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4年英国留学前瞻（论文文献综述）
陈滢羽[1]（2021）在《中国当代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消费观念不断变革的今天,多元丰富的消费行为以及碎片化的社会特征已经成为常态。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不断凸显和消费者愈发追求独特表达的当下,独立设计师品牌正在以其鲜明的设计原创性、对市场高度敏锐的反应力和灵活开放的运营机制,受到市场、媒介、用户的热爱和追捧。中国设计师品牌早期主要聚焦于服装设计领域,2000年以后,随着独立设计师品牌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开始扩展至首饰、家具、产品、交通、民宿等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时下的设计师品牌已经成为商业品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最近十年,一批基于新零售和国潮文化背景应运而生的复合性设计师品牌快速增长,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市场效益和消费影响力。本文聚焦中国设计师品牌发展模式研究,重点以中国设计师品牌发展演进的过程为基础,通过对设计师品牌概念及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的确定,形成以服装、首饰、家居三大领域内不同时间段创建的代表性设计师品牌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比较研究、模式研究等研究方法为核心研究体系,系统地整理并总结中国设计师品牌发展的条件、模式和机制,构建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模型,为新兴设计师品牌的创建和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陈宇[2]（2020）在《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文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步伐的不断加快,留学生教育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间的学生流动已然成为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并且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教育质量衡量标准。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化的大潮中日新月异,其中来华留学生教育也随之诞生并逐步发展壮大。历经七十年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在中国社会经济和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强有力的推动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将成为中国敞开国门,发展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重要体现。论文从历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及其演进进行系统考察,并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为研究背景,从各个时期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内容入手,以来华留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实际发展状况为依据,结合广泛的统计和调研,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分析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历程及特点,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比较,以期达到以史鉴今、以外鉴内的目的。论文首先按照历史分期,概述了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伴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进而从强调扩大规模到注重提质增效的深刻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初步创立、开放探索、调整规范和提升完善等各个阶段的演进历程,并突出对来华留学生教育在招生和管理两个重要方面的政策演进的研究。在总结来华留学教育政策演进过程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和现实发展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全球发展、文化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等因素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演进历程中的特征进行提炼,系统分析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制定和演进过程中的基本特点,即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招生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留学资费由援助向收费转变,招生模式由计划向开放转变;管理政策在演进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即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管理手段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为使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适应国际化实际发展要求论述得更加充分,论文基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优势、地缘、语言、文化、经济和教育水平等各项因素,选择并集中描述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的概况及政策特点,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和影响因素,以及演进特点的分析,总结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助力国家外交战略、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在总体政策高度、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教育结构调整、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社会服务以及就业服务体系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服务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优化教育质量、完善社会服务、健全就业服务体系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今后制定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完善社会服务政策和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等。最后,论文就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际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助力中国高等教育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对未来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期待。
游启明[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提出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李小丽[4]（2020）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专业博士学位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博士学位,具有和哲学博士学位同等的水平和地位,旨在通过群组形式的课程学习和对专业实践问题的研究,培养能够对专业知识和实践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高层次专业人员。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轫于1992年,至今历经了三代的转型发展,形成了以职业性为主导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传统哲学博士学位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文以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研究对象,主要以教育史的学科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梳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其产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归纳其发展演进的主要特点,从而为改进和完善我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提供经验借鉴。英国最早的博士学位教育可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博士学位教育是神学、医学、法学三科的专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1917年哲学博士学位制度的引入,标志着英国现代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哲学博士学位教育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主要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呈现出鲜明的学术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英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步伐加快,学术之外的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发展和哲学博士学位并行的应用型博士学位成为大势所趋。1992年,布里斯托尔大学设立了英国第一个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博士,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开端。一般把1992年至2000年的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称为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和哲学博士学位教育最大的区别在于学位命名方式的不同和模块化课程的引入。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因模仿哲学博士学位教育而与之大体趋同,其价值取向仍以学术性为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职业专业化的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以及新工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都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学界对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也逐渐形成共识。2000年召开的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进行了构建,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至第二代。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培养模式可概括为“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其中“混合课程”的实施密切了大学、专业和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档案包式的成果组合使学习评价更为灵活而综合。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不再以研究训练为中心,而是更加关注职业生活和专业实践,其职业性、实践性明显增强,但也存在大学和工作场所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导师指导不足等问题。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英国“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达成肯定性共识,标志着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迈向第三代。此后,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和工作场所的联系日益紧密,加之受“普职融合”理念、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政府政策的推动,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在实践中形成了“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重点关注学生在工作场所开展实践和研究,强调通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批判性反思不断改进实践,进而解决复杂的专业实际问题。其主要特点为基于工作场所的实践、批判性反思贯穿始终以及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其价值取向呈现出鲜明的职业性为主导、学术性和职业性相融合的特征。目前,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主要存在内涵认识分歧、缺乏单列的评价标准以及专业设置过细过多等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演进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革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市场和大学三方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二是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三是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在此基础上,就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权力博弈、价值取向、模式变迁等重大问题,运用高等教育学中的认识论和政治论哲学观、高等教育系统整合论等有关理论,作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借鉴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经验教训,我国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地位,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跨机构联合培养机制,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徐枫潇[5]（2020）在《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利益优先”,长期以来都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关切。自二战结束起,英国在对华交往中也始终奉行这一原则。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英国日益看重同中国的伙伴关系并着力扩大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往来,2015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以此开启中英“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政治互动达到新高点。2018年,特蕾莎·梅访华时更是盛赞英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并表示看好双方经贸关系潜力。然而,合作关系中难掩分歧,英国在对华政策中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身份的考量也占据重要组成部分。在以经济利益为代表的国家利益追求和以西方大国为典型的国家身份方面,常导致在对华交往中出现“政经两张皮”的表现,即:既想获得最大程度的经济利益,又不愿放弃西方大国的身份,在一些具体的外交事务中同中国疏离乃至对立。近几年来,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英国对华政策之中。“黄金时代”的开始,至今已近五个年头,在这五年中英国经历了脱欧公投、国家领导人的几番轮替和脱欧事务的反复与波折。在对华政策上,卡梅伦第二任期时形成的、对华保持密切合作的总体态势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但英中之间的龃龉和分歧频现,并多以英国对华事务进行干涉和介入为主。其中以南海问题和新疆问题尤为典型:在南海问题中,英国素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扞卫者自居,联合亚太域内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施压,意在高调介入南海;在新疆问题上,英国搬出西方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观中“人权高于主权”的相关论调,一再借各种多边外交场合对中国新疆事务的处理加以指责。以这两大代表性问题来看,英国多选择无视南海和新疆主权归属这一客观现实,将中国国内问题国际化、同时配合其西方大国的身份立场和脱欧后国家政策的转型,来横加干涉。而在涉及重要经济利益的产业合作方面,英国从未动摇过通过对华合作获取物质实利的原则。尤其在金融、教育、新能源和通讯科技领域,英中近五年来合作密度与广度显着提升,英国在吸引中国企业投资,加速英国技术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推进高等教育输出等方面着力加大同中国的合作,也因此获得了可观经济收益。但是必须承认,英国“西方大国”的身份定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并在英国绝对实力业已下降的今天,这一身份追求仍未改变,因此,英国对华合作中基于身份追求和利益追求而显现的张力,或将长期存在。
徐园园[6]（2020）在《中国现代体育观的自然主义变革及其美育内涵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现代体育观与美育观一样,皆发轫于国族救亡年代。为了强兵御侮,洋务重臣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引进了西方现代兵操,开启了中国现代体育;随后的维新派以及革命党人,虽对体育的认识有所深化,亦均持政治功利主义的体育观念。在功利主义体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作为参照系的美育,与功利主义体育观形成了基于身心二元论的平行关系。而到了20世纪10年代以后,随着时代历史的变迁,由于其本身的缺憾,以及美育观念作为价值基点或隐或显的影响,国内开始反思功利主义体育观,并产生了向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变革:一方面,体育与美育在现代教育观念、现代教育制度中慢慢结合;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是身与心关系的强化,体育与美育由身心二元的关系逐步走向了身心一元。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可视为中国现代体育观从功利主义到自然主义变革的历史性标志。这种变革是受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影响。美国体育家麦克乐在两次访华期间,宣扬了含有大量美育因素的美国自然主义体育观,并直接影响了中国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形成。中国的体育观从功利主义向自然主义的变革,对体育的认识逐渐从军事上的“强兵”到教育上的“强民”,最后分离出了“完全之人物”的终极目标,在其转向的过程中渗透了大量的美育因素:体育真正的宗旨是以美育为灵魂的全人教育;“身心一元”是美育与体育的融合性机制;“本性教育”是回归游戏本源的美育态度;“兴味主义”是以趣味为根本动机的体育;“审美主义”是自然主义体育观的美育内核。其中,“审美主义的体育”,是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中的美育因素得到凸显的最鲜明标志。也正是因为这些,中国体育才首次向其作为教育的理想和本体回归,同时对中国当代体育观产生积极启示。
徐小洲,阚阅,冯建超[7]（2020）在《面向2035：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国际布局不断延伸、领域不断拓展、规模质量层次不断提升、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持续增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表明:坚持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中心发展理念,形成各方合力是重要基石;坚持改革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是根本动力。走进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强国建设提出更有质量、更高水平、更广受益面、更有影响和更有竞争力的教育对外开放新要求。面向2035,教育对外开放应着力解决战略布局、防范机制、质量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同向发力,前瞻谋划体制机制,着力把握关键要素,全方位、系统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
陈羽桃[8]（2019）在《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研究：度量、影响因素及印象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态环境如水,经济发展似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并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已是刻不容缓,必须推进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下决心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之路。否则,纵有“金山银山”也换不回“绿水青山”。企业是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与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Pearce et al.（1989）认为将环境因素融入到资本投资等企业重大财务决策当中可以解决盈利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绿色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Martin and Moser,2016）,正是将环境目标和环境战略转换为企业实际行动与更高环境绩效的一种财务资源和无形资源分配（Ate?et al.,2012）,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关键。从本质上而言,企业绿色投资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企业的环境污染,而现实中企业管理层进行绿色投资的动机则包括监管优先、绿色形象树立和生产成本节约等（Maxwell and Decker,2006）,且大多数企业在环境方面的投资行为更多的体现出“被动”迎合政府环境管制需要的特征（唐国平等,2013）。基于此,值得疑问的是,企业的绿色投资真的有效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投资后的具体效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事与愿符”抑或“事与愿违”呢?这是企业绿色投资的重要经济后果,即企业绿色投资效率问题。考虑到企业的资源有限且绿色投资无法产生直接经济效益,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绿色投资是将企业资源转移给了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从而导致传统绩效目标与企业社会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需要在股东利益和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Carroll,1991）。一方面,股东不愿承担绿色投资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却希望企业投入大量资金来减少环境污染。因此,企业是否能够优化绿色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显得非常重要。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绿色投资而非绿色投资效率,且受限于企业环境数据的可获得性,已有关于绿色投资效率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宏观层面或中观层面。可见,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投资效率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政府监管是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作为企业环境实践效果的反馈,势必会受到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环境规制权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监管方式,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环境政策和监管规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来负责具体执行（Zheng,2007;金刚和沈坤荣,2018;Zhang et al.,2018）,并且环境规制的实际效果关键取决于执法力度（包群等,2013）。我国进入绿色发展新时期后,在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中不断提升环保因素所占的比例,并实施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举措（宋献中和胡珺,2018）,彻底摒弃了过去“唯GDP”的政绩评价倾向。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各地方政府对于环境规制的执行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加之我国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改革进程存在差异,则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力度上的异质性会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然而,已有文献中针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对企业绿色管理的直接影响的分析却并不多见（龙文滨等,2018）。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实施印象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和载体。面对现阶段公众愈发强烈的环保诉求和政府愈发严格的环境监管,企业披露包括环境信息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影响投资者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感知、提升企业形象并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Deegan et al.,2000;Guthrie and Parker,1990;Hooghiemstra,2000;吉利,2016）。尤其是当企业的环境绩效较差时,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反越高（Clarkson et al.,2011;Rockness,1985;沈洪涛等,2014）,以此来调解环境绩效不佳对企业环境声誉的负面影响（Cho et al.,2012）,并且这种增加环境信息透明度的印象管理策略也不容易被信息使用者所识别出来。虽然政府不断加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但企业的环境治理真的“言行一致”吗?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企业污染防治效果的一种客观、真实的体现,衡量的是企业的“行”。如果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较低,就会产生强烈的动机通过企业的“言”来进行印象管理,造成绿色投资效率不能被客观公允地反映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中。而已有关于企业层面印象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信息披露方面,较少关注企业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张正勇和邱佳涛,2017）。鉴于此,本文以“效率”为切入视角,对企业层面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度量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以及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全文共八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研究问题,并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围绕几个主要研究问题提出可行的研究思路并规划适宜的研究方法。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创新与研究贡献。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本章首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系统地梳理了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中,外部性理论提供了企业绿色投资效率问题的根本来源与重要性的理论依据;资源基础观理论和环境战略管理理论为深入理解和分析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持;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社会责任理论为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思路;信号传递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则为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印象管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其次,本章围绕绿色投资、绿色投资效率、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印象管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文献综述,发现已有研究多数集中于探讨绿色投资而非绿色投资效率。与此同时,文献中针对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来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管理的直接效应分析也比较匮乏,且鲜有研究讨论企业的环境行为实践是否言行一致。最后,在总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简要述评。第三章,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本章首先系统梳理了我国环境政策与环保监管体系的演进过程及不同时期的特点。在充分了解制度背景的前提下,结合理论与实际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并将其划分为预防型绿色投资和治理型绿色投资,进而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和资源配置有效性定义了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具体概念。此外,本章还回顾了我国绿色投资的发展进程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详细介绍了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度量的理论与方法,并分别基于环境规制执行的视角和环境信息披露的视角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和印象管理进行了理论分析。第四章,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度量与评价。企业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基本细胞,在当前愈发严峻的环境治理形势下,企业的绿色投资是否真的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环境绩效呢?本文第四章以“效率”为研究视角,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应用基于松弛度量（SBM）方法的数据包络分析（DEA）,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以及全面的评价分析。研究发现,虽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获得了动态增长并取得技术进步,但平均效率水平仍然较低,且主要是由企业绿色投资存在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在我国绿色投资总体规模不足的情况下都未能充分利用绿色投入资源。这也表明企业管理层在面对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时,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了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污染物排放量而言,企业绿色投资对于绿色投资效率值呈现高度敏感,尤其是治理型绿色投资的影响力最强。本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识别环境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和风险节点,为企业实现财务与非财务管理的相互平衡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政府监管是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将监管方向从绿色投资驱动转向绿色投资效率驱动是引导企业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关键。在第四章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量化的基础上,本文第五章从执行层面分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显着的倒“U”型影响,并且根据污染排放强度不同,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反应存在差异;（2）相较于采取反应型环境战略的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倒“U”型影响更为显着,这表明企业环境战略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影响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3）中央环保督查与高管持股加强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公众环保意识和企业财务绩效则对此产生了削弱作用;（4）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冗余具有显着的“U”型影响。本章的研究结论为我国当前的环境监管变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表明地方政府应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执行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第六章,环境信息披露视角下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印象管理。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进行印象管理的一种直接渠道和载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作为企业污染防治效果的真实反馈,是否能被客观公允地反映到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中呢?本章通过研究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考察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管理活动是否“言行一致”。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着负相关,这说明企业在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时存在印象管理,并且主要是通过提升排污信息透明度的方式来获得信息使用者对其环境责任履行的好印象,从而建立绿色企业形象和环境声誉。与国有企业相比,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媒体关注度较高、高管持股比例较高、企业价值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着。本章的研究结论表明,环境监管部门在评价企业的绿色绩效时不能只依赖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除了监管“言”,更要监管“行”。第七章,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对策建议。本章分别从企业、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提出了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对策建议。对于企业而言,需要重树企业价值观念、变革绿色管理模式、优化企业资源分配。对于政府而言,应该积极推进以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的生态文明建设、维持中央环保督查的常态化、加强差异化环境监管、引导重污染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并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公益环保组织应该深度参与到环境监管中来,而媒体和公众则可以分别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和社会监督作用。第八章,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归纳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最后,探讨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包括:第一,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实现了对微观企业层级绿色投资效率的量化。采用数据包络分析这种非参数方法来度量企业绿色投资效率,能够将财务信息与环境信息相结合,并克服传统效率评价方法在进行权重设置时的主观因素影响、避免传统计量模型设定可能存在的误差问题,从而更加客观的测度出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第二,从执行力度的视角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关系。政府环境监管不仅需要完善的环境立法与健全的环境制度,更需要各地方政府的严格执行。即使环境政策设计得科学合理、精细巧妙,若不能得到彻底的执行,也将只是形同虚设。本文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能更加贴近现实,反映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变化怎样影响企业对投入的各类绿色资源的利用效率,深化了环境规制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第三,基于印象管理理论探索了企业如何在环境信息披露中对其污染防治行为进行印象管理。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实施印象管理的一种途径但却不易被察觉。本文结合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新要求,检验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企业环境治理的印象管理（即并非“言行一致”）动机与策略,从而能够扩展微观企业层面印象管理的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对企业绿色投资经济后果的研究。区别于以往文献更多的关注绿色投资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重点考察了绿色投资效率,并通过手工搜集相关数据,使用数据包络分析对微观企业层面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量化分析,揭示了我国重污染企业当前的绿色投资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且主要是由于企业绿色投资存在投入冗余的问题造成的。这为企业管理层提升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指明了具体改进方向,有助于企业实现财务与非财务管理的相互平衡以提升企业绿色竞争力。第二,本文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角。环境因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衡量能够将环境绩效整合到企业绿色投资决策中,这不仅能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也为企业解决股东与广大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提供了有效思路,即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此外,通过验证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中存在印象管理,能让利益相关者更有效地识别企业的环境信息并做出更好的决策,这也延展了企业印象管理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深入广泛地探索我国环境监管变革之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通过考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有助于监管部门更有针对性的调整监管重点、措施及力度,并对不同特点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执行来优化其绿色投资效率,这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绿色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文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中存在印象管理的研究发现也为监管部门制定更有效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和政策提供了依据。
覃蕾[9]（2019）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教育部文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指出,教育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教育交流为沿线各国民心相通架设桥梁,人才培养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支撑。推进留学、培养人才是“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重要内容,中国要积极与沿线各国开展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和人才培养合作。因此,本研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探讨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和高等教育交流发展概况,为中国和沿线各国政府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和国际学生流动政策以及推进高等教育政策互通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建议。首先,国际学生流动数量持续增长,主要趋势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不足,沿线多国国际学生流动不平衡性显着。同时,国际学生流动呈现新发展,亚洲多国加入到国际学生竞争行列,国际学生流向呈多元化趋势。对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概况进行分析,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总体上优于发展中国家,沿线国家间教育不发达差异明显。其次,采用沿线国家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发现一国与世界的商品贸易额对该国招收国际学生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对目的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和规模考虑较多,其更加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太高但教育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留学。发达国家的国际学生在选择发展中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时,重点考虑目的地国高等教育质量和规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并不是重要影响因素;在选择发达国家作为留学目的地国时,目的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其更加倾向于选择比本国经济更加发达的国家留学,此时目的地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不产生显着影响。最后,借鉴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招收国际学生的政府策略,建议沿线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深化政府间经贸合作,畅通经贸联系;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和水平;充分利用地缘文化的影响作用,强化区域教育合作;制定并实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加速国家高等教育能力建设;中国政府应积极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政策的引领作用,对接沿线各国意愿,促进教育政策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共同繁荣。
杨鑫[10]（2019）在《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研究（1978-2010）》文中研究说明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是华侨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而华侨华人社团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核心和缩影,是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演变是与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同步的。1978年以前,英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时期:二战前以华侨海员或劳工为主要成员的早期社团组织;二战期间,以抗日救国为主要目标的社团组织;战后至1978年期间,以餐饮从业者为主体的社团组织。不过,在1978年以前,英国华侨华人的人数较少,因而华侨华人社团发展较为缓慢。伴随1948年《英国国籍法》等法案的颁布,加之中国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的居民以家属团聚、留学生、投资移民等方式移居到英国,加上大量印支难民前往英国,使英国的华侨华人人数急剧增加。截至2010年,英国的华侨华人已达60万,而华侨华人是华侨华人社团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英国华侨华人人数的大量增加,促使各类新社团不断涌现,社团的组织形态、功能模式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而社团类别则更加多元化,专业社团也异军突起,并且还出现了新型社团组织——华人社区中心。社团呈现出规模化、本土化、跨国化、专业化等发展趋势。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快速发展对协调英国华侨华人族群的内部关系、促进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到英国主流社会、加强中英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04年英国留学前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英国留学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当代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综述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综述 |
| 1.2 核心概念及研究对象 |
| 1.2.1 核心概念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2章 设计师品牌的历史与脉络 |
| 2.1 设计师品牌的产生 |
| 2.1.1 国外设计师品牌的源起 |
| 2.1.2 国内设计师品牌的兴起 |
| 2.2 设计师品牌的发展 |
| 2.2.1 服装设计师品牌的率先发展 |
| 2.2.2 首饰设计师品牌的发展 |
| 2.2.3 家居设计师品牌的发展 |
| 2.3 设计师品牌的行业现状 |
| 2.3.1 设计师品牌的地域性支持 |
| 2.3.2 设计师品牌的自身优势 |
| 2.3.3 设计师品牌的主要问题 |
| 第3章 服装设计师品牌的模式分析 |
| 3.1 定制型服装设计师品牌——玫瑰坊 |
| 3.1.1 中国高定第一人——郭培 |
| 3.1.2 中国高定的标志性品牌 |
| 3.1.3 传统工作室的进阶发展模式 |
| 3.2 商业化女装设计师品牌——素然ZUCZUG |
| 3.2.1 素然创始人——王一扬 |
| 3.2.2 时代转型下的品牌发展 |
| 3.2.3 理性适度原则的品牌管理模式 |
| 3.3 文化创新型设计师品牌——密扇MUKZIN |
| 3.3.1 密扇主理人——韩雯和冯光 |
| 3.3.2 传统革新化的发展路径 |
| 3.3.3 时尚进阶式品牌管理模式 |
| 3.4 服装设计师品牌的对比分析 |
| 3.4.1 设计师个人背景对比 |
| 3.4.2 设计师品牌发展对比 |
| 3.4.3 设计师与品牌的关系分析 |
| 第4章 首饰设计师品牌的模式分析 |
| 4.1 定制型首饰设计师品牌——Fei Liu Fine Jewellery |
| 4.1.1 Fei Liu珠宝创始人——刘斐 |
| 4.1.2 情感型品牌发展路径 |
| 4.1.3 国内外市场联动的管理模式 |
| 4.2 实验型首饰设计师品牌——尤目YVMIN |
| 4.2.1 尤目合伙创始人——张晓宇和李忞 |
| 4.2.2 身体媒介化的品牌发展 |
| 4.2.3 明星效应式的品牌运营管理 |
| 4.3 商业性首饰设计师品牌——HEFANG Jewelry |
| 4.3.1 何方珠宝创始人——孙何方 |
| 4.3.2 趣味具象化的品牌发展定位 |
| 4.3.3 线上线下协同的品牌管理模式 |
| 4.4 首饰设计师品牌的对比分析 |
| 4.4.1 设计师个人背景对比 |
| 4.4.2 设计师品牌发展对比 |
| 4.4.3 设计师与品牌的关系分析 |
| 第5章 家居设计师品牌的模式分析 |
| 5.1 产品驱动型家居设计师品牌——梵几Fnji |
| 5.1.1 梵几创始人——古奇高 |
| 5.1.2 体验式的品牌发展 |
| 5.1.3 全品类化的品牌管理模式 |
| 5.2 个人驱动型家居设计师品牌——Frank Chou Design Studio |
| 5.2.1 Frank Chou工作室核心——周宸宸 |
| 5.2.2 能量传播型的品牌成长 |
| 5.2.3 独立工作室的组织及运营管理 |
| 5.3 材料创新型家居设计师品牌——品物流形 |
| 5.3.1 品物流形主创——张雷 |
| 5.3.2 传统的未来式品牌发展 |
| 5.3.3 发展共享型品牌管理模式 |
| 5.4 家居设计师品牌的对比分析 |
| 5.4.1 设计师个人背景对比 |
| 5.4.2 设计师品牌发展对比 |
| 5.4.3 设计师与品牌的关系分析 |
| 第6章 设计师品牌综合比较研究 |
| 6.1 相同时期的发展模式比较 |
| 6.1.1 2000 年前创立的设计师品牌 |
| 6.1.2 2000 年~2010 年间创立的设计师品牌 |
| 6.1.3 2011 年~2020 年间创立的设计师品牌 |
| 6.2 相似背景下的发展模式比较 |
| 6.2.1 国内专业学习背景的品牌创始人 |
| 6.2.2 国外留学经历背景的品牌创始人 |
| 6.2.3 家庭教育启蒙背景的品牌创始人 |
| 6.2.4 设计师创立品牌前的工作背景 |
| 6.3 设计师品牌发展模式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
| 6.3.1 设计师品牌发展模式的共通性 |
| 6.3.2 设计师品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 |
| 第7章 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模型思考 |
| 7.1 设计师创始人个人的素质条件 |
| 7.2 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外部助力 |
| 7.3 品牌运营管理的组织模式 |
| 7.4 前瞻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立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国际学生流动日益频繁 |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迅速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 |
| 二、研究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研究 |
| (二)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三)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结构的研究 |
| (四)关于来华留学生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 |
| (五)关于留学生教育的比较研究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留学和留学生 |
| (二)来华留学生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五、研究的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六、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历史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 |
| 一、初创阶段(1950-1977年) |
| (一)初启交换留学生计划 |
| (二)初探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与服务政策体系 |
| (三)初建来华留学生教学和实习管理政策 |
| (四)初次召开全国外国留学生工作会议 |
| (五)中断和积极恢复 |
| 二、开放探索阶段(1978-1992年) |
| (一)两次来华留学生工作会议,实现继往开来 |
| (二)加强经费管理,增加教育投入 |
| (三)扩大来华留学生的招生规模,提高生源层次 |
| (四)注重语言培训,实现汉语言推广 |
| (五)打造综合管理,开启自费留学 |
| 三、调整规范阶段(1993-2009年) |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走上依法办学道路 |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步入信息化建设 |
| (三)不断加强来华留学生奖学金管理 |
| 四、提升完善阶段(2010—2019年) |
| (一)打造“留学中国”品牌 |
| (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的演进 |
| 一、来华留学生招生方式政策的演进 |
| (一)以协定方式接受来华留学生政策 |
| (二)开放自主招收来华留学生政策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资费政策转变 |
| 二、来华留学生招生管理政策的演进 |
| (一)高度集中的招生管理政策 |
| (二)招生管理政策向宏观管理过渡 |
| 三、来华留学生招生类别政策的演进 |
| (一)来华留学生类别的明确 |
| (二)来华留学生类别的细化 |
| (三)招生专业政策的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来华留学生管理政策的演进 |
| 一、教学管理政策的演进 |
| (一)教学管理政策启动出台 |
| (二)教学管理政策的规范完善 |
| 二、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演进 |
| (一)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初步建立 |
| (二)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调整补充 |
| (三)思想教育管理政策的科学前瞻 |
| 三、日常管理政策的演进 |
| (一)日常管理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二)日常管理政策的稳步调整 |
| (三)日常管理政策的顺势规范 |
| (四)日常管理政策的应势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政治因素的影响 |
| (一)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 |
| (二)国际政治因素影响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方向 |
|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 |
| (一)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的前提 |
|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提供依据 |
| 三、文化和教育因素的影响 |
| (一)文化交流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 |
| (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制定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的特点阐释 |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中的基本特点 |
| (一)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内容逐渐清晰明确 |
| (二)政策作用逐渐明显,国家重视程度加强 |
| (三)政策覆盖逐渐全面,国际化程度显着 |
| 二、来华留学生招生政策演进中的突出特点 |
| (一)招生依据——遵循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 |
| (二)留学资费——“从援助到收费”的转变 |
| (三)招生模式——“由计划到开放”的转变 |
| 三、来华留学生管理政策演进中的突出特点 |
| (一)管理方式——由多方联合向归口管理转变 |
| (二)管理驱动——由政府主导向高校自主管理转变 |
| (三)管理手段——管理队伍建设协同法制化管理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发达国家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借鉴 |
| 一、美国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一)美国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 (二)美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 (三)相关借鉴 |
| 二、英国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一)英国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 (二)英国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 (三)相关借鉴 |
| 三、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一)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概况 |
| (二)澳大利亚留学生教育政策特点 |
| (三)相关借鉴 |
| 四、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一)日本留学生教育的概况 |
| (二)日本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特点 |
| (三)相关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评析 |
| 一、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取得的显着成就 |
| (一)助力国家外交战略 |
| (二)服务国家经济全球化发展 |
| (三)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 |
| (四)传播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
|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存在的问题 |
| (一)政策总体高度有待提升 |
|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有待完善 |
| (三)教育结构政策有待调整 |
| (四)质量保障政策有待统一 |
| (五)社会服务政策有待补充 |
| (六)就业政策体系有待建立 |
| 三、对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建议 |
| (一)严格服务于国家战略 |
| (二)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
| (三)改善教育结构调整政策 |
| (四)优化教育质量保障政策 |
| (五)完善社会服务政策 |
| (六)健全就业服务政策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研究内容 |
| (一)主要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1992—2000)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英国传统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与困境 |
| 二、知识经济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驱动 |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倒逼英国博士学位教育多样化 |
| 四、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强力推动 |
| 五、对美、澳等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学习借鉴 |
| 第二节 英国“修课模块+学位论文”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英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计划的探索 |
| 二、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初创:布里斯托尔大学等四所大学专业博士学位的设立 |
| 三、“修课模块+学位论文”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金斯顿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勃兴 |
| 一、项目数量和学科领域快速增加 |
| 二、在教育等五个学科领域分布最为集中 |
| 三、新学科和子学科不断涌现 |
| 四、从主要由“老大学”开办向全国辐射 |
| 第四节 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一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二章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兴起(2000-2004) |
| 第一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产业结构变迁和职业专业化的推动 |
| 二、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影响 |
| 三、三螺旋理论的引入 |
| 四、新工党政府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混合课程+成果组合”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第三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对“混合课程”的建构 |
| 二、伦敦大学教育博士学位的率先转型 |
| 三、“混合课程+成果组合”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利物浦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扩张 |
| 一、数量规模持续扩大 |
| 二、学科专业领域加速拓展 |
| 三、“新大学”直追“老大学” |
| 第四节 英国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第二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三章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2004至今) |
| 第一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 |
| 一、工作场所学习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化 |
| 二、“普职融合”理念的影响日益深刻 |
| 三、博洛尼亚进程的持续推动 |
| 四、2004年之后英国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英国“工作场所+自我反思”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产生 |
| 一、2004年第五届专业博士学位国际会议的召开 |
| 二、密德萨斯大学“基于工作的”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实践 |
| 三、“工作场所+自我反思”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
| 四、案例:索尔福德大学建筑环境专业博士项目 |
| 第三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 |
| 一、数量规模从大幅扩张到平稳增加 |
| 二、学科专业领域更趋细化 |
| 三、学科领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
| 四、“新大学”专业博士项目数超过“老大学” |
| 五、入学和完成人数状况 |
| 第四节 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评析 |
| 一、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二、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问题 |
| 三、英国第三代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影响 |
| 第四章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演进特点及启示 |
| 第一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主要演进特点 |
| 一、变革动力:三方主体共同作用和相互博弈 |
| 二、价值取向:从学术性为主导到职业性为主导 |
| 三、质量保障:从外部监控为主到“内部监控为主、外部监控为辅” |
| 第二节 对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历史发展的追问与反思 |
| 一、哲学的视角:认识论和政治论的融合 |
| 二、权力的博弈:基于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理论的分析 |
| 三、探讨的中心: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
| 第三节 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专业博士学位教育的地位 |
| 二、构建职业性为主导的培养模式 |
| 三、完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 |
| 四、建立职业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 |
| 五、适度拓展学科门类和招生规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利益”与“身份”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考量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与“国家身份”的基本阐释与界定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家身份 |
| 第二节 “利益”与“身份”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一、权力、安全因素考量在战后英国的逐渐消解 |
| 二、利益、身份因素考量在英国对华政策中的凸显 |
| 第三节 “利益”与“身份”张力下的英国对华基本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身份”作用下的对华强硬——积极介入与干预 |
| 第一节 南海问题 |
| 一、南海问题始末及英国对南海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动划分 |
| 第二节 新疆问题 |
| 一、涉疆问题回顾及英国对新疆问题的传统“关切” |
| 二、国家身份作用下英国政府在涉疆问题上的介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传统领域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金融领域 |
| 一、伦敦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崛起 |
| 二、金融科技成为合作新领域 |
| 第二节 教育领域 |
| 一、高等教育合作交流蓬勃发展 |
| 二、其他类型教育及服务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益”作用下的对华合作——新兴产业的特色发展 |
| 第一节 以核电、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领域 |
| 一、以核电为主发展民用核能 |
| 二、以海上风电为主的其他清洁能源合作 |
| 第二节 以“华为”为代表的通讯科技领域 |
| 一、华为进入英国市场及其对英经济影响 |
| 二、英国政府同华为5G合作的意向及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对华政策中“利益”与“身份”张力缘何 |
| 第一节 “脱欧”背景下的经济发展需求 |
| 一、“脱欧”冲击下的英国经济波动的整体情况 |
| 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刺激英国扩大对华合作 |
| 第二节 “大国”定位下的发展战略驱使 |
| 一、渴望通过“影响美国进而影响世界” |
| 二、寻求在欧洲事务中发挥力量 |
| 三、积极推行对外政策的全球化转向 |
| 第三节 “功利”外交传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再出发 |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逆“一体化”抉择 |
| 二、“利益至上”的“变”与“不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英文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现代体育观的自然主义变革及其美育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价值与内容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体育观的功利主义发轫及作为参照系的美育 |
| 第一节 “强兵御侮”的军事体育与身心一元的“养生体育” |
| 第二节 作为新民途径的体育及其与美育的身心二元关系 |
| 第三节 “军国民”体育及其与美育关系的现代身体图式 |
| 第二章 从功利主义到自然主义:中国现代体育观的美育化变革 |
| 第一节 对功利主义体育观的本土反思与“壬戌学制”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的西方来源 |
| 第三节 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
| 第三章 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的美育内涵 |
| 第一节 “身心一元”:体育与美育的融合机制 |
| 第二节 “本性教育”:回归游戏本源的美育态度 |
| 第三节 “兴味主义”:以趣味为根本动机的体育 |
| 第四节 “审美主义”:自然主义体育观的美育内核 |
| 结语 体育与美育融合的现代性范型:中国现代自然主义体育观的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面向2035：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与历史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成就 |
|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 |
| 三、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要求与现实挑战 |
| （一）战略要求 |
| （二）现实挑战 |
| 四、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思路与对策 |
（8）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研究：度量、影响因素及印象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5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1.5.1 研究创新 |
| 1.5.2 研究贡献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资源基础观理论 |
| 2.1.3 环境战略管理理论 |
| 2.1.4 制度理论 |
| 2.1.5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6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
| 2.1.7 信号传递理论 |
| 2.1.8 印象管理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绿色投资 |
| 2.2.2 绿色投资效率 |
| 2.2.3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 |
| 2.2.4 印象管理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2.2.5 文献述评 |
| 3.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3.1 我国环境政策与环保监管体系的演进 |
| 3.1.1 改革开放前至20 世纪80 年代 |
| 3.1.2 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初期 |
| 3.1.3 绿色发展新时期 |
| 3.2 企业绿色投资及绿色投资效率的界定 |
| 3.2.1 企业绿色投资的定义 |
| 3.2.2 企业绿色投资的分类 |
| 3.2.3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界定 |
| 3.3 我国绿色投资的进程与现状 |
| 3.3.1 我国绿色投资的发展趋势 |
| 3.3.2 我国绿色投资存在的问题 |
| 3.4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度量: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
| 3.4.1 效率分析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
| 3.4.2 效率的度量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 |
| 3.4.3 非期望产出在效率度量中的处理 |
| 3.4.4 DEA方法用于度量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可行性 |
| 3.4.5 DEA方法与其他度量投资效率方法的比较 |
| 3.5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基于环境规制执行的视角 |
| 3.5.1 环境民主主义与环境权威主义 |
| 3.5.2 环境规制执行偏差 |
| 3.5.3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决策行为 |
| 3.6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印象管理的理论分析:基于环境信息披露的视角 |
| 3.6.1 企业印象管理的动机 |
| 3.6.2 企业印象管理的策略 |
| 3.6.3 企业印象管理的效果 |
| 4.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度量与评价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 |
| 4.2.3 模型设计 |
| 4.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值分析 |
| 4.4.1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值的全样本分析 |
| 4.4.2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度量的有效性验证 |
| 4.4.3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值的分组评价 |
| 4.5 投入无效率与产出无效率分析 |
| 4.6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敏感度分析 |
| 4.7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动态变化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5.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
| 5.2.2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企业环境战略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 |
| 5.2.3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中央环保督查与公众环保意识的调节效应 |
| 5.2.4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高管持股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相关性分析 |
| 5.5 多元回归分析 |
| 5.5.1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 |
| 5.5.2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影响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作用机制探讨 |
| 5.5.3 企业外部因素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
| 5.5.4 企业内部因素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
| 5.5.5 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6.环境信息披露视角下的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印象管理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6.2.2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媒体关注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6.2.3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高管持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6.2.4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企业价值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 |
| 6.3.3 模型构建 |
| 6.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相关性分析 |
| 6.5 多元回归分析 |
| 6.5.1 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5.2 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5.3 高管持股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5.4 企业价值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7 本章小结 |
| 7.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对策建议 |
| 7.1 企业角度 |
| 7.1.1 企业价值观念需重树 |
| 7.1.2 企业绿色管理需变革 |
| 7.1.3 企业资源分配需优化 |
| 7.2 政府角度 |
| 7.2.1 推进以绿色投资效率驱动的生态文明建设 |
| 7.2.2 维持中央环保督查的常态化 |
| 7.2.3 加强差异化环境监管 |
| 7.2.4 引导重污染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战略 |
| 7.2.5 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
| 7.3 其他利益相关者角度 |
| 7.3.1 公益环保组织深度参与环境监管 |
| 7.3.2 媒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
| 7.3.3 公众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
| 8.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局限与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我国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评价得分明细表 |
| 附录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案例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0 研究的背景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特点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际学生流动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际学生流动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理论依据和数据来源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推拉理论 |
| 2.2 数据来源及概念界定 |
| 2.2.1 数据来源 |
| 2.2.2 概念界定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动与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
| 3.1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动概况 |
| 3.1.1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
| 3.1.2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向呈多元化趋势 |
| 3.1.3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就近流动趋势凸显 |
| 3.1.4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动不平衡性显着 |
| 3.1.5 “一带一路”沿线多个新兴国家逐渐崛起 |
| 3.2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环境与水平分析 |
| 3.2.1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环境分析 |
| 3.2.2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分析 |
| 3.3 中国的国际学生流动概况 |
| 3.3.1 中国的国际学生数量持续攀升 |
| 3.3.2 中国的国际学生流入流出失衡 |
| 3.3.3 中国学生留学目的地国以欧美国家为主 |
| 3.3.4 来华国际学生主要来源于地缘邻近国家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学生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变量选择 |
| 4.1.1 经济因素变量 |
| 4.1.2 教育因素变量 |
| 4.1.3 社会和文化因素变量 |
| 4.2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一带一路”发达国家间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3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国际学生流向发达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4 “一带一路”发达国家国际学生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5 “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间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招收国际学生政府策略 |
| 5.1 主要发达国家招收国际学生政府策略 |
| 5.1.1 制定国家层面的教育战略政策 |
| 5.1.2 支持专门机构向海外传播文化 |
| 5.1.3 提供丰富的国际学生资助项目 |
| 5.1.4 重视国际学生留学体验的质量 |
| 5.2 主要发展中国家招收国际学生政府策略 |
| 5.2.1 打造优质的区域高等教育中心 |
| 5.2.2 推动高等教育的特色课程建设 |
| 5.2.3 加强与各国政府间的交流合作 |
| 5.2.4 收取相对较低的教育费用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一带一路”国家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选择 |
| 6.2.1 深化政府间的经贸合作,发挥经济的根本促进作用 |
| 6.2.2 加大政府高等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水平 |
| 6.2.3 充分利用地缘文化的影响作用,强化区域教育合作 |
| 6.2.4 制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加速国家教育能力建设 |
| 6.2.5 中国积极发挥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七章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研究（1978-201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4 本文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2 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的背景 |
| 2.1 1978 年以前英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状况 |
| 2.2 1978 年至2010年英国华侨华人人数的增加 |
| 3 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变化 |
| 3.1 社团数量的增加 |
| 3.2 社团成员的多样化 |
| 3.3 社团类别的多元化 |
| 3.4 新型社团组织的出现 |
| 3.5 社团功能的转变 |
| 4 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 |
| 4.1 社团规模化 |
| 4.2 社团本土化 |
| 4.3 社团跨国化 |
| 4.4 社团专业化 |
| 5 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
| 5.1 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对英国的影响 |
| 5.2 华侨华人社团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2004年英国留学前瞻（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当代设计师品牌的发展模式研究[D]. 陈滢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新中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演进研究[D]. 陈宇.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4]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教育发展研究[D]. 李小丽. 河北大学, 2020(02)
- [5]利益与身份的张力：“黄金时代”的英国对华政策研究[D]. 徐枫潇. 外交学院, 2020(08)
- [6]中国现代体育观的自然主义变革及其美育内涵研究[D]. 徐园园.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7]面向2035：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J]. 徐小洲,阚阅,冯建超. 中国高教研究, 2020(02)
- [8]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研究：度量、影响因素及印象管理[D]. 陈羽桃.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9]“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影响因素研究[D]. 覃蕾.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10]当代英国华侨华人社团发展研究（1978-2010）[D]. 杨鑫.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