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蚕桑茶总目录通讯

一、2004年《蚕桑茶叶通讯》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丁斯甘^[1]（2021）在《《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文中研究表明《通报》（T’oung Pao）创刊于1890年,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汉学刊物,其中刊载了大量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与书评,具有很高的汉学研究价值。期刊如实反映出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沙畹、伯希和等法国着名汉学家的治学策略,是法国汉学史的缩影和真实写照。通过梳理期刊1890-1944年的论文、书评、纪事信息,对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作整体认识的尝试。文章首先重建《通报》的总体办刊背景,包括期刊19世纪法国在华活动、19世纪法国专业汉学的建立、出版技术的更新、交通运输条件等多方面因素。文章逐一分析《通报》与其前身《远东杂志》的承接关系、《通报》的期刊定位栏目设置、期刊主编对《通报》办刊的影响、《通报》的发行情况、撰稿人群体等基本情况。从研究领域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主题索引”为依据,整理《通报》自1890-1944年的各类文章,证明《通报》对汉学各领域都有涉猎,每个领域的研究程度各不相同,专业汉学不断深入又相互隔绝的特点。从研究地区角度考察,以《通报》的《补充索引》中“地区索引”为依据,可以发现《通报》尤为关注西域地区和西藏地区的考察与研究,刊载的文章多以文献释读为主,通过文献进而深入其他研究领域,与法国汉学发展趋势一致。《通报》积极引入了西方历史语言学、语音学、考古学、碑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先进研究方法,充实汉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专业汉学正如《通报》所显示的一样,研究涉及汉学领域各个方面,研究方法有了全新发展,法国专业汉学进入鼎盛时期并对20世纪后期的国际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上半期法国专业汉学积极使用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碑铭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汉学领域,积极与中国学界交往,学术自觉性不断加强,充分体现出沙畹、伯希和鲜明的个人学术特色,重点梳理沙畹与伯希和的文章、书评为法国汉学研究理清学术思路、推动法国汉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孔卓^[2]（2016）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清政府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必须迈开现代化的步伐。洋务派启动并领导洋务运动,兴办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促进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启现代化的序幕。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现代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初始动力。民族资产阶级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是常州早期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本地的工商业者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从分散的家庭手工业向集中的手工工场过渡,进而变革为现代的机器工业,开启经济现代化并带动其它行业的现代化。本文以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为基本研究目标。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到抗日战争前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将历史上的常州府城和武进、阳湖两县管辖地区,相当于今天的常州市所辖主体区域即新北区、武进区、天宁区、钟楼区和戚墅堰区等5区作为研讨的空间范围。对相关史料采用地毯式的挖掘,探讨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所涉及的经济、教育、文化、交通、市政设施等方面变迁的过程。总结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为当代常州城市建设和管理提供参考。勾勒出常州早期现代化的背景是对其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基础。本文首先对常州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人口变迁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之上,从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教育、文化、政治、社会等六个方面展开分析。常州城市建设的变革包括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形成。近代常州基本建立了以航运、铁路、公路为主干的现代交通体系。乘客可以在轮船、火车、汽车之间进行换乘,大大便利旅客的出行,基本实现交通一体化。现代化的交通给常州人带来快捷、高效的出行方式同时促进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以邮电通讯、道路修筑、河道疏浚、城市照明、消防设施、城市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城市技术类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开辟公园、兴建图书馆、成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城市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修建是近代常州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的两个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的修建,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适应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近代金融业、商业、手工业、现代工业的变化都体现了常州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进展。近代常州实现了由旧式金融机构钱庄向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转变。银行逐渐壮大,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而钱庄和典当铺虽然生存下来,但实力衰弱,无法与银行抗衡。无论新、旧金融机构都推动常州的工商业发展,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唐代以后,常州凭借运河和长江的转运功能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经济迅速发展。明清以来,常州商业活动日益繁荣。近代常州出现了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买办商人。商家日益重视商品的宣传和促销方法的多样化。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开始利用自己或社会的资源参与政治运动并为公共利益服务,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清末,常州的梳篦业等手工业中出现拥有雇佣劳动者的手工工场。包买商控制农户的土布生产,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变。这些都表明近代常州的手工业已经从简单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在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常州近代工业发展起来。纺织业、电力工业、粮食加工业等行业都相继建立工厂。这些工厂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机械化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使用先进的设备,迈进现代化的大门。常州近代工业是以机械化为基石的一种全新生产手段,其建立在股份制公司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手工业的家长制,初步具有现代的管理方式。近代工业和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开始投资近代工业,间接进入生产领域。近代常州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换,建立了现代学制。教学内容由儒家经典向现代课程转变。课程设置日益丰富。教育机构趋向正规并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考察。教师素质提高,数量增多。民众教育开始并普及。民众学校广泛建立,开展扫盲活动并成立合作社,推广现代休闲娱乐活动。近代教育加快现代文化的传递,培养各类人才、推动反帝反封建革命。清代,常州文化领域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民国时期,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在书法、绘画、戏剧等艺术领域也收获颇丰。随着近代文化的转型,作为文化传播载体的图书业和报刊业也快速发展。近代常州的图书出版事业呈现由传统的书铺向现代的出版社过渡的趋势。辛亥革命后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报刊业异军突起,先后有几十种报刊在常州创立,促进了信息的快速传播。20世纪初期,常州开始政治现代化进程。1905年,“武阳商会”成立标志着常州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商会具有严密的章程和完备的组织结构,推动了常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事或间接参与常州社会的各项活动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商会推动了常州市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早期现代化,其从事的一系列事业表明常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推动常州现代化的主导力量。辛亥革命胜利后,常州军政分府成立,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推进常州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五四运动中,常州的群众斗争已经成为各阶层、全行业的工、学、商等广大群众参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运动。城市民众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有一定认识,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影响国家政治事务。近代社会转型、政权更替,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问题愈加严重。常州由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主要有自杀增加、毒品泛滥、盗匪猖獗等社会问题。传统的娱乐形式在市民中仍然广受欢迎。新的娱乐形式开始出现、发展。近代体育兴起,主要包括学校体育运动和民间体育运动。学校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西方近代体育。而民间体育运动仍然以传统体育为主。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以下特点：内外力的共同作用是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动力；资产阶级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各个层面之间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互相联系,彼此影响;常州城市早期现代化事业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仍有一些方面不尽如人意。现代化整体水平有限。

李瑛^[3]（2011）在《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是一个极富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课题。本文基于档案资料、文集、日记、校刊等珍贵的一手资料,从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互动的层面对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全文以“服务”和“发展”作为核心理念和行文主线,采用文献法、个案研究法、发展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具体探寻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实践的历史动因、发展历程；以大学农业推广区域实验为窗口,探究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目的与意义、实施路径与策略、影响与成效、困难与不足等；从大学校长服务社会办学理念的视角,剖析大学校长办学理念对大学农业推广的影响,揭示大学农业推广作为大学办学行为的内在运行机制。运用教育学、经济学、农业推广学等多学科理论客观评析民国时期大学开展农业推广实践活动的成就、特点、经验与不足以及现代价值。全文立足于活动史与问题史的研究,通过全面系统研究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实践活动,深刻揭示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演变轨迹,为当代大学开展“三农”服务提供启示。具体而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概况,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深入探究大学农业推广的具体实施,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部分评析大学农业推广的经验与不足以及现代启示,包括第五章和结语。各部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现如下：1.民国时期大学开展农业推广服务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教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国留美农科生积极引入了美国大学社会服务理念和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办学体制,开辟出民国时期大学拯救民族危机的有效路径。大学农业推广旨趣与政府县政改革目标有契合之处,赢得了宝贵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遇。限于诸多传统因素的阻碍,技术变革成为大学化解农业危机的主要路径,所以,农业科技推广成为大学农业推广中心任务,贯穿整个民国时期。2.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随时局变更而嬗变,经历了发轫期（1897-1911）、初创期（1912-1927）、成熟期（1927-1937）和转折期（1938-1949）等四个发展阶段,总体呈现出产生——发展——高涨——低潮的历史态势。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大学农业推广的制度建设、推广范围、推广成效呈现上升态势。从总体上说,高校内迁使大学农业推广范围和成效不及战前,重心转向辅导和训练推广人才。但从局部的内迁地而言,大学农业推广为内迁地输入了现代文明和科技文化元素,解决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提高了当地科技文化教育水平。抗战后,高校复原重建,大学农业推广工作趋于萎缩。3.源于有限的办学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区域性特点,民国时期大学开展农业推广采取区域实验形式,实验形式分为分散式和集中式。分散式区域实验始于二十年代大学在各地建立农事试验场进行的农事试验,由于试验区域广收效不佳,至三十年代,大学将分散式推广改为集中式推广,建立各种稳定的农业推广实验区,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成效的区域实验是以乡镇为中心农业推广实验和以县为单位农业推广实验。抗战爆发前十年是大学开展农业推广区域实验的黄金时期。4.内忧外患的生长环境和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使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逐渐形成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在办学过程中,他们倡导读书不忘救国,主张大学为社会、民众和国家服务,培养改造社会、转移国运的领袖人才；重视学生人格训练,培养爱国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因此,农业推广作为大学为社会服务的一种有效途径,成为大学的一种办学行为。竺可桢、陈裕光和邹鲁三位着名大学校长服务社会办学理念及其领导的大学农业推广服务,彰显了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在大学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5.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化解近代农业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推动了农业科技和乡村教育的进步,促进了大学自身在学科、专业、师资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衍生出社会服务的崭新职能。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参与院校的多元化、内容和形式的灵活性、独立性和依赖性并存等典型特点。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大学农业推广在人才、经费、成效等方面存在着不足,推广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6.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实践在教学科研推广相结合办学模式、农学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改变农民行为、大学为“三农”服务等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的大学理当发挥自身优势,在推动农村科技、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中有所作为,再建新功。

秦长江^[4]（2009）在《基于科学计量学共现分析法的中国农史学科知识图谱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运用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分析、解释历史事象被称为计量历史研究。它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进到历史学研究之后,特别是当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之迅速进入众多史学研究领域,成为当代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时代特征。科技史作为跨越科学学和历史学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定量化研究也发展很快,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科学计量学产生了,它作为科技史和科学学重要的、特殊的分支,现已成为研究科技史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知识图谱这一科学计量学领域的新技术,把科学计量学与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及计算机科学诸学科交叉结合,将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核心结构、学科前沿和新生长点以可视化的图像直观地表达出来,形成全新的知识图谱,以揭示学科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它所应用的技术包括图论、共现分析、网络分析等。迄今为止,知识图谱已在发达国家实际应用并取得较好效果,我国也有了初步的研究和探索。大量的文献调研表明,知识图谱这一先进的技术方法都是应用在我国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中,且研究手段很落后。还没有在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史学科中进行研究的报道,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一大损失和缺憾。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既有共性的一面,亦有个性的一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文献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点,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其研究方法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个问题也是人文社科专家和管理部门一直关注的。因此,本文尝试将知识图谱方法运用到我国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就有着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尝试将我国农业史学科作为研究对象,全方位的构建该学科的知识图谱,通过构建农业史学科知识图谱的实证研究,探讨知识图谱这一先进的科学计量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我国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和科学性。通过实证分析,探讨该方法在我国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中是否适用?科学性如何?有多大的误差?存在什么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与以前知识图谱方法所选用的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相比,有什么不同?等等。因此,本文选题的研究和实证分析,有以下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1）将知识图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我国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对我国科学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的深入研究将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2）对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更加“精确”和“客观”。因为即使是资深的本学科专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专家主观判断的影响。知识图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避免这种主观性造成的偏差,从而为展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演进,揭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和规律提供客观和有意义的参考；（3）学科领域的发展研究也是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农业史（简称“农史”）学科覆盖范围较广,包括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等方面的历史内容,是一个横跨多种学科的专题研究领域,内容涉及到农业科学、经济、历史等多个相关学科。本文构建的中国农史学科知识图谱以独特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形象地展现了我国农业史学科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对我国农业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4）对我国科技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科学计量学、科技史研究人员在专业素质上的欠缺。知识图谱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对相关专业的发展历史有大致的认识,使这些科技史研究人员较快地熟悉相关专业。论文主要研究方法是：采用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中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作者、期刊共引分析方法,分别利用传统的聚类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多维尺度分析方法以及先进的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农业史学科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领域、学术群体和学科结构、与相邻学科关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农史学科知识图谱构建。具体来说,本文有以下主要研究内容：（1）知识图谱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介绍了科学计量学的概念和发展；阐述了知识图谱的概念；论述了知识图谱的理论基础；分析了构建知识图谱的关键技术,重点对国外文献报道、但国内还鲜有了解的几种软件进行了评介。（2）构建中国农史学科知识图谱的学术意义和设计思想。基于知识图谱方法的先进性和知识图谱在我国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从这两方面论述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又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本文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结合农史学科的特性和共词分析、共引分析的特点和国内外研究的状况,阐述了本研究的设计思想。（3）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我国农史学科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领域知识图谱。建立中国农史学科论文关键词共词数据库,分别对1980-1995和1996-2008两个时期的农史文献进行共词分析,利用传统的聚类分析以及先进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软件,绘制两个时期的战略坐标图、类团关系图,构建农史学科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领域演化发展知识图谱,分析不同时期我国农业史学科的研究热点以及研究领域之间具有怎样的交叉、渗透、转移。（4）基于作者共引分析的我国农史学科学术群体和学科结构知识图谱。建立中国农史学科引文数据库,选定共引作者的具体范围,采用作者共引分析方法,分别利用传统的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多维尺度分析以及先进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软件,构建农史学科学术群体和学科结构知识图谱,分析农业史学科最主要的研究分支以及每个分支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同时对采用的两种技术方法所构建的知识图谱的差异和效果进行对比分析。（5）基于期刊共引分析的我国农史学科与相邻学科关系知识图谱。选定共引期刊的具体范围,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软件,构建农史学科与相邻学科关系知识图谱,分析农业史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考察我国农业史学科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融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最后,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阐述了研究中存在的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研究对象。本论文把研究对象选定为文史特征很强的学科—农业史学科,把知识图谱方法应用到我国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的研究中,从实证角度证明知识图谱这一科学计量学方法在人文学科发展历史研究中的有效性,也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一次有意义的创新尝试。因为传统、成熟的文史学科,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文献特征很强,文献与引文中古籍、灰色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文献半衰期较长,与很活跃的自然科学、管理学科领域的研究相比,数据来源的选取以及分析有很大难度。同时尝试将关键词、作者、期刊、论文一起作为研究对象,对国内一具体学科领域进行全方位的知识图谱构建,难度更大。因此,该研究对国内科学计量学和知识图谱的研究,是一次极有益的探索。（2）研究方法。尝试采用先进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软件Pajek,与传统的多维标度技术、聚类技术、因子分析相结合进行对比研究；对由这两种不同方法获得的知识图谱进行了对比分析,从实证的角度说明这两种方法的各自特点,为以后的知识图谱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根据共词分析和共引分析的不同特点,尝试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进行知识图谱构建；还首次尝试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Pajek绘制类团关系图。（3）系统总结了知识图谱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明确了知识图谱与知识地图、信息可视化、知识管理之间的关系,重点对国外文献报道、但国内还鲜有了解的几种软件进行评介,为国内开展知识图谱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衡中青^[5]（2007）在《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 ——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在着名农史专家万国鼎先生主持下,历时6年多,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从全国各地收藏的6000多种地方志中摘抄并整理出“物产”资料,汇编成431册的《方志物产》,约3000万字,它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明、清和民国期间全国各地的物产史料,具有极高的农业科技、经济史料价值。本文将以这套资料为基础,探索方志信息组织的思路和方法。本文首先从方志目录学整理角度出发,主要探讨方志目录类型和志书着录方式、方法,总结我国新旧方志索引工作的成绩和特点;其次,从农史物产史料整理角度出发,对农史物产史料的来源及其整理成果进行探讨和总结。本文的重点是以《方志物产·广东》（即《方志物产》广东部分）为例,首先构建了一个《方志物产》信息系统,探索地方志知识组织和内容挖掘的方法。然后从以从信息系统中获得的有关基本数据,进行物产研究和引书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方志物产·广东》信息系统的设计和构建。该系统主要包括全文数据库、物产索引子系统和引书挖掘及索引子系统等功能模块。全文数据库构建,分析志书的行文格式,提取出能够概括全部来源志书的、规范的物产行文叙述格式,作为全文数据库字段设计的依据。本文设计的全文数据库除具有全文检索这一基本功能外,还有关键词检索、聚类检索和数据统计功能。物产索引子系统,采用模式识别的方法,识别出物产的异名别称,建立物产异名标引词典,与物产正名标引词典一起,构建物产标引词典,用于物产的计算机标引和索引生成。物产索引子系统具有模式维护、异名别称识别、款目库维护、索引生成及浏览四项功能。引书挖掘及索引子系统,采用引书引用模式、引书名称特征模式、人名引用模式,挖掘引书,建立引书标引词典,用于引书的计算机标引和索引生成。引书索引子系统具有引书模式库维护、引书模式识别、款目库维护、索引生成和浏览四项功能。（2）《方志物产·广东》之物产研究,包括物产分布统计和分析、物产分类研究、物产异名别称研究。物产分布统计分析,对《方志物产·广东》中的全部物产数据按历史时期和地域进行统计和分析。历史时期的结果表明:明代每部志书所载物产数量最多,民国其次,清代最少;民国时期平均每部志书篇幅最大,清代其次,明代最小,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志书叙述物产越来越详细。地域的结果表明:从通志到府志到县志,平均每部志书所载物产数按地域面积大小逐步递减;从粤西、珠三角、粤北、粤东,平均每部志书所载物产数按地域位置由西向东逐渐减小。物产的分类研究,对《方志物产·广东》所有来源志书的门目特征和类目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探讨了植物、动物和货物的分类特点、类目设置得失和分类依据,在此基础上拟定一个能够类分所有物产的物产分类体系表,该表设立植物、动物和货物三个一级类目,植物类下设立13个二级类目,动物类下设立14个二级类目,货物类下设立9个二级类目。物产的异名别称研究,对从《方志物产·广东》中辑得的1418条物产异名别称的表达模式,归纳为有别称词、避忌特称、地域特称、文献特称和特殊行业特称等五种,并对其命名来源进行探讨。物产异名别称的表达模式是物产异名别称挖掘的基础。（3）引书研究,包括全部引书数据的统计分析、引书的引用方式研究。全部引书数据的统计分析,主要是针对《方志物产·广东》引用的31670次各类文献,从来源志书角度和引书角度出发,以引用频次为视角进行统计分析。来源志书角度的引书统计分析表明:从历史时期看,明、清、民国三个历史时期的每部志书的引书平均数,都是按时代顺序递增,且民国远高于其他两个历史时期;从地域范围看,引用平均数最高的是记载全省物产的通志性志书;从地域位置看,珠三角地区的引用平均数高于粤西、粤东、粤北。引书角度的引书统计分析表明:诗词歌谣俗谚,引用2141次,其来源有三:岭南本地文人作品、岭外游宦文人作品、岭南当时民间歌谣俗谚;独立成篇的论着,引用29529次,其构成特点是:大量征引以岭南方志为主的岭南地方文献,大量录引反映当时真实物产状况的《采访册》,大量征引中医药文献。引书的引用方式,本文辑录出《方志物产·广东》所有的引书名称引用模式和引用的表达模式。其中,引书名称引用模式有引用文献名称、引用作者姓名和引用作者姓名+文献名称三种,引用表达模式有前标志型、后标志型和封闭型三种。引书名称引用模式和引用的表达模式,是进行引书挖掘研究的依据和途径。另外,本文还以《岭南丛述》（物产）为例进行引书分析,这是针对该着述中除诗词歌谣俗谚以外的独立成篇的论着,以引书种类为视角进行统计分析,主要从历史时期、引用频次、地域、学科等方面,探讨该着述的信息来源及资料结构。总之,本文采用农史史料学、情报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尝试对地方志文献的物产资料进行基于知识内容的整理,意图探索方志知识组织和农史物产史料整理的思路。本文创新之处在于:1.采用模式识别理论和方法,尝试应用于方志这类古代文献,用来识别、挖掘物产的异名别称和方志文献中的引书;2.分析、提取《方志物产》文献内容的行文格式,形成统一、规范的方志物产文献的数据库格式,以期探索基于内容分析的古籍整理方法;3.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分析《方志物产》中的引书,试图探寻农业古籍的内容结构,为农业古籍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量化研究方法。4本文针对方志文献特点,首次构建了《方志物产·广东》信息系统,用于检索方志物产文献全文、生成物产索引和引书索引,以及进行物产异名别称和引书的挖掘研究。但是,本文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尚待进一步研究:1.物产叙述行文格式的提取是基于人工分析的,格式的规范处理也没有完全实现计算机自动处理。因此,针对方志文献特点,开发行文格式提取和自动处理软件,是今后大规模处理方志史料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2.引书及物产异名别称经模式识别后,尚需经人工判别,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下一步工作是进一步完善识别功能,减少人工干预,增加自动化程度。3.本项研究采用的语料仅限广东方志的物产部分,对于《方志物产》其他省份资料,本文没有涉及,有待今后做出全面系统的物产分析和引书分析。地方志的知识组织方法和方式有多种多样,本文只是选取比较实用的全文数据库、物产索引、引书索引、物产分析和引书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地方志是一座“富矿”,本文只是从中挖掘出物产的异名别称和引书,有关物产的其他方面和亡佚图书研究,没有涉猎。此外,方志中还有大量其他史料,亟待发掘。因此,地方志的知识挖掘研究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和研究重点。

王兴亮^[6]（2007）在《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文中指出本文主要以清末民初的乡土志书为基本素材，考察乡土志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其体例、内容风格及其历史演变；探讨其“爱乡”、“爱国”话语的具体表达；并通过案例分析来深化对不同的爱国表达籍以产生的历史情景的理解。随着近代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形成，对儿童开展乡土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适应晚清政府教育改革之需要，这种理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晚清政府教化民众“尊君、爱国”的期望，是促使其提倡乡土教育的直接原因，并形成了相关的教育法令，出台了编纂乡土课本的指导体例——《乡土志例目》。由于政府的号召，以及出于不同的编纂目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乡土教育反响强烈。乡土志书的编纂以地方官员及文人士绅为主，其次为学堂教员与留日学生，还有来自社会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与“南社”的成员，另外还有其他形式的乡土教育活动。众多编者编出了具有不同体例、内容特色的乡土志书，而且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别。清政府就乡土志书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乡土志书曾因民族歧视内容引发了教科书案。乡土志书编者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不同乡土志书所具有的风格。通过对乡土教育先驱侯鸿鉴、国学大师刘师培、上海本地士绅李右之，以及“关学儒宗”张元际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对地方社会关注的重心，就社会出路提出的解决方案与他们的具体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乡土志书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其思想来源各不相同。提倡由“爱乡”之情而形成“爱国”观念，是乡土志书的编纂宗旨，但对于不同编者而言，其所爱之“国”则可能大异其趣。或者说，编者们用了相同的概念或话语，却表达出不同的期许。比如“尊君”与“排清”，就现出在不同的乡土志书中。这些不同的乡土志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社会图景。民国成立后，乡土爱国教育得到延续发展。乡土志书的编者主体、体例、内容特色方面均有所改变；乡土教育的对象由童蒙走向成人，乡土志书则由学堂走向社会。本文附录了《乡土志书目提要》。它是以《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为基础，参照大量地方文献资料，整理出的一份书目。包括了目前存书，以及曾经成书的乡土志书，并附上了相关提要，以便阅者参考。

邹怡^[7]（2006）在《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首章系统回顾了自唐代中期至清代中叶徽州名茶的发展历程，并对各个历史时期徽州茶产的地位做出了新的评价。笔者认为，在明代中期以前，徽州茶叶虽然产量不小，但是其品质未能在全国名茶中出类拔萃。究其原因，明以前的茶叶蒸青技术不能充分发挥徽州茶叶的天成丽质，同时，官营垄断条件下政府对茶叶品种的严格规定也限制了茶叶品质的创新发展。通过详细考订徽州松萝茶的创制源流及其后世影响，笔者认为徽州茶真正跻身全国一流名茶之列，是在明代隆庆年间引入苏州炒青法创制松萝茶之后。在这一过程中，技术革新成为产业起步的发轫之力，引领生活时尚的文人士大夫对饮茶性灵生活的追求，又被逐利茶商敏锐地觉察利用，为徽州茶叶名扬全国推波助澜。落实到徽州本土的茶叶生产情况，笔者利用了大量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指出徽州地区虽然整体上茶叶产量巨大，但其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呈现出破碎化的格局。茶树生长所需的特定自然条件限制以及徽州地区雁行阵列的山地结构，是当地茶叶生产零碎化的基底主因。但具体至徽州内部，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零碎茶产的分布方式仍有差异。笔者认为，水系结构的差别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徽州的新安江流域部分，以集束型水道为基础，茶叶经济形成了以屯溪为核心的单中心格局；然而在徽州的鄱阳湖流域部分，基于散漫型的水系结构，负责茶叶精制的茶号散布于各个产茶村落，呈现出多中心的局面。笔者又通过比对、分析清末的徽茶技术手册与民国时期的调查材料，厘清了传统徽茶生产工艺中各种方言术语的具体含义，并详细复原了徽州茶号中茶叶的精制过程。茶叶在茶号中经过反复的筛分和挑拣，区分出不同性状的叶片，分别加以炒制，但是在完工装箱之前，苦心筛分的茶叶最终仍被拼合成一堆。联系前文研究中徽州茶叶生产零碎化的研究结论，笔者指出，这种表面看似徒劳繁复的精制工艺，真正目的在于弥平茶农零散种植和初制所造成的茶叶品质不一。屯溪是徽州新安江流域部分的茶业中心，目前已进而升格为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笔者利用GIS技术，将史料中屯溪城市空间发展的零星信息落实于地图，动态地清晰展示出明代中叶以降屯溪城市空间的拓展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历史背景的考察，笔者指出，屯溪在明代中叶以后的崛起，得益于当时徽州茶业的发展和进入清代以后政府施行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屯溪是歙县、休宁茶叶进入南下广州商路的第一个节点，随着茶业周边产业在屯溪的集聚，屯溪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大。即便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徽州茶彻底转向上海出口，屯溪依然保持了它的茶业中心地位并日益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屯溪的实在区位条件发生了改变，但其经济中心地位依然恒常保持。通过分析这一脱节现象的前后原委，笔者指出，经济空间布局的演进过程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效应。茶叶生产需要大量季节性的劳动力，徽州茶业在发展过程中吸引了不少徽州妇女和外来茶工参与其中，但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在茶业不景气的时节，一部分外来茶工沦为匪盗，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往研究将此简单归结为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世风日下或个别人员的道德沦丧，笔者通过分析茶工的来源、对比他们在城乡两地的生活境遇，指出这一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却没有足够的产业资本来消化这部分劳动力。大量传世的徽州契约文书为我们探视民间的真实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口。笔者利用茶地交易契约，估算了徽州茶叶种植的一般规模，进一步具体说明了徽州茶业的零碎化特点。同时，笔者通过考察徽州的分家契约，指出除了地貌的限制条件外，当地茶叶生产的零碎化也有其社会成因。徽州的分家，习惯上对家庭的主要利源财产不作分割，茶地的零碎经营使得它无法被归入不作分割的财产之列，结果在分家之后，业已零碎不堪的茶地再度被均分割裂，加剧了茶地在物质和产权上的破碎。

黄淑美,伍慕仪^[8]（2005）在《《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2004年《蚕桑茶叶通讯》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4年《蚕桑茶叶通讯》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论文提纲范文）

（2）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基于科学计量学共现分析法的中国农史学科知识图谱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 ——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7）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4年《蚕桑茶叶通讯》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通报》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D]. 丁斯甘. 兰州大学, 2021(09)
• [2]常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D]. 孔卓. 扬州大学, 2016(12)
• [3]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D]. 李瑛. 华东师范大学, 2011(10)
• [4]基于科学计量学共现分析法的中国农史学科知识图谱构建研究[D]. 秦长江.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4)
• [5]地方志知识组织及内容挖掘研究 ——以《方志物产·广东》为例[D]. 衡中青. 南京农业大学, 2007(02)
• [6]爱国之道，始自一乡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D]. 王兴亮. 复旦大学, 2007(06)
• [7]明清以来徽州茶业及相关问题研究[D]. 邹怡. 复旦大学, 2006(02)
• [8]《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J]. 黄淑美,伍慕仪. 农业考古, 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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