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国有独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

一、论国有独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论文文献综述）

何松龄^[1]（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刘福广^[2]（2020）在《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及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针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难题,探索构建评价公司治理结构运行效能情况的理论模型,开展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实证分析,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出对策建议。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1）梳理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有关基础理论和研究文献,厘清该研究领域的理论进程、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探讨全球公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和不足,分析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核心要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分三个阶段总结了国内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运行实践情况。（2）开展了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技术研究,进行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梳理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主体的发展历程,讨论党组织融入国有控股公司的基本逻辑,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治理效能问卷调研,构建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的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软件技术对问卷调查结果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探讨党委会嵌入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3）建立了国有控股公司决策模型,揭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回顾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历史沿革,探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的实现模式,分析党组织促进公司治理效能的协同效应,开展党组织参与企业管理的多案例对比研究。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构建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博弈模型,采用进化博弈论理论技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决策博弈模型,探究公司治理博弈模型的均衡解。（4）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下,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交叉任职的合理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引入交叉任职融入度的概念,建立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治理效能优化模型,开发党委嵌入下的协同效应算法,并对国有控股公司常见的领导任职配置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到党委会与董事会交叉任职的最优方式。（5）结合国有控股公司治理实际,从法律保障、理论支撑、治理实践等层面对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标准模式,西方的经典模式有其值得借鉴之处,但无法解决中国公司治理的全部问题,中国的公司治理必须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路。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中国的公司治理有关政策演进和实践运行走过了三个阶段,政策制度不断优化,理论研究不断发展,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机制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公司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进入加快建立阶段,但也存在理论研究不够系统、技术方法比较落后、实践运行缺乏规范等问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续改进完善。第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促进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国有控股公司治理效能实证分析证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并发挥作用对公司治理效能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影响,是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的重要主体,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同步建设对于公司治理效能的提高至关重要。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激发公司治理主体协同效应,激励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行为,提升公司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实现企业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维互动,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处于积极有序的平衡态,以良性循环态势实现系统总体演进目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是一项关键机制,存在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交叉任职的最佳方式。讨论前置决策程序重新界定了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新的工作流程和决策关系,使党委会成为公司一切重大决策的枢纽和关口,为治理协同和效能提升提供持续保证。第三、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全球意义和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迭代升级。国有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结构相融合经历了“融入模式”、“嵌入模式”两种模式、两个阶段,目前,处在由“融入模式”向“融入模式”与“嵌入模式”相结合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集合了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现代企业制度优势的双重优势,基本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基本的产权制度是国有控股,基本的组织形式是把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内置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是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架和治理思想更加合理,具有十分光明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全球公司治理理论实践创新也具有重大意义。

顾闻^[3]（2019）在《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是在分类治理的背景下进行公司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有企业的功能为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并按照分类治理的模式进行改革。公益类国有企业的功能从本质上说就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政府通过公益类国有企业实现其经济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同时实现其经济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商业类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出资或控股,通过商业化运作,以国有资本总体上的保值和增值为最终目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具有独立市场竞争地位的国有企业。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一种通过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公司管理层、董事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契约关系以及管理和控制公司内部和外部结构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很多疑难杂症都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不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研究对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公司化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善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有利于有效行使国家所有权职能、保障国有企业投资者权益、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随着《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企业国有资产法》等一系列公司治理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初步形成。然而目前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存在产权主体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权力界限模糊、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不完善、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等问题,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第一,产权主体缺位问题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国家是抽象的产权主体,在我国国资委不能有效的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企业实际上面临产权主体缺位的现状。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多年来未能得到解决,易导致内部人控制,对公司治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第二,合理的股权结构是良好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基础。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国有股持股比例过高,其他非国有股所占比例小。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在持股比例和公司资金控制上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缺少话语权,内部人控制严重,董事会、经理以及股东会的相互制衡机制很难实现。第三,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关键机构,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的职权界限仍不够明晰,我国法律制度没有对不同种类的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董事会职权进行分别设置,外部董事特别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较低,而且董事会的职权保障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董事会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以上问题不利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严重,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第四,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仍存在信息披露渠道单一、缺少专门的信息披露法律细则、自愿信息披露动力不足、国有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第五,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缺失主要表现在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缺失、高管薪酬和企业经营业绩脱节、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高管薪酬标准不合理等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会导致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产权主体缺位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晰。没有清晰的产权,公司治理是没有意义的。产权理论认为公共产权是天然缺位的,但法律应明确产权的边界。委托代理理论论证了公共产权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然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我国出资人职能转变,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有效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国家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但是国家无法直接履行出资人职能,国资委既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又承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但两种职能无法同时履行,很难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国家和企业的实际经营者之间有很长的委托代理链条,容易产生国有资产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后果。我国可以借鉴新家坡淡马锡的做法,构建政府-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控股子公司的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行使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仅行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国有资产三级管理体制将很好的分离政府和企业,实现商业类国有资产的良性运作,从根本上解决商业类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股权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的类型,合理的股权结构是公司良治的基础。基于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目前的股权结构存在的特殊问题,适当引入并建立优先股和金股等类别股法律制度,建立制衡性公司治理结构。优先股可以在商业一类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将商业类一类国有企业部分国有股转化为优先股,不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控股股东持有的优先股不具有表决权,在公司的控制比例大大缩减,公司的控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向制衡性公司控制结构发展。而金股制度的实质是政府虽然仅占有国有企业少量的股份,但是却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具有否决权。金股制度可以在商业二类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中适用,如国防、交通、能源等国有企业,因为这些企业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在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上应保留控制权。适当引入双层股权结构,从股权结构上降低国有股的比重,但国有股仍拥有绝对的投票权,始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地位。股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股减持应采用渐进式模式,保证国有企业改革平稳过渡。同时提高机构投资者在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董事会的权力界限是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针对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董事会权力界限不明晰的问题实行“董事会中心主义”,建立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董事会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以及对经理的任免权和监督权。一方面,构建董事会职权独立行使的法律保障机制,按照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和非竞争性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进行董事会内部机构的设置,同时设立专业委员会,健全董事会选拔机制,保障董事会职权得到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董事会的职权得到有效的制衡,完善董事会职权制衡机制。第一,国资委不能既当出资人又当监管人,明确国资委的主要职能。第二,将国资委的出资人职权即股东权分离出来,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行使,从而保障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独立经营。第三,我国相关法律进一步规定党委核心领导的具体职权,以及区分党委核心领导和董事会独立经营权。第四,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通过审计署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同时对于其他非国有独资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行使其法定职责。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是公司治理中外部治理的重要内容,构建全面、规范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有利于遏制内部人控制现状,加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降低监督的成本,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可区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国有企业,对于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公开披露完整的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处于竞争行业的非上市商业类国有企业可以参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制定信息披露的具体法律规范,信息披露的方式以及公开程度应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作出相应的规定。而另一类处于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对于信息披露的安排可以根据不同的企业区别对待。构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具有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体系。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拓宽信息披露的对象和渠道。建立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法律规定不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的惩罚措施、民事及刑事责任。建立内部和外部一体化的多层次监督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国有资产属性教育。高管薪酬法律制度是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激励机制。薪酬合理程度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国有企业盈利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为了加强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法律规制,建立高管薪酬分类管理制度、优化高管薪酬结构。区分商业类国有企业中非竞争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高管的选聘、晋升方式、薪酬标准。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主要由基本年薪和绩效组成,商业类国有企业中的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的薪酬设置标准分别制定。完善薪酬委员会制度、构建高管薪酬审查决定制度、薪酬追回制度。我国薪酬委员会应由外部董事组成,并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高管的业绩等要素独立制定合理的薪酬方案。根据商业类国有企业的不同类别明确高管薪酬审查决定权的行使主体、审查程序以及审查的激励措施及法律后果,保障高管薪酬方案合理、公正。创设薪酬追回制度,规定国有企业高管因虚假、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或因为决策错误导致财务报表错误等情形的,其特定时期的薪酬全部予以追回。实现薪酬信息披露的多层级管理、薪酬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序规范化、高管选聘标准信息透明化。

王剑^[4]（2018）在《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文中认为国有军工企业是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国有军工企业需要进一步转型升级,统筹考虑国家背景、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中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研究是实现其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科学的领导体制是保障一个组织规范高效运作的基础。六十多年来,我国国有军工企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进步,企业运营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我国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历史演变和现实反思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遵循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着重思考并探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方案。其改革方案从有利于发挥管理者效力、提高企业运营水平、规范国有企业权力使用与监督以达到公司治理的最优化、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落实好“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等问题出发,聚焦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将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同实现公司股权多元化相结合,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中,论证了新老三会如何代表利益相关者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有军工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党政一肩挑”的实现形式,建构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前提,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领导体制模型,为国有军工企业提高运营效率,强化党的领导,合理规避风险,兼顾各方利益,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施方案。

马林^[5]（2017）在《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以下或简称“财务公司”）是极具中国特色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是国家为促进大型企业改革和发展做出的一项特殊的金融制度安排,是中国金融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银监会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开展以公司治理等内容为核心的行业监管。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业务模式、盈利模式和管理方式与一般实体企业和其他类型金融机构相比有较大差异,财务公司的公司治理呈现出鲜明的特殊性。本文紧紧围绕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有效性问题展开研究和论述,在理论研究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财务公司公司治理和治理评价的特点,构建治理评价体系和开展治理有效性实证研究,提出改进财务公司治理评价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本文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行业模式、经营特点、治理特殊性和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治理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对财务公司参照商业银行进行治理评价及监管,并不能真实客观反映财务公司治理状况,治理评价体系在促进财务公司治理能力提升方面存在改进空间,开展财务公司治理评价和治理有效性研究具有客观必要性。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财务公司治理特殊性,针对被忽视的财务公司特有治理指标,构建符合财务公司特殊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为改进治理评价和提高监管效能提供理论依据。为衡量和评价财务公司治理情况,检验公司治理对财务公司经营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应用治理评价体系,评估财务公司治理情况,针对财务公司这一特定行业得出衡量公司治理水平的治理指数。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开展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实证检验财务公司治理指数对公司盈利能力、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财务公司治理指数正向影响风险防范和金融服务能力,公司治理指数对盈利能力的作用不明显。研究结果表明提升财务公司治理能力、改进治理评价体系具有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等。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介绍了财务公司、财务公司治理评价的概念,以及治理评价与监管的关系,对本章研究的对象概念和逻辑关系的阐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回顾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的重要研究理论和成果、并对公司治理的主要研究领域公司治理对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介绍。本章对财务公司治理特殊性理论进行了重点梳理,结合治理评价和监管文献,并进行了总的文献述评。第三部分在特殊性理论基础上开展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研究。深度分析财务公司金融属性、产业属性和企业属性及治理特点。将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构建治理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构建包括六大要素31个指标的财务公司治理评价指标。本章对指标特点进行详细阐述说明,设计中引入了体现财务公司特殊性的新的治理评价指标。第四部分是在评价体系构建基础上开展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及治理指数对盈利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影响开展实证分析。在治理指标构建的基础上,应用构建的指标体系测算财务公司治理指数。为准确衡量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本部分应用治理指标体系,选择董事会结构、监事会结构、信息披露、股权结构4大要素涉及董事会会议、网站建设、公司股权情况等具体指标作为治理评价指数,测算财务公司治理总指数和分类指数,进行财务公司行业治理指标统计描述,构建数学模型分析治理指数对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深入研究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针对财务公司核心能力资金归集力开展财务公司治理指数对资金归集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财务公司治理指数对财务公司行业独有的特殊性指标资金集中度的影响。资金归集职能是财务公司金融职能作用的基础和核心。研究财务公司治理指数对资金归集能力的影响是检验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和改进治理评价的重要基础和依据。第六部分是政策建议,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改进财务公司治理及治理评价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在测算治理指数及实证结论基础上,对实证研究发并现结合实践在政策建议上逐条回应,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财务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本部分是本文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和解决问题的部分,该部分从机构评价和机制评价两大方面提出改进财务公司治理评价的对策建议。第七部分是总结和展望。本部分从宏观的制度层面反思公司制度,展望公司治理未来发展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本文系统提出财务公司治理评价特殊性和必要性,设计构建了符合财务公司特殊性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基于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特殊性的研究,开展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构建研究,引入符合财务公司治理特点的评价指标,为更加科学开展财务治理评价和监管提供理论参考。二、开展财务公司治理评价研究,对财务公司治理发展进行评价。基于构建的指标体系,运用财务公司治理数据测算反映财务公司治理能力的治理指数。研究发现随着近年来财务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2011年到2016年期间财务公司平均治理能力指数呈现下降趋势。国有背景财务公司治理水平总体上好于非国有背景财务公司,表明近年来新成立的非国有背景公司治理能力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加强公司治理监管具有客观必要性。三、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研究。基于治理评价,实证检验财务公司治理水平对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务公司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不明显,可见财务公司治理效果并不主要体现在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上,这与通常研究认为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企业经营绩效越好形成对比,公司治理能力的提升并不能直接影响盈利水平。四、实证研究发现财务公司治理指数的提升有助于提升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检验了财务公司治理有效性。治理指数显着正向影响代表财务公司核心金融服务能力的资金集中度。文本研究发现财务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对资金归集能力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对资本充足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表明提升财务公司治理水平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提高财务公司治理水平、改进治理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针对财务公司特殊性,构建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本文分析了财务公司治理和评价特点,引入了财务公司特有指标要素。在国内研究中,首次系统研究财务公司公司治理,针对财务公司治理特殊性构建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体系。二、运用公开和调研数据首次开展财务公司治理水平评价,在国内研究中首次得到反映财务公司治理水平的治理指数和分类治理指数。文本在国内首次对财务公司公司治理进行定量描述和治理能力评价,发现国有背景财务公司治理指数好于非国有背景公司,国有背景公司资金集中度水平高于非国有背景公司。三、本文发现并证实了财务公司治理水平对盈利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的影响。证实了财务公司治理水平对财务公司抵御风险能力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财务公司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不明显,但有助于提升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和资金集中度,证实了财务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孔春丽^[6]（2016）在《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下,我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与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东南亚家族模式、东欧转型模式均存在着差异,其中,政府参与是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一大特色。不过,我国的政府参与与西方的政府干预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一般而言,政府参与包括政治关联和行政任命两种方式。目前,我国上市银行董事长、行长、监事会主席、独立董事基本上以行政指派为主,缺乏市场竞聘机制。本研究从政府参与的视角探析了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报告》、《中国上市银行年报分析》等公开数据,以及对大量治理数据的调查,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检验方法,检验了政府参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揭示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独立董事、信息披露、社会责任履行等治理功能的微观机理,发现了政府参与下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行的改进方向。本研究的创新点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发现政府参与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着双向效应。一方面,政治关联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另一方面,行政任命不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因此,如何在政府干预的前提下构建我国上市银行新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国上市银行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对我国上市银行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监事会治理、独立董事治理、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履行均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正向促进效应,而行政任命对上述治理功能均存在着反向的阻碍效应。第二,发现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的行政任命严重阻碍了公司治理的改进和完善,因此,高管层的任命应以银行内部推举为主,发挥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功能,同时尽快启动外部市场,发挥职业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资金市场、控制权市场、以及独立董事市场对高管层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目前,在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行长、独立董事的任命基本上以行政指派为主,缺乏竞聘机制,不符合公司治理的基本要求。同时,职业经理人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控制权市场、独立董事市场均未产生有效的作用,对银行高管人员未能给予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可见,外部市场治理是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第三,以上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治理目标。本研究发现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独立董事、信息披露和利益相关者治理中一些独特的现象,应作为公司治理改进的方向。董事长和行长的两职合一反而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完善；监事会人员的规模无助于公司治理的改进；行长的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存在着显着的激励效应；独立董事人员在治理功能的发挥上存在着冗余。

秦永法^[7]（2014）在《董事会治理及评价 ——基于中央企业的研究》文中认为公司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被历史证明是市场经济中最为完善和成熟的市场主体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是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与其相伴随的董事会治理及评价,一直受到专家学者、投资者、股东等各方面的重视,以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等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为基础的董事会治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尽管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全部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对各个国家完善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提供了多个视角、多个维度。本文系统学习了目前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研究角度、局限性以及对本文研究的价值,对影响董事会治理及评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综合归纳。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董事会治理模式、治理效率,不仅仅受到来自企业内部的制约,来自外部的制衡机制甚至更为重要。理论的学习必然要与实践相结合,经过实践才能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并指导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治理的完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本文系统总结了西方国家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及差异,总结了中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的运行特征,并对中外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微观方面的企业治理,是一个以企业目标为追求,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文化为基础的功能系统,是各治理主体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有效履行自身功能的动态过程,必然受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市场发育程度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可以说这也是各个国家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共性的、本质上的一致要求。西方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有其成长的基础和土壤,是与其政治体制、人文环境、社会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的,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董事会治理机制才得以发展和完善。而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必然与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适应,否则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西方国家董事会治理存在的很多缺陷和问题,是通过市场、法律来弥补。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如果不考虑中国的特色和环境,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西方国家董事会治理存在的缺陷在我国必然会放大,阻碍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董事会治理对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经济学科,公司治理以及董事会治理的理论是以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融合了管理学、法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内容和知识,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这一点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本文在综述董事会治理及评价相关研究和方法、系统总结央企董事会试点十年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及与其他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企业的外部和内部两个纬度,分析了影响央企董事会治理的一些个性因素。央企在经济规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力等方面,不同于其他国有企业,治理主体关系更为复杂,即使共性的影响因素,对央企和其他国企、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影响程度也不同。但是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央企与其他企业包括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又存在一些影响企业董事会治理的共性因素,而这些内容已经有很多文献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中所坚持的基本观点和原则,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阶段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目标相结合；基于企业治理是宏观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体现；基于央企董事会治理完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企业体制重大变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因此,央企董事会治理的研究和完善,必须以这一总目标为立足点,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深入推进改革。本文基于以上认识,从实践性、可操作性的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央企董事会治理及评价的政策建议。建议的一大创新是把企业党组织纳入到公司治理的范畴,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共同构成公司治理的主体,只是党组织定位在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参与重大决策；各主体自依据不同的组织规则运行,围绕企业的总体目标,实现相互之间在协调中制衡、在制衡中协调、在合作中监督、在监督中合作,有机融合,“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另一个方面的创新就是对央企进行分类,并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国有企业的功能提出完善董事会治理的建议,及时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方案和政策建议之中,彰显了本文对完善央企董事会治理及评价政策建议的前瞻性、实践性。再一个方面,治理的本质强调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博弈性,本文在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董事会治理所涉及的关键主体之间,职责、权力和相互关系的处理,强调了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前瞻性。综观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国外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实践,不同国家、不同公司在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设计和方法内容上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这对设计我国中央企业董事会治理评价体系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和启示。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董事会治理特征和董事会治理行为两个纬度,采取层次分析法提出了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每项指标的权重,为国务院国资委等方面建立了一个对董事会治理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董事会治理的重要目的是企业健康发展,虽然该体系没有将其单独列为第三个纬度,但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列入董事会治理行为纬度。该体系虽然还没有完全消除主观因素的影响,但是通过主观性指标数量转化、专家赋值等,大大降低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尤其对评价主体的能力、领域认知程度等方面的要求大为降低。同时,本文使用该指标体系对央企董事会试点近三年来的董事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数量分析,为股东（国资委）、其他投资者、债权人等衡量央企董事会治理情况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基本工具。在这一工具的基础上,不同治理主体可以进一步完善、丰富有关指标,逐步实现评价的科学性和不同评价主体的适应性,以改善董事会治理效率,提高央企董事会治理水平。

丁芳伟^[8]（2013）在《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文中研究表明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体制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组织结构调整和经营绩效的改善关系到金融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基于这样的经济现实,我们有必要研究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从我国现阶段体制转轨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系统性要求来考察,建立国有银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分析框架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现有的关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研究是对组织结构本身的关注有余,而对影响其组织结构因素的分析不足。本文拟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其外部发展环境和银行战略目标等因素结合起来,尝试性地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分析框架。本文以我国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战略-组织-绩效（S-O-P）”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依托研究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如何由外部发展环境和战略目标决定,以及组织结构影响组织绩效的逻辑。从“S-O-P”的运行框架来看,国有银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要求国有银行在不同时期必须选择不同的战略目标,也要求其组织结构不断调整。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调整是为了达到其战略目标,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对其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其信贷行为体现出来。国有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在不同时期得以提高和改善的历史验证了S-O-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世界范围内,花旗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组织结构的运行特征及其经验,对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高效运行的基础,是现代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本文对国有银行的研究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理论上清晰描述战略目标对组织结构的规定性,组织结构对绩效的制约问题,第二步是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阶段的绩效实证考察,并以中国银行为例做案例研究。基于国有银行发展历程的历史间断性决定其绩效衡量适合采用分阶段和多指标的绩效衡量方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国有银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选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考量,并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历史考察。结果显示,国有专业银行时期的四大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资产质量在这一时期逐年恶化；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率也继续恶化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但在此时期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其市场绩效、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等国际通用的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商业银行的水平；不同历史时期国有银行的人均盈利能力和机构盈利能力,表明国有银行的市场绩效与其组织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国有银行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与战略目标调整,本文对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和方向进行了论述,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外部环境主要有金融深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金融国际化、金融监管、信息技术等网络化发展构成,环境变化会使国有银行在经营中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战略目标,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应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追求精简和高效、分权和集权相结合、适度虚拟化等为原则,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方向是必须继续完善现有的纵向和横向组织结构,构建完善的现代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根据环境变化创新组织结构模式。在笔者看来,要使国有银行运行达到以上的格局,就必须把战略目标、组织结构和绩效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

刘明越^[9]（2013）在《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完善的重要标志。任何所有制都存有一个实现形式的问题。所有制改革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即社会中不同所有制比重的变化；其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即所有制具体采取怎样的形式来实现。我国的所有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沿着这两方面展开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所有制实现形式改革,是从传统的公有制企业变为现代公司制度,无论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清晰地显示了这一演化过程。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3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国有企业的的性质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是围绕实现形式这一重点问题展开的。目前,国有企业已经建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实现了产权社会化。在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担任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性的重任,体现公有制的性质,而其创造的财富必须实现社会共享。但国有企业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成为独立运行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按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即国家所有的性质；一方面也要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国有企业经过股份制改制后,宏观层面的产权多元化的结构已经形成,而企业微观层面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也随着产权多元化结构而不断完善。国有企业产权“一股独大”的产权结构也逐渐因产权制度改革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变化,除涉及国家绝对控股的行业外,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产权已经实现多元化,形成了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的产权模式。根据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和委托—代理关系,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国资委的成立,解决了国家所有权出资人的代管问题,解决了国有资产具体管理的问题。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的目标是保值和增值,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是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如何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全民共享。实现国企经营成果全民共享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国资委的定位：国有资产代管者职能的完善；其次是对国有资产代管者的监督,以便确保代管者能够真正履职；第三是探索和形成国有企业经营成果共享机制,实现全民共享。

王之亮^[10]（2012）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研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价值方面,首先,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进,大型商业银行的角色也从“大一统”体制的银行、国家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逐步变迁。在此过程中,符合现代产权理论的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持续改善其产权制度安排,有效提升了组织资源配置效率及经营业绩,并初步建立起了所有权基础上的银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的组织架构。其次,如何有效激励和监督管理层,是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委托代理理论与现代管家理论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分歧,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解决思路。而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使其管理层激励存在着有别于其他商业银行的特殊解决方案。第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倡导公司应关注并服务于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受此理论影响,大型商业银行亦将社会责任作为其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要素,通过兼顾股东价值最大化与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平衡,促进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在现实意义方面,笔者认为,自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成功上市,标志着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全面完成,其公司治理改革由此进入了“后股改时期”。目前,大型商业银行虽在形式上具备了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的基础架构和基本要件。但与我国很多其他领域改革当前所处困局相似的是,其发展至今,大型商业银行原有的、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改革的“制度红利”将不可避免趋于递减。接下来的公司治理改革会更为复杂艰巨,亟待探索新路径,寻求新突破。与此同时,受全球经济一体化、跨国金融集团盈利模式转型、信息技术创新以及金融监管方式更新等影响,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从理念、架构到规则都在发生持续、深入的变革。为此,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需要达到的总体标准是,既能遵从国际银行业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义和一般准则,也要体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特有的国情要素。从长远看,如果大型商业银行未能建立起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治理,即使在经营规模、股票市值上继续领先于全球同行,也无法形成和保持持久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未竞的使命。有鉴于此,笔者的研究旨在理性反思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为其优化方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路。本论文从阐述公司、公司治理的一般概念、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基本内涵及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出发,以大型商业银行从专业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角色变迁为背景,系统回顾了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产生及演进过程,较全面地解构了其公司治理的现状及主要缺陷,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主要路径和基本思路。论文共分为六章,包括：导论；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解构；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治理绩效的探讨；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路径。在第一章“导论”中,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评述了相关研究文献,阐述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基本思路、逻辑结构及创新之处。在第二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中,从公司的属性、公司治理的释义开始讨论,简述了笔者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评述了当前全球公司治理的主流模式及有关公司治理的基础理论,分析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并探讨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特殊性的主要具体表现。在第三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中,笔者认为：如以公司治理的视角来回顾、审视大型商业银行改革开放后逾30年的成长历程,从专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空白状态,到股改成功后大型商业银行初具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框架和制度体系,贯穿其中的主线是产权改革、组织建构及制度设计。而大型商业银行循此主线的发展演进,具体表现为：产权改革从全民所有到国有控股,组织建构从单一结构到权力制衡,制度设计从粗放治理到依法治理。在此章中,笔者参照中国银监会对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分期的划界标准,从产权改革、组织建构及制度设计三个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大型商业银行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第四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解构”中,从股权结构、组织架构、决策规则、激励约束等四个维度对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进行了逐一解构。在股权结构方面,分析了大型商业银行股本规模庞大、股权集中度高及国家股“一股独大”等股权结构的基本特点；回顾了大型商业银行从股份公司设立至今,其股本结构的形成过程；在组织架构方面,研究了“三会一层”治理结构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组成、专门委员会设置等问题,讨论了“三会一层”的相互关系。同时,从机构体系、条线体系的角度,论述了大型商业总分行体制下组织管理的运作模式、主要特点；在决策规则方面,阐述了银行公司治理机构的议事规则、授权经营与分级决策的基本情况；在激励约束方面,从激励机制设计、约束机制构成两个层面,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薪酬体系现状、股权激励的局限性以及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问题。在第五章“对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治理绩效的探讨”中,探讨了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有关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及公司治理绩效等重要问题。借鉴了欧美国家在议会席位分配中常用的方法,结合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董事会实际,提出了确立非执行董事席位分配原则及其他改善董事会结构的建议；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现有管理层激励机制中的不足及改进管理层激励的策略和思路；提出了狭义公司治理绩效、广义公司治理绩效的概念,实证研究了大型商业银行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薪酬等代理变量与银行人均资产、成本收入比的相关性,借鉴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大型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函数的简略模型,阐述了银行（广义）公司治理绩效与经营业绩的关系。在第六章“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优化路径”中,分析了以中国特殊国情为约束条件,在全球银行业公司治理发展趋势影响下,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优化路径的合理定位,并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内外部治理机制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异同；从股权结构与大股东治理、董事会建设、监督权配置、组织架构与激励约束、信息披露与透明度以及社会责任共6个方面,探讨了大型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对策；在将大型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划分为市场化机制与非市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证券市场、银行家市场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市场,以及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党管干部”原则对大型商业银行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并提出了简要的优化思路。与国内现有研究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文献对比,本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主要有：第一,将股东持股数与其应委派（非执行）董事人数的关系,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某一政党所代表的选民人数与其在议会中应得席位的关系相类比。借鉴议会席位分配的比例代表制、份额分配法两种主要分配方法,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非执行董事席位分配的合理性。研究发现,在上述分配法下,大型商业银行大股东非执行董事席位应分配数与实际情况均有明显差异,突出表现为汇金公司实际分配席位偏少。在股权集中度高、“一股独大”条件下,份额分配法与比例代表制分配法结果相同或差异不大；在股权相对分散条件下,前一方法较后一方法相对更为公平。笔者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应采用份额分配法等相对公平的方法分配非执行董事席位,提高席位分配的透明度。第二,讨论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东、管理层在成果不确定且不可监督的委托代理模型中,在考虑管理层激励的某些特殊性条件下（双层激励、薪酬不挂钩业绩、职务消费、寻租机会）,股东、管理层的期望收益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笔者认为,大型商业银行管理层薪酬不可能按欧美银行对职业银行家的市场化规则定价。为正向激励管理层勤勉尽责、防范其不当获利风险,应适度提高管理层期望收益。管理层部分薪酬应与其在职期间工作风险、廉洁情况及银行业绩挂钩,实行延期支付,使勤勉、廉洁、业绩突出的管理层能获得更高期望收益。对管理层实施“高薪养廉促勤”虽必要,但强化对其监督、考评、问责等配套约束机制,实现激励约束动态平衡,加大违规重处力度更为重要。第三,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广义和狭义上的解释,提出了公司治理绩效与经营业绩的函数表达式。从组织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狭义上的解释。通过研究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管理层薪酬等公司治理变量与狭义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讨论了公司治理变量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公司治理与经营业绩的关系与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类比,提出了银行经营业绩的简单函数表达式,并对公司治理绩效作出了广义角度的解释。

二、论国有独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国有独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董事会治理及评价 ——基于中央企业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论文提纲范文）

（9）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国有独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2]国有控股公司党组织嵌入治理结构研究[D]. 刘福广.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6)
• [3]我国商业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法律制度问题研究[D]. 顾闻.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4]中国特色国有军工企业领导体制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权力结构视角[D]. 王剑.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
• [5]中国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治理评价与治理有效性研究[D]. 马林. 东北财经大学, 2017(06)
• [6]中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D]. 孔春丽. 云南大学, 2016(12)
• [7]董事会治理及评价 ——基于中央企业的研究[D]. 秦永法. 武汉大学, 2014(01)
• [8]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D]. 丁芳伟. 浙江工商大学, 2013(09)
• [9]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逻辑与问题研究[D]. 刘明越. 复旦大学, 2013(03)
• [10]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及其优化路径研究[D]. 王之亮. 西南财经大学, 2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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