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档案突然暴露——美苏在地中海的对抗：1973

一、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论文文献综述）

贾龙阳^[1]（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提出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陶海洋^[2]（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认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魏晓芳^[3]（2013）在《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三峡人居环境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缓变和急剧的突变，与此同时，文化地理也随之变迁。三峡地区曾因壮丽的峡谷风光闻名于世，又因最大的水利工程令世人瞩目，然而在气势恢宏的背后，三峡人居环境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化环境的建设速度远远比不上物质空间的建设速度。不论是在有关三峡的学术研究中，亦或是城乡规划设计中，还是在实际的移民搬迁城镇建设中，文化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之于地区发展的促进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成为地域发展的阻碍。基于这种背景，在“”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引领下，论文希望通过研究，建立体系、梳理历史、探寻机制、提出对策，促使三峡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传承、活力的新兴文化得以发展。论文在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下，以“文化”为核心、文化变迁过程及规律为对象，以“古代—今日—未来”的时间线索与“面—线—点”的空间层次，以“基础研究—>现象研究—>规律研究—>对策研究——>实践研究”的逻辑思路，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方法，通过梳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历史脉络，揭示其地域扩展过程及规律，探讨其文化地理变迁机制，提出三峡人居环境的和谐文化发展对策，开展三峡地区不同空间层次的人居环境规划与建设实践，丰富三峡人居环境的研究领域，为三峡人居环境的规划与实施提供依据，从而全面提升三峡人居环境品质。在基础研究中，论文第二章尝试构建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文化地理研究的理论体系，解析三峡文化的组成。论文解析了人居环境语义下文化与文化地理，初步构建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的文化地理研究理论体系，并用类型学解析了人居环境建设体系下三峡地区文化的构成。在现象研究上，论文的第三、四章研究了三峡地区文化的兴起与发展，及主要文化形态的地域扩展过程。论文回顾了三峡文化的缘起；阐述了三峡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地理形成与发展过程；分析了三峡主要文化形态的历史地域扩展过程；总结了人居环境空间语境下三峡文化历史发展的特点。在规律研究中，论文的第五章进行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机制研究，阐述了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地理变迁的基本理论；分析了影响文化变迁的各级因素，并探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变迁规律、解析变迁机制；归纳并探讨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地理变迁模式。在对策研究上，论文第六章提出了三峡人居环境的文化发展对策，即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与协调、文化生命周期的认知与调控、文化价值的评估与提升，从地域文化的空间和谐、时间可持续与保持先进性三个方面提出了三峡地区文化地理区划方法、文化生命周期调控方法与地域文化价值多维评估方法等理论与方法。最后，在实践研究中，论文第七章提出从物质空间规划到文化空间规划的技术思路，建立文化地理数据库、开展文化空间规划、构建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以实现三峡地区文化和谐、可持续与积极地发展；并通过不同人居环境空间层次的规划与建设案例来实践对策方法。

孙兴杰^[4]（2011）在《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文中认为东方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中难解的热点问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是东方问题的延伸。一个世纪之后,东方问题的遗产依然存留于当代国际关系之中,成为诸多热点问题的历史根源。东方问题绵延数百年,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夹杂着不同的偏见与谬误,审视与理解东方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也有助于编纂相对客观全面的国际关系史。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三个核心概念总揽东方问题几百年的演进,以国家能力贯通权力边界的变迁,力求实现理论与历史的融合。第1章帝国:概念与类型帝国,不仅是长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的组织形式,也构成了前现代国际秩序的主要图景,几十个帝国的兴衰构成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协奏曲,因此,还原帝国真实的面目对于构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帝国情结既是人们认知世界历史演进的视角,也容易成为学术研究的盲区,拨开帝国情结的迷雾,本文将帝国界定为一种具有多重权力边界属性的人类组织形态。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构成了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图谱,三种帝国构成了帝国的主要形态,辨识与认知三种帝国形态才能真正把握帝国的内涵与本质。以多重边界作为帝国属性的标识,寻找到历史上各种帝国特征的最大公约数,根据边界分布状态而将帝国分为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前者生存于变动不居的时间之流中;而后者则存在于固定的空间之中,鲜有变化。第2章国家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框架是重新认知帝国、国家、主权等概念的新视角。韦伯与马克思代表了两种大异其趣的国家理论,也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两种不同的学术路径,前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而后者着意于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功能。两种国家理论的融合能够提供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国家能力理论试图弥合两者的认识鸿沟。国家或者帝国是不同权力网络组合而形成的组织,而国家能力则意指不同权力的组合与分布。本文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国家能力结构,即一种“图钉式”的组合。不同的国家能力结构则指明了不同的国家构造,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国家能力结构迥然有别。国家能力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具有多重的优势,既揭开了主权理论的迷雾,又能够厘清国家形态的历史演变;在打通国内与国际的区隔的同时又能揭示国际关系史中大国兴衰之谜。当然,国家能力理论在应用于历史研究时,需要虑及时空的差别。国家能力的变迁往往意味着空间的划分与重塑,边界在此过程中发生剧烈的变化,因此,边界变迁是国家能力变动的核心指标。第3章从帝国到国家:多重边界到合一边界帝国是一种多重权力边界叠合的组织形态,随着国家能力的演变,帝国逐渐为主权国家所取代,主权国家最大的特征是权力边界合一,具有封闭性的边界。以罗马帝国为例,国家能力框架同样具有解释能力,罗马帝国依次经历了霸权、时间性帝国与空间性帝国三个阶段。主权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国家构建的途径与历程却大异其趣。国家构建可以分为内源型与外源型两种类型。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内源型国家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其构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分到合的经历。内源型国家的发展动力既来源于内部,如财政压力、技术创新、官僚制度的创建等,也来源于外部,军事技术的革新、战争的压力。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内源型国家实现了各种权力的整个,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领土）范围内各种权力边界的合一,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国家制度,即使受到各种危机的挑战,或者应对自如,或者在危机之后迅速重建。外源型国家是在现代性冲击下多元变迁的产物,各个地区在国际体系扩张的裹挟之下而建立了形式的主权,但是国家能力却有霄壤之别,外源型国家依照国家能力形成了色彩各异的光谱。具有较为久远国家传统的地区能够比较迅速地建立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进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强国与大国。建立在部落、血缘基础上的国家还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国家构建过程。第4章东方问题的内涵与分期东方问题内涵复杂而丰富,需要新的概念框架进行历史解读,本文以帝国、霸权、区域三个关键词解释东方问题的历史发展与演变。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战争的规模与烈度在帝国与霸权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依据规模与性质,本文将战争分为四种类型,即帝国生存战争、帝国维持战争、霸权轮替战争、霸权护持战争。区域作为帝国崩溃之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形式,而主权国家的建立则是帝国与区域的中介与纽带。学术界对东方问题的解读大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撰写的时事评论留下了关于东方问题的深刻洞见。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东方问题置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长久的对峙背景之下,增加了东方问题的历史厚重感。地缘政治的视野则深刻地把握了大国围绕地缘战略要地展开的争夺。本文以帝国、霸权与区域对东方问题的历史进行分期,进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第5章帝国、战争与边缘的形成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进入欧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启,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奥斯曼帝国、俄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战争与角逐塑造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进而演变为三大帝国的边缘地带,各种权力的边界交叠于一体,造就了巴尔干独特的政治地理生态。三大帝国都经历了从时间性帝国向空间性帝国的转型,国家能力不断提升。三个帝国的转型存在着时间差,这种反差造成了三个帝国扩展的不同步性,战争的局势随着帝国国家能力的兴衰而变化。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次第登台,三大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博弈最终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三个帝国边缘的叠合,使之成为权力的破碎地带。第6章霸权体系下的东方问题从帝国向霸权的转变既是帝国战争的结果,也是现代国际关系拓展与延伸的表现。17世纪以来,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不断扩张,最终将欧洲囊括其中。法国大革命及其拿破仑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组织原则,民族主义成为最强劲有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与组织形式冲击着传统帝国的边界。随着欧洲经济的持续发展,私人产权制度及其市场经济快速扩张,市场越来越承担着剩余价值转移的功能。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帝国的边缘地带频频陷落。民族主义传入、市场经济渗透、大国势力介入,奥斯曼帝国本身朝着国际体系的方向滑落,围绕东方问题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国际体系,东方问题从东南欧三个帝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转化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稳定与调试的问题,这是既是东方问题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在内涵方面的丰富。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阿里帕夏的崛起是奥斯曼帝国面临的严峻俄挑战,推动东方问题向霸权方向转化,而克里米亚战争战争则挫败了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并且将奥斯曼帝国带入欧洲国际社会之中。当东方问题日益欧洲化时,欧洲国际体系对于东方问题的影响不断增强,二者之间的互动强度不断提高。第7章区域崛起与东方问题的终结民族主义缘起于欧洲,流布于全世界,不仅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权力结构,也架设了帝国与区域之间的桥梁。民族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传播,撬动了既有的地缘政治板块,重组了社会政治空间。奥斯曼帝国势力在巴尔干半岛退潮,巴尔干民族国家勃兴,帝国边缘开始向区域国际体系转化。泛斯拉夫主义、泛希腊主义等思潮助推巴尔干联盟的建立,两次巴尔干战争预示着东方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巴尔干作为一个自我说明的区域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上,整个20世纪巴尔干地区围绕构建稳定区域秩序而不断分合重组,这也是延续几百年的东方问题未决的遗产。

王霄^[5]（2004）在《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30年前的10月,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爆发了着名的“赎罪日战争”。鲜为人知的是,与此同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在地中海上演了一场超级海上对峙。其紧张程度一度使美国当时参联会主席托马斯·莫尔海军上将悲观地担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有可能会损失所有在东地中海的舰队!”美国《海上力量》月刊2003年10月号刊登海军历史学家L·J·古德斯坦和尤里·M·朱可夫的研究文章,披露当时剑拔弩张的内幕,本刊特编译相关内容,供读者参考。

二、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论文提纲范文）

（1）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3）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四、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2]《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3]三峡人居环境文化地理变迁研究[D]. 魏晓芳. 重庆大学, 2013(02)
• [4]帝国·霸权·区域：权力边界与东方问题的演进[D]. 孙兴杰. 吉林大学, 2011(08)
• [5]尘封的档案一朝惊现——美苏地中海对峙:1973[J]. 王霄. 国际展望, 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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