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完善水利基础档案的看法

一、改进基层水利档案工作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王美^[1]（2021）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承袭清末的基础上,破旧立新、中西融合,随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充实、完善,推动了高等教育的近代转型,保障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存续发展,实现了功能与价值的合一。本研究基于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程的回顾,呈现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与其政策制定及实施过程相互制约与促进的样态,并累积了特殊时期高等教育政策革新与完善的历史经验。本研究以一种找寻与回溯的历史视角,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了系统考察,结合全面与局部高等教育发展概况,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展现了高等教育政策内容要素变化和政策运行过程,让色彩斑斓的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图景生动地铺展开来,从动态中去把握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轨迹与特征,阐释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从而为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着眼于挖掘民国历史的大格局之异,与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关联,侧重分析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社会背景,从政治局势的杌陧、经济形势的起伏、文化运动的洗礼,以及教育轨迹的转换四个方面展开。其次,按照回溯性的政策分析方式,根据高等教育政策的基本组成要素分类,对办学政策、经费政策、学科与课程政策、招生与考试政策、教员与学生政策的演进轨迹进行深度把握。在纵向深描政策变迁的同时,又以横向的视角,来透视不同阶段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内容、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并将高等教育政策的要素变化、地方应对、大学实践、校长活动穿插起来,构成一个动态、丰富的叙述结构,使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过程得以真实的复原呈现。再次,聚焦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进程的关键之处,分析影响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内外因素,从外部因素来看,包括社会诉求的不断牵引、知识分子及教育团体的持续呼吁、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变化等;从内部因素来看,涉及权威集团理念的转变、议案审议方式的变化、目标群体价值偏好选择的差异等。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回应性与适应性的变迁。与此同时,归纳凝练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利益逻辑。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演进呈现出“工具本位”的政策价值取向不断强化、政策内容体系日臻完善与成熟、政策施行手段逐步多样化等重要的历史特点。其背后的利益逻辑则主要是利益群体矛盾调和的分期变化、利益群体价值博弈的纵向映现以及政策利益与代价之间的成本考量。最后,审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所呈现的先进性与局限性。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在新潮与旧浪的冲击下流变绵延,一直在努力谋求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适当融合,不断通过立法建设来规范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同时,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演进,是铺陈理想与务实选择的产物,其生命力既来源于预先的理论准备,更扎根于实践中的丰富与拓展。但回溯历史,对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审慎的考量后,发现其也有局限性。如高等教育政策数量与质量的不匹配、政策设计与政策执行的阻隔、“行政决策”与“学术决策”沟通与协调的非一贯性等。探赜索隐、以史鉴今。本研究将目光投射到那段逝去的历史中,通过多层面、多角度对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分析,得出一些现实启示,即在当下高等教育政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一种辩证视角和开放心态,既坚持高等教育政策的国际化视野,又要积极建构中国化坐标,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建设,兼顾高等教育政策的“质”与“量”的双重效益,靶向高等教育需求精准施策,完善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并合理定位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使当下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与发展能够真正助力“双一流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王力^[2]（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陕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周秦汉唐等王朝都在陕西建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种“特别关系”。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而来,东南沿江沿海各省始变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点”。陕西僻处内地,“陕西似无足重轻也”,但陕西为西北门户之所在,有着国民党势力、陕西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前夕还有着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而不同于国民党中央完全控制的省份。其地位被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在内的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也被民国时期的各派军阀所觊觎。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呈现阶段性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由国民军冯玉祥系控制的过渡时期,由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控制的稳定时期和西安事变后由孙蔚如控制的整理时期。文章第一章总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省制改革和陕西省的政局变动和省制改革,陕西的省制进程与南京中央政府规划的省制改革时间表相比较,具有滞后性。究其原因,陕西省处于国民党中央政府控制的核心区域和边际地带之间。第二章分析了陕西省政的演变过程,经过十年的发展,陕西省政的结构形成了覆盖全省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第三章分过渡、稳定和整理三个时期,理清各执政陕西人物对陕西省政的管理。第四章讨论了陕西省政的地位问题,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等能影响全国政局的人物和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等陕西执政人物都对陕西省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加之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也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于陕西省的关注。总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陕西省政是极其重要的,陕西一省的省政问题发展到1937年,竟然引起了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西安事变的发展,可见其特殊和关键。望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的陕西省政,能描绘出这十年陕西省政的发展脉络,以期基本揭示出省制设计“应然”与陕西省政实践“实然”之间的深层逻辑,为我国现正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镜鉴。

邵祥路^[3]（2020）在《《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育与民众》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于1929年5月创办的期刊。其创立之初,便秉承着以研究民众教育之学理与实施方法,而求于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宗旨,集结了当时民众教育界的领军人物,汇集了优秀的编者和作者。不仅率先刊登国外民众教育理论,传播先进民众教育建设思想;更对国内民众教育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其对民众教育的研究可谓执当时民众教育期刊之牛耳。《教育与民众》期刊在民众教育兴起之初,便通过与平民教育、社会教育作比较,进而明确其概念、内容。并将教育内涵归纳为两点,为政治教育、民生教育。更对民众教育的两个基本实施机关——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进行详细探讨,分别指出民众学校的招生、年级编制、课程设置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概括了民众教育馆的组织设施,探讨了其改革和出路问题。最后设立专号,探究民众教育对于社会生产和地方自治的作用。目前学界对《教育与民众》的研究,尚处于薄弱阶段,专门介绍《民众与教育》的着作尚未出现。现有成果多是聚焦于期刊的某一点内容,成果零散,研究方向尚未全部展开。因此,《教育与民众》中有关民众教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探讨空间与价值。本文以《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理论的研究为课题,在借鉴先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学实证法为据,概括并分析了《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的研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目前的研究现状,为下文作铺垫。第二部分对《教育与民众》创办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也详细介绍了《教育与民众》的作者、编者和栏目设置。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了《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概念、目的、实施机关、作用的探讨。第四部分是结语,简要分析《教育与民众》在民众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价值与不足。

王松^[4]（2020）在《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为立国之本,重农思想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山东自古为农业大省,农业生产关乎华北乃至全国稳定。研究山东农业近代化,对认识中国近现代农业史、经济史、社会史和传统三农的现代化转型,揭示转型历程中的时代性与过渡性质,具有理论意义;对梳理近代化历程起源与节点,廓清近代化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给中国近代化以准确历史定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凝炼农耕文明精华,探寻“乡村振兴”,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实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关照作用。本文使用民国时期史料汇编、报纸杂志、人物文集、回忆录和地方史志等原始史料,尤其是发掘征引了各类馆藏官方档案,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对山东农业近代化进行了动态考察。并拟定从“新旧动能转换”视角,抓住从“西”到“东”和从“旧”到“新”历史发展趋势,以“变”字为关键,着力研究1860年到1937年山东农业改良的内容及发展过程。运用专题研究等手段,以时间为序,横向上以农业机构、农业科学技术、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业政策等方面为基点,呈现山东农业近代化的重点和特点。随着近代外国入侵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山东农业在中西文化、制度、观念等方面的互动中发生了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第一,科学化。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的选种、种植、施肥、采集等技术并逐渐推广以提高产量。落后的生产方式其影响虽未能完全消除,但随着时间发展,使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山东农业不可动摇的趋势;第二,体系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出现供销一体的现代生产模式,这一特征在乡建运动中尤为突出;第三,机械化。清末新政以来,山东新式农业机械开始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工具,西方农业机械的引进逐渐成为一种潮流。纵观整个民国,虽然由于时局、技术等问题,机械化影响还未广遍农村,但其进程从总体上一直持续,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农业机械化打下基础;第四,商品化。随着卷入国际市场,山东农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专门化生产,农作物商品率进一步增加。在此过程中,山东农业近代化进程既对其作用,又受其影响。这一关系同列强侵略、国家主权等因素相糅合,最终构成了山东农业商品化发展的复杂面相;第五,开放化。近代山东农业开始突破省级联系的局限,与外国对接,从而使得山东农业得以面向世界。第六,观念上的开放。由于农业科学宣传和新式农业教育的影响,山东民众从最初敌视、畏惧外国群体与科学,逐步过渡到有保留的接触,最终积极引进、运用并宣传西方农业知识,并努力探寻适合山东发展的农业近代化方式。总体来看,山东农业近代化是从旧到新的过渡性变革。从农业法规、部门设置、教育制度的频繁变动到农业发展路径的激烈争论与主题变化,表现出时代性与不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此外,由于农业发展规律与外国干涉的影响,山东农业近代化分期较为明显。山东农业近代化始于外国传教士来鲁;清末新政开启了山东农业近代化的自主尝试;20世纪20年代起,山东农业发展路径不再单一借鉴日本发展模式,开始有意识的师法欧美。至韩复榘主鲁,山东农业近代化呈现出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局面,显示出山东农业的深入发展。山东农业近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山东农业领域对传统体系与制度的逐步批判,自此山东的小农经济格局得以进行改造;其二,它代表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山东经济领域的影响。农业利权与农业发展间关系,成为近代山东政府与社会共同探讨和努力完善的对象;其三,从保守到开放,昭示着山东逐渐融入近代世界农业体系;其四,从传统农业走向近代化,显示出山东农业的巨大潜力;其五,山东传统农业精华在近代化过程中能与时俱进,其生命力及潜力,有力地证明了山东农业能够在近代历史巨变中走向新生。农业近代化乃至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尽管由于国际国内形势、体制、经济等原因限制,山东农业发展不甚彻底,但能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无疑是近代山东的卓越成绩。山东农业近代化,在中国近代山东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杜俊奇^[5]（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袁亚丽^[6]（2019）在《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学界对近代以来青海历史,多数仍侧重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文化变迁、民族贸易等历史问题的宏观研究,对于农村经济中的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缺乏微观的实证分析。青海所处区位的特殊性,自然地理生态的多样性,人文环境的复杂性,但是已有成果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青海经济发展的地理、人文、空间等特殊因素,忽视了近代制度变迁及国家经济政策对青海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民国青海经济研究来说显得较为零散、不成体系,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间。青海农牧兼营的经济特点,使得农村经济、农业耕作技术、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农村市场等许多问题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有相一致的地方,但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本论文以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从农业经济、畜牧业经济、寺院经济及农村市场等问题入手,对青海农村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青海在行政区划上变动较大。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实施的背景下,为青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并进入缓慢的现代化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20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民国政府西北开发和抗战大后方建设政策出台,随着青海行政建制的不断完善,广大牧业区开始了有效的县治建设,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第二,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口进入近代以来最快增长时期,这是人口增长有别于同期其他省份的一个显着特征。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又带动了耕地面积的迅速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同期全国其他省份。并且人口和耕地增长的速度呈正态分布,人地关系呈缓和之势,学术界流行的“近代以来人地关系紧张”的观点并不适合当时的青海地区;第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人口和耕地的迅速增加,为农业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基本的条件。20世纪四十年代新式农贷的出现,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持,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在畜牧经济的补充下也得到相应提高。与学术界观点“近代以来农业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的观点不相一致,表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第四,畜牧业经济也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在国民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畜牧管理、繁殖、兽疫防疫等方面的一系列工作,逐步开启了畜牧事业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畜牧贷款的发放,对于逐渐衰落的青海畜牧业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振兴作用;第五,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青海农村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牧业区以寺院为中心建立起了农牧交易的中心点,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固定市集和城镇,对广大牧业区经济的交换提供了良好平台。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欠发达的状况下,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市集成为牧业区商品交易和民间贸易的主要场所,这也是青海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又一个显着特征;第六,以畜牧产品为主的手工业和市场交易成为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特色。农牧经济的互补性特点,畜牧业对农业经济的超强依赖性和强劲的需求,成为手工业产品和市场发展的直接动力。20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官营商号,对传统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有所冲击,使得货币化程度有所提高,市场的多元化成为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张宏华^[7]（2019）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模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仅培植了抗日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贡献,而且在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文化生活和社会规范中均注入新内容,基本上展开了一次完整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试验,其内容在与原有乡村社会本色的交织互动中或急或缓地改变着华北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民众,创造着一个新社会。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亦为新中国成立后全方位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与改革积累了经验教训。本文以中共党史与乡村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运用详实的史料阐释了中共领导根据地乡村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以及根据地乡村社会变化的“实相”,力求展现历史发展过程中鲜活、真实、曲折而丰富的内涵。论文以回顾抗战前夕的晋察冀乡村社会状况为起点,从自然条件、政治生态、农民生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勾勒了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展开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对晋察冀根据地乡村社会管理、民生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规范进行了历史考察。在根据地传统的乡村管理中,中共这一现代政党组织的全新介入,使乡村社会管理发生了质变。中共作为外来组织力量通过推行新的方针政策、改造乡村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而实现了国家意识向乡村的渗透。根据地乡村议行合一的行政体系取代了旧有的宗族、鬼神系统;选举政治的实践和新型社会组织的创立,使民众开始有效参与乡村社会管理;底层农民成为乡村社会领导层中的新兵,创新了乡村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根据地乡村的民生建设围绕民众生产生活展开,通过发展生产、变革生产关系、调整利益分配、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形成新的乡村利益整合机制,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根据地教育、报刊、大众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新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亦随风潜入,无声地进入农民内心。根据地乡村社会规范在道德、生活习俗、法律和社会风气四个层面实现着革新。在残酷的战争与紧张的革命中,上述种种变革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张力: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外来组织力量与地方不同势力之间的博弈、中共革命追求与农民现实诉求之间的距离、政策制定与实践推行之间的落差、有限资源与更大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都对中共局部执政和目标实现形成挑战。在此过程中,中共通过整党整风的路径以使自己的组织队伍与乡村的社会实际耦合,几乎在每一项工作中都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学习,使基层干部这一党与乡村沟通的中介更符合党的要求和期望,使党员干部群众领袖能够既领会上级要求又契合本地实际推动工作,使政党意志真正深入乡村;乡村政权在实践中不断整理整顿、持续改造,克服种种政策上的、制度上的以及干部作风方面等新情况新问题,使基层政权在与既有乡村权力权威的较量中提升效率、完成任务、实现使命;各种文化载体、社会规范中政治内容的充斥、宣传鼓动激励等手段的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相互交融均强化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效,加上利益的驱使促动农民尤其基层干部追随中共的政策指向,有力地减缓或化解了相关矛盾,使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在战争革命中深入向前推进。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建设催生了乡村社会的现代性因素,逐渐将根据地塑造为一个既不同于国统区又不同于传统乡村的新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现代性最薄弱的乡村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的成功探索。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中共处理全国执政中的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虽然今日之中共非昨日之中共,今天的乡村亦非昨天的乡村,但今天的中共仍需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的成效促进发展,以改革的成功巩固执政地位,今天的乡村乡民仍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路途,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面临的主题主要任务与当年并没有质的不同,只是具体内容的程度数量的差别。吸取根据地乡村在政党介入中的整党整风、政权建立中的整理整顿、政策制度出台实施中的调整调适以及乡村建设中社会管理、民主民生、文化教育、社会规范和社会风气全方位系统变革的经验,对新农村建设大有益处。

何辰波^[8]（2019）在《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涌现出一批乡村建设人物,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活动,对于缓解民国严峻的乡村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3年7月13日,江西农村改进社万家埠实验区在安义县万家埠成立,以王枕心为首的乡村建设人员试图通过改良的方式解决当时江西农村贫、愚、弱、乱等问题。1937年8月20日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王枕心辞职投身抗战,被迫停止他的乡村建设活动。本文以民国时期江西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背景,以王枕心为研究对象,对王枕心的生平进行梳理,并提炼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总结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评析其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成就与不足,探讨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从而获取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首先为绪论,介绍了笔者的选题缘由、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以及文章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接着将王枕心的生平分为研修农学、上下求索,五年乡建、躬身实践,抗战救国、迎接解放三部分,本文利用档案等材料对王枕心的生平经历进行介绍。随后提炼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王枕心在借鉴他省经验的基础上,以恢复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完善农村组织、发展农村教育为两翼,针对当时中国农村普遍贫、愚、乱、弱的基本问题,以惠农、智农、聚农、强农为法宝结合自身乡村建设实践,逐渐形成了减税惠农,促进生产;办学智农,改进教育;培干聚农,推进自治;联众强农,增进合作的乡村建设思想。而后总结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实践。王枕心从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文化教育卫生三个方面推进他的乡村建设实践,采取了推广信用合作、成立群众组织、完善农村医疗等措施,改善了万家埠地区的乡村面貌。然后对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进行评析。本文分析了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所具有的四大成就,也指出了其所存在的两大不足。最后为结语,探讨了王枕心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的意义以及对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启示,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江西,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活动改善了万家埠地区乡村的面貌,培养了一批乡村建设人才,并在江西开创了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为日后江西的乡村建设活动提供了参考和借鉴。同时,王枕心所主张的从供给侧调整农村的生产;大力推行智识教育;完善保障措施,吸引人才主动下乡;经验与信息共享,放眼全国统一布局等策略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带来启示。

孔晓明^[9]（2018）在《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文中指出《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主要采用历史发展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自19世纪中叶发轫,经过近百年的曲折发展,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在这近百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由官方在高等学校中推行的训育训导制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曲折发展、最后又从有到无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程。从清末民初实施学监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训育制度正式在中国各级学校实施推行;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加强,训育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落实;30年代开始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制以应对训育制实施中的问题;30年代末期为了进一步解决训育制的问题以及导师制实施中的问题,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训导制度;1949年伴着中国大陆的解放,中国近代训育训导制也开始走向消亡。训育训导制,是指实施训育和训导的教育制度。具体地说特指中国近代高校为满足国家政治需要,为培养学生具有当时社会所需要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等,兼有训练、说教、灌输、指导和管理等集于一体的教育制度。研究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是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窥一斑而知全豹”。近代中国高校训育训导制度作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中国近代高校学生管理和德育等方面具体的教育管理事务。研究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近代高校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总结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实施中的有益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从而发现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特点,以此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特征。因此,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了解其过去、还原其历史,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揭示高等教育的特性和规律。关于这个问题,前人已经有过一些研究。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较多关注中小学训育,而较少涉及高校训育制度;主要研究了训育制度,而没有系统研究训导制度,对近代中国高校导师制、训导制缺乏系统的研究。本论文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研究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特别是重点研究中国近代高校训育制、导师制、训导制之间相互关联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所以,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研究目的是揭示其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客观评析其历史特征及其影响,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更为客观地评价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进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论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查阅了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会典》、《清实录》等档案中关于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学监等档案资料;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查阅了中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法令汇编》、《训育法令汇编》、《教育部训导会议记录》、《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教育与训育的文书记录》等档案资料;台湾教育研究院档案馆主要查阅了《第一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二次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中华民国教育年报》、《教育部公报》等档案资料;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资料室主要查阅了《民国史料丛刊·文教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文献类编》、《师范学校训育问题》等资料;电子数据库主要是通过超星电子图书、读秀学术、上图晚清和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查阅了近代中国的训育制、导师制、训导制等相关主题的期刊与专着;外文文献主要通过EBSCO-ASP全文数据库、ERIC等电子数据库查阅了近代训育、训导相关期刊资料,在此基础上描绘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起源、发展、消失的演变过程。本论文认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训育训导制度,主要经历了训育制、导师制、训导制等三个演变发展的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从清末民初训育理论引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训育制度正式在高校实施;第二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是1927-1939年大专以上学校实施导师制,这一阶段高校训育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第三阶段大致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高校训导制实施。论文主要以高等教育目的论和制度影响因素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训育训导制度演变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影响因素。论文研究结论认为: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是出于培养符合当时社会统治者所需要的受教育者这一教育目的。高等教育目的论理论框架正是分析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为谁服务”这一高等教育目的,由此涉及分析到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高校学生、教师和实施形式。制度影响因素理论框架主要是分析制度演变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发展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等因素,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同时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独创,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解决中国近代高校训育问题而创造的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二是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训育制、导师制、训导制三个发展阶段。三是中国近代高校训导制的形成是基于训育制和导师制的有机结合,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基础上的升华。文章研究的主要创新和贡献是:描绘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发展演变的内部动因和外部影响因素,总结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时代特征和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消亡的原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代高校训导制的产生是基于训育制和导师制的有机结合,从而超越了原先的训育制和导师制,因此对于中国近代高校训育制度的完整发展阶段称之为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

唐湘雨^[10]（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改进基层水利档案工作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进基层水利档案工作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论文提纲范文）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论文提纲范文）

（3）《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论文提纲范文）

（5）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0）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改进基层水利档案工作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12-1949）[D]. 王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省政研究（1927-1937）[D]. 王力. 河南大学, 2020(02)
• [3]《教育与民众》对民众教育的研究[D]. 邵祥路. 扬州大学, 2020(05)
• [4]山东农业近代化专题研究（1860-1937）[D]. 王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民国时期青海农村经济研究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心[D]. 袁亚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 张宏华. 山西大学, 2019(01)
• [8]王枕心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研究[D]. 何辰波. 南昌大学, 2019(02)
• [9]中国近代高校训育训导制的演进及其时代特征[D]. 孔晓明. 苏州大学, 2018(07)
• [10]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标签：陕西高校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水利论文;