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改革体制研究

一、税费改革体系的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指出

王露^[2]（2020）在《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文中提出十八届三中全确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覆盖范围最基础的地方,也是我国政府最能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政权组织。乡镇治理的效果好坏关系着我国能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本文主要探讨了当前作为城乡结合部的X镇,在乡镇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新时代背景下乡镇治理的现实路径。第一部分对乡镇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研究,首先了解清楚乡镇治理的内涵:乡镇政府作为国家行政系统的主体,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其次是对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进行梳理。第二部分主要从纵向时间线索对X镇的乡镇治理进行梳理,理清在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时间段我国乡镇治理的发展历史,分析了在全国乡镇治理的背景下,找到X镇在各个历史时期在乡镇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在新时代时期,分析X镇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问题分析原因。首先是X镇在机构设置中的合理性,政府充分带动村支两委并与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创新社会治理新模式。其次在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存在着管党治党向基层不够延伸、服务需求供给不够精准和治理体系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不够。最后是乡镇政府对于乡镇青年人才保有量不够这四个问题。其主要原因在村两委班子建设、现代化治理方式、多元化治理的欠缺以及人才吸引力不强。第四部分主要是从提高干部素质,优化队伍机构;创新治理模式,丰富服务供给;“三治融合”加强乡镇治理能力和完善激励机制,预防青年人才流失这四个方面对X镇在乡镇治理过程中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本文结合重庆市南岸区X镇乡镇治理现代化实例,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逻辑进行研究,希冀在城市化进程中,为加快推进乡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政策思路。

郜清攀^[3]（2019）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农民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升级。而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却愈益无法满足农民群体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要。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农业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同时,也为当前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新要求,使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认识水平上升至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农村社会交互作用的关键节点,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枢和纽带。乡镇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者、协调者和践行者,不仅负责各项具体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落实,而且决定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发展方向和总体水平。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对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农村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现阶段,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内容结构性失衡、服务供需脱节以及服务效能滞后,成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的制约因素。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从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意义出发,以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为依据,系统分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现状及能力不足表现的考察,从不同视角探析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加强基层政府改革的实践经验,以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对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等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由五章内容构成。第一章,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详细考察了政府、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等概念。基于乡村振兴的概念、内涵与基本要求,全面考察了新时代新矛盾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渊源、现实依据、时代背景及其意义。并从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提供和生产分离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从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以及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第二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指标体系的分析。基于“要素构成—内部结构—外显结构”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维度系统考察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结构,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要素条件的检视,深入透析了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与其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之间的互动机理。在此基础上,以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目标和理念为指导,从静态（结果）和动态（过程）两个维度设计了一套用以测量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三章,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运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三个方面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在不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进行系统考察。立足于实证分析的成果,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质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基于当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困境,从政府职能定位、财权与事权关系、考评机制、供给方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系统阐释了造成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的深层次原因。第四章,对国内外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改革实践与经验启示的分析。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结合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实践,详细探讨了国内一些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集约化、市场化、民主化、信息化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践,以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例,从政府向市场放权、政府之间放权、政府向社会放权三个维度,系统考察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服务市场化、分权化、社会化改革等领域的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上述实践在政府组织机构改革、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政府间权责划分以及社会组织培养等方面对现阶段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启示。第五章,以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发展理念为指导,明确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和基本原则,进而从乡镇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人才队伍建设、服务供给机制、服务供给模式等多个层面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出针对性措施。第三部分是结论部分,从整体上对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概况、总结及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显结构。内部结构是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本身所凭借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外显结构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服务结果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社会保障服务能力、文化教育服务能力、生态环境服务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公共安全服务能力。从服务过程来看,包括乡镇政府的民意聚合与甄别能力、资源获取与配置能力、公共决策和执行能力、监督问责与评估能力、民意诉求回应能力。第二,影响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要素条件包括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策略性要素四个方面。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是通过乡镇政府的体制性要素、制度性要素、主体性要素以及策略性要素的有机结合和共同作用,将政府潜在的权力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各种资源转化为政府各种外显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第三,通过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现状的分析可知:从服务内容来看,首先,医疗卫生条件、养老保障服务、公共卫生安全以及污水治理属于基层群众最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的领域;其次,道路交通、基础教育、合作医疗保险属于基层群众比较关心,同时也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强的领域;再次,在水电气供给、社会治安、生产安全、贫困救助、农田水利、垃圾处理、自然灾害防治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良好;最后,在法律援助、失业救济、公共文化、环境绿化等领域,基层群众的需求不显着,同时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表现较差。从服务过程来看,乡镇政府在民意聚合与甄别、公共决策与执行、监督问责与评估、对民意诉求的回应等方面的能力表现尽管较为平衡,但普遍偏低,在资源获取与配置方面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第四,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在:一是公共服务供给总量和规模不足,二是服务内容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三是乡镇政府对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模糊清晰,四是服务供给脱离农村基层社会的实际需要,五是乡镇政府应对基层群众服务需求升级的能力不足。究其原因,制约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制性因素包括乡镇政府发展定位不明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绩效考核与评估机制不健全;主体性因素主要是指乡镇政府服务人员的结构不合理以及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欠缺;策略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单一。第五,针对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路径,应当以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为目标要求,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促进城乡统筹融合发展为基本原则,逐步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体而言,一是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二是完善以服务为导向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三是加强乡镇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四是建立群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五是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服务供给模式。

杜坤^[4]（2016）在《非税收入预算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税收入是我国政府收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统观近些年来的财政数据,可知非税收入的增长呈现出非常规无序发展的态势,甚至在有些地方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度超过税收,成为维系地方政府运转的“血液”。不过,此种局面并非财政收入的常态,亟需遏制本应作为补充政府财力的非税收入野蛮生长。通常认为,对非税收入的规制应当从征收、管理与支出三个层面进行,预算与支出管理的“缺位”与“不到位”始终是阻碍非税收入规制的绊脚石。新近修葺一新的《预算法》对非税收入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例如全口径预算、限制财政专户、明确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非税收入在复式预算体系的定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预算法》对“野蛮生长”的非税收入立法回应,意味着对非税收入规制从重视“征管层面”修补向关注“管理与支出层面”的深刻转变。尽管《预算法》发出将政府所有收支纳入预算的“最强音”,这只不过是在规制非税收入的漫漫长路上跨出的第一步,不代表非税收入问题的完美解决。总体上可以说,对非税收入预算的规制既是《预算法》的重心所在,又是《预算法》不容回避的软肋。不彻底的分税制引发地方政府对非税收入的过度依赖,催生非税收入的蓬勃发展。作为“政府钱袋子”的预算理应要有所作为,“如何捏紧非税收入的钱袋子”毫无疑问成为预算法必须回答的问题。非税收入预算重要不等于对非税收入预算规制就完美无憾。事实上,控制非税收入预算不但需要科学完备的法律规则,更需要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配合与协调。然而由于授权立法在非税收入预算条文中的大量应用、行政机关内部非税收入预算运行规则的缺失以及立法机关监督法律规则的不完备,例如尽管新预算法肯认了全口径预算,将政府所有收支都纳入预算之中,由此按照不同收入形式的具体特性构造出复式预算体系,但复式预算在内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和重叠;对非税收入的定位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加之人大预算审批的虚化与弱化等等。非税收入预算规则的刚性有所减损,最终出现“看似有规则,但有效性欠佳”的尴尬局面。寻求非税收入预算规制的有效路径需要回归到真实的财政预算世界。以预算权配置的基本格局为线索,以非税收入预算流程为指引,将非税收入预算划分为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与立法机关监督控制两大体系,将财税法的“控权”思维植入非税收入预算在行政机关内部制约环节与立法机关监督环节,形成两大板块之间的耦合,以期改善非税收入规制的境况。有鉴于此,本文遵循“界定对象—揭示本质—价值考量—问题检视—制度完善”的逻辑脉络,界定非税收入预算的概念、归纳非税收入预算的特征、发展历程、理论根基、价值诉求,结合我国财政实践中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问题进行探讨。通过论证非税收入预算法律关系,立足于行政与立法机关预算权配置与非税收入预算的流程,梳理非税收入预算管理的立法与实践,提出构筑和完善非税收入预算法律体系基本构造的设想。最后,反思非税收入预算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以及立法机关监督体系的“中国图景”,提出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流程强化和统合非税收入预算行政机关内部制约法律体系,从“信息—对话—强制”维度整合与增强立法机关监督控制,以期对强化我国非税收入预算有所助益。按照这一基本思路,除导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五章探讨非税收入预算法律问题。第一章为非税收入预算范畴界定。界定非税收入预算概念范畴是首先应回答清楚问题。第一部分解读非税收入概念。非税收入概念不仅是探究非税收入预算的逻辑起点,也是非税收入类型化的前提。主要是厘清非税收入与税收的区别。第二部分是对非税收入预算概念和法律特征的分析。非税收入预算是对一般公共预算中非税收入部分、政府性基金预算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总称。非税收入预算具有法定性、层级性、效率性等特征;第三部分归纳非税收入预算历史与现实,主要是对计划经济和转轨时期的非税收入预算管理梳理。重温历史与规整现实是规范非税收入预算的重要步骤,在历史和现实的叙事中探寻非税收入预算症结之所在。第二章为非税收入预算的理论阐释。本章对非税收入预算的相关法学理论进行阐释。第一部分是整合非税收入预算法律关系。在公私交融的背景下以往法律关系权利义务说已无法全面厘清非税收入预算参与者之间的权力与权利配置。在反思分析法学范式下的预算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借用“法权中心主义”的“权力-权利”一体分析框架重新整合非税收入预算法律关系。第二部分是回答非税收入预算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预算民主与预算法定是非税收入预算存在必要性和合理性重要依据,是构造非税收入法律体系的理论基石。第三部分回答创设非税收入预算的终极目标。没有目标定位的制度设计,只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左顾右盼,非税收入预算既是“政府的钱袋子”,又是社会公众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的管道,透射出国家财政权与私人财产权之间微妙关系,因此将平衡两权关系定位为非税收入预算的终极目标。第三章为非税收入预算法律体系基本构造。本章以非税收入预算权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配置为指引,构造出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与立法机关监督体系。第一部分是非税收入预算法律体系构造标准的设定。以非税收预算权力配置作为构造非税收入预算法律体系的基准,根据《预算法》的规定,行政机关掌握非税收入预算的编制权、执行权,而立法机关则拥有非税收入预算的审批权和监督权。以此为理论的基点,将非税收入预算的法律体系划分为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和立法机关监督体系。第二部分是分述非税收入预算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主要涉及内涵、功能定位、实然情况等。第三部分是分述非税收入预算立法机关监督体系,主要涉及法律含义、功能定位、理念选择以及实然情况。第四部分则是对非税收入预算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与立法机关监督体系二则之间关系的探讨。事实上行政与立法体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是立法机关监督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同时立法机关监督体系反向作用于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倒逼行政机关不断完善非税收入预算的编制与执行。第四章为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路径。本章从分流归位、权力配置以及控制手段三个层面优化非税收入预算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第一部分简要分析行政机关内部制约体系存在的问题,如税费改革的进度缓慢、非税收入类型化有限、非税收入所有权归属摇摆不定,预算管理权划分不细致、预算控制手段不健全等。第二部分是对非税收入的分流归位。针对非税收入的体系庞杂的特征,有必要通过“减法”的形式对非税收入进行分流,在分流之后,对剩余的非税收入按照生成的依据将其归纳为依据公共权力、公共产权和其他类型三类。第三部分分析非税收入管理权在行政机关内部的分解与配置。在将凝结在非税收入资金之上的权力细化的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按照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原则进行分配。第四部分是对非税收入控制手段的强化与提升。按照非税收入预算内部“编制—执行—稽核”的流程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梳理,提出从部门预算编制、深化收支两条线、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以及财政部门的绩效评价等建议。第五章为完善立法机关监督体系。立法机关对非税收入预算的监督与控制是预算法的题中之义,如何完善立法机关的监督是本章的重要使命。第一部分提出以“信息—对话—强制”作为分析非税收入预算立法机关监督的分析框架。三个分析要素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关联,只有在充分掌握非税收入预算信息的前提下,立法机关才能与行政机关平等对话,而且之后经过详细的询问、质询,立法机关才能动用手中的预算审批与监督权,对政府的非税收入预算草案进行规制。第二部分是分析非税收入预算中立法机关预算监督所面临的困境。包括预算信息所有权观念偏差、预算信息不完整、预算信息实体和程序规则缺失、人大对话能力有限、对话制度保障有限、预算权力配置不合理、预算修正权、分项审批权、资金拨款权尚付阙如。第三部分是优化立法机关获取监督的信息途径。包括理顺预算信息的归属逻辑、落实非税收入预算的全面性与详尽性、完善政府提供预算信息的法律规则。第四部分是完善立法机关预算监督的对话制度,主要包括修复人预算询问权、增设预算公开听证制度。第五部分是赋予立法机关实质性权力,主要包括赋予人大预算修正权、完善人大否决权的救济机制以及创设独立的立法审计机关。

陈玉龙^[5]（2015）在《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文中提出手买与价值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古老却又没有定论的命题,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解释这个问题,公共政策评估亦不例外。在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历程中,这个问题经历了激烈的思考与争论,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一度成为公共政策评估的主流思想,纯理性的评估追求也极大地推动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发展。但是随着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深入与细化,价值缺失所带来的问题和隐患开始显现,“价值回归”以及“事实与价值统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相融合的评估思想已经获得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从单一理性模式到多元理性模式的耦合成为公共政策评估发展的潮流。可是,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实现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融合?对于公共政策评估中的各要素如何进行结构性安排?怎样最客观地实现价值评估?……这些现实中存在的难题成为了限制公共政策评估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本文正是以这些亟待解决的理论或实践问题为逻辑起点,将研究主题聚焦于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的融合,聚焦于构建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以事实评估和价值评估的融合为逻辑主线,以“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现路径——案例分析”为研究路径,本文在梳理总结国内外公共政策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演,提出了将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并且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估,验证了该框架的普适性和可操作性。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本文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1）构建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突破了哲学上的探讨,根据公共政策的回溯性,以公共政策目标为联结,本研究构建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框架,实现了经验与规范的统一。该框架遵循先“事实”后“价值”的评估路径,以政策目标为中介,实现由“政策效果——政策目标——政策价值”的反推,在理性事实评价的基础上进行非理性的价值判断,将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串联起来。（2）建立了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路径。在理论分析的指引下,形成了完整的公共政策评估路径,将公共政策评估分为3部分,分别是政策目标提取、政策目标效果测度和政策整体绩效价值判断。通过这样一个路径赋予事实评估与价值评估可操作性,对政策价值、政策评估主体、政策目标、政策目标群体及政策评估方法进行了结构性安排,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元模式的困境,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3）促进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融合。以往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的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研究,并且运用定量评估手段的文献不多。本研究在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将内容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政策论证、多属性效用分析等方法引入到公共政策评估系统,形成了公共政策评估方法的集合,提高了公共政策评估的效度,弥补了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在实证领域的缺陷。（4）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从事实与价值两个维度进行了绩效评价。依据前文所建立的公共政策评估模式,选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缺。本研究在确定公共政策目标的基础上,以回应性、公平性和发展性为价值指导,从事实和价值两个维度对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第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回应了农民的利益诉求,显着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并且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具有明显的时间持续效应；第二,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没有很好地满足公平性价值要求,原因是制度设计上追求形式的绝对公平反而导致了实质的不公平,并且地方政府的选择执行和变相抵抗阻碍了执行过程的公正严明；第三,农村税费改革导致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这种财政上的风险透支了地方和农村的发展潜力,为地方和农村的长治久安带来隐患。

王胜子^[6]（2014）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党的十七大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进一步将现阶段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锁定在“五有”之上,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必须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为农村改革指明了航向,改革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发力,将给我国农村发展带来新的期待。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薄弱,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加速推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构建较为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大量阅读有关农村公共服务的文献、相关报道、论文及着作,并通过对比国内外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现状,对本论题有了整体的认识。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包含的内容、性质及特点,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并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进而对国外代表性国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经验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本文将从六个部分进行研究与论述:导论:也是本文的绪论部分。在本章首先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阐述。其次,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其中对本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最后,对本文的创新之处、难点进行了阐述。第一章: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相关理论。在本章中首先界定本论题相关概念,对公共服务及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及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关理论,通过对相关理论的概括与总结,找出本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第二章:社会转型中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本章中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历史进行了回顾。通过分析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政策及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为下文剖析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做铺垫。第三章: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现状。在本章中,本文主要从七个方面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进行了阐述,并以三个研究样本为研究基础:主要分析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体系现状、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服务体系现状、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状、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现状、我国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现状、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现状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现状,本章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第四章: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本章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在存在的问题中,主要阐述了体制机制缺陷、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失衡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影响。第五章:国外代表性国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经验借鉴。本章结合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代表性国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主要分析其农村公共服务均衡化的供给模式及实现路径,以及其值得我国借鉴的成功经验。第六章: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对策思考。本章为全文的总结与概括部分,对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希望本研究可以为完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我国农村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整体演进,在这个进程中既有发展的机遇和空间,也存在许多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难题。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农村新制度的产生、陈旧观念的改变以及各阶层利益的调整都提出了新的课题。探究如何变革传统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并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乃至整个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值得思考并研究的问题。

狄金华^[7]（2011）在《被困的治理 ——一个华中乡镇中的复合治理（1980-2009）》文中指出本文以一个华中乡镇为田野研究单位,以该镇近三十年的公共物品供给、纠纷调解、信访治理等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治理规则为切入点,展现和理解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转型的特征。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一方面允许地方性规范存在,并借由地方性规范来实现乡村治理,但同时国家又逐步推动公共规则下乡（典型者如“法律下乡”）,促使公共规则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主导规则,由此形塑了乡村治理的“复合治理”实践形态。近三十年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本质上亦是国家不断压缩地方性规范正当性、推进公共规则在乡村社会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性规范实践的组织基础、权威基础亦随之被消解。结果是国家的法治塑造了一部分人借用法律的名义来破坏乡村秩序,进而造成乡村社会的失序。这种法律治理是扭曲的法治。换句话说,这样的乡村秩序不具备法治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是“无公德的法治”。在分田到户之后,随着农户利益开始独立化以及村庄共同体边界的消解,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总是不断地寻求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正当话语的混乱为其工具性地利用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来建构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机会,这使得其能有效地摆脱各种规训,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之中。税费改革之后,河镇乡村治理的困境因为治理资源的缺失以及治权的丧失而被进一步放大。河镇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纠纷调解以及信访治理的困境正是这-治权丧失的写照。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河镇的乡村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既不是简约治理下的传统共同体秩序,也不是法治所维系的现代法理秩序,而是复合治理实践之下的乡村秩序。第二,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农民通过有选择的情境建构与引入规则,使得乡村治理因为规则/话语的混乱而陷入种种困境。第三,当前复合治理实践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到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中才能够获得很好的理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通过推进公共规则下乡,使乡村社会地方性规范的差序性被打破,进而使得既有的规范等级体系发生混乱,造成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袁静媛^[8]（2010）在《燃油税费改革实施效果研究 ——基于对河北省的调查》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济。税收政策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完善中的税收制度及相继出台的新政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新一轮税收制度改革的一部分,燃油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施燃油税费改革有利于规范我国国内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和秩序,清费立税,体现公平,积极推动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燃油税费改革对我国经济社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发展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关燃油税费改革的可行性与政策制定问题的研究已相当多,各方学者分别从法律、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等多角度对燃油税费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有从各国燃油税政策对比分析中寻找我国燃油税征收启示的。海南省燃油附加费征收试点的经验也为我国燃油税费改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但由于政策出台时间不长,有关燃油税费改革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在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燃油税费改革政策的实施情况对改革效果进行研究。本文从燃油税费改革的实行现状出发,对全国燃油税费改革执行情况以及河北省的改革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概述,并通过实地调查对石油企业、公交出租公司、客货运企业改革前后的经济行为进行了研究,以探寻改革对这些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本文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机动车私家车主进行了调查访问,由收集到的数据和个人观点来研究燃油税费改革对个人汽车消费行为的影响。通过以上研究,得出燃油税费改革还需不断完善的结论。燃油税费改革在调整税费结构、筹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方面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调整能源使用结构,促进节能减排方面则有待改进。本文通过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剖析,提出了完善公路建设与养护资金筹集机制、农业用油补贴制度等方面的建议,并从调节消费层面入手,认为制定道路使用税等新税种对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张娟^[9]（2006）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研究 ——以江苏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政策评价是在政策运行过程不同阶段都需要的重要工作内容。但长期以来，人们专注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很少关心政策实施后的效果评价。政策评价是我国政策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政策制定中这种现象不仅在一般政策过程中普遍存在，在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过程中也存在。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几年来取得了什么效果，有无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政策的实际效益和效率如何，较少进行评价。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成为开展本研究的初衷。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新政策大量出台和实施的情况下，也有必要科学诊断政策效果，为下一步政策走向提供依据。由于政策评价在中国是个较新的学科，当前还没有评价农村政策所需的、相对系统的理论支撑，也缺乏科学规范的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国外对政策评价的研究虽然比国内早，但大多集中于公共政策的评价领域，由于国情差异和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其评价标准、模型、方法等还不能直接用于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在与农业有关联的政策评价方面，因各学者的出发点、注重问题的角度以及各地的具体情况不同，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的差异很大，其评价结果也大相径庭、悬殊较大。国内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实际工作的同仁对税费改革政策的内容、运行过程、政策缺陷、运行效果等进行了一些研究，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素材和分析基础，但总体上缺少严谨的分析、尤其缺少理论升华，所以对整个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运行情况就无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本研究在借鉴政策评价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分别从政策学、公共经济学等层面探讨了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的理论基础，阐述了农村税费政策的内容，从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各种文件中提炼出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目标（税费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同时提出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机制以及配套改革等三个政策次目标来完成减轻农民负担总目标），界定了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的概念与作用，梳理了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的不同类型。本研究围绕税费改革政策目标，建立评价框架，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并进一步系统地构建了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的指标体系。本文以江苏的税费改革为研究对象，利用江苏省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提供的各方面数据，结合对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典型调查，围绕政策目标，分别对农村税费政策、利益调整政策以及配套改革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AHP分析方法对税费改革的综合效益进行评价。文章最后总结了税费改革实施效果偏差及其偏差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出税费改革政策实施效果偏差最终的“两难”，分析税费改革政策目标差异，并提出建立税费改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税费改革配套政策以及深化农村税费制度的政策建议。税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表明，改革后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了，负担减轻。农村税费制度显示了消除针对农民的税负身份歧视，表达了整个社会税负公平的理念和趋势，也就是政策的实际效果也和政策的意图基本相一致，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基本成功。从农民负担的组成部分来看，各部分减少的程度不相同：农村税费政策后农民合同内负担减轻；合同外的“三乱”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存在；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未发生实质性的下降；农民负担的平等性下降，税费减免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调整各方利益政策效果的评价表明，税费改革调节国家、集体和农民利益机制的路径是通过减少基层政府的收入，增加农民收入，而非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则用转移支付的形式给予部分填补，但这种路径的经济效益为负数，效率也不高。税费改革政策调节了改革各主体的利益，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府收入减少，税费改革政策给了农村基层政府财政运转状况一个揭示机制，改革前期减少的是基层财政收入中的自筹资金，后期减少的是农业税收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税费改革政策给基层政府运转依靠自筹资金（增加农民负担）维持运转以揭示机制，也给基层政府发出发展当地经济维持正常运转的预警；改革前期村级组织运转难，后期已经基本能保持正常运转；改革期间农民负担减轻，收入增加，农业生产边际成本基本保持不变，即减少负担额对江苏的农民收入来说占比太小，减轻农民负担并没有调动江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使农民长效、持久增收增效需要用其他政策来启动。配套改革政策效果的评价表明，由于县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江苏对基层组织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部分地消除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反映上级政府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服务准则，体现财政的再分配功能，使不同地区能够保证获得基本水平的公共服务，履行政府的资源配置和稳定经济职能。但在实施过程中部分地区的转移支付还不能全额按时到位，存在层层截流等；机构改革难以真正到位，分流人员大都是从行政编制变为事业编制，基层政府的人员经费并未真正减少；以县为主的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体制改革政策明确提出取消面向农民征收的农村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体现了国家作为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主体的理念，同时也体现出农村基础教育纯公共产品性质，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缩小不同地区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实现区域内的教育资源初步均衡，促使教育朝着均衡化的方向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劳动力公平竞争提供了新的平台，标志着农村基础教育正朝着符合经济规律和教育规律的方向发展。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部分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仍以乡镇为主甚至以农民为主，农民的教育负担比较重，教师工资难以全额准时到位，基础教育负债增加，有的地区出现教育危机，税费改革政策也给农村基础教育负债运行以揭示机制，对政府付出随时应付危机出现的预警。利用上述三个方面的评价结果，结合改革取得的社会效益，运用多目标分析模型分析税费改革后综合效益，结果表明，综合效益值比改革前提高，但江苏的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改革的综合效益不同。苏南地区改革前、后综合效益值都比较大，但改革效果欠佳；苏北地区改革前、后综合效益值小，改革的效果好；苏中地区综合效益及改革的效果居两者之间。基于上述评价，本研究在对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分类。第一类是基层财政收入减少、农村基础教育投入下降。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是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减少实际也是财政收入减少的结果，因而第一类是基层财政收入减少。第二类是部分地区基层行政机构改革、人员分流不到位甚至出现倒流。第三类是面向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并未明显减少、针对农民的“三乱”虽然有所减少但依然存在，转移支付不能全额、按时到位，存在层层截流等。剖析了上述问题之间的关系得出：第一类问题的出现是伴随着税费改革政策实施出现的问题，是政策设计不到位造成的；第二类问题的出现是税费改革政策中的配套政策不到位造成的，与第一类问题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三类问题的出现与第一类问题、第二类问题都有关，第一、二类问题是第三类问题的原因。税费改革政策实施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是财政收入减少运转“难”，精简机构人员分流“难”，本文称之为“两难”。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确实减轻了，但目前的状态是处于动态平衡当中，因为基层财政运转难、精简机构分流人员不到位等影响增加农民负担的因素未从根本上根除。只要基层财政运转难、精简机构分流人员不到位等情况依然存在，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就会下降；只要转移支付不能全额、按时到位，面向农民的“三乱”就难以清除，行政事业性收费就不会明显减少。上述研究是围绕税费改革政策目标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效果与政策目标出现的偏差，反衬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目标还不是很科学，税费改革政策目标中还存在目标差异，需要进一步调整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统一政策目标。论文在最后提出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和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建议。建立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完善配套改革政策，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要注重制度性政策创新、目标性政策创新以及工具性政策创新，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卢洪友,吴俊培,刘京焕,骆勤,刘穷志,刘华海,朱进,程瑜^[10]（2006）在《《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治理研究》总研究报告》文中研究说明2006年3月29日 1.引言1.1为什么要研究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治理问题（1）"一品两制"、"一纵两横"非均衡财政制度安排与基层治理困境。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中国各级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我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分治制度安排,这其中就包括对城乡居民税费负担分摊、公共品分配与消费以及转移性支付在城乡居民间的"二元"制度安排,我

二、税费改革体系的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税费改革体系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非税收入预算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被困的治理 ——一个华中乡镇中的复合治理（1980-2009）（论文提纲范文）

（8）燃油税费改革实施效果研究 ——基于对河北省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研究 ——以江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税费改革体系的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新时代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以重庆市南岸区X镇为例[D]. 王露.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研究[D]. 郜清攀.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非税收入预算法律问题研究[D]. 杜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1)
• [5]基于事实与价值的公共政策评估研究 ——以农村税费改革政策为例[D]. 陈玉龙. 浙江大学, 2015(10)
• [6]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研究[D]. 王胜子. 东北师范大学, 2014(01)
• [7]被困的治理 ——一个华中乡镇中的复合治理（1980-2009）[D]. 狄金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
• [8]燃油税费改革实施效果研究 ——基于对河北省的调查[D]. 袁静媛. 新疆财经大学, 2010(07)
• [9]中国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评价研究 ——以江苏为例[D]. 张娟. 南京农业大学, 2006(06)
• [10]《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治理研究》总研究报告[A]. 卢洪友,吴俊培,刘京焕,骆勤,刘穷志,刘华海,朱进,程瑜.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2005年研究课题汇编,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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