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四届编委会组成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杜焱,蒋伟,季淑娟,黄冬华,茹志芳,陈佩仙,潘璐[1]（2020）在《高校主办英文科技期刊编委会组建的实践与思考——以《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英文版）》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案例和理论阐述,以《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英文版）》的编委会组建过程实践为例,剖析高校主办英文科技期刊编委会组建过程的原则、方法、特点和优势,提出了加强编委会建设的主要举措,并对编委会组建和管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总结。高校主办英文科技期刊应该明确自身的特色和定位,充分发挥学校自身的优势,加强编委分类管理,实现精准施策,才能组建和有效管理一支国际化、高水平的编委会。
杨剑锐[2]（2019）在《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文中认为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孕育出了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1905年革命中,以莫斯科青年企业家团体为代表的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觉醒,并进入了俄国的政治舞台。但是他们在1905年革命中的活动表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和政治改革的中仍处于边缘的地位。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在自由主义左右两翼之间形成中间的跨党派政治集团——进步派。青年企业家团体与这个派别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此外,青年企业家团体在社会领域发起了旧礼仪派大会和经济座谈会等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这一新兴的政治派别发展出一套宣扬资产阶级使命的“进步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要求资产阶级应该领导俄国,用和平的手段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革,以建立现代民主国家。1912年末,随着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到来,这一团体联合自由主义中间派的力量,成立了俄国进步党。进步党在成立后,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资产阶级权利和地位的一系列主张和要求,并成为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进步党对20世纪初期俄国的政治生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和平时期,进步党在杜马中的活动虽然未能成功推动一个联合反对派的形成,但是进步党借此建立了完善的党团组织、获得了政治经验、扩大了影响力。在战争时期,进步党显示出了它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政党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试图摆脱议会政治的局限,一方面,它积极参与自由主义反对派联盟,在进步同盟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利用社会的力量,组织军事工业委员会以扩展活动的空间,甚至试图寻求与工人运动的合作以加大对沙皇政权压力。这也反映了进步党的成熟。在革命爆发后,进步党成员成为了临时政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参与了其政策的制定。但是,进步党组织的特点使其缺乏应对政治动荡和变革的能力。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组织的基础就被破坏了。这一政党最终在十月革命后消亡。进步党的活动展示了在沙皇政权灭亡前夕,俄国资产阶级的精英希望通过积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改革避免国家陷入动荡的一次努力。但最终,这一努力失败了,俄国进步党与20世纪初的俄国资产阶级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龙凌云[3]（2019）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文中指出从党的成立至中共七大,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任务转变和革命斗争需要,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变更名称、调整、改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日益健全、合理、科学,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组织实际的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具体来讲,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从3人组成的中央局调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中共二大到四大的发展之后,形成中央四级领导机构。中共五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看似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其实则不然。一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彼时,中央领导体制仅单单是“拿来主义”,空有其表。二是因为二大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成为其下一支部。此时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是五级,即共产国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务委员会。三是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中央领导机构步步退让,其自主独立无从谈起。虽初具规模,实则为“萌芽”阶段。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此阶段因受十年内战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影响,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改组、调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换帅”。先后更换过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核心领导层人员极不稳定,权责不明,甚至出现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并存混用,“三人团”代行中央职权等情况。在“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中央领导机构核心领导层呈现贡献与错误并存,长时期呈现“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的状态。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通过肃清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遗毒”影响,中央领导机构得以重大调整。在中共七大时确立了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四级构成。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中央领导机构形成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其主要特点展开研究,旨在廓清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演进的经验教训。
张涵之[4]（2017）在《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文中提出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民主从最初的理想、口号、宣言和纲领走向真正的政治实践。中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的代议民主形式,并在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从近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项具体制度的实际运行效果和效率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上的理想和优势还没有完全在实践中得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设想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问题。可以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的细节规范、操作程序、合理性、公平性等一系列问题正日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凸显出来,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本文结合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试图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看作是由众多小的制度部件如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会议制度等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并按照其内在价值和原则运行的集合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分并受到内在价值与工程规范的影响。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化和完善,首先要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系的内在价值和工程规范,在价值和规范的框架中发现其中不合理的结构和性能不良的部件,从而通过调整和优化结构、升级或重建部件,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整体制度工程的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以人大制度部件的具体细节和程序设计的角度,结合代议制度的一般规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问题,运用工程学、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来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问题和优化方案。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重点在于根据本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界定相关概念,并试图提出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建构一个自己的“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代议制度工程学”原理是指代议制度的运行效能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的结构和组成部件的性能,并受到制度体系内在价值与运行原则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中外代议制度的机构设置、职权与功能、运行原则和程序正义优先方面,阐述了代议制度工程的结构要素、制度部件、工程规范和内在价值,以期为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分析搭建一个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第二至四章,重点在于结合实际案例,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部件,具体包括代表选举制度、代表履职制度、代表监督制度、代表罢免制度、会议提案制度、审议表决制度、发言质询与列席旁听制度、财政监督制度、人事监督制度和工作监督制度等的程序和细节进行分析。研究证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具体的制度部件均存在程序和细节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而这些缺失与不足,正日益消解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当性与民主性的制度设计初衷。甚至可以说,正是细节规范和程序设计上的缺失和不足,导致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想效能无法完全实现。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与结论,重点在于提出从细节和程序方面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优化的对策与方案。在借鉴大量制度创新案例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根据“代议制度工程学”的原理,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制度部件在程序和细节方面优化和完善的具体办法,以期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些许的理论借鉴。尽管本文作者深知,程序的正义并不必然带来制度的正义,即使完善了上述制度细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国式民主”要真正运转起来,仍然任重而道远。
耿士玉[5]（2015）在《《建筑学报》的话语流变：1954-2008年》文中研究说明《建筑学报》是唯一一本与中国现当代建筑的历程同步的建筑杂志,并且,在中国建筑杂志的演变中,因其学术性与官方性的双重特点而具有特殊的分量。本文以《建筑学报》创办到《建筑学报》改制为公司——即1954-2008年这段时间为研究对象,历史地考查《建筑学报》中话语和话语权的转变,以期从中折射出的中国建筑在这50年的转变。本文将通过《建筑学报》与建筑学会的关系、《建筑学报》的运行、《建筑学报》中核心作者的研究及《建筑学报》中关键词条的研究四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建筑学报》与建筑学会的关系,主要从各阶段内《建筑学报》的主办机构——建筑学会的身份特征及变化出发,结合其与《建筑学报》关系的变化和《建筑学报》自身定位的变化,来看建筑学会对《建筑学报》话语权及其变化的过程。第二部分,《建筑学报》的运行,此处的《建筑学报》是包括编辑部和背后各种程序的一个整体机构。通过《建筑学报》具体的组织方式和工作程序,分析在不同的阶段内建筑学会的话语权如何在《建筑学报》中渗透和其他因素对《建筑学报》形成的影响,即不同阶段建筑学会话语权的渗透和一定程度的分解。第三部分,《建筑学报》中的核心作者,主要是透过作者这一话语权和话语之间转换的角色,来看《建筑学报》中呈现的是哪些人的话语。这部分主要是从数据统计出发,分析不同时间段内核心作者的分布特征,借此也可反映出《建筑学报》话语权的变化。第四部分,《建筑学报》中关键词条的研究,是基于《建筑学报》内容的分析。借用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建筑学报》的关键词条进行统计分析,以此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来看《建筑学报》中的话语流变。最后,结合四部分的内容,对1954-2008这一阶段内的《建筑学报》进行新的分期梳理,提出1955、1958、1964、1980、2002年这几个节点。并试从《建筑学报》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当代建筑话语流变的特点。
王鹏[6]（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认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段宗文[7]（2014）在《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30年发展史回顾》文中指出前言2014年6月24日是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成立30周年。这30年,是国家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卫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的30年。超声医学作为一门集医学、声学、电子工程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经过这30年的发展,已经日臻成熟,成为现代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成立30年的历史,正是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伴随着超声医学迅速发展,而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为了庆祝学会成立30年,总会策划编辑《学会30年发展史回顾》文集。依照分工,由我执笔编写一篇有关学会30年发展历史的文章。由于缺乏一手历史资料,篇
郝慧琴,董海原,张少然[8]（2011）在《《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第四届编委会会议纪要》文中研究表明《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第四届编委会会议于2011年8月27日在杭州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石朝云副总编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中华风湿病学杂志》专家编委。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石朝云副总编辑宣读了《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第四届编委会编委名单、表彰编委名单和通讯编委名单,并颁发了聘任证书,宣告第四届编委会正式成立,标志编委会新老交替圆满完成。第四届编委会由
黄仁国[9]（2010）在《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文中提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教育交流。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中美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因而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官方教育交流,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都是以民间名义进行,但是,几乎所有的教育交流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这30年,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时期,后1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恢复的时期。在后10年中,经济因素在教育交流中的作用异军突起,政治、经济与教育形成明显的三向互动。这30年,中美之间单纯的教育交流尽管不多,层次也不高,但教育交流问题始终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教育有关的交流也始终是中美民间往来中最主要的形式。在中美关系中,教育交流问题由边缘位置上升到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这一时期,中美教育交流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这两个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中美建交前30年的双边关系,是深入了解中美建交前双边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此,本文从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中研究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并由此打通近代与当代、建交前与建交后的中美教育交流,展现政治、经济与教育的复杂关系以及教育国际交流的特殊功能和作用。本文将教育交流定义为：政府部门、工商界、民间组织及其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人员,通过人员往来、项目合作、合作办学、国际会议和教材图书建设等形式,进行教育科研成果、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方法等的交流,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活动。这一定义能够较好地分析1949年至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也适用于分析近代中美教育交流和中美建交后的教育交流。本文以《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美国的部分档案资料为主要资料来源。《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大量报道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说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为厘清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史实问题提供了依据。为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本文坚持以弄清1949年至1978年中美教育交流的客观事实为最高准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文中列举了大量的史料,制作和使用了必要的图表,做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分析,以此再现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实际情况,以此分析教育交流在当时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对后来中美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教育交流大发展的影响。1949年至1978年这30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可以以1969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20年是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期,后10年则是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期。前20年又可以细分为4个时期,即短暂的观望（1949-1950）、中断（1950-1955）、中方示好美方封闭（1956-1960）、中方封闭美方示好（1961-1968）。后10年细分为3个时期,即恢复（1969-1972）、发展和摇摆（1973-1976）、突破（1977-1978）。前20年是中美对抗的时期,但对抗中有试探；由于双方试探的节奏不一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国间完全中断了两国政府都视为合法的直接的教育交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接收了美国在华的文教机构,美国政府则千方百计地阻挠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回国服务。这20年中美教育交流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教育交流,不过,这些交流多半是一方视为合法而另一方则视为非法,或者是以民间形式在第三国进行。后10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的时期,是双边教育交流循序渐进的时期；总体上看,双边直接的教育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逐渐加深,逐渐得到重视,逐渐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发展态势上,却表现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一帆风顺。论文由绪论和正文组成。绪论部分对教育国际交流与中美教育交流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美国和中国对当代中美教育交流的学术研究情况,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其中前四章按时间顺序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第五章则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进行综合研究。第一章“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这是中美关系经过短暂的观望后便进入长期的激烈对抗时期。这章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概述、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中美敌对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以及这一时期的有限交流。本章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美关系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的背景,从中国政府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和争取留美学生回国工作来分析中美教育交流中断时的教育交流问题。本章认为,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以及中苏关系变化后中国教育部门的调整为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做了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准备；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以及随后的富布赖特听证会和与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成立为恢复美中教育交流做了准备。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交流主要有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的教育交流问题、青年代表团交流、艺术交流、学术交流和美国友人访华。第二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这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时期。这章主要分两部分展开,一是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二是中国代表团访美。中国政府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制定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政策,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通过邀请美国学者高尔斯顿和西格纳访华叩开中美学术交流的大门,通过邀请杨振宁访华带动美籍华人学者访华,通过邀请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议员访华,打开直接的政治沟通渠道,并协商中美教育交流问题。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还派了特别信使访华；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两次组团访华。这一时期的中国乒乓球队、医学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和沈阳杂技团访问了美国。第三章“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这是中美关系取得一定发展后又出现摇摆的时期。这章主要分析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工商界以及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中国从事教育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在这一时期特别明显。这种互动主要是正面的,而197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失败案例和西藏歌舞团事件则揭示了其负面影响。第四章“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这是中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这章内容包括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美中往来的新突破、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中国赴美访问情况、新的教育交流形式。中国科教战线、侨务工作和旅游工作的拨乱反正使中美教育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中美基本确定了教育交流的大框架；这一时期的教育交流,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为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五章“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与延伸。这章内容包括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动力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分析、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历经曲折：前20年,政治上的力量起主要作用,经济上的作用力影响不大,教育事业本身的力量起着一定的作用；后10年,政治、经济和教育本身的力量形成明显的互动,共同影响着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具有主体多元化,层次由浅入深,形式逐渐多样化,双向交流不平衡、不对称、不对等的特点。中美建交前的教育交流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美建交后教育交流的大发展。从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来看,保持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交流的功能和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则。
吴家国[10]（2009）在《中国逻辑学会大事记》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逻辑学会的建立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老一代逻辑工作者就曾提出过把全国逻辑工作者组织起来,举行全国逻辑讨论会的设想。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78年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华大地上扑面而来,我国"科学的
二、第四届编委会组成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四届编委会组成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主办英文科技期刊编委会组建的实践与思考——以《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英文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1 新一届编委会的基本情况 |
| 2 编委会组建过程 |
| 2.1 编委会换届总体原则 |
| 2.2 编委候选人条件 |
| 2.3 编委的权利与义务 |
| 2.4 编委候选人产生程序 |
| 3 加强编委会建设的主要举措 |
| 3.1 实行开放办刊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期刊编委 |
| 3.2 完善编委会制度建设，建立多维度分类考核和激励制度 |
| 3.3 多举措加强与编委联系，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
| 3.4 对编委实行分类管理，实现精准施策 |
| 4 组建编委会的收获与思考 |
| 4.1 统筹学校一流学科建设，明确期刊特色和定位 |
| 4.2 发挥主办单位优势，充分借助学院和职能部门的力量和资源 |
| 4.3 国际会议和走访实验室是联系编委的重要途径 |
| 5 结束语 |
（2）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进步党成立的背景 |
| 第一节 20 世纪初的工业资产阶级 |
| (一)工业化和企业家阶层 |
| (二)莫斯科青年企业家 |
| 第二节 1905 年革命中的青年企业家团体 |
| (一)发表“自由主义评论” |
| (二)组织“七月会议” |
| (三)参与政党组织 |
| 第二章 进步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杜马进步派的形成和活动 |
| (一)和平革新党的成立 |
| (二)杜马进步派的形成 |
| (三)杜马进步派的活动 |
| 第二节 莫斯科进步派的活动 |
| (一)寻求政党同盟 |
| (二)组织旧礼仪派 |
| (三)举办经济座谈会 |
| (四)提出“进步主义”理论 |
| 第三章 进步党的成立 |
| 第一节 进步派力量的成长 |
| (一)自由派的分化与联合 |
| (二)发表66人抗议书 |
| 第二节 组党活动的发起和准备 |
| (一)建立选举联盟 |
| (二)成立选举委员会 |
| (三)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 |
| 第三节 进步党成立大会 |
| (一)大会的议程 |
| (二)纲领和策略 |
| (三)组织和构成 |
| 第四章 进步党的政治活动 |
| 第一节 和平时期 |
| (一)联合自由派政党 |
| (二)组建中左翼联盟 |
| (三)发起信息委员会 |
| 第二节 战争时期 |
| (一)“团结一致”政策 |
| (二)创立军事工业委员会 |
| (三)参加“进步同盟” |
| (四)转向社会斗争 |
| 第三节 革命时期 |
| (一)参与二月革命 |
| (二)进入临时政府 |
| (三)退出政治舞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3）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略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略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不足之处 |
| 1.4 概念界定 |
| 第2章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 |
| 2.1 “家长制”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21.7-1927.7) |
| 2.1.1 颇有争议:中央局 |
| 2.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
| 2.1.3 首次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 |
| 2.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双重效应 |
| 2.2.1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积极作用 |
| 2.2.2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消极影响 |
| 2.3 中共的“三次大让步”与中央领导机构的关系 |
| 2.3.1 第一次退让:国民党二大 |
| 2.3.2 第二次退让:中山舰事件 |
| 2.3.3 第三次退让:整理党务案 |
| 第3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 |
| 3.1 中央领导机构的频繁“换帅”(1927.8-1931.8) |
| 3.1.1 八七会议的产物:“临时中央政治局” |
| 3.1.2 莫斯科“指挥棒”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
| 3.2 第三次“左”倾路线蔓延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1.9-1935) |
| 3.2.1 难以为继的“临时中央” |
| 3.2.2 “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共中央局 |
| 3.2.3 “左”倾顶点下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三人团” |
| 3.3 “洛毛”与“左”右倾较量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5.1-1937.6) |
| 3.3.1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与“五人团” |
| 3.3.2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中共西北中央局 |
| 3.4 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 |
| 3.4.1 表现之一——瞿秋白代表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左”倾盲动 |
| 3.4.2 表现之二——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左”倾冒险 |
| 3.4.3 表现之三——王明代表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教条 |
| 3.4.4 表现之四——张国焘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右倾分裂主义 |
| 第4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 |
| 4.1 毛泽东逐步“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37.7-1941.4) |
| 4.1.1 王明的“尚方宝剑”与“十二月政治局” |
| 4.1.2 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书记处开始取代常委会 |
| 4.2 中央领导机构“四级领导体制”的确立(1941.5-1945.8) |
| 4.2.1 “延安整风”机构:中央学习组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
| 4.2.2 中央“精简机构”与六届七中全会 |
| 4.2.3 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与“五大书记” |
| 4.3 依托“延安整风”: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调整 |
| 4.3.1 1941年“九月会议”:清算中央领导机构内的教条主义 |
| 4.3.2 肃清“左”倾“遗毒”:中央领导机构得以调整 |
| 4.3.3 1943年“九月会议”:中央领导机构得以巩固 |
| 结语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导论 |
| 0.1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0.1.1 研究缘起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2.1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宏观整体性研究 |
| 0.2.2 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与选举制度的研究 |
| 0.2.3 对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的研究 |
| 0.2.4 对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研究 |
| 0.2.5 对一般性的规则和程序的研究 |
| 0.3 核心概念界定 |
| 0.3.1 制度工程学 |
| 0.3.2 制度与政治制度 |
| 0.3.3 民主形式与代议制 |
| 0.3.4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0.3.5 议员与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0.3.6 程序与程序正义 |
| 0.3.7 议事规则 |
| 0.4 基本逻辑和主要内容 |
| 0.4.1 基本逻辑 |
| 0.4.2 主要内容 |
| 0.5 创新点与难点 |
| 0.5.1 创新点 |
| 0.5.2 难点 |
| 0.6 研究方法 |
| 1 代议制度设计与运行的“代议制度工程学” |
| 1.1 代议制度工程的原理 |
| 1.2 机构设置:代议制度工程的结构要素 |
| 1.2.1 代议制度结构与组织概述 |
| 1.2.2 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构 |
| 1.2.3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所属机构 |
| 1.2.4 中外代议机构结构与组织比较 |
| 1.3 职权功能:代议制度工程的制度部件 |
| 1.3.1 代议制度职权功能概述 |
| 1.3.2 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构职权 |
| 1.3.3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构职权 |
| 1.3.4 中外代议机构职权比较 |
| 1.4 运行原则:代议制度工程的工程规范 |
| 1.4.1 人民主权原则 |
| 1.4.2 普选原则 |
| 1.4.3 法治原则 |
| 1.4.4 多数决议原则 |
| 1.4.5 程序原则 |
| 1.4.6 公开原则 |
| 1.5 程序正义优先:代议制度工程的内在价值 |
| 1.5.1 程序正义优先的内涵 |
| 1.5.2 程序正义优先的意义 |
| 1.5.3 代议制度设计与运行的程序正义 |
| 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一):代表制度 |
| 2.1 代表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基础部件 |
| 2.2 代表选举制度 |
| 2.2.1 代表选举制度的内容 |
| 2.2.2 代表选举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3 代表履职制度 |
| 2.3.1 代表履职制度的内容 |
| 2.3.2 代表履职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4 代表监督制度 |
| 2.4.1 代表监督制度的内容 |
| 2.4.2 代表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2.5 代表罢免制度 |
| 2.5.1 代表罢免制度的内容 |
| 2.5.2 代表罢免制度的细节缺失 |
|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二):会议制度 |
| 3.1 会议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生产部件 |
| 3.1.1 民主会议制度的理论基础 |
| 3.1.2 民主会议制度与中国人大会议制度 |
| 3.2 会议提案制度 |
| 3.2.1 会议提案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2.2 会议提案程序实例 |
| 3.2.3 会议提案制度的细节分析 |
| 3.3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 |
| 3.3.1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3.2 发言、询问与质询制度的细节缺失 |
| 3.4 审议与表决制度 |
| 3.4.1 审议与表决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4.2 审议与表决程序实例 |
| 3.4.3 审议与表决制度的细节分析 |
| 3.5 列席与旁听制度 |
| 3.5.1 列席与旁听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
| 3.5.2 列席与旁听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部件的细节缺失(三):监督制度 |
| 4.1 监督制度是代议制度工程的检验部件 |
| 4.1.1 代议机关监督的理论基础 |
| 4.1.2 中国人大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
| 4.2 财政监督制度 |
| 4.2.1 财政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2.2 财政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3 人事监督制度 |
| 4.3.1 人事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3.2 人事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4.4 工作监督制度 |
| 4.4.1 工作监督制度的内容 |
| 4.4.2 工作监督制度的细节缺失 |
| 5 从制度部件的细节与程序优化来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 5.1 政治文明与中国人大制度程序 |
| 5.1.1 政治文明与现代国家制度的程序立法 |
| 5.1.2 程序立法的原则 |
| 5.1.3 人大制度改革的目标 |
| 5.2 代表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2.1 完善代表选举制度 |
| 5.2.2 完善代表履职保障制度 |
| 5.2.3 完善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 |
| 5.3 会议运行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3.1 建立和完善会议讨论与辩论制度 |
| 5.3.2 引导对抗观点的表达 |
| 5.3.3 完善质询制度的运行机制 |
| 5.3.4 规范和完善列席与旁听制度 |
| 5.3.5 完善议事程序和规则 |
| 5.4 监督制度的细节完善 |
| 5.4.1 将监督程序纳入人大制度运行的全过程 |
| 5.4.2 优化公众监督的渠道和程序 |
| 5.4.3 建立人大代表独立监督的工作机制 |
| 5.4.4 强化人大工作的独立性 |
| 5.4.5 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 |
| 5.4.6 改进人大票决方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建筑学报》的话语流变：1954-2008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1.1 《建筑学报》在中国建筑杂志演变中的特殊位置 |
| 1.1.2 《建筑学报》的历史与研究范围的选取 |
| 1.2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1 研究背景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局现性 |
| 1.3.3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建筑学报》与中国建筑学会 |
| 2.1 1954年的《建筑学报》与成立之初的中国建筑学会 |
| 2.1.1 中国建筑学会的成立之初的双重任务 |
| 2.1.2 1954年的《建筑学报》 |
| 2.2 建筑学会领导关系的确定与变更：1955-1958 |
| 2.2.1 建筑学会领导关系的确定 |
| 2.2.2 建筑学会与《建筑学报》的关系变化 |
| 2.2.3 《建筑学报》的变动 |
| 2.3 “政治挂帅”下的《建筑学报》与建筑学会：1959-1979 |
| 2.3.1 建筑学会和土木工程学会的联合办公 |
| 2.3.2 建筑学会的解散与《建筑学报》历时最长的停刊 |
| 2.3.3 建筑学会与《建筑学报》的外交作用 |
| 2.3.4 建筑学会与《建筑学报》风格初现转变 |
| 2.4 市场化下的《建筑学报》与中国建筑学会：1980-2008 |
| 2.4.1 建筑学会的变革 |
| 2.4.2 《建筑学报》的角色转换 |
| 2.4.3 2003-2008 年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发展的新时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建筑学报》的运行 |
| 3.1 编委会主导阶段：1954-1966 |
| 3.1.1 创刊初期《建筑学报》的运行 |
| 3.1.2 1955-1966年《建筑学报》运行的多变阶段 |
| 3.1.3 《建筑学报》编委的选取与职责 |
| 3.1.4 编辑及工作程序的具体执行 |
| 3.2 国家建委领导阶段：1973-1979 |
| 3.3 主编力量加强阶段：1980-2002 |
| 3.3.1 编委会的组成及工作方式 |
| 3.3.2 主编的多重身份与职责 |
| 3.3.3 工作程序 |
| 3.4 编辑部力量加强阶段：2003-2008 |
| 3.4.1 编委的组成和工作内容 |
| 3.4.2 编辑部的变动 |
| 3.4.3 工作程序的变革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建筑学报》核心作者研究 |
| 4.1 编委会主导阶段的核心作者：1954-1966 |
| 4.1.1 1954年的国外作者与清华大学的作者 |
| 4.1.2 1955-1966年核心作者的地域、机构特征 |
| 4.1.3 集体创作方式的出现 |
| 4.2 国家建委直接领导阶段的核心作者：1973-1979 |
| 4.2.1 1973-1979年,核心作者的地域、机构特征 |
| 4.2.2 集体创作突出 |
| 4.3 主编力量加强阶段的核心作者：1980-2002 |
| 4.3.1 1980-2002年核心作者群的地域、机构特征 |
| 4.3.2 建筑学会在《建筑学报》的影响力 |
| 4.4 编辑部力量加强阶段的核心作者：2003-2008 |
| 4.4.1 2003-2008年核心作者群地域、机构分布特点 |
| 4.4.2 高校及高校设计院核心作者集中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建筑学报》关键词条研究 |
| 5.1 关键词条的统计与组织 |
| 5.1.1 关键词条的筛选与组织 |
| 5.1.2 数据分析 |
| 5.2 关键词条的演变分析 |
| 5.2.1 民族形式/现代建筑/建筑创作 |
| 5.2.2 环境/功能/技术 |
| 5.2.3 住宅/公共建筑/工业建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图片附录——建筑学会档案资料图索引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第一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1949-1968) 第一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美教育交流 第二节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美教育交流的中断 第三节 |
| 中美对抗时期各自为恢复教育交流所做的准备 第四节 |
| 中美在对抗时期的有限教育交流 第二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恢复(1969-1972) 第一节 |
| 美国代表团或个人访华 第二节 |
| 中国代表团访美 第三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发展和摇摆(1973-1976) 第一节 |
|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二节 |
|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交流活动 第三节 |
| 美国工商界的交流活动 第四节 |
| 美籍华人的交流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从事交流的主要机构及其活动 第六节 |
| "四个现代化"与邓小平的教育交流思想 第四章 |
| 中美教育交流的新突破(1977-1978) 第一节 |
| 邓小平与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第二节 |
| 邓小平与中美教育交流 第三节 |
| 美中往来的新突破 第四节 |
| 美方教育交流机构的活动 第五节 |
| 中国赴美访问情况 第六节 |
| 新的教育交流形式 第五章 |
| 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第一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动力 第二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特点 第三节 |
| 中美建交前教育交流的作用 第四节 |
| 中美教育交流历史与现实的启示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四、第四届编委会组成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主办英文科技期刊编委会组建的实践与思考——以《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英文版）》为例[J]. 杜焱,蒋伟,季淑娟,黄冬华,茹志芳,陈佩仙,潘璐. 编辑学报, 2020(05)
- [2]俄国进步党的成立、活动及影响（1905-1917）[D]. 杨剑锐.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3]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D]. 龙凌云. 天津大学, 2019(06)
- [4]民主的细节 ——运行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D]. 张涵之. 武汉大学, 2017(06)
- [5]《建筑学报》的话语流变：1954-2008年[D]. 耿士玉. 东南大学, 2015(08)
- [6]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7]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30年发展史回顾[A]. 段宗文. 学会30年发展史回顾——庆祝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成立30周年征文选编, 2014
- [8]《中华风湿病学杂志》第四届编委会会议纪要[J]. 郝慧琴,董海原,张少然.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2011(09)
- [9]政治、经济与教育的三向互动 ——1949-1978年的中美教育交流[D]. 黄仁国. 湖南师范大学, 2010(09)
- [10]中国逻辑学会大事记[A]. 吴家国. 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的历程——中国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下卷）, 2009
标签：中美建交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