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论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生命意识(论文文献综述)
何文逸[1](2020)在《《孟子》与《荀子》的文学性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孟子之儒与荀子之儒使儒学显示于世。从古至今,学者们对于两位儒学大家的文学思想及文学风格研究众多,近几年学界又渐渐地着眼于《孟子》与《荀子》各自的文学性表现研究,但遗憾的是立足于文学本位从文学性角度,对于《孟子》和《荀子》在人物形象、语言艺术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的异同性并未进行比较研究,以彰显他们各自的特异处所在。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探讨《孟子》与《荀子》文学性异同性的表现及其形成的原因,以及两者比较的意义对于后世文学发展的启示。本论文分绪论、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阐述了《孟子》《荀子》文章相关的研究状况、研究的方法以及关于“文学”与“文学性”的定义的问题。正文部分则由三章与余论构成。第一章是《孟子》《荀子》中所具有的文学性的比较研究,分别从其文章中的形象、语言和风格进行比较,揭示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论文认为,荀子的文章虽然在形象塑造、语言运用以及风格等方面与《孟子》有相关性,但在此基础上较《孟子》又有所创新:在“君王”的形象塑造上以外貌反衬德行,对“孔子”的形象塑造更加理性化且对“士”的评定以“礼”为重;在语言艺术上,《荀子》以双重“譬喻”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及在“排比”上加深自己观点的厚重感,又以“层层递进”以及“言必当理”的方式来进行辩论;第二章探讨了《孟子》《荀子》文学性异同所形成的主观与客观成因。论文认为,性格因素是形成《孟子》《荀子》文学性差异的主观成因,亦即孟子的自傲、自信与荀子的直言、谦逊是两者文学性异同的主观因素,其中《孟子》《荀子》之文学思想也是构成两者文章文学性异同的重要因素,而孟子、荀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经历、交游等则是形成《孟子》《荀子》文学性异同的客观成因;第三章着重对《孟子》《荀子》文学性给予后世的启示进行了一些分析,得出了孟子与荀子所创作的作品之文学性对于后世文人的自我修养、治国情怀、文章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结论。这些结论让我们能够对孟子与荀子文章的文学性及其文本所具有的感染力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也给后人在研究孟子与荀子作品的文学性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张馨[2](2020)在《张炜创作思想研究 ——以演讲辞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演讲辞作为张炜创作用以自我言说的重要文本,在其浩繁的文学写作生涯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炜的演讲辞集中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执着坚守与追求,表现了他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殷切希冀,因此从演讲辞出发,进行张炜创作思想的研究,更能贴合作家创作的初衷与实际,也使整个文本研究变得更有价值和说服力。本文旨在通过对张炜演讲辞系统化的梳理,结合演讲学的相关理论,从主要内容、具体呈现、形成原因、意义局限等方面,以演讲辞为中心对张炜创作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由此本论文共分为绪论和三个章节来完成该研究目标。绪论部分主要对“以演讲辞为中心探究张炜创作思想”这一选题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张炜创作思想研究的主要成果,以及本论文的重点、难点、创新点进行分析。与普通演讲不同的是,张炜并未为取悦听众而改变演讲的内容、演讲的语言、表达的技巧与方法,他借助演讲辞传达着对当代文学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现象的看法、主张和观点,并在演讲的过程中用自身的写作经验阐释有关文学创作的问题。第一章在结合张炜文学实践的基础上对张炜创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与总结,主要分为诗性写作观、“自然写作”观、“至善臻美”的审美理想三个小节,以演讲辞为切入点关注张炜创作思想的独特内涵。第二章主要探析张炜创作思想形成的原因。张炜创作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大自然的孕育、阅读的哺育、中外文学大家的滋养以及多重文化背景的影响。深入挖掘张炜创作思想的来源,对于理解其文学创作丰富的思想内涵具有追根溯源的作用。第三章在结合当今文学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张炜创作思想对当下的意义以及存在的局限性。张炜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思想家,其创作思想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创作,对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也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张炜的创作思想也存在着弊端,其有关诗性写作观的具体内容,仍值得商榷。本章节是在对张炜创作思想进行全面总结、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真实的评价。结语部分,在对全文做出总结之后,揭示张炜创作思想背后所隐藏的独特的文学价值,并做出展望。张炜演讲辞作为张炜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当下张炜研究不能绕过的重要材料。张炜的社会活动源源不断,因而他的演讲辞也必然随之丰富,这就需要研究者及时整理、不断挖掘,以此推动张炜研究深入、完整的发展。
赵芳娆[3](2019)在《欧阳修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文中提出基于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充满活力的政坛和重文的基本国策,宋朝的文人的生活环境相对其他朝代来说都更为优越。而宋初上承五代,在文坛和诗坛上弥漫着气卑格弱、文辞浮靡而内容空洞的风气。面对时弊,欧阳修举起复古主义的大旗,力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致力于诗文革新。从根本上来讲,欧阳修的观念来源不能脱离他对《诗经》的研究。他在解诗过程中采用“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解诗方法,通过据文求义和考以人情的手段,试图理解《诗经》本身的意义。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治经方法在《诗经》学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诗经》学研究原则、方法对其本人诗学理论的影响,体现出关联性。在诗歌功用的问题上,他力主复古,回归“诗言志”传统。这也是欧阳修的诗歌能够实现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原因。欧阳修树立韩愈为典范,以“道胜文至”的文道观为根本,将“道”分为“圣人之道”和“诞者之道”,认为道在现实、在人间百事之中。欧阳修重道而不废文,将文章作为阐述和发扬道的手段,强调文章要有真切实在的内容,从而散发出其光彩和魅力。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通过以文为诗的手法,使他的诗歌极具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教化意义,从而引领了新的诗坛风气。欧阳修所提出的另一重要理论即“穷而后工”论,该论基于易学的君子圣人观和忧患意识,将政治上的失意与文学上的成就联系起来。在审美上,该论体现为对“穷者”的关注和对其创作的推赏,偏好其诗歌中的荒寒诗境,赞同“推敲”诗法。欧阳修本人也遭遇到政治打击,他的贬谪诗情韵深致、气脉悠长、语言平易,极具艺术感染力。在艺术领域,欧阳修提倡的“尚意”书风、对音乐的“古淡”审美和重神似的绘画理论体现出“尚意”的倾向和“言不尽意”的言意观。这与他在诗学上提出的“意新语工”的创作理想一脉相通,诗歌创作上则表现出多家并举的审美倾向和融多种特点于一身的风格面貌。欧阳修一方面通过文道观和诗言志实现了诗歌的政治功用,同时也通过“穷而后工”和“意新语工”的理论实现了诗歌的审美功用。他的“意”的概念贯穿于文艺理论,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精神,从而实现了文艺领域的相互贯通。这不但使他成为了综合性的大家,更引领了北宋文化“技道并举”的时代风向。
袁龙[4](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孔庆蓉[5](2019)在《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诗歌史上,汉代诗歌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汉代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对汉代诗歌的整理、考辨、集释,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历来对汉代诗歌的考察,依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趣味,或分门别类地对汉诗进行专题研究,或对汉诗的时代背景、结构内容、名物称谓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辨伪考证。随着对汉代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完整、细致入微的研究成果。本文力图对汉代诗歌研究史进行考镜源流的历史追索,作一番动态、定向的考察,凸显历代研究面貌,辨明研究流变的历史轨迹和承递关系。全文共分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对汉代诗歌进行了分类描述,具体阐述了乐府产生的机制和演唱、表演及其相关情况。《史记》和《汉书》是这一时期记载汉代诗歌相关情况的两部史书,其中对汉诗片段式的理论评述开启了汉代诗歌研究的酝酿阶段。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汉鼓吹曲进行改造并将其雅化为纪颂功德的朝廷音乐。随着宫廷雅乐和俗乐双向互动交流过程的不断深化,汉代所侧重的雅乐传统被颠覆了。《宋书·乐志》将汉乐府相和曲、杂曲,纳入了官修乐志的范畴,并且首次记录了《汉铙歌十八曲》和《陌上桑》,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南朝时期,正式拉开了汉诗研究的序幕,刘勰、钟嵘对汉代诗歌的品评,语言虽然稍嫌简略,但已涉及五言诗的起源、诗歌风格及作品真伪问题。《文选》和《玉台新咏》对汉代诗歌的整理和收录作出了贡献。第三章,隋唐时期的复古思潮,开启了对六朝文风的批判。陈子昂将批判的锋芒直指齐梁,鲜明地表示了自己推崇风雅和汉魏古诗的态度。面对南朝以来古题乐府诗歌创作的娱情化潮流,以吴兢为代表的乐府学家对古题作出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为古题乐府创作开辟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李白更加重视乐府古题的规定性,通过创作实践表达了自己对古题题义的深刻体认。汉代诗歌在这一时期有赖于《文选》而得以广泛传播。皎然将汉代诗歌纳入审美批评视野,表明此时期对汉代诗歌的研究开始深化和细化。唐代的类书对汉代诗歌按性质归类,虽然和南朝不尽相同,但对苏、李诗的态度和《文选》《诗品》的观点是一致的。第四章,宋代严羽确立了汉魏诗歌在其诗学体系中的“第一义”地位。郑樵的《通志·乐略》将汉魏以来至唐代的音乐典籍进行梳理,试图力挽崔豹、吴兢以“义”解诗之弊。左克明对汉乐府独特的解题方式成为乐府研究的重要转折。诗话在宋元时期就已成为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严羽、刘克庄、杨载等人均在诗话着作中表达了自己对汉代诗歌的理解和看法。第五章,明代对汉代诗歌进行全面的选、编、注、考、点、评、论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其卷帙之繁富,体系之完整,理论之精确,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体现了多样化的诗学批评模式。明前后七子以“古体宗汉魏”为创作纲领,将汉代诗歌推到仅次于《诗经》的亚经典地位。第六章,清代的汉诗研究在历代研究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和更全面的展开。清代是“经学复盛时代”,儒家诗学的传统政教精神复兴,学者们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多继承汉儒比兴解诗的传统,探求诗外之旨,在汉代诗歌研究中形成了注重史科、耽于考据的研究特色。研究方法的更新最为显着的是打破传统的评点方法,将时文的创作与批评方法运用到对汉诗的评点诠释中。
单晓芳[6](2019)在《魏晋重情风尚及其文学显现》文中提出魏晋时期,士人在思想上宣扬人的自然本性,解放情感,释放真性情;在生活中标榜“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饮酒服食,放达任性;加之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局势,使他们对情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重情的时代风尚影响着文学的发展,在文学作品中异常显着。本文以魏晋重情风尚及其在文学中的显现为研究重点,分别探讨亲情、友情、爱情三种情感在魏晋诗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全面表现。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梳理了学术界关于魏晋重情风尚以及魏晋时期亲情、友情、爱情三种情感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重点难点以及研究方法。正文部分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魏晋重情风尚概述。重情是魏晋时期突出的社会风尚之一,但魏晋之前的文学作品中也不乏情感的流露,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都有浓郁的情感内涵。从诗歌理论的发展来看,汉代主张“诗缘事”说,注重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魏晋提倡“诗缘情”,强调诗歌的抒情功用。魏晋人之所以重情,与经学的衰微与汉末新士风的出现、玄学发展的影响、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门阀制度为士人纵情提供保障等因素密切相关。当然,魏晋重情风尚所展现出的时代内涵也不容忽视。第二章,亲情的文学显现。亲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魏晋时期的亲情主要表现在颂祖诗、诫子书、哀诔文当中,小说以记载孝亲故事为主,长辈与晚辈在相互表达情感的过程中形成了亲情主题的艺术展现,即对父母爱子心理的刻画以及子女孝亲形象的塑造,亲情是魏晋重情风尚在文学显现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第三章,友情的文学显现。政局的不稳定与社会的不安定,使士人对友情格外重视,友人之间或赠答以表情意,或劝诫以示关怀,或绝交以明志向,这些充满友情的作品善用比兴手法抒发情感,多用“鸟”意象来暗喻自己与友人的关系,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友谊观念。第四章,爱情的文学显现。爱情自古就是文人墨客歌颂的对象,它在浪漫中夹杂着哀愁,在快乐中包含着思念。魏晋时期的爱情主要通过情诗、悼亡诗、思妇诗以及少量的小说记载展现在世人眼前,在这样一个社会情境下,爱情作品在表达情感的同时,展现出的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关注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第五章,魏晋重情风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重情作为魏晋时期持续时间长久、具有广泛社会性的时代风尚,它不仅影响着魏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诗词、小说的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形成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总体来说,魏晋重情风尚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容忽视。社会风气影响文学创作,文学也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重情风尚在文学中有所显现实属必然。
孙海龙[7](2017)在《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文中提出*本索引收录2014年中国古代诗歌相关论文目录,收录范围包括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整理参考《中国知网》、《全国报刊索引》等相关刊物。*个别文章在发表时文字或标点不甚规范或有错误,但为了与发表时的原貌保持一致,故不做修改。*目录按时代编排大类,重要体裁、作家再细分小类。
袁晓聪[8](2017)在《散点透视中国古代诗歌与玉文化》文中研究指明玉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文化,它既是一种物质文化,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玉文化和中国古代诗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之间既是一种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也是一种原型与表述的关系。因此本文试着对此进行梳理和研究,并重点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几个方面来论述彼此之间的意义关系。在文字还没有出现的史前时代,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将美玉从石头中挑拣出来,并赋予其神秘的色彩。这种以玉为美的文化意识正是人类摆脱蒙昧混沌的内在动力。史前的灵玉崇拜观念主要来自于人对自然界的恐惧以及巫觋的有意提倡。巫以玉事神,由此形成一定的宗教仪式。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玉被融入了国家意识,并最终被列入国家典章制度。如果说史前人类对玉美的欣赏还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那么之后儒家对玉美的阐释则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认识。儒家玉文化是文明时代玉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德玉”和“礼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均是建立在原始玉崇拜的基础上,是史前玉文化的延续。“德玉”主要是一种观念用玉,而“礼玉”则主要是一种行为用玉。其中所蕴含的道德礼仪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道教是本土宗教,神仙思想是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儒家注重社会,道教则重视个人。追求长生和现世的自由,体现出道教对个体生命关怀的终极思想。道教用玉构建了一个冰清玉洁令人向往的神仙世界,是史前玉神物思想的回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人们对玉的崇拜观念。食玉长生是道教玉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道教认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种思想主要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体现了乱世中人们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逃避现实,及时行乐的人性的弱点。道教在修行成仙的过程中,自创了很多的“玉术语”,其中有些则转变成为文学意象,是道教玉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和传统玉文化的交汇融合主要体现在以玉造像方面。佛教是典型的像教,以突出的偶像崇拜为特色。以玉造像不仅牢牢地抓住了本土民族玉崇拜的心理,而且也以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传达了教义。佛教的玉宝思想和玉文化也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玉是石之美者,佛教“七宝”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玉类,不同于道教的以和田白玉为主的用玉思想。将玉作为一种文学符号写入佛偈诗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显着特色,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与传统玉文化的交汇影响。儒、释、道对传统玉文化的吸收和利用主要是基于史前玉神物思想,是灵玉崇拜观念的延续,体现出文化和文化之间的置换变形。玉文化对古典诗歌的渗透与影响,则表现为一种观念意义的转移与创造,体现出文学的人类学关怀。《诗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其中的用玉思想直接体现了儒家玉文化观念,主要突出了玉的道德礼仪属性,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一个反映。《楚辞》和楚巫文化密切相关,其中的用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以玉比德思想的渗透;二是楚巫文化中灵玉崇拜观念的影响。玉和香草都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在《楚辞》中两者的内涵意义不尽相同。香草侧重于表现一种追求洁身自好的思想;而玉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的内在美德。前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一种静态的表述。《楚辞》中的“游仙”用玉思想和道教用玉思想相似,都是史前玉神物思想的回响。可以说,《诗经》《楚辞》中的用玉思想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教文化性质,与后代文学视野下玉美学思想不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艺术也是一种语言。语言是维持社会的纽带,保存文化的载体。玉意象是诗歌和玉文化比较紧密的联系。唐诗中的涉玉诗篇多于六千首,玉意象超过三百个。这些玉意象不仅承载着史前玉文化的元话语,反过来也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起着一定的文化重构作用。唐代道教盛行,因此有很多仙道题材的诗歌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玉意象中,玉神物思想得到了比较集中的体现。同时,唐代也是一个科举取士的时代,儒家“以玉比德”的道德思想在诗歌中逐渐发展成为“以玉比才”的艺术思想,体现出社会环境变迁对语言内涵的影响。玉是权利的象征,是贵族的代表,这些思想也在一些诗歌作品中得到相应地艺术表现。以上均显示出儒、道两家玉文化对诗歌玉意象的渗透和影响。文化是要靠表述的,玉意象是史前玉文化多级编码的结果,在这个历时性的编码过程中,书写的随意性和不自觉化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有时会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临界状态。唐诗中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文化临界意象,比如以“玉树”来简称“玉树后庭花”,其中“玉树”意象的涵义已经脱离了其作为“仙树”的艺术原型意义,而融入了王朝兴衰的历史感。又比如“玉关”一词,虽然它将永久的记忆着“西玉东输”的历史场景,但在诗歌中作为一种玉意象却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跟玉文化相去甚远等。这些都说明了书写的权利对原型文化传播的控制作用。总而言之,唐诗中的玉意象,多以“玉×”的形式出现,玉是一个具有形容词性的词根,其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古老的涵义,表现出“词根暗喻”的特点。玉是古代财货的一种,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标志,是富贵的象征。宋词中对精金美玉的大量描写是其富贵气象形成的原因之一。宋代城市经济高度发展,玉器作为商品大量进入流通市场,为都市人们的享乐环境提供了一定的视觉效应。其中有对“金玉建筑”的想象,有对“金玉酒器”的描写,还有对“金玉装饰”的刻画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宋词的华贵。这些描写不一定是全部真实,却也可以反映宋代词人的富贵心理。体现出一种夸饰性消费行为。玉和女性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出一种抽象观念的转移。符号意义指向客体,指向客体的某种性质。玉的温润而泽的属性,不仅是君子温柔敦厚的载体,而且也代表着女性温柔似水的角色特征。海德格尔说:“诗就是以语词的方式确立存在。”唐诗中涉及女性描写的玉意象大多表现在面部,而宋词中对女性的描写则比较细化,几乎牵扯到女性身体的各个部位,从不同侧面体现出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所有的概念都有一个特点:永远承载着它们起源时的意义。”这些有关女性的玉意象充分体现了玉的最初的美学特点,即天生丽质。玉是温和、阴柔、亮丽、坚贞等的代名词,因此作为一种词汇编码符号,其所创造出来的语词多具有上述特点。文字具有沟通古今,传承文明的作用。但同时文字也把“倚玉偎香”、“怜香惜玉”等语词限制在视觉领域内,从而产生一种情感意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词婉约词风的形成。玉文化和古典诗学也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是儒家文艺思想的主要特点。儒家诗教观和文德观都是将作者品德和作品风格联系起来,提倡一种有用于世的诗文。刘勰《文心雕龙》对儒家的文德观有比较深刻的阐释。儒家玉德观和文德观并未有必然的联系,但刘勰在论述文德观的过程中,将两者相互联系,体现出一定的语言学批评的特点。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本人追求“君子之文”的意愿。《文心雕龙》中存在着大量以美玉论说文章的现象,一方面体现在品德和文章的关系上;一方面则是纯审美层面的艺术用玉。在诗文理论中表现出对玉的纯审美属性的重视,是魏晋以后诗文理论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这也正好和文学摆脱道德附属,独立性逐渐提高的大趋势相吻合。唐代诗歌繁荣,论诗形式主要有“以文论诗”和“以诗论诗”两种。玉作为一种理论符号在两种论诗方式中表现不同,前者以直接比喻为主要特点,而后者则以形象说理为主要特点。玉石关系、治玉方式以及玉美玉质等比喻论说的方式在理论表达中比较常见,表现出一定的原型意义。同时,玉作为一种文学符号也具有一定的修辞艺术,如譬喻、摹状、借代、映衬等,这些均有助于玉意象在诗歌作品中多彩的表现。
刘霞云[9](2017)在《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文体为我们研究长篇小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论文包含两方面的努力,一是从本体视角考察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演变的大致状貌,二是以存在的文体发展状貌为借镜,将其放置于多元的文化语境中以探究成因。基于此,论文以文化学为主导视角,采用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理论阐述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从文化思潮如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大众文化思潮等来探究其对作家文体选择的影响;从文化资源如地域文化、东方“合和”文化、古典文学传统等对作家的精神渗透来探究文体变异现象的生成;同时,还从作家的文化心理如政治文化心理、代际文化心理、女性文化心理等来分析文体与文化之间密切的互融互渗关系。论文根据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发展所表征出的阶段性特征,采用线性论述方式,将新时期以来三十余年分成新时期初、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四个时间段,从结构样式、叙述方式、语言形态等文体要素出发,历时勾勒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大致脉络。在此基础上,再采用共时性论述方式,分别从文化思潮的冲击、文化资源的渗透以及文化心理的诉求等角度剖析文化因素对文体生成的影响。最后,结合文化视角下文体发展现状,对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限度及可能性维度做出反思与考量。论文认为,当代长篇小说在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创作主体和文类自身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已跃居时代中心文类地位,这中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作品外在的如出版量、参与作家群体等可量化指标上,还体现在大家对长篇小说文体逐步增温的关注度上。细梳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演变镜像,新时期初为缓慢的苏醒和尝试期,80年代中后期为积极的崛起期,20世纪末则进入狂热的实验期,新世纪之后则进入内敛、多元的圆熟探索期,这些足显文界对文体一路走高的关注度。虽然文体本身无高低优劣之分,但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文体向来注重与作品思想力的有机融合,以此观之,文坛上能做到如此有机融合的作品对应于浩瀚的长篇创作稍显单薄,且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一路走高的文体探索活动中还不乏涌现放逐小说意义,极致追求形式感的形式主义者,而政治文化心理的依附,又使部分作家放逐了小说的表达形式,存有故事本体论倾向。而大众文化对文体的消解、代际文化心理导致作家梯队构成的断代窘况,以及长篇写作大众化所带来的文类常识失范等现象,合在一起促成了文体探索的困境。面对如此限度,良性文学生态的营造、多重文化的汇通与融合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引导作家对小说文体常识的恪守与突破等,这些又为作家的文体探索提供了强劲的精神支持。从文类本体角度看,文体探索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存在、发展及未来趋势烛照出长篇小说“艺术”地发展史;从创作主体角度看,文体探索的历程是一部中国作家精神心灵的成长史;从诸多影响成因看,文体探索过程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因子的交织与语境的变迁史。一切文体现象都打上了时代文化的烙印。
李扬扬[10](2017)在《1990年代以来新疆散文作家的生命意识 ——以周涛、刘亮程、李娟、王族为中心》文中提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疆的散文逐渐发展起来,它凭借独特而厚重的精神内涵在文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新疆汉族作家的散文书写,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描绘了新疆人民独特的日常生活,展现了各种自然生命意象蓬勃的生命力,也表明了对生存苦难的超越。这些散文家们实践了多种创作手法,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学个性,在多元文化的全面发展中,凸显自己,展现自己。本文拟选取周涛、刘亮程、李娟、王族四位新疆汉语散文作家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这个时间段为研究范围,用历史的、全面的眼光来观照新疆散文的汉语创作。对于生命的执着追问,对于大自然生物的诚挚热爱,对于自我人生道路的探寻,一直贯穿在新疆散文作家写作历程的各个阶段。论文首先以生命意识作为切入点,将作品中的生命意象分为自然生命意象以及人类个体两个方面,系统地探讨新疆散文中所体现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识是作家们作为个体对于生命的感悟与态度,他们通过散文中所呈现出的生命意象形态,极力阐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展现出生命的原始本色与活力。其次,以作家生命体验为重点,着重表现在新疆这个地理风貌独特的地方,外在条件的恶劣,不仅没有磨灭新疆作家的生命激情,反而锻炼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激发了他们对生活刻骨铭心的挚爱。最后,多层次的展现出新疆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特质,从而凸显出作者对于召唤理想生命形式的热切期盼,以及他们的生命精神与人格魅力。
二、简论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生命意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简论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生命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1)《孟子》与《荀子》的文学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选题的意义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孟子》与《荀子》文学性之比较 |
第一节 从文章中的文学形象看《孟子》《荀子》之异同 |
一、《孟子》《荀子》“君王”形象比较 |
二、《孟子》《荀子》“孔子”形象比较 |
三、《孟子》《荀子》“士”形象比较 |
第二节 从文章中的语言艺术看《孟子》《荀子》之异同 |
一、《孟子》“善于譬喻”与《荀子》的“引用譬喻” |
二、《孟子》“排比”之气势与《荀子》的“排比”之变化 |
三、《孟子》“巧用寓言”与《荀子》“少用寓言” |
四、孟子的“擅设巧论”与荀子的“层层递进” |
五、孟子的“抓住要害”与荀子的“言必当理” |
第三节 从文章风格看《孟子》《荀子》之异同 |
一、“理懿而辞雅” |
二、《孟子》的“犀利”与《荀子》的“浑厚” |
第二章 《孟子》与《荀子》文学性异同的成因 |
第一节 《孟子》《荀子》文学性异同的客观成因 |
一、动乱不堪的社会背景 |
二、百家争鸣与诸子勃兴 |
第二节 《孟子》《荀子》文学性异同的主观成因 |
一、孟子与荀子的性格、经历、志向等对文学性异同的形成影响 |
二、《孟子》《荀子》的文学思想对其文学性异同的形成影响 |
第三章 《孟子》与《荀子》文学性比较研究的启示意义 |
第一节 《孟子》《荀子》文学性比较的文学意义 |
第二节 《孟子》《荀子》文章文学性比较意义对后世的启示 |
一、自我意识、生命意识的交融与孟子、荀子“辩论”的相关性 |
二、士人阶级的经历体验与孟子、荀子人格境界的确定及其带给后人的启示 |
三、文学表达方式的多层变化与《孟子》《荀子》文章风格的关联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张炜创作思想研究 ——以演讲辞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张炜创作思想的主要内涵 |
第一节 诗性写作观 |
第二节 基于现代反思的“自然写作”观 |
第三节 “至善臻美”的审美理想 |
第二章 张炜创作思想形成的原因 |
第一节 大自然是张炜创作的母体 |
第二节 多重文化背景的影响 |
第三节 “不读格调低下的书” |
第三章 张炜创作思想的价值意义与局限性 |
第一节 张炜创作思想对自身文学创作的影响 |
第二节 张炜创作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意义 |
第三节 张炜创作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张炜演讲稿编年整理(1984..2019)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3)欧阳修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当前研究现状 |
1.2.1 欧阳修的诗学观念研究综述 |
1.2.2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 |
2 北宋时期的社会与文坛背景 |
2.1 北宋仁宗前后社会背景 |
2.2 古文运动与诗坛变革 |
3 欧阳修的《诗经》学 |
3.1 《诗本义》与欧阳修的《诗经》学观念 |
3.2 经学为体、文学为用的解诗法 |
3.3 诗言志传统的导向 |
4 道胜文至的文道观与诗歌创作 |
4.1 道胜文至的文道观 |
4.1.1 文道关系论溯源 |
4.1.2 欧阳修“道胜文至”的文道观 |
4.1.3 欧阳修文道观的接受和阐发 |
4.2 欧阳修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政治教化意义 |
4.3 以文为诗的手法 |
5 “穷而后工”论与诗歌创作 |
5.1 君子圣人观与穷而后工论 |
5.1.1 基于易学的君子圣人观 |
5.1.2 穷而后工论 |
5.2 对“穷者”之诗的推赏 |
5.3 欧阳修的贬谪诗 |
6 尚意的艺术理论与诗歌创作 |
6.1 艺术理论与言意观 |
6.1.1 欧阳修的书论、乐论、画论 |
6.1.2 “尚意”倾向与言意观 |
6.2 “意新语工”的创作追求 |
6.3 多元化的审美取向和风格特征 |
7 结语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附件 |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二、核心概念、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上) |
第一节 白话新诗与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 |
一、“诗界革命”的影响 |
二、意象派的影响 |
三、新诗运动倡导者的选择 |
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和深化 |
一、闻一多“幻象”论对胡适“影像”论的深化 |
二、象征派意象诗学的勃兴 |
三、意象美学研究的自觉 |
第二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展论(下) |
第一节 现实主义生活意象论的崛起 |
一、艾青的“生活感觉”意象论 |
二、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 |
第二节 九叶诗派的意象论 |
一、唐湜的“诗质”意象论 |
二、袁可嘉的“类型意象”论 |
第三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倾向 |
第一节 意象的“贵意”传统与“意” |
一、意象的“贵意”传统:言意之辩 |
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贵意”性 |
一、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之“意”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贵意”的原因 |
第四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倾向 |
第一节 中西“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一、中国古代“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二、西方“象”范畴的演变及其特征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尚象”性 |
一、“尚象”之“象”的形象性 |
二、“尚象”之“象”的象征性 |
三、“尚象”之“象”的变动性 |
四、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尚象”的原因 |
第五章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与批评论 |
第一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一、“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 |
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创构论 |
三、营造意境: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创构的审美追求 |
第二节 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批评论 |
一、意象批评的过程及心理活动 |
二、意象批评需具备的个人能力 |
三、20世纪前期意象批评兴起的原因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5)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研究价值和意义 |
三、基本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两汉时期关于汉诗的着录 |
第一节 两汉时期的诗歌创作 |
一、有关乐府活动的记录 |
二、乐府曲目创制 |
三、歌辞记录 |
四、乐舞表演 |
五、《琴操》——汉代的琴曲歌辞 |
第二节 《史记》《汉书》对汉诗的收录 |
小结 |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汉铙歌十八曲》的改造 |
第二节 《宋书·乐志》对汉诗研究的贡献 |
一、相和歌辞的收录 |
二、首次记录《鼓吹铙歌十八曲》 |
三、记录汉、魏所传15大曲 |
四、《陌上桑》首次见载于《宋书》 |
五、对燕乐歌辞的记录 |
第三节 南朝时期对汉代诗歌的批评 |
一、关于五言诗起源的争论 |
二、南朝批评家对汉诗的态度 |
三、南朝诗文选集选录汉诗的分歧 |
小结 |
第三章 隋唐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隋代对雅乐的重视 |
第二节 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 |
第三节 唐代的乐府观 |
第四节 唐代乐府创作中对汉乐府古题的关注 |
一、李白的乐府古题诗——对乐府古题规定性的继承与革新 |
二、唐代新乐府——对汉乐府古题的突破 |
第五节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 |
一、吴兢对乐府创作“本事”的维护 |
二、《乐府古题要解》称“《琴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 |
第六节 皎然《诗式》对汉诗的品评 |
第七节 汉诗研究的多样化趋势 |
一、对汉诗的注释 |
二、唐代类书对汉诗的摘引 |
小结 |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郑樵《通志》中关于汉诗研究的问题 |
一、郑樵对乐府创作“声失义起”现象的批判 |
二、关于相和歌和清商三调的归属问题 |
第二节 宋诗话对汉诗的考辨和品评 |
一、对苏、李诗的关注 |
二、对杜甫诗承汉乐府的讨论 |
三、刘克庄《后村诗话》关于《孔雀东南飞》创作时间的论争 |
四、严羽《沧浪诗话》高标汉魏古诗“第一义” |
第三节 《乐府诗集》对研究汉乐府的贡献 |
一、乐府分类研究 |
二、乐府诗的解题方式 |
三、郭茂倩对“鼓吹”曲概念的明确 |
四、对《董逃行》和《董逃歌》的态度 |
第四节 元代的汉诗研究 |
一、吴莱对汉魏遗音的肯定 |
二、左克明对乐府本事的勾勒 |
三、刘履《选诗补注》对《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小结 |
第五章 明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明代复古思潮与汉诗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明代编选汉诗选集概况 |
一、明代和汉代诗歌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古诗选本繁荣的原因 |
第三节 明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古体宗汉魏”之先声 |
二、李东阳古、律之辨 |
三、陈沂标举“汉魏古诗” |
第四节 明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前七子“古体宗汉魏”理论纲领的确立 |
二、前七子对汉乐府本义辞旨的拟习 |
三、后七子对“古体宗汉魏”古诗观的拓展 |
四、汉、魏诗之辨 |
五、胡应麟对汉诗批评的深化 |
六、前后七子对汉代诗歌审美特质的挖掘 |
第四节 明后期的汉诗研究 |
一、许学夷《诗源辨体》—汉魏之辨的理论总结 |
二、竟陵派以“真”“厚”“情”“韵”诠释汉诗 |
小结 |
第六章 清代的汉诗研究 |
第一节 清代汉代诗歌研究概说 |
第二节 清前期的汉诗研究 |
一、清初云间、西泠派对汉诗的态度 |
二、王夫之对汉诗“主情”与“求真”的体认 |
三、清代选学对汉诗的研究——以《六朝选诗定论》为例 |
四、费锡璜《汉诗总说》对汉诗的评点 |
五、陈祚明对汉诗的“言情”考量 |
第三节 清中期的汉诗研究 |
一、沈德潜以“格调”论汉诗 |
二、方东树对传统评点方式的突破——以“义法”论汉诗 |
三、张玉谷:以“以意逆志”之法解析汉诗 |
四、独具特色的汉诗评析——“音注”“诗评”相结合 |
第四节 晚清时期的汉诗研究 |
第五节 清代关于《古诗十九首》的笺注 |
第六节 《古谣谚》对汉代谣谚的辑录 |
第七节 清代汉诗诗学批评模式的多样化 |
一、清代和汉诗相关的古诗选本 |
二、清代对汉乐府的笺注阐释 |
三、清诗话对汉诗的品评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魏晋重情风尚及其文学显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综述 |
二、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魏晋重情风尚概述 |
第一节 情感在魏晋之前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
一、《诗经》中真实情感的抒发 |
二、楚辞对生命情感的自由书写 |
三、汉乐府诗独特的情感表达 |
四、《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的特质 |
第二节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
一、周代“诗言志”说 |
二、汉代“诗缘事”说 |
三、魏晋“诗缘情”说 |
第三节 魏晋士人重情的原因 |
一、经学的衰微和汉末新士风的出现 |
二、玄学的影响 |
三、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
四、门阀制度为士人纵情提供保障 |
第四节 魏晋重情风尚的时代内涵 |
一、生命意识的体现 |
二、自我意识的显现 |
三、女性意识的凸显 |
第二章 亲情的文学显现 |
第一节 亲情在魏晋诗文中的显现 |
一、颂祖诗 |
二、诫子书 |
三、哀诔文 |
第二节 亲情在魏晋小说中的显现 |
一、魏晋小说中的父母爱子故事 |
二、子女孝亲故事与善因善报 |
第三节 亲情主题的艺术展现 |
一、对父母爱子心理的刻画 |
二、对子女孝亲形象的塑造 |
第三章 友情的文学显现 |
第一节 友情在魏晋诗文中的显现 |
一、赠答诗 |
二、劝诫诗 |
三、绝交书 |
第二节 友情在魏晋小说中的显现 |
一、魏晋小说中的友情故事 |
二、魏晋小说中表现出的不同交友观 |
第三节 友情主题的艺术展现 |
一、比兴手法的运用 |
二、“鸟”意象的频繁出现 |
第四章 爱情的文学显现 |
第一节 爱情在魏晋诗中的显现 |
一、情诗 |
二、悼亡诗 |
三、思妇诗 |
第二节 爱情在魏晋小说中的显现 |
一、魏晋小说中的爱情故事 |
二、殉情故事的涌现 |
三、从男女双方的称谓看女性地位的变化 |
第三节 爱情主题的艺术展现 |
一、比翼成双意象的大量出现 |
二、情志合一的情感内蕴 |
第五章 魏晋重情风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
第一节 诗词创作对魏晋重情风尚的继承与发展 |
第二节 “至情论”创作思想的形成及影响 |
第三节 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8)散点透视中国古代诗歌与玉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文化篇 |
第一章 玉文化与其他文化 |
第一节 玉文化与儒家文化 |
一、灵玉崇拜: 从巫到儒的演变 |
二、以玉为礼: “三礼”的用玉思想 |
三、儒家玉德观形成的原因 |
四、儒家玉德观提出的历史意义 |
五、儒家玉德观的当代启示 |
六、其他比德观念举例 |
第二节 玉文化与道教文化 |
一、道教的“玉术语” |
二、道教诗歌与玉文化 |
三、道教食玉养生文化现象 |
第三节 玉文化与佛教文化 |
一、玉雕佛像 |
二、玉宝思想 |
三、佛偈与玉文化 |
第二章 玉文化与故事传说 |
本篇小结 |
诗歌篇 |
第一章 《诗经》与玉文化 |
第一节 《诗经》玉文化与周代礼乐文明 |
一、祭祀用玉 |
二、装饰用玉 |
三、馈赠用玉 |
四、形容用玉 |
第二节 《诗经》玉文化的意义及影响 |
第二章 《楚辞》与玉文化 |
第一节 《楚辞》玉文化的特点 |
第二节 《楚辞》中的玉和香草意象 |
第三节 《楚辞》玉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
第三章 唐诗与玉文化 |
第一节 唐诗玉意象的文化阐释 |
一、“玉树”意象 |
二、“玉阶”意象 |
三、“玉壶”意象 |
四、“玉关”意象 |
第二节 不同诗人的意象阐释风格 |
一、王维诗歌的玉意象 |
二、李白诗歌的玉意象 |
三、杜甫诗歌的玉意象 |
第四章 宋词与玉文化 |
第一节 玉文化与宋词的富贵气象 |
一、“精金美玉”的几种富贵表现形态 |
二、“精金美玉”对宋词富贵气象形成的作用 |
第二节玉文化与宋词的婉约特征 |
本篇小结 |
理论篇 |
第一章 玉文化与唐宋诗学 |
第一节 玉文化与唐宋诗词理论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中玉文化的表现形态 |
二、唐宋时期诗词理论中玉文化的表现形态 |
第二节 唐宋诗词中“玉”的修辞艺术 |
一、玉字的文化释义 |
二、唐宋诗词中“玉”的修辞技巧 |
三、“玉”的几种艺术表现原型 |
本篇小结 |
结语 |
附录 《全宋诗》中涉玉的佛教偈颂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后记 |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题的缘起 |
二、研究现状及可开拓空间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一章 本体视角下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与演变 |
第一节 新时期初:落寞的整齐划一 |
第二节 80年代中后期:暗涌的异质新构 |
第三节 20世纪末:高蹈的实验狂欢 |
第四节 新世纪以来:圆熟的多维探索 |
第二章 文化思潮的冲击与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 |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西化 |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文体的反叛 |
第三节 大众文化思潮与文体的消解 |
第三章 文化资源的渗透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异 |
第一节 立足于地域文化的文体表达 |
第二节 东方“合和”文化与文类互融 |
第三节 古典文学传统与文体“返祖” |
第四章 文化心理的诉求与长篇小说的文体自觉 |
第一节 政治文化心理与文体的规约 |
第二节 代际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差异 |
第三节 女性文化心理与文体的张力 |
第五章 限度与维度的长篇小说文体发展考量 |
第一节 极致的文化拥趸与文体的局限 |
第二节 文学生态的营造与文体的突围 |
第三节 文化的汇融与文体发展的可能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10)1990年代以来新疆散文作家的生命意识 ——以周涛、刘亮程、李娟、王族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现状 |
二、研究意义与概念界定 |
(一)论题研究的价值 |
(二)生命意识的界定 |
三、研究对象的概况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生命意识的多元生成 |
第一节 社会地理环境 |
一、异域风光的地理空间 |
二、经济欠发达的社会空间 |
三、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交织融合 |
第二节 内在生命体验 |
一、作家生命经历 |
二、他者与自我的多重身份 |
第二章 生命意识的意象形态 |
第一节 生命状态的原生性呈现 |
第二节 兽性与人性的交织 |
一、兽性的展现 |
二、人性的隐喻 |
三、寓言化的映射 |
第三节 生态失衡下的抗衡与顺从 |
第三章 生命意识的精神内蕴 |
第一节 苦难与焦虑意识的沉痛书写 |
第二节 民族与历史回顾中的深层追问 |
第三节 坚韧与达观精神的诗意表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四、简论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生命意识(论文参考文献)
- [1]《孟子》与《荀子》的文学性比较研究[D]. 何文逸.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7)
- [2]张炜创作思想研究 ——以演讲辞为中心[D]. 张馨.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3]欧阳修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D]. 赵芳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9(01)
- [4]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汉代诗歌研究史论(汉-清)[D]. 孔庆蓉.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6]魏晋重情风尚及其文学显现[D]. 单晓芳.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6)
- [7]2014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索引[J]. 孙海龙.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7(02)
- [8]散点透视中国古代诗歌与玉文化[D]. 袁晓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9]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文体的文化透视(1978-2013)[D]. 刘霞云.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10]1990年代以来新疆散文作家的生命意识 ——以周涛、刘亮程、李娟、王族为中心[D]. 李扬扬. 兰州大学,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