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税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认为
王露[2]（2020）在《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文中提出十八届三中全确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覆盖范围最基础的地方,也是我国政府最能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政权组织。乡镇治理的效果好坏关系着我国能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作为城乡结合部的X镇,在乡镇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乡镇治理的现实路径。第一部分对乡镇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研究,首先了解清楚乡镇治理的内涵: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主体,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次是对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主要从纵向时间线索对X镇的乡镇治理进行梳理,理清在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时间段我国乡镇治理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在全国乡镇治理的背景下,找到X镇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乡镇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在新时代时期,分析X镇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问题分析原因。首先是X镇在机构设置中的合理性,政府充分带动村支两委并与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其次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存在着管党治党向基层不够延伸、服务需求供给不够精准和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不够。最后是乡镇政府对于乡镇青年人才保有量不够这四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村两委班子建设、现代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的欠缺以及人才吸引力不强。第四部分主要是从提高干部素质,优化队伍机构;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服务供给;“三治融合”加强乡镇治理能力和完善激励机制,预防青年人才流失这四个方面对X镇在乡镇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本文结合重庆市南岸区X镇乡镇治理现代化实例,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逻辑进行研究,希冀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加快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政策思路。
朱迪[3]（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张婷[4]（2020）在《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文中认为我国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相对较低,且时空分布差异较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的用水需求量大幅度提高,因此如何有效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迫在眉睫。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途径,目前已从河北省扩展至了北京、天津、河南等九个省市（区）。本文通过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依据、功能定位等综合分析后,结合我国水资源税试点地区运行现状和借鉴国际上开征水资源税的有益经验,采用CGE模型模拟估算出我国水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提出合理化建议,进一步提高绿色税制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作用,本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理论部分,对我国水资源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描述,具体分析了水资源的经济特性,进而引出水资源税的基本性质和征收原则,然后介绍公共品、外部性、资源地租等理论,探讨水资源税改革的理论基础,最后界定了我国开征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应该包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在第二章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部分,先是具体分析了水资源费存在征收管理混乱、缺乏执法刚性、收费使用管理存在不足等问题,随后对我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现状、取得的成效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规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水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制度问题以及技术问题。第三章实证研究部分,在这一部分本文构建CGE模型,引入生产模块和消费模块,依据市场出清的假设,构造均衡条件,以水资源税的税率作为外部冲击变量,分析不同税率对水资源消耗量和消费者效用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征收水资源税会对人均产出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会减少水资源的消耗量,且水资源消耗量的减少幅度远远大于人均产出的下降幅度;其次,征收水资源税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体而言会降低居民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增加政府消费者的消费支出;最后,在水资源税的税率从0上升到30%时,社会总效用会先上升后下降,在税率等于14%时,取得最大值,即本文所测得的最优税率为14%,结合我国试点地区的水资源税的税额标准,得出目前我国水资源税的税率设置过低,难以有效发挥水资源税的绿色税收功能的结论,同时也充分验证了水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本文的第五章,是在前文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借鉴第四章中俄罗斯、荷兰等国家水资源税的有益实践经验,为优化我国水资源税税制进行了税制要素设计,并提出了健全水资源税相关法律法规、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配套措施。
郜清攀[5]（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阳斌[6]（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党、国家和社会的共识,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组成部分,其精神内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共性。乡村治理在治理价值上强调多元、合作、参与、法治、规范等多维追求,在治理目标上追求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对传统的、行政主导的一元式权威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主张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协商、合作、互补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等核心公共权威组织,也包含事实上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内生或外来的村民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民间权威及广大人民群众等主体与力量,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形成更具包容性的乡村建设合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则主要强调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按照法治、透明、回应、责任、有效、廉洁、公正等价值追求进行改造与重塑,建立更为宽松的乡村治理外部环境,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乡村治理的民主性建设任务,以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完成。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乡村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视野中考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开始肩负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双重建设目标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围绕“耕者有其田”进行了漫长的革命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社合一”的国家整合治理模式逐渐形成,农村以整体的力量支持国家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人民公社”的管控模式使农村发展逐渐失去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序幕,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并以农村为突破点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于1982至1986连续5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涉及农村农业发展,在农村经济领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长久束缚于土地的各种乡村资源逐渐激活,农村社会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在农村政治领域进行“乡政村治”治理探索,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紧密结合,不断促进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向前发展,使广大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形成了一系列乡村治理思想。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党中央更是连续16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强调,必须把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新时期全党的工作重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乡村治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0余年的改革开放促使农村各方面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治理成效的背后也面临诸多治理困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农村不可逆转的走向了现代化道路,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参与分享城市收益的路径越来越广阔,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村外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过程之中,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客体及环境等方面开始发生变化,农村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始处于变化与流动之中,全国绝大多数村庄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败,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治理困境。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主体乏力,难以产生乡村治理合力;乡村治理资源消减,难以有效提供乡村治理的基础平台;基层公共权威组织治理手段策略化选择,难以回应乡村公共需求;乡村治理绩效徘徊不前,老百姓获得感不强;乡村利益格局持续分化,农村非均衡发展严重等。乡村治理困境的产生与“大国家、小社会”的社会形态紧密相关。从国家建构的现实运作逻辑看,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权威是推动乡村治理向前发展的动力引擎,但乡村社会内生活力的激发方式与程度明显不够,乡村社会的自治空间相对比较狭窄,而且,基层公共权威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人、财、物缺失的现实难题,严重影响其治理水平,在诸多自上而下的考评体制中,基层公共组织的理性选择方式则是“策略化选择”与“非正式运转”,这势必导致基层治理过程中民主化程度偏低,进而影响基层公共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群体分化已经产生,精英群体与普众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表现及价值追求开始差异化呈现,乡村精英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普通大众对土地更加眷恋。务工群体与务农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态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务工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社会事务的默然冷对,留守务农群体整体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坚守。同时,中国农村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整体推进,城郊农村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惯性的碰撞中滋生出诸多新问题需要智慧回应,远郊农村的特色农业发展需要走“一村一品”之路。因此,乡村转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复杂性,探寻新时代乡村治理困境产生的缘由需要从宏观的视角对其加以综合认识。新时代乡村治理需要以马恩经典理论为指导,加快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既要从马恩经典理论中汲取营养,又要解决探索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这既是一个理论依其自身规定性的逻辑展开过程,又是一个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社会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其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对于全面分析当代中国农村改革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探索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科学道路,促进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等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本文在考察马恩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思想,列宁斯大林关于农业基础地位、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思想的基础之上,积极建构未来乡村治理的复合框架结构,力促乡村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正处于“民主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主化建设已成为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经环节。因此,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基层公共权威主体的规范性建设,通过厘清基层公共组织的角色与定位,实现权责对应,不断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破除基层治理传统行政模式的单维弊端,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形成乡村治理合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不同治理要素的良性互动,发挥多维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综合效用,在开放与协商中实现治理过程的民主性建设目标。
吴彧妮[7]（2019）在《政府视角下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研究》文中认为经过三个城市更新项目横向课题的实践后发现,政府在城市更新项目的方案制定阶段存在将方案货币化的需求,但尚未有方法,由此提出了如何依据城市更新项目的空间规划方案估测现金流这一研究问题。估测方法由逻辑步骤和具体技法构成。逻辑步骤的提出需在公司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项目与公司项目存在异同,城市更新项目与其他政府项目相比也有其特点。因此,公司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并不能直接应用,还需先分析城市更新项目的特点,然后依据这些特点对公司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逻辑步骤进行增加或删减,最后提出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逻辑步骤:（1）罗列实施项目后每一年会发生的现金流,包括征收土地和房屋方面、土地出让方面、其他方面;（2）估测每一年每一种现金流的值;（3）得出每一年的净现金流。基于逻辑步骤可知,估测现金流的关键在于明晰每一年需要估测哪些现金流,以及如何估测出这些现金流的值。基于梳理出的城市更新项目中利益相关者及其间的现金往来关系,筛选出与政府直接相关的关系,得出城市更新项目中围绕政府产生的四大类现金流:征收土地和房屋现金流出、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现金流出、土地出让现金流入和税费现金流入。四大类现金流又可细分为42个种类,确定一个具体项目的现金流种类时便可从这42个种类中进行筛选。各种现金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时点与项目开发的计划相关。每一种现金流有其特点,估测时采用的技法也不相同。估测征收土地和房屋现金流出主要依据补偿政策和客观数据,在这些资料不可得的条件下则需采用地图识别、调研访谈和相似案例研究法等。估测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现金流出有赖于单方成本的准确性,在历史大样本数据可得的条件下可采用回归分析法,通过构建估测模型估测单方成本,否则采用专家会议法。估测土地出让现金流入有赖于楼面地价的准确性,通过改良后的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分别估测楼面地价,综合两个结果得到估测值。估测税费现金流入主要依据税法和规费缴纳标准,其中,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三大税种的征收规定较为复杂,需根据估测时信息的可获取程度进行简化处理。将各部分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并结合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由此提出估测方法。估测方法包括逻辑步骤和具体技法。逻辑步骤包括三步。具体技法包括四类:城市更新项目中所有现金流种类及产生时点集成图;所有种类现金流的估测技法,包括42种现金流,可归纳为8个方面的技法;估测一个具体的城市更新项目时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技法,包括6个一级步骤和15个二级步骤,每个步骤中包含操作技法,主要有9个关键技法;估测时的注意事项,包括7项。
任跃旺[8]（2019）在《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配置是关系到农村生产、生活等诸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户生活水平、保障农业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提升,对提高藏区农户基本生产、生活水平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当前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呈现出不均等的发展态势。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历史演进及特征分析、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现状及问题的分析,构建西藏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测度的指标体系,从微观农户需求角度和宏观政府供给角度对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行分析,深入剖析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主要影响因素,进而提出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路径与保障措施,从而推动西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通过对已有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历史演进与特征分析入手,探讨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基本特征与供求特征,进而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水平的评价,分析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在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农户需求角度与政府供给角度,分别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问题展开实证分析。在微观农户需求角度,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西藏自治区农户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意愿和满意度进行联合分析,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当前西藏农户层面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更进一步以回归方法得出当前西藏农户层面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主要矛盾。在宏观政府供给角度,通过建立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评价模型,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剖析和探讨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规模效率和结构效率,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政府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其配置效率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实践应用,以前文对西藏自治区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分析当前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并提出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微观提升路径和宏观提升路径,并结合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配置中的经验与启示,从有效提高农户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农户集中度、优化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积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提出提升西藏自治区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保障措施。
王军[9]（2018）在《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文中指出自人类诞生以来,耕地资源就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条件,并在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成为了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营养需求。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科技进步仍难以保证人类离开耕地产品而独立存在,因而,耕地保护仍将是当代经济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迅速地提高,一方面,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路径依赖”的惯性,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的不平衡发展掠夺农业和乡村改以掠夺土地的高地耗的城镇化新的方式而不再是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因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较低以及社会总体环境意识的薄弱,导致了我国耕地数量和质量的不断下降,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成为制约我国“新五化”（1）同步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2）。另一方面,耕地保护一直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6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96.78亿亩农业用地中耕地仅有20.24亿亩,且耕地质量的整体水平不高,优等质量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27.3%（3）。这表明我国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刻不容缓。因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不仅有利于解决当下我国面临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问题,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业。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是一个值得阐拓探索的“新时代立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耕地质量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来说,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了,重要的是如何吃好,即吃到绿色无污染的农产品,这必然要求我国进一步提升耕地的质量,为健康农产品提供必要的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即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农业、农民发展还相对不充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发展还不充分;更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不同程度的不充分等诸多方面。其中,具体到耕地问题上也存在耕地数量保护和耕地质量保护的不平衡、中高质量的耕地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及其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发展的不匹配。进而言之,从经济增长和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面来了,而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必然会首当其冲,而农业要想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耕地,这需要我们来提升耕地质量。此外,我国的劳动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也要求耕地与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进行匹配,即实现进一步的均衡。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适当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探讨我国GDP的快速增长、耕地保护倡导的趋强与耕地质量的愈益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现有耕地保护制度低效运行的成因,对我国未来耕地（1）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些微努力和贡献。论文共分为8章,其中第2、3、4、5章为论文的核心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并进行简要评价,确定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概括梳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等基础理论,并介绍理论与本文研究主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节构建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即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存在——意识——行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框架,基于“环境（环境分析）——行为（行为选择）——方式（实现方式）”的理论逻辑链条,构建一个可以解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的第3、4、5章即为此理论分析框架的延展分析与具体应用。第三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在实践中,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需要不同的内外部环境来为其创造条件,这亦是耕地质量保护和提升的现实动因。在此部分,从自然与技术环境（生产力维度）、制度与经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维度）两个层面来进行展开。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变化;技术环境主要是指我国的总体技术水平和耕地质量相关的技术水平;经济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现实需要;制度环境涵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关的我国土地制度、农村税费制度、耕地征收补偿制度等正式制度和政府发展理念深化、社会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高涨等非正式制度的变化与发展。这三个方面的外部环境及其内在不同组成部分会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下一章中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第四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第一,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上,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识别,认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涉及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和社会第三方主体等多类型主体。第二,分别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和行为选择入手,阐明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并厘清了地方政府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双重行为。第三,耕地质量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空心化”,主要是因为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控制力进一步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共容机制日益缺失,难以形成集体行动。第四,农业经营与生产行为主体具有有限理性,以收入增加为目标,以成本收入分析为决策逻辑,从根本上缺少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内在动力。第五,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觉醒,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高涨,虽然其不一定和耕地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其往往通过食品安全问题与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密切联系起来。鉴于此,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状况、水平乃至程度无不受到上述多类型主体共容利益的影响,它们各自利益的实现无不和共容利益（1）间的拟合程度相关。为此,基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适时调整、改革,以制度体制安排、体制机制创新、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社会环境,借力于多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通过制度保障引导、促成各利益主体共容利益的一致性。因此,我们在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进行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时,应以共容利益为基础,分层次、多角度挖掘各利益主体的私利与共容利益的集合,重建社会共容利益体。第五章为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2）分析,即各种行为主体分别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具体来看:第一,要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进一步强化政府的绿色发展理念,深化地方政府以绿色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构建完善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法律法规体系;重新梳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将市场机制的作用与政府规制有机结合,进一步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执行力和监管力度。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农村集体资产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基础,需要通过探索市场经济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财政支农资金转化为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形成和壮大农村集体资产,以此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中坚作用。第三,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农业内部来看,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农业绿色发展（3）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协同发展;从农业外部来看,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加强相关的补贴力度。此外,针对可能的耕地破坏行为实施必要的约束。第四,进一步培育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尤其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意识,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试图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中心的协同治理,其中,政府维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维度主要包括NGO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第六章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从历史发展视角研究1949年以来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发展过程。总体来看,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历了“爱护与改善——维持与利用——弃损（1）与恶化——遏制与维护——保护与提升”的不完整的倒“S”型动态调整过程,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上升阶段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其中,1949-1952年为耕地质量的恢复和爱护期,一方面,修复长期战争和地主雇佣生产方式带来的耕地破坏,另一方面,广大贫苦群众通过土改获得了耕地,其在生产中更加爱惜其质量;1953-1978年为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改善期,人民公社建立,逐步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做的是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一些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遭到破坏,但是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属性得到了提升,总体来看,耕地质量处于一个总体的维持与利用阶段。第三阶段为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这一时期耕地质量的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属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恶化。第四阶段为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弱化,加剧了耕地质量公共物品属性的破坏程度,但是耕地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更为重视拥有“准所有权”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第五阶段为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这一时期多方主体开始合力来促使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随后,基于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截面数据,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进行必要的绩效评价。第七章为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经验借鉴。分别选取大农业代表的美国、小农业代表的日本和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极具特色的以色列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主要举措,并提炼了各国的主要特点,希冀给我国的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提供启示。第八章为政策建议部分,这部分主要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并对本文可行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论文可能有以下3点创新之处:（1）对耕地质量的属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界定。耕地质量具有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私人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需要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进行保持和维护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力质量维度和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私人物品维度;而公共物品质量是指耕地质量里面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相关因素,难以单靠耕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来保证,主要包括空间质量维度里面的公共物品维度、工程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并根据这一定义,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问题的发展历程、保护方式等进行了新的思考与阐述。进而发现,可持续发展使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既是敬畏和遵崇自然规律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环境的循环力量使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持续的能力和张力;更是基于“人口——资源——环境链条”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的认知,更多地联系到重视构建人类的世代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关系的价值与意义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多层次价值的全面认知,从而在理论上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人口、资源和环境更紧密地联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中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全面纳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提供政策依据。（2）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环境——行为——方式”的分析范式,从方法论角度论证了选择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社会科学视角围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详细而系统地研究。从环境分析、行为分析和方式分析等三个有机构成的研究系统出发,研究了一般性实现机理和具体实现过程,理论和现实紧密结合,阐证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演变与实现。（3）为弥补现有耕地保护质量维度相关政策绩效评价的阙如,借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政策绩效进行了系统地评价与研究,由此分析刻画了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绩效的历史演变、区域差异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我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改良和优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实证支撑。
李庆召[10]（2017）在《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视角,研究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试图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生成模式的分析,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中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若干主要形态,并揭示其变迁的基本规律。在把握村庄公权力监督演变规律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我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现实困境,构建与以往不同的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村庄公共事务内容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特性,村庄公共权力特性决定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在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承担的公共事务可分为外部事务（国家事务）和内部事务（村庄事务）两种。为保证内外公共事务顺利完成,村庄内外力量对处于上承下接位置的村庄公共权力进行多种形式的监督。由此,村庄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以特定机制为主导的权力监督模式,如传统时期以自我道德监督为主、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新政权建设时期外部运动监督为主、内部权力监督为辅的模式;税费改革之后权力制衡监督为主、道德法律监督为辅等模式。因此,本文按照“道德监督—运动监督—权力监督—困境分析—路径预测”这一线索进行探究,以求能够把握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和演变的基本规律。本文认为,宋明以后,随着祠堂族权的发展,族权在保持中国基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权通过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宣扬,将族权与伦理道德紧密结合。祠堂族权承担的主要是与宗族成员共同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这一时期村庄公共权力的行使范围与强度相对较弱。在权力主体内在的道德监督下,发生蜕变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族权在缺乏内外监督机制的作用下依然能够维持宗族共同体的稳定。清末,国家政权扩张过程中,国家力量试图通过族正制、保甲制控制基层社会,但由于监控能力有限,导致“营利型经纪”增生;新中国成立后,为从农村汲取更多的资源支援城市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人民公社体制。合作化运动中适应公社事务急剧增长的需要,基层社会分化形成了新的“干部阶层”。为更好的执行国家政策,完成上级下派的各项任务,公社干部这一新阶层掌握的公共权力急剧膨胀,并发生蜕变。公社内生监督严重不足,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外力支持下的村庄公共权力扩张,普通社员的私权利萎缩,难以通过内部的社会监督约束公共权力。“大跃进”中因政策失误、自然灾害等原因,发生国民经济衰退等严重问题。国家通过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反三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式运用外部力量对基层干部进行运动型监督,最终引发阶级斗争扩大化。人民公社解体后,村民自治填补了国家退出后的权力真空,村庄承担的国家事务减少,而村庄内部的服务型事务增多。处在夹缝中的村干部,为完成国家任务的硬指标,将重心放在税费收取和计划生育等国家行政事务上,并从中谋取私利。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对农村由汲取向给予转变。村庄集体资产增加,资源增值,部分村庄干部利用公共权力中饱私囊,成为新的“营利型经纪”。在“乡政村治”模式下,村庄公共权力转型,农民的监督意识增强,创造性利用村庄内部传统资源,通过外力推动形成了专门化的监督机构——监事会,并在外力持续作用下不断完善,形成了内外监督的合力,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村庄公共权力继续蜕变。但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模式存在监督机构独立性不足,动力来源后劲缺乏等困境,需构建“内生外动”型的权力监督模式。“内生外动”型监督模式构建的基本路径包括,划定内外力量作用的边界;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培育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等。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不同历史阶段村庄权力监督模式的生成与公共权力的特性紧密相关;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模式的演变是由内外监督力量的作用方式所决定的;现阶段村庄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需要多种机制形成合力;“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破解我国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可选路径。
二、农村税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税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不足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乡镇治理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乡镇治理基本概念 |
| 一、治理的内涵 |
| 二、乡镇的内涵 |
| 三、乡镇治理的内涵 |
| 第二节 马克思、列宁的治理理论 |
| 一、马克思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二、列宁的农村建设思想理论 |
| 第三节 中共党人和国家领导人的乡镇治理思想 |
| 一、毛泽东土地改革思想 |
| 二、邓小平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 |
| 三、江泽民、胡锦涛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总体提升 |
| 四、习近平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
| 第四节 国外学者的治理理论 |
| 一、结构治理理论 |
|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
| 三、机制治理理论 |
|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二章 新中国以来X镇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乡镇治理（1949-1978） |
| 一、建国初期乡镇政权建设(1950-1957) |
| (一)建立政权机构背景 |
| (二)建立乡镇政权机构 |
| (三)完善乡镇政权机构 |
| 二、人民公社时期乡镇治理(1958-1982) |
| (一)人民公社初期(1958-1962) |
| (二)人民公社中后期(1963-1978)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治理的新突破(1978至今) |
| 一、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治理 |
| (一)包产到户(1978-1982年) |
| (二)建乡(1983-2000年) |
|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 |
| (一)试点阶段(2000-2001年) |
| (二)扩大阶段(2002-2003年) |
| (三)实施阶段(2004-2006年) |
| (四)发展阶段(2006-2012年) |
| 三、十八大以来乡镇治理 |
|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3-2017) |
| (二)乡村振兴战略阶段(2018年至今) |
| 第三章 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取得的成效 |
| 一、乡镇党政结构的完善 |
| (一)综合办事机构 |
| (二)事业站所 |
| (三)派驻机构 |
| (四)临设机构 |
| 二、村两委带动四邻联动,创新社会治理 |
| (一)创新工作模式,“圆心+半径” |
| (二)丰富工作内容,“自治+服务” |
| (三)完善工作机制,“管用+长效” |
| 三、其他机构的积极作用 |
| (一)驻村工作组 |
| (二)人大代表 |
| 第二节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X镇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一、存在问题 |
| (一)管党治党向基层延伸不够 |
| (二)服务需求供给的精准不够 |
| (三)治理体系中三治结合不够 |
| (四)乡镇青年人才保有量不够 |
| 二、原因分析 |
| (一)村两委班子落后 |
| (二)现代化治理欠缺 |
| (三)多元化治理受限 |
| (四)人才吸引力不强 |
| 第四章 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优化对策 |
| 第一节 提高干部素质、优化队伍结构 |
| 一、优化干部选拔 |
| 二、加强干部培训 |
| 三、强化干部管理 |
| 四、改善干部保障 |
| 第二节 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服务供给 |
| 一、升级乡镇治理方式 |
| (一)法制化治理 |
| (二)网格化治理 |
| (三)信息化治理 |
| 二、丰富社会服务供给 |
| (一)创新优化社会服务形式 |
| (二)群众参与决策导向机制 |
| (三)监督机制纳入政府考核 |
| 第三节 “三治融合”加强乡镇治理能力 |
| 一、突出自治强化法治德治效果 |
| (一)激发群众自治意识 |
| (二)丰富自治组织形式 |
| 二、健全法治保障自治德治实施 |
| (一)深化普法宣传教育 |
| (二)提高依法行政意识 |
| (三)完善法治体系建设 |
| 三、开展德治支撑自治法治落实 |
| (一)提高基层群众道德水平 |
| (二)培养乡镇干部德治意识 |
| (三)培育乡贤参与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完善激励机制,预防青年人才流失 |
| 一、完善薪酬福利制度 |
| (一)公平薪酬激励机制 |
| (二)改善人才福利待遇 |
| 二、建立公平晋升机制 |
| (一)提供公平的晋升机会 |
| (二)构建稳定的晋升平台 |
| 三、加强培养管理力度 |
| (一)培训管理制度化 |
| (二)培训与使用结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4）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依据 |
| 一、我国水资源的现状及经济特性 |
| 二、水资源税的性质和征收原则 |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的功能定位 |
| 一、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二、有利于完善现行资源税税制,提高地方财政收入 |
| 第二章 我国水资源税费制度运行现状 |
| 第一节 现行水资源费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制度制定差异大,征收管理混乱 |
| 二、缺乏制约手段,削弱执法刚性 |
| 三、水资源费使用管理体制存在不足 |
| 第二节 我国水资源费税改革试点 |
| 一、改革试点运行现状 |
| 二、改革试点取得的成效 |
| 三、改革试点存在的不足 |
| 第三节 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
| 一、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法律问题 |
| 二、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制度问题 |
| 三、水资源税税制改革面临技术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模拟及估算—基于CGE模型 |
| 第一节 CGE模型概述及制度基础 |
| 一、CGE模型概述 |
| 二、水资源CGE模型制度基础 |
| 第二节 CGE模型模块设计 |
| 一、生产模块 |
| 二、消费模块 |
| 三、均衡模块 |
| 第三节 模型参数估计 |
| 一、生产模块参数估计 |
| 二、消费模块参数估计 |
| 第四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CGE模拟过程 |
| 一、CGE模型税率模拟 |
| 二、模拟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借鉴与启示 |
| 第一节 国际水资源税的基本情况分析 |
| 一、立法情况 |
| 二、税制要素 |
| 三、税收优惠 |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 第二节 国际水资源税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水资源税的顺利征收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 |
| 二、科学合理的制定税率 |
| 三、税收优惠的制定应以税改目标为导向 |
| 四、征税收入专款专用 |
| 第五章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策略 |
| 第一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对水资源征税具备政策基础和法律保障 |
| 二、部分省市(区)试点开征水资源税,为改革积累了经验 |
| 三、水资源保护力度增强,征税的现实条件成熟 |
| 第二节 水资源税税制优化应遵循的总体原则 |
| 一、清费立税原则 |
| 二、循序渐进原则 |
| 三、因地制宜原则 |
| 第三节 我国水资源税税制优化要素设计 |
| 一、纳税人和征税对象 |
| 二、计税依据和税率的选择 |
| 三、税收优惠的设置 |
| 四、水资源税的征管和使用 |
| 第四节 全面优化水资源税税制的相关配套措施 |
| 一、健全与水资源税相关的法律法规 |
| 二、加速推进水资源市场化制度的建立 |
| 三、加大水资源取水计量设施体系建设 |
| 四、强化部门间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
| 五、同步完善与水资源税相关的其他税种 |
| 六、逐步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 |
| 参考文献 |
（5）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乡镇政府、政府能力与公共服务 |
| (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 |
| (三)乡村振兴战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 |
| (二)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 |
| (四)治理和善治理论 |
| 三、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
| (一)是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 (二)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
| (三)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构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依据 |
| (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内部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外显结构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形成的要素条件 |
| (一)体制性要素 |
| (二)制度性要素 |
| (三)主体性要素 |
| (四)策略性要素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基于结果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基于过程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及归因 |
| 一、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来源 |
| (一)问卷调查 |
| (二)访谈调查 |
| (三)实地调查 |
| 二、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发展现状的考察 |
| (一)对农民群体公共服务需求的考察 |
| (二)基于满意度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基于供给过程的公共服务能力考察 |
| 三、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综合表现 |
|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 |
| (二)服务供给内容的结构性失衡 |
| (三)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认知模糊 |
| (四)脱离农村基层社会实际需要 |
| (五)应对服务需求升级能力不足 |
| 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归因分析 |
| (一)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 |
| (二)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
| (三)人才管理制度机制不完善 |
| (四)政府绩效考评机制不合理 |
| (五)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不科学 |
| 第四章 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 |
| 一、国内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政务中心”:公共服务集约化改革 |
| (二)“以钱养事”: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三)“民主恳谈”:公共服务民主化改革 |
| (四)“互联网+”:公共服务信息化改革 |
| 二、国外提升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 |
| (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
| (二)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 |
| (三)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 |
| 三、国内外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经验启示 |
| (一)优化乡镇政府的组织结构 |
| (二)促进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 |
| (三)合理划分政府间权责关系 |
| (四)积极培育服务类社会组织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探讨 |
| 一、乡村振兴战略对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 |
| (一)加快推进服务型乡镇政府建设 |
| (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三)满足农民群众多元利益诉求 |
| (四)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
|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 (一)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为核心 |
| (二)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前提 |
| (三)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为准则 |
| (四)以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宗旨 |
| 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策略 |
| (一)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
| (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三)加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 (四)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
| (五)探索多元服务供给模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重难点和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3.4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治理 |
| 1.4.2 乡村治理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渊源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1.1 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1.2 关于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 |
| 2.1.3 关于农业规模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1.4 关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 列宁、斯大林关于乡村治理的相关思想 |
| 2.2.1 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思想 |
| 2.2.2 关于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想 |
| 2.2.3 关于通过合作化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思想 |
| 2.2.4 关于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思想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的探索发展 |
| 3.1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乡村建设思想 |
| 3.1.1 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乡村探索思想 |
| 3.1.2 “政社合一”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整合思想 |
| 3.2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思想 |
| 3.2.1 邓小平农村农业改革与发展的相关思想 |
| 3.2.2 “三个代表”引领下的农村建设思想 |
| 3.2.3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相关思想 |
| 3.2.4 习近平乡村振兴相关思想 |
| 3.3 中国共产党加强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
| 3.3.1 乡村治理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
| 3.3.2 乡村治理依靠力量得以凝聚 |
| 3.3.3 乡村治理物质基础得以夯实 |
| 3.3.4 乡村治理外部条件得以保障 |
| 3.3.5 乡村治理建设热情得以激发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分析 |
| 4.1 乡村治理主体的乏力共生 |
| 4.1.1 村内外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困境 |
| 4.1.2 村干部亲“政务”疏“村务”的身份冲突 |
| 4.1.3 基层政权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错位 |
| 4.2 乡村治理资源的张力运转 |
| 4.2.1 乡村治理财力整体匮乏 |
| 4.2.2 乡村治理项目非专项运行 |
| 4.2.3 乡村土地资源非集约利用 |
| 4.3 乡村治理手段的策略化选择 |
| 4.3.1 乡镇掌控基层民主意图时有突显 |
| 4.3.2 乡村治理文牍主义偶有蔓延 |
| 4.3.3 乡村干部维稳追求单维可控 |
| 4.4 乡村治理绩效的离散趋向 |
| 4.4.1 乡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低效 |
| 4.4.2 乡村公共文化原子化呈现 |
| 4.4.3 乡村共同体凝聚力下降 |
| 4.5 乡村利益格局的持续分化 |
| 4.5.1 村民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
| 4.5.2 乡村利益主体持续动态博弈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困境之缘由阐释 |
| 5.1 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的乡村治理张力缘由 |
| 5.1.1 现代国家建构背景下的整合与释放 |
| 5.1.2 冲突与博弈:乡村治理的国家建构张力 |
| 5.1.3 缺失与紧张:基层政权的“非正式运转”逻辑 |
| 5.2 社会分化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群体分层影响 |
| 5.2.1 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群体的非充分发展 |
| 5.2.2 精英与能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理性小农 |
| 5.2.3 普众与老弱: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边缘群体 |
| 5.3 社会化小农视阈下的乡村治理态度影响维度 |
| 5.3.1 社会交互进程中的小农货币约束 |
| 5.3.2 进城与务工:乡村公共事务无暇关注 |
| 5.3.3 留守与务农:乡村振兴的中坚守望 |
| 5.4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场域影响维度 |
| 5.4.1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 |
| 5.4.2 近郊农村:城市冲击与乡村惯性的张力场域 |
| 5.4.3 远郊农村:传统种植与特色农业的本色使命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 |
| 6.1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框架建构 |
| 6.1.1 确立乡村治理的振兴愿景 |
| 6.1.2 探索乡村治理的自治路径 |
| 6.1.3 健全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 |
| 6.1.4 挖掘乡村治理的德治内核 |
| 6.2 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治理的地位强化 |
| 6.2.1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经济建设的引领者 |
| 6.2.2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政治发展的推动者 |
| 6.2.3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乡村和谐社会的护航者 |
| 6.2.4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者 |
| 6.2.5 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促进者 |
| 6.3 基层政府主导乡村治理的职能完善 |
| 6.3.1 基层政府职能的时代型塑 |
| 6.3.2 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高效提升 |
| 6.3.3 “乡政”与“村治”指导关系的理顺 |
| 6.4 市场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资源延伸 |
| 6.4.1 农村资源要素的市场蝶变 |
| 6.4.2 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搭建 |
| 6.4.3 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
| 6.5 民间社会组织协同乡村治理的活力释放 |
| 6.5.1 民间社会组织与基层权威系统的双维均衡 |
| 6.5.2 民间社会规范与正统制度体系的治理包容 |
| 6.5.3 民间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治理的空间延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7）政府视角下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研究 |
| 1.2.2 关于政府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研究 |
| 1.2.3 关于公司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相关概念的界定或释义 |
| 1.4.1 “城市更新项目”的界定 |
| 1.4.2 “政府视角”的释义 |
| 第二章 城市更新项目的特点及估测方法的逻辑步骤 |
| 2.1 城市更新项目与其他项目的比较 |
| 2.1.1 与公司项目的比较 |
| 2.1.2 与其他政府项目的比较 |
| 2.1.3 基于比较结果归纳城市更新项目的特点 |
| 2.2 公司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适用性分析 |
| 2.3 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逻辑步骤的提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更新项目的现金流种类及产生时点 |
| 3.1 城市更新项目运作阶段的划分 |
| 3.2 各阶段中参与者间的现金往来关系 |
| 3.3 现金流出和现金流入的类别分析 |
| 3.4 现金流出的种类及流出时点 |
| 3.4.1 征收土地和房屋现金流出方面 |
| 3.4.2 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现金流出方面 |
| 3.5 现金流入的种类及流入时点 |
| 3.5.1 土地出让现金流入方面 |
| 3.5.2 税费现金流入方面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影响各种现金流值的变量及其估测技法 |
| 4.1 影响征收土地和房屋现金流出值的变量及其估测技法 |
| 4.1.1 影响各种现金流的变量 |
| 4.1.2 不同条件下变量的估测技法 |
| 4.2 影响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现金流出值的变量及其估测技法 |
| 4.2.1 影响各种现金流的变量 |
| 4.2.2 土地规划指标的提取技法 |
| 4.2.3 不同条件下单方成本的估测技法 |
| 4.3 影响土地出让现金流入值的变量及其估测技法 |
| 4.3.1 现有的土地估价方法及其适用性 |
| 4.3.2 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的改良 |
| 4.3.3 影响各种现金流的变量 |
| 4.3.4 楼面地价的估测技法 |
| 4.4 税费现金流入的估测技法 |
| 4.4.1 增值税的估测技法 |
| 4.4.2 土地增值税的估测技法 |
| 4.4.3 企业所得税的估测技法 |
| 4.4.4 其他税费的估测技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的归纳 |
| 5.1 估测方法的结构和内容 |
| 5.2 估测方法的操作步骤和操作技法 |
| 5.3 估测时的注意事项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估测方法的应用过程及效果 |
| 6.1 ZA城市更新项目的背景 |
| 6.2 估测ZA城市更新项目的过程 |
| 6.3 估测方法的应用效果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城市更新定义的归纳 |
| 附录2 城市更新项目类型的归纳 |
| 附录3 与现金流估测直接相关的主要政策归纳 |
| 附录4 城乡用地及城市建设用地分类 |
| 附录5 估测工具的构建方法及构建过程示例 |
| 附录6 估测值域的确定方法 |
| 附录7 公共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单方成本参照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8）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2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相关概念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农村公共服务 |
| 2.1.3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 |
| 2.2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财政理论 |
| 2.2.2 公共选择理论 |
| 2.2.3 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理论 |
| 2.2.4 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测度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历史演进及特征分析 |
| 3.1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历史演进 |
| 3.1.1 和平解放初期 |
| 3.1.2 人民公社时期 |
| 3.1.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税费改革前 |
| 3.1.4 农村税费改革至今 |
| 3.2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的配置主体 |
| 3.2.1 中央政府 |
| 3.2.2 西藏地方政府 |
| 3.2.3 内地援藏省份政府 |
| 3.3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基础特征分析 |
| 3.3.1 社会特征 |
| 3.3.2 文化特征 |
| 3.3.3 经济特征 |
| 3.4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供求特征分析 |
| 3.4.1 需求特征 |
| 3.4.2 供给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4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
| 4.1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现状分析 |
| 4.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1.3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水平评价 |
| 4.1.4 基于灰色关联度与熵权法的模型对比检验分析 |
| 4.1.5 评价结果分析 |
| 4.2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存在的问题 |
| 4.2.1 农户的需求表达机制不健全 |
| 4.2.2 地方政府财政支农力量薄弱 |
| 4.2.3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权责不明 |
| 4.2.4 政府公共服务管理有待加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基于农户需求的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
| 5.1 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分析的理论基础 |
| 5.2 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测度 |
| 5.2.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5.2.2 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分析 |
| 5.2.3 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偏好度与满意度联合分析 |
| 5.3 基于农户需求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 |
| 5.3.2 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Logistic回归结果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政府供给的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实证分析 |
| 6.1 基于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分析的理论基础 |
| 6.2 基于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测度 |
| 6.2.1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6.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3 宏观配置效率的纵向分析 |
| 6.2.4 宏观配置效率的横向分析 |
| 6.3 基于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指标体系构建 |
| 6.3.2 Tobit模型构建 |
| 6.3.3 Tobit模型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提升路径 |
| 7.1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 |
| 7.1.1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内在需求 |
| 7.1.2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外在条件 |
| 7.1.3 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理论基础 |
| 7.2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微观提升路径 |
| 7.2.1 多渠道提高农户收入 |
| 7.2.2 建立农户需求表达机制 |
| 7.3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的宏观提升路径 |
| 7.3.1 促进农村公共服务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
| 7.3.2 加强政府农村公共服务配置能力建设 |
| 7.3.3 建立农村公共服务配置责任分配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经验及其启示 |
| 8.1 国外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1.1 美国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1.2 德国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1.3 印度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2 国内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2.1 广东省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2.2 重庆市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2.3 黑龙江省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经验 |
| 8.3 国内外经验对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启示 |
| 8.3.1 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化管理 |
| 8.3.2 合理划分农村公共服务的事权 |
| 8.3.3 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投入 |
| 8.3.4 优化农村公共服务的配置结构 |
| 8.4 本章小结 |
| 9 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提升的保障措施 |
| 9.1 有效提高农户参与意识和能力 |
| 9.1.1 全面加强农村教育建设 |
| 9.1.2 着力提升农户参与能力 |
| 9.2 加大农村公共服务配置的财政投入 |
| 9.2.1 完善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转移支付制度 |
| 9.2.2 建立西藏农村公共服务财政绩效预算 |
| 9.3 适当提高农户集中度 |
| 9.3.1 边境地区按带状分布 |
| 9.3.2 腹心地区向行政中心集中 |
| 9.3.3 因地制宜发挥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 |
| 9.4 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 |
| 9.5 积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 |
| 9.5.1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
| 9.5.2 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监督机制 |
| 9.5.3 积极推进公共服务投资法制化 |
| 9.6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9）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耕地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保护传统及政策要求 |
| 1.1.2 中国耕地质量的基本情况及面临的困境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基本概念辨析 |
| 1.3.1 耕地 |
| 1.3.2 耕地质量 |
| 1.3.3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
| 1.4 耕地保护与提升理论谱系:相关文献综述 |
| 1.4.1 从自然科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2 从社会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4.3 从经济学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 |
| 1.5 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6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6.1 可能的创新点 |
| 1.6.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基础与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2 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1.3 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
| 2.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基本理路与分析框架 |
| 2.2.1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 |
| 2.2.2 基于“环境—行为—方式”分析方法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 2.3 本章小结 |
| 3.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环境分析 |
| 3.1 自然与技术环境分析 |
| 3.1.1 自然环境分析 |
| 3.1.2 技术环境分析 |
| 3.2 社会经济与制度环境分析 |
| 3.2.1 社会经济环境分析 |
| 3.2.2 制度环境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4.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分析 |
| 4.1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
| 4.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1.2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利益相关者构成 |
| 4.2 政府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2.1 中央政府的行为分析 |
| 4.2.2 地方政府的双重行为分析 |
| 4.2.3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差异与行为选择 |
| 4.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分析 |
| 4.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现实困境 |
| 4.3.2 税费改革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地保护共容利益缺失 |
| 4.3.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弱化带来耕地保护行动不足 |
| 4.4 农业生产与经营行为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1 自有耕地类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4.2 承租耕地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
| 4.5 社会公众的行为分析:食品安全的逻辑链条 |
| 4.6 本章小结 |
| 5.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方式分析 |
| 5.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多中心协同治理 |
| 5.2 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系统 |
| 5.2.1 转变政府发展理念,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 |
| 5.2.2 重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
| 5.2.3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
| 5.2.4 强化宏观监管调控政策导向及执行力 |
| 5.3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 5.3.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作用 |
| 5.3.2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路径分析 |
| 5.4 重构农业生产与经营主体的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 |
| 5.4.1 内部激励方式:发展生态农业 |
| 5.4.2 外部激励方式:加强政府补贴 |
| 5.4.3 利益约束机制:提高损害成本 |
| 5.5 引入第三方机制,强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中的社会力量 |
| 5.5.1 构建农民耕地保护协会等第三方组织 |
| 5.5.2 激发社会公众意识,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6.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一个历史演进的视角 |
| 6.1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不同演变阶段 |
| 6.1.1 1949-1978年:耕地质量的爱护与改善阶段 |
| 6.1.2 1978-1984年:耕地质量的维持与利用阶段 |
| 6.1.3 1985-2005年:耕地质量的弃损与恶化阶段 |
| 6.1.4 2006-2010年:耕地质量的遏制与维护阶段 |
| 6.1.5 2011年至今:耕地质量的保护与提升阶段 |
| 6.2 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政策的绩效评价 |
| 6.2.1 模型简介与指标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发达国家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1.1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1.2 美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2.1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2.2 日本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3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经验借鉴 |
| 7.3.1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践 |
| 7.3.2 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特点 |
| 7.4 美国、日本、以色列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对我国的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结论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8.2 实现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对策建议 |
| 8.2.1 深化制度改革,优化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外部环境 |
| 8.2.2 规范主体行为,引导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行为选择 |
| 8.2.3 多中心治理,构建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实现机制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一览 |
（10）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杜赞奇命题” |
| (二) 一个根本性问题 |
| (三) 日趋严峻的现状 |
| 二、文献回顾 |
| (一) 公共权力监督的研究 |
| (二) 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个案基本概况 |
| (一) 蕉岭县基本概况 |
| (二) 三圳镇情况简介 |
| (三) 芳心村村情概况 |
| 第一章 宗族共同体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与约束 |
| 一、传统社会村庄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 |
| (一) 公共权力的道德监督机制 |
| (二) 中国伦理道德与祠堂族权 |
| 二、芳心村戴姓宗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 |
| (一) “开基田头定居黄龙” |
| (二) “聚族而居十代千口” |
| 三、芳心村戴姓宗族公共权力的产生及形态 |
| (一) 宗族共同体公权力的产生 |
| (二) 族、房长权力的作用范围 |
| 四、戴姓宗族公共权力向公共权威的转化 |
| (一) 与祖先崇拜相关的活动 |
| (二) 维护宗族公共利益的活动 |
| 五、戴姓宗族权威的道德监督与制约 |
| (一) 宗族权威的道德自律 |
| (二) 族权内部的权力制衡 |
| (三) 自下而上的层级监督 |
| (四) 族规对族权的限定 |
| 六、外部力量对族权的尝试性监控及成效 |
| (一) 国家权力对族权的介入过程 |
| (二) 国家权力对族权监控的失败 |
| 七、小结 |
| 第二章 新政权建设时期的群众运动型监督 |
| 一、土地改革中村庄公共权力主体的更替 |
| (一) 过渡性的村级权力组织 |
| (二) 新政权下的首批乡村干部 |
| (三) 对农会权力蜕变性质的判断 |
| 二、国家事务剧增中村庄公共权力的重构 |
| (一) 疾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 |
| (二) 群体分化形成的“干部阶层” |
| 三、公社体制下村庄事务与公共权力特性 |
| (一) 村庄承担的内外公共事务 |
| (二) 公社的权力结构及其特点 |
| 四、公社权力蜕变及内部监督机制 |
| (一) 村庄公共权力蜕变的表现 |
| (二) 内部权力监督机制的限度 |
| 五、外部监督的尝试:农村基层反“三风” |
| (一) 社员对问题的揭露及处理 |
| (二) 当事人的意见及事实还原 |
| 六、外力监督范围的扩大:“四清”运动 |
| (一) 内外权力相互结合 |
| (二) 清查账目干部分类 |
| (三) 处理包袱进行退赔 |
| (四) 完善制度健全机构 |
| 七、小结 |
| 第三章 “乡政村治”下权力制约型监督的形成 |
| 一、人民公社解体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变迁 |
| (一) 公社解体后急剧减少的公共事务 |
| (二) 国家事务与村庄事务比重的变化 |
| 二、村民自治的兴起与公共权力再度蜕变 |
| (一) 公共事务催生村庄治理方式的变革 |
| (二) 双重授权下公共权力的蜕变与失控 |
| 三、外部监督的主动作为及其限度 |
| (一) 自上而下的党风廉政建设 |
| (二) 治理权力失控收效甚微 |
| 四、外力推动下内生监督的形成 |
| (一) 内外联动组建专门化组织 |
| (二) 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村庄公权力监督的困境与限度 |
| 一、权力监督组织的独立性 |
| (一) 村庄“一把手”的权威 |
| (二) “村监会”人选的猫腻 |
| (三) “村监会”成员更换的逻辑 |
| (四) “村监会”地位的尴尬 |
| (五) 依附于村“两委”的监委会 |
| 二、监督主体的道德与能力 |
| (一) “村监会”里的“四不清”干部 |
| (二) 截然相反的两位理事会长 |
| (三) 正派公益热心人的“私心” |
| (四) “监督者也需要监督” |
| 三、内生监督权的动力来源 |
| (一) 利益、荣誉与责任的选择 |
| (二) 监督权行使的外力推动 |
| (三) 对两种监督力量的评价 |
| (四) 制衡型监督的“负效应”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走向 |
| 一、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内生”资源的价值 |
| (一) 内生型权力监督形成的基础 |
| (二) 内生型基层社会监督的价值 |
| 二、村庄公共权力监督“外源”动力的转型 |
| (一) 从“运动”到“推动”:外力监督作用方式的变革 |
| (二) 从“推动”到“互动”:外力监督介入程度的限定 |
| 三、“内生外动”型村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的构建 |
| (一) 划定村庄内外权力作用的边界 |
| (二) 利用村庄内部潜在的监督资源 |
| (三) 持续完善现有的内部监督机制 |
| (四) 发挥内外监督力量的协同作用 |
| (五) 提升内生监督主体的意识和能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模式建构 |
| 一、基本结论:中国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生成与演变的基本规律 |
| 二、命题回应:杜赞奇所预言的中国基层权力监督困境的破解 |
| 三、模式建构:“内生外动”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国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致谢 |
四、农村税费制度需进一步完善（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D]. 王露.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4]我国水资源税税率估算及税制优化策略 ——基于CGE模型的分析[D]. 张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5]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研究[D]. 阳斌.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7]政府视角下城市更新项目现金流估测方法研究[D]. 吴彧妮.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8]西藏农村公共服务配置效率研究[D]. 任跃旺. 东北林业大学, 2019(01)
- [9]中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10]内生外动：村庄公共权力监督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对广东省蕉岭县芳心村的调查[D]. 李庆召.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