讨论 |
4.2.2 1990 年代“徘徊期”与韩国的进步阵营 |
4.2.3 2000 年代“开放期”与韩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动态 |
本节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一、作者简介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8)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中心术语释义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问题与总体构想 |
1.3.1 总体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问题和内容构想 |
1.4 文献探讨及启示 |
1.4.1 非虚构写作的中国范式和基本问题 |
1.4.2 非虚构写作对新闻业的影响 |
1.4.3 文献启示 |
1.5 研究可能达到的创新 |
第二章 发端与现状:非虚构写作理论溯源与精神特质 |
2.1 非虚构写作的命题发端与学理溯源 |
2.1.1 “非虚构”写作命题发端 |
2.1.2 文学转向背后的社会历史逻辑 |
2.2 2010-2020当代中国非虚构作品整体景观 |
2.2.1 文学、新闻两域的中国非虚构写作现状 |
2.2.2 当下非虚构作品的题材和叙事特征 |
2.3 非虚构写作时代价值与精神特质 |
2.3.1 创作方法论视角下的非虚构写作价值 |
2.3.2 为文学介入现实提供了“大地张力” |
2.3.3 为文学融合创新提供了新范式 |
第三章 源流:非虚构写作的中国进路 |
3.1 中国纪实文体的历史传承 |
3.1.1 中国古代纪实精神源头 |
3.1.2 民国时期的文学启蒙 |
3.2 延安时期“非虚构”写作实践 |
3.2.1 《红军长征记》征文活动 |
3.2.2 《解放日报》刊登的纪实作品 |
3.2.3 延安时期中外名记者纪实巨作 |
3.2.4 中国“一日体”的诞生 |
3.2.5 延安文艺座谈会:文学的人民化 |
3.2.6 延安时期群众写作:历史的动机与功能 |
3.3 文学革新与新闻改革呼唤“非虚构” |
3.3.1 非虚构体裁在中国的渗透和延伸 |
3.3.2 非虚构写作与文学的“及物”呼唤 |
3.3.3 时代呼唤新闻文体创新 |
3.3.4 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成为催化剂 |
第四章 文体:非虚构写作体裁细辩 |
4.1 文学类非虚构写作 |
4.1.1 报告文学的文体流变与非虚构属性 |
4.1.2 纪实文学与纪实影像中的非虚构特征 |
4.2 历史类非虚构写作 |
4.2.1 事件类题材更突出史料功力 |
4.2.2 人物类题材凸显呈现历史价值 |
4.3 新闻类非虚构写作:新闻特稿 |
4.3.1 中美语境下特稿写作不同表现 |
4.3.2 新闻特稿记录新闻人的思想深度 |
第五章 叙事:非虚构写作观念与规范形成 |
5.1 非虚构写作的作业规范 |
5.1.1 写作范式:作为“第四文体”的非虚构写作 |
5.1.2 调查方式:关于采访和田野调查 |
5.1.3 行动介入:一种改变行为的叙事语言 |
5.1.4 深描:对调查和介入的处理 |
5.1.5 道德规范:创作行为的边界 |
5.2 非虚构写作中的故事叙述——基于意义的构思 |
5.2.1 主题先于素材还是生成于素材 |
5.2.2 人称:作者与“我”的关系梳理 |
5.2.3 合理想象的边界与度 |
5.2.4 关于修辞:非虚构与隐喻 |
5.3 叙事视角:追求“真实”和“真相”的功能观 |
5.3.1 何谓“真实”?不同文体的功能观分析 |
5.3.2 非虚构写作的创作视角:素材真实与本质真实 |
5.3.3 非虚构写作的“真相基因”:文体诞生于追求真相 |
5.3.4 中国为什么需要非虚构写作?为追求真相的“拿来主义” |
5.3.5 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是为了营造“真实感” |
5.4 非虚构写作的叙事风格与作品表达 |
5.4.1 柔性的品格和刚性的人文关怀 |
5.4.2 主观叙事:感受就是在场的证明 |
5.4.3 克制化表达:与历史对话 |
5.4.4 知识、理性的智慧介入:乡村叙事 |
5.4.5 网络爆款:“沉默螺旋”的狂欢 |
5.4.6 融合叙事:顺应时代的技术语言 |
5.5 灾难写作视域下的非虚构表达 |
5.5.1 理性与作品的超真实 |
5.5.2 仿真幻觉与灾难戏仿 |
5.5.3 非虚构作品中的命运书写 |
第六章 人文与理想:非虚构写作文化与审美价值 |
6.1 非虚构写作的主体性要素 |
6.1.1 思想性:非虚构写作的主体性硬核 |
6.1.2 在场性:非虚构写作的主体性要义 |
6.1.3 审美性:非虚构写作的主体性诉求 |
6.2 非虚构写作的“后现代”特质 |
6.2.1 反传统表征:“不确定性”传承 |
6.2.2 多元文化成为内在特质 |
6.2.3 消解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 |
6.2.4 “一种崭新的平面而无深度的感觉” |
6.3 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和新闻理想 |
6.3.1 反“虚假”而非反“虚构” |
6.3.2 文学新闻化与新闻文学化 |
6.4 非虚构写作文体跨界和审美追求 |
6.4.1 “跨文体”“跨文艺”“跨文化” |
6.4.2 人类学视野:非虚构基于田野调查 |
6.4.3 社会学视野:非虚构是社会脉络叙事 |
6.4.4 反思文学创作与批评,推动现实主义新浪潮 |
6.4.5 由精英到大众,独辟丰富“文化场域” |
余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2010-2020国内非虚构写作主要作家作品辑要 |
附录二 :非虚构写作平台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作者简介 |
(9)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18世纪音乐社会研究 |
(一)维也纳音乐生活 |
(二)英国音乐生活 |
(三)18世纪其他地区音乐与社会概况 |
(四)指挥与乐队发展研究 |
二、作曲家社会身份宏观研究 |
三、音乐社会学研究 |
四、与本文相关的海顿研究 |
(一)传记研究 |
(二)海顿社交研究 |
(三)与海顿有关的音乐研究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解析 |
第一节 社会身份 |
第二节 赞助人(赞助制度) |
第三节 商业制 |
第二章 海顿规定性社会身份的扮演 |
第一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的职业表现 |
一、埃斯特哈齐之前的任职 |
(一)海顿早期技能训练 |
(二)成为“乐正”的职业素养准备 |
二、尼古拉斯一世统治下的宫廷任职 |
三、尼古拉斯一世逝世后的宫廷任职 |
第二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下的音乐创作 |
一、赞助人的审美趣味 |
(一)审美趣味与社会身份 |
(二)赞助人的音乐审美 |
(三)埃斯特哈齐家族的音乐趣味 |
二、应雇主要求的音乐创作 |
三、迎合雇主的音乐创作 |
第三节 规定性社会身份的形成原因 |
一、职业发展的需要 |
(一)赞助的历史 |
(二)建立赞助关系的方式 |
二、生存发展的需要 |
(一)薪资 |
(二)音乐家的地位 |
三、贵族音乐竞争 |
(一)竞争的缘由 |
(二)竞争的表现 |
第三章 海顿自致性社会身份的诉求 |
第一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的职业表现 |
一、商人身份 |
(一)海顿与赞助人 |
(二)海顿与出版商 |
二、贵族身份 |
三、指挥身份 |
第二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下的音乐创作 |
一、狂飙突进:创作早期 |
二、公共风格:伦敦时期 |
(一)公共的含义 |
(二)假想听众到现实听众 |
(三)公共风格的确立 |
三、《创世纪》:创作晚期 |
第三节 自致性社会身份形成的反思 |
一、中产阶层的英国听众 |
二、以营利为目的的音乐会生活 |
三、传统雇佣制的发展瓶颈 |
(一)意识自由的受限 |
(二)身份自由的受限 |
第四章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典型性与非典型性 |
第一节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典型性 |
一、民族意识的普遍化 |
二、音乐的商业化 |
三、思想的启蒙化 |
第二节 海顿社会身份转型的非典型性 |
一、与莫扎特身份的对比 |
(一)曲折性 |
(二)继承性 |
(三)地域性 |
二、与贝多芬身份的对比 |
(一)与听众的相处 |
(二)娱乐音乐与精英音乐意识形态 |
(三)贵族赞助双方关系的转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一)期刊杂志、硕博论文 |
(二)专着 |
二、英文文献 |
三、英文文献网址 |
附录 |
(一)海顿生平年表 |
(二)海顿社会交际一览表 |
(三)海顿财政收入一览表 |
(四)海顿所获荣誉及加入协会 |
(五)海顿乐队规模变化一览表 |
(六)海顿遗嘱 |
(七)海顿时代的货币 |
(八)海顿的金钱观 |
(九)海顿创作过程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参会论文 |
(10)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20世纪历史话语中的记忆问题相关研究 |
(二)纳粹大屠杀及其记忆研究 |
三、研究意义、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现代历史话语下记忆的兴起 |
一、20世纪记忆在历史学中兴起的背景 |
(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与挑战 |
(二)“宏大叙事”的解体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私化 |
(三)多元化的历史 |
二、历史与记忆的关系 |
(一)区分与对立 |
(二)联系与相互作用 |
(三)历史与记忆的共同指向 |
三、大屠杀记忆:历史学对记忆重新关注的焦点 |
(一)集体记忆 |
(二)创伤记忆 |
(三)作为集体创伤记忆的大屠杀记忆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大屠杀记忆的历史流变与特性 |
一、战后初期(1945—1961):沉默与外属化 |
(一)德国: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和外属化 |
(二)犹太世界:消极的沉默者和犹太复国主义 |
二、“黄金时代”(1960S—1980S):神圣化与道德化 |
(一)被道德化的大屠杀记忆:艾希曼审判及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
(二)被神圣化的大屠杀记忆: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和美国“受害者文化”的兴起 |
三、后大屠杀时代(1980S以来):历史化与多元化 |
(一)政治文化变迁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之争”和对纳粹主义的“历史化” |
(二)战争焦虑下的犹太世界:私有化记忆时代的传承和再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聚焦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 |
一、20世纪90年代:大屠杀记忆的历史表现问题与“叙事的转向” |
(一)大屠杀记忆及其历史表现 |
(二)“叙事的转向” |
(三)叙事主义语境下的大屠杀记忆 |
二、海登·怀特:情节化处理的限度与“不及物写作” |
(一)叙事与情节化模式 |
(二)情节化处理的限度:基于大屠杀反思的修正 |
(三)关于大屠杀的“不及物写作”设想 |
三、索尔·弗里德兰德:关于整体大屠杀史的多层次叙事 |
(一)与布罗扎特之争:引发对大屠杀叙事的理论思考 |
(二)精神分析方法在历史叙事中的运用 |
(三)“记忆与历史的互动”实践 |
四、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创伤记忆的历史分析与书写 |
(一)拉卡普拉的创伤理论 |
(二)移情与再现 |
(三)“行动化”与“修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屠杀记忆的理论反思 |
一、反犹主义:对大屠杀的意识形态探索 |
(一)纳粹历史解释范式的演变 |
(二)作为意识形态的反犹主义 |
二、记忆的多面:大屠杀记忆的历史书写与道德张力 |
(一)时间性与历史性 |
(二)大屠杀记忆的道德维度 |
本章小结 |
结语 记忆、正义与纪念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报纸理论文章写作导论》面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策略与传播机制研究:书籍观念史视域中的李约瑟[D]. 马越. 山西大学, 2021(01)
- [2]晚清时期英语在中国的传播研究[D]. 周小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南方周末》深度报道中人物形象的叙事学研究[D]. 田慧. 湖北师范大学, 2021(01)
- [4]1943年文学现象研究[D]. 张挺玺.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5]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7]《资本论》在韩国的翻译及其传播研究[D]. 洪涛. 吉林大学, 2020(08)
- [8]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本体研究[D]. 韩隽. 西北大学, 2020(09)
- [9]规定与自致:海顿社会身份研究[D]. 刘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纳粹大屠杀记忆的史学考察[D].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