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万筠[1]（2020）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文中指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日益成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的生活垃圾问题逐渐暴露并日趋严峻,据统计现在全国2/3以上的城市陷入“垃圾围城”困境。我国自八十年代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开始出台专项政策以来,经历了早期的随意丢弃简单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的集中收集处理、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源头分类的综合治理阶段,然而其在发展变迁中却并非一帆风顺,曾面临着焚烧设施大规模兴建期和反焚烧冲突频发的矛盾,也在垃圾分类推广中出现时而暂缓停滞、时而积极热情的现象。基于这些实践观察和矛盾张力,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是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在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变迁形态?在中国的制度结构和政策运行中,如何理解这种变迁形态的运行机理和内在动力?随着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可了政策变迁的非线性发展形态,结合着对中外政策变迁代表性理论的梳理,本研究从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对其不足和启示进行评析,并继而提出了“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用来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阶段形态、均衡式发展机理、及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为政策优化和城市治理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并进一步回应和推动本土化政策变迁理论的发展。在构建并利用“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进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过程中,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政策内容分析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历史和逻辑统一法、半结构访谈法等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发展的形态特征、内在机理和因果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进行了以下安排:首先,在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形态的分析判断上,借助政策范式理论的序列分布设定判断标准,通过与政策内容分析法的结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处理和具体解读,并进而划分出四个时期,分别为:末端被动管理的第一个均衡期（1986—2003年）、鼓励市场参与的第二个均衡期（2004—2009年）、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2010—2016年）、以及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2017—至今）。其次,在针对推动均衡式变迁的机理解释上,借助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推导出自上而下的“中央政策制定—地方偏好执行—社会反馈互动”政策运行“三阶段”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制度惯性在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阻力及成本作用形式:中央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地方偏好执行阶段的路径依赖提升决策和交易成本、社会反馈互动阶段的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并进一步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中的均衡期产生、维持及推动新均衡期重新出现的内在运行机理。再次,在针对间断发生的因果机制分析上,具体进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政策在各地执行过程中因遭遇反焚烧冲突所形成的间断发生场域,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并验证间断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因果机制,并将其归纳为: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四种模式,在将四种模式统一整合后补充了行动者之间如何互动导致间断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链条,也进一步完善了从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结果出现的中间逻辑环节。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分析框架进行了补充完善,将均衡运行机理、间断因果机制的分析结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顶层设计和过程优化进行结合,并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作以展望。限于作者有限的知识能力,本研究或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一,对政策变迁形态认知边界的拓展。本研究对间断均衡的变迁形态判断持肯定态度,在融合了政策范式理论后重新设定了形态判断标准,并通过对政策文本材料的内容分析,将原来应用在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材料和判断标准进行了拓展,并将间断期视为一段时期的矛盾凸显期。其二,通过对政策运行过程的提炼,分析了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作用机制。聚焦决策环节的传统变迁理论分析是一种截面式的观察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渐进式变迁逻辑的关注,本研究将中国的政策运行过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提炼,并通过制度惯性在其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分析了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是一种关注政策长期发展的历时性视角。其三,通过间断发生场域概念的提炼和具体分析,补充了政策间断出现的因果机制。传统理论对“机会之窗”开启到间断出现的中间因果机制并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通过对焦点事件开启机会之窗后各主体的行为互动进行了 fsQCA分析,回应了传统理论对因果机制分析不足的问题,并由此对间断发生的变迁过程优化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郑永莲[2]（2020）在《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19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重要体现[1]。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阐明了垃圾分类的重要作用和重要目的。本文选取宜宾市翠屏区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模式这一典型案例,立足中国西部农村地区垃圾分类治理实际,探讨垃圾“三分类”治理不仅有益于理论探讨,且具有一定实践参考价值。文章对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进行了综述研究,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和数据的查阅,收集整理学界关于垃圾分类的基本理论和成果,界定生活垃圾、垃圾分类和“三分类”治理等核心概念。其次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实证分析法,阐述了宜宾市翠屏区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历史沿革,走访了翠屏区部分乡镇,对其如何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以及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为开展研究提供论据支撑,以借鉴和启示。研究发现,一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研究,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和对话机制,建立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信任与依赖关系,形成交互影响的网络,均衡各方利益诉求,达成协作共识,开展集体行动,进而达到垃圾分类治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基于“邻避”效应的研究,在邻避设施选址时,通过对村民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做到充分尊重民意,采取信息公开,并给予适当补偿的措施,充分预警和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邻避”冲突。三是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研究,采取政府主导、村民初分、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调的协同治理机制,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继而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良性循环。
夏琦[3]（2020）在《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各种快速消费、快递网购等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转变。与此同时,农村生活垃圾也日益增多,垃圾围村围镇现象时有发生,垃圾成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顽疾”,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突出。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地提到“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建设宜居美丽乡村,促进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并明确指出要扎实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地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严峻形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也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所以,如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提高农村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所必须跨过的重点难题。本论文基于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协同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天门市D镇为例,通过实地考察和参考已有文献,以及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综合地分析了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现状及特点,并针对已有现象归纳出了一些原因:（1）政府主导方式单一;（2）监管效能低下;（3）村民参与融入热情不高;（4）垃圾混乱收集;（5）垃圾清理装备设施差;（6）市场化程度低。另外还分析了国内外其他地区的无害化治理情况,从法律层面、技术手段、环保意识等方面给各地区因地制宜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借鉴。基于相关理论,本论文形成了技术治理创新无害化、行政治理法治规范化、基层治理现代有效化“三化一体”的框架模式,对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长效机制的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解决阻碍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和资金不足的问题,从而推动垃圾无害化治理政策的落实落地,为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美丽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和建议。另外,论文对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进行了分析,并在该镇开展了一系类活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包括调查样本不足和分析不完善等。本论文中对创新无害化处理技术手段的展望,让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从起步阶段的分类资源减量化、到垃圾治理的相对无害化、最后到技术手段创新治理的真正无害化,最后得到的产物能够直接堆肥利或者使用在其他途径上,希望垃圾真正的完全利用,没有污染,让农村生活水平越来越富裕的同时,居住环境越来越美丽。
刘昕[4]（2020）在《公众关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百度大数据对京津冀的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公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与日俱增。因此,分析与探究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对寻求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思路,具有启示意义。本研究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一方面梳理并明确了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从生态系统保育、环境质量改善与资源合理利用三个方面,构建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以大数据技术为工具,从公众关注的角度,选取相关关键词数据信息、分析其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及影响,总结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发现问题与不足,为我国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参考性建议。在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分析中,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对权威数据的收集、处理,得到量化结果,作为主题关系研究的一组变量;在公众关注的分析中,本文选取了2011-2017年的9组数据作为另外一组研究变量。最后将两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从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三地在生态系统保育、环境质量改善及资源和利用三个方面呈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京津地区在环境质量改善与资源合理利用上明显好于河北地区。因此,在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上,可通过健全区域保护和协调机制、完善体系等方式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在公众关注层面,大数据信息表明,京津冀地区发展让公众更加关注环境建设,但这种关注并不具有持续性。因此,从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角度来看,有必要通过提高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和参与程度、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等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隋倩倩[5]（2020）在《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研究 ——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越来越追求美好的生活。要想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要关注大家的物质性需求、社会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还要关注人民对碧空如洗、空气清新、温馨怡人的居住条件和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生活垃圾的不恰当放置、运输和处理会严重污染环境,是一大污染源。我国生活垃圾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并且技术相对陈旧,浪费资源、影响环境。生活垃圾处置体系尚不完善,处置缺口较大,都对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包括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生活垃圾作为准公共产品,必要时是需要社会及政府介入的,例如需要国家介入出台对生活垃圾分类及无害化处理的政策、也需要社会对生活垃圾分类进行配合和对其无害化处理进行督促。因此,虽然外部环境对各个产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但生活垃圾产业与传统产业不同,外部环境对生活垃圾产业的影响比对传统产业的影响更大。据此,本文研究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主要从外部环境对其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并且由于生活垃圾产业的特殊性,其发展要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背景,要符合循环经济理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本文分析阐明了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及其发展的区域性,分析表明:我国是垃圾生产大国,生活垃圾分类迫在眉睫,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生活垃圾分类,但收效不尽人意;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在逐年提升,但生活垃圾清运量远低于生活垃圾产量,很多未清运的垃圾不能很好地处理;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区域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地区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较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活垃圾产业发展相对较差。进而从外部环境角度分析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后文以外部环境因素为背景对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进行测度、对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二,本文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主要研究有以下两部分: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测度;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外部环境影响实证研究。本文运用定性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式,采用熵值法评测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人为界定评测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维度,构建评测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统计2009-2018年相关数据,用熵值法评测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得出各年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得分,并对各评测维度和评测指标进行重要程度排序,得出经济发展这一评测维度是权重最高最重要的维度,其次是社会发展情况维度;由于熵值法测出的指标重要程度和指标影响程度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本文选取的指标是既可以作为评测指标又是影响因素的外部环境因素,因此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将这些影响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影响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实证研究的解释变量,将我国生活垃圾产业能力评测的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VAR模型进一步对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外部环境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为后文提出对策建议提供依据。第三,根据实证分析结果,为提升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促进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从外部环境的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推动再生资源业发展提升我国生活垃圾产业整体环境;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提高环境保护支出绩效。
杨角[6]（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张秋月[7]（2020）在《“美丽中国”建设视阈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丽中国”是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的建设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方面。建设美丽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从国家战略层面思考“建设什么样的生态中国,怎样建设生态中国”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发展模式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危机。尤其是随着居民日益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物质享受,生活垃圾产生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垃圾围城”现象已经变得极其严重紧迫,既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严重危害着居民的身体健康。习近平深刻认识到解决垃圾围城的迫切性、重要性,提出要重视垃圾分类这一小事,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可以说,在新时代积极推行垃圾分类政策是时代之选择、政府之责任、公民之义务。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就这六十多年的历史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整体而言,实施效果欠佳,存在政府顶层设计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居民分类意识行为不一致、分类体系不完整等诸多问题。本文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探索。文章利用文献分析法、案列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具体分析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指出分类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对策建议。作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革垃圾分类治理的管理模式,力争形成科学高效、操作性强的管理模式;二是织就严密的垃圾分类治理法律法规网络,走强制化、法治化治理道路;三是创新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方式,强化民众的分类意识和行为;四是建设系统的垃圾分类运行机制,形成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周期的垃圾处理系统。
周雍[8]（2020）在《基于多元共治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垃圾围城”是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主义在社会治理中产生的新的难题,它拷问着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对城市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治理是实现生活垃圾循环利用以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有效途径。我国对生态环境治理高度重视,随着以《上海市生活垃管理条例》为代表的地方立法的颁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进入公众视野,生活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新时尚”。但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起步较晚,存在着立法操作性差、配套措施不足、公众参与法律地位不明和治理手段落后等问题。多元共治理论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提供了良好的治理路径,这一理论以合作行政和程序性环境权为法理基础,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方式合作性和治理结构网络化的特征。将多元共治理论引入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域,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多元共治理论在我国目前基层治理中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具备了适用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领域的条件。我国应当以多元共治理论为基础,重构政府管理制度、经济法律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优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律规制体系。基于多元共治理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需要在以下方面予以完善:一是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政府监管制度,建立科学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严格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督检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系;二是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垃圾税制度、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健全各类配套措施;三是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公众参与制度,明确公众参与的立法定位、保障公众拥有广泛而充分的参与权、健全宣传引导机制。
鱼晓惠[9]（2020）在《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生态环境恶化使人居环境建设面临挑战,探索兼顾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及经济社会效益的绿色发展道路,是21世纪的重要课题。秦巴山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具有多样的生态类型和丰富的生态资源,是中国内陆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的坚实基础。但是,伴随快速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人口规模增加和城市用地范围的扩展,人居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一区域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如商洛,尽管人均生态足迹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但城市发展中资源能源消耗增加,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降低,环境污染逼近临界,社会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效益增长不匹配,城市物质空间拓展与功能空间产生矛盾,这一系列问题都聚焦于城市空间的建设发展。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解析城市空间的系统、要素与所在的生态、产业经济系统的内在关系及相互作用规律,探求这一生态敏感区城市的绿色发展目标,并构建稳定、持续、动态趋向绿色发展目标的城市空间模式成为应对上述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下城市空间模式为核心构建研究框架。结合陕南秦岭地区城市空间建设的存在问题,以商洛城市空间为主体研究对象,对人居环境建设的绿色发展评价因子、指标权重、评价标准与城市空间结构因素的关联等内容,进行推导和确定,确立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以此目标为导向,分析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等视角,剖析不同空间尺度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构建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组织原则,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宏观尺度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乡空间一体多元模式,着重在于地区的生态空间与产业经济要素的循环运行,在城市集群区域的尺度下,建立系统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流强度的提升,增进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使城市集群区域的空间联系逐渐紧密,一体化程度持续加强。中观尺度商洛城区空间复合流动模式,建立城市自然生态空间山水格局的城市“绿色支撑基底”,保障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维护城市基本生态格局,进行交通-土地复合化的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以基质连通形成“以点带面、以线带片”的流动空间效应,促进物质流、能量流的循环,形成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互相协调。微观尺度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紧凑宜居模式,围绕“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相互结合,与城市经济系统产生互动,通过自然要素的生态调节、资源利用与物质循环的紧凑节能、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实现生活空间中的节能降耗和物质循环。在此基础上,建构多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为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组织提供新的思路。首先,基于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分析,提出商洛城市面临空间拓展导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性,山地川道地形制约下城市空间发展的受限性,城市建设用地带状蔓延的危害性,城市土地粗放扩张的低效性等问题。其次,基于城市空间价值维度和主体维度的分析,对当前绿色发展目标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对商洛城市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要素进行提取,剖析二者的协同关系,确立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模式的目标体系。对商洛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定量与定位分析,通过生态网络分析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的特征,审视城市物质空间节点间的关系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揭示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与现状特征,为绿色发展导向的城市空间模式提供基础条件研判与发展规律认知。第三,针对“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进行分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由地理空间单元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区域经济系统与景观生态格局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由自然生态基底、交通-土地复合基面与产业及基础设施基质的系统要素耦合构建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由个体栖居空间、生态循环空间、经济循环空间和社会化空间构建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第四,通过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系统关联特性,对城市功能空间与物质空间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从空间层级组织、空间格局组织、功能空间组织、时空阶段组织四个方面提出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综合考虑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的层级性原则,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空间层次构成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体系;依据发展的绿色程度需求,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差异性的绿色人居空间格局,依据“协调-发展-持续”三个目标阶段,构建空间模式的时序性。研究选取商洛“一体两翼”地区城市集群区域、商洛城区、商洛城市住区三个空间尺度,通过对传统人居空间单元模式和人类聚居的层级单元模式分析,提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基础构成,并阐述其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分别从自然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进行解析,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模式。并依据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构建原则,整合各个层级空间模式,建立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框架。综上所述,研究通过对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探讨,为生态资本地区城市空间绿色发展提供思路。目前以城乡规划学科为本体的绿色发展研究较少,因此本文通过确立城市空间的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提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建构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建立绿色发展理念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联系,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做进一步的探索,并提供更多的依据。
尉薛菲[10]（2020）在《中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近二十年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出现了人口数和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双重增长,导致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暴涨,城市垃圾处置产能日益捉襟见肘,且城市内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新建垃圾填埋或焚烧产能存在很强的邻避效应,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垃圾产量增长和产能扩张受限的矛盾,城市生活垃圾处置问题成为城市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另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处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预见未来十几年内城市人口数和人均垃圾产能仍会保持稳定的增长,城市垃圾处置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垃圾分类是城市管理者为了解决城市垃圾围城问题而提出的重要解决方案,中国从2000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但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目前仍处于摸索阶段,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和资源压力的持续增大,垃圾分类被中央政府重新提上日程,自上而下加大全国垃圾分类的力度。垃圾分类是有效解决垃圾围城的手段,大大减少了流向终端处置环节的垃圾产量,减少了垃圾处置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同时通过垃圾资源化利用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是一种环境友好、经济友好和社会友好的手段。本文结合环境经济学、生命周期评价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论基础对垃圾分类产业进行经济学分析,文章首先对国内外垃圾分类的发展现状、国内垃圾分类的现有模式、垃圾分类的上下游产业链情况进行了全面论述,然后文章使用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将垃圾分类产业的环境负外部性进行货币价值化,创新性地建立了一套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考虑到上海是国内垃圾分类产业配套最完善的城市,本文选取上海市作为分析对象,将该经济学分析框架用于上海市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得到了垃圾分类开展前和开展后上海市垃圾处置各个环节的平均投入成本、正效益产出、环境负效益产出等参数,并分析了垃圾分类对垃圾处置各环节投入产出的影响、对全产业链总投入产出的影响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最后,文章对国内外垃圾分类管理体系进行了分析,并对中国垃圾分类政策体系给出了建议。一切的市场活动都出于经济因素的推动,本文通过详细的数据获取和科学的分析计算方法获得了上海垃圾分类产业的相关经济数据,不仅可以给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政策制定和推动方式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还可以给全国其它城市垃圾分类的开展提供借鉴,本文论证的结果不仅证明了垃圾分类在环境效益方面的可行性,同样证明了垃圾分类是具备一定经济效益的,说明了我国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具备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紧迫性。
二、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立意和议题选择 |
| 第二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生活垃圾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本研究政策相关概念的梳理辨析 |
| 三、国外政策变迁理论的回顾述评 |
| 四、国内政策变迁研究的理论进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问题分解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问题的分解 |
| 第五节 论文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论文结构和篇章布局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的政策变迁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关于政策变迁的三个解释视角 |
| 一、对不确定性的关注: 政策窗口开启的机会视角 |
| 二、对理性选择的关注: 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互动视角 |
| 三、对子系统的关注: 制度与时机兼顾的转换视角 |
| 四、解释视角的不足和启示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 一个解释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形式 |
| 三、注意力转移的驱动因素 |
| 四、分析框架的具体说明 |
| 第三章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历程 |
| 第一节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体系 |
| 一、城市生活垃圾界定及属性 |
| 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理念及原则 |
| 三、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职能与体系构成 |
| 第二节 间断均衡期划分的判断标准 |
| 一、政策范式理论 |
| 二、判断标准的说明 |
| 第三节 基于扎根理论的政策内容分析 |
| 一、阶段历程的划分 |
| 二、扎根理论的选择依据 |
| 三、具体操作步骤 |
| 第四节 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发展历程 |
| 一、1986—2003年: 末端被动管理的均衡期 |
| 二、2004—2009年: 鼓励市场参与的均衡期 |
| 三、2010—2016年: 冲突频发和转向源头防治的间断期 |
| 四、2017—至今: 源头防治和公众参与的新均衡期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制度惯性: 均衡式变迁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与政策运行过程 |
| 一、制度结构对中国政策运行过程的影响 |
| 二、制度惯性的作用过程: 自上而下的三阶段政策运行 |
| 第二节 制度惯性的阻力及成本分析 |
| 一、中央政策制定: 价值导向固化提升认知成本 |
| 二、地方偏好执行: 路径依赖提升决策交易成本 |
| 三、社会反馈互动: 参与渠道缺失提升信息成本 |
| 第三节 制度惯性对均衡式变迁的塑造、延续与调整 |
| 一、第一个均衡期: 初步构建、塑造成型 |
| 二、第二个均衡期: 方向延续、阻力对抗 |
| 三、新均衡期实现: 成本支付、政策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注意力转移: 基于间断发生场域的因果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间断发生场域和影响因素模型 |
| 一、政策间断的发生场域 |
| 二、影响因素模型和变量设计 |
| 第二节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过程 |
| 一、fsQCA的选择依据 |
| 二、具体运算过程 |
| 三、真值运算结果讨论 |
| 第三节 间断发生的模式提炼和因果机制分析 |
| 一、扩大社会影响的“负面形象—媒体互激”模式 |
| 二、政府维稳压力下的“焦点—吸纳”模式 |
| 三、维稳压力与社会影响共存的“媒体互激—吸纳”模式 |
| 四、社会力量参与的“动员—共识”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变迁: 理论阐释、实践对策与发展之路 |
| 第一节 “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框架的理论启示 |
| 一、对政策变迁形态的认知拓展 |
| 二、制度惯性维持均衡式变迁 |
| 三、注意力转移助推间断发生 |
| 第二节 均衡性与顶层设计: 管理体系的制度建设 |
| 一、层级治理迈向法理分权 |
| 二、转向协商共识的公共决策 |
| 三、完善创新扩散的试点机制 |
| 第三节 间断性与过程优化: 冲突应对和消解策略 |
| 一、冲突应对: 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嵌入式治理 |
| 二、消解冲突: 多元利益诉求的制度化吸纳 |
| 第四节 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政策的未来发展之路 |
| 一、源头主动防治,兼顾前瞻性与协调性 |
| 二、鼓励公众参与,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
| 三、践行“三化”原则,构建配套政策体系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理论贡献 |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已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1.3 案例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 |
| 1.3.1 典型性分析 |
| 1.3.2 代表性分析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 1.5.1 核心概念 |
| 1.5.2 理论基础 |
| 1.5.3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案例描述 |
| 2.1 案例选取背景和数据来源 |
| 2.1.1 案例选取背景 |
| 2.1.2 案例数据来源 |
| 2.2 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演化过程 |
| 2.2.1 农户随意乱放,分散不处置 |
| 2.2.2 修建垃圾屋(池),露天焚烧处置 |
| 2.2.3 政府+农户填埋处置 |
| 2.2.4 政府+农户+企业无害化处置 |
| 2.2.5 多元协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
| 2.3 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主要做法 |
| 2.3.1 制定分类标准,提高垃圾分类成效 |
| 2.3.2 配套硬件设施,保障垃圾分类投放 |
| 2.3.3 提供处理服务,保障垃圾分类治理 |
| 2.3.4 整合资金投入,保障治理常态开展 |
| 2.3.5 强化宣传引导,提升村民分类意识 |
| 2.4 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主要成效 |
| 2.4.1 堆肥垃圾发酵堆肥,实现垃圾就地减量化 |
| 2.4.2 可回收垃圾再利用,实现垃圾利用资源化 |
| 2.4.3 其他垃圾转运发电,实现垃圾处理无害化 |
| 第三章 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案例 |
| 3.1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要作用 |
| 3.1.1 厘清各利益主体职责与权利,固化机制成为各方准则 |
| 3.1.2 均衡各利益主体利益诉求,达到个体和整体利益最大化 |
| 3.2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
| 3.2.1 政府的诉求 |
| 3.2.2 村民的诉求 |
| 3.2.3 企业主体的诉求 |
| 3.2.4 社会组织的诉求 |
| 3.3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各参与主体利益的实现方式 |
| 3.3.1 制定垃圾治理的目标 |
| 3.3.2 保证各参与主体的利益 |
| 3.3.3 促进农村新乡风与文明形成 |
| 第四章 运用邻避理论分析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案例 |
| 4.1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邻避理论的重要作用 |
| 4.1.1 深化村民参与程度 |
| 4.1.2 完善村民监督机制 |
| 4.2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解决“邻避”冲突的基本原则 |
| 4.2.1 科学民主——以人为本原则 |
| 4.2.2 信息公开——充分尊重原则 |
| 4.2.3 适当补偿——共同承担原则 |
| 第五章 运用协同治理原理分析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案例 |
| 5.1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 |
| 5.1.1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
| 5.1.2 增强政策的执行性 |
| 5.2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协同治理的主要方式 |
| 5.2.1 各参与主体协同构建四级体系 |
| 5.2.2 各参与主体协同完成五个环节 |
| 5.2.3 各参与主体协同落实五项制度 |
| 5.3 垃圾“三分类”治理中协同治理的运用 |
| 5.3.1 政府——科学制定政策、组织动员 |
| 5.3.2 村民——民主参与、监督实施 |
| 5.3.3 企业——投标、商业谈判提供服务 |
| 5.3.4 社会组织——协调、宣传服务 |
| 第六章 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经验和启示 |
| 6.1 均衡各方利益,确保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
| 6.1.1 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职责 |
| 6.1.2 均衡各方利益,保障治理成效 |
| 6.2 有效避免“邻避”效应,充分预警可能出现的“邻避”冲突 |
| 6.2.1 民主科学治理 |
| 6.2.2 民主监督有力 |
| 6.2.3 信息公开透明 |
| 6.3 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全面构建垃圾“三分类”共治局面 |
| 6.3.1 培育多元主体,不断完善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 |
| 6.3.2 倡导绿色发展,践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 第七章 结论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及选题缘由 |
| 2. 研究意义及目的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内容、方法 |
| （四） 创新与不足 |
| （五） 本章小结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基础 |
| 一、 相关概念解析 |
| （一） 农村生活垃圾 |
| （二） 无害化 |
| 二、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 生态文明理论 |
| （二） 美丽乡村理论 |
| （三） 协同治理理论 |
| （四）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现状 |
| 一、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基本情况 |
| （一） 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
| （二）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基本情况 |
| （三）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
| （四）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处理4大环节 |
| 二、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工作成效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府主导方式单一 |
| （二） 政府监管效能低下 |
| （三） 村民参与融入热情不高 |
| （四） 垃圾混乱收集 |
| （五） 垃圾清理设施设备差 |
| （六） 市场化程度低 |
| 二、 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政策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 垃圾分类回收管理体系不完善 |
| （三） 政府垃圾分类重视程度不够 |
| （四） 村民环境保护意识不足 |
| （五） 资金保障不足 |
| （六）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充分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内外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一、 国内发达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一） 北京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二） 上海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三） 浙江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二、 国外发达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一） 美国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二） 日本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三） 德国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经验启示 |
| 三、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 |
| 一、 技术治理创新无害化 |
| （一） 无土喷涂覆盖技术 |
| （二） 堆肥发酵处理技术 |
| （三） 垃圾焚烧发电海水脱酸技术 |
| （四） 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 |
| 二、 行政治理法治规范化 |
| （一） 加快立法进程，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
| （二） 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制度建设 |
| （三） 强化监督考核评价，建立健全奖惩机制 |
| 三、 基层治理现代有效化 |
| （一） 鼓励市场参与，提高无害化处理水平 |
| （二） 开展宣传教育，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长效机制 |
| （三） 广泛发动全民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垃圾治理格局 |
| 四、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 结论 |
| 二、 展望 |
| 附录 ：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公众关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百度大数据对京津冀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关于公众的一般理论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生态文明相关理论研究 |
| 1.3.2 基于大数据的研究 |
| 1.3.3 公众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现状 |
| 2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价 |
| 2.1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的已有成果 |
| 2.2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基本思路 |
| 2.3 评价体系的设计原则 |
| 2.4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2.4.1 指标选择 |
| 2.4.2 评价体系框架与指标权重 |
| 3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分析 |
| 3.1 京津冀地区总体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评价 |
| 3.2 北京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
| 3.3 天津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
| 3.4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
| 4 公众关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分析 |
| 4.1 公众关注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注情况 |
| 4.2 公众关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分析 |
| 4.2.1 北京的数据分析 |
| 4.2.2 天津的数据分析 |
| 4.2.3 河北的数据分析 |
| 5 结论及建议 |
| 5.1 结论 |
| 5.2 建议 |
| 5.2.1 进一步健全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
| 5.2.2 进一步健全京津冀地区资源保护协调机制 |
| 5.2.3 提升全社会人民的生态文明意识 |
| 5.2.4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所获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5）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研究 ——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产业发展能力测度方法的研究 |
| 1.2.2 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构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框架结构 |
| 1.3.3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产业发展相关概念 |
| 2.1.2 产业发展能力的内涵 |
| 2.1.3 外部环境的内涵及分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绿色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循环经济理论 |
| 2.2.3 产业发展理论 |
| 第3章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的现状 |
| 3.1.1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总体情况 |
| 3.1.2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的区域性 |
| 3.2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
| 3.2.1 法律环境 |
| 3.2.2 技术环境 |
| 3.2.3 社会环境 |
| 第4章 基于外部环境测度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 |
| 4.1 界定评测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维度 |
| 4.1.1 经济发展水平 |
| 4.1.2 社会发展情况 |
| 4.1.3 教育重视度 |
| 4.1.4 财政支持度 |
| 4.2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测度实证分析 |
| 4.2.1 熵值法 |
| 4.2.2 构建指标体系 |
| 4.2.3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 4.3 结果分析 |
| 第5章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外部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
| 5.1 模型的初步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2 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的外部环境影响实证分析 |
| 5.2.1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
| 5.2.2 确定滞后阶数 |
| 5.2.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
| 5.2.5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6章 对策建议 |
| 6.1 推动再生资源业发展提升我国生活垃圾产业整体环境 |
| 6.1.1 提高再生资源业技术创新水平 |
| 6.1.2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再生资源业 |
| 6.1.3 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再生资源业相关法律法规 |
| 6.2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
| 6.3 提高环境保护支出绩效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美丽中国”建设视阈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概述 |
| 一、相关概念 |
| (一)美丽中国 |
| (二)生活垃圾分类 |
| 二、相关理论 |
| (一)公共物品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循环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现状 |
| 一、历史进程及取得的成就 |
| (一)历史进程 |
| (二)取得的成就 |
| 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政府方面的问题 |
| (二)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 |
| (三)居民个人意识行为方面的问题 |
| (四)分类处理系统方面的问题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活垃圾分类的有益经验 |
| 一、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 |
| (一)瑞典的垃圾分类模式 |
| (二)德国的“绿点系统” |
| (三)日本的垃圾分类意识 |
| (四)美国的产业市场机制 |
| 二、国内垃圾分类的成功模式 |
| (一)上海模式 |
| (二)金华模式 |
| 第四章 中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政府的顶层设计 |
| (一)以多元共治改进垃圾分类管理体制 |
|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垃圾分类组织运行 |
| (三)以整体性思维提升垃圾分类前瞻性 |
| 二、健全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 |
| (一)织就严密的法律保障网络 |
| (二)明确具体的分类处理标准 |
| (三)建立有力的执法监督体系 |
| 三、强化民众的分类意识和行为 |
| (一)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环保教育系统 |
| (二)推行“互联网+垃圾分类”的新模式 |
| (三)建设垃圾分类的社区动员模式 |
| (四)建立健全垃圾收费制度 |
| 四、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
| (一)完善科学的垃圾源头分类系统 |
| (二)构建配套的垃圾中端回收系统 |
| (三)建设发达的垃圾末端处理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基于多元共治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1.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现状 |
| 2.1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概述 |
| 2.2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规范检视 |
| 2.2.1 宪法和法律 |
| 2.2.2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
| 2.2.3 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
| 2.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践 |
| 2.3.1 各地实践情况综述 |
| 2.3.2 典型省(市)实践概览——以上海市为分析样本 |
| 3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
| 3.1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存在的问题 |
| 3.1.1 现有立法操作性差 |
| 3.1.2 配套措施立法供给不足 |
| 3.1.3 公众参与法律地位不明 |
| 3.1.4 治理手段落后 |
| 3.2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
| 3.2.1 行政管理模式带来的立法惯性 |
| 3.2.2 多元主体的潜能未能有效激发 |
| 4 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立法及经验 |
| 4.1 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立法概览 |
| 4.1.1 日本 |
| 4.1.2 德国 |
| 4.1.3 中国台湾地区 |
| 4.2 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经验启示 |
| 4.2.1 完善法律体系强化行政执法 |
| 4.2.2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4.2.3 公众充分参与垃圾分类全过程 |
| 5 多元共治理论引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理论分析 |
| 5.1 多元共治理论概述 |
| 5.1.1 多元共治理论的产生和内涵 |
| 5.1.2 多元共治理论的特征和原则 |
| 5.1.3 多元共治理论的法理基础 |
| 5.2 多元共治理论引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5.2.1 改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绩效不彰的困境 |
| 5.2.2 提升城市垃圾分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
| 5.2.3 回应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需求 |
| 5.3 多元共治理论引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5.3.1 多元共治理论具有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理论优势 |
| 5.3.2 多元共治理论运用于垃圾分类领域已有相关实践 |
| 5.3.3 我国已经形成多元共治理论体系的政策和制度基础 |
| 6 基于多元共治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完善路径 |
| 6.1 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政府监管制度 |
| 6.1.1 建立科学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 |
| 6.1.2 严格生活垃圾分类的监督检查 |
| 6.1.3 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教育体系 |
| 6.2 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经济法律制度 |
| 6.2.1 逐步建立垃圾税制度 |
| 6.2.2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
| 6.2.3 健全各类配套措施 |
| 6.3 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公众参与制度 |
| 6.3.1 明确公众参与的立法定位 |
| 6.3.2 保障公众充分参与 |
| 6.3.3 健全宣传引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绿色发展的全球共识 |
| 1.1.2 秦巴山地区的生态战略意义 |
| 1.1.3 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生态环境结构失衡 |
| 1.1.4 城市空间建设缺乏对绿色发展目标的深入关注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 |
| 1.3.2 绿色城市相关研究进展 |
| 1.3.3 空间模式相关研究进展 |
| 1.3.4 秦巴山地区城乡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
| 1.3.5 国内外研究趋势与述评 |
| 1.4 研究范围与内容 |
| 1.4.1 研究范围界定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论文创新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研究技术路线 |
| 2 相关基础理论与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1 研究相关的科学基础 |
| 2.1.1 系统论基础 |
| 2.1.2 生态学基础 |
| 2.1.3 生态经济学原理 |
| 2.2 绿色发展理论 |
| 2.2.1 绿色发展的缘起 |
| 2.2.2 绿色发展的理论模型 |
| 2.3 绿色发展的建设实践 |
| 2.3.1 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2 日本的生态城镇群及循环型社会建设 |
| 2.3.3 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设实践 |
| 2.3.4 绿色发展建设实践的经验与不足 |
| 2.4 绿色空间的建设实践 |
| 2.5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1 基本概念解析 |
| 2.5.2 城市空间结构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
| 2.5.3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5.4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原则 |
| 2.6 本章小结 |
| 3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 |
| 3.1 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特征 |
| 3.1.1 地理位置居于秦巴山地区核心地段 |
| 3.1.2 自然生态条件优势明显 |
| 3.1.3 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环境影响明显 |
| 3.2 商洛城市环境状况 |
| 3.2.1 商洛城市生态环境优越 |
| 3.2.2 商洛城市产业经济具有转型潜力 |
| 3.2.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率不高 |
| 3.3 商洛城市建设用地拓展及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3.1 1990-2015年商洛城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拓展 |
| 3.3.2 商洛城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
| 3.4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 |
| 3.4.1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及空间效能 |
| 3.4.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问题 |
| 3.4.3 论文研究问题 |
| 3.5 本章小结 |
| 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4.1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价值取向 |
| 4.1.1 “绿色增长”导向的城市空间扩展 |
| 4.1.2 空间环境效能导向的城市生态安全 |
| 4.2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2.1 现有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
| 4.2.2 现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不足与缺失 |
| 4.2.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构建 |
| 4.3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量分析 |
| 4.3.1 定量分析模型方法 |
| 4.3.2 商洛城市空间发展状况评价 |
| 4.3.3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相关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4.3.4 基于定量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4 商洛城市空间结构的定位分析 |
| 4.4.1 空间句法分析法 |
| 4.4.2 商洛城市重点功能用地空间的定位分析 |
| 4.4.3 基于定位分析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趋势 |
| 4.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 |
| 4.5.1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结构分析的前提条件 |
| 4.5.2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模型构建 |
| 4.5.3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评价 |
| 4.5.4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生态关系分析 |
| 4.5.5 商洛城市代谢系统的空间结构分析 |
| 4.6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下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总结 |
| 4.6.1 “绿色协调度”的城市生态空间建设均衡性 |
| 4.6.2 “绿色发展度”的城市经济产业空间建设集约性 |
| 4.6.3 “绿色持续度”的物质循环再利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覆盖共享性 |
| 4.7 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具有绿色发展内涵的空间模式 |
| 4.8 本章小结 |
| 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1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1.1 垂直分异明显的地理空间系统 |
| 5.1.2 沿水系与交通趋向分布的人居环境系统 |
| 5.1.3 典型的“弱单核”要素流与区域经济系统 |
| 5.1.4 “基质-廊道-斑块”楔形环拥的景观生态格局 |
| 5.1.5 “水平+垂直”维度的绿色发展区域空间结构 |
| 5.2 商洛城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2.1 自然生态空间——城区空间结构基底 |
| 5.2.2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方式——城区空间结构基面 |
| 5.2.3 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城区空间结构基质 |
| 5.2.4 “基底-基面-基质”的绿色发展城区空间结构 |
| 5.3 商洛城市住区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 |
| 5.3.1 “微气候-水系统-居住用地资源”构成的本底要素 |
| 5.3.2 “生态循环-经济循环-社会化”的功能协同要素 |
| 5.3.3 “节能降耗-物质循环”的绿色发展住区空间结构 |
| 5.4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体系 |
| 5.4.1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成 |
| 5.4.2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研究 |
| 5.4.3 商洛城市空间模式要素组织特征 |
| 5.5 本章小结 |
| 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6.1 绿色发展目标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6.1.1 传统的城市空间模式 |
| 6.1.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与空间模式 |
| 6.1.3 “宏观-中观-微观”的层级性原则 |
| 6.1.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差异性原则 |
| 6.1.5 “自然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性原则 |
| 6.1.6 “协调-发展-持续”的时序性原则 |
| 6.1.7 商洛城市绿色发展的空间模式体系构建 |
| 6.2 商洛“一体两翼”地区一体多元空间模式 |
| 6.2.1 自然生态空间的一体有序 |
| 6.2.2 产业经济空间的一体循环 |
| 6.2.3 “水平+垂直”维度的自然生态空间与产业空间立体融合 |
| 6.2.4 “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类型的城乡空间一体多元 |
| 6.3 商洛城区复合流动空间模式 |
| 6.3.1 自然空间结构的生态互动 |
| 6.3.2 经济空间结构的复合连通 |
| 6.3.3 社会空间结构的包容稳定 |
| 6.3.4 “功能联结-交错弹性”的城区空间复合流动 |
| 6.4 商洛城市住区紧凑宜居空间模式 |
| 6.4.1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的理论基础 |
| 6.4.2 绿色人居空间单元的构成与特征 |
| 6.4.3 1 5.0hm2规模的商洛城市住区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6.4.4 自然要素维持的生态调节 |
| 6.4.5 资源利用与经济循环的紧凑节能 |
| 6.4.6 “邻里-基层”社会化空间的圈层关联 |
| 6.4.7 代谢共生的住区空间紧凑宜居 |
| 6.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体系 |
| 6.6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启示 |
| 6.6.1 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的哲学内涵 |
| 6.6.2 城市绿色发展空间结构的组织机制 |
| 6.6.3 生态资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城市空间适宜模式 |
| 6.7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1.1 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1.2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
| 7.1.3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结构核心要素 |
| 7.1.4 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构建原则 |
| 7.1.5 绿色发展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 |
| 7.2 论文创新点 |
| 7.2.1 通过“绿色协调度”、“绿色发展度”、“绿色持续度”内涵的量化指标建立商洛城市空间绿色发展目标体系 |
| 7.2.2 依据绿色发展程度构建“浅绿-中绿-深绿-全绿”的人居空间格局 |
| 7.2.3 商洛城市15hm2绿色人居空间单元构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致谢 |
| 图表目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
（10）中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二、研究方法、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综述和理论基础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垃圾分类研究综述 |
| 二、本论文研究的理论支撑 |
| (一)生命周期评价理论 |
| (二)环境经济学理论 |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 (四)循环经济理论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发展现状及问题 |
| 一、生活垃圾分类的定义和内容 |
| 二、我国垃圾处置行业现状 |
| (一)固体废弃物的主要类别 |
| (二)我国生活垃圾处置的发展历程 |
| (三)我国生活垃圾处置行业现状 |
| 三、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发展情况分析 |
| (一)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 |
| (二)试点探索阶段(2000-2015年) |
| (三)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 |
| 四、我国生活垃圾分类运营主要模式及问题 |
| (一)单一线下分类模式 |
| (二)线上平台回收模式 |
| (三)互联网+智能设备/设施组合模式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链分析 |
| 一、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链概况 |
| 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上下游产业链分析 |
| (一)垃圾分类设备 |
| (二)垃圾运输车辆 |
| (三)垃圾分类信息化 |
| (四)垃圾分类运营 |
| (五)环卫运营(收转运) |
| (六)再生资源回收 |
| (七)垃圾处置 |
| 三、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活垃圾分类经济学分析方法 |
| 一、生活垃圾分类经济学分析基本思路 |
| 二、生活垃圾分类的环境经济学分析方法 |
| (一)传统投入产出核算分析方法 |
| (二)垃圾分类产业的外部性问题 |
| (三)基于环境经济学理论的投入产出核算体系 |
| 三、生活垃圾分类的生命周期评价经济学分析方法 |
| (一)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的内涵的发展历程 |
| (二)生命周期评价的原则和步骤 |
| (三)生活垃圾分类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的建立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生活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案例研究 |
| 一、我国主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发展概况及研究目标选取 |
| (一)上海市 |
| (二)北京市 |
| (三)杭州市 |
| (四)苏州市 |
| (五)南京市 |
| (六)研究目标选取 |
| 二、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产业链的经济学分析 |
| (一)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及组成的确定 |
| (二)生活垃圾分类和收集环节的投入产出分析 |
| (三)生活垃圾收转运环节的投入产出分析 |
| (四)再生资源分拣和资源化利用投入产出分析 |
| (五)末端处置环节的投入产出分析 |
| 三、垃圾分类对上海垃圾处置产业链投入产出的影响分析 |
| (一)垃圾分类开展前垃圾处置产业链的投入产出 |
| (二)垃圾分类开展后垃圾处置产业链的投入产出 |
| (三)垃圾分类对总投入产出的影响分析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国外生活垃圾分类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国外生活垃圾分类发展情况分析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美国 |
| (四)新加坡 |
| (五)瑞典 |
| 二、国外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 |
| (一)德国 |
| (二)日本 |
| (三)美国 |
| (四)新加坡 |
| (五)瑞典 |
| 三、国外生活垃圾分类的经验借鉴 |
| (一)因地制宜的确定垃圾分类体系 |
| (二)建立垃圾分类产业链市场化机制 |
| (三)完善的法律保障 |
| 四、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政策分析及建议 |
| 一、我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体制和政策支持体系 |
| (一)法律法规体系 |
| (二)配套政策 |
| (三)经济政策 |
| 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政策建议 |
| (一)完善垃圾分类产业管理体系 |
| (二)全面开展生产者付费制度 |
| (三)建立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税收优惠制度 |
| (四)研究制定鼓励垃圾资源化开发利用的政策 |
| 三、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科研及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生态环境与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惯性、注意力转移与政策变迁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的间断均衡研究[D]. 万筠. 山东大学, 2020(08)
- [2]宜宾市农村生活垃圾“三分类”治理的案例研究[D]. 郑永莲.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3]天门市D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治理问题研究[D]. 夏琦.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2020(12)
- [4]公众关注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关系研究 ——基于百度大数据对京津冀的分析[D]. 刘昕.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5]我国生活垃圾产业发展能力研究 ——基于外部环境因素分析[D]. 隋倩倩.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7]“美丽中国”建设视阈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研究[D]. 张秋月. 兰州大学, 2020(01)
- [8]基于多元共治理论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研究[D]. 周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9]绿色发展目标导向的商洛城市空间模式研究[D]. 鱼晓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10]中国生活垃圾分类产业的经济学分析[D]. 尉薛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