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沈雷[1]（2021）在《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南朝中央监察制度为研究对象,具体可分为对制度沿革的考定,与对制度实际运行的研究两大部分。南朝中央监察制度以御史台和尚书台的“二台”之制为核心,此制度以刘裕霸府时期尚书台获得“风闻奏弹”权为形成标志,此后宋、齐、梁、陈四代基本相沿无变。南朝的“二台”之制,由于各朝的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在各代呈现不同的样态。在弹劾程序的实际运行中,政治性因素愈加重要,决定了弹劾的发起和惩处的执行。第一章,主要介绍刘宋的“二台”之制。以刘宋御史台为基点,追溯御史台组织和诸制度自两汉以来的演变生成。尚书台的监察权也可追溯自两汉,但在东晋末,通过谢灵运弹事,尚书台获得了与御史台相同的监察权限,从而发展为南朝中央监察的“二台”之制。第二章,以刘宋各皇帝为次序分析具体弹劾事件。一方面,弹劾作为行政性行为,主要以具体罪行为对象;另一反面,弹劾亦是官僚系统的控制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成为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刘宋朝弹劾制度经历了定制,守制,行权到崩坏的四个过程,其与弹劾的政治化过程相同步。第三章,南齐开国初,御史中丞陆澄欲重新确立“二台”平等分掌模式,但未能成功,尚书台仍保有对御史台的监察权。萧鸾以弹劾行为来重新确立官僚组织中礼律规章,故对实施弹劾的江淹有“严明中丞”的评价。第四章,萧梁曾有御史大夫的建置,此官为梁国之官,而非朝官。是曹魏以来禅代模式中,在王国官建置中才出现的“特殊”官职,与御史中丞之职并无关涉。萧梁中央监察仍是二台之制,但监察权开始向御史台集中。梁武帝的改制行为,欲将门阀秩序制度化,纳入到皇权秩序中,使此时期呈现一种特殊的过渡状态。第五章,陈朝的制度基本沿袭萧梁,并无大的改变。二台之制中,尚书左丞的监察权似再度退回到尚书台内,中央监察以御史台为主。在实际弹事中,主要体现为对陈朝宗室的弹劾。
张重洲[2]（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高亮[3]（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指出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吴凌杰[4]（2020）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文献校读、图表分析等方法,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进行了专题探讨,共分五章。笔者认为,唐以前历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诸多内容,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初礼制承袭隋代,唐太宗时修撰的《贞观礼》是较为完备的礼典,其中包含了涉及帝王丧葬礼制内容的《国恤》,高宗以后将《国恤》删去,致使唐代官方礼典皆缺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唐代宗葬礼时,德宗命颜真卿撰修《大唐元陵仪注》作为行事细则,不仅对《国恤》的重塑,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帝王治丧之礼流程繁多,各具特色;唐代告哀使按礼行事,在唐后期复杂多变的局势下扮演了使皇权平稳过渡的重要角色;唐代帝王治丧过程中的丧服,也有礼制规范,呈现出突出宗亲身份、“以日易月”等特点。唐代帝王治葬之礼亦分许多步骤,其中遣奠之前的步骤在长安城内的太极殿和太庙举行,遣奠之后的步骤在长安城外陵墓等地举行,礼制规范,等级森严;考察现存曾被采纳的唐代挽歌,除了歌颂死者丰功伟绩外,还时常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唐代帝王祭祀之礼同样有许多礼仪程序,其中大部分传承周礼又带有唐代礼制的特色,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思想。
田丰[5]（2020）在《“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文中研究表明建武元年（25）,西汉宗室疏属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特殊的“中兴”性质,使得东汉在政治上存在着向前朝盛世学习的风潮。曾中兴汉朝的宣帝刘询是其时最受士人关注的西汉君主之一。由此东汉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笔者称之为“孝宣情结”,即指东汉士人对前汉宣帝、宣帝朝辅臣及其所共同构成之政治的认同感、归属感。这一政治文化对东汉王朝影响深远,故本文以东汉士人之“孝宣情结”为研究对象,希冀通过梳理其缘起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勾勒出东汉近两百年政治变化发展的轮廓。西汉中期,宣帝以成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兴了彼时衰败的汉朝。因此有汉家传统的,“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与带有汉宣帝特色的,以吏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实践,就构成了经典的孝宣政治,加之西汉中后期士人对汉宣帝形象充满曲折的层累建构,共同推动了东汉士人“孝宣情结”的缘起。东汉建立后,国家的首要任务即是确定立国方针。“孝宣情结”的缘起使得此时的士人对宣帝中兴汉朝的故事颇为倾慕,向孝宣政治的回归便成为了东汉朝野共同的目标。在“孝宣情结”的驱使下,东汉皇帝重构国家政治,拔高宣帝地位,如光武重新确立宣帝在汉家宗庙中的位置以颂扬其功,更换精明能干的太子以继承大业;以班固为代表的一批文士则综合前史塑造,以历史书写的形式固定了汉宣帝的中兴形象。孝宣政治也成为了东汉初年行政的范本,光武、孝明二帝复行孝宣之政,将其内核融入东汉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开创了东汉前期的盛世。明帝以降,章、和二帝虽能继续领导东汉王朝走向盛世,但出于调整现实政治的考虑,由章帝推动的帝国政治转向,与宣帝所奉行的理性政治渐远,为东汉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东汉士人的“孝宣情结”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在此时的上层士人如皇帝身上,几乎看不到“孝宣情结”了,东汉初年由皇帝主导,君臣共尚的“孝宣情结”转为由中下层士人主导。东汉中后期,中央权假他姓,外戚、宦官的先后迭兴使得东汉中央政治败坏,地方政治亦濒临崩溃。国家衰落,士人们为重振皇权,整肃吏治,纷纷以孝宣政治为模板,设计东汉新政,一批士人更在具体实践中推行孝宣之政。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士人们的努力只是徒劳,其人由此心灰意冷,旨趣转变。东汉末年,仅见于中下层士人的“孝宣情结”则出现了明显的异变。汉宣帝中兴汉朝的幻景与汉朝难以复兴之现实的抵牾使得其时士人较少直接提及汉宣帝,“孝宣情结”存在着脱敏淡化的趋势。本是为挽救国家危亡,纠正国家弊端的孝宣政治被士人拆解开来,泛化为一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成为了汉末群雄经营地方的重要参考。三国创业君臣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儒法兼用,重塑吏治,从并起的汉末英豪中脱颖而出,最终三分东汉天下。而原本为构建汉宣帝中兴形象的谶纬异象也出现了异化,变成了地方割据乃至最终他姓完成权力转换的重要因素。
张勇健[6]（2020）在《五凉异象研究》文中指出“异象”是历史书写中异于常态常情或带有神异色彩的现象的概称。五凉政权统治时期,人们对异象密切关注,天命异象之说在社会思想意识中占据重要地位,相关史事记载羼杂众多异象,涉及祥瑞、灾异、鬼神等诸多方面。本文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切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史籍文献中有关政权的异象记载,将异象与历史形势结合起来,对五凉政权的异象进行考察,着重审视其背后的知识、信仰世界。具体而言,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先秦至魏晋时期灾祥异象观念的渊源,形成及其发展流变;第二章从统治者及其先祖的诞生及形貌记载入手,探讨五凉政权对统治者神性形象的塑造;第三章主要爬梳五凉政权相关祥瑞异象的记载,分析五凉政权在建构统治正当性,巩固政权统治时对异象的运作;第四章主要考察五凉政权动荡、衰亡时,多方政治势力进行政治斗争过程中对异象的解释、运作,以及后世史家对五凉亡国异象的书写。异象与五凉政治频繁互动共鸣,在五凉政权兴起、发展及衰亡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五凉政权的异象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思想世界,是五凉社会历史的曲折反映。
王富贵[7]（2020）在《北宋庆历时期正统论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历史上,正统问题既是一个与义理褒贬有关的史学问题,也是一个与政治权力有关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它的出现与发展,跟中国古人的文化心理和中国古代的政权性质密切相关,因此,关于它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近代以来,学界对正统及正统论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产生的渊源以及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等方面,但对正统论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不管是官方,还是文人士大夫都对正统问题比较重视,从宋初的“德运之争”开始,关于北宋政权的合法性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以北宋庆历（1041-048）时期为典型,关于正统的讨论也再度兴起。文章拟在梳理庆历以前关于正统及正统之争的基础上,以北宋庆历时期的正统论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述庆历时期正统产生的时代背景,阐述这个时期正统论的主要内容,并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入手,探讨这一时期正统论再度兴起的原因和主要内容,并进一步分析正统论对这一时期史书编纂产生的影响。
齐盛[8]（2019）在《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文中研究说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前承东汉、后启隋唐,历时超过三个半世纪,其间除了西晋的短暂统一外,属于一个大的分裂时期。在整个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研究中,对魏晋南北朝法制的研究历来较为薄弱,并且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曹魏和两晋法制,而对南北朝时期的法制除了南朝的梁、陈律和北齐律外仍缺乏足够的重视。众所周知,西晋是三国归一后的统一政权,东晋是司马氏在江南半壁江山的延续,而南朝是东晋的延续。北朝从何而来?其源自东晋时期北方大乱时的“五胡十六国”,由北魏统一后与南朝南北对峙。东晋十六国时期,内迁的游牧民族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这些进入中原的胡人政权有一个共同点:改革本民族的旧风俗、旧传统,尊崇儒学,学习中原地区汉族先进的农业文化。用农业文化取代游牧文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若不如此,这些胡人政权便无法真正在中原农耕地区稳固立足。在经历了长期混战和前秦的短暂统一后,北方最终由北魏所统一。北魏是北朝的开创者,由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它兴起于塞外,后向中原渗透并不断发展壮大。北魏改写了自十六国时期以来胡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成功问鼎中原并最终成为与南方汉族王朝比肩而立的稳固王朝。中国北方由此逐步趋向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北魏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北方黄河流域的稳固统治,绝不仅仅只是因为其强大的武力,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的作用。在支撑北魏长期稳固统治的诸多因素中,法制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北魏于386年建国,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存世约一个半世纪。自398年的《天兴律》开始,期间曾多次修律,至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最终完成《正始律》（即通常所说的《北魏律》）。可见,北魏政权对法制建设的高度重视。北魏统治者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多次进行制律和修律的活动。导致北魏统治者多次制律和修律的原因是什么?客观来看,这主要是北魏社会文化发展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说,北魏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哪一个阶段,相应的文化因素就会促使其制律和修律。纵观北魏王朝的整个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不断变革的历史。从文化的角度对北魏法制进行研究,即把法制作为北魏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法制与文化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进行探讨。这种视角把北魏社会的文化因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来展开研究,有助于把整个社会视为完整的文化系统,有助于站在更高的角度、更全面地审视文化因素对北魏法制发展的巨大作用。那么,究竟是哪些文化因素在制约和决定着北魏的法制进程呢?法律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性成果,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而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范畴,它包含多方面内容,从所包含内容的角度来看,文化主要由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几部分构成。其中,行为方式中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法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此外,社会伦理道德也是一个重要的核心因素,它属于价值观范畴。价值观决定行为规则,作为价值观的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对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制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在影响北魏法制的诸多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伦理道德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当然,典章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也是北魏法制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论文即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具体考察北魏的生产生活方式、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转变,探讨北魏法制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规律。本文背后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伦理观念转变→作为行为规则的法律制度转变。可见,生产生活方式是决定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除导语和结语外,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的界定。由于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范畴,因此有必要首先对文中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具体说明此概念包含哪些层面,本文所谓的“文化因素”具体何指。接下来,将论述法制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怎样通过北魏时期的文化因素来分析、研究其法制。第二章是北魏法制的历史演进。本章从前北魏时期的法制谈起,对拓跋鲜卑习惯法、代国时期的法制、北魏前期的法制、孝文帝朝以后的北魏法制进行详细论述。通过对北魏法制的产生、发展整个过程的全面梳理,力求呈现北魏王朝一百多年间法制发展的全貌。第三章具体分析北魏法制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因素,即影响北魏法制的经济文化因素。客观来看,生产生活方式这一因素对法制的影响是巨大的,当作为统治民族的拓跋鲜卑的生产生活方式由游牧文化整体性地逐步转变为农耕文化后,北魏法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根植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法就不得不改弦更张。至孝文帝太和年间,随着俸禄制、均田制的相继确立,北魏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已彻底转变为农耕文化式的。因此,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影响北魏法制最根本的文化因素。第四章分析北魏法制的政治文化因素。从北魏建国到其灭亡,在政治文化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变化。立国之初,部落大人制的显着遗存违背了皇帝希望高度集权的内心愿望。道武帝遂在汉族士人的辅助下,以汉制为基础开始典章制度的创立。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变革的一条主线就是要不断强化皇权。在对曹魏和西晋的统治政策进行比较后,北魏选择了借鉴曹魏的名法之治,统治集团也以曹魏的继承者自居而将晋贬称为僭伪。入主中原后,政治文化的转变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其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鲜卑的传统政治文化时有回流。至孝文帝时,汉化的方向已牢不可破,孝文帝以多种措施将政治文化的变革大步向前推进,九品中正制和士族门阀制的确立使南朝的政治制度几乎被全盘移植,北魏的政治文化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政治文化因素显着地影响了北魏法制的面貌。第五章分析影响北魏法制的社会文化因子,具体包括社会伦理道德、教育、宗教等因素。儒家思想对拓跋鲜卑统治集团的影响从北魏建国前即已开始,北魏政权建立后,这一影响更是与日俱增并不断深入。北魏历代皇帝均重视儒家思想,将其作为治国的重要指导;在重视儒家思想的同时尊崇和提倡儒学,兴办儒学教育,儒学教育得以广泛推行。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便不断向社会浸润。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政权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彻底转型: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创新,高度儒家化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在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官僚集团和全社会牢固地扎下根来。在最高统治者亲力亲为的大力推动下,北魏社会文化的核心因子最终实现了高度汉化和完全的儒家化,北魏法律的儒家化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结语部分对北魏法制的发展进行规律性总结,指出“文化是决定北魏法制快速乃至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在诸多影响北魏法制的文化因素中,生产生活方式和儒家化的社会伦理道德是最核心的因素。此外,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对北魏法制的演进也具有重要作用。
李瀚铭[9]（2019）在《“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文中指出自从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以来,“三不朽”就作为一个文化常言在中华文化圈广为流传,影响力颇大,在现当代中国仍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话题所构成的“价值体系及价值评价体系”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文化圈精英成员的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论者及应用者对“德”、“功”、“言”三个概念的内涵及关系的看法和解读极为多元。现、当代对“三不朽”的现有解读侧重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度、社会文化观念的载体等宏观维度。本文在当代话语/修辞（1）理论的视域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三不朽”,将其视为一种修辞/论辩“话题”或手段和一个话语形构,着重分析其话语/修辞功用。文章将“德”、“功”、“言”视为一个当代论辩理论提出的“价值阶”看待,分析该价值阶在历时、宏观语境中作为一个不加区分的整体所发挥的话语功能以及在共时、特定语境中被呈现为不同高低组合时所服务的修辞目的。对“三不朽”内涵的重新界定,有助于人们意识到它作为中国历代精英的终极行为动机所产生的重大社会、文化功用。处于修辞手段和话语功能这两个维度界面的“言”是本文对“三不朽”重新审视的焦点,文章指出“言”与“立”的关系才是“三不朽”如何确立其内涵的核心问题。本文主要借助当代修辞/话语理论提供的阐释工具,将“言”区分为使一切交流成为可能的语言资源、工具、手段的集合[“言（语）”]以及特定文化语境中被普遍接受及长期传承的“解读格式及解读”的集合[“（常）言”],并进一步论证“言”并不仅是被用于传达、宣扬“功”、“德”的手段,而且是“德”、“功”、“言”得以被界定、确立、流传的关键。在这一新阐释框架内,文章进一步以曾国藩为例,论证了正是见之于曾氏所有文本中的“言”和作为其所处时代的“言”相互融合,才型塑了作为中国“三不朽”典范的曾国藩。本文也梳理了在不同的话语环境下,当总体话语氛围及具体修辞形势发生变化之时,为响应新浮现的修辞“急缺”,同样的文字、操行、事迹在特定目的下曾经被认定为“德”的变为“恶”、“功”变为“罪”。籍此,凸显造成曾氏在“三不朽”神坛上跌宕起伏背后话语/修辞的功能和影响。本文重在指明在“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阐扬及历史传承中长期受忽视的一个原理:非“言”无以“立”。未能正确定位“言”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话语/修辞功用,是中国“文化基因”中存在着的一个缺陷。当前我国国际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与上述“文化基因”缺陷有极大关系。通过对“言”与“立”关系的修辞阐释,有助于补齐中华民族复兴中话语权缺失的这一短板。
张帅[10]（2019）在《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针对两晋南北朝皇族的一项研究,旨在分析其内部的宗法关系、宗庙所具有的正统意义、大小宗争执引发的政治动荡、皇权在权源和继承上相统一何以重要、少数族以中原宗法重构宗族秩序等一系列问题,并试图通过观察此段历史过程,勾勒出宗法形态的变迁轨迹。简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皇族,研究视角是宗法礼制。宗法是商周古制,春秋礼崩乐坏,至战国宗法也不复具备完整的制度构造,散附于宗庙、封爵、服制等体系,但依然对家国产生着影响。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法发展出新的形态,其影响所及,见于皇族和政治的诸多方面。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既有破坏,也有重构。它破坏的,是秦皇、汉武所建立的皇权独尊的政治传统,以及儒学独尊的文化传统。在激烈的动荡中,“再造区夏”成为历史所赋予的命题,凡此三百余年间史事,皆可视为对此命题的回答。在士人的眼中,上古三代才是理想社会,所以世家大族主导的重构运动,不再向秦汉回归,而是向古制取法。政治文化上的这一历史动态,在魏武时已露端倪,西晋司马氏建国便更显然,宗法正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礼制的宗法,其根本用意,欲在亲亲的宗族中更立尊尊之义,从而嫡庶有间,大小有别,长幼有序,继承有法。宗法之制,以嫡长子继承为前提,以服制为裁断,以宗庙为映射。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宗庙和宗族构成一体两面,始终在互动与调试。西晋庙制建立初期,存在着太祖虚位的问题,延至武帝中期方才确定,而定太祖实际上就是定大宗,晋武帝鉴于曹魏的历史教训,扩大了封王范围,超出了大宗一系的限定,庙制中太祖缺位的根源正在于此。晋武帝咸宁元年为防范即将出现的政治危机,一改前期缓和的宗室政策,迅速确定了文帝司马昭的太祖地位,试图以此杜绝宗室对皇权的威胁。东晋元帝以小宗入继承统,在礼法上需要解决上承宗统和下奉旧国的问题,太祖虚位的特殊庙制和琅邪王复杂的转封由此产生。为保障皇权在大宗一系传承,东晋诸帝在确定储君后便封至亲为琅邪王,试图降低其宗法地位,以避免争斗。宋武帝以寒人登皇极,为扩大统治基础,采取了重用宗亲的方式。另一面又通过政治上的安排区分出亲疏差等,长沙、临川两支便在排抑之列。此意图也见于庙制中的安排,他沿用两晋“太祖虚位”的制度模式,暂不置宗庙核心,只按世系排列,以与旁支宗亲的政治地位相呼应。刘宋宗室互相残杀,其根源实在武帝,庙制是宗法的象征,太祖位不立,权源便无从统一,默认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就难以获得制度保障,其混乱便在所难免。萧梁所遇到的问题与此类似,梁武帝为防范前朝之祸,采用早定庙序的制度方式和敦睦宗室的儒家式教化手段,但却忽视了继统之礼,废嫡立长导致宗室内在的撕裂,侯景之祸所以能造成颠覆性后果,与此密切相关。北魏以少数族入主中原,宗法化是汉化的题中之意,孝文帝的一系列举动,是在先祖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太祖位升降、改王爵之制、定皇族服属,宗法形态的结构性于此明确地显现出来。本文前五章以当时皇族中的主要问题为纲,宗庙、封王、服属等穿插其中,第六章则通贯论及宗族官、诸侯庙、庶妃庙变迁,横竖交错,以明皇族宗法之动态。
二、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刘宋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一节 御史台沿革 |
| 第二节 御史中丞诸制考 |
| 第三节 御史台诸官诸制考 |
| 第四节 尚书台之监察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刘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宋武帝朝诸弹事 |
| 第二节 宋文帝时期诸弹事 |
| 第三节 宋孝武帝朝诸弹事 |
| 第四节 前废帝和明帝朝诸弹事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齐中央监察制度及其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南齐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齐高帝朝诸弹事 |
| 第三节 齐武帝朝诸弹事 |
| 第四节 齐明帝朝诸弹事 |
| 第五节 东昏侯朝诸弹事 |
| 小结 |
| 第四章 萧梁中央监察制度及实际运行 |
| 第一节 萧梁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萧梁诸弹事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陈朝中央监察制度及实际运作 |
| 第一节 陈朝的中央监察制度 |
| 第二节 陈诸弹事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高昌国佛教及寺院经济的结构 |
| 第一节 高昌建国前后对佛教的政策 |
| 第二节 寺院经济与佛教地理 |
| 第三节 寺院经济的概念及与其他宗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高昌国佛教寺院的经营模式及财务收支 |
| 第一节 高昌国寺院的基本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寺院日常收入 |
| 第三节 寺院日常支出——对《高昌乙酉、丙戌岁某寺条列月用解斗帐历》再探讨 |
| 小结 |
| 第三章 高昌国的僧官、僧众和寺户 |
| 第一节 僧官阶层的执掌及管理 |
| 第二节 国家政权对僧众的管理及其赋税劳役 |
| 第三节 寺户制度及依附人口 |
| 小结 |
| 第四章 高昌国僧尼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僧尼个人的私有经济 |
| 第二节 释门群体与豪门望族间的往来 |
| 第三节 佛教僧尼的宗教活动与社会角色 |
| 小结 |
| 第五章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和衰落 |
| 第一节 多维视野下的寺院经济与高昌社会 |
| 第二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的转型 |
| 第三节 高昌国寺院经济衰落再探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唐以前历代帝王葬礼述略 |
| 第一节 先秦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二节 秦汉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第三节 魏晋时期帝王葬礼特点 |
| 小结 |
| 第二章 考析《大唐元陵仪注》及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唐代礼典的流变 |
| 第二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文本与流变 |
| 第三节 《大唐元陵仪注》的价值与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代帝王治丧之礼 |
| 第一节 治丧礼仪 |
| 一、初丧之礼 |
| 二、既丧之礼 |
| 第二节 告哀使与赴丧人员 |
| 一、告哀与告哀使 |
| 二、赴丧人员与酬劳 |
| 第三节 服丧之制 |
| 一、宗亲服丧 |
| 二、诸卿服丧 |
| 第四节 小、大敛与皇道尊严 |
| 一、小敛与小敛奠 |
| 二、大敛与大敛奠 |
| 三、敛礼与皇道尊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代帝王治葬之礼 |
| 第一节 葬前墓地之选择 |
| 一、堪舆学与葬地选择 |
| 二、皇陵形制与特点 |
| 第二节 治葬礼仪 |
| 一、将葬筮宅 |
| 二、启殡朝庙 |
| 三、荐车马明器及饰棺 |
| 四、祖奠、遣奠 |
| 五、挽歌 |
| 六、葬仪 |
| 第三节 挽歌与政治隐喻 |
| 小结 |
| 第五章 唐代帝王祭祀之礼 |
| 第一节 葬后丧祭 |
| 一、虞祭 |
| 二、祔祭 |
| 三、小祥、大祥、禫 |
| 第二节 皇陵祭祀 |
| 一、皇帝拜陵 |
| 二、公卿巡陵 |
| 第三节 庙祭荐享 |
| 一、庙数与祔庙之争 |
| 二、享祀与告庙之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图表目录 |
| 附录二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
| 附录三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
| 附录四 唐代帝陵位置分布一览表 |
| 附录五 唐代皇帝陵庙损坏史料钩沉表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5）“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概念界定与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一)关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二)关于东汉士人与孝宣政治的相关研究 |
| (三)关于东汉政治的相关研究 |
| 第一章 政治内核与中兴建构:“孝宣情结”的缘起 |
| 第一节 孝宣政治的内核 |
| 一、“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思想 |
| 二、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制造汉宣帝:西汉中后期时人对汉宣帝形象的层累建构 |
| 一、谶纬与祥瑞:汉宣帝在位前后的形象建构 |
| 二、谥号:汉宣帝身后的形象建构 |
| 三、汉宣帝以降的中兴形象建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兴重构与政治回归:“孝宣情结”的发展 |
| 第一节 东汉前期汉宣地位的重构 |
| 一、建武十九年的政治重构 |
| 二、《汉书》对汉宣帝中兴形象的塑造与定型 |
| 第二节 孝宣政治的回归 |
| 一、“柔道”与“霸王道杂之” |
| 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治转型与中兴呼唤:“孝宣情结”的分化 |
| 第一节 章、和二朝的政治转型 |
| 一、尚宽的皇帝与严苛的官吏 |
| 二、外戚、宦官的崛起 |
| 第二节 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与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一、东汉中后期所面临的困境 |
| 二、东汉士人重建孝宣政治的尝试 |
| 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重生与功用流变:“孝宣情结”的异变 |
| 第一节 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与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 |
| 一、建安前后的东汉政局 |
| 二、魏蜀创业君臣的选择:孝宣政治的部分回归 |
| 第二节 谶纬异象与汉魏嬗代 |
| 一、两汉间孝宣谶纬异象的功用流变 |
| 二、“冠石之祥”与匹夫裂土 |
| 三、“字成木叶”与汉魏禅代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五凉异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异象”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异象论的源与流——以灾祥为中心 |
| 第一节 早期中国的异象论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的异象论 |
| 第二章 异象与五凉君主神圣性的塑造 |
| 第一节 诞载之异 |
| 第二节 形貌之异 |
| 第三章 异象与五凉统治正当性的建构 |
| 第一节 瑞物 |
| 第二节 鸟兽之瑞 |
| 第三节 草木之瑞 |
| 第四章 异象与五凉政治演进 |
| 第一节 异象与政治斗争 |
| 第二节 异象与政权败亡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北宋庆历时期正统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探究思路 |
| 第一章 正统与正统论溯源 |
| 第一节 正统释义 |
| 第二节 庆历以前的正统之争 |
| 第二章 庆历时期正统论兴起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危机的加剧与儒学复兴 |
| 第二节 社会变迁下的史学发展 |
| 第三章 庆历时期的正统论 |
| 第一节 传统天命观的扬弃与正统评判标准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正统谱系的重新排列 |
| 第三节 正统传承的时间特征 |
| 第四章 庆历时期正统论对史书编纂的影响 |
| 第一节 正统与史书体例 |
| 第二节 正统论与史事撰述 |
| 第三节 史学和政治的分野与联盟 |
| 第五章 庆历时期正统论的特点与影响 |
| 第一节 特点 |
| 第二节 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与着作 |
| 二、论文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本文对“文化”的界定 |
| 第一节 学术界对“文化”概念的主要观点 |
| 一、何谓“文化” |
| 二、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概念 |
| 第二节 本文的具体考量 |
| 一、法与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
| 二、怎样通过文化的视角看待北魏法制的进步 |
| 第二章 北魏法制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376年以前)法制的演进 |
| 一、前北魏时期拓跋鲜卑的发展概况 |
| 二、拓跋鲜卑的习惯法 |
| 三、代国时期(315-376年)的法制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386年-476年)法制的演进 |
| 一、道武帝时期(386-409年)的法制 |
| 二、明元帝时期(409-423年)的法制 |
| 三、太武帝时期(423-452年)的法制 |
| 四、文成帝时期(452-465年)的法制 |
| 五、献文帝时期(465-476年)的法制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476年-534年)法制的演进 |
| 一、孝文帝时期(476-499年)的法制 |
| 二、宣武帝时期(499-515年)的法制 |
| 三、孝明帝及其以后(515-534年)的北魏法制 |
| 第三章 北魏法制的生产生活方式因素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形态 |
| 二、原始生产生活方式下法制的简陋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狩猎业和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
| 二、掠夺经济不可或缺 |
| 三、农耕经济逐渐占主体地位 |
| 四、关于北魏修长城 |
| 五、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法制的巨大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的生产生活方式 |
| 一、孝文帝等帝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
| 二、俸禄制的确立 |
| 三、均田制的确立 |
| 四、农耕经济更加巩固 |
| 五、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对法制的根本性影响 |
| 第四章 北魏法制的政治文化因素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政治文化 |
| 一、拓跋鲜卑独立意识的勃兴 |
| 二、代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官制及政治文化 |
| 一、道武帝时期的官制 |
| 二、明元帝时期的官制 |
| 三、太武帝时期的官制 |
| 四、文成帝、献文帝时期的官制 |
| 五、北魏前期官制和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
| 六、北魏前期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对北魏官制和政治文化的改造 |
| 一、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的背景 |
| 二、太和十五年(491年)的官制改革 |
| 三、太和十七年(493年)的官制改革(前《职员令》) |
| 四、太和十九年(495年)的官制改革 |
| 五、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的官制改革(后《职员令》) |
| 六、孝文帝进行官制改革和引进士族门阀制的原因 |
| 七、孝文帝改造下的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四节 宣武孝明两朝的政治文化 |
| 一、宣武帝时期政治的腐败及其政治文化 |
| 二、孝明帝时期吏治及政治文化的严重腐朽 |
| 三、宣武孝明两朝政治文化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五章 影响北魏法制的社会文化因子 |
| 第一节 前北魏时期的社会文化因子 |
| 一、拓跋鲜卑民族原始而质朴的社会文化 |
| 二、宗教信仰:萨满教 |
| 三、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二节 北魏前期的社会文化因子 |
| 一、统治者对儒学的提倡与儒学教育的发展 |
| 二、儒家伦理道德观逐渐向社会浸润 |
| 三、佛教的兴盛及与道教的斗争 |
| 四、北魏前期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孝文帝朝以后的北魏社会文化因子 |
| 一、相当程度的儒家化社会伦理出现 |
| 二、新型学校的创立与儒学教育的广泛推行 |
| 三、佛教愈加兴盛 |
| 四、统治集团与社会上层文化核心因子的完全汉化 |
| 五、社会文化因子对法制的决定性影响 |
| 六、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标志性案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有关“三不朽”研究的历史回顾 |
| 一、古代有关“三不朽”的阐释与应用 |
| 二、现当代对“三不朽”的研究 |
| 三、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目标及策略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目标及策略 |
| 第一章 “三不朽”观念的缘起及发展 |
| 第一节 “三不朽”——一个在中华文化圈中“经久不废”且影响巨大的观念 |
| 一、“三不朽”概念的诞生 |
| 二、“三不朽”概念通过《左传》得到广泛的传播 |
| 三、“三不朽”对中华文化圈精英成员的价值观念及理想追求产生了深刻影响 |
| 第二节 现、当代对“三不朽”观念的研究 |
| 一、在价值观研究框架内对“三不朽”的研究成果 |
| 二、在社会历史研究的框架内对“三不朽”的研究成果 |
| 三、在文化研究的框架内对“三不朽”的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三不朽”的传统阐发及当代解读的局限性 |
| 第一节 对“三不朽”内涵传统阐述的分歧 |
| 第二节 传统对“三不朽”三者的价值排序的分歧 |
| 第三节 “三不朽”的现当代解读的缺陷及提出的问题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用于理解“文化常言”的一个当代话语/修辞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修辞”、“话语”、“文化常言”:本章所涉几个基本概念的工作定义 |
| 一、修辞 |
| 二、话语 |
| 三、“话语”与“修辞”的重合与区分 |
| 四、文化常言 |
| 第二节 昆廷·斯金纳的“文化词汇”观 |
| 第三节 理查德·罗蒂的“终极词汇”论 |
| 一、词汇的偶然性 |
| 二、权力机制与价值 |
| 三、价值概念与价值词 |
| 四、终极词汇 |
| 第四节 从价值到价值阶:凯姆·帕尔曼跟“文化词汇”生效机制相关的一个修辞视角 |
| 一、帕尔曼的“新修辞”理论 |
| 二、价值、价值阶与话语互动 |
| 三、诉诸普世受众与受众的价值观念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重新认识“三不朽”及其相互关系 |
| 第一节 从”德”、“功”、“言”到“立德、立功、立言” |
| 第二节 “三不朽”作为一个整体所承担的文化功能 |
| 第三节 价值阶与“三不朽”在具体语境中的生效机制 |
| 第四节 “三不朽”价值阶与修辞目的 |
| 第五节 话语/修辞视角下对“三不朽”中“立言”的再审视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当代话语与修辞视角下曾国藩“三不朽”的新解读 |
| 第一节 被扶上“三不朽”神坛的曾国藩 |
| 第二节 被打为“奴隶代表”的曾国藩 |
| 第三节 曾国藩《讨粤匪檄》与“立功” |
| 一、构筑了认同与区别 |
| 二、构筑了权威和合法性 |
| 三、构筑了正当性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与旨趣 |
| 二 “宗族”与“宗法”——相关概念解析 |
| 三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 |
| 第一章 论西晋庙制中的太祖位 |
| 第一节 西晋庙制与太祖位问题 |
| 第二节 定太祖位的政治用意——以大宗之争为线索 |
| 第三节 六亲庙序的设定与取消——以泰始封王为视角 |
| 第四节 强本抑末——大宗一系的最终确定 |
| 小结与余论 |
| 第二章 小宗承统——东晋的太祖虚位与琅邪封国 |
| 第一节 东晋小宗承统的礼法问题 |
| 第二节 太祖的虚位与改置 |
| 第三节 琅邪王的转封与入继 |
| 小结 |
| 附:东晋庙制示意图 |
| 第三章 继统失序——刘宋的宗王出镇与皇族相杀 |
| 第一节 重宗室与别亲疏——兼论宋武庙制 |
| 第二节 宗室相残与幼子出镇 |
| 第三节 宗王相争与孝武限藩 |
| 第四节 宋主猜忌与致乱根由 |
| 小结 |
| 第四章 重构宗法——以梁末乱局为背景的考察 |
| 第一节 侯景之乱中的萧梁宗室 |
| 第二节 梁初宗法秩序的构建——兼论萧顺之太祖位问题 |
| 第三节 宗法的松弛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论北魏皇族的宗法形态 |
| 第一节 再论北魏“两太祖”问题 |
| 第二节 北魏太庙制度略考 |
| 第三节 孝文帝改王爵之制与定宗族之属 |
| 小结 |
| 第六章 宗族官与诸侯、庶妃庙制 |
| 第一节 两晋南北朝皇族的宗族官 |
| 第二节 由汉至晋——诸侯庙制的转折 |
| 第三节 两晋南北朝庶妃庙制之起源与流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南朝中央监察制度研究[D]. 沈雷.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3]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4]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D]. 吴凌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孝宣情结”与东汉政治[D]. 田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五凉异象研究[D]. 张勇健. 兰州大学, 2020(01)
- [7]北宋庆历时期正统论探析[D]. 王富贵. 兰州大学, 2020(01)
- [8]北魏法制演进的文化因素[D]. 齐盛.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9]“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一个价值阶 ——“三不朽”的当代修辞与话语理论再解读[D]. 李瀚铭.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两晋南北朝皇族宗法形态研究[D]. 张帅. 山西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