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消费品市场宏观调控措施

一、2002年消费品市场宏观调控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任珂^[1]（2020）在《中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显示出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是,市场主体发展薄弱、要素流动不畅通、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力等问题普遍存在,使其发展面临困境。如何建立有效的农村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因此,本文将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梳理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及其市场体系内涵、特点和分类的基础上,依托钻石模型研究相关影响因素,提出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应循原则,探寻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第一部分对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及其市场体系进行宏观研究。在明晰农村特色文化产业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情况总结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个性特征,根据核心生产要素将其分为资源推动型、劳动力聚合型、创新融合型三类。在此基础上,从农村传统集市维度和现代文化市场维度分析和界定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内涵,总结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特征,包括乡村能人推动性、生产经营内聚性、社会网络交织性以及目标导向现代性。第二部分对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构成进行系统分析。由市场要素出发,提出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是由市场主体、市场客体、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共同构成、相互作用的综合系统。第三部分对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利用波特钻石模型,结合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特点,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持性产业、市场生产经营主体、政府政策以及现实机遇六个方面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提供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参考依据。第四部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原则和策略。建设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应该遵循农民主体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相协调原则、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原则,应该从市场主体、市场客体、时间结构、空间结构这四个构成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的具体领域进行推进。

孙贵林^[2]（2020）在《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民主思想,既是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指南,也是因应世情、国情与党情变化的必然结果,还是对二战后各主要国家经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的最终产物。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对于进一步深入和拓展邓小平理论研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从1923年6月旅法勤工俭学到积极投身于革命武装斗争,是酝酿萌发阶段;二是1952年7月调往中央以后从支持将经济建设提到重要地位、重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到关注分配问题、主张根据劳动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来确定工资的高低、贯彻平等和自由原则,是积极探索阶段;三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支持农村开展的生产责任制改革到要求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及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是初步形成阶段;四是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强调“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到1992年春南巡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确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价值目标,是成熟完善阶段。邓小平的经济民主思想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主要表现为:其一,经济民主的制度保障是所有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民主的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民主的实现方式和最重要标志,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促进的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是经济民主的价值体现和基本目标。其二,经济民主的基本任务是经济管理民主化。经济民主要求人民在经济活动中拥有独立的经济自主地位,享有自主的经济管理权和经济利益权。“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民主集中制”、“责、权、利相统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经济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既注重推进宏观经济的民主管理,处理好党政关系、上下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又注重推进企业民主管理,使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人。其三,经济民主的关键环节是经济决策民主化。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要从民主制定、民主执行、民主检验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全面推进经济决策民主化。即在经济决策制定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必要条件,群众路线是基本方法,民主集中制是重要保证;在经济决策执行过程中,“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是动力之源,“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必然选择,“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重要原则;在经济决策检验过程中,“实践”是唯一标准,“三个有利于”是具体标准。其四,经济民主的实践成效是经济行为的民主化变迁。即生产行为从行政调控向自主经营转变、交换行为从计划调拨向市场配置转变、分配行为从平均主义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变、消费行为从计划调节向适度可持续转变。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要旨表现为:经济民主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物质前提是发展生产力,价值诉求是人民自主,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的特点表现为:经济与民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自由与经济平等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持续推进经济民主事业的重要指南;其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努力创设有利于经济民主的政治法律环境,积极推动经济管理、经济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积极推动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事业不断向纵深推进。

王欣^[3]（2020）在《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选择与调整必须兼顾国家各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否则不利于改革的深化,甚至形成逆转。国家是一个系统,包括企业子系统、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国际关系子系统等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直接制约改革政策的选择,政策效果也会改变约束条件的状况,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之间具有双向动态平衡制约的系统性关系。国有企业具有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种功能,经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重目标,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配套制度较多,改革政策效果具有系统性特征,多重功能、目标、配套制度约束下的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是非常复杂的国家系统性问题。从国家系统性角度出发,依据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通过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比较研究可知,国家系统整体的演变状态直接制约政府的改革政策选择,尤其是政府的稳定状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渐进式改革路径和大规模私有化路径各有利弊,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适合不同的改革目标,总体比较,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渐进式改革路径具有优势;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消费品市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密切配合,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是确保改革政策具有系统适应性的基础;改革的深化与逆转取决于政策的系统性效果,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存在双重目标,改革政策必须以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作为首要目标,如果优先重视企业子系统的优化,可能造成国家系统整体负面影响,企业子系统优化目标更难实现,甚至引起改革的逆转,因此,必须根据政策效果和不断演化的约束条件,相机抉择调整政策,确保国家各个子系统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负面效果破坏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能够使改革的负面效果得到有效缓解,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确保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改革过程中的政策协同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战略性国有企业是保障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的基础,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必须根据序参量的演化规律,确保国有企业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协同性,促进改革深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国家转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国际约束条件,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形成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促改革的良性循环,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本文的论述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回顾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综合来看,依据系统科学理论、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的比较研究很少,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系统科学理论和实证方法的运用。第二章阐述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第三章回顾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比较分析两国改革政策的异同,指出两国改革政策选择始终贯穿系统性指导思想,由于约束条件不同,改革初始政策存在较大差异,改革过程中政策根据约束条件演化不断调整,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第四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突变论分析国家系统整体演变状态对于初始改革政策选择的制约作用,阐释中俄改革初始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系统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目标,指出基于实现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目标,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政策与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改革政策都具有相应合理性;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信息论分析中俄改革初始政策的适应性,指出改革政策选择必须尊重和把握国家系统整体演变规律,才能取得良好适应性效果。第五章首先依据系统科学的控制论分析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效果、约束条件演化和政策调整,指出保持改革政策效果的协调性,实现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是改革深化的关键因素,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内在约束;然后依据系统科学的耗散论分析中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的有序性,指出必须发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缓解国有企业改革造成的负面效果,促进国家系统形成耗散结构,进而带动改革过程中国家系统整体持续优化;最后依据系统科学的协同论指出国家系统整体优化状态是改革政策选择与调整的序参量,稳定的政府是保障改革政策协同性的关键因素,战略性国有企业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基础。第六章全面采用系统燕尾突变模型、系统层次分析模型、系统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耗散结构模型、系统哈肯模型,针对中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与约束条件之间的突变性、目的性、适应性、协调性、有序性、协同性等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检验前文的论述和分析;第七章阐述研究结论并且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政策建议。

陈丹^[4]（2019）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近10%、人均GDP增速约9%的高速增长“奇迹”。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程度上来看,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工业发展进入到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12.2%上升至2017年的44.9%,超过第一、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吸收就业的主力军。然而,随着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加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和中长期下行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明显的放缓态势,2011年我国经济结束了10%的高速增长速度,转而进入增速换挡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首次将经济增速放缓的态势判定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判断。本文以新时代为背景,围绕“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主题开展研究,全文共八章,主要划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和理论基础,包括第1章绪论、第2章国内外文献综述和第3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分析,本部分阐述了本文研究的背景,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演进规律等,并在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新路径、新方式和新方向,构建出本文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文的研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包括第4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和第5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本部分全面深入的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次产业间结构现状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现状,揭示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为后文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奠定基础。第三部分是本文计量分析部分,为第6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选择,本部分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使用计量模型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方向进行了更加深入、科学的研究和选择,即是对前文理论部分的论证,也是后续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对策建议的重要依据。第四部分是经验借鉴部分,为第7章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本部分主要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主要典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历程及在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为应对本国经济疲软所采取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目的是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先进经验,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第五部分是本文对策建议部分,为第8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建议,旨在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是本文的结论所在。本文通过研究发现:（1）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以工业化为核心,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解决产业结构发展不充分的问题。（2）面对新环境、新发展理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新的目标,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三产融合、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推动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3）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满足产业结构调整新要求、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新目标,要有新路径和新方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职能。（4）主导产业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将制造业,尤其是智能制造业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从经济学角度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解读,并在现有产业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要求、新目标,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路径、新方式、新方向。（2）基于新时代的研究背景,通过全面、深入的分析我国三次产业间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揭示出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的新趋势。（3）使用多种计量方法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式和方向进行分析,清晰的界定目前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选择出现阶段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导产业。

王海荣^[5]（2019）在《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城市作为一个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间存在,其空间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容器,而是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建构性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系、利益结构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它在扩张、更新、重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动和剧烈变化;它背后有国家/政府的主导、市场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各种利益主体围绕空间资源在互相博弈。空间反映着国家与城市中不同社会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同时,空间的边界规定着城市与国家的关系;空间是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国家要在有界空间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发展,服务于国家建设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可能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诉诸城市空间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危机,协调多元空间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维持国家的一体化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本文以空间理论和城市政治理论为理论资源,梳理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历史变迁,从城市空间治理背后的政治意义和所要面对的城市空间问题两个方面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继而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空间生产与治理上的表现和具体化。解释这种体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间发展战略的情况下,维持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试图提出推进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路径。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逻辑起点。城市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战略空间。对于中国而言,在超大规模的地域范围内,在多元民族、区域、文化、阶层的社会结构中推进现代化进程,空间是国家实现城市发展和国家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战略需要,有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介入城市空间生产,促进城市空间治理转型与变迁,进而引发了不同的空间效应和结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内容从巩固新生政权、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变,城市空间生产经历了从强调空间控制、空间商品化、突出空间公共性质向空间多重属性全面发展的转变,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经历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经营型地方政府、服务型地方政府向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转变。空间始终内在于整个国家治理和城市治理过程之中,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对于维持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城市空间治理的内在矛盾也带来了空间难题,城市问题愈来愈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差异化特征明显。这体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个层面的一种叠加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问题,而由此引发的空间社会抗争使城市内部面临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风险,使国家的合法性和社会整体的稳定性受到严重挑战。现实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凸显了城市治理的空间维度。本研究认为,国家建设的空间维度和城市问题的空间向度是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城市层面上的体现,也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决定了它通过城市空间治理既要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又要解决城市空间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是党运用国家权力并动用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空间生产层面促进国家建设和城市发展,并解决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空间问题的过程。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体制,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包括党的领导、中央与地方的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关系;在空间生产维度上,包括这种体制对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属性的生产。国家与城市中的不同权力主体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形塑着中国城市空间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体空间生产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失衡也是引发城市空间问题的根源。党和国家追求对城市空间生产的控制与秩序,以维护政治的合法性;市场参与者通过开发、建设、运营各种生产性和消费性空间,实现资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广大市民则试图维护具有使用价值的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治理体制既是中国城市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又引发了城市空间问题,既是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内在逻辑的反映,又构成了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挑战。面对城市空间治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问题,我们应当从权力结构和空间生产的维度上探索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的实践路径。在权力结构维度上,协调和理顺多元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即,加强党对城市空间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宏观统筹与引导、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范和引导、加强政府对社会的培育与引导。在空间生产维度上,推进城市空间多重属性的全面发展。即,在城市经济空间生产上坚持科学与创新、在城市政治空间生产上注重包容与协商、在城市社会空间生产上秉持公平与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上突出特色与传承、在城市生态空间生产上强调绿色与低碳。

徐浩^[6]（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范小仲^[7]（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陈思瑞^[8]（2019）在《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文中研究指明曾几何时,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法治水平薄弱的情况下,取得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中国式奇迹。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调动了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各级政府各自招商引资、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税收是国家赖以生存发展、政府赖以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运用税收政策把控经济发展的方向盘。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历史上的里程碑,以经济分权冲破行政分权的局限性,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理财积极性,改变了央地政府之间传统的博弈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为后续财税体制深化改革奠定了基本框架。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长期担任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引致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地方税体系支离破碎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培育新的地方主体税种,打造健全的地方税体系,再次调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成为当前深化财税体制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营改增后,营业税消失,增值税五五分成的过渡期即将结束,本文在探索地方税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在当前阶段应摒弃以税收立法权或税收征管权作为地方税划分依据的观点。以税收收益权作为地方税的划分准,将地方享有收益权的税种都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考察范围之中。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的中心,在税种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健全地方税体系,必须先明确地方主体税种,确立地方主体税种的选择标准,构建层级清晰的税收体系。在归纳外国地方税体系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微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能够满足地方财政需求,保障地方财政自主权,并对地方政府行为形成正面的激励效果;在中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当兼顾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和地方区域调控能力,并反映地区居民的差异化公共受益程度;在宏观层面,地方主体税种应具备税收正义的价值取向,满足实质正义、程序正义和制度正义三个维度的要求。基于此,通过联动的立法改革,构建“消费税+资源税”的双主体税种结构,是营改增后地方主体税种的适当选择。

王璟谛^[9]（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李翠兰^[10]（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二、2002年消费品市场宏观调控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2年消费品市场宏观调控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8）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9）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2年消费品市场宏观调控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市场体系研究[D]. 任珂. 山东大学, 2020(10)
• [2]邓小平经济民主思想研究[D]. 孙贵林. 湘潭大学, 2020(12)
• [3]中俄国有企业改革的约束条件与政策选择比较研究 ——基于系统科学理论[D]. 王欣. 辽宁大学, 2020(01)
• [4]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D]. 陈丹. 辽宁大学, 2019(10)
• [5]空间理论视阈下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荣.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7]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8]论营改增后中国地方主体税种的应然选择[D]. 陈思瑞.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9]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10]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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