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地方官在西北石油工业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白焕焕^[1]（2020）在《延长石油工业研究（1935-1950）》文中指出延长油矿是中国大陆上开发最早的天然油矿。从1905年成立延长石油官厂以来,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为繁荣老区经济,发展陕北工农业生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延长石油先后经历了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曲折开发历程,成效甚微,1935年陕北红军解放延长,接收了陕北油矿勘探处和延长石油官厂,改称为延长石油厂,拉开了中共发展石油工业的序幕。西安事变后,毫无工业建设经验的中共为保证抗战物资供给,在人才短缺,资金设备匮乏等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恢复边区石油工业的正常生产,供应前线、机关与边区人民所需,为全面抗战时期做出杰出的贡献。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集中兵力在解放区活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在此环境之下,延长石油厂内部设备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交通不便等问题都限制延长石油厂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多次派技术人才前往延长进行地质调查与勘探,为油厂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七里村油田的发现使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油厂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完善设备,改进生产技术,扩大职工队伍,促进产销,油厂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抗战胜利之后,内战爆发,胡宗南进攻延安,油厂被迫将设备与油产品掩埋,油厂发展停滞。1948年胡宗南部队败退,延长石油厂恢复生产,为支援解放战争贡献力量,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梳理以中共中央为主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延长石油开发各项工作的扩展、提升,探讨抗战背景下,中共能源开发探索及其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不同困境与解决途径,石油局部工业化的社会效绩对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取得胜利至全国解放取得整体胜利的重要作用,在此研究基础上,对中共早期石油开发理念、经验以及石油与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作深入分析。

武端利^[2]（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熊辛格^[3]（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认为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王淼^[4]（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宋兴兴^[5]（2019）在《官商之间：清末延长石油开发的主体演变》文中提出本文以延长石油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清末之际,现代石油工业开发主体在中国大陆的演变过程及其缘由。由于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环境的影响,整体而言,延长石油开发主体在清末经历了自官办到商办的演变轨迹,其两种主体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性质的同时,不仅表现出国家与社会对石油开发观念的逐渐转变,也透露出封建官僚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资源控制力的此消彼长。延长石油官办的社会背景是本文的首论对象,即西方列强对华侵权活动如火如荼之际,陕西官民积极参与到全国利权保护运动中来,其成功标志着本土石油自主性开发的进一步实现,继而以政府为主导的官办活动渐次开展。政府对油矿开发的基本构思与实践内容,诸如厂办基建、技术引进、经营管理等,是中国早期石油开发的有效尝试。而官办制度内外矛盾突显以致难营之际,地方商绅为代表的经营团体对石油开发以商办制拟办,其间伴随着开发主体思想从政府到民间的发酵,并提出以重资本与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开发机制。但清廷度农二部之涉入很快又将此打断,并致使这种地方性商办活动向全国范围蔓延;即全国财团联合商办模式的应运而生,这无疑是跨区域社会对石油开发认知渐趋成熟的结果,也是清政府新政立宪期间对商办石油的认同所致。清末石油开发主体从官到商的转变,暨开发制度从政府主导的官办制到地方乃至全国企业提倡的商办制,其历史轨迹是内外合力的生成效果,也是国家各方势力、社会各界组织对自然资源开发理念从冲突到调适之结果。清末政府对石油产业的投入,其目的或是巩固自控区域,或为抵御洋油对本土燃料市场的垄断,倾全省之力推动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端,继而为其各阶段之进步奠定了前提;而烙有传统政治性格的士绅阶层,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在渐失公信力的清廷介入石油开发时,亦必然激起全国范围的抵制浪潮。但主体的转变只是调节石油产业发展方向与节奏的一种手段,籍由明晰此变化的社会因素,才能厘清石油等国家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组织建设等领域所出现的问题及其成因与解决方案。

彭敏^[6]（2019）在《近代化的开端与转折：清末新疆新政研究》文中认为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疆,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处,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枢纽,历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与政治地位。清末时期,中国内忧外患,边疆危机深重。新疆的稳定与发展事关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国家统一的大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因此,加强新疆治理和促进新疆发展是清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世界近代化浪潮的影响下,清政府选择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改良,清末新疆新政应运而生。本文以近代化的视角,对清末新疆新政进行系统研究,从“开端”与“转折”两方面入手,剖析清末新疆新政对新疆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为如何推进新疆现代化治理提供历史参考。本文在学习与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对文章主要关联概念“近代化”与“清末新政”进行梳理与辨析;第二部分,梳理与呈现清末新疆新政的宏观与微观背景。从国际层面来看,清末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虽然国内经济危机与工人运动频发,但这些国家政治与军事力量雄厚,是国际交往的主导者,其制度与文化对清政府与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吸引。同时,邻国日本通过近代化改革,短短几十年便超越中国、称霸世界,使清政府与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受到极大的刺激,改良的呼声日益高涨。从国内与疆内层面来看,清末时期,新疆危机深重,清政府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随后左宗棠西征、处理善后事宜与新疆建省、清政府推行新政与封疆大吏的积极响应,均是新疆新政的重要背景。第三部分,从新疆近代化的“开端”入手,梳理与呈现清末新疆新政的主要内容与效应。新疆新政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与社会等领域;第四部分,从新疆近代化的“转折”入手,梳理清末新疆新政的历史局限性与进步意义,客观地分析清末新疆新政失败的原因,清末新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政治改革不彻底、坚持封建专制体制。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总结,对清末新疆新政进行反思。清末新疆新政是一场近代化的改良运动,对新疆近代化具有开启之功劳与转折之意义。它促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在新疆的传播,使新疆风气渐开、气象渐新。“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应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加强新疆治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

谢玮^[7]（2019）在《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文中认为围绕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即社会时局、舆情民俗、制作特征等近现代中国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现象研究,还原民生设计销售方式、产业形态和设计创意,揭示晚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探究该地区民生状态、产业条件对近现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影响和孵化、促进、提升的具体作用,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中对消费主体选择的变迁,并切实关注消费主体的成本考量、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可见,西北早期工业化的萌芽与发展、功能与作用,既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碰撞与博弈,交流与融会,也折射出近代西北民生设计的演进与变化。现代化（工业化+文明化）社会是以工业化（以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为主要内容）为生产方式,以文明化（以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为生活方式。围绕着这种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成型的民生产品消费群体,是民生设计发展的关键所在。西北地区民生设计产销业态的社会价值是逐渐接受文明生活方式与先进生产方式,正是与传统设计产销业态在本质上的差异,才造成新旧两种产业在西北早期工业化进程中围绕着设计意识、生产方式、销售途径,形成冲突、突破、拓展,继而逐步实现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生活与生产业态营造的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其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发展的环境,本文正是在此条件下考量西北地区民生设计发展的产业链。从设计行为的文化成因着眼,按时间节点全文分五部分,即洋务运动之前西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与设计的萌芽;晚清洋务运动与早期民生设计;“清末新政”中的西北经略;民国（抗战之前）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抗战及民国后期西北地区工业化与民生设计。阐释与这些设计行为有关事物的血脉基因,得出西北地区民生生活与设计成长过程,是随着西式现代化工商业的不断引入、扩展,西北社会长期封建制度下的传统生产劳作方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消费方式均随之发生渐变的必然结果。

王国梁^[8]（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苏鹏^[9]（2019）在《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文中认为1905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的晋身之路被阻断,士绅阶层的形成、社会流动以及社会地位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急剧变革的近代中国社会,士绅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士绅阶层的发展演变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不断形成的新士绅阶层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变革、文化演进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总之,民国时期的士绅阶层既延续着在传统中国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又面临着近代社会的各种转型与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生活方式、社会职能等也出现新的特点。本文主要基于档案史料、滇中各县地方史志资料及民国学者相关社会调查报告,以民国滇中各县的地方士绅为研究对象,从民国滇中士绅的来源、社会流动、生活图景、社会活动、基本特征等方面入手,探讨西南边疆省份地方士绅在急剧变革的民国社会中与地方基层的互动关系。重点分析士绅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地方社会的引领和担当之责,他们仍然是地方社会的精英。士绅成为当地百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中间人,大量的基层事务实际上是由地方士绅负责管理的。他们协助基层政府治理地方,热心创办地方公益事业。同时,他们还是地方文教事业的建设者和文化习俗的维护者。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大背景下,希望通过对民国滇中士绅的考察分析,为研究全国其他地区民国士绅的发展演变、社会活动以及解读士绅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样本,以丰富民国士绅阶层的研究。同时,也可为新时代大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某些借鉴。

聂选华^[10]（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二、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延长石油工业研究（1935-1950）（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5）官商之间：清末延长石油开发的主体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6）近代化的开端与转折：清末新疆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9）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延长石油工业研究（1935-1950）[D]. 白焕焕. 延安大学, 2020(12)
• [2]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3]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官商之间：清末延长石油开发的主体演变[D]. 宋兴兴. 延安大学, 2019(12)
• [6]近代化的开端与转折：清末新疆新政研究[D]. 彭敏.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5)
• [7]西北地区早期工业化与民生设计研究[D]. 谢玮. 南京艺术学院, 2019(11)
• [8]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9]最后的士绅：民国时期滇中士绅研究[D]. 苏鹏. 云南大学, 2019(03)
• [10]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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